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

这一段顺口溜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顺口溜越是盛行，现实中的我们就越是无奈。名流教授会向你解释，你今天的无奈都是基于你的无能，不能怪别的。他们会编织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论，头头是道，吐沫四溅，你听得云里雾里，他讨了欢心和实惠。房地产大鳄高居金山银行之上，将贷款购房者斥为“房奴”。权贵号召人们要“爱国爱党”，在他们的辞典里，“国”即“党”、“党”即“国”，“爱”者即“听话”也，至少要表现出听话。简而言之，你不要成为公开指出皇帝没衣服的那个小孩，大家心照不宣，不要把这层透明的窗户纸戳破，心里明白，嘴上没说，你就是良民。

面对顺口溜所概述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装聋作哑的沉默，我们可以装疯卖傻的游戏，我们可以天昏地黑地娱乐，可以挖空心思地赚钱。一句话，我们可以按生物的本能选择自己的生存，可以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圈里尽情地舞蹈、放声地歌唱，只要它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我们就会活得“自由”而潇洒。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娱乐，如果稍有越轨，说出了哪怕一点点真相，那也是不允许的。做过多年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的刘忠德，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事。赵本山有一年春节晚会演一个“一串王八蛋”的小品，节品本来有讽刺乡长大吃大喝的内容，如顺口溜中所说：

“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正常渠道不通，顺口溜就出来

乡镇官员大吃大喝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这样的节目就是通不过审查。部长大人“看了三四遍”，最后楞是给改了，也是反复改了三四遍，理由很堂皇：“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依此类推，各级官员毫无疑问都是不能讽刺的，更不用说直接的批评了。

鸣呼，当普通民众所有表达意愿的正常通道都被无情的堵死，当新闻媒介被架空社会公器的职能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和娱乐机器，除了饭桌上谈论国事，在菜市场骂几句，在公园发发牢騒，我们这个铁桶般的灰色江山，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正当的批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短信、网络或口耳相传等方式，相互传递一些顺口溜，几乎就成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表示某种心态的载体。

朝代越衰败，民谣越流行

顺口溜在我们这个古老大国是有久远的历史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顺口溜、打油诗或者叫民谣从来没有断絶过。越到了一个朝代走向衰败时，民谣就越流行。远的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讽刺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元末的“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末的“十八子，主神器”；乃至“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近的如一九七一年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后，大为流行的“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首民谣；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夕，“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之类的民谣就已传开了。

这些或出自佚名作者的创作，或是在流传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所表达的或对改朝易代、时代变迁的愿望，或是对权臣奸佞、贪官污吏的痛恨，或是对某些清官、明主向往，或是对社会风气转换的感慨。比如关于“官场言论准则”的：“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吃”的：

“官场吃公款，商场吃‘回扣’，赌场吃‘洗钱’；工人吃低保，医生吃‘红包’，警察吃罚款，编辑吃‘版面’，学校吃‘择校费’，演员吃‘出场费’，运动员吃‘身价费’，小姐吃‘青春磨损费’。。。。。。”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毋庸讳言，这些顺口溜确已成为无权无势的民众自我取乐的方式，一种属于“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发泄苦闷的方式，同样传达出无望、无助又无力的普遍社会心理。

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靠的是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子不入。这是顺口溜在传播手段上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民意的一种反映。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这些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在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一滴水可以见出太阳，短信爆炸时代的顺口溜也可作如是观。

首发《争鸣》2006年9月号

 8月26日、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美国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下面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发言。

中共仍然是以高压维护其统治。如果说现在的压迫看上去不太严厉，那也是因为这种高压已经实行了好几十年，因此已经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了强烈的恐惧效应。中共从“6.4”中吸取的教训是，要尽量把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必须始终摆出强硬立场，不要让人们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民众越是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采取强硬姿态，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6.4”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这不是表明他们的强大和自信，而是表明他们的脆弱和心虚。

胡锦涛政权虽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从而也就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

有的幕僚经济学家也承认，在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现实可能性，而我们又不能放弃对国企的改革，现在这种改法既然有效地推进了私有化进程，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毕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但问题是，在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推行私有化，权势者们势必会借机大发改革财，把国有财产揣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对全民的剥夺。被剥夺的民众不能不起来抗争。这在权势者看来自然是“犯上作乱”，所以政府就出手镇压。那些幕僚经济学家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为了维护“改革成果”，他们也只好默许乃至支持政府镇压。这就叫“路径依赖”，你说了一就得说二。强盗只是想抢东西并不是想杀人。强盗只是害怕别人告发才杀死被抢者和目击者。幕僚经济学家把权贵私有化路线称为“次优选择”，可是这个所谓“次优选择”，不但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而为了保护这种不公正，为了防止被剥夺者追究剥夺者，它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民众正义抗争的暴力镇压。这就是次优选择所必然带来的更大的罪恶。不错，也有一些幕僚经济学家对权贵私有化的现状感到不安，他们也试图呼吁当局实行法治，着手政治改革。可是，他们既然支持了、起码是认可了或默许了权贵私有化路线，他们的呼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更“不现实”。如果在改革之初，我们大家就一道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难道不是更困难得多吗？

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被人称为“中国奇迹”，还有人把它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为什么能造就中国奇迹？大约有以下几条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其次，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工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公然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对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产生极深的印象。印度底层社会的穷人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们解囊相助。中国的底层民众由于对社会公正失去希望，只好反过来自谋出路，自力救济。这就是说，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

但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民众是认帐的。

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并没有发生过“秋后算帐”

的问题。而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产分配格局就没有合法性。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在中国，“秋后算帐”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局力图维持高压，指望着用时间把黑钱漂白。如果它压制不住了，会引出何等混乱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到那时才匆匆引进民主机制，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但是如果它竟然凭着高压挺过去了，那只会使得它变得更加蛮横更加蔑视自由民主。那必将对整个世界造成莫大的灾难。

首发多维

当社会以渐进式的演化，使人类逐步趋于文明，而帮助人类获得个人知识的方法，就是对未知领域的刻苦探索。个人知识的局限常常使其处于无知的境界，但是崇尚文明的人类个体在克服知识的局限时，所应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无知境界的征服。自由个体只有在克服对有

知顽固的拥有，在超越、突破对已知的否定后，充分认识自身知识的巨大局限，才能具有向无知的最高境界进行挑战和征服。

对邪恶的强制就是对自由的保障，而对自由的压迫就是对邪恶的放纵和纵容。人类为了将社会推向文明而付出了生命与自由的代价。文明的建成是自由个体的创造价值，在超越和突破社会理性的绝对服从和绝对奴役的墙垣后，使社会个体的创造价值呈现出解放的喜悦氛围。

但是辨证唯物决定论却总喜欢强调人类已掌握和知道了所有的科学知识──这只是用历史预测的妄断而推论出的知识──殊不知，人类社会学中的自由和自然的权利及其知识在唯物决定论的范围里，却是一无所有。由于没有激情，没有自由，生命在人类的生活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自由生命对无知境界的探索和突破便不复存在。然而，唯物决定论却还继续强调，由历史唯物决定论所预测所推论和掌握着所拥有的所有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这就足以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他们所设定的辨证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哲学，是指导人类社会向文明发展的一种形而上学智慧体系。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知的境界。在辨证唯物决定论的哲学误区里，许多自然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构想和论著之所以一文不值，就是因为他们追随了辨证唯物决定论的无所不知的预测性理论的误导。

“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苏格拉底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辨证唯物决定论的有知，同时超越自身即将堕入有知决定论的泥潭，去求得思想智慧的开放和自由精神的走向。行动的自由和自由的实践，是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所具备的创造性的准则。只有通过无数代先辈的自由个体创造价值的传承，才能产生人类社会的文明。

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是对原始的劳动工具和凶残专制的独裁制度，进行了无数次的挑战和突破而形成的。但是当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在饱和了已有的知识并陷入唯物论的泥潭里而不能自拔时，另外一种社会科学的文明将超越和挑战前者而取代之。如此而循环反复的超越、挑战以及突破，这样，社会科学的文明此起彼伏的在大轮回的因果律的意象回归中而重复形成。内容一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实际上，辨证唯物决定论的历史预测妄断，常常被无知的最高境界以及处在挑战、超越、突破和抗争的战争中而不能自圆其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建成就是无数的自由个体的创造价值在社会演化进程的实践中，在自由精神的超越和突破中，在思想的修炼和挑战中所积累的意象性的启示录。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建成是自由个体创造价值观在其先辈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将其积累的经验与自身的创造价值结合，在经过无数次对无知境界的突破、超越和挑战，而其后来者又将这些先辈们的积累的经验与自身的创造价值相结合，又经过了无数次对无知境界的突破、超越和挑战，如此循环与回归而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景象。

无知的境界是个体价值自由创造的催化剂，是人类自由的无限创造力的启动器。如果要使人类社会达到真正的科学文明的自由境界，无知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科学文明的必须条件，也是铸造思想大师们的必然条件。个体价值的自由创造在处于无知境界的氛围中，就不得不经常同可能性和偶然性打交道，然而在与可能性及偶然性打交道的研究中，机遇的天使和智慧的女神总是偏爱那些有精神气度和思想深邃以及心胸宽宏的有创造力准备的个体价值的自由的大师。

滥用自由的人经常污蔑追求自由的人，而这些滥用自由的人就是专制集团中的独裁暴政者──实际上，这些独裁者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是一盘散沙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掌握着极端的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经常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本集团的政治存在，贪得无厌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领域的自然资源和民众那少的可怜的私有财产。同时美名其曰地宣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荒谬的辨证唯物决定论。

自由的思想是对自由创造力的个体价值的实体，进行理论和知识更新的加工和处理。每一种抽象的理论知识和思想的精神，只要经过有意识的加工和处理，以及运用和实践，在相当大的层次上，这些抽象的思想理论都将被注入辉煌的独立自由的生命。但是这种辉煌独立的自由生命是要受到无数的否定，无数的挑战，甚至受到无数毁灭性的打击，才能具有长久的坚韧不拔的生命的存在。自由的思想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突破、超越后才能得到更新。更新的思想是诞生在自由行动的准则之中，这种行动是反理性的个体的感性行为，是与物质性以及理性因素互相撞击时所产生的裂变。自由的思想在更新的裂变中其行动的准则永远是建立在怀疑一切、否定自身、证实现实以及批判的、挑剔的、感性欲望的饥渴和自由创造力得以发挥到极至的领域，否则，自由思想更新的源头就会逐渐干涸。

“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苏格拉底语）

（2002-06初稿；2006-07-15拟订）

首发民主论坛

（2006年9月20日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中国的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这个受欢迎的网站已于3月9日被关闭。据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张建红于九月9月6日因其网络政论被指控为“煽动颠覆罪”而遭拘留。张以力虹为笔名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政府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两年前对中国公民的处置。

张是在一些用互联网倡导公民权利、抗议侵犯人权或呼吁更大民主的异议记者、作家、活动家、律师、学者遭到持续镇压之际被捕的。活动家杨茂东 （笔名郭飞熊）、和中国民主党活动家陈树庆因他们的网络文章于上周被分别控以非法出版与煽动颠覆而遭监禁。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Joel Simon）说：“在答应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邀请国际监督的中国，仍然决心窒息所有的国内批评。我们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张建红，并且遵守其政府承诺，在奥运会前容许媒体自由”

有关当局还未明确他们对张建红的指控，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是强烈批评中央政府作为的。他在被拘留前两天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呼吁关注国际组织对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特别是在奥运会开始前的两年，对于记者及其消息来源的恶劣处置。张将这种情形喻为“奥运门”。

根据中文网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警察是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宁波市的张建红家里将他带走的，并没收了他的电脑设备。他的家属后来收到当地公安局的通知，说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捕，该罪名可判处数年徒刑。

48岁的张建红是受欢迎的文学和新闻网站“爱琴海”的创始人，并是该网站于今年三月因未经授权张贴国内外新闻被关闭前的编辑。近来，他也是几家美国中文网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博讯、民主论坛，以及与被禁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有关的大纪元。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纽约的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新闻自由。更多的消息请访问网站：www.cpj.org.

亚洲项目协调人

鲍伯。迪兹（Bob Dietz）[email protected]

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齐思盈（Kristin Jones ）

保护记者委员会

纽约第七大街330号11层 邮编10001

电话1－212－465－ 1004

传真 1－212－465－9568

网址：http://www.cpj.org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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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01 USA     Phone： （212） 465？1004 Fax： （212） 465？9568     Web： www.cpj.org     E-Mail： [email protected] Contact： Kristin Jones or Bob Dietz Telephone：  （212） 465-1004 http://www.cpj.org e-mail： [email protected]

CHINA： Founder of popular Aegean Sea Web site arrested

New York， September 20， 2006—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s concerned by the arrest in China of the founder of Aegean Sea， the popular Web site closed down March 9. Zhang Jianhong was detained September 6 on allegation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through his online political essay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nd CPJ sources. Zhang‘s most recent Internet essay， written under the pen name Li Hong，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citizens two years ahead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Zhang‘s detention comes amid a sustained crackdown on dissident journalists， essayists， activists， lawyers and scholars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advocate for citizens’ rights， protest human rights abuses or call for greater democracy. Activist Yang Maodong （who goes by the pen name Guo Feixiong）， and China Democracy Party activist Chen Shuqing were jailed last week on charges of illegal publishing and inciting subversion through their online writings.

“China， which invited international scrutiny when it agre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 Games， remains determined to stifle all domestic criticism，” said CPJ Executive Director Joel Simon. “We call on th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Zhang Jianhong immediately， and abide by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head of the Games to allow media freedoms.”

Authorities have not clarified their allegations against Zhang， but many of his essays were highly critical of central government actions. An essay written two days before his detention called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or treatment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sources two year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Olympics. Zhang referred to the situation as “Olympicgate.”

Police took Zhang from his home in Ningbo， in easter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Chinese-language online news reports and CPJ sources. His computer equipment was confiscated and his family was later notified by 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authority，” a crime that brings a prison sentence of several years.

Zhang， 48， was a founder and editor of the popular literary and news Web site Aegean Sea （Aiqinhai） until it was closed in March for unauthorized post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news. He had also been a recent contributor to several U.S.-based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s， including Boxun， the pro-democracy forum Minzhu Luntan， and Epoch Times， which is affiliated with the banned Chinese religious group Falun Gong.

CPJ is a New York–based，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safeguard press freedom world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cpj.org.

Bob Dietz  [email protected] Asia Program Coordinator Kristin Jones   [email protected] Asia Program Senior Researche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 11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 +1 212 465 1004 www.cpj.org

董桥，情色？

酷爱藏书和藏书票的董桥，一说起书，立马联想到男女。当然以书喻人董桥并不是第一人，但他的这段譬喻让人笑开了怀，任凭你是多么高深的学者，这样的文字是消食片，有助于化解迂腐的学究，是润滑油，点破读书的僵硬。让你的阅读“不正经”起来，获得洞察世象人情的快感。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像不像手机中那样的短消息，既有段子的机智、活泼，又有散文大家的儒雅、幽默。

还有更猛浪的呢。在《强奸。翻译》一文中，董桥写道：“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写作图的是精神的逍遥和自由，兴之所至，妙语妙喻，浑然天成。

再比如，《书窗即事》中有这么一段：“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在大概是酒桌上的高论，生发为文，自然，不矫情，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说董桥的情色文字是性情文字，是雅致的文化本色。

在董桥的情色文字中，我最早读到的是《情辩》，这哪里是散文？我分明把它当作一个短篇小说来读，简单的情节就是一对男女在图书馆，情不自禁，亲热，缠绵。男女说，“我们没有骗自己到文学、文字里亲热。”在图书馆里即兴做爱，也许是文人的一个绮丽的梦。浪漫吗？这篇小文是反浪漫的，但成了浪漫的极致。风月无边。我至今都记得读到这篇文章的情形，那是在高一，一本被很多人阅读过的《读者》上看到的。董桥不可能想到，这篇文章会给一个高中生带来性启蒙。对我而言，我感谢董桥，是他的《情辩》，而非街头小报或火车上的“法制类”杂志。

再次读到《情辩》已经快大学毕业了。收录在《乡愁的理念》中，邂逅，依然惊艳，如同偶遇初恋情人。在这本书中还有他的名篇《中年是下午茶》。也有令懵懂少年面红耳赤的文字，“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接下来又是一个段子，——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董桥的文字，须到一定年龄，才能觉得他的妙处。

最近看《万象》上董桥的专栏“书房的夜景”，文章真的越写越短，慵懒，如同“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

不读董桥，不知春色如许。而董桥之所以妩媚的风流，放浪的有趣，是因为他有才识、才情做底子。少年董桥出生南洋，自小就受古玩书画的熏陶，他爱那些历经岁月风霜的古董，有旧学的根基；1960年，董桥去台湾的成功大学读书，读《文星》上的余光中专栏，读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读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结交认识文化名人、文林前辈，读董桥《听说台（静农）先生越写越生气》这样的文章，看到台湾后花园的文坛掌故，那一地旧时月色，温润动人。1980年，董桥从英国回到香港，成为媒体中人。董桥有双语背景，眼界开阔，涉笔成趣，有英国式的幽默，又有中国的智慧；有英国散文之渊博，又有明清小品之灵动。

看董桥的萍踪侠影、雪泥飞鸿，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壤断然不能生长的，很多人也写情色，结果很色情；很多人也写散文，结果成滥文。为文大抵是为人的一种境界，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喝几瓶洋墨水，笔下不会有这般的万千气象。董桥的文章，自由，潇洒，枝枝蔓蔓，野趣横生。

董桥往返与内地与港台，他的书在海峡两岸三地捕获了不少读者的芳心。最近我在看红透了的专栏作家——沈宏飞的最新专栏结集《大熊猫看小电影》，暗自揣测，怕是得了董桥的真传，至少有董桥写男女的风情。

董桥有真名士的风度，得大风流；是古典的老顽固，有遗老遗少气；是郭若愚画中的一枝墨梅，有清幽奇崛之姿；是玉器鉴赏专家那志良看好的美玉，那一抹沁色，勾人魂魄；是谢稚柳画的一把折扇中的牡丹，淡彩没骨，在风中，运笔粗放，气魄万千。董桥的不少文章是写师友的，怀人的调子，以散淡的笔墨娓娓道来，沧桑的历史，遥远的绝响，文化的乡愁，全在其中。这才是本色的董桥，满抽屉的寂寞，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时代太新太冷了，我们需要董桥，需要董桥为我们掌灯。

如今，社会人心的荣辱问题，竟引起治国者的高度关注。就像先前宣扬意识形态那样，雷厉风行地要让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世风颓败，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本是中国的古训，先前的读书人和教育者、执政者，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经常念叨的。它的被遗忘，也快有一个甲子了。所以，很平常的道理，现在却成了新知识：“知耻”，一个做人的底线，现在却成了全社会要面对，要加强力度非达到不可的高峰——就像一个运动员跑了无数圈后，突然发现怎么又站到了起跑线上了。这真是一个世代的悲哀啊！

在“礼义廉耻”中，“耻”是摆在第四位的，位于末尾。其实，在这四个字中，“耻”才是“核心”。“不知耻”，就是俗话“不要脸”。当“脸”都可以不要的时候，“礼义廉”还从何谈起：“礼义廉”还靠什么来维系来坚守？官吏贪脏枉法、商人行骗坑人、女大学生卖淫、文化人充当“戏子”……所有这些丑类人渣，也有他们的精神支柱，那就是“不要脸”。“脸”都不要，还有什么不可为的，不敢为的？

“文化大师”余秋雨氏忧心忡忡地认为当今文化界普遍呈现“乱局”。这是无的放矢，或者别有用心。文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少数人“无耻”，多数人不能正视，不能抵制，不能谴责这种“无耻”——对于作为承担社会正义和良心代言人的文化人来说，这种视若罔闻，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形态的“无耻”。

目前普遍的社会危机，正如清末名士龚自珍所言：“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又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见《龚定庵全集类编》第133页）。在今天，这该是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了。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认真思考它。

文化界“无耻者”的标本，非余秋雨氏莫属。

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铁皮鼓》的作者德国人君特。格拉斯向世人坦陈，他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17岁时格拉斯应征参军，被派往驻扎在德累斯顿地区的党卫军服役，作一名预备役士兵。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事，但当他对历史有了清醒认识后，这段经历就成了永久的心灵折磨。他对前来专访的记者说：“这种羞耻感使我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让我非常沮丧。”这个例子，对余秋雨来说，是个极为鲜明的参照对比。他，一个曾经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所谓“文攻”）班底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写了那么多颠倒是非的文章。劣迹累累，人证物证俱在，却能厚着脸皮一再抵赖，笔下还常常禁不住流露出当年“被重用”时的得意。他何尝有一点点愧疚，一点点良知？

学识上的硬伤，他一概不予认账。只要是他笔下出现的，对也是对，错也是对，因为他是“教授”、“文化大师”。连国家出版的作为统一规范的权威辞书字典，他都可以藐然视之，把指出他错误的人讥之为“字典派”。看来所有的字典辞书都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试举一例，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化苦旅》的线装版，他立即著文发表在《文汇报》上。看他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神气，哪有一点学者的仪态？当然，这篇文章也还有自我炒作和做广告的意图及作用。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词的运用，使人大跌眼镜。文章不算太长，全录如下，以飨读者。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余秋雨

在我上海寓所里有两只引人注目的书箱，一只是楠木的，一只是红木的，箱门上都刻着古雅的篆字：“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

大可堂集中了浙、沪等地一批高级专业人员，精心研发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函封玉签的印书技术多年，制作了一系列值得珍藏又容易湮没的线描连环图集，一部部慎重推出，卷帙浩繁的《点石斋画报》便是其中之一。现在，海内外收藏界和读书界都以拥有几部大可堂版的图书为幸事。从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尝试着用这种精致而又麻烦的传统印刷技术制作几部现代人写的文学作品，第一部选中的竟是我的文集。制作成后，还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对此，我有点诚惶诚恐，觉得自己的那些文章还没有资格接受如此古老的装璜仪式。但是，内心又实在太喜欢中国传统的书籍形态，钦佩它既沉淀着一种历尽千百年吟哦的悠远美丽，又指向着一种散发竹帛清芬的环保境界。我的文章，多数都在探讨中外文明的历程，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台阶，便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纸张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也就是说，现在被我们看作稀有印刷物的宣纸线装本，实在是中外近世文明在传播手段上的母本形态。能用这种母本形态印一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一种奢侈的心愿，只是不想太贪心，先印其中一本《文化苦旅》试试吧。

《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十年。承蒙海内外读者的厚爱，此书一直列于世界各地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路途、景观、感受、思考都大不一样，文体和文笔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我的苦旅会延续到如此之长，如此之久，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现在重翻《文化苦旅》，已恍如隔世，它成了我自己的“古籍”。

线装本有自己的美学。除惯常的函封装帧外，在竖排繁体的文本之前，似乎也不宜强加太多的现代审美形式。与专家们商量，决定每册加盖两枚篆刻闲章。一函分四册，共为八枚。闲章上的文字由我拟定，篆刻家则由大可堂聘请此道名家吴天祥执刀刊印。

四册中的八枚闲章，内容如下——第一册的第一枚闲章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当然是说自己远行的状态，意思很明白，但刻起来很费事，因为要在方寸之间容得下十个字，很花功夫。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史籍。《南史。王弘传》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云：“豺狼当道，不问狐狸。”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

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也是我的自况。

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闲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我喜欢这两句话所传达的“绝境提升”精神，真可谓气吞山河。

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这八枚闲章刻成后，将以朱红印泥分别盖在线装本《文化苦旅》每本分册前的扉页宣纸上，可以想象那会是多么鲜明又多么得体。我想，这八枚闲章，也许会成为很多读者收藏这套书的理由之一。因此，我要深深感谢那位篆刻家，也感谢下决心出这部书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大可堂。

所谓“一个词的运用”，请看“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这一段。“见赠”一词用在这里，实在是“石破天惊”！

“见赠”的“见”，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又是余秋雨不屑的“字典”） 这样解释：“放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据此，“见赠”就是“赠我”。把自己的东西赠给别人，怎么可以叫做“见赠”呢？当然，我们不能用“字典派”的观点看待和要求“大师”。

其实，完全无须搬动字典辞书。这类词多的是：“见谅”、“见助”、“见恕”、“见背”、“见弃”、“见告”、“见爱”、“见责”……口语中还有“见笑”、“见怪”，不识字的人都听得懂，都不会用错。而余秋雨大师不知是知识上有缺陷，还是有意偏偏要跟字典辞书和历来的文化人反着干，同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农村的大妈反着干。余秋雨至今也没有对此作点哪怕是小小的说明，肩负传播文化神圣使命的余秋雨为什么对文化如此不负责任？他的朋友古代文学专家章培恒也不出来像上次那样为“致仕”的笑话替老乡开脱了。

当余秋雨先生在“青歌赛”上奚落那些年轻人的知识欠缺时，不知是不是也想到自己的难堪。那么多文史知识及古汉语方面的差错，是像余秋雨这样年纪的文化“老师”所不该有的，何况还是“文化大师”呢。

从此，中小学生学着余秋雨这样使用“见赠”一词，无论是老师，还是中考高考的阅卷人，都不应该判错，因为余秋雨大师就是这么使用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机构和人员，你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居然一言不发？

何况余氏至今依然拥有一大批“FS”，谁敢说他一点不好，就一齐跳出来骂人；央视青歌赛的那个负责人居然扬言：作为文化知识考官，余秋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的“无耻”，一至如斯，不是很可怕吗？

近来，央视的“百家讲坛”又出现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麻辣教授”的易中天。 我看，他与余秋雨并不一样。余趾高气扬，做作得让人生厌，生生的一个文化无赖；易虽也不轻易让步，却是用一种平等的态度视人。我尤其欣赏和认同他的三点声明：是硬伤，立即改正；是学术，从长计议；是讲述方式，不讨论。这很有道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总是用现代观点来看历史的，这没办法，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历来如此。只要不在史实上象我们以前熟知的那样胡编乱造就不错了。至于讲述方式，多样化没有错，何况面对的是一般的听众。语言上的调侃、风趣是优点，不是缺点。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只是，易把《三国志》（正史）与《三国演义》（小说）一锅煮，就未免有时误导了听众。

讲荣辱观，止于倡导号召是无济于事的。“知耻”者不用多说，他会自律；不“知耻”者，再说也无用，因为他已“不要脸”。现在是非得拿出点硬性的手段了。例如余秋雨，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祖国的语言文字，而且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一个文化大国古国所能容忍的吗？是今天满世界大讲荣辱的气氛下所应出现的景象吗？

这羞耻，不仅仅是余秋雨个人的，也是中国文化界的，扩而大之，是中国的！

第一章 拈花示笑 ――《茵梦湖》的诗情意象欣赏

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