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有没有春风一样开花》
有没有春风一样开花
有没有清水一样悠游
有没有白云一样飞行
有没有美眉一样风流

有没有地位一样高贵
有没有金钱一样富有
有没有日月一样光明
有没有自由一样自由
2006-8-26

《当我》
当我张开笫三只眼晴
世界的奇妙让我惊叹不已
当我打开锢闭的性灵
生命的奥秘让我悲欣交集

芥子里可容纳须弥大山
顽石中也蕴藏勃勃生机
我能感觉小花小草的疼痛
也能领略飞鸟走兽的欣怡

孔子的忧乐溢到我的脸颊
释氏的慈悲充满我的眸子
而紧紧压在我眉头的
是无数苦难凝结的云翳

云翳重重污不了蓝天纯净
更遮不住大我的光明
与日月星辰息息相通
可以选择与任何事物合一

加入生生无尽的大化洪流
参与新新不已的宇宙创意
小小身体包含无限可能
一切由我决定
2006-8-14

《你们只看到》
你们只看到头发混乱
不知道我头脑条理分明
你们只看到衣衫破旧
不知道我里面光彩鲜新

你们只看到骂尽天下
不知道我内心充溢慈仁
你们只看到酒傲诗狂
不知道我本性庄严神圣

你们只看到花笑迎风
不知道我根柢沃土深深
你们只看到匹马纵横
不知道我埋伏百万雄兵
2006-9-7

《我》
在空中飞翔，我就是鸟儿
在水底游泳，我就是鱼虾
在地下沉睡，我就是宝藏
在枝头开放，我就是鲜花

在地上行走，那就是神
阳光为我璀灿，麻雀为我喳喳
一切为我而存在，一切
包括大地、天空和国家

黄金在天上为我歌唱
春天在枝头为我开花
达摩为我面壁十年整
释迦为我觉悟在菩提树下

喜欢上帝，他就全知全能
不喜欢了，他就是个笑话
蒙不了人更上不了天
在某个角落慢慢自我消化
2006-9-11

《落井》
有人落井
有人为了救人跳进了井
有一个人急急离去
急急找来一根竹竿

之后他自己落井了
他是被围观者
与沿着竹竿爬上来的落井者
联手扔进井里的
2006-9-11

《豪言壮语脱了马甲再说》
宝刀名剑碰上对手再动
大爱美梦关紧房门再做
奇花异卉戴好手套再采
豪言壮语脱了马甲再说
2006-8-19

《步步紧逼》
任你横眉努眼步步紧逼
任你狂吠厉嚎步步紧逼
任你舞刀弄枪步步紧逼
任你凶神恶煞步步紧逼

我该干嘛照样干嘛
沽来美酒，且从容豪饮
看到美眉，就抓紧调戏
发现灵感，快挥毫追逐…

如果你胆敢逼到我面前
迎接你的，除了微笑
还有沸腾了四十多年的
一腔热血！
2006-8-22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就完成了最高任务
差一点点
就抵达了至美之境

每次每次总是
差一点点力量
一点点坚持
无奈一懈万里

万里长征不得不
又一次从头开始
2006-8-19

《屎就是屎》
既使古今中外很多人都吃过
既使很多人现在还在吃并准备继续吃下去
既使吃了的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叫好吃好吃
既使吃了有数不清的好处
既使很多大人物和权威学者说那里面有道道

既使给它喷上浓浓的香水涂上厚厚的脂粉
既使用金纸层层包起来用金盒子装起来
既使把它供奉在人民大会堂
甚至未来中国的圣坛上
既使把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位子腾出来
把它供上去

屎还是屎！

很多东西本来是好东西
被主义和专制吃过之后就成了屎
比如社会集体国家民族道德机会实用
比如政绩正气政治等等

很多东西本来就是屎
经不经过主义的肠胃都是屎
比如秦始皇洪秀全希特勒斯大林
萨达姆金正日等等
经过主义之后就更是屎中之屎了

古今中外的臭狗屎何其多也
作为古今中外最臭的一摊
很久以来中南海不仅是屎
还是一个最大的造粪机器
任何好东西一被碰上就会屎尿化

虽万千人吃也不吃
吃一口就可以得到韩魏之家也不吃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吃
人怎么能狗一样活着呢
2006-8-12

《自由》
吃屎是你的自由
骂狗是我的自由
2006-8-16

《牵怒》
写不出诗是因为天气不好
天气不好是因为房子太小
房子太小是因为生意难做
生意难做是因为读书太少

读书太少是因为孩时太穷
孩时太穷是因为父母不好
父母不好是因为命运弄鬼
命运弄鬼是因为善恶颠倒！
2006-8-13

《杀毒软件》
开始使用的是
老子庄子和释氏发明的杀毒工具
非常有效可是有效得过头啦
常常把正常必须的程序
也当作病毒处理了
让我死机或者启动困难
杀完了毒往往还要重装系统
才能正常运行

后来到西方软件市场上逛了逛
尽管品种丰富包装华丽
大多非常简陋
有的一看就知道不行或不适用
有的勉强带回来试用了一下
黑格尔康德的对多数病毒毫无效果
耶酥杀毒倒也凶猛
却喜欢对超级病毒加以保护
还有其它一些杂牌子软件
根本装不进我的系统

终于发现
最古老而最先进
最简单而最高档的
还是孔子牌杀毒软件
严密保护正常程序
揪出所有病毒哪怕隐藏得最深
除了每天自动扫描三次
还能自动升级
2006-8-17

《无题》
一刀在手
杀出一条血路
身后是无数人头

一棍在手
荡出一条通道
道旁是两排怒墙

一花在手
冲向枪林刀阵
花香渐四周漫延
2006-9-8

《上帝》
闲极无聊
照着自己模样
造了一个上帝
让他为我站岗
以便吃喝玩乐得更好

上帝飞起一脚
把我从古老的家里
踢到大街上
流浪了两千多年
还在继续流浪

原载笔会社区
2006-9-7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昝爱宗：中国沦为无力扫盲

采访前奏：现在是2006年8月4日下午4点45分，我与81岁的老人余学康道完别，从嘎吱作响的木楼过道下来，尾随热心的跛腿小伙子孙如策，从大村的烂泥坡爬回马鹿塘街面。斜阳如一颗被压扁的橘子，浆汁四溅，把山川染得斑斑驳驳。又起了一阵风，我们不由瑟缩起来。

在浸入肺腑的冷太阳中，孙如策突然转头问我，是否跟湖南卫视的某某栏目有联系？我愣了一下，小孙又继续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材料寄去，并探问可不可以上荧屏，当众表露心声？对方回信认可，却声明旅费自理。我关切道，值得花这大笔钱吗？小孙道，只要能找回老婆，花多少钱都值。接着，就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他和一摩登女郎的亲密合影。

回到灰尘扑扑的美发厅，小孙又从抽屉拿出一厚本影集，全是小两口的昔日记忆。原来，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山村青年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不容易凭日以继夜的勤劳在深圳站稳脚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小孙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不久竟瘫痪在床，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而他年轻的老婆守候了几十天，苦无良策，就在绝望中带着幼子偷跑了。

幸好有同乡人的鼎力协助，小孙才回到马鹿塘，凭借着土方与针灸，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当然，这也包含孙医生在内的许多土郎中的努力。小孙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临阵脱逃”的老婆，哪怕她跟了另外的人。他只是渴望通过电视，把自己健康的形象展示给大众，希望她能看见，让全家破镜重圆一次。她还是自由的，去和留都可以。

我正在赞赏小孙的豁达，挂着破毛巾的窗口闪过一位戴蓝帽子的老头。我直觉到这当中有名堂，就叫小孙追出门去招呼。老头弓着虾米腰，摆着手推辞了两回，就随小孙进屋了。眼下，他与我并坐在长椅子上，两手搓来搓去，像个惹祸的小学生。我一开口，他受惊鸵鸟一般耸起了肩膀，脸色泛起潮红。我笑了，连称“没关系”，接着在东拉西扯中开始了新一轮访谈。

兴致正高的小孙这么快就被晾在一边，我瞟了他一眼，感到十分歉意。

 

老威：我已经看见你在这街面上晃了几个来回了……

彭绍宗：人老了，没事干，就这么瞎兜圈儿啰，

老威：马鹿塘有多长？

彭绍宗：就一条直肠子街，你抬眼就看得穿。现在，街两边都修了水泥房子，显得光鲜了，宽阔了，哪怕赶街日，货摊一家接一家，人如稀牛屎，一堆连一堆，汽车也能从中间挤过去。翻回去一二十年，你眼前就是土路土房子了，一下雨就是泥巴凼凼，货郎赶着骡马车卖东西，汽车是稀罕货，可能要几天才看得到一辆。

老威：这么说，你老人家在马鹿塘瞎晃了几十年了？

彭绍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鹿塘的地势太高，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少啰。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啰。原先我没事兜几圈儿，门槛前坐着吹烟的同辈人不少，一眨眼，就一个接一个走了。

老威：你的身子骨还不错嘛。

彭绍宗：马鹿塘出了许多能人，乡里乡外，呼风唤雨了好一阵子，结果都走得早，我是个只晓得种庄稼的蠢汉，所以就落后了。

老威：老人家生于哪一年？

彭绍宗：1937年，如今70岁了。

老威：解放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

彭绍宗：1946年，我才9岁，就替李保长家放羊。

老威：就是那个共产党游击队的救命恩人吗？

彭绍宗：是啰。公审过了，埋人的井也挖了，枪筒都抵着他脑壳了，禄劝县杨县长一声“留人”。这事儿把马鹿塘，把方圆几十里都震住了。

老威：我已听民兵主任余学康讲过。

彭绍宗：是么？他与我三哥一路，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比我一个小孩清楚啰。

老威：你三哥还在？

彭绍宗：我三哥彭绍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曾经是贫雇农主席团的成员，参加了马鹿塘所有地主的审判，却没有比他跳得还凶的余学康命长。

老威：你觉得李保长该死吗？

彭绍宗：清匪反霸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贫雇农都骂他该死。我一个放羊娃哪敢放屁？眼下不搞阶级斗争了，我才敢实事求是地说，李保长是个大善人！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办法，李保长看不过，就主动对我爸爸说，让宗娃子到我家混口饭吧。真是饿狗进了肉铺，第一天，我就连肉带饭胀了5碗，气都喘不过来了。李保长摸着我的脑壳叹气：“可怜的娃呀。”接着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的孩子一道念私塾？我怕挣不到工钱，要挨父母骂，就摇头。而今想起来，很后悔，没文化吃了不少亏啰。

我替李保长放了几年羊，吃得饱穿得暖，冬有棉夏有单，人虽然在坡上跑，辛苦些，但身板炼得结实，脸盘子也黑里透红。那几年是打身体底子的关键时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咳不喘不畏寒，估计，我至少能活过80几的余学康。

老威：老人家有底气。

彭绍宗：我三哥帮的不是李保长，身体吃亏就比较大，所以他对地主阶级充满仇恨，判死刑判劳改，他统统举手。马鹿塘解放要慢些，1950年吧，我十二三岁，工作组就下来，先还有解放军陪着，清匪，反霸，向剥削阶级征收公粮。李保长为旧政权干事，当然是恶霸地主啰，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严刑拷打，据说还朝嘴里灌辣椒水，灌粪便。李保长叫冤枉，说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恩人，没人信，两瓣嘴被鞋底给扇豁了，牙齿一颗接一颗掉。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太小，没有参加斗地主的会。

老威：你是孩子，不爱凑热闹吗？

彭绍宗：我是李保长家的放羊娃，土改运动一来，工作组组长李国柱就亲自来动员我，要我起来诉阶级苦，我憋得脸红筋涨，捶了半天脑壳，也挤不出一滴苦水。李队长就说，这个娃娃已被剥削傻了。于是，工作组命令我坚守阵地，看住李保长家打了封条的院子，还有骡马、牛羊、猪。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一个老实娃娃，叫困在那块阴森的地盘，连门也不敢出。

老威：你要管住多少牲口？

彭绍宗：八、九十只羊，五、六头牛，六、七匹马。本来猪还有十几条，可没人喂，就饿死了。

老威：一个儿童要养这么多牲口！

彭绍宗：他妈个Ⅹ，长八双手也忙不过来。幸好我放羊多年，够麻利。那些羊儿马儿啊，与我有感情，一见了我，立马啾啾呜呜地乱叫一气，又是亲又是啃的，它们哪晓得人间发生了啥子事？我天天累得手脚抽筋，也弄不来那么多草喂它们。我几乎站着都打瞌睡，梦里，牲口扯我头发，将我汗臭熏天的头发当草吃啰。

老威：李保长家没人了？

彭绍宗：土改才开头，就宣布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将他们全家十几口赶出去，挤在大村下面一个猪圈那么宽的茅草房里。顶上有簸箕大的洞，连叫化子都嫌太风凉。直到李保长拣了一条命回来，才将破屋修修补补，勉强过下去。可没几天，土改复查，他又被判刑劳改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那些日子晓不得咋过来的，好多房子好多牲口，就我一个人在里头窜来窜去，你说见鬼不见鬼？夜半三更，穿堂风忽忽地响，跟着房梁也响棺材也响，吓得我铺盖蒙脑壳，还牙齿打颤。有一回，天刚蒙蒙亮，铺盖突然叫掀了，吓得我光着屁股跳起来，却不敢睁眼睛。我直喊：“鬼大爷饶命！”你猜是个啥？

老威：李保长家的先人回来探亲了？

彭绍宗：逑。是我养了几年的那匹灰马饿疯了，扯断缰绳，踢开房门撞进来，叼起我的铺盖就转身跑。我回过神，一直撵到马圈，那铺盖已四分五裂，一大半被几匹马嚼烂吞了。没办法啰，它们都只剩几根骨头撑一张马匹。幸好不是食肉动物，要不连我也吃了。

老威：你没向工作组反映吗？

彭绍宗：他们都忙啰，我三哥也一天到晚不落屋。直到1952年秋凉，土改的几个阶段弄完，要分土地、浮财了，工作组和农民协会才从我手里，将牲口、财产一件件数出去。

老威：都分给谁了？

彭绍宗：我一个孩子，晓不得啰。可惜的是那些大肥猪，都饿死了，死前把食槽都啃脱大半。长蛆了，只能挖井埋掉。接着，四、五家贫雇农搬进李保长的院子，床、柜子、农具都是现成的，屋子也大，把一伙泥巴脚杆乐颠了。我亲眼见马鹿塘出了名的滚刀皮某某某在李保长的漆皮描金雕花床上打滚，连吼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地改革胜利万岁！”有人拍着他的脑壳开玩笑：“狗日的，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啰？”滚刀皮点头：“老子在旧社会滚草，二十几年没沾过床边边；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分了恶霸地主的大金床，下一步，老子要娶媳妇，天天日Ⅹ，争取下他十个八个崽。”大家就起哄：“你养得起啰？”滚刀皮拍着胸脯说：“怕个逑，以后是社会主义了，贫雇农千秋万代，只管下崽；让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老威：这家伙真无赖。

彭绍宗：不管无赖不无赖，人家的确除了自己的鸡巴，别无长物，这就是土改的本钱。划阶级凭三把尺子，一是有没有丫头、娃子；二是有没有租赁、放债；三是有没有长工、短工。三条占全就是地主，够两条划为富农。

老威：当时马鹿塘划了多少地主、富农？

彭绍宗：多啰。我太小，因为守院子，没机会参加斗争会，所以记不着。余学康是民兵主任，他记得着。

首发民主中国

学渊评：“中国大陆某地方党校”里的党官的这番辩论，基本不得要领，但很有必要。所谓“腐败问题普及化造成利益均沾”，是说的中共文官系统已经全面溃烂，而领袖弱势无能，“中央指挥地方”已无可能，“党指挥枪”更是空话，证明的恰恰是军人发动政变是其时也。

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再继续屈从一个腐败了的政党，未来变化的成本就更大了。

中共党校激烈论辩：中国会否出现泰式政变？

中国大陆某地方党校学员昨天展开一场泰国政变对中国大陆启示的辩论，虽然与会者都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会导致类似泰国军事政变的问题，但其原因却是大陆贪腐问题普及化造成利益均沾的结果。（党愈烂，国就愈稳定了，学渊评）

据《选举与治理网》报导，廿日中午，刚刚收看完「中央电视台」有关泰国政变新闻的大陆某中共党校教师和学员，在探讨泰国政变发生原因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时，出现了激烈的论辩。论辩一方主张，泰国军事政变的起因，是出于泰国中产阶级对泰国总理戴克辛的不满，因此认为，中共在平衡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同时关照沿海及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引申，中共党校如此见识低下，真应了“臣皆亡国之臣”之妙言了，学渊评）

据指出，泰国总理戴克辛在六年执政期间，让泰国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了六○％，又实施了国家补助的廉价医疗计画，因此得到泰北穷困地区农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泰南的城市中产阶级却对戴克辛不满。（党官们认为“扶贫”“公平”之不必要，学渊评）

这一方认为，吸取泰国政变的教训，中国大陆在强调“平衡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同时，还必须保障沿海和大中型城市发展的需要，否则万一有突发事故发生，私人财团、各种利益集团和高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将可能在动乱的背后提供协助。（“平衡贪污”和“宏观腐败”或许更切合实际，学渊评）

但辩论的另一方认为，中国不是泰国，中共解放军官兵多数出自农村，因此，中共政权只要依赖占总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就可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的问题。（穷人未必都是好人，富人未必都是坏人，中共是靠穷人起家，为什么有今天的腐败？历史已经证明“依靠穷人”之不可行，再依靠一次穷人，无非再多来一次革命-腐败循环，学渊评）

除此，双方论辩的另一个焦点是贪污腐败问题。论辩一方认为，泰国出现推翻戴克辛政权的军事政变，之所以没造成民众和政客的反弹，主要原因之一，是戴克辛在执政期间的极度腐败造成的，因此，中共吸取的教训，是反腐败确实关系到中共继续执政的生死存亡。

但另一方表示，泰国戴克辛政权的腐败方式，是戴克辛家族一支独秀式的腐败，因此受到泰国整个上层社会的仇视。反观中国大陆目前的腐败，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各种利益集团都得到了利益，不但没有那一个家族垄断了利益，甚至没有那一个政治派系垄断了利益，所以中国大陆将不致因腐败问题发生政变。（中共的“万紫千红”式的腐败，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学渊喷饭）

在评论泰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军事政变时，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所东南亚室主任翟昆表示，采取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是背逆历史潮流的（但成本较低，学渊评）。另有大陆学者认为，军事政变的起因，可能在于泰国正企图使军队国家化，引起军人的反抗（如此肤浅，该党无救，学渊叹）。

对于军事政变，目前的中国大陆，多数人都认为“不可想像”，但事实上，下月六日将是中共“粉碎四人帮”的三十周年纪念，而对这场被中共称为“粉碎四人帮”的事变，国外史家多称为“十。六”军事政变。

中共所称的“粉碎四人帮”，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当时共军领导人叶剑英主持下，中共以当时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名义，逮捕了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共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政治局委员）等四人。

09/22/2006《中国时报》朱建陵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也谈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

 

刚刚看过王丹的新作《从市长助理到市委书记，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文章以山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为例，透视了腐败的中国官场对人强大的腐蚀和同化功能。具有高学历且在美国纽约海文市担任过市长特别助理的李群，回国后出任临沂市市长，二○○二年十二月起担任临沂市委书记。据说，他被作为山东省重点干部加以培养，有着共青团背景的他，在团派人马风头正劲的今天，其仕途一直为外界所看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光环颇多的中共官员，因为过于在乎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一手制造了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计生事件，对揭露当地计生黑幕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进行了非法抓捕，此事虽然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曾荣登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榜的陈光诚仍然在不久前被判刑。

 

偌大一个中国，李群只不过是不计其数官员的一个缩影，置身于贪污腐败和暴力执政日盛的中国官场，即使很多官员原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但在这种难以遏制的大环境、大趋势之下，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腐败为官和暴力执政的庞大队伍。中共所极力推崇的马列主义思想，虽然被历史证明危害无穷，但其思想理论本身，并不赞同官员的腐败和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曾是反腐败和追求民主的一支劲旅，但自1949年以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便抛却之前的一切利民承诺，对前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延续和“发扬光大”。

 

毛泽东时代各种风声鹤唳的政治运动使得各级官员甚至于普通民众都人人自危，很多人虽然心底里对毛的政治举措深恶痛绝，但为了明哲保身，所以不得不违心地对毛歌功颂德，并对其政策不论好坏错对，都惟命是从。中国社会因此而陷入你争我斗的残酷漩涡，数不胜数的人在残暴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失去自由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令人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屠宰场。邓小平等人的“拨乱反正”虽然为文革划上了句点，但专制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经济的发展为权力不受制约的中国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绝好时机，新一波的社会危机也应运而生。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的翻身落马所激起的民怨终于在他逝世之后得到了彻底的爆发，学潮以反腐败和争取民主自由为最终诉求，本意并非要挑战中共的统治，然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却在邓小平和李鹏等人的暴力镇压下不了了之，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6.4”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既使得忧国忧民的老百姓三缄其口，更放纵着腐败的官员。一些原本无心腐败的官员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召唤下陆续加入了腐败的队伍。江泽民时代除了继续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之外，在政治改革和其它方面仍然裹足不前，中国社会因此而变得日渐畸形，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将官与民分别送进了人间天堂和人间地狱。当下的中国官场，已经看不到几个官员能洁身自好了。从前的贪污腐化被认为是令人嗤之以鼻的极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今天，很多官员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贪腐，而且还可以大言不惭地以此为荣，清廉的官员已被视为官场上的另类，不懂得这种官场潜规则的人休想当官或者是长时间当官。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被愚民政策搞得晕头转向的国民逐渐选择了觉醒和依法抗争，这种现实为如今的中国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只懂得贪污腐败是不够的，要想升官发财还得心狠手辣。从定州血案到太石村事件，从太石村事件再到东洲惨案，中国官员已经显露出了利欲熏心和杀人如麻的丑恶面孔。“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的可悲现状让蒙受制度性冤屈的民众求告无门，无可奈何。官员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团结在所谓“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下为所欲为。山东临沂事件只是当今中国维权悲剧中的沧海一粟，官员李群也只是庞大的崇尚暴力执政和自私自利官员中的一个。在宪法被权力架空、制度被行为歪曲、人性被党性淹没的今天，中国官场着实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染缸，混迹其中的人即使原本有再多为国为民的理想，也难以避免地会变成弃绝公义的贪官暴吏。

 

2006t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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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0日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中国的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这个受欢迎的网站已于3月9日被关闭。据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张建红于九月9月6日因其网络政论被指控为“煽动颠覆罪”而遭拘留。张以力虹为笔名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政府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两年前对中国公民的处置。 张是在一些用互联网倡导公民权利、抗议侵犯人权或呼吁更大民主的异议记者、作家、活动家、律师、学者遭到持续镇压之际被捕的。活动家杨茂东 (笔名郭飞熊)、和中国民主党活动家陈树庆因他们的网络文章于上周被分别控以非法出版与煽动颠覆而遭监禁。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Joel Simon）说：“在答应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邀请国际监督的中国，仍然决心窒息所有的国内批评。我们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张建红，并且遵守其政府承诺，在奥运会前容许媒体自由。” 有关当局还未明确他们对张建红的指控，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是强烈批评中央政府作为的。他在被拘留前两天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呼吁关注国际组织对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特别是在奥运会开始前的两年，对于记者及其消息来源的恶劣处置。张将这种情形喻为“奥运门”。 根据中文网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警察是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宁波市的张建红家里将他带走的，并没收了他的电脑设备。他的家属后来收到当地公安局的通知，说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捕，该罪名可判处数年徒刑。 48岁的张建红是受欢迎的文学和新闻网站“爱琴海”的创始人，并是该网站于今年三月因未经授权张贴国内外新闻被关闭前的编辑。近来，他也是几家美国中文网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博讯、民主论坛，以及与被禁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有关的大纪元。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纽约的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新闻自由。更多的消息请访问网站：www.cpj.org。 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迪兹（Bob Dietz）[email protected] 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齐思盈（Kristin Jones ） 保护记者委员会 纽约第七大街330号11层  邮编10001 电话1－212－465－ 1004 传真 1－212－465－9568 网址：http://www.cpj.org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国王禁止哭，便会有人想方设法地哭，不能用眼睛便用头发、耳朵甚至乳房哭；国王修长城，便会有人献出生命，终究还会有人来哭倒这长城。

《碧奴》要重述孟姜女的故事，而长城倒了这一结局早已妇孺皆知，无甚悬念，小说家只得和主人公一同上路，这是另一种“在路上”。苏童赋予了她一匹马，有时这马是苦难，有时是疯狂和想象力；她还给他的是一滴滴泪——至纯至柔的泪最终能成其为神话，因为它永远是向下的，而升起的是爱情和自由，这爱情和自由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

爱情，或乌托邦

○木叶：不仅孟姜女改成了碧奴，其他很多人名地名也虚化了，这种创作上的自由是否也是一种冒险呢？

■苏童：这个延续了我一贯的做法，我以前很多小说的地点和时间基本上都是模糊的。这部小说在我所有创作当中原有信息是最清楚的，在我看来就更有理由模糊了。说白了，可能只有哭长城、千里送寒衣、孟姜女是葫芦变的这几点是和民间神话传说相吻合的……

○为什么没有写当初碧奴和岂梁间的恩爱，也极少正面描写岂梁其人，就直接写碧奴千里送寒衣呢？

■我一开始就没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人物，就想用一种最简单的叙述结构，也就是说一个人唱戏，其他的人都是绿叶。岂梁可以说是碧奴生活中要追逐的一片云，若有若无的一片云，我不想多作描写，干脆就让他们的恩爱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背景。再说，我并不认为必须要交代他们多么恩爱才会有她千里送寒衣这么一个动作，不交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一上来就说碧奴如何如何执著，似乎缺乏思想基础和心理转变？

■你没察觉我也一直在写碧奴在放弃吗？譬如女巫曾有个关于死的预言，所以碧奴后来感觉自己要死了，立刻就有了一种解脱感……

○但是那种命运推着她往前走的感觉不够强……

■我在写的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事情，乌托邦的爱情。碧奴这个行为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不可理喻性，不能用常态来理解……我觉得碧奴身上不应该有常人的辩证法。

○碧奴这样的人在当代还会有吗？

■这样的情感还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行为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吧。

○很多背景中国人清楚，但你是否考虑过外国读者能否接受呢？“重述神话”毕竟是一个国际间合作的出版项目。

■没法考虑那么清楚，我也没那样的习惯，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况且这小说也不能说是为外国人写的吧？

○如果放在十年前，你会决定参与重述神话吗？

■原来这个负责人是石涛，他跟我说时讲到若泽。萨拉马戈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里头写，这样我就农民式地接了，我就觉得那里已经有了两个好把式在种地，那我就挨着在旁边也种一块吧……就是这么一个农民心理嘛。石涛跟我说的时候根本没有谈钱。

约瑟夫。海勒，就是写《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个，他写过一个小说《上帝知道》，来自《圣经》。我没有读到过他为什么要写大卫王的原因，但的确有时作家会出于某种兴趣就导致一部新作品的产生，它只和一个人的创作有关，和别的无关。

○评论家葛红兵反对重述神话，他认为原始思维是神话形成的基础，而原始思维不存在了，全是现代理性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你写起来会吃力不讨好吧。

■吃力肯定是吃力的，不讨好也是可能的。

像尤瑟纳尔写了很多神话，各种各样的写法。提到小说的资源，我们一直说现实生活对你的启发，那么我们能不能暂时跳离现实生活，看一看民族的神话到底对你有什么刺激和互动……我觉得写作本质上不是在追索一个思维，我不是不认同葛红兵的说法，而是没想过这个说法。

既然是重述神话，那核心词就是“述”这个动词，而不是“神话”那个名词。

○葛红兵说你写这个小说是在浪费生命，你更应该去写针对现实发言的长篇。后来我又采访了学者王宏图，他认为现在写神话很难，写出来会变成神话的仿制品，而学者严锋认为现在是一个“新神话”的时代……

■我是会去写那样对现实发言的小说，但这不影响我写《碧奴》。葛红兵的说法应该是善意的。

一部小说不能概括我所有今后的创作，也不能破坏我以前的创作。

哭泣，或寻找

○结尾几乎家喻户晓，在这种悬念缺乏的情况下你是怎么带来惊奇的？希区柯克电影《夺魂索》似乎就是这么个结构。

■小说的神秘就是你不读完便不知结尾是什么，但这部小说不同，难度也就在这里。孟姜女的故事最动人心魄之处就是这个结尾，所以我不能舍弃它，结果势必就昭告天下了，既然结尾不会超出期待，过程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是有点像希区柯克的电影……

○但我能读出你书写时的那种自信，你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些段落呢？

■门客芹素的故事；国王死了，碧奴的泪从笼子里漫出来之后各色人等的表现；还有百春台内外的马人和鹿人等。

○我看后觉得，一个女人的美丽似乎全体现在其泪水之上了……

■我从来没想让人相信孟姜女是（外貌）美丽的女人，这恐怕不重要，我其实是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眼泪的仪式，疯狂的哭泣的仪式，这个仪式的结尾大家知道：长城倒了。但这个仪式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小说就是在写这个漫长的仪式，孟姜女就是这个仪式的执行人。

○一直在写哭泣的故事，自己写作时有没有哭出来？

■谈不上。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和主人公培养感情，写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快到大燕岭的时候看到一群女人背着石头（一定要将一块石头献给山神，这样才能保佑丈夫），碧奴也背上一块，这时我确实有一种非常痛的感觉。但是我不能说我哭，就是我哭了也不能告诉你。

○同样是先锋作家推出最新作品，余华坦承在写《兄弟》时自己哭了，而你不说。

■作家没必要把工作时的状态告诉读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隐私，真的。

○一见《碧奴》写了青蛙，我就开始怀疑：一些好莱坞、迪斯尼影片会在主角旁安排一个小动物，如《花木兰》，你这么写是否落入了别人的模式？

■那你觉得呢？我其实完全出于小说的结构和人物配置上的考虑，碧奴应该有一个同行的旅伴，原来是考虑让盲妇人跟着，后来越想越不对，两个人一起走，她会抢她的戏，从直觉上也觉得不好，后来就让她变成了一个幽魂，一只青蛙。

○我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我开始是担心的，后来变了，一是青蛙消失了很久，二是青蛙也是有使命的，碧奴是寻夫，她是寻子。

■有戏我就让它出现，没戏就暂时把它轰走了，呵呵。

○你早期的《1934年的逃亡》和后来的一些作品都有一种逃避、拒绝的意味，这部小说则是寻找，是否有意呢？

■一个寻夫，一个寻子，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我没有具体写老妇人的儿子是干什么去了，估计也是去北方修长城吧，后来又说百春台里的很多门客都可能是她的儿子，这样比较有意思。

○你一直在想象并设置苦难，但故事并不显得多么丰富，看上去反而累，张力也似乎削弱了……

■不断给苦难加码的这种写法，可能使小说空间失去弹性。你这个说到我心里了，对苦难的设置是可能过度了。我也考虑过另外一种写法，试图将单纯、紧张的叙述变一下。比如写到了孩子成立的一个政权的更迭，但又觉得离整个故事远了……有时非常精彩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和小说形成一股合力，就删去了。

这部小说情感上的温度过于单一化，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压抑。这就牵扯到这么一个小说到底怎么写，我还是觉得我就写一个简洁的仪式吧，而不一定要延伸出别的什么。

解构，或古意

○是否想过写当下，就像《尤利西斯》源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但写的是现代的事情。

■曾经想过。孟姜女最感人的就是哭长城，但我怎么才能让一个现实中的女人把长城哭坏了呢？

还有就是大家都想解构，而我恐怕不是对解构感兴趣，而是喜欢神话，你比如说我最初曾想过重述“大禹治水”，也是对人与水斗的那种象征意味着迷。神话和现实是天空和水的关系，互为倒映的。我说神话是飞翔的现实，这可能太抒情了，但它是事实，即便神话小说依然是对现实发言的。我对当下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在我看来好多神话是现实的隐喻，在营造神话空间时其实也就是在营造现实空间。即使是《碧奴》和现实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的，所以不存在我自我安慰、逃避现实或逃避困难……

○看惯了《西游记》，再看《大话西游》就觉得别有趣味，颠覆了呀。但《碧奴》的书写不是解构也不是还原……

■我不知道这种“逗乐活动”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大众心理，这种“文化暴乱”变成了一种时尚。我正相反，我对读者可能不喜欢小说这一点并不警惕，我倒是比较警惕《大话西游》这一种……

我只是觉得，第一这是我的小说，第二才是跟孟姜女哭长城有关系。这是我的定位。

○你的《蛇为什么会飞》转向当下的现实，但不是很成功，如今你又去写古代的事了……

■时间的标签不是那么重要，想不起来是谁说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对历史碎片的重复和堆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贯的。所以我的小说探索的是当下还是过去，我不认为有太大的区别。

○但包括余华的《兄弟》在内，当代作家直接对当下的书写公认的成功文本很少，你怎么看？

■我不认为“当下”是那么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文学理想……

○序言里你说：我递给孟姜女一根绳子，让她牵着我去长城。还想听听你和碧奴或孟姜女的关系。

■我想我更像是孟姜女（碧奴）身下那匹马，其实是我驮着她去长城。

○很多读者认为你是写女性的高手，这次又写女性了……

■所谓女性写得好，在我看来也是浪得虚名。这真不是谦虚，很多文本的流传和认同可能真的跟作者没什么关系。在我的作品中写女性的还是少的，就四个中篇加这个长篇，可能是因为正好改编成电影加深了外界的判断……

○《英雄》《夜宴》等古装的作品，很多对白容易笑场，电影如此，小说营造出古意也不易。但我看《碧奴》的人名、地名和气氛很有古意，你是怎么营造的？

■很大程度是一种模拟。孟姜女好就好在是一个传说，我怎么想象怎么改写它都是从民间到民间的，如果是重述历史那我永远也不会写……写《武则天》是例外，我并不喜欢，它是一次违背我天性的写作。

○一直有人欣赏你的中短篇而怀疑你的长篇写作，这一部是你最长的作品吧，很自信吗？

■应该是最长的吧。如果你决定写一个长篇了还在怀疑自己，几乎是没法写的。

真写起来的话，自信就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有没有想过谁最适合演绎碧奴？

■没想过。这东西也没法拍吧，这个核心的东西是没法表达的——眼泪的仪式你觉得适合影像化吗？那干脆你投资吧……

2006 9 8

1

王国维诗云：“但解购书那计读”，又见了曹聚仁先生的几本书，就一如既往的买了下来。这其中，第一本就是《文坛五十年》。书前1996年8月的出版说明称：“《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曹聚仁先生写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记述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价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

书八折。我知道，我又一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2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曾为曹聚仁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曹氏一生写下了4000万字，在我的书架上，只有三联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思》，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是我的心爱之书。三联出的《北行小语》、《书林新话》、《文坛三忆》、《曹聚仁杂文集》，上海书店出的《书林又话》，上海人民出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上海春秋》，我都没有。不过，《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样，我的遗憾就小得多了。曹氏1950年在香港定居后，他在大陆是受礼遇的人，但他的著作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所出极少。

根据北大游学代言人柳哲写的《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所述，曹聚仁与蒋经国曾经过从甚密，为其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1956年7月， 曹聚仁来到北京，根据毛主席建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曹吃饭。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曹聚仁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劝他回大陆，被斥为妄人。

曹聚仁以为自己可以藏之名山的思想，是他曾经反复强调过，又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3

乍读曹聚仁先生的《文坛十五年》，还觉得是现在的新书呢。其实，这书是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从人们思想的接受程度看，1997年6月上海才出一版。这个时间跨度，就是思想界回头的跨度。说来辛酸，梁漱凕，胡风，彭德怀，刘少奇，老舍，还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书，一大批文物，一大批事业，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跨度的的代价。不过，小民还是应该庆幸，要是不让你回头，不是照样看不到，照样学大寨么？

这书的“新”很多，我只记很少的一些，算作是保留读过后记忆里的一点痕迹。

4

曹聚仁说，“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布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的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晚年的作品，有一多半是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

但是，就又记起曹先生 1940年11月13日以《从陶潜到蔡邕》为题写的话来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

这是因为“ 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

而焦里堂，恰好又是知堂所推崇的人物。陶潜的被我们热爱，又是怎样的合情合理。

这做人，真也难。活人难，死人也难。今天的人难，过去的人，也难。

国家给了周作人以生路，曹先生给了晚年的周作人以发表文章的机缘。文人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发表问世为标志的。真到了后来，在文字上，曹氏并没有将知堂老人“当付之典刑！”判刑的时候痛快，读书的时候，也痛快。

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又是这书给我们提供的。

5

这书竟然以吴稚晖为开篇人物。吴稚晖竟然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处世精神，这精神竟然又成就了吴稚晖的盛大志业，这志业的开首语竟然是“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曹聚仁说，“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1913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定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还是这个吴稚晖，他居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先导者。“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原来，吴稚晖们也爱国，也想让中国好，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胡适曾经有折扣的评说过吴稚晖：“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曹氏对此评价说，吴稚晖是像刘姥姥靠在柴堆上晒日皇（太阳）那样咀嚼的风格出之，“诚为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我们错过这吴稚晖，又是多少年。吴稚晖于我，是今天才“出土”。

6

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前的人做启蒙，一百年后，启蒙的事还没有完。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李佳白，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他们竟然是最先向清王朝敬献了维新政策的人。“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音，也就是在宣扬发挥李提摩太的主张。”“康有为的维新具体政策，也还从（他们的）这一大批译者中得来。”“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职责的。”他们为康梁变法开了路，年轻的康梁，在他门的感染下开启了近世中国变革的大门。

后来，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立论根据也多出于叔本华。他山之石，天上盗火，造就了后来的洪流。

梁启超有言，谭嗣同的学问，三十以后，颇有进境，他的诗歌，却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梁启超诗云：“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氏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歌，题为《举国皆吾敌》，诗里说“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今匪。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这就是那时领军人物的气象。

然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怀抱，写下了“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或少年头”名句和总理遗嘱的汪精卫，也给历史留下了深沉的思索。

还有，清末的士大夫，以为国家民族的衰败，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全力抨击的，也是官场的黑暗，这些，是那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几乎所有启蒙作品的题材。但今天，这些也还是大问题。

那么，有永远的事吗？要有，那就是启蒙。思想上的启蒙，永远都不会过时。

2006.7.7.

知堂的文章很好看，恬淡真朴，信由自然。知堂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文章上引以为傲的，很重要是这个。他反对作态的文章，喻作态的文章为演讲，听众爱听什么就大讲什么，近乎演戏。他以为他的文章不是演戏。

知堂对他文章的内容很自信，他说，他文章里的话虽然琐细，但就像对着自己亲人小孩那样说话，都是觉得尚有可取之处才说出来，“识者当自知之”——多么自信的表态。

张中行老先生在《负暄琐话》里，唐月梅在回忆知堂的一篇文章里，还有知堂自己在《书房一角》里，都曾说到，知堂先生一天几乎花上十个小时在文字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文字生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主要的部分了。知堂先生很喜欢趣味的事物、民俗，按道理说，那他应很喜旅游才对，就算并不，就算所谓“经济不支”，至少他会喜欢家门口四处闲逛吧？好像也并不。他隐身在书里，在书里探查这世界。他性喜活的趣味，可惜总从死的书中挖掘。不出门溜达，不知春风拂面。

知堂虽说文字没甚用，是“祭器”，还就此讥刺一下他长兄，可他竟以为文字想直接改造生活，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眼光，观察生活的新视角，以此激发热情来改变环境，可见，冥冥中他其实比鲁迅更相信文字的力量，更相信文字是一种实体。

在知堂看来，最好的文章就是人的情意能自然表达，读者好像没有隔着文字而直接看见书者的心情。其实文字只是文字，背后的内容是猜出来的。文字首先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才能成为人表达情感的工具。 高水平的弈者能在棋艺里表达自己的个性，但这种表达首先受限于围棋自身的规律，他可以在围棋中表达勇猛、温和、睿智，但很难再表达出更细腻的情感。作文也一样，任作者水平再高，首先是文章艺术的规律在起作用，束缚一切，表达自己。举例说，知堂虽重人生的趣味，喜读霭理士，承认人生中“无非饮食男女”，可也没有写一篇小文恬淡地谈谈性交过程。这因为，很明显，这种话题在当时还是“入不得文字的”。

知堂忽视了文字的编织和心灵的活动规律不是全然吻合，将文字上形成的肖像看作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造成他附敌的重要原因。他心目中的自己难以是生活中个别的人。我们惋惜曹雪芹早逝，骨子里一般都是惋惜他的红楼梦未成，逝世得太早了，而不是真为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他连粥也赊不到，子女夭折了而痛惜不已。在这意识里，好像作者的价值是优先于实际生活中的那个人的。拜伦为自己国家打战战死了，后世人都觉叹息，以为比死去一位将军还更可惜，也是同样的价值观的。知堂似也未必免俗，想想看一位大作家早早死于战祸，总是令人感到损失的，所以他决定活下来，而不像某些扎根生活的人，某个时刻感情上不爽侵略者就冲出去拼了，或誓死不从之类。既然他已决定活下来，这一点同时也就变成他和现实生活的接合点，既然已决定活下来，那当然活得舒适一点也是很可欢迎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文学生活转入半文学半政治生活的踪迹。

将文学造成的形象当成真实的自己，这是很可悲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算是擅长体验人生的了，他就着重申述处于作家状态的那个人和平日生活中的同一个人是绝不相同的两个人。知堂如果将他们混淆了，那后者在他心中就无所生根；文学上似乎“守护”一种“理念”，现实里却无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