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蛰伏两年多的新锐作家张悦然前不久完成新长篇《水下菩提》（暂定名）的写作，在该书尚未出版之际，北京网络秀数字传媒公司出资百万买下该作品音乐剧改编权，日前张悦然同该书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及网络秀公司在京签署三方合作协议，预示音乐剧改编制作工作正式启动。 
　　张悦然称，自己曾为这部作品定名为《誓鸟》，她说誓鸟是精卫的又一个名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都很像填海的精卫，不达目的不罢休。这部作品讲述了明朝大航海时代一位中国女子远下南洋历经颠沛流离追寻记忆的故事，既延续了张悦然作品一贯的细腻、唯美文字风格，又在主题与人物塑造、情节架构等方面超越了她以往的“青春写作”。 
　　同龄作家中不乏涉足音乐等领域的先例，张悦然是否会参与音乐剧的改编工作呢？“应该不会，我喜欢文学创作，觉得能把这一件我热爱的事情做好已经不容易，我不愿把时间花在文学之外的事情上。”她在签约现场特别表示，不希望这部新作出版之后仍被冠以“青春文学”的名义，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的创作也逐渐跨越不同的年龄段，希望经销商不要把这本书归到青春文学专架上”。 
　　据悉，这本新书将于10月中旬上市，而据此改编的音乐剧也将于明年4月完成。

探访理由
只因登上了央视《百家讲坛》，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这些“布衣学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日进斗金的电视明星。他们的走红，都离不开一个人——《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13日晚，这个资深节目策划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解如光：《百家讲坛》为百姓与学术搭桥

我让《百家讲坛》火起来

人物周刊：是否您一接手《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就开始火？

解如光：我历来不赞成把功劳归于个人的说法。《百家讲坛》的火，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5年前这个节目创办时，是想办一个“开放式的大学”，把各路专家、学者从教室里搬到电视上来，以弥补许多观众无缘上大学的遗憾。这个动机很好，但观众不买账：听不懂。2004年下半年，我到这个节目组后，把节目定位为“让专家为大众服务”。定位转变了，收视率就上来了。

人物周刊：您到《百家讲坛》后，推出的第一个走红学者，当是清史专家阎崇年？

解如光：我到之前，阎崇年已到了节目组，准备开讲。但怎么讲，是我们策划的，因此严格地说，阎崇年不是我一个人推的。易中天可以说是我个人推的。

人物周刊：可是栏目是从阎崇年开始走红的？

解如光：阎崇年来讲的时候，正是戏说清史热的时候，我们就想来个“正说”。本来他只研究努尔哈赤，我们让他讲清十二帝。他担心万一讲坏了，把学者的形象搞丢了。可经不住我们的劝说，他最终讲了“别人的11个皇帝”。在当时收视率不高的情况下作的这个尝试，最后大获成功。这个转变对节目起了重大的推手作用。

人物周刊：就像阎崇年讲了属于“别人的11个皇帝”一样，《百家讲坛》请的主人，并非他所讲的那个领域里的专家，比如刘心武就不是红学家，易中天也不是三国专家。为何想到要请他们来主讲？

解如光：易中天确实不是三国专家，但你不能说刘心武不是红学专家，他研究了十几年《红楼梦》，只不过他不是那些自认为红学家眼里的红学家。我们找人有标准，他不一定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表达手段。

易中天走红是因为能“说人话”

人物周刊：易中天说，《百家讲坛》找专家，专拣又老又丑的挑。这当然是玩笑。不过，您是怎么找到易中天的？

解如光：我当时看到他在凤凰卫视做一个节目。别人上这个节目，都是引经据典地讲学问，就他一个人讲吃面。我当时眼睛一亮，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们要的，就是能对着电视观众说人话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对易中天进行了包装，比如说他的中山装？

解如光：中山装是粉丝给他做的。

人物周刊：阎崇年、刘心武和易中天这3人走红，有无共同的原因或模式？

解如光：模式没有，原因有二：功底扎实，口才好。

人物周刊：他们三人讲稿在书市的火爆，让出版界惊叹。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进了《百家讲坛》就能火？

解如光：也不至于。我们也曾请过一些老红学家来讲，他们并没红呀。

专家纷纷自荐上《讲坛》

人物周刊：这个节目使学者成了名利双收的电视明星，是否有很多专家主动要求来讲？

解如光：是有很多。

人物周刊：怎么对待毛遂自荐的学者？

解如光：都要试讲，口才和讲座姿态通得过，那就让他上去讲。如果一门心思想着来讲了就可出书、挣大钱，那是讲不好的。

人物周刊：如果来的人本身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他要不愿试讲呢？

解如光：那就没办法了。我们这个节目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连试讲都不愿意，说明你本身不愿给大家服务嘛。

人物周刊：您去年预测易中天能火，他果真火了。现在又有人预测明年王立群会火，您认为呢？

解如光：我去年说易中天会火，那是准备好了才说的。明年谁会火，那也只是预测，天气预报有时还不准呢，要求我们一定准，不可能。

人物周刊：那您能否预测一下，《百家讲坛》能火多久？

解如光：目前中央很提倡这个，所以很多地方都在办类似栏目。其实，这个节目不好办，口才好的人太少了。以认真的态度做，这个节目会做得长一些。

官员下台后，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或所从事行业的问题失误阐述出来，既能给组织以参考，也可激励后来人，这本身是好事。有道是“好事多磨”，把好事办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来，很多高官选择通过“痛斥”披露问题的作法，却让人不能苟同。

最近的这样一次“痛斥”，出现在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演讲中用大量的数据“直陈”了目前医疗卫生体制种种问题，一时间在很多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其实，借助“痛斥”而“一举成名”的早有先行者，如痛斥教育问题的张保庆、痛斥官多为患的张全景等。

身为领导干部，都是“组织的人”，其超码的组织原则就是要求对组织忠诚，这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职业修养。这种修养，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台下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大庭广众与独处一室一个样，8小时内外一个样。这样的党员干部，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处于何种职位，都自会有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

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不乏这样的党员干部：他们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公开不说私下乱说，人前不说人后乱说，他们在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同时，其实也为自己抹了黑，一个言行不一、表里有别的人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吗？一个官员“下台”，并不意味着就“无所谓了”，党的先进性是一以贯之的，从台上到台下，更能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心怀磊落的品德。

当高官下台后却振振有词地“直陈”的时候，人们也难免会有疑惑：你在台上时是干什么的呢？

执政为民，说明当权力在手时应该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要敢于面对问题、不回避矛盾，多做一些打基础和管长远的工作。只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落实，一任官员接着一任官员努力，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才会如小平同志所言：“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这样，当我们回首自己工作的时候，才会有成就感和事业感，也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望。

总有少数官员，当他们在位时，或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或遇事就“和稀泥”，做“太平官”，当“老好人”，总之，一切以个人的“前途”与“仕途”为着眼点和出发点，能不出手就缩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一事不如无一事，这正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的体现，也是视党和人民的事业比自己的“官帽”还轻的体现，这样的官员，不管怎么能够“痛斥”，都必然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官员下台了，由于身份的转换，从他们口里说出来的事情，往往能产生一种“放大”、“激化”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产生了与他们良好愿望相反的恶劣影响。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痛斥”，不如说是“恶搞”，这样的“恶搞”之风，于党和政府于社会和民众都不可取。

邯郸因十年换七任市长名满天下。2006年9月21日，上任不到两年半的邯郸市长王三堂又调离了，据说他的新职务是秦皇岛市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12年内，邯郸市换了八任市长。借用一句国人非常熟悉的政治术语，这不仅是违法违规，而且是典型的“顶风作案”。

一、《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在邯郸不算数。

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第五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市长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人大代表投票体现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公民的政治权利。河北省当局如此频繁更换邯郸市长就是故意触犯法律，藐视公民权利。

市长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使命，直接关系着地方今后和长远发展，寄托着当地老百姓的希望，干了没多长时间，扔下一堆半截子事情，半拉子项目，说走就走。这叫负责吗？剩下的擦屁股事让谁干？如果继任者完不成任务如何追究责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地方最高行政首长的法定任期都可以成为随意改变的儿戏，依法治国从何谈起。

二、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在邯郸失灵。

今年八月，中央刚刚出台这个新文件。其重要目的之一要求干部干满任期，所以在第三条中强调，“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可是中央文件墨迹未干，就被地方当局扔进废纸篓。

当然，文件第四条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 ”，可以例外。什么叫特殊需要？难道离了“王屠夫”，秦皇岛人就得“吃连毛猪”？特殊是指个别情况。邯郸12年换了八任市长，个个都没干满任期，难道这也能用特殊来解释？

三、无视反响强烈的社会舆论。

2004年，全国数十家媒体，数百家网站报道了邯郸十年换七任市长一事。舆论对这种无视法律的短期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严肃批评。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高层“法治建设”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在演讲中专门提到此事。他说“河北某市政府十年中更换了七任市长，平均一任市长只任职一年多时间。这样的市长怎么可能对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负责任呢？怎么能保证法律在当地的有效实施呢？”

近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特邀佳宾、国家行政学院徐耀桐教授在解读中央规定时说，很多人大代表反映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80％干不完一个任期。曾经有这样的事，十年换了七任市长，五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他说，中国为官之道讲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任期不规范就会变成“在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

美国侨报网8月8日载文说，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颁布三项规定，特别强调“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五年，同职连任不超过两任”，直指地方党政领导调动频繁而引发的弊端，极具现实意义。任期意识的模糊化会使官员任免变得更随意，进而形成权力寻租土壤，滋生腐败。导致“跑官要官”、“卖官买官”，动摇社会价值体系。维护任期的严肃性——应从解决频繁更换市长做起。

2004年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以《邯郸市长走马灯》为题进行了讨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夏家骏说，总在一个地方不断地换市长，会影响到所属各级职能部门干部的信心，对一个地方本身也不公道，不公正。节目主持人董倩说：王三堂是今年3月31号任代市长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能干多长时间，但是我们衷心地希望从邯郸市人民这个角度出发，能够干满五年。

四、邯郸民众呼声无人理会。

1999年，笔者就在《杂文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怎能六年换四任市长》。2004年，王三堂市长上任时，笔者在网上发表了《十年七任市长 城市有何希望》一文。多年来，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老百姓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对频繁换市长深恶痛绝。普遍认为，邯郸经济发展滞后乱象颇多，与频繁换市长有直接关系。

一位叫chendesheng的网友总结了邯郸四大怪，其中第一条就是“书记市长换得快”。还有一位网友写道，市长任期平均不到一年半，不要说踏遍邯郸山和水、摸透市情县情民风民情；就是把四大班子领导、100多个局委及各县区党政“一把手 ”大致熟悉一遍，恐怕也难做到。

网友奚旭初写道，市民之所以关心“换市长”，原因还在于“人走政息” .地方党政领导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党政领导频繁调换，在发展规划的延续上就可能出问题。前任官员确定的建设项目，继任者往往搁置起来另起炉灶。官员越是调任频繁调，“胡子工程”就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邯郸“十年换七任市长”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标志性符号。王三堂市长能不能干满任期，已经成为河北省地方当局能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2004年众多媒体报道，近日中央出台了文件，邯郸人都以为这一次市长能够坐稳了，没想到大家的希望又一次变成了失望。如今的邯郸人真搞不明白了：国家法律在邯郸不算数，中央规定在邯郸成为一纸空文，舆论说了白说，老百姓意愿无人理会——这究竟是依法治国还是以权治国？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

如果普通老百姓违法违规，再当上“顶风作案”的罪名，往往被收拾得很惨。类似情况发生在官府，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当代史的重大缺憾

八年前，我在採访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时候，与他讨论过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以及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及其后果（见《流亡者访谈录》，157-158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最近，北京陈小雅女士在她的新作中重提这段对话，不禁再次触动了我关於这个问题的思考，启发我写下这篇文章。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非毛时代，而实际上恰恰又缺少这样一个时代。

“非毛时代”的提法是从“非斯大林时代”自然地引伸过来的。在世界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许多相同，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有不少类似。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多年来喜欢将中国和苏联作类比，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说法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多年。后来中苏两国一个成了土豆加牛肉的“修正主义”，一个自称“志壮坚信马列”，於是关於苏中两国不一样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其实从历史文化传统或者地理资源看，两个国家大不一样，我曾经与友人开玩笑说，两个国家的颜色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论颜色，一个是绿森林，一个是黄土地；论味道，一个是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宫，一个是北京的故宫——从中可以嗅出两个国家真正的不同。就当代史而言，中国与苏联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苏联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非斯大林时代或者时期，而中国没有非毛时代。这种差异非同小可，影响极其强大，一直延续到现在：俄罗斯或前苏联诸国已经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基本完成了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而中国则还在非民主政体中打转转.缺少非毛时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育上的不完全，是一个重大缺憾。

中国共产党需要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苏联的非斯大林运动是由苏共党内傑出的修正主义改革家赫鲁晓夫发动并推进的，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53年5月，苏共中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3年不到，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包括中共在内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和平共处、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理论问题提出了全所未有的新的讨论。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夜间做了《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罪行。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一场非斯大林运动在苏联展开，大规模政治镇压被停止，绝大多数政治犯被释放，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文学理论界全面解冻，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骨灰埋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在苏联东欧各地，斯大林的巨型雕像被纷纷推倒，非斯大林运动波及到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会后到其他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读后大为震惊，这个自认为是中国的斯大林的东方独裁者对赫鲁晓夫十分反感，多次批评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一把不能丢弃的“刀子”。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主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为自己的独裁辩护.自此以后，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也就成了毛泽东的主要政治顾虑，最后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头等大事。

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洛波夫（契尔年科）时代之后，苏联新领导人戈巴乔夫在国际上结束冷战时代，造成东西方和解，在国内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和平演变。眼看苏联的演变，向往民主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常常感叹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何时可以出现，一旦有新领导人上台，总要将此人与戈尔巴乔夫作一番比较.这种想法很自然。但是我觉得，人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何在。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和平演变的完成者，那么赫鲁晓夫就是这个和平演变过程的开创者。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的赫鲁晓夫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为重要，或者说，中国需要赫鲁晓夫比需要戈尔巴乔夫更加迫切。

许多人还记得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一些主要题目。在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是主要的批判对象。而从现时代的眼光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强调不使用暴力革命而进入更好的社会阶段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取代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危机的“和平竞赛”，都是比较高明的“新思维”。至於不搞阶级斗争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民党”（赫鲁晓夫当年还将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和“全民国家”，实在都是极其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赫鲁晓夫时代大量裁军，削减党内官僚的特权，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虽然赫鲁晓夫在冷战期间主持了美苏核对抗，还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赫古巴导弹危机等的主要当事者，但是他竭力主张东西方缓和，避免世界大战，为此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赫鲁晓夫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在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认识上，与毛泽东也大相径庭。

回顾中共党内，毛泽东一直在警惕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从未出现.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炮打的号称“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少奇并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这顶帽子实在冤枉，刘少奇与作为共产党改革家的赫鲁晓夫相距何止10万8千里！

莫斯科郊外新少女公墓，在长眠有大批俄罗斯及前苏联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墓群中，矗立着一座黑白相间大理石堆砌的墓碑，下面静卧着没有葬在红场的赫鲁晓夫，其头像嵌刻在石碑上方，他的表情好像还在与谁争辩。墓碑设计者曾被赫鲁晓夫批评过，不知道雕塑家是否有意用这巨大的两色反差来印证地下的这位政治家功过複杂的一生。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是没有推动非毛时代

平心而论，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批毛的机会，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非毛时代。

一次是林彪制定《571工程纪要》和着手相关的反毛自卫行动的时候。在“纪要”这个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对毛泽东最早的又是极其深刻的批判，例如中国农民“缺吃少穿”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论，“国富民穷”论等。《571工程纪要》明确指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统治者“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称毛泽东“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要知道这可是写於上世界70年代初期的文字。这是在中共当政以后，对它的暴政的第一次系统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中国民运的一些早期参与者承认中国民间民主运动与《571工程纪要》有一种承续关系（见《流亡者访谈录》128-129页）。本文无意涉及对林彪案件的评论，祇是说，如果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争斗中成功，由毛泽东制定的接班人来主持批判毛泽东，在中国当代史上会是何等辉煌！当然，历史的虚拟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祇有思维操作上的快感而已。

还有一次机会在邓小平手中。粉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重大冲击。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逐渐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期间，发表“解放思想”的讲话，推动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方针，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决定“少宣传个人”，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还是发出《关於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称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於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特别提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此后全国各地採取行动，拆除许多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这些举动，似乎表示中国已经到达“非毛化”的边缘。

如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有所动作促成中国的非毛时代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成功率高的政治选择。从中囯共产党的结构和历史进程来看，邓小平可以说是中国非毛时代主要推进者的最佳人选.在历史上，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充当过毛泽东早期个人崇拜的主要吹鼓手；在个人性格上，他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长期在毛的身边夹紧尾巴做顺臣。毛泽东曾经评论过邓小平“绵里藏针”，“钢铁公司”，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在毛面前装聋作哑。以至於毛在发动文革时候将邓作为第二号打击对象。在毛、刘、周、朱、陈、邓这张中共最高层图中，唯一可以和毛过上几招的，唯邓而已。尤其是在毛死之后，尽管写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是凭藉着在1976年中国政治事变之后在国内、党内的威望，凭藉着当年讨伐“四人帮”，否定“十年浩劫”之后的巨大民意支持，邓小平祇要如实地将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共谋证据一点一点释放出来，完全可以顺利成章或顺水推舟地发动一个非毛运动而不必担当太大的政治风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非毛时代的社会动荡程度不会超过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代，非毛的中国时代不会出现共产党领导者担心的动乱.

可惜的是邓小平错失了这个机会。1980年8月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时候邓小平急於表白：“中国不会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其实，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有何不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非未曾严厉地批判过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大的路线斗争据说就有10次之多。继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之后，将毛泽东放上批判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可以接受。邓小平却没有这样做。在那风高月黑之夜，我们的邓大人是否曾经为批毛大事而彻夜不眠？邓小平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不愿意否定反右斗争，在55万个右派分子中留下5个以证明反右的正确——原因在於他是反右斗争的主持者，这是私心。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批毛？是缺乏信心还是为了私利？这个私心，是一己之私，家族之私，还是一党之私？看来祇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人们评论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常常说邓的历史罪过主要是天安门六四大屠杀。这种判断大致不错.不过我认为，若要整体评论邓小平，他的最大的历史过失应当是没有在中国适时地推动一个本应当由他推动的非毛泽东时代。

批判毛泽东是中共政治改革的重要途径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过失。前面说过，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发育来说，非毛时代是一个必须经历不可跳过的阶段。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态势来看，中国当代非毛运动的最好发动者、领导者还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内新一代具有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以及宗教哲学理念的知识者。这件事情由共产党主导要比别的政治力量主导来得好。中国共产党如果真要独善其身，还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就必须完成批毛的历史使命。而且在现时代，也祇有中国共产党纔有足够的政治资源作这件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毛时代也可能是最小引起社会动荡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全党及全民大批判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对“四人帮”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在这个批判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过分地利用了中国人民在10年中积累的愤懑和民气，不适当地把本来属於毛泽东的错误或者罪行（发动文化大革命及在文革期间的种种重大决策），强加到林彪、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上。把“四人帮”作为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的地位放大到上升到决策者的地位；把王张江姚协助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制造大浩劫的真实图景凃改为一幅“四人帮”背着毛泽东结党营私反对毛泽东的离奇漫画。这是一场民意大欺诈.上世纪70-8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平反了党内外大批冤假错案；可是在处理林彪、四人帮案件中，又制造了新的群体性冤假错案。所以，彻底进行非毛化的补课，是弥补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过错，偿还政治债务的好机会。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全体公民应当严肃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平稳进行的非毛时代，中国当代史上的大公案就不能得到公正处置，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关於现代化、民主化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一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因此成了夹生饭。实际上，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缺少一个非毛时代有关.比如废除个人迷信和职务永久制（终身制）及一言堂的家长制；比如建立法治和推动民主选举（毛泽东历来不喜欢法律，反对选举制度）；比如经济改革中保护私有财产权问题（毛泽东历来喜欢一大二公）；再如阶级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无赖们随意到小姐、少奶奶牙床上翻滚到包庇中共大小干部利用职权侵犯女性的普遍通奸行为，也与毛泽东的私生活历来腐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对毛泽东的大批判入手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风尚的改革，不失为一个捷径，遇到的阻力也会比解决1989年天安门事件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你们让亿万老百姓傻乎乎地跳了那么久的忠字舞，唱了那么多“东方红”、“靠舵手”，背诵了那么多的语录条条，难道就不能让他们有那么一段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指手划脚地评说评说毛泽东的真假功过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吗？

非毛时代是对毛泽东的全民批判

说中国缺少一个非毛时代，并不是说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民众中没有非毛行为和现象。李锐关於庐山会议的记敍，李志绥医生关於毛泽东个人生活的回忆，张戎对毛泽东罪恶行为的发掘，都包含有对毛泽东的深刻批判。至於几十年来在监狱中受迫害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反毛英烈，更是一支可观的先驱队伍。本文所说的非毛时代，不是着作者或者活动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时代，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大规模的行动。

中国的非毛时代不是当年的口诛笔伐，不是打到，砸烂，火烧，而是选择，扬弃，异化，疏离，淘汰，还原，返真，修正，是一个真实理性的、实践的批判。主政者有步骤地公佈材料，开放档案，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佔有信息资料的权利。在出版、结社自由的环境中发表文章，展开争论。人们抨击暴政，申讨邪恶，褒扬善良，忏悔卑劣。那是一个生动活泼的时代，各种花朵，不论是否芬芳都可以盛开.这是一个全体民众心灵大震撼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提升。祇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一个发育完善的民族和国家。

中国要完成非毛时代并不很困难.相比之下，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批判要比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对斯大林的批判还要简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出了50卷，《列宁全集》有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毛泽东选集》才5卷，加上文稿不过10多卷。号称“毛泽东思想”，其实没有什么思想。毛泽东最喜欢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系列的着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祇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国家与革命》两本，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毛泽东文明基础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朮谋略，从《资治通鋻》到《水浒》、《红楼梦》。他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造诣还需要专家来研究，小雅女士提到的毛在上世纪40年代令那些风雅文人倾倒的“沁园春。雪”的原作者群究竟是谁，记得已经有人提出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至於无聊文人多次提出“毛泽东诗词性解”的课题，是否值得研究也可以考虑.

毛泽东不懂艺术，不爱音乐，怀疑科学技术，鄙视知识分子，喜欢玩弄女性。他是如何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狂妄人物的自卑心理一旦发作可以惊天动地，他是如何使得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官僚和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发抖的？在今天海内外中国人的暴发户中，可以看到多少毛泽东的影子？一些人举手投足之间，甚至说话的口气，写作行文的方式，为什么与毛泽东如此想似？

经历了非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和今日俄罗斯国土上，仍然存在着普通民众、知识者和军人对斯大林的怀念，尤其是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中功勋的怀念，对他建立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的苏联大国的怀念。但是就整个民族而言，对共产党一代统治者罪恶清算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可逆转.中国同样需要这种理性和情感双重的结果，而不是让毛泽东神像在出租车中晃荡。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中国非毛时代的来临.多少年后，毛泽东不再是在天安门城楼及纪念堂游荡的幽灵，而是在历史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毛的经历与他的主义，依然会成为大学历史系、政治系的专业，成为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成为学子们学位论文的题目。静静地躺在墓地里的毛泽东，也许可以自由地接受某些依然崇敬他的人们的鲜花。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10月号）

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带着中共党内的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景色漪丽的西子湖畔的刘庄，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带有资本主义成份的《共同纲领》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宪法》所取代。

1954年9月，经过全国人大第一次大会较大范围的讨论，终以1197票的全票通过了毛泽东参加起草工作而制定的《宪法》。并于9月20日正式颁布。

说起《宪法》来，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专制阶级进行斗争中，逐渐认识立宪主义思想的重要，认识到人民应该用直接民主或代议制度参与国家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根本法，而产生的。它的用意是防止封建势力复辟，限制政府的权力使用范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政府伤害。因此，在十七、八世纪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之，欧洲和美国的宪法得以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宪法》的制定是参考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集团”的宪法，还研究了解放前的宪法制订的。从理论宣传上说是社会主义宪法优于资本主义。实际上一部《宪法》能严格实行其内容就是好的《宪法》，如果只是“摆设”，说得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这部《宪法》中宣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及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具体规定，对民主党派、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广大国人确也有过莫大鼓舞。

那时候，和毛泽东的霸气同步的个人崇拜也发展到一定水平，当时竟有人提出要把宪法叫做“毛泽东宪法”，后来总算没有通过。

此前，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人们都忽略了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毛泽东说`：“……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一片拥护和万岁声中，唯独黄炎培先生当时提出：“我有一种顾虑，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面对于宪法予以高度的重视来正确执行，所有领导、管理、监督、检查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注视……”很可能黄炎培先生这一席话，是他1945年7月初在延安考察时，和毛作了著名的“窑洞对”之后，经过8—9年的亲身体验和考察，已经发觉毛的“言而无信”或者“说了不算”的特点。面对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不由得流露出他的一种善意的担心。

后来，他的这种善意的担心，不幸终于成了严酷的现实。庄严的《宪法》终至成了几页废纸。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毛泽东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是“和尚打伞”，压根儿就没有接受任何约束的考虑。他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一个信念：“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的！”和他的哲学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宪法》颁布以后，首先，甩开《宪法》的约束，他炮制的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毛把一个文艺观点的争论有意识地枉加了反革命罪名，作为他“与人斗”的靶子。不许申辩，强行判刑，完全抛弃开司法程序、法律取证和宪法精神。最后公布：涉案人员2100人；逮捕92人；隔离72人。最后确定“胡风分子”23人。都是由他确定以后再交给司法部门去办的。

胡风案完全是一种歇斯的理发作的“与人斗”。毛具体亲手办理此案后，有多大问题都没人敢再说话。整个共产党都得顺着他的一意孤行。他的飞扬跋扈就如同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家长。家长一发指令，只能高呼万岁，共产党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一点不同意见。好象根本就没有《宪法》一样。

[二十多年后，毛已去世，落实政策时，负责外调胡风问题的人员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他们还作了一些对革命有贡献的工作。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翻译家丽尼，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他伺机搞到一份重要情报，交给胡风，胡风把情报交给了廖梦醒，廖又设法转交给廖承志。这份材料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就是调查清楚，在这位飞扬跋扈封建大家长面前，谁又敢如实说明真相？]

最后，经过三次平反，证明当年给胡风强扣的罪名，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这一“胡风案”搞完，还不过瘾。还要追求无穷的“乐”，紧接着又发起了“肃反运动”。在他又一次掀起“与人斗”的风浪时，依然是把《宪法》抛在脑后。

这一次“肃反运动”的规模更大，更是完全甩开了宪法的人权规定和司法程序。机关、团体、学校……在单位党的领导下，代替和抛开了司法机关，都可以私自设立拘禁室，都可以剥夺被审查人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审查时还使用了一定的逼、供、信手段。有的人因为根本没有问题，又忍受不了人格的凌辱，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又叫“非正常死亡”,也叫“自绝于人民”)。仍然是党的机构整完，交由司法部门按意见去处理。把司法部门当成了他的“小使”。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官方公布：被立案审查者共140余万；查出来的“反革命”共计3800人（真实的数字不得而知）；占被审查人数百分之0。27。陪绑者占了百分之99。73。这一运动也是完全无视《宪法》精神的。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正赶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毛对“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只赞许过一次，就转向维护。他警告国人：“不能把斯大林的刀子丢掉！”他又坚决支持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他认定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镇反不力。这大概就是在他的头脑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策划“阴谋”或“阳谋”的动因。

1957年他发起了党内整风，接着又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面上象是要认真整改，甚至于在开始鸣放以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表示：“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用来迷惑群众。

不到一个月，他在青岛干部会议上则说：“对右派要实行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改造他一二十年……”

最后，整风变成了反右派，竟然任意地篡改了宪法第100条，抛出个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无辜的提意见者百万人送去劳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全都被实际废止了。

毛用反右派运动整肃了所谓的“右派”。同时，也用高压手段震慑了全国人民。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全国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这就更有利于他的独断专行。

扫除了一切不同的言论，清除了所有敢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吹起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号角。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粮食亩产数万斤。宣布：“公社吃饭不要钱，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不要说《宪法》，连“规矩”也没有，完全是他一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机关也完全瘫痪，全国的“大跃进”真正指挥者是他，鼓动者是报纸。他想怎么吹，报纸就给他怎么吹。

结果的代价是，他“和天斗、和地斗”悲惨地败下阵来，既没有“赶上”，也没有“超过”，劳民伤财还饿死3000多万中国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亡的军、民还要多。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真可说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宁肯饿死，也不敢说话。直到他死后，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在他80岁临终时，才说了几句实话：“以前是一刀切，现在是切一刀。农民说：‘你们让我们「忆苦」，却又不许说1960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水洗一样的挨饿，那总会有个地方可以逃荒要饭吃。这可好，60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饿死，我们受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是所有农民对“大跃进”的看法。

对于如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痛后果，他的所谓“检讨”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这‘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

这是谁检讨？这是惩罚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这也能算检讨?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太多的运动，作过太多的检查，写过太多的检讨交代材料，谁见过如此荒诞的所谓“检讨”？这就是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事件的“检讨”？这就是对3000万被饿死者的，四十四个血淋淋的字的检讨？

如果别人犯了破坏国家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严重罪行，让他来处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要“枪毙”人。他肯定会说“重罪当诛”！

说起来，毛泽东也曾“用”过两次《宪法》，只不过那是两次好笑的“闹剧”。

第一次是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和毛有一点小小的争执，第二天，他想起了《宪法》，毛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气冲冲质问刘、邓：“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知道是《宪法》给了他权利，还是他给了《宪法》权利？）”他是共产党大家庭的“家长”，谁敢剥夺他的权利？这好象一个家长对小辈们的耍赖示威。小辈们也只好连哄带检讨诚慌诚恐地连连说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笑剧？

第二次是文革之初，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工总司”。当时还摸不清文革底细的陶铸和陈丕显把“工总司”看作是非法组织，应该取缔。中央文革的张春桥、陈伯达却力挺“工总司”。陈丕显当时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有没有国法？”

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家长”那里，毛泽东表态说：“宪法中有‘结社自由’的条款，为什么不能成立工总司？”这就是他第二次利用《宪法》。拿《宪法》教训了阻碍文革的陈丕显。他简直是随心所欲地在玩弄《宪法》！

当年，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毕竟还有点良心，3000多万条人命，可不是小事。他大概也想总结教训，打个圆场。他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本是既承认一点问题，又给毛一个台阶下。没想到这话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毛此时非但无视3000万人命，认真检查，相反，在一片万岁声中，他想的似乎是他的“王位”。而且疑心越来越大。似乎一向宣传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点虚无缥缈；有些具体作法又有点象农民革命，“打下天下坐天下”。李先念说过：“第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是厉害的。”彭德怀后来在庐山开会时对张闻天说过：“中国皇帝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当时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说过：“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比如秦始皇、毛主席。”毛泽东自己也自诩：“超过秦始皇100倍。”

封建王朝和民主宪法当然是不相容的。从此，在他的主观随意性之下，1954年《宪法》就好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但《宪法》消失了，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淫威下也整整停开了十年，被取消了十年！

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民主。什么《宪法》？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我一人说了算！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更是开始了一场更大的“与人斗“的无穷乐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纵者毛和其妻江青，都没有对“大跃进”造成3000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有半点正确的认识，把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推给别人去“调整”之后，他则又投入了另一场“与人斗”的波澜之中。早在1962年，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毛就对巴卢库表示，7000人大会上，有人要“推翻他”。文革开始，江青也讲过类似的话。因此，文革的开始，也是他们复仇的开始。夫妻都表示该是报“7000人大会之仇”的时候了。没有多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被红卫兵小将打翻在地。

当孙悟空们（毛泽东指红卫兵语）杀进了中南海，刘少奇几次被批斗，被人身侮辱之后，此时，刘少奇也想起了《宪法》，他愤然拿着一本《宪法》（五四年《宪法》）去找毛泽东。

当刘拿着《宪法》去找毛理论时，毛泽东根本就不谈《宪法》，而是用“革命就是最大的法”的理论，教训了刘少奇。当时毛刘有过一段精彩对话：-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首先发问。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力，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要`法律，要民主的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的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么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 註 ]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在这《宪法》和“王权”的交锋中，刘的力量显得那么纤弱，不得不屈服于毛泽东的“枪杆子”和“孙悟空”。当刘退出这个谈话，悻悻而返时，一方面留下的是毛泽东得意的窃笑，另一方面则是，这部1954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经历了不平凡的被弃置的十二个年头，此时则无声无息地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中很自然地像几页废纸一样滑落在地了……

这就是1954年颁布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结局。

[ 註 ]师东兵 : 《中国第一大冤案》

日前，中国网易举办“如果有来生，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民意调查活动，还未结束的活动结果显示，64.2%的人表示“不愿意”。这个答案无异于给陶醉于“盛世”、威严不可侵犯的当权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调查活动因此而夭折，两编辑被革职。 “如果有来生，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其实是一个中性的问题，非褒非贬，答案既可以是“多数愿意”，也可以是“多数不愿意”。在强调爱国主义至上的中国，口口声声爱国的人不在少数，按理说，给出当局一个愿意看到的答案，是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当局再顺势用这个答案进行又一场滥情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可以预见的中国政治景观。但讽刺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变成了当局认为“不该发生的事”，居然有64.2%的受访者不愿来生再做中国人，其列出的种种理由，成为批判现实的公开化言论。 “下辈子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理由，主要就是：缺乏做人的尊严、学费高、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还有就是对社会和市政的不满。摘录如下：“农民哪能翻身做主人”，“当官的太黑了”，“有些贪官的子女早已不是中国人了，连当官的都对自己的国家没信心，百姓如何指望他们带领百姓把中国搞好”，“有权的可以随心所欲的侵犯别人的财产，而处在底层的百姓只能任人摆布”，“因为我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满，对社会丑恶现象不满，对看不到任何希望不满！”“其实这个国家没多少理让我们爱她。”“我想模仿爱因斯坦回答如下：如果我能有所选择，我希望能在一个奉行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福利的中国，一个使得全体公民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中国，做一个中国人。”“升斗小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找不到工作，当做一个中国人要面对这些实际的困难，同时还不断听到，某公仆黑了多少钱，某人含冤而死凶手却因为有背景而逍遥法外；某个有正义感的人为揭露恶行被无辜拘禁；某种食品有毒，某种药是假药，某种东西又要涨价，又要多交某些税费的时候，谁还会有心情来生再做中国人呢，生活之难，此生足已，何必来世！”…… 以上“不爱国”的理由，其实早在民间已形成“共识”，只是没有这么集中在官办的网站以公开的形式表达出来。 中国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盛世”，并非是人人共享的人间天堂。有数据显示：中国10%的富人占有中国45%的财富，10%的穷人仅拥有1.4%的财富(美国之音“财经纵横” ，05年7月)。在没有全民免费基本教育、没有全民医疗保障、没有全民养老保险的中国，没有财富就意味着没有这三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原始进化论的实践者，自生又自灭。 如果单是应付一种原始的社会环境，这还不算太差，只要像野生动物那样去生存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人们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这次“如果有来生……”的民意调查，就遭到当局的禁止；人们也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比如临沂等地大范围的野蛮计划生育，育龄人被强制结扎、堕胎等等。揭开这个黑幕的维权盲人陈光诚居然被以“破坏公物罪”判刑4年3个月。声援陈光诚的高志晟、郭飞熊等人，也被牢狱伺候。做中国人做成这样，可以说连动物都不如，动物还有自由婚育的权利，有发泄不满的权利；还有，以死讨薪的民工会被“依法”送去劳教，而欠薪的老板却不会；其他的，如失地维权，反污染维权，反信仰迫害等等，失败的往往是百姓，而且还非常的惨烈。如此种种被当局“恶搞”的社会不公，在在都超过了人的承受力。想爱自己、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都不能，还凭什么去爱这个独裁之下的国？ 人对在那生长的土地有种天然的感情，但没有必然的“爱情”。民爱国与国爱民是个双向的行为反应，政府单一地强调民众爱国的义务，而不尽爱民之天职，并以党代国，民众何以爱国？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当局也是一贯用这句深入人心的古语来教育民众爱国的。一般来说，子不会嫌母丑，狗也不会嫌家贫，但如果那是个虐待狂、神经质又邪恶的母与家，是没有人可以忍受的，再孝顺的儿、再忠实的狗也会被打出家门。即使有人幸运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那种不安全的感觉，也会迫使他们逃离险地。目前留学在外的不归者，偷渡者，以及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不少人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而离乡背井的。即使这些人因为语言文化等因素难以适应新环境，但为了下一代，他们仍然坚持着。这些人等不及来生，用脚去完成了“如果有来生……”的民意调查。 2008年的北京奥运越来越接近了，届时，两周的超级爱国主义激情定会淹没中国，而有多少人会质疑“为国争光”的口号取代了体育运动的纯洁性?有多少人会计算一下，那些用金馍馍喂出来的奖牌得主，纳税人被迫为他们贡献了多少个亿？有多少人会想到“鸟巢”运动场、“水立方体”游泳中心等等在京城落地，却迫使几十万人他迁？政府为了奥运而毁灭古城，值得吗？又有多少人会质问：为什么有钱办奥运，却没钱为城市的孩子多建几个运动场所，为农村的孩子建造像样的学校？还有谁会记起，山西沁源县第二中学900多名学生由于没有运动场，没有安全意识的老师带着学生到公路晨跑，21个学生及老师被撞死的惨剧？……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有句名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连他这位在中国享受人上人生活的贵族都有这种观点又那么直接地表达，民意调查怎么就不可以答“生在瑞典、瑞士、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宁静小国，和家人朋友幸福地生活到老！”？连这种梦都不给做，还谈什么爱国。 （图为上海一所体校，学生在巨幅标语“为国争光”的注视下练习跳水。路透社图片，9/1/06）

——电影《东京审判》和《日本沉没》

《东京审判》的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甚至使我产生一个痛苦的念头，假如没有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也许会像纽伦堡审判一样，显得更符合人类的自然正义。梅先生是法学界的前辈，这部电影根据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半部回忆录改编。彼时的境况，就连回忆录也写不下去了。梅先生笔下，带着一种不能不爱国的笔调。无论在征服者的东京，还是文革前夜的北京，这都是他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电影一开始，梅汝璈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10位法官，争取所谓中国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我却为他丧尽法官的尊严而悲哀。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梅汝璈骨子里不是法律人，而是士大夫。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对英美法有较深了解。但他以一介书生的名分去审判日本人，肩负的民族大义实在是难以担当。当时国人的民族情绪，很难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在朝在野的国人都以为审判只是过场。自古以来，战败国就是战胜国手上的鱼肉。自古以来，败军之将都是要杀头的。“审判”不过是以现代方式，为这种复仇凭添一层光环罢了。所以审判的头几个月，中方的检控工作非常糟糕，一位副部长上去作证，说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结果被轰下证人席。梅汝璈最后甚至对合议庭以死相逼，萌生出若不判首要战犯死刑，就自杀以谢国人的念头。这固然令人敬重，但他的形象，显然是中国古典式的使节形象，而不是现代法官的形象。他持节出使，不是来审判日本人，倒是来与其他10位法官为敌的。

当时纽伦堡审判已结束，开创了人类史上依据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审判国家罪行的判例。苏联人曾建议无需审判，凡穿过纳粹军装的人直接枪毙就行了。人类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因循这个惯例似乎也说不上堕落。但二战最伟大的不是胜利，而是胜利后的两个结果，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二是胜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枪入库，放弃自古以来处置俘虏的权利，而给迫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这两场世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的辩护人都曾以“法无溯及力”的法治原则来抗辩。但检察官们以国际法中一贯包含着的自然法精神，来论证审判的正当性。40年前的美国电影《纽伦堡审判》中有一个镜头，美国法官杰克逊在纽伦堡预备用作法庭的正义宫中，发现德国人在法官椅的背后也镌刻着《摩西十诫》。他心中顿时踏实了，知道这场审判不是战胜国的舞台，不是依据某个国家的法律，而是依据那高于一切人间法律的法则。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使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即法治与人权的全球化。

但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60年前的法官梅汝璈如此，今天的导演高群书亦如此。想不通为什么不但允许战犯辩护，还怕律师不懂英美法，专门给每个被告配一至二名美国律师。甚至对院线和观众来说，在银幕上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电影院的宣传海报，以一种虚拟游戏的口气写着，“9月1日，绞杀日本战犯以谢天下”。成都的一家影院甚至推出“模拟绞杀日本战犯”的有奖游戏。60年前梅先生身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不相信他作为英美法教授，会对纽伦堡审判的意义缺乏理解和认同。也许他自知无力抗拒国难中的民愤和几千年的传统。于是决意在国际法庭上作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是第一位法官。梅先生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代表遭受侵略的中国置身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法庭，尝试在国家之间“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他却最终选择了从人类回到中国，从价值回到苦难，顺服在由怨恨、苦毒、惩罚和复仇所组成的法律观下。梅汝璈对合议庭及其庭长的每一次不尊重，都将审判的正当性从自然法立场下降为民族立场。他似乎比日本人更热衷于颠覆这个法庭的合法性。更可悲的是，他的选择在60年后，仍被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他也许出于无奈，但导演和观众却很亢奋。电影中梅汝璈坚持死刑的那一番辩论，幼稚得相当于一个法学院本科生的水平。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受害最深”为中心，使这部电影在关乎“东京审判”的史实上，也狭隘得令人羞愧。

反观几乎同时的电影《日本沉没》，日本导演站在战败者和被审判者的地位，却显出更宏大的视野。这部老电影曾在1973年轰动全日本，今年斥巨资翻拍，加上阪神大地震、东南亚海啸等背景，8月以来在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最卖座影片。“日本沉没”的预言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噩梦。也是当初军国主义兴起、以武力扩展生存空间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个充满地震和火山的国家就像一座巨船。电影描写整个日本在地壳变动下，沉入太平洋。几千万日本难民散落全世界，成为获救的余数，像犹太人一样开始“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什么是日本人的诺亚方舟？70年代的版本中对战争的错误选择及人类的命运有令人惊讶的反思。首相说，苦难中的死亡是为了爱中的复活。他率领政治家们跪在全世界面前，请求接纳失去祖国的日本人。全世界的海军也在最后一刻全力投入营救。电影中的中国人也抛开仇怨，接纳日本难民。

尽管这也是一部商业大片，其中的悲情意识和人类感，也比不上30年前的版本。但还是足以令人汗颜。“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无论是他们的靖国神社，还是我们心里的恨意，谁看见真正的诺亚方舟，谁的悲情就先得医治。

2006-9-15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学教授刘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王　丹：中国国家暴力开始升级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今年8月14日，中国民间组织泛蓝联盟地区人大的候选人孙不二先生在拒绝安全部门要求后遭遇暴力袭击。最近，据民间维权人士赵昕发布的消息，当中国公民郭飞雄试图进京办理私人事务并去旁听陈光城案件时，中国警察采取流氓和暴力手段阻止。一系列的动作表明，中国政府操纵的国家暴力行为已经开始升级。这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黑社会化，中国政府滥用暴力正在成为中国公民安全的最大威胁，成为中国社会暴力崇拜的最大根源，并且成为中国和平实现社会和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

显然，中国政府企图以黑道方式压制不同政见的表达和实践，这一动向表明，中国政府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无法靠道理和道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服从，也无法使用国家正规法治程序阻止异议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使用黑道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相反，只会激起更大仇恨，并导致暴力反抗，最终不能逃脱覆没的命运。这是中外政治史反复证明的政治规律。中国政府如此滥用暴力和采取下流手段对付和平表达政见的公民，也使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更凶险。由于片面改革发展导致的腐败，暴政，社会不公，道德堕落和经济不安全不会在流氓暴力维持的稳定中得到解决，而只会越演越烈，如此滥用流氓暴力只能扼杀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逼迫坚持维持正义和追求美好社会的公民采取更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秩序混乱，暴力崇拜泛滥，就是中国政府黑道化的直接结果。在所有伤害公民的安全的暴力来源中，因为没有制衡，政府是最大的违法暴力来源。而且，由于腐败，政府不能有效地消除其他暴力势力，甚至助纣为虐。无论中共高层核心如何自我期许，中国正在急剧恶化的各种问题和中国政府在制止公民依法理性和平解决问题时滥用的流氓暴力手段表明，和谐社会的诺言正在变为一场闹剧。如果胡温不能制止流氓执政和暴力执法，那么和谐社会不是拙劣的骗局也是自恋的呓语。

中国今天政府黑社会日益严重，无法阻止，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专政，就需要镇压和控制所有的反对势力。因为这些力量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安全。在野蛮公开的镇压可能导致强烈的国际国内谴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依靠或纵容公安机关使用黑社会方式打压异议声音。黑社会化虽然威胁中国公民的安全，但却成为维护执政者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不改变中国的制度，就不可能消除政府黑社会化的需求和条件，也就不可能将中国建成中国公民的安全家园。只有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中国才能彻底消除政治生活中的暴力因素。为唤起更强烈的公共关注并制止这一倾向，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决定在 9月22日召开”中国政府黑社会华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和讨论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现象、性质、原因、程度、后果、前景和出路。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