Author: wulb

【2006年9月24日狱委讯】因青海省赛宗寺事件僧人扎西坚参由于编辑《日月光泽》杂志，被中国当局认为涉及抨击政府内容，遭到拘捕。由于他在狱中健康问题严重，一月前获保外就医，但扎西坚参一直未获得自由。当局禁止扎西坚参回到寺庙，剥夺他作为一名僧人的自由。狱中作家委员会表示关注扎西坚参的健康及其宗教、言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  格西扎西坚参，1964年出生青海省安多地区。1986年到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赛宗寺出家。同年进图森云丹佛学院进修佛学，在他完成所有的佛学课程后，格西扎西坚参开始编辑《日月光泽》杂志，该杂志被认为涉及抨击中国政府内容。格西扎西坚参于2005年1月16日被拘捕，刑期至2008年1月。现保外就医，修养家中。

     近日，学者余秋雨在南京大学举办讲座时称，“男性的第一魅力是责任感”，他建议，为了打造男性的这种责任感，“毕业后不妨做一次干部”。这是有他的切身感受的：“为素昧平生的人的喜怒哀乐负责，是一种责任感的训练方式。”他在从事行政工作过程中，改掉了自己“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就是完全不顾及社会效果”。（9月22日《扬子晚报》）

　　应该说，余教授作为“当官”的过来人，现身说法，其观点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都是好的。应当承认，“当官”确实能够打造一部分男性的“责任感”。不过，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培养男性的“责任感”，因为任何一个行当要做好，都要求其有“责任感”，而不独“当官”这一种。可以说，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经历越丰富，越有利于其日后做学问。

　　跳出单纯的对错判断，余教授的话让我思考了这样两个问题：男大学生毕业后“当官”现实吗？“当官”之后就真的有责任感了吗？

　　先来明确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当官”容易吗？官是想当就当的吗（这里的“官”应该主要指公务员群体）？先看一下公务员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高达几十比一、甚至上百比一，就知道，当官是在“挤独木桥中的独木桥”———没有“高、精、尖”这些金刚钻，怎么敢揽“当官”这个瓷器活。“毕业后不妨做一次干部”，对大多男性来说，是何等的奢侈与高不可攀。

　　再看第二个问题，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潜规则是一些官员要“对上负责”，对领导负责，他们的责任就是“领导满意不满意，上级欢心不欢心”，而不是“为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操心”。同时，部分官员的贪腐问题一直是个顽疾。所以，说官员能够打造男性的责任感难免会遭到质疑。

　　男性、官员、责任感，这三个词似乎有天然的联系，官员多为男性，官员需要有责任感，男人需要有责任感。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明白，做有责任感的男性不一定要“做官”，培养责任感也并不是除了当官就没有更好的出路。

匈牙利总理费伦茨。久尔恰尼今年5月在执政党内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录音9月17日被媒体公开。久尔恰尼在讲话中承认，为了赢得选举，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向选民撒谎，谎报政府业绩。讲话录音公开后，要求久尔恰尼辞职的呼声骤然高涨，进而在全国引发了暴乱。

谎言是人类社会的致命毒药。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他就准备着犯下任何罪行。谎言腐蚀人们的灵魂，是其他罪行的开端，这就是为什么父母最痛恨孩子说谎的主要原因，这也同样是西方国家在法律中对说谎、伪证做出极其严厉的处罚的原因，即使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要为其当庭撒谎付出政治上的代价。

不过，个人说谎毕竟危害有限，比个人说谎危害更大的是政府说谎，其危害是所有谎言里面最大的。《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在古代就被看做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纽带，是社会关系的交集点；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各种规则全都是以诚信为根基的。以政府的名义撒谎，意味着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政府说谎，不仅欺骗了人民，也腐蚀了人民。因为政府谎言不但剥夺了人民独立认知和自由思考的权利，还使人民从政府那里学会了如何说谎。在那些谎言政治盛行的国度，政治伦理、社会伦理被破坏殆尽，说谎和腐败在某些社会里甚至成为一种习惯。前几天就听一位前辈说他们在捷克开会时被出租车司机收了相当于应收车费6倍的车资；笔者和朋友上个月在莫斯科也亲身遭遇来自警察的敲诈，听当地中国人说，此类事情非常普遍。这样的社会环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国家，说谎的政治家们也已经越来越觉得不适应了，他们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陋习已经受到了正面的挑战。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开始改变了——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谎言，虽然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对相互欺骗和被政府欺骗的境遇安之若素。

去年和今年，这些不耐烦的人民出现在西班牙、泰国、匈牙利等地，有趣的是，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刚刚从法西斯专制、戒严体制、军人独裁、极权主义体制下通过民主运动转型而来的。这第二轮的民主运动之所以产生，其共同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说谎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人民与政府渐行渐远，最终危及政府的合法性；而根本原因则是新一轮的政治权力分享和民主运动升级的要求。

确实，当一个国家或政府因为民主政治的不完善而导致精英阶层谎言充斥、腐败横行时，人民就必须登场了。当是时，他们已是政治变革和发展的唯一动力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和大众都选择沉默不语甚至认同腐败，那么，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清明就很难期待了。何况在匈牙利，人民确实有理由愤怒——说谎总理久尔恰尼除了拒绝下台外，还丝毫不以其行为和言论为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将那次讲话全文发表，并辩解说“谎言是整个匈牙利政坛精英的罪恶。”同时，他还对自己这段“激情洋溢的演讲”感到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但这种表态无疑是对那些心中突如其来地充满了正义感的民众的一种羞辱——不但侮辱了人民的感情，还顺便侮辱了人民的智商。于是，本来温顺的人民，因为领导人说谎而愤怒地走上街头去较真甚至变成“暴民”。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班牙去年的“3.11”爆炸事件中，阿斯纳尔政府因为支持伊拉克战争招来“基地”恐怖袭击，并且在爆炸事件发生后用谎言来隐瞒事实真相，引起全国性的示威浪潮，反对党更是声称“西班牙人有权选择一个不说谎的政府”，最后撒谎的政府在选举政治中惨遭失败。

我们看到的历史正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对政府说谎是犯法的，但政府对老百姓说谎却无罪”——这种精心维系的“谎言政治”迟早要被废除，想靠撒谎来谋求利益的人也必定会受到惩处，这种惩处可能是来自道德、舆论，或者法律，但也可能来自人民的直接行动。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回忆起美国前总统林肯的那句话：“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不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作者系广州学者）

     截至今年六月底，不计台港澳地区，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4.26亿，名正言顺地成为世界第一手机大国。近年来，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短信勃然兴起。开始是逢年过节用来传递问候、祝福之词，接着被普遍用来传递信息、沟通感情、表达意见、推动社交。去年夏天，就凭上海几位青年人借手机短信联络，产生意想不到的几何等级扩散效应，竟然发动组织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反日大游行。人们惊呼“拇指政治”时代的到来！

      手机短信比广播更快速，比电视更便捷，比报纸更互动，比计算机更普及，被人们称为“第五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目前，全国至少有6000万人以上使用手机短信，其中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年发短信数量在2500—3000亿条以上，标志着手机短信经济的兴起，每年产值在300亿元以上。由此，中国又理所当然地荣登全球最大手机短信消费国的宝座，无人可与竞争。笔者虽然年近古稀，毕竟平生与媒体结下不解之缘，所以也十分喜好手机短信这一新媒体。平日身备两部手机，与许多年轻朋友养成互通手机短信习惯，每月收发也达几十条。这样日积月累，居然也储存了几百上千条手机短信，其中不乏智慧创造、心灵迸发、机敏反应、幽默表达。据近年观察，“第五媒体”确有其显著特点，是社会采风的一个窗口，是民心民意的一种表达，是人们了解世态人情的一条途径。　
　
      为了让广大网众也能欣赏“拇指文化”的丰富多彩、斑驳绚烂，笔者愿借《观察星》一角展示一部分内容，以飨诸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对党风政风不正的辛辣嘲讽，虽有偏颇、偏激之处，却也不失其警世作用——　　

      “中央机关出一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官场日志：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　　

      “百姓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　　
 
      “官场之最；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最大的官——一把手；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组织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你要相信组织！”　

      “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谁；宣传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公务员素描：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社风不振，世态炎凉，问题丛生，以短信泄心中之怨气，寻社会之同情，以引起人们共鸣——　　

      “做人的难处：有钱吧，说你准变坏；没钱吧，说你真失败；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有情人吧，说你真坏；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　　

      “中年烦恼：职务不高，工资不高，血压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腰椎盘突出；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炒菜糊，烧饭糊，麻将不胡。”　

      “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批评老婆，她就乱跑；批评老公，他就乱搞；唉，麻烦透了！”　　

      “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领导强词夺理叫坚持真理，百姓据理力争叫无理取闹；领导握百姓的手叫关怀，百姓握领导的手叫巴结；领导做蠢事叫轶事，百姓做错事叫傻子；领导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　　

      “当代八乱：大棚把季节搞乱了，关系把程序搞乱了，级别把能力搞乱了，法官把法律搞乱了，公安把治安搞乱了，银子把官场搞乱了，事故把交通搞乱了，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CCT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会谈没有不圆满的。”　　
     
      “男女有别定律：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女人对男人往往朝思暮想，男人对女人往往朝秦暮楚；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拿手好戏是撒谎；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男人的幸福在于：她值得我爱；女人吻男人算是一种幸福，男人吻女人算是一种口福；当女人走投无路时她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当男人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做情人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心疼，做妻子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头疼。”　　

      “穷人富人论：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惟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工厂变歌厅，书店改酒楼，失业大军数百万，桑拿歌与酒。上面常来人，视察加旅游，小心陪侍别出错，工作有成就。世事多变幻，官场巧运筹，相互照应方便多，公酒交私友。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烦忧，哥们姐们再进一杯酒，泡完脚再走。”　　

      以往总以为西方人多幽默，东方人太严肃。其实，手机短信中真不乏民间的幽默，生活的诙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去年禽流感和疯牛病交叉流行时，出现一条令人喷饭的手机短信——　　

      “女记者问牧场主，牛为何得疯牛病？答：牛每天挤四次奶，每年交配一次。女记者不解，牧场主说：如果你每天被人摸四次乳房，而一年只准做爱一次，你会不疯吗？”　
　
      今年春节，在众多的新春祝词中出现两条把中央领导人名字纳入短信的祝词，富有幽默感和人情味，体现政治宽松、领导亲民的特色——　　
      “新年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恋情像李长一样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　　

      “祝福捧来黄菊，从长春出发，踏上罗干道，穿过贾庆林，趟过胡锦涛，经过吴官镇，越过温家堡，抵达吴邦国，向着你的窗口大喊：万事开门曾庆红！”　　

      不妨再录些幽默短信，以博大家一粲——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四清四不清：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局长与科长同乘电梯，局长放了一个屁，说是科长放的，科长说我没有放。不久科长被免职。科长不服，去质问局长。局长说，你连屁大点事都担不起，要你何用！”

      周瑞金（皇甫平）北京《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一直以来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结果，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帝国的惆怅》都显现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惟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的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向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处处显出高人一筹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的七寸之地，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而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而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帝国的惆怅》，易中天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定价：26元

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接着从《王云五大辞典》开始，到30年代中期《王云五小辞典》的出版，使中国文化的普及真正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50年代初，内地对四角号码检字法还有相当的认同，于是出现了在《王云五小辞典》上修订或者说重编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以后又多次修订。今天把历年出版过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放在一起，与《王云五小辞典》对比一看，真是感慨万端，几十年的文化沧桑尽在其中。

苏联、美国

王云五解释“苏联”这一名词：“俄罗斯的新国名，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简称，为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土跨欧亚两洲，原由十一个共和国组成，1940年又加盟五国，共计有十六国，面积21，352，572平方公里，人口180，000，000万人（1941年，新加盟的五国不在内）。”

在《四角号码新词典》里，同样一个国家就成了这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成立在1922年。横跨欧、亚两洲，面积22，300，000平方公里，人口210，000，000人，共包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首都莫斯科，是世界第一大国，一切生产资料全为公有，农业用集体生产方式，生产力飞速发展，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

到了60年代，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个词就成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位于欧洲的东半部和亚洲的北部，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首都莫斯科。苏联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最高权利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管理机关是苏联部长会议。”以后再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就不收这个词了。

对苏联是这样，对美国就更有意思了。王云五的解释：“北美洲的大共和国，面积本部7，839，000平方公里，属地1，627，400平方公里，人口本部131，669，275人（1940年）。”

50年代的解释：“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位在北美洲南部，是少数金融寡头专政的法西斯国家，面积约784万平方公里，国都华盛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动统治阶级为保持超额利润，挽救国内经济危机，阴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企图独霸世界，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魁首。”

60年代，中国人仇美的高潮稍减，这个词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位在北美洲南部，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统治的日益走上法西斯化道路的国家，面积9，347，717平方公里，国都华盛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动统治阶级企图独霸世界，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魁首。”

如果说对政治词汇的解释，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同，人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客观性较强的名词，也变来变去，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惑。

太平天国、义和团

王云五他们那一代人，在对历史的态度上应该说还是受到了好的训练，所以在他们笔下，你很难看到对历史事件的随意解释。他对“太平天国”的解释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洪秀全所建的国，定都南京，据有东南十余省，凡十三年（西元1851年至1864年），后为清朝曾国藩所灭。”这个解释对于学生来说是适当的，因为教育不是宣传。

《四角号码新词典》对于同样历史事件的解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这个革命，由洪秀全等领导，从广西起兵，下湖南、湖北，直达江苏，斗争普遍到东南各省，时间持续了二十八年（1850 1878年）。它并且提出了平分土地、男女平等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要求，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开始。”60年代的解释几乎一样。80年代的解释则强调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

王云五对义和团的解释：“清朝秘密会党，始于乾隆年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天津起事，倡扶清灭洋的主义，慈禧太后为其所惑，加以赞助，灭教堂，攻使馆，致酿八国联军入北京，而有辛丑年（公元1901年）的不平等条约。”50年代初，《四角号码新词典》的解释是：“清末的会党，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始斗争组织，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倡扶清灭洋说，发动反洋暴动。国际帝国主义借口联合进攻中国，叫做八国联军。义和团暴动虽然具有民族斗争的意识，但因为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终于失败。”

到了80年代，义和团又成了：“1899 1900年我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最先发生在山东省，后扩展到华北、东北各省，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后为八国联军、清军镇压而失败。”

比较王云五辞典和后来新词典的变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除了变化之处，还可以看出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而这一加一减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

　　用鼻孔吹箫的人
　　
　　每当读到诗人杨如雪的诗句：“你是这样一粒尘埃呵，须知世人再不能将你垢辱贬低。”我就总能弃掉一些令人沮丧的情绪，增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这时候又总是想起一个吹箫得人。那时，我正在一个城市里读大学，第一次远离家乡，也还没有遇到随意说话的人，孤独寂寞袭来得时候就自己远离校园，让市中心的喧闹来陪伴。
　　就常见那个吹箫得人坐在自己的寂静里，他把自己镶嵌在中心街道的拐角处，衣服蓝缕。他没有了双腿，身体粘在一个蒲团上，凝神屏气地吹箫。他微笑着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红光满面，被音乐所牵引，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卑微之处；他用音乐来支撑自己，维护着生命的尊严。
　　每天清晨，那个吹箫得人驾驶着双拐挪到这个街口，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他用自己的音乐公平的和人们换取着维持生命的口粮。他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用鼻孔来吹箫得人。有时候，鼻孔里的血会顺着箫杆滴下，随音乐的翅膀悲壮的飞翔，拍打这个城市，更给我的心灵以震撼和温暖。
　　那抑扬顿挫的乐音编织成一条五彩的河流，涤洗街面上喧嚣的尘埃。其实很少有人来理会这乐声，人们照例在路上各自奔忙着，连阳光和空气也在忙自己的。
　　只有那一杆箫倔强的表达着生命的真实和追求，在冷漠的空气里展开与世界的交流和嬉闹，仿佛几枝荷花盛开在污塘里，在爬满污染的风中舞蹈，唱歌。时而低沉舒缓，时而轻捷明快。“他是完全犯不上用鼻孔来吹箫的。”我默默望着他，心想：“他只要坐在街上行乞，脸上露出一点可怜相貌，总会有善良得人同情他。但他却用自己自得其乐得劳动抗拒着人们可能产生的怜悯，这才是一个高贵的生命所最应该具有的啊。”
　　每一次，我都没有勇气去靠近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只远远的用心灵来倾听他的音乐。这情景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却常常令我忆思起来；并促使我去堂堂正正的做人，自食其力的谋生，悠然自得的生活。
　　
——载于《中国校园文学》

　　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超凡脱俗
　　
　　生命在飞快地流逝，就象阳光下，一场雪的融化。在这一刻，我是想和自己说，别忘了，时间很宝贵。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好象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固执任性的写作，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和审美趣味，自信地自得其乐。让自己的精神自由漫游。
　　倾听音乐的说话和舞蹈，这堆生命绿色的火焰，沐浴我的心魂，常常叫我想起童年的笑和闹，想起亲人和朋友，以及一些面对环境和时间不甘就范的心情和思想。我微笑着，快乐着，被照料着，被感动着。
　　为了报答你，我想做一片完整的雪花，飘在冬天威严的掌心，一定做最好的，最完美的那一片；让你的喊声穿过桥去，寻找并拥抱我的期待。让我们相逢的泪水化作一粒粒露珠，唤醒春天或秋天的每一个早晨，更让你的思念化作一声声鸟鸣，趴在我的窗口，让我随时问候你一声早安或你好。
　　和一棵小草唱一首歌，和一条小溪一起为春天弹琴，给天空寄去一封信，勤奋地生活和思考，多么轻松自在！我和你在路上，这短暂的旅途里，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超凡脱俗，多么好啊。

——载于《星岛日报》副刊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民文革”的思想先行者，就英勇地批判过特权剥削。最近20余年的权力剥削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特权剥削的延扩与深化罢了。

据推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7000亿人民币。那叫极左之害。但总不能将贪污腐败也说成是极左吧，那样不但老左“万言书”的作者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极左不是筐。叫他们不左不右也显然不合适，那么，叫“新右”吧。大陆时代的国民党是老右，“改革”以来的共产党突变成“新右”，是从极左变来的，因为变得十分便利而爽快。考虑到六四镇压那样的残酷，说是极右也无不可。没有极，左右不相通，一旦登峰造极，左也好右也罢，就只有捞什么、怎么捞的分别了。

据专家研究，像中国这样严重腐败、多年高踞腐败前五名的国家，腐败金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相当于平均回扣率），那么到2000年底，我只按10%算，腐败金额也达到13万亿了。若按20%这个比例乘以2，就是26万亿了。2000年友人告诉我30万亿这个数字，我一时没想通，后来自己再一算当然有理由当真了。贪官们通过暴力（黑白合流）的、胡搅蛮缠的、明目张胆的、鬼头鬼脑的种种手段，够疯狂的了！这是否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一开始就不方便明说的联系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究竟怎样算腐败账才合理，不但我就是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的，因为1990年代每年“吃喝1000亿”（稍后吃喝又被“洗头”、“洗脚”、“按摩”等“养身活动”扩展延伸了）；“基建浪费1000亿”；“偷漏税1000亿”；“财政漏损1000亿”；“金融坏账几千亿”……这些数字我也都在报上见过。所以，究竟该怎样把腐败账算清楚，恐怕还得将20年来GDP总值，减去一些合理财政支出以后，才可以一步步推算出：“不知何处去”了的“黄鹤”，是多大的一只“鸟”。2006年有学者算出来共产党吃皇粮的人每年消耗财政10000亿，有当官的反对，说只有1500亿，说中央的预算就这么多。当官的昏了不是？预算的财政基本上只切分到县一级，不要说连中央政府各部位都每年被审计出来几十亿账外黑洞，县以下的大多数地方靠酷吏黑吃黑的捞，不是公开的秘密吗？更不用说2005年公房传媒披露出来的公款吃喝旅游等等，加起来高达9000亿，光是吃皇粮的挥霍浪费，还不算贪污，就达到20000亿了。这些钱哪一分是天上掉的、私人老板送的？还不都从老百姓身上捞的？（因为共产党连“纳税人”的说法都忌讳，那就只能说它捞了。）

已故诗人公刘先生曾撰文说，每年贪官在境外的“洗钱”数为100亿美元。没进入“洗钱”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据闻10余年来，尤其1990年代以来，去美后的同胞私人投资购置不动产的人数剧增——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把美国买下来，那叫实实在在的“东化、中化”。我担心哪一天，贪官们用钱将全部国有资产（绝对不超过20万亿）买下来，那是绰绰有余的——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几乎没花钱就“买”走了！我这岂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简直是以“匪盗之心度权贵之腹”了。真是恶浊，恶浊得无以复加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曾完成一项资本外逃课题的研究。据初步测算，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大约有480亿美元左右。说什么经济殖民主义，我看多谈谈经济卖国主义还差不多。脏钱放在境内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民众起来追讨浮财，当然是转移到境外安全。从这一情形论，说专制必腐败、腐败必卖国，我看也没什么不当！据知情人士透露，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假进口，有52%的进口报关单都是伪造的。不管资本外逃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中国的资本监管正遭遇它前所未有的挑战，看来已经是多年来的一个严酷事实了！

我的一位本家樊纲认为，从短期看，加强资本监管没有错，也略有小用，但加强监管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想办法卡住资本外逃，而根本的问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资本正常的流进流出。首先是要加大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其次是改革投资体制和企业制度，对合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汇率制度也要调整。这位经济学家说得很专业，但这样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办法一旦实施，也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合法非法，私有财产一律保护，只怕是资本外逃如江河入海了。当然按照暴富集团的意志继续滑行，也就是“新右秩序”得以巩固、扩展，任谁也没有办法。2005年中国出台了放宽私人携款出境的限制，何清涟女士当即撰文指出，这必然会给腐败资金的外逃提供方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博士则认为，一旦资本外逃的黑洞被揭开，它就不仅仅牵涉到资本。我来直截了当说：涉及到政权的合法性了！将来揭黑的盖子是一定要打开的。这方面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之后做得比较好，尽管东欧转型之前的腐败在中共面前只是小儿科。台湾呢，尽管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但旧国民党官僚权痞的财富黑洞还有待台湾民主进一步发展！当然，僻居台湾的国民党已经比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好多了，也是远远不能与依靠毛泽东的极权遗产为非作歹的这个党的。

1993年，深圳出现中国公有企业改制第一例，洞察秋毫的智慧学者秦晖先生，及时发表反对“中国式MBO”的第一篇英气勃勃的文章；1995年4月，原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卷巨款出逃菲律宾。这时，舆论界有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很多人把造成“于志安事件”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不能廉洁自律、企业内党的领导削弱、职代会不起作用等等。而良心型经济学家们则对此作出理性的思考，从体制上来找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于志安事件”是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不规范、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等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典型暴露。如将吴先生话中的企业表述成国家，我看中国资金外逃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一句话：即权力不受制约。

1995年之后，化公为私的“突飞猛进”是共产党内的腐败势力，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强盗运动。那以后，中国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丛林社会”了。工人们的工厂被一座座鲸吞，市民们的住房被一片片推倒，农民们的土地被一块块圈走，光是失地后的无业赤贫农民就达到了4000万……中国在呻吟中增长，也在鲜血中煎熬！

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救灾款被干部冒领了的一灾民时，那灾民连说：都怪我没出息，富不起来还老给政府添麻烦。我没做过记者，但这样的充满“草民”（借用《理念的枷锁》一书中的用语）意识的老农，我见过不少，实际上是被邪头欺负了还得陪邪头笑脸，外加几个自掴：“是我不好没出息，惹您费力了！”呜呼！这位灾民知道不知道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面对灾民的振振有词呢：“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马望德先生不肯说灾民这样的话，硬是扒出一笔刁民账来——10万亿元“等于中国每个国民被从钱包里掏去7600多元人民币”。灾民们要知道这样算帐，还会说自己受灾是没出息吗？共产党当官的不喜欢马望德先生算帐——算什么账？算了让我还你公道？算了让大家跟着跳？……《中国科学报》（1999年改名为《科学时报》）曾回眸1998年度说，这一年：先是几位省级干部被曝光，接下去是一大官僚小官僚，连亚洲最大的车站工程北京西客站也牵出来了，据说，涉及金额亿计。最让人关注的要算陈希同了，在对他公开审判前，一家报纸这样说，尽管我们不能为等着这一天而什么都不干，但仍能指望让此事成为败类们的一个噩梦。切齿之声，如闻在耳。……（引自1998年12月24日《中国科学报》鲁风 等文）

为什么“切齿之声，如闻在耳”？往最低处说的7600元，对数亿贫困人口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民心发生了什么变化，怕是存着最坏的恶意也猜想不到吧。

中国将来的命运无疑主要取决于90%以上受苦受难的民众，将如何对待腐败。不管权力集团内部如何苟合、争斗或者分化，也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发挥作用，大多数民众对腐败或者继续忍耐，或者终于不再默默忍受，并且一定要清算，总是这个社会无法绕开的基本情势！将来的问题必定是：如果没有旷日持久的混乱，清算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呢？是运动剥夺式的还是诉诸法律？清算会不会带来新的血腥？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单独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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