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隔岸观“火”看“倒扁”

就目前台岛政治局势看,倒扁运动肯定会伴随陈水扁任职尾期的全部历程。这是一场民主自我精神理疗的过程,也是民主健康发展的阳光运动与“扒粪工程”。由于这场运动的价值化“提炼”,施、陈二人的个人恩恩怨怨显得微不足道,民进党又大获胜算之筹:

其一,即便民进党有如国民党当年的分裂之举,也不会被彻底击垮,相反,它会使泛绿阵容更加壮大。同时,也有了与岛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备用棋子”。

其二,经历风风雨雨,民进党的“革命”色彩渐消、草根情绪渐去,进而执政党的素质更加提高。此中“微妙”有二:(1)一向口不择言、行事挺急的吕秀莲女士在倒扁浪潮面前变得沉稳起来,言必称备位,行必云遵宪,一位理性的亚洲顶尖级女政治家的形象俨然而出;(2)施明德代表民进党最后的草根气质经过前番的“壮怀激烈”

后,也变得理性起来,与静坐指挥群的签诺服从总部指挥。其三,明白无误在告诉在野第一大党搞好清理门户式的“廉政建设”已经完全超出了一党利益,而成为关涉全民的大事。这个近乎陈词滥调式的“无言之词”,已经给国民党设计好了必然应对的“阳谋”,即在大选来临之前如何处理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党产问题。一句话:仅仅造就马英九一个人的清廉形象是不够的。可以预见,随着倒扁运动软着陆式持续,岛内政治生态更加复杂化:

1、国民党内本土派会日渐上挺,有可能使“省籍问题”再次成为一个内部话题;2、非本土国民党派系势力为选举,要向基础雄厚的“绿蓝中间体”

妥协,这又无疑会刺激岛外一些势力的敏感神经。

3、岛内知识精英群体必然会进行超乎党派而专于职业的政治家出身问题分析。

关于第三点,可能被诠释为政党轮流执政初期的必然现象,也可能被内在地规定为某个职业群的特殊判定。作为律师出身(由草根蜕变为精英)的陈水扁,在应对危机的技术化处理上完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但是太过技术化的处理又造成了道德上的失分,进而,会使精英选民群体认为“律师当总统是个危险的事情”。无论台岛将来地位如何,即在统独问题消失后的实然定位如何,陈氏所受的教育中,中华文化的恶劣因素起了很坏的作用。

这个很坏的作用就是中国法家那一套: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对自己要“固位”,对对手要“恶名”而后“毁行”。

面对倒扁运动,陈氏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地应对了,以后的情况也不会有糟糕的突变,并将圆满履行本届总统职责。但是,他还是“玩过了火”──公开当年施明德在狱中写给蒋介石的求饶信,丝毫无损于施氏的形象,反显陈氏道德水准出了问题。[这封“求饶信”是施明德的前妻拿出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施明德──说它是陈水扁总公开的。──洪哲胜编按]

政治,确是个微妙的利益计算过程。

作为一位有战略研究资历的民间学者,我无意高抬“意气用事”的施明德,也无意贬低“游刃有余”的陈水扁,反倒为民主政治的公开、和平、理性而鼓掌。

明德喊好!

阿扁干好!

至于中国大陆呢,当一群模拟民主的自由知识分子吵成一团时,我同样对有法学背景的那些人产生了怀疑。如果大陆真地完全民主化了,我是不会把选举总统的票投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因为:

1、他们当中不少人因专制的迫害而患上某程度的精神疾病,他们不但不进行自我理疗,反过来狂骂任何轻微的批评。在本质上,这才是为专制辩护!

2、他们(包括那些“没病”的)过于相信技术性处理可以操纵一切,结果是失去了最低限的政治理性。

3、种种针对不同派别的个人攻讦,只不过是为渊驱鱼、为林驱鸟,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理性计算”,最后变成了“理性的傻瓜”

(此语出于经济学家亚约提。森)。

3、一帮饱读西方民主政治书籍的人无法跳上中华(恶劣)法制文化的最后一块井砖,一次又一次地纵身(当然是无法自控的坠入)

古代法家“欲毁其行必恶其名”的深井。

总的来看,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政治人物向台湾学习的地方还多。同时,通过对台湾政治的观察来反省自身的毛病,还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乃至于把几近残酷的“律师计算”转化成理性分析。

(2006年9月23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论坛

爱滋题材小说遭封杀 阎连科告出版社违约

大陆作者阎连科以艾滋病患者的遭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出版后,立即遭到有关部门的封杀,上海文艺出版社至今未按合同付作者稿费及承诺给艾滋村的捐款。日前,作者阎连科将出版社告上法庭。

根据合同,出版社应在该书出版后的3个月至1年内,分3次结清稿费,并拿出5万元援助作者进行实地调查的艾滋村的公益事业。

阎连科认为,这关系到艾滋病患者的利益和作者的声誉问题,因此到上海的法院状告出版社。法院将于下月开庭审讯。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有关人员表示该书“题材非常敏感,一出版即接到上级部门的命令:不得发行、不得销售、不得宣传。

因此,出版社立即停止发售,全国媒体必须遵照(新闻出版)总署的命令,停止对该书一切不管正面或负面的报道。“

谢有顺:文学是对存在的私人理解

    在这个媒体时代,文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不断扩版的报纸,铺天盖地的生活杂志,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等等,正在通过文字把读者训练成一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没有想像力的人,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是直接,明白,简练,实用,富于刺激性。文字的神圣性已经消失。这时,文学写作作为诉诸于文字和想像的艺术,就从过去那种非常重要的言说地位上撤退下来,成了众多言说中的一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每一个现代人都学会了从各种渠道获知自己所需要的资讯,哪怕是心理疾病或者内心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程式化的治疗和排遣得到矫正,他们再也不需要作家这种生活导师了,阅读日渐变成一种消遣。
    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值得他们关心的是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文学所表达的那个遥远的理想。
    许多作家开始失落,觉得这个时代亏待了文学——这种人往往有一个虚拟的参照,以为文学理应是受人宠爱的事业;他们还普遍留在社会代言人、启蒙者、真理的掌握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幻觉中,并轻易把文学没落的责任推给公众,认为是公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缺乏理想色彩才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这种思想完全是革命时代的产物。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市民社会的崛起首先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彻底打破作家的幻觉。作家需要面对这种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埋怨。文学从革命年代风起云涌的状态过渡到现在的冷静状态,对文学本身其实并无害处,它反而有利于使文学返回到更人性的状态之中。
    应该看到,作家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高贵,他们所知道的也不会比一般人更多,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局部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深入生活的核心时,也许生活的真相早已隐匿。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哀叹,真实在现代社会正在趋于梦想。
    从另一面说,传媒和科技的发达,使真实的客观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所谓的真实已经很容易就被篡改,并且可以做得天衣无缝。比如,民众很信任的电视片都是经过剪辑的——我们知道,电视片剪辑前和剪辑后可以是截然相反的效果;又如,前些年的电影《阿甘正传》,经过电脑科技的特殊处理,阿甘居然可以和肯尼迪总统握手,惟妙惟肖,没有任何破绽。以假乱真在今天已是常事。当客观的真相消失之后,文学的独特性就不再是发布时代宣言或引导别人认知人生真理什么的,它更多的是描绘一种状态,一种对存在的私人理解,如克里玛分析卡夫卡的写作时所说的:“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这句话对今天的写作依然有效。传媒时代里的写作真实,只能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因为真实的客观性瓦解之后,作家写作的信心不可能再建立在任何外部事物上,他所能挖掘的是个人内部的事物。今天的写作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此了:写作不再是凌空蹈虚,而是实实在在地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结盟;写作也不再是守护知识、观念、技术或形式,而是守护个人的内心经历这个时代时的经验与证词。——写作最后的自由,在我认为,就是从个人出发,恢复一切渺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
    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作为整体的文学十分悲观,但对作为个人的文学却充满信心。

“铁腕”普京与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不反抗也流血的警察统治

  无论叶利钦的辞职有多么潇洒,叶利钦时代毕竟是无可挽回的结束了。
  俄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喊出:“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克格勃出身的新总统普京,已经迅速地占据了俄国的权力巅峰。
  普京所扮演的铁腕形象,立即让一些经历过民主政治的俄罗斯人,和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并且相信稳定和秩序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看到了“铁腕”领袖和集权决策中所蕴藏的希望。
  于是,在我们这里,开始有人称普京“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位彼得大帝”,说“普京虽是克格勃出身,但从普京任代总统以来的言行判断,普京将比叶利钦更像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相信他将把俄罗斯引向和平、民主与繁荣。”
  然而,我们也在俄罗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针对普京宣称要使用“‘适度’的集权措施以打击不法行为和恢复俄罗斯国际地位”而发出警告:“不要诉诸于集权手段以图恢复俄罗斯国内的稳定及在国际上的威望。”;戈尔巴乔夫同时不无忧虑地问道,“他真能划地自限吗?”
  这里出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铁腕总统普京,到底会以“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的身份,保持并发展俄罗斯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还是将会以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稳定的执着和决断,而在俄国发动一次警察革命?
  ——普京现在使用警察式的治国方式,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还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其它的治国手段?
  ——普京正在谱写的,会不会是一首警察国家的叙事诗?!
  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俄国历史上的出现不是第一次;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它的出现常常是隐蔽的,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
  人们在谈论或研究某个专制国家时,更多的是谈官僚统治、谈军事镇压,但很少注意警察控制;人们常常勇敢地、或战战兢兢地指责公开的罪恶,却很少观察到秘密的戕害,很少能认识到这类政权最本质的存在,就是警察统治。
  警察统治对俄国历史有过深远影响——沙俄时代的“第三厅”曾经实际上主宰着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警察头子捷尔仁斯基、亚戈达、贝利亚都在幕后实际上控制着这个红色帝国;而20世纪80年代,俄国还实实在在发生过一次让世界无比兴奋的警察革命——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
  那就是著名的安德罗波夫时代和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式的铁腕改革……
  从秘密警察到总统宝座,普京是俄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如果对历史来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的话,那么俄国人用选票将一个警察推上前台,会不会把安德罗波夫的悲剧演变成一幕21世纪的现代喜剧?
  我们为什么会对普京的上台、或对普京铁腕治国方式的褒扬,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俄国有过那样一段警察造反和警察统治的历史;其次,正在今日中国进行的关于民主政治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还是强人政治?的论战中,后者似乎占据了更大的市场!
  为此,我们感到,在强调补民主一课时,首先补一补专制一课,或许更加必要。
  前些年,因电视片《天安门》中,有关“期待流血”的话题,引起海外学者及民运人士的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是89年5月下旬以来,如果学生们不再继续抗争,如果他们懂得妥协、懂得见好就收,那场流血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
  目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而且从海外到国内,从具体的对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的政治品质、道德责任的评价,发展对民主运动、对政治激情的讨伐;从呼吁理性、妥协、渐进,到对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呼唤……题目越来越大,评判的锋芒越来越尖锐,其结果是——
  那些消极的看客和玩文化、玩玄学的玩家,那些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资本精英,开始拍胸脯说,“当初我们就说过嘛……”;
  那些一直想当智囊、幕僚的文化“精英”,更加有了堂而皇之的钻营理由;
  那些为民主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人,一个个灰溜溜仿佛作了贼、犯了罪……
  于是,忏悔和检讨代替了战斗,于是,一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战士都为自己的功过作出倒三七开的评说……
  公开站出来为学生辩护的人很少,郑义是一位——他激愤地问道:“被指责得最严重的,是流血死人(仿佛流血死人,完全在于激进的学生没有撤离广场!——笔者),可不可以不流血?当然可以。不反抗就不会流血。”
  郑义的情绪和论点无疑会被划入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正被今天海内外许多文化精英说成是缺乏成熟的智慧、缺乏成熟的历史意识的毛头小伙子们的轻举妄动!
  笔者要为郑义一辩——他是一位非常有激情、非常有良知的作家,他曾经勇敢而深刻地揭露过“文革”中的暴行,但他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至少,就凭他会说出“不反抗就不会流血”这句话,就可以表明他的温和,表明他对这个制度的残暴性的理解仅仅局限在那些公开的罪恶方面。
  我要告诉郑义的是,在专制制度下,不反抗也会流血!
  写到这里,我加倍地感到,对中国人来说,补一补专制一课!着实必要!
  这是让人颤栗的一课,它将告诉我们,我们准备说服、影响,或准备妥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这是一节历史课,是克里姆林宫的警察帝国里,那些善于妥协、忍耐而决没有反抗行为的人的悲剧;在这节课里,我们看到帝国的臣民所苦苦期待到的,尽然是一场至上而下的警察革命。
  我们也在等待——等待经济的发展,等待中产阶级的形成,等待党内出现了一位具有权威的改革家后自然降临的政治民主;但在这节历史课里,我们看到的却是,那台运转有力的警察机器不仅压制民众的政治参与,最终还取代了名义上领导着它的党政官僚而自行运作,实行全面的警察统治……
  对俄国来说,以警察统治主宰国家的政治生活,安德罗波夫并不是第一位,他以前有贝利亚,谢利平,再以前还有亚戈达,捷尔仁斯基……这些警察头子都曾经让一亿多俄罗斯人民连同那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可以说,苏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反抗,也流血”的历史;苏俄的统治者与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一样,都有一个警察的灵魂。所以,我们很难用这篇短文完成苏俄的警察统治史。我们只想通过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来考证一下,时代的进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寄希望于铁腕领袖的强权政治!

●一场至上而下的一场警察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迅速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官僚警察统治逐渐加强了,秘密警察对社会生活的无形控制也并不比三十年代以来的公开控制差,而且规模、权限越来越大,难怪到七十年代苏联人把克格勃称为“帝国的秘密政府”。
  没有个性的勃列日涅夫,并不在乎党和政府的权力逐渐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喜欢的是表面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勃列日涅夫已变得头脑迟钝,连形式上的行使权力都难以做到了。
  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便加快了夺权步伐,要站到前台来公开地行使权力。
  警察头子夺权,在苏联史上已是第三次,前两次,贝利亚和谢利平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安德罗波夫能成功吗?
  安德罗波夫的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带有秘密警察色彩。
  安德罗波夫成功地采取了两个策略:动摇勃列日涅夫的威信;打击党和政府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
  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被要求到正在召开的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欢迎词。他登上讲台,开始念一份别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他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份讲话稿同大会毫不相干……
  大会厅里骚动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慌忙进行磋商,然后,有一人小跑到他跟前,把真正的讲话稿交给了他。
  显然,勃列日涅夫已猜到了这是有意安排的一个让他出丑的阴谋诡计。他把错稿放在一边,然后笑着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然后,他在阿塞拜疆的共 产党员面前,坚定而又庄严地朗读了40分钟的欢迎词。
  问题是,电视里播出了使他出丑的这次大会致词,除非克格勃插手,谁有权力制造和报导这个丑闻呢?
  在安德罗波夫必须清除的政治对手中,第一个是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和最可能的接班人——克林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安德烈·基里连科。
  安德罗波夫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基里连科的女婿打算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而被克格勃及时阻挡了的事实,在政治上搞垮了基里连科,直到禁止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下一个牺牲者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谢苗·茨维贡将军。他是勃列日涅夫安插在安德罗波夫身边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其目的是为了监视安德罗波夫。
  茨维贡将军一直忠于他的连襟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安德罗波夫。
  1982年初,安德罗波夫曾立案调查一宗据说是牵扯到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钻石盗窃案。茨维贡千方百计地阻挠安德罗波夫的调查并公开地为外甥女进行辩护。几天以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克格勃总部大楼里,茨维贡死在办公室里,头上被子弹击中。
  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最后冲刺,198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65周年大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要勃列日涅夫参加阅兵。
  为了遵守苏联节日礼仪中严格的等级规矩,勃列日涅夫听从了他的急不可耐的继承人的安排。他在两位助手的支撑下,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设在列宁墓红场上的检阅台。他站了好几个钟头,还不时向游行的队伍挥动着麻木的手。
  老化了的血液快冻结了,他面部肿胀,肌肉僵硬。这不是检阅,这是他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了18年的苏联告别。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形象暴露在全世面前;而他的继承人也靠着莫斯科的严寒赢得了最后的时刻——三天后,这位苏联的第四任领导人让出了帝国宝座;一周后,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也登上了那个检阅台。在那里为他举行了葬礼。
  苏联历史上,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

●安德罗波夫以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执着和理想——要营造一个理想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继承到的是一个烂摊子。勃列日涅夫在18年的执政中所关心的只是头衔、奖章、礼物、荣誉和权力的表面标记。这位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总书记,已把这个国家搞得一蹶不振。几乎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农业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靠外国投资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
  ——对东欧的控制已日渐乏力;在军事、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
  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决定重振帝国雄风。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来全面地整顿帝国的秩序。
  我们不能否认安德罗波夫的动机,也不非议他的手段。15年的警察生涯已经使他养成了警察式的工作方法。正如俄国的政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而他的治国目标则是“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的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及一个乌托帮式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他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执着,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
  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亚可夫和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莫斯科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伊利塞耶夫商场熟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那个日趋腐败的官僚政权,他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150个州级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乌克兰,25名党委第一书记中,就有9名被搞掉。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领地的哈萨克,20名党政要员中有7人被整肃。
  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但由于毕竟是他才让那种肆无忌惮的腐败第一次受到了惩罚,使专门关押“人民敌人”的政治监狱,第一次塞满了以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人民仍然为他的整肃运动欢呼。
  安德罗波夫极大的缓和了苏联人民对几十年来发迹起来的“新阶级”的仇恨。人民把他当作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能建立起有效统治的帝王,而西方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美国的报纸曾经把这位警察头子称为“自由派人士”“西化了的分子”“审美主义者和知识分子”……
  安德罗波夫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像在这个长满了许多肿瘤的帝国身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所有的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
  比起昏庸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
  问题是这个进步到底有多大?它会到什么地方停下来?我们能不能因此就把安德罗波夫的革命称为一次从体制内开始的至上而下、由里至外的渐进式革命?
  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对一个倚仗秘密警察夺得了国家权力的警察头子抱有这样的希望本身都是幼稚可笑的。这正是不了解共产 党式的密室政治的西方所普遍犯下的错误。
  安德罗波夫不仅使用克格勃这个强大武器,而严格地说,他的斗争目标仍是警察与官僚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开始。

●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是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警察手里

  安德罗波夫的“反贪污腐化”运动,在勃列日涅夫缓慢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就开始了。至少在开始,这场运动是安德罗波夫用来争夺权力的主要手段。那时,勃列日涅夫因病不能行使权力,治国的重任越来越多地落入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门徒“第聂伯帮”的手里。克格勃要公开、彻底的掌握政权,首先得摧毁这个最具有实力的官僚集团。
  安德罗波夫式的革命属于“警察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当安德罗波夫把长期盘踞在政治安乐窝里的近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赶走后,他用克格勃中的干部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没有、也不可能把从官僚集团手中夺回的权力归还给社会,而是转交到警察手里。
  经过了几十年平庸和专门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官僚统治之后,苏联社会已被一群平庸的无耻之徒所盘踞着,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上都是“无畏的人被懦夫代替,有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取代,说真话的人被撒谎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换。”
  安德罗波夫没有将这个颠倒了的社会颠倒过来,他从那些腐败、平庸的官僚手中夺过权力,然后交给一些擅长惩罚和阴谋诡计的克格勃干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制度下产生的这些诡计多端而又残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就比那些腐败的官僚更廉洁、正直。
  安德罗波夫时代,13人的政治局中竟有三名克格勃的将军,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问题并不在于安德罗波夫的个人气质,安德罗波夫过早的去世使我们无法看到这场警察革命的最后结果

  这位当了15年的警察头子,却只当了15个月的统治者,既没有使他的欢呼者看到显著的政绩,也没有让观望者抓到警察统治的罪证,倒是大部分平民百姓反而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坚信他的政治主张是能实现的——人民总会这样想,假如他能多活几年的话。
  因此,安德罗波夫的过早去世使官僚们松了口气;而大多数百姓则着实悲伤了一番。
  事实上,不必等安德罗波夫安插在新岗位上的大小警察头子以旧的面目出现,也不必等到安德罗波夫大帐算完再来算小账,安德罗波夫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警察恐怖的明显痕迹。
  安德罗波夫是靠警察常用的诡计、阴谋、讹诈和暗杀逐渐肢解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的。
  安德罗波夫夺权和执政初期,是高层领导神秘的失踪和神秘地死去最多的时期。

●安德罗波夫对社会下层也从没有放松过

  当安德罗波夫对上层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清洗完成之后,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不断扩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监视、防范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密控制。
  前苏联历史学家若。麦德维杰夫曾认为安德罗波夫时代是强化控制的时代,他说:
  “公民与外国游客之间接触的限制,增加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措施。1983年颁布的限制性指令和法律有增无己……增加了对苏联始对那些在劳改营服刑或流放的人增加刑期,以防止他们原来的刑期服满后回到社会中。”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强行送进医院,而她的妻子则被流放到高尔基城,使他们夫妇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一年多的时间里社会无法得到他们的行踪和健康。
  尽管比起安德罗波夫的几位前任——捷尔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对苏联人民的残酷镇压,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但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毕竟是与人权价值相悖的;何况由于生命短促他未能充分发挥警察专制的潜力。
  另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政论作家弗·索洛维约夫,曾经作过这样的假设:
  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正式领导人的岗位上不是只活了15个月,而是多活至少几年的话,苏联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更加激烈的年头,这将是在苏联国内外发生更多“冒险事件”和更多无人知道是谁干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年头,这还将是比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干得更多耸人听闻事件的年头。
  谁要是指望一个警察头子所经营的警察国家创造出民主、人权、自由的奇迹,那只能证明他对警察统治的实质缺少最起码的常识……
  在这里并不牵扯到对安德罗波夫个人品质的优劣评判。就个人品质论,安德罗波夫是极富有魅力的——富有文化教养、能到群众中去、反对奢侈豪华,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使他比残暴的斯大林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更能受到一般百姓的拥护。
  评判安德罗波夫的功罪应从他的统治方式着手——他用警察手段进行统治,他把大量的克格勃干部安插到党政部门,因此他不是削弱而是极大地扩大了警察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统治者的个人愿望,以至法律条文将愈来愈失去实际意义。警察机关将脱离其它人的制约,而自行其事地管理着这个国家,这一点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后,表现得十分充分……

●自行运转的警察统治

  安德罗波夫以极严厉的警察手段整顿帝国的秩序,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更加短暂的13个月执政,则是苏联政府和党的统治最衰朽的时代。
  这就是契尔年科的老人政权。
  评论界认为以契尔年科为首的老人1984年2月重新执掌克里姆林宫大权所引起的局面可以比作瘫痪、虚脱、昏睡或昏厥。
  下面的这个事实很能说明警察力量在这类国家里的实际作用——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统治集团推选了72岁面无血色的老病号契尔年科为新沙皇;当然,他还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
  不过平庸是无妨的,列宁之后,除了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哪一个不是平庸的?难怪深刻了解这种政权的人认为,在这类国家,平庸不仅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反而是进入权力顶端的通行证。既得利益集团只有把最平庸、最无锋芒的人推举到那个既让人垂涎又让人畏惧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心安理得地保持并享用他们的既得利益。
  一位苏联特权阶层的前官员米·沃斯连斯基,曾经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一本《苏联的统治者阶级》,他在书中问道:
  “特权阶层想选谁当总书记?是最强有力最能干的人吗?不是的,选的是政治局中被认为最不明智的最无害的人物。”
  因此,平庸无能并不是契尔年科的问题,对于庞大而又完备的官僚机器,操作是极简单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契尔年科是个严重的病号,而他又任命了一大批和他同样年老体弱的人一起入主克里姆林宫。这大约是对那些把他推举上台的老人的回报。
  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领导的内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内阁(因为把有资格的老革命都杀光了),那么契尔年科的内阁即使不是世界上最老、至少也有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内阁——契尔年科72岁登上王位,是这个国家1000年历史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统治者。
  1984年4月召开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读了80岁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辞呈,然后由同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总书记契尔年科作新的提名。契尔年科的提名仍然是这位80岁的吉洪诺夫,而代表们则一致鼓掌通过。于是,克里姆林宫里便有了俄国1000年历史中年龄最大的总理大臣。
  第二天,吉洪诺夫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还是他的原班人马的内阁名单——
  这是世界上年龄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3名第一副总理、11名副总理、62名部长、23名国家各委员会主席和15名加盟共和国总理。
  在这届四分之一的人年龄超70岁的老人政府中,外交部长葛罗米柯75岁,是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外长;国防部长乌斯季洛夫76岁,是在这个重要位子上第一个这样年长的人;年龄最大的是核工业部的斯拉夫斯基,86岁。无疑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新当选部长了……
  难怪以说政治笑话闻名的莫斯科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年人”是指70岁。

●这是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位总书记

  尽管这个政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尽管党和人民在给这个老人政权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及医疗水平方面毫不吝啬。以至苏联政治局成员在1985年的平均寿命比他们的男性臣民要高整整15年,但特权只能暂时击退死神的进逼,却无法制止衰老的侵袭。在契尔年科时代,一些党政领导人几乎都是些衰弱的老人,不能自己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扣子都扣不上。
  于是,为了帮助这些领导人免于政治上的尴尬,掩盖衰老的技术,便在宫廷政治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这种衰老掩盖术曾使这位衰老的总书记吃尽了苦头——
  1985年1月,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俄罗斯议会选举时,虽然契尔年科已经病入膏肓,根本不能参加选举,但无人能取消这次选举,更无人敢改变传统的礼仪规矩而不让最高统治者在投票箱前亮个相。于是契尔年科的助手们把他从病床上拖起来,给他穿上外衣,打上领带,把他扶到一个设置有演戏用的假投票箱的地方,供记者拍摄电视新闻。
  垂死的契尔年科在假投票箱前,嘟噜了几句无人听得懂的话(这无关系,新闻解说员的话是清清楚楚的)之后,把选票投入票箱;4天后,契尔年科再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这次是接受“工人们”对他当选俄罗斯议会代表的祝贺……
  然而富有观察力的电视观众发现,这相隔四天的两幕戏的布景是完全相同的(按理应是两个场景:选举投票处和契尔年科的办公室):同样的粉红色墙壁,同样色彩和图案的窗帘,同样的地毯;甚至连群众演员都是同样的——由莫斯科书记格里申率领的“工作人员”。
  很明显,这不同时空的两场戏是在同一时间、地点完成的。
  这真是残酷的表演——一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老人被迫去扮演一个生龙活虎的统治者。
  这场冷酷的表演的导演正是隐藏在公开的统治集团背后的秘密警察势力。

●警察机关最终代替了瘫痪了的官僚机器

  历史上很少有如此衰老的政府,如此可怜的统治者。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府班子,仿佛成了虚设了许多职位的皮包公司,在编制中什么位置都不缺,但没有一个是管事的——总书记(兼任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事,总理不管事,国防部长不管事……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这个帝国已经瘫痪了,混乱了,那就大错特错。在克里姆林宫的党和政府的指挥班子不再行使权力的13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没有闹独立,各阶层老百姓没有造反,社会并没有失去秩序而变得不安定起来……苏联人民还是像几十年来一样战战兢兢地忠于这个几乎没有人露面的政府;甚至,与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相反,帝国对社会的控制反而加强了。
  索洛维也夫曾经这样描绘过契尔年科时代——
  “加强了沙文主义宣传;新闻检查更加严格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置更加无情;对政治犯的打击更加残酷;对东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禁止东欧领导人按计划同西德领导人会晤;禁止运动员前往洛杉机参加运动会;还有,阿富汗战争扩大了,在那里苏军更加残酷了。”
  那么,这些决策是谁做出的?是谁把螺丝拧得更紧了?
  答案十分清楚,是警察力量。

●警察机关接替了瘫痪了的官僚机器,有效地行使着对国家的管理

  安德罗波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5年和在克里姆林宫15个月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已经把这个警察国家的统治基础打得十分厚实、牢固。
  有了这台强大的、自行运转的统治机器,那台腐朽的官僚机器不再运转有什么关系?那个没有衰朽的总书记不再行使权力有什么关系?
  铁丝网已经架好,了望塔已经塔好,忠实的警卫也配备齐了。这个警察帝国当然能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转……
  然而这场戏并没有顺利地演到底……

●幸亏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

  这是一出以残酷开局,以荒诞收场的戏剧。
  序幕是党在警察的支持下,建立并统治着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场是秘密警察成了国家的核心;到后来,党本身成了秘密警察的附庸;而尾声则是如莫斯科所流行的政治笑话:“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成了克格勃的一个支部”;或者更甚“苏共中央已改名为克格勃中央。”
  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在腐败的政府和无能的领导人背后,克格勃进行集体摄政,克格勃成了真正的政府。
  尽管如此,苏联党和领导人还是应该感谢秘密警察,正是他们才保持了帝国的持续性——直至1990年。
  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半个世纪里,由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修筑并不断加固的那座高墙,牢固地把半个世界囚禁在里面——监视、跟踪、窃听电话、检察私信、黑名单、秘密档案、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判决,这些无处不在而又无法看到、无法防范、更无法对抗的非法行为足以把整个民族的神经弄得脆弱起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警察统治

  不幸的是,这样的成功为时太久了。这是一座无形的高墙,它远比那堵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牢靠地压在数亿人的心灵上——
  对自由的企盼被隔断了;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被遮盖了;还有人的尊严、生的权利以及过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正是它所投向心灵的阴影而不是它实际所具有的力量,才使它取得了那么不可思议的成功。
  只有到了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为武器的政治改革,才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秘密警察的秘密统治一旦曝光于世,它那种神秘的控制力量便顷刻化为乌有——数亿颗心灵在被禁锢了半个世纪之后,陡然间获得了解放。
  那冲动、那狂热就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倾倒之际所有过的那种排山倒海力量。
  这是不可阻挡的力量——无论对畏惧它的还是欢迎它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太久的成功带来的却是顷刻间完成的崩溃。
  这是由纳粹德国和苏俄帝国的兴亡所证明了的。
  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曾有过靠警察统治构筑千年帝国的妄想。但是,希特勒失败了,克里姆林宫也失败了。尽管后者曾经有过称霸半个世界的黄金时代,然而半个世纪对人类历史来说毕竟是短促的瞬间。
  这是人类社会的幸运——警察统治并没有留下最终的成功经验。

萧锐:司法的权力归司法,媒体的权利归媒体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充分发挥法院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必须处理好司法审判与传媒的关系。加之此前引起诸多争论的曹建民大法官限制媒体报道司法的言论,近期关于司法与媒体的权责的争论似乎已然不可开交,而笔者从中看到的是司法机关权力认知的不恰当错位:是什么真正干涉着司法公正的实现?又是谁混淆了司法权力与媒体权利之间的权责界限?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有关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精神信仰领域的经典概括。以今日司法与媒体的争论观之,笔者愿意套用这个句式来表达观点:司法的权力归司法,媒体的权利归媒体。惟有权责的深刻明晰与理性认知,才能为公正的司法实现与客观的媒体监督提供最基本的可能。

  想“充分发挥法院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处理好与传媒的关系”,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让人怀疑。媒体权利真的就大到了如此地步?恐怕未必尽然。面对“媒体对案件审判的报道与日俱增,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关注也使得司法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这样的现实,来自司法机关的重视也罢、限制也罢,都无不透露出司法权力对于当前自身存在问题的一种隐性承认,以及对媒体这一第四权力所起监督作用的无名恐慌。而对于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干涉着并且仍将继续干涉司法审判的问题,有关方面似乎习惯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应对,也习惯了围魏救赵的反击策略。

  司法审判的全程公开和“新闻发布”的制度反馈,是值得肯定的司法审判权力与民众知情权利的良性互动尝试,但是因此就试图“使社会有正常的渠道了解司法的结果和过程”,从而达到“防止舆论误导公众”的目的,实在是有些“宝刀一出,谁与争锋”的霸气与蔑视媒体监督与公民知情的豪气。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应该无需笔者赘言,源自国家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的的司法权力与来自民间立场与民意表达的媒体权利,本身就不可能处在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中。司法权力对所谓 “舆论审判”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试图控制言论与限制表达自由的逻辑思维混乱与不合时宜。对于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司法权力的配置及其运行的要求上去着手解决,而不是南辕北辙地去归责于所谓的“媒体监督与舆论审判。

  几乎没有人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媒体审判”与“舆论审判”的存在,又有哪个案子的结果是司法权力“屈从于”媒体舆论而做出的?所谓的民意表达在虚张声势的宣泄之后又有多少真正进入了司法审判的视线?数据无法得到统计,但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来自无冕之王(我们的国度是否真正有这样的称呼,存疑)的煌煌万言是否抵得上来自某些行政机关的三分钟电话?来自网友的数十万跟帖是否真的就可以用舆论压力迫使司法审判转向?……谁在真正干涉司法独立的实现?又有谁才真正有实力影响审判的最终结果?是个问题,又不是问题。

  司法权力与媒体权利,这两种来自不同评价体系的权力(利)认知在被搅到一起战作一团之时,损失的恐怕不仅仅是渴望实现司法独立的司法权力本身,还有本来就羸弱多灾的新闻监督以及民众知情。而在侧偷笑的,却恐怕另有其人。

十年砍柴:袁世凯恶搞孙中山

  2006年一批恶搞短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关部门连忙发文要加强管理,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谈恶搞要遵守法律,不能搞人身攻击。这话基本上等于没说,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干啥子都不能违法,不能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这是个常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恶搞这种形式并不当然违法,就像开车并不当然产生安全事故一样,交警只能对具体的违法进行处罚,同样,恶搞是否违法要分析具体的作品。

  我们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嘲讽刺谏的传统,诗经中就有老百姓编着歌谣传唱国王“扒灰”的丑闻,这大约算早期具有恶搞精神的文学作品。白居易的《长恨歌》,细究起来也是一种恶搞,他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可明明讲的是唐明皇和杨玉环那点事,他写到贵妃承恩受宠后,“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皇室完全可以李隆基后裔的名义提出名誉权诉讼,你白居易当时根本不在皇宫里面,凭什么说玄宗为了美色耽误了革命工作?上世纪20年代,孔子死了2000多年了,有人演出《子见南子》这类具有恶搞精神的话剧,孔祥熙还以孔门后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网络诞生以前,恶搞的载体多半是文字和戏曲。清室逊位后,袁世凯当了总统,那段时间是恶搞作品的鼎盛期,政客、军阀、名士、报人,纷纷加入恶搞行列。老袁复辟帝制之心昭然若揭后,他延请到京当国史馆馆长的湘中大儒王闿运恶搞了他一下,在宫廷大门题写了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被人恶搞的老袁,也不忘恶搞别人。当时他最恨的是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先生。有大总统支持,恶搞创作就不限于写文章或对联那样简单了,拍老袁马屁的人耗巨资排演了一曲恶搞京剧,花重金请名伶演出。

  这部戏叫《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是传统剧目,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后被如来佛收伏的故事,当年杨小楼擅长此剧。《新安天会》“新”在何处?是因为这戏有着太多的恶搞元素。由于孙中山和孙悟空同宗,据《后孙公园杂录》载,这曲戏出场的孙悟空,“一筋斗云逃往东胜神州,扰乱中国。号称天运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二世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悟空身边胖军官黄风大王,完全按照黄兴的模样化妆。而玉帝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群魔,降生在陈州府(今河南中部),这显然指老袁自己。

  最搞笑的是,戏演完了,生怕观众看不懂,场景一下子就回到现代。皓月当空,一个人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独白道:“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为业,奔走海外,诱惑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月色,岂不惨杀人也。”

  真正强悍的人是不怕被恶搞的,中山先生给纪录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洪宪纪事诗》作序时说,他和此诗作者刘禺生谈到这曲恶搞经典,“不禁哑然自笑。”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去世

新华网广州9月23日电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2006年9月22日晚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

据廖冰兄的女儿廖陵儿介绍,一个月前,廖老因脑血管梗塞在家昏迷,送进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后,感染肺炎,在最近一个星期内病情多次出现反复,22日晚9时40分,廖老经抢救无效去世。

廖老去世后,家人在家里设了简单的灵堂,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叶前面,遗照上廖老开怀地笑着,遗照的两侧,是廖老生前十分喜欢的“皂白青红神犀妖镜,嬉笑怒骂苦口婆心”的对联。廖陵儿说,3日一早,就有很多民众前来悼念廖老,家人准备将廖老的遗照制成卡片,送给前来悼念的人留念。

在廖冰兄1986年写的一篇题为《预立遗嘱放言》的杂文中,曾提到百年之后不开追悼会的心愿。廖陵儿说,虽然父亲生前没有立下正式的遗嘱,但晚年一直提醒家人在他走后要按《预立遗嘱放言》中的内容办。廖老的遗体将在一周以后火化,根据廖老的遗愿,将不搞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但廖陵儿透露,9月28日,广州市少年宫将举行“冰兄已逝,人道尚存--廖冰兄纪念展”,以方便民众悼念廖老。

廖冰兄的学生,跟随廖老33年的梁小侦说,廖老的一生都非常简朴,他最反对奢华和浪费,作为他的学生,能够理解他“身后事一定要从简”的遗愿,也希望喜爱廖老的人能够尊重廖老的心愿。

廖冰兄是中国著名漫画家,祖籍广西,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原名东生。1935年,廖冰兄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历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广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一、三、四届理事和广东省美协副主席、艺术顾问。廖冰兄于1932年开始发表漫画,主要创作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

昝爱宗:古往今来:专制的中国奢靡于最无耻的制度

文章摘要: 政治清明和民间言路畅通,是政治上最好时代的标志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标志之一。民众为什么要指责执政者呢?这决不会是吃饱了撑的,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肚子吃不饱饭而“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一)耻辱榜上无荣耀

历史上的暴行,都是后世人牢记的耻辱。当事的人,无一不被历史的皮鞭敲打在耻辱榜上。

皇帝也好,臣民也好,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是无法得到后人的遗忘。不过,有的坏皇帝,倒是也有发慈悲和显露人性耻辱感的一面,史书上也一一记了账。

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只要对他人存有一丝的怜悯,对做任何事情存有一丝耻辱感,都可以说他的潜意识里有了尊重人权的意思。

明朝英宗朱祁镇时代,本打算让汪妃为前皇帝宣宗朱瞻基殉葬。因为从明朝第一个老皇帝朱元璋死了以后,就开了凡侍侯过他的宫女都要殉葬的先例。虽然继位的小皇帝死后都随这样的规矩,而且还给予献身宫女家属以特别的提升,如千户俸禄与待遇等,但送活人为死人殉葬,都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

朱元璋是榜样,儿子朱棣,孙子,无一不是榜样。有句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言外之意是恐怖的。在“杰出榜样”的带动下,送宫女殉葬,成为老皇帝治丧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是到了英宗时代,英宗只能按照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办事,可是,朝廷里有个名叫李贤的宰相,大力劝阻,骨子里的人是血肉之躯的意识才得以觉醒。他遂在临死前,吩咐太子:“用人殉葬,我于心不忍。这件事到此为止,后世子孙,不许再这样做。”后来,类似的暴行终于半途而废了。

历史上,能够看到人权的一丝光芒,都是令人欣慰的。可惜,单靠一个皇帝无意间发一点慈悲,正是人权的可悲之处。一段历史,只有当人权至上成为制度性的人人皆知的内容,人权才恢复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无所不在的人权。

当然,在人类文明史上最初人权文化之前,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血腥的人权无权历史。

“有的让人发笑,有的让人发抖”。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历史有时候是臭气熏天的,充满恐怖气息的。不过,无论是发笑还是发抖,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人生来都是有罪的,由人来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的政权也都是充满罪恶的。

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渊”是鱼的生存之境,鱼在渊在优游自如,一旦离开渊随时就失去生命,甚至就连蚂蚁都可以加害之。鱼脱离渊就无生路,同样人在地球上同样可以感受到“深渊与深渊的呼应”,这个“渊”就是历史,就是文明,一旦脱离这个“渊”,耻辱和犯罪就随时泛滥,耻辱者有耻辱者的千古耻辱柱,犯罪者有犯罪者的历史集中营。

今天,人们不能指望历史耻辱感和人权意识从天下掉下来,耻辱感应该发自内心,人的权利也同样是人人争取来的。在古代,无聊而可怕的流氓皇帝刘邦还会在内急的时候把大臣的官帽扣过来当作尿盆儿使用……古希腊人则通过区别希腊人和野蛮人来把自己的政治自由和平等予以正当化。古罗马人则是根据成就和血统来分配权力。置教理中宣扬的人类之间“兄弟姊妹之情”于不顾,中世纪的十字军把人类分为“人”和“异教徒狗”。实现全人类之间的平等,即便是在近代都是陌生的课题。

在美国立国之初,就连《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自己,一方面在使用黑人奴隶的同时,还在想造物主赋予了所有的人不可以被剥夺的权利。由此可见,与理性主张不同的是,人所具有的差别意识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

在十八世纪,旨在突破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人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权思想的发展。当时,杰弗逊和拉斐德把人权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来予以积极主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权利法案》都是历史上提高人权思想地位的代表性事件。

人们不能把人权信念理解为抽象的道德概念,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内,都可以从现实的痛苦记忆中得到对耻辱感和人权意识的深刻洞察。

还有一条,人权若没有稳定制度下的法律保障,个人的人权和自由都得不到保护,滥用自由和侵犯人权的事件随之发生。法律的约束就是“你有挥舞你的拳头的自由与人权,但不能让你的拳头碰到他人的鼻子”。

古往今来,耻辱榜上无荣耀,人权记录上无光彩。我们观察历史与现实,最大的感慨莫过于此。

(二)权力下的贪婪嘴脸

浙江作家赵健雄推荐他的新书《姑妄言之》,其中提到他通过读《太平广记》看到历史的“边角料”,而这样的“边角料”正以历史的角度恢复当时的新闻自由,还是一桩乐事。不过,乐之乐在恢复历史的新闻自由上,新闻里面透出的刺骨冷气,却让人坐卧不安。

史书上说唐代有个叫夏彪之的县官,到浙江新昌做县令。刚上任,就问当地村官;鸡蛋一文钱可以买几颗?村官答道:三颗。这位县令就掏出十吊一万文钱来,叫村官替他买三万颗鸡蛋。继而说:今天我不便带走,你让各家母鸡代为孵一下吧,于是就成了三万只小鸡。过几个月,小鸡长大了,再让手下把它们都卖掉,一只三十文,一下子搜刮民财九十万。

夏彪之又到一处,故伎重演,见到村官便问,竹笋一文钱可以买几根?答道:五根。于是又拿出一万文钱来,说我买五万根吧。继而对村官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笋,就先养在竹林里吧。到了秋天,竹子都长大了,一根可卖十文钱,便又搜刮了五十万。

这一百四十万中间,新昌县令先期投资二万,也下了本的,无赖处在于没有追加投资并转嫁了风险,而坐享其利。花一万文买了一万个鸡蛋放在村里,两月后向百姓索取一万个母鸡钱九十万文;又用一万文买了一万根竹笋,两月后向百姓索取一万个竹子钱五十万文。诗人作家出身的赵健雄读《太平广记》见诸野史《朝野佥载》上的故事,认为古今一道,现在一些公司上市股,往往遇相关人员与领导索买原始股,其生财之道,正与那位县令同。上市公司几毛钱买的股票,如今就要向百姓卖几元钱,这就是贪的份量。

几元钱对于一个人不算什么大钱,但几千万个几元钱集中到一个人的账户上,就是巨款了。所以,今天出现几个巨贪,与古代相比,很容易让人习以为常的。

钱能通神,钱变成了魔鬼。

再翻阅老赵先生的闲书《姑妄言之》,发现他读《太平广记》有门道,总能找出精彩的现实版缩影,比如他发现还是在唐代,有当官者“反勒索”的案例,有点耸人听闻了。

说是有一不大不小的官张延赏,某日接手审理一个经济案件,了解到了是个大冤狱,觉得十分难办。等到即将判决时,召集有关狱吏告诉大家自己已痛下决心,并且讲,这个案子已拖得太久,须在十天之内了断。

第二天早晨,他检索案情时,发现桌上有一个小帖子,里面写着一句话:三万贯线,请不要再过问此案。张一看大怒,更加积极办案。但第二天又见到一个帖子,只写三个字“五万贯”,张益发愤怒,下令两天之内结束此案。然而到了次日早晨又见一个帖子,仍是三个字:“十万贯。”这个他停下手头工作,再不过问此案。

有个子弟探知详情,张向他解释说:钱到了十万,已能通神,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了,我怕惹祸,不得不接受现实。诗人赵健雄读《太平广记》时读出这话像是遁词,却更近于实话,某种运作规则,是容不厕得厕身其间者个人之清廉品质的,无奈之下的妥协便成为常见。

张延赏这样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否则他官也不做了,南下打工去,如今天的向总理说实话的湖北棋盘镇党委书记李昌平,最后被迫辞职外出打工。

似乎张延赏是好官,但不能做好事。而简州刺史安重霸,也有称道之处,他是“软刀子杀人”,似乎是非暴力,却起到了使用暴力相同的结果。据《北梦琐言》载,四川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当地有个卖油郎姓邓,能下点围棋,家产颇丰。安便召其对弈,让他站着下,每落完一子,都得退西北窗下等着,自己则反复计算,半天才落一子,然后叫他再过来落下了一子。速度奇慢,一天才走十几子。姓邓的又饿又累,感到非常疲惫,难以忍受。第二天刺史叫他再去接着下,有人便对邓讲,听说这个当官的喜欢受贿,恐怕别有用意吧?你何不送点钱以求告退?这个卖油郎乃奉上三锭金子,这才获免。

一个贪官如此,一个皇帝也会如此。贪官和皇帝都是同一个战壕里战友,彼此没有什么大同小异。只是他们相比起来,谁的影响更深远呢?

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君临于广大的中国和周围属国之上,普天之下的人民,其实都是皇帝绑架的人质。

(三)民主的趣味

最近我看了一幅公开发表的滑稽漫画,很耐人寻味,尖锐而且幽默。

漫画显然是针对一次某集团董事会主席的选举而来的,右边两只大手展示着“选举条例”,如下内容大家共睹:

1、选举过程,不许骂人畜生。

2、若对方真为畜生,亦不得公开指摘,以维护集团声誉。

3、倘彼此皆为畜生,则有互为保密之责,以保集团内和谐。

4、…………

5、…………

下面看的人,沉默不语,但看起来大家都很平静,严肃,自然而和谐。

这幅漫画,是有意思的。选举是公开的,平等的,不是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最有意思的,该条例承认选举过程中有相互之间有存在畜生的可能,既然有了畜生存在的可能,那么随之骂畜生的权利也便不得剥夺。

权力之下,只有当畜生横行,才有权力制约和民主形式的出现。否则,大家都为畜生,相互之间又没有必要的制约,人类政治还有什么文明可言。

其实,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是时刻膨胀着的权力,随时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本身多半受到权和钱利益共同体的摆布——而不是相互制约,是非常可怕的。

(四)时代的黑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国最早记录春秋各国史料的《国语》之《周语上》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周厉王在位时是公元前878年-842年,当时国民之所以冒险指责他,是以为他暴虐无道,实行的是恐怖的暴政。厉王派卫国的巫师去监视批评指责朝政的人,只要巫师报告,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仅仅是相互眼神致意。但这都是表象,民众相互不敢讲话的背后是人人心中都燃烧着怒火。“谤由虐生”,这就是说明国民们在压抑之后将是“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如果为王者仅仅揪住“谤”而追究责任、打击报复、杀头了事,而不反思问题的症结,最后的结局就是周厉王的结局:“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幸好,民众仅仅是将国王流放于边远的彘地,而不是“一报还一报”的杀头。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其政治上的最好时代,往往比经济上的最好时代,更能够青史留名,名扬千古。经济上落后,只能说明政府的无能;政治上的落后,则说明这个国家的落后和腐败。

政治清明和民间言路畅通,是政治上最好时代的标志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标志之一。民众为什么要指责执政者呢?这决不会是吃饱了撑的,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肚子吃不饱饭而“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民众迫于暴政者的淫威,不敢再说什么了,恰恰是为政者最危险的时候,堵塞民众的口,其后患比堵塞河道还严重。被堵塞的河流而溃决泛滥,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塞言路是同样的道理。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国相邹忌规劝齐威王防止被蒙蔽而接受批评意见。

齐威王接受规劝,并在历史上带了一个好头,这也是历史上明君的良好形象。齐威王是这样下命令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凡是能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就可得到头等奖赏;能够上奏章劝谏我的,就可以得到二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指责我的过错让我听到的,就可以得到三等奖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见《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由此可见,为王者纳谏除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至于“即使有人想提意见,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遂政治清明,国民安生。

齐威王的故事是在公元前318年前发生的,距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我们今天向执政者发言,能够得到相应的安全保障吗?能够得到相应的奖励吗?这个我不敢奢望,我只是希望一些逆耳言论、批评言论能够不在网上删除、能够公开出版就够了。作为作者,能够写出有灼见的真话,能够在公众之间进行比较广泛的交流,便是最大的希望了。至于应得的稿费也可以不在乎。

由此所见,任何堵塞言论的行为也都是愚民之举,退步之举。“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湿地、平地和可灌溉的地)也,衣食于是乎生。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于心而宣之以后,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中的这段话说明,“民之有口”是与“土之有山川”作类比的,说明公开言路只有益而无害。但如果人人都不敢言,不敢公开指责腐败和错误行为,不敢批评执政者,而迫使“百姓之口壅塞”,“民智无法开启”,之后能够支持这个国家的也就是破坏性的革命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也就越来越没有希望了。

(五) 人人都想当皇帝

中国皇帝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历史,一个摆脱封建专制、腐败捆绑的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一口气叫出五十个皇帝的名字,却实不容易。可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大的主线却是容易记忆的。一般一个王朝大致是300年。当然,这个300年是个粗略与大概的算法。严格地讲,汉朝是426年,其中西汉有231年,东汉有195年;唐朝是289年,宋朝是319年——其中也有北宋、南宋,明朝是276年,清朝从进入北京后算起是266年。所谓300年。只是个粗略大概的说法,各王朝都免不了进入“分裂时期”,然后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人人都想当皇帝,恐怕是人内心最大的犯罪感。秦始皇当了皇帝后,梦想长生不老,最后却过早地丢了江山,同样也为后来的英雄豪杰们提供了谁都可以夺天下的广阔舞台。

据《史记》上讲,在秦始皇巡游天下时,项羽喊出“彼可取而代之!”,其实是“我也能当皇帝”。可是刘邦的内心也大同小异。当他看到秦始皇的威仪时,认为“大丈夫生当如此。”意思是说人“不是按血缘当皇帝的”。正是由于秦始皇提供了一个政治大舞台,包括陈胜吴广和刘项在内的人都想把自己推上历史主角的位置,成为不同姓氏的秦始皇。

中国历代王朝的荣枯盛衰和兴亡交替,可以说是由始皇帝作为总导演,古往今来演出了一幕幕你杀我、我杀你的暴力称雄历史剧来。不过,历史都已经证明,暴君是不能长久的,且都没有好下场——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算是一个例外。

1959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走出关押他的抚顺监狱——此前的身份是战犯。溥仪公开谈起自己过去的生活说:“封建皇帝的生活表面上看很豪华,但内心却很空虚,不论何时何地都战战兢兢,怕被人民杀掉。饭碗都带有银盖,这是为了试验里边是不是有毒。房间里挂画的后面有个门,以便发生事情好从这里逃跑。房间里设有厕所,这是因为担心夜里出屋到厕所去被人杀害。在天津的时候曾防备被中国人杀害,满洲时代防备被关东军杀害。”溥仪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有一种木偶戏,我过去的生活也就是那样的。”

专制的皇帝是陈旧的历史标本,是腐朽的木偶,却是人人想当,可谓出生入死或把生命当木偶看待的人大有人在。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为了权力而不要命,而把自己推向一个个断头台,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可怜,而是可恶到极点了。

──《观察》首发

郭小林:诗一束

竞丑

 

           那个
           一袭白色长裙的姑娘
           面对坐满街道的士兵
           痛哭失声
           从此美只供瞻仰
           她横尸星空

           大钟上铸着
           古代的脏话
           考古学家假装不懂
           皇帝的巨碑
           成了洗衣石
           千捶万捣
           难解漂母的痛恨

           人们在大街上裸奔
           再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这边遍地腐败的大员
           彼岸有贪污的总统
           一比一百万
           在选丑竞赛中
           当然是大陆赢!

           不服吗?
           瞪圆的枪眼
           看你一下
           就要你的命!

           太阳真是
           仁慈到了迂腐
           只管养育
           不问中国怎样折腾──
           城市堆满
           行走的尸体
           河流改作茅坑

           书报为什么都是
           白纸黑字?象讣告
           多不吉利呀
           心脏严重供血不足
           宫墙憋得脸色紫红

           和知识一样
           良心坐在大款膝上
           任由权力玩弄
           美与真实
           是有定价的
           可以上秤称……

           (2006-09-18)

 

光明?

 

          黑色的纸
          装订无字之书
          荧光颜料尚未发明
          每个针孔里
          隐匿多少内容
          解读者只有
          天文望远镜

          街灯在夜里醒来
          车灯醉熏熏
          撞死无数黑暗
          肇事逃逸后
          幽灵迅速聚拢

          黑夜与道路结盟
          夜残留在轮胎中
          尾气烘干湿漉漉的太阳
          镇压挡路的风
          扶起被夜晚放倒的栏杆
          里程暂时归零

          骄横的狗子们围困古城
          对路口四面围攻
          掏光时间的口袋
          是红绿灯操纵的战争
          趋利的动机
          显示领导的无能

          道路意味堵塞
          是这里的本质特征
          在这里,光明
          就是最残酷的戒严令——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天空、地下、水中
          全方位禁止通行!

          (2006-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