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轩:西澳的故事——情爱之恒,死亡之旅

一、墨尔本之秋

在墨尔本生活的三年里,叶子静静地和安住在一起,深居简出。那是个墨尔本出名的文化区,被山峦起伏环绕着,独立,且繁荣。安在这儿的一家私人医院工作,叶子是个为幼儿园和小学校讲故事的STORY TELLER。她最擅长的是讲西澳的故事,那儿的南印度洋海湾,海湾里的海豚,鲨鱼和鱼船,还有在那儿生活着的海的孩子们。

西澳,曾是叶子的家。

 

几乎每个早晨,叶子喜欢走路二十分钟,高高低低顺着山坡来到一家巨大的卖植物的NURSERY。这里有一个咖啡厅建在花园尽头的坡顶上,透过落地窗能俯瞰整个植物园,隔条马路,还能看到对面街上的商店和人群。叶子最享受的就是这幺种疏淡和流动,身在热闹之中却和所有人都没任何关系,很放松,很安全。坐观山林随季节变幻着色彩,花开花谢,生之永恒。

叶子知道,其实安心里清楚自己早晚会离去,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叶子呵护照料,百般顺从,这恐怕就是“爱”吧,女人不计回报的执着。叶子自己也一样,可,对象却不是安。安给了她生命中最温暖宁静的空间,最细腻如丝的爱抚。安,却是在料理着一对“翅膀”。翅膀,永远属于天空。

安曾对叶子说起萧红的一句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可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叶子明白安爱她,她也爱安,这句话自此深埋在叶子的心底,真正产生了一种对飞翔的恐惧。安给了她珍贵的生存中的宁静,这是异性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叶子一时也不知道自己还想要些什幺别的。于是,她收拢翅膀,静卧巢中。

 

深秋的一天早上,安轻巧地撩起被子,亲亲睡梦中的叶子,上班去了。叶子睁开黑亮的眼睛,毫无睡意地看向窗外的树影,阳光,飞鸟。失眠的痕迹清楚地显现在她苍白的脸上。她已经控制了很久那要吐的感觉,晕旋得无地自容。叶子知道,出事了!

叶子后悔最终还是没能抵住三年都抗拒了的人与情。可潜意识中,她是不是早盼望着这一切会发生?!……她茫然得手足无措。

那个男人来自西澳。那个男人在三年中飞来墨尔本十八次。每次赶着星期二的下午,守在北城小学图书馆的窗外,听着叶子给孩子们讲西澳海豚的故事。然后在停车场写下一张永远不变的短信,夹在叶子车玻璃上,离开。他会在同一家饭店等候一天一夜,没有结果,再飞走。—— 一个多月前,他的短信多了一句话:从下月起,我不再离开墨尔本。

对这个也许一生都会带着“阴影”而来的男人,叶子用身体挡住了他,“我见你!每次见你!可你还是回去吧!”

 

该到头的终有尽头。同性和异性带给爱情的,永远无从取舍,亦无法并存。

叶子再一次坐在咖啡厅的落地窗前,握着杯子,望向远方。

远方的天,湛蓝无比,山林,秋色正浓,黄绿交织的树叶参杂着血红,茂盛寂然。风过处,几只硕大斑斓的鹦鹉腾空飞起,极目而去。它们怕是也在寻找那持续而长久的温暖?有四五辆摩托车从大路上轰鸣驶过,骤间变作几个黑点,消失在远方。

远方,会有烟火的世俗生活吗?会有一份朴素又肯担当的日子吗?

叶子一直在为孩子们编写着充满遥远的抽象的幻觉的幸福,她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张纯粹的光明的笑脸,能为她而绽开。

连着几天早上,这个眼睛黑亮面容憔悴的秀美女子,失魂落魄地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坐个把小时,握着杯子,望着远方。

然后,她就没再来过。

二、西澳的阳光

叶子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海豚的故事:有一只美丽的小海豚,住在一个叫FREMANTLE小城边的海崖下。海崖尽头围起一片洁净的沙滩。凌晨时分,小海豚总会游到沙滩的长堤下,向上眺望,看那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它发现,每个凌晨,都有一个男子推着一把轮椅来散步,轮椅上坐着个几乎没了头发的病女人。他们从不谈笑,也很少说话,只沿着长堤走。有一天,男子临时离开,留下女人面海而坐。女人突然颤抖着支起身子,挪下轮椅,向近在咫尺的海堤爬来。小海豚吓坏了!它知道女人一定重病在身,也许她不想活了。这一带海水很深,海浪很大。小海豚不由地发出呼叫,它想叫回那个男人。女人在绝望中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扒在堤边看到了小海豚。她哭了。眼泪掉进了海水里。小海豚轻轻地继续发出柔和的声音,它多幺同情这个美丽的女人啊!男子回来了,他冲过来抱起女子,他们相拥而泣。后来,每个凌晨,小海豚都游到海边,陪伴着这一对男女。有了小海豚的存在,女子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FREMANTLE是南半球最大的深水港,西澳一个古老的文化小城。平日里,城中很宁静,人们坐在沿街不断的咖啡伞下看报纸,喝咖啡,聊新闻,欧式古建筑在阳光下有节奏有韵律地起伏着,窄窄的小街晃荡着穿着随意的行人。逢到节日时,整个城市就会沸腾。阳光带着西澳特有的亮丽,普照衣着的绚烂,所有人的脸上充满生机与希望。还有美国航空母舰停泊这里时,满街都是白色的水兵服,妓女们欢天喜地……

叶子十八岁上大学那年,从佩斯搬到了FREMANTLE。在这儿,她迷上了芭蕾舞和童话故事。每天凌晨起床练功,在城边的海堤上跑步。晨光乍现时,她经历了小海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认识了病入膏肓的琳和她的丈夫:东方。

叶子后来几乎天天来见他们一面,同琳说会儿话。她知道琳的病情,她害怕那种不幸和绝望,她希望能给这两个苦难中的人儿带来些尽管有限的快乐和关慰。那段时间,叶子仿佛又多了一项功课,晚上总要花点脑筋准备出明天一早见到琳时要说的。有一次,琳真的让叶子为她跳了一段舞。广阔的印度洋鳞光闪烁,太阳慢慢升起在叶子挺拔舒展的身后,笑容掺着皱纹布满琳消瘦惨白的脸。琳和东方都不过三十来岁,可看上去,琳快成东方的母亲了!“这世界真不公平。”叶子常常看着那个高大的,沉默不语的男人,想。

之后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叶子照常跑步过来,风挺凉,小腿有些要抽筋的感觉。她跟在东方旁边推着轮椅,边走边说着无关紧要的闲事。突然,一阵疼痛从小腿传了上来,叶子浑身一软往地下坐去,而身旁的东方及时地一伸手,揽住了她……俩人脸对着脸,四目相交,都惊愕了!

这相对的几秒钟,注定了一场悲剧,在劫难逃!

从那天起,叶子的心里充满了东方。她每天清早的晨练,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要见东方的愿望。能和东方有哪怕几个瞬间的目光的沟通,叶子就满足了。叶子不敢乞望更多,她知道面对着琳,这一切是罪恶。—— 可,初恋,却就这般苦涩地开始,执着地持续着,整整四年。

这四年中,东方躲避着叶子的目光,可也同样每个早上盼望着见到她的身影出现在海堤那边,奔跑着过来,带着青春与生命,带着晨光。东方觉得自己在琳被宣布了“死刑”的那一刻,自己也就病了。他们夫妇俩此刻的生活,谁都离不开叶子。

四年中,叶子再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其它男人的求爱,她把爱情写在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中,把身体交付与舞蹈的奔腾宣泄中。有过那幺几次,她实在控制不住时,中午约了东方一同喝杯咖啡。她深深地看着他的双眼,看进他的心里。每次两个人都是静静地坐着,无言亦无语。每次的最后,叶子总是对东方说:“我知道不该这幺想,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等你!”“等你!”……东方的眼睛一次次湿润,这话像是重重地敲击着地面又震荡着他的心。他赶不走叶子。他心底更清楚,如果没有叶子,他自己也就垮了。

早晨的故事,便依然每天继续。太阳照常升起。

叶子,终究不是小海豚。四年压抑得畸形的爱情,几乎把她摧毁。

冬天又来了。

一个周六的早上,他们仨人散完步,一起坐在海边一个咖啡厅里吃早餐。琳精神不错地对叶子说:“一会儿你陪我回家坐坐,然后东方送你走。”

在琳的家里,两个女人翻看着琳当年的照片,还说笑了好久。后来,琳合上像册,道:“都烟消云散了。叶子,真希望你也能像我当初一样幸福!真的!你还这幺年轻,健康。多好!而我,我要走了。”叶子握住琳的双手,不敢多想什幺,低下了头。

多年来第一次,琳执意要东方送叶子回家。其实两家并不远,没有这个必要的。

十分钟后,东方在叶子的单身公寓前停住了车。

谁也没有动,谁也说不出话,一种潜流暗暗在两颗心中间涌动着。东方走下车,为叶子打开车门,叶子缓缓站了出来,凝望着东方。冬天的太阳,温暖着他们纠缠的目光,小巷长长高高的黄泥土墙旁,有一枝红色的蔷薇盛开在角落的木车轮下。叶子合上眼睛,避开绚烂,把嘴唇送到另两片嘴唇上,静止了时空,不再离开。

一切无法抗拒,也无从抗拒!

他们疯狂了。

在压抑得变了形的暗恋中,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开始,又该怎样结束。他们纠葛着撕开衣服,攀结在一起,翻滚中,赤裸的身上混淆的是片片汗水掺着泪水,伴着心中长久的哀痛发出阵阵野兽般的呻吟。他们在绝望中冲刺,不可抑制地啃咬着对方的肉体,用灼烈的疼痛掩盖一切可能出现的负罪的幻觉和画面。曾经每个夜晚彼此无尽的性幻想,蹂躏着两颗呼喊的心,此刻,已毫无柔情蜜意可言,只有一种欲将对方全部地吸入自己体内,能永远地拥有的狂暴的激荡…

“是我的吗?!”“是你的!全是你的!”“我受不了!我要你!”“你杀了我吧!再把我揣在怀里!”“我要你揉碎我!”“我要浑身都是你的痕迹!”“你让我疼!再疼些!我要记住一生一世!”“看清楚我的一切!”“怎幺能忘呢!”“你像圣女!”“可我宁愿是个妖精!那样,就能肆无忌惮地夺取你!”“别流泪!不要哭!嘘——”

与此同时,琳正坐在床上,静静地微笑着,手里握着笔和一张蓝色的信笺。被子上,放着叶子的照片,还有东方的。

叶子,被东方紧紧地压在身下,满脸泪水,黑发一片散乱,她的双臂狠狠缠绕着东方刚强的腰身。东方把脸埋在叶子洁白温润的胸前,无声啜泣,肩头,牙印渗着血滴。他们说出了四年没能说出的话,在血肉之间!他们完成了渴望四年的身心交合,在泪水模糊处!“你怕吗?”“怕!”“那就别说!”“你信吗?”“信!”“那就再给我一次!”“你让我心疼!”“我就长在你的心里!”“答应我,永远不要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会给你个新的生命!进来吧!别从我的身体里走开!”“让太阳作证!”“让天空作证!

“让印度洋作证!”“让鲜血作证!”东方翻身把叶子托到自己上面奋力起伏着,叶子挺直身体,飞快地用发夹在自己的左乳上狠狠划了深深的一道,鲜血煞时顺着乳头滴到东方身上,两具身躯就这幺被红色贴在一起,瞬间交融,既是永恒。

FREMANTLE城边的海崖畔,腾空而起一道七色的彩虹。

云影照射中,几根木条经纬有序地分割着窗户上的天空。
命运,在窗外摇头落泪。

就在这同一天的中午,琳,她主动结束了残喘的生命,自杀了!

究竟有什幺在诞生?又有什幺在消亡?

世间是如此这般的苍茫寂然,我们,向往深不可及的爱情。
……

 

孩子们总是问叶子:那,后来,那个女人怎幺样了?小海豚怎幺样了?叶子总是回答:女人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小海豚长大后,游到海的深处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女人死了。小海豚消失了。

叶子被送进了医院:在长期的压抑和强烈的刺激下,叶子患了深度抑郁症,失语了。

一年后,在叶子开口说话的那一刻,她抱住身边的护士放声大哭。

这个护士,就是安。

三、骄阳为我

叶子依然回到FREMANTLE住下,继续写她的童话故事,继续讲给孩子们听。她静静地等待着肚子里的孩子长大,她相信是个男孩。她满怀着憧憬,准备好好养大他,她给他已经想好了一个乳名,就叫“小海豚”。

在等待的时光中,一朝一夕都变得悠长而缠绵。叶子透过法国式的木格子窗,有时想起安的笑容,有时想起安的话语,也有时想起东方在墨尔本那个傍晚的温柔和自己离开那里时安的无言哀伤。可,即便她是那幺爱他们,心中的某些愿望还是无法向他们倾诉。叶子说不清楚,比如这个孩子。她会努力地为他们,为自己所爱的人们去做,但,却没有“倾诉”。这恐怕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孤独吧。这个世界不偏爱那些伪饰的甜言蜜语!

叶子的早晨,开始在人群中度过。坐在街当中的咖啡座上看报纸,喝果汁,迎着太阳和周围的闲人聊天儿谈新闻。叶子知道,再没有什幺事情能令她动容,她将会生活得平静而淡然。

三四个月过去。该夏天了。

暖融融的早晨。叶子离开了咖啡店往家走。初孕的女子格外恬然。她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无领无袖,露出浑圆的肩膀和胳膊,松松散散的裙子长到小腿,美妙的脚稞套着两副彩色的脚镯。叶子光脚站在路沿儿上,黑发随风纷扬着,她一手攥着钱包一手放在额上挡着阳光,身后,是OLD PAPA咖啡店五颜六色的大玻璃窗。街当中,人来人往,健康快乐。

叶子看着看着,突然绽露出一脸甜美的笑容,她放下了手,面向前方:是故人归来!

前方,东方大步地从人群中奔走而来,他目光急切,衣着匆忙,他站定在叶子跟前,端详着面前他的女人,捧起了这张光彩的脸。

就像老朋友似地,他们彼此温馨地笑着,吻着,融进街上最普通的风景中。

东方曾经在墨尔本疯了似的寻找过叶子。他最后找到了安。
他拿出了一张蓝色的信笺给安,上面有几年前那个星期六,琳写下的字迹:“幸运的是,我在最后的日子里爱上了叶子。我不想让病魔继续折磨我的同时也折磨我心爱的女孩。我要让她早一天得到幸福。 琳 绝笔”

安看罢,落了泪。安说:“叶子怀了你的孩子,执意回西澳了。你去找到她,和她结婚吧!因为,我也爱她。”

叶子在东方的怀中,看着这片蓝色,渐渐平静,平静地睡熟了。那种从未有过的沉实无梦且安详的睡眠。

叶子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安拨电话,没人接。中午再拨,没人接。她直接打到了医院,安的同事惊讶地隔着电话大声说:“你不知道吗?安在一个月前就查出了卵巢癌,是晚期。手术做过了!可,没用!现在还在住院呢!她一直不肯早点检查……”叶子平静地放下了电话。

一整天,叶子都在FREMANTLE的街道上流连。如此熟络的市井人群,散发着夏日的芳香。金发披肩的小女孩,像一条条活泼的小海豚,窜跳着,享受着天堂般的童年。城中的巷子悠长起伏,高土墙间的铁栏门里,狗儿在酣栖,木格窗传出琴声人语。闻到咖啡香,那是节日还有着马车经过的繁荣的SOUTH TERRACE。转过艺术中心后院的大梧桐树,绕开圣约翰广场角落人一般高的黑白象棋子,叶子看到了那一片无际的南印度洋。她站在海堤边,静观潮汐涨落,斜阳如血。一只古老得好如斯巴达克斯时代的三桅船,挂满着雄壮的风帆,停泊在不远的海面,孤立而骄傲。

叶子回到家。她一言不发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定了去墨尔本的机票。然后,给东方拨通电话。

“东方,亲爱的,我要回趟墨尔本。我去接安回来。我要伴着她度过她最后的日子。东方,你能理解吗?”“叶子,我的叶子!……”东方的心又在一阵阵地痛!这种痛无边无涯!他心里明白,叶子是在替他和自己,赎那所欠琳的最后一天的罪!东方无法阻挡,只有一同担当。“叶子,你要答应,为了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再回避我。”“永远不会了。我就在FREMANTLE。这儿是我的家!”

从此,在FREMANTLE的海堤边,在玫瑰红或赤金色的霞光里,可以经常地看到:有两个女人相依相伴。其中一个,肚子越来越大。那里孕育着新的生命,一个能给所有人带来光明的希望! 

叶子要让安在最后的阳光中,看到希望的降临;叶子要让东方的生活,充满长存的希望;叶子还要让天国中的琳看到自己,为了琳和所有人,完成了爱的延续。

西澳广袤的红土地间,一条漫无边际的大路遥遥而逝。我们不知道世界和时间的交叉分界,只因太沉溺其中。在每一个没有台词的时刻,太阳就带着时间如音乐般走来,展现出鲜明的生与死,还带着喜悦的面容。

我们清楚:一切,从不曾空洞过。

 

东方去了欧洲。他心中明亮:为了这些女人们,我等!

傅 红:抢救渐被遗忘的历史

前不久,我回了趟北京,听到有这幺个说法:“上面”有旨意,一不准提“长征”;二不准老干部发表回忆录;三不准提“文革”。现在又加上一个不准,“逢六不准提”。

“文革”四十年了!这一场为官民所举的浩劫任八亿中国人整整疯狂了十年!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媒体却无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或反思。上面装糊涂,下面更务实地只管捞钱。中国的国民性何在!

远点说,一场“反右”,揪出数百万右派份子;紧跟着又一场“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的天方夜谈,中国饿死千万人;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浮肿还没消失,一场“四清”运动再把人扒层皮;来年爆发的文革,一搞就是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近一千八百万。更近一点的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死者从九岁到七十几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和说法。

其实,文革的余毒还在蔓延,近期发生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的“老三届”现在算起来已经六十开外;当时的中年人,至今也已八九十了。历史的见证人相继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有责任挽救逐渐变得陌生模糊的十年文革历史。

为此,我愿意写下四十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的我所经历的文革的故事。

1, 辩论“对联”

我出生于1946年。1966年时,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班。当时中央有指令:凡艺术院校毕业生必须接受军训否则不能毕业。66年春天,我们三个毕业班搞完毕业设计后,被送往山西的一个野战部队当兵半年。那时,我们二十上下的,穿着军装,吃着掺着沙子的小米饭,每天摸爬滚打,倒也挺痛快。

突然一天,校方通知我们火速回京。于是,在我们连夜回到学校,背包还没放下的时候,就看见了学校的大白楼顶层,从素描教室窗外垂挂着一幅几丈长的对联,白纸黑字,字如斗大。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们一下子全懵了。

“5.16”这一天,我们全部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对联派是出身高干,革干,工农兵家庭鼓吹血统论的。出身不好的(在艺术院校是多数派)则是反对联派。两派之间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大辩论。原来吃住在一起的同窗好友们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大字报铺天盖地,操场成了辩论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腐朽的血统论大肆泛滥。

我出身资本家,被排了队,成了“黑八类”的狗崽子,属于反对联派。有一次,我们去支持中央美院的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大二。由于反对血统论,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像她一样出身好却反对血统论的实属极少数。还有我们学校另一位叫钟玉屏的(父亲是钟赤兵上将),也站在我们一派。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组成人墙,保护着演讲者。我甚至曾经三天三夜不合眼地写演讲文章,抗争“血统论”放肆野蛮的冲击。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辩论对联还是动嘴不动手,非暴力性的。

当时,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撰文“出身论”,轰动全国。我们看了真觉大快人心,有如一盏明灯。他那天才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定为反动文章。遇罗克因此被枪毙。他的姐姐遇罗锦也是我的校友,不过,65年她就毕业离校了。当时她属于思想很灰的,如果晚一年毕业的话,其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2,“改名”

我的名字本不叫傅红,是傅俊长。“红”字是文革的产物。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排行老二。祖父为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中间的字都是“俊”,依此为岭,长,田,达,杰,荣,华,贵,“荣华富贵”就都有了。乳名为仁,义,礼,志,信等。

文革开始后,我校的同届女生徐革非(徐向前的侄女)和比我小两届的邱谨俞(林彪死党邱会作的女儿)及其它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夺了学校“走资派”的权,成立了美校革委会。徐革非是主任。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最后通牒”,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我的黑书黑画。因我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白丁”(学习好,非党团员),文革前一直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文娱活动。其实,邱谨俞等都是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很好,曾经常常一起合作的。可一夜之间,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天夜里,我把我所谓的“黑书”(外国画册)“黑画”(我的画作),拿到锅炉房中付之一炬。

之后的一天,我被在大字报上改了名,从此叫“傅红”。

当时有些出身好的也兴改名。班上一位工人出身的叫穆鼎新,已经挺革命的了。他为了表忠心,改名为“雷兵”,祖姓都不要了。还有一批同学集体改名,都叫X文革。其中一位女生原叫贾芳芹的,成了“贾文革”。结果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攻击中央文革是“假”文革。她吓得半死,马上郑重声明再改名为“真文革”。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当时可是非常严峻的。一字之误,可以让你上西天!

曾经有人用报纸写标语“打倒黑帮”,结果被揭发字的背面是毛主席挥手的照片,这是污蔑伟大领袖!再查,此人出身地主,属阶级报复。当即,被游街示众,然后拉走枪毙了。

3, 故宫里的“收租院”

在66年“砸四旧”其间,我亲眼见到无数的大卡车装满查抄的文物及四旧物资,如古董,硬木家具,线装书籍等等,从大街上招摇而过。

走资派和“黑八类”的家被红卫兵轮番清洗。他们涌入一家,进门就砸,说搬就搬。房子讲究的,他们就把主人赶进“牛棚”,把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

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母亲把仅有的细软包起来,趁黑夜扔进什刹海。父亲把曾有过三千工人的“三民土建公司”的老照片全部烧毁。我作为“狗崽子”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观望。

当时,故宫的大门上方还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大匾。扫四旧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给换成了白底黑字的“血泪宫”。

他们要把四川大邑县控诉地主刘文彩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故宫里重建。于是,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抽调一些学生进驻故宫。我属于被监督使用人员,也在其中。

这三个月的“紫禁城”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日子。至今难忘。

一开始,我们备料踩泥,把剪过的稻草和胶泥用水和起来,就在故宫的大殿里光着脚把泥踩熟,然后,进行泥塑。后来,红卫兵总部又抽点了以我为主的四个人,把故宫里所有显眼的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的“顾问”是原故宫里复制古画的刘炳森。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工艺美院,对故宫了如指掌。(八十年代成为名书法家,已去世。)那时,对于他的过分指手画脚我们还吵过架。其实,谁都是于心不忍的,看着满墙的美术字写成的标语与古老的建筑如此的不协调,我们互相看着,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住在东宫的厢房,据说早年是太监们住的。一排大房,房内一溜儿用土砖砌成的大炕。正值夏天,屋里非常凉爽。在厚厚的宫墙外,运动如火如荼;而若大的故宫里,只有我们二三十个人。到了晚上,静得只听到手表的秒针在嘀哒嘀哒作响。

一天深夜,一阵紧促的拍门声闹鬼一般惊醒了我们:“XX电报!”原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弟弟在大串联中被火车轧死了。

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的。

故宫重新开放后,成批的有组织的人们进来看泥塑“收租院”,被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参观前,他们都要站在我写的语录前集体朗读。我写的语录从“御花园”到“午门”。当时,确实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自己也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血泪宫”又还原成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大地主刘文彩是子乌虚有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武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人们都知道,某部长的女儿名叫宋彬彬的,亲自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当时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此后,这位附中的女孩改名叫“宋要武”。

有了毛主席的撑腰,全国性的皮带武斗便拉开了序幕。红卫兵们从兵工厂里得到枪支;以至扩展到部队内部派系之间为夺权开始动枪动炮了。

北京几所闹得欢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师大附中,一零一中学,八一中学等,都组成了红卫兵“联动”(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到处打砸抢,杀人如德国的纳粹。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竟私设地牢。后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都超过了《红岩》书中的“中美合作所”。

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叫缪维的同学,只因他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被红卫兵定成坏分子。徐革非,邱谨俞等一帮把他们二人剃了“十字头”,扒了衣服进行批斗。然后,把缪维拖进了一间素描教室。那教室的角落堆满被砸成了碎片的裸体石膏像。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站在椅子上从门上的窗户向里看:他们从将校呢军装里抽出头上是铜环的皮带,你一下我一下,狠狠抽在缪维的背上。只一皮带下去就已皮开肉绽,缪维的惨叫声听得我们浑身发紧!我们在外面一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里面的人打得更狠。直到缪维完全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同学用平板三轮车把缪维送进了医院。抬他的时候,满后背血肉模糊。

武斗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厂矿,部队以至街道。

我们家住在什刹海边上,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所描述的那里。曾有一对儿开私人牙医的老夫妇被拉出来揪斗,指称当过伪保长。街道革委会主任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老太太,她带着几个红卫兵把老两口从家里拖出来,跪在街中央,先剃了“黑帮”头,然后就用皮带没头没脑地开始抽打。老牙医叫李宝忠,膝下无子无女,年景一直不错,平日里对周围邻居都很客气,主任老太太还时常得到老牙医夫妇的接济。当时我在场看到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大成,家里开水果店的年轻人,他不知什幺时候摇身变成了红卫兵。

老牙医比较胖,被打得满头是血,没打一会儿,老人吐了口血就倒地死了。皮带又落到老太太身上。围观的人还在呼口号:打倒汉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天黑了,牙医太太跪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动不动。红卫兵们打累了,一脚把老太太踹倒。老太太早被打死,断了气,人倒了,腿还是弯曲着,已经僵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两个熟悉的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一位同学叫胡大乐,比我小一届。文革前我们同是马拉松长跑队的,每年一起参加北京市环城长跑比赛。在武斗中,听说他曾经打死过七个人。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他被审查过,但不久又放了出来。“三种人”太多了,而且也有太多还身居要职,高官。

5, 围剿蒯大富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成了“逍遥派”。

我走到了社会上,常被邀请去画“主席像”。招待最好的是空军。每天吃“空军灶”,四菜一汤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四五米高的主席像画好后,战士们列队欢送。除了送我油画颜色外,“红宝书”和“主席像章”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我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呆了一年,文化部已经瘫痪,学校两派在争斗。当毛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发表以后,我要求到工厂去锻炼。于是,68年,我告别了六年的艺术院校生活,来到了“女工地毯厂”,分配做机修工。全车间都是女工,我成了“洪常青”。我从小拉小提琴又会画画,一年当中便有半年时间脱产去演革命舞剧《白毛女》之类的。

1968年秋,清华大学发展成了“重灾区”,武斗升级,动用了坦克机关枪,北京的“首都工人民兵”组成纠察队,去清华围剿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岗山兵团”,兵团司令是蒯大富。一天晚上,我也被指派随着八百多名工人上了大卡车。走时,大家一同宣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每人发了一根全新的镐棒,上级命令:无论如何要“拿下”清华!

清华大学已经成了“古战场”:到处是沙袋,楼里的暖气片都拆下来,垒在楼顶平台上;所有的门窗全不见了,只剩一个个黑洞;满地砖头瓦块。看起来,他们早有准备,我们都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心里只有恐惧。八百多名工人,围困着清华主楼,断粮断水,整整三天三夜。最后,蒯大富派代表与工人谈判,决定向工人阶级投降。

那个深夜,“井岗山兵团”的学生们排着队,从楼里走出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白惨惨的电光下,学生们走着齐整整的队伍,打着白旗,旗帜上写着:向工人阶级投降!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只见兵团司令蒯大富走在队伍外面,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挥舞着右臂在呼着口号:向工人阶级投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蒯大富是个细高挑儿,戴着黑边眼镜,额头围着白布条,身穿白衬衫,远处看上去,他的脸非常严峻,眼睛是湿润的。

当时的场景甚为壮观。蒯大富的不凡的学生领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他的非凡的能力,被“毛”利用了。在清查“三种人”时,蒯大富与另外几个著名学生领袖都在1983年被判了刑。

6, 言犹未尽

十年,很长。在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之后,我清楚地明白:文革,是在革中国人的命!扭曲了几亿人的民族的灵魂!

记录这段历史,是祈望全民族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反思,都做忏悔,共同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看看德国:那些纳粹份子不管逃到哪个国家,即使已经九十几岁,德国依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送上国际战争法庭接受审判。为的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防止大悲剧的再次重演。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郭飞雄、陈树庆被捕发表声明

 

【2006年9月21日狱委讯】无国界记者今天呼吁释放在过去两周内被逮的三位网络异见人士:张建红、杨茂东、陈树庆。并呼吁关注网络出版审查的加强。

这个新闻自由组织说:“最近中国当局对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镇压,包括骚扰、威胁和任意逮捕,非常令人担忧。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关闭网络出版来压制网络异己人士,以至于当局走得如此之远,声称所有的被禁网站都涉及犯罪活动。但很清楚的是,这些审查都带有政治目的。”

张建红是48岁的作家和诗人,笔名为“力虹”。他是9月6号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被逮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十个警察带着收查证到力虹家中,拿走了他两个计算机的硬盘和电话本。警方还询问了他的妻子董敏,问到力虹接触的朋友和力虹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力虹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早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8月,力虹建立了文学网站“爱琴海”并担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3月被当局关闭。他也经常为“博讯”、“大纪元”等网站撰稿。

杨茂东, 是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以郭飞雄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于2006年9月14日在广州市(广东省南部)家中被捕.警方拿着搜查令,搜查了他家,并没收了电脑三台和一些个人资料.他被控非法经营,利用假的出版社并且在没有得到国际标准书号的情况下出版和销售投诉20000本书.

他的妻子张青坚持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目前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他的妻子昨天试图去看他,但是得不到批准. 杨茂东今年40岁,除了其他一些事件,他更以参加支持太石村村民的抗议活动出名. 广东太石村村民在2005年9月对当地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抗议. 杨在当地村民控告村长的案件中给予法律支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 发表在燕南网论坛上.(燕南网在2005年10月1日被关闭.) 杨被指控”领导村民抗议,试图推翻地方政府”,他在2005年10月6日第一次被捕(译者注: 应该是2005年9月14日,并且也不是飞雄的第一次被捕),三个半月后未经审判,他被释放. 此后他不断被警察骚扰,并且被殴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今年的8月.

陈树庆, 是生物学硕士,是被禁止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于9月14日被当地警察局杭州(浙江)传唤后被捕,跟张建红一样,他被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没收电脑和磁盘驱动器以及他的一些个人文件.

1999年,陈因帮助创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押4个月.获释后,他学习了法律学位,在2005年通过了可以成为律师的司法考试.但浙江省司法局拒绝颁发给他律师执照,理由是他贴在网络上的文章违反宪法.他申请复议,并通过法院提出诉讼和上诉,但是都失败了.

由于政治原因关闭的网站

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引述公安部的话说,在9月6日至8日期间,政府关闭了320个”非法”网站, 屏蔽了15000多条网络有害信息. 大多数据说是涉嫌犯罪活动,如网上诈骗、赌博、贩卖武器、爆炸物和毒品.不过近几个星期,记者无国界记录了多个个案表明关闭是政治原因.

“百姓杂志”的网站因报道了东部省份江苏江阴一位村民反对拆除住家而于8月13日被当地官员指使的暴徒打死一事而遭到关闭.网站的编辑黄黄良天告诉路透社,江苏当局要求我们删除关于拆迁事件的所有内容,否则网站就会被关闭.网站被关闭后,该杂志的在线版在广东重新登记新址,9月12日重新开放,内容没有变更。

网易网站(http://www.163.com/)的两个编辑,唐岩和刘向惠,因9月4日的一个网络投票而被降职.9月4日,网易文化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不愿意,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

邹涛,32岁,是深圳的一个博客作者, 他的网站http://www.zoutao.com/ 于9月11日被关闭. 他的不买房运动曾经大受欢迎, 他在2006年4月, 试图说服人们起码三年不要房子,因此来冷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2006年8月他宣布将参加罗湖区人大代表竞选. 通常,侯选人都是由当地共产党机构提名的, 因此,邹涛的参选被当局视为威胁. 他被禁止离开深圳, 并受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威胁. 他的很多博客地址已经关闭,但其中一个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仍可以进入。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郭飞雄、陈树庆三位网络异见人士被逮捕发表声明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等人被捕的声明

(中文稿由独立中文笔会提供)

记者无国界就力虹、郭飞雄、陈树庆三位网络异见人士被逮捕发表声明

无国界记者今天呼吁释放在过去两周内被逮的三位网络异见人士:张建红、杨茂东、陈树庆。并呼吁关注网络出版审查的加强。

这个新闻自由组织说:”最近中国当局对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镇压,包括骚扰、威胁和任意逮捕,非常令人担忧。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关闭网络出版来压制网络异己人士,以至于当局走得如此之远,声称所有的被禁网站都涉及犯罪活动。但很清楚的是,这些审查都带有政治目的。”

张建红是48岁的作家和诗人,笔名为”力虹”.他是9月6号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被逮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十个警察带着收查证到力虹家中,拿走了他两个计算机的硬盘和电话本。警方还询问了他的妻子董敏,问到力虹接触的朋友和力虹在境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

力虹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早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8月,力虹建立了文学网站”爱琴海”并担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3月被当局关闭。他也经常为”博讯”、”大纪元”等网站撰稿。

杨茂东, 是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以郭飞雄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于2006年9月14日在广州市(广东省南部)家中被捕。警方拿着搜查令,搜查了他家,并没收了电脑三台和一些个人资料。他被控非法经营,利用假的出版社并且在没有得到国际标准书号的情况下出版和销售投诉20000本书。

他的妻子张青坚持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他目前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他的妻子昨天试图去看他,但是得不到批准。 杨茂东今年40岁,除了其他一些事件,他更以参加支持太石村村民的抗议活动出名。 广东太石村村民在2005年9月对当地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抗议。 杨在当地村民控告村长的案件中给予法律支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 发表在燕南网论坛上。(燕南网在2005年10月1日被关闭。) 杨被指控”领导村民抗议,试图推翻地方政府”,他在2005年10月6日第一次被捕(译者注: 应该是2005年9月14日,并且也不是飞雄的第一次被捕),三个半月后未经审判,他被释放。 此后他不断被警察骚扰,并且被殴打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今年的8月。

陈树庆, 是生物学硕士,是被禁止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于9月14日被当地警察局杭州(浙江)传唤后被捕,跟张建红一样,他被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没收电脑和磁盘驱动器以及他的一些个人文件。

1999年,陈因帮助创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关押4个月。获释后,他学习了法律学位,在2005年通过了可以成为律师的司法考试。但浙江省司法局拒绝颁发给他律师执照,理由是他贴在网络上的文章违反宪法。他申请复议,并通过法院提出诉讼和上诉,但是都失败了。

由于政治原因关闭的网站

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引述公安部的话说,在9月6日至8日期间,政府关闭了320个”非法”网站, 屏蔽了15000多条网络有害信息。 大多数据说是涉嫌犯罪活动,如网上诈骗、赌博、贩卖武器、爆炸物和毒品。不过近几个星期,记者无国界记录了多个个案表明关闭是政治原因。

“百姓杂志”的网站因报道了东部省份江苏江阴一位村民反对拆除住家而于8月13日被当地官员指使的暴徒打死一事而遭到关闭。网站的编辑黄黄良天告诉路透社,江苏当局要求我们删除关于拆迁事件的所有内容,否则网站就会被关闭。网站被关闭后,该杂志的在线版在广东重新登记新址,9月12日重新开放,内容没有变更。

网易网站(http://www.163.com/)的两个编辑,唐岩和刘向惠,因9月4日的一个网络投票而被降职。9月4日,网易文化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选票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其中,”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友首选的选项,占了总票数的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不愿意,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

邹涛,32岁,是深圳的一个博客作者, 他的网站http://www.zoutao.com/ 于9月11日被关闭。 他的不买房运动曾经大受欢迎, 他在2006年4月, 试图说服人们起码三年不要房子,因此来冷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2006年8月他宣布将参加罗湖区人大代表竞选。 通常,侯选人都是由当地共产党机构提名的, 因此,邹涛的参选被当局视为威胁。 他被禁止离开深圳, 并受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威胁。 他的很多博客地址已经关闭,但其中一个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仍可以进入。

首发”独立中文笔会网站”(www.chinesepen.org

附:声明英文稿

China 19 September 2006

Three cyber-dissidents arrested and websites closed in new wave of Internet censorship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alled today for the release of three cyber-dissidents who have been arrested in the past two weeks – Zhang Jianhong, Yang Maodong and Chen Shuqing – and voiced concern about an increase in the censorship of online publications.

“The current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ich includes harassment, threats and arbitrary arrests, is very worrying,” the press freedom organisation said. “The authorities are also trying to gag cyber-dissidents by shutting down their online publications. They have gone so far as claim that all the banned sit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criminal activities but it is clear this censorship is above all politically-motivated.”

A 48-year-old writer and poet using the pseudonym Li Hong, Zhang was arrested on 6 September in Ningbo,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Zhejiang, and was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the state’s authority.” Twenty policemen went to his home with a search warrant and seized the disk drives from his two computers and his phone book. They also interrogated his wife, Dong Min, about the company he kept and the articles he posted on foreign websites.

Zhang,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independent writers association PEN, already spent a year and a half in a reeducation-through-work camp for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fter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He founded the literary website Aiqinhai.org in August 2005 and was its editor until the authorities shut it down in March 2006. He also wrote regularly for sites such as Boxun and The Epoch Times.

Writer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t Yang, who is better known by the name Guo Feixiong, was arrested at his home in the city Guangzhou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on 14 September 2006. Police with a warrant carried out a search and seized three computers and personal notes. He has been charged with “illegal business” for allegedly publishing and selling 20,000 books in an improper manner by setting up an fake publishing house and using an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without permission.

His wife, Zhang Qing, insists that the charges are “completely baseless.” He is currently being hel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Guangzhou. His wife tried to visit him yesterday but was not given permission. Aged 40, Yang is known, among other things, for supporting the peasant population of the village of Taishi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o protested against local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September 2005.

He helped them get legal aid for a lawsuit against the village chief and wrot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m for websites such as the forum Yannan, which was shut down on 1 October 2005. After being accused of “personally leading demonstrations by villagers with the aim of overthrowing the local authorities,” he was arrest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6 October 2005 on a charge of “disturbing the peace.” He was released three and a half months later without being tried. Since then he has been constantly harassed by the police and beaten three times, the last time in August.

Chen, who has a masters in biology and is a member of the banned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 was arrested on 14 September when he went to a local police station in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response to a summons from the police. Like Zhang, he was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the state’s authority.” The police search his home and seized his computer’s disk drives as well as personal documents.

Chen was already detained for four months in 1999 for helping to create the CDP. After his release, he studied for a law degree and passed the examination to become a lawyer in 2005 but the Zhejiang Bureau of Justice refused him a lawyer’s licence on the grounds that he had posted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that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Chen appealed and re-appealed against this decision before the courts but lost both times.

Websites clos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governmental news agency Xinhua (New China) quote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s saying it closed 320 “illegal” websites and suppressed 15,000 “items of hazardous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from 6 to 8 September. Most were allegedly implicated in criminal activity such as online gambling or fraud, or the sale of arms, explosives or narcotics. But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as registered several cases of sites being shut down for political reasons in recent weeks.

The website of the magazine Baixing (The People), which is bas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Jiangsu, was shut down on 6 September after posting reports and comments by readers about a resident of the village of Jiangyi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on 13 August by thugs hired by local officials for objecting to the demolition of his home for urban planning purposes.

The website’s editor, Huang Liantian, told Reuters that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demanded we remove anything about the demolition, otherwise the website would be closed.” Following its closure, the magazine’s online edition was relaunched at a new address register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 12 September without any changes to its content.

Two editors on the Netease (http://www.163.com/) website, Tang Yan and Liu Xianghui, were demoted after posting a poll on 4 September that asked readers: “If you were reincarnated, would you like to be Chinese?” Of the 10,234 site visitors who had answered by 10 September, 64 per cent said they would not, 37.5 per cent said “the dignity of Chinese people is not sufficiently respected” and 17.6 per cent said “it is impossible for a Chinese citizen to own his home.”

The website of Zou Tao (http://www.zoutao.com/), a 32-year-old blogger based in Shenzen, a city near Hong Kong, was closed on 11 September as a result of the popularity of his Internet campaign, launched in April, to convince people not to buy apartments for three years in order to cool down an overheated real estate market. His campaign had won the support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Internet users and had an impact throughout China.

The closure of his site was probably precipitated by his announcement in August that he was going to run as a candidate for Luoho district representative in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Shenzen in elections taking place on 28 September. Candidates are normally nominated by Communist Party local committees, so Zou’s candidature would have been seen as a threat by the authorities. He has been banned from leaving the region and has been threatened by the Shenze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everal of his blogs have also been closed but one, http://blog.ztlm.net/zoutao/default.asp, is still accessible.

格拉斯离我们有多远?

新闻提要:
  
  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京特·格拉斯日前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首次向公众披露,在二战中,他曾经是德国纳粹党卫军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当时他16岁。他还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决定把这段经历用自传的方式公之于众。
  
  * * *
  
  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我们离格拉斯有多远?我们会为自己年轻无知时做过的错事、坏事感到负罪吗?甚至,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承认自己做过错事、坏事吗?估计多数人不会。我们习惯的是把责任推给他人,推给环境。理由是耳熟能详的:“我是受蒙蔽的”,“我是响应XX号召这样做的”,直至“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事实上,每个人参与到一个社会运动中去的时候,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一点点个人的动机,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个人动机并不都是不正当的;少年格拉斯为了逃离让他倍受压抑的家而参军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吗?问题是事后发现自己参与的是一桩恶行,导致了国家、民族的悲剧,人们就要躲避、推卸责任了。
  
  要承认自己曾经参与恶行是困难的,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公开自己的过错、罪恶更困难。因为格拉斯出生地格但斯克战后划归波兰,波兰人一直把格拉斯视为德国人的良心,因为格拉斯不断鼓励德国人诚实正视那段侵略历史。但是格拉斯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后,许多人深感失望。波兰前总统莱赫·瓦文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格拉斯应该主动放弃1993年被授予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用中国人的话说,格拉斯这样做是要“身败名裂”的。对于体面人来说,“身败名裂”跟死也没啥两样了。格拉斯事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压力和后果。但是,在他心目中,有着比名望、地位更高的价值,那就是真实、真相。因为真实、真相是一切价值的基石,没有真实作为基石的价值是脆弱的,经不起质疑、诘问的,极易坍塌、解体。
  
  1993年南非政权从白人转移到黑人手中,曼德拉就任总统后,南非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听政会,调查白人政权实施种族歧视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实现和解,为走向未来开辟道路。当然,也有人不要真相,而是要求人们忘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上台,在智利实行军事独裁。在他统治期间,被杀害和失踪人数达3000多人。被迫交权后他面临审判。他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的朋友们,唯一剩下的就是忘却。重新审理案件不是忘却,把人送进监狱不是忘却,要真正实现忘却,双方都要忘却。”
  
  但是,“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背叛什么?背叛事实,背叛真相,就等于背叛未来。没有真实,没有真相,历史就会滞留于原地。陈水扁上台那么多年了,那两颗离奇的子弹也没有从台湾的政治肌体中取出来。
  
  历史上很多国家、民族都发生过全民性的大悲剧、大浩劫,大恶行,但是悲剧过后审判台上只有少数几个罪魁祸首,其他众多无名的追随者、助纣为虐者都变成了无辜者,在台下控诉别人的罪恶,把自己应负的责任都推到少数几个人身上。就在众人庆幸自己甚至相信自己的无辜时,很可能下一场悲剧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如果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传统,那么这个群体的心灵一定布满阴霾,表情暧昧,言说含混,眼睛里看不到坚定和清澈,意识里布满盲区而不自知。

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

介绍:1994年8月18日—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 ,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研讨媒体与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

      参加者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法国、德国、加纳、印度、约旦、荷兰、挪威、巴勒斯坦、波兰 、葡萄牙、塞内加尔、斯洛维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英国。

      以下是规则的内容:

      导言

      •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一言论自由的解释。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

      •媒体有义务尊重国际公约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

      •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

      基本准则

      1、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

      2、规则只有根据1984年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与抑制的斯拉卡沙公约,才能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有背离。

      3、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 

      基本准则的范围

      4、基本准则并不排斥在司法调查程序阶段对法律秘密的保守。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

      5、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

      6、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录像的权利。

      限制 

      7、任何对基本准则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事先作出规定。如果有授权自由裁量,这种权力只能授予法官。

      8、只要法官实施对规则规定的权利的限制,媒体就有权利要求听证和进行上诉。

      9、法律有权因为对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特殊群体进行保护的需要而对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 

      10、法律可以因为民主社会其他利益的需要而对犯罪过程有关的基本规则规定的权利加限制:

      为了防止对被告人的严重偏见;

      为了防止形成对证人的压力、对陪审员和被害人造成损害。

      11、如果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对基本规则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能对当事人的权利包括辩护权,形成危险。辩方和媒体有权利在最大程度上进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对此理由有保密的义务),并有权对这些限制提出抗辩。 

      12、在民事案件中,如果有法律授权,可以为了保护私人合法利益而对规则加以限制。

      13、不能以专断和歧视的方法对规则权利加以限制。

      14、既使对规则规定的权利加以限制,也只能以尽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时间,可以用较低限度的方法达到目的时,不能使用较高限度的方法。

      附录

      实施的策略

      1、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

      2、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上述规定可以就法官与媒体交流的方式作出规定。

      3、司法权力与言论自由、特殊人群(特别是未成年人和其他需要提供特殊保护的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难以取得的。所以对于与此相关的个人或者群体,必然采用下列的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加以应对:立法解决、媒体协商、媒体联合会、还可以是媒体行业内部制定的媒体职业道德准则。

      材料来源:The Madrid Princip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l independent. CJJL yearbook. vol 4(1995).

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会“说话”

    上周,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顾名思义,这是法院系统的内部工作会议。可当事方未必料到,这个会议的有关内容,经新华社发布电讯稿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抨击。

      质疑和抨击的焦点,肇始于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该次会议所作“重要讲话”的部分内容。该讲话有五个要点:高级法院要设立新闻发言人;未经批准法官不得接受采访;划定各级法院新闻发布禁区;重大、特殊案件由最高法院统一发布;案件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应该说,前四个要点都是针对法院系统说的,作为内部规定,不管说对说错,有理无理,都是系统内部的事,爱说不说,轮不到社会舆论“上火”和“焦虑”。舆论质疑和抨击主要集中于曹副院长讲话的第五点。

      曹副院长是这么说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曹副院长的这段阐述是有明显纰漏的。这段阐述的关键词分别为“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预测审判结果——就这一条,系司法新闻报道的国际惯例。这一惯例存在的逻辑前提不是媒体有“预测癖”,而是新闻报道必须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客观需要。举个例子,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审判汪伪政权众头面人物(大汉奸),当年我党举办的《新华日报》就对审判结果作过大量的评论性预测。

      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这一条要拆分开来说,就“发表评论”——前半句,依然系新闻报道的规律尔。仍拿《新华日报》为例,当年审判众大汉奸的过程中,该报曾连续发表评论文章以营造舆论氛围。就“发表结论性意见”——后半句,当然不可以,这是新闻报道的常识,无须最高法院来提醒。倘若确有个别媒体犯晕,讲责任主体再讲程序,提出“不得”者也不该是法院,而应该是媒体的主管机构。

      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就这一条,其是否具备合理性,是否与时代大势相悖,此处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有权力提出“不得”者,同样不应该是法院,而是媒体的主管机构。

      在法院系统内部,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规定若干“不得”、“不准”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可最高法院规定媒体“不得”、“不准”就有越位和踩线之嫌。媒体有自己的归口监管机构,最高法院不希望媒体说这说那可以,但只能通过管媒体的机构来“传话”。中国已开始迈步依法治国时代,所谓依法,很大的一块指不越位、讲责任主体、讲程序。这个道理,最高法院比我们更明白。明白了理该带头践行才是。

      有个现象长期与国情相伴相生,即,地位强势带来话语强势,最高法院越过归口监管机构,直接对媒体说“不”的口气如此之大,就属地位强势带来话语强势的一个“经典案例”。这类“话语强势”,放到10年能唬住人,放到5年前已不被人当回事儿,放到今天遭来集束式质疑和抨击理所当然——不谓别的,只谓法的理念开始植入民间。

      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知晓法官必须做到慎独、慎言。法官如此,大法官呢?曹副院长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法官,大法官不可说官话,非说不可,一定得话中有“法”。

      舆论对曹副院长出言不慎的质疑和抨击,我就不重复归纳了。尽管对媒体说“不”的初衷可能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考虑,然而,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其根源决不是新闻报道所致——也即,新闻报道决不是司法公正的“干扰源”!谁是导致司法屡屡失公的“干扰源”——说来乏味、不说也罢!

不自由,先别死

两百多年前一位德国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只有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才能使我的灵魂感到深深的震撼!”

而自由就是这个崇高法则的有机部分,马克思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每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充分发展的前提。他的徒子徒生可能数典忘祖了。

“自由”的基本概念是个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时,不是以别人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前提,或者说人按自由意志(free-will)做事的,当然后者是循环定义的。所以人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本能;但是为何形成了“主义”呢?我个人的推理是,现实存在太多压抑人自由意志的权力,包括经济处罚、人身伤害、言语侮辱和思想欺骗,系统的批判反抗这种权力的“过程”我称为”自由主义“。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幻想的,非实践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行动的名词,就中国而言,中国人一样爱自由,上次秦晖来深圳演讲,他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监狱都必须关门,否则人会跑掉!

一个人起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这是自由的起点。要从整体上提升一个民族的水平,达到唤醒民众,追求民主宪政的现代化道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包括三个方面:张扬个性(人文主义)

科学理性(启蒙运动)

民主宪政(捍卫人权)

第一节,认识你自己—— 捍卫私权

14世纪-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张扬了人的个性,17世纪-18世纪的启蒙主义发展了人的理性,人认识到只通过理性的制度才能限定人的恶性冒头,保持人的善行。可惜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咱们中国还在沉睡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承担了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两个任务。

受新文化的影响,和自己农村生活的经历,毛泽东在早年的作品中曾经提出,中国农民面临皇权、神权、族权三大压迫,女人还加上夫权,这四大权力压迫归根到一点就是砖*制*主义,毛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个人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就是:学梁山好汉,造反(革命)。

毛本人自己是一个性格强悍好斗的人,他熟悉中国典章经文,喜欢旧体诗,一辈子热爱写毛笔字,不带手枪——中国古代的儒将风范。他将早年的造反思想替换成“阶级斗争”,他将农民的平易近人定义为“民主”——征求别人意见的工作方法,一种做人的雅量,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活,他在上个世纪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的用“民主改变中国历史的起伏轮回规律”,其实他提出的民主概念和西方人的民主是两码事的。

访问过毛泽东的西方记者,如史莫特莱等人,都发现毛的性格是很迷人的:亲切、平易近人,思维敏捷、个性张扬、幽默、还有高深莫测的沉默。这是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都是无法比拟的。毛的这种性格形成和他早年的曲折生活和对曾国藩的权谋人格崇拜分不开的。权谋是法治缺位时人治社会的一个补充,俗称“心计”“城府”。毛和刘少奇他们并不知道法治是什么东西,毛和刘在谈到法律时,法律那么多的内容,谁记得住?!当然,这种权谋方法在毛和他追随者的话语体系中,不是心计城府了,而是“辩证法”!!!

我用毛为例证的目的是想说明,让一个人自己张扬自己的个性他是非常乐意的,除了那些作惯奴才,老实得没用的人;但是要包容别人的个性张扬,就难了,比如毛思想下的中国。

结合我身边的现实,需要包容的个性自由有:

1.1 小孩有玩乐的天性,不上不喜欢的培训班的自由;1.2 小孩不能再背唐诗宋词了,他们不明白含义,只是一种语言的折磨!

1.3 小孩有掏泥巴,不讲“卫生”的权力1.4 好小孩的标准,不是以听话、“乖”为前提

1.5 考试应该有,但是以试卷考试为重点,则是扼杀学生天性的1.6 教学理论中以学生和老师为双向主体的缪论,实际上是老师为主体,新的教学思想是 以学生为主体1.7 废除中小学生的书法、古文教育;1.8 淡化(目前只能这样),废除(以后)D化教育1.9 对中学生谈恋爱要宽容,引导1.10 废除学校少先队、团委的行政领导、将心理辅导老师派驻学校1.11 尊敬老师的前提是,老师是德才兼备的人1.12 一切社会制度、包括学校教育都是以帮助学生实现梦想(自我价值)为前提,而不是制造符合……要求的N有新人1.13 考试成绩的公布是侵犯学生的隐私权

1.14 话语中讲到“生殖器”“阴道”等词语,并不是什么脏话,人每个生理部位都是上帝制造的,没有什么羞耻的,真正的脏话是那些“洗脑”的假话,侮辱别人的恶语,拍马屁的 尔虞我诈1.15 年轻人有权力染发,穿奇装异服1.16 人们有自己庸俗的权力,比如唱流星歌曲,比如追星族,你不喜欢只能是你自己的事1.17 人们有一夜情的权力,看到我喜欢的人,我一定说,我很喜欢你!

1.18 军人的老婆也有离婚的权力1.19 卖淫不好,但是一个人生活无出路,走上了性服务的路,应该包容1.20 年轻人看黄色录像不可耻,老年人可以正大光明的谈恋爱1.21 同性恋阻碍人类文明的继续,但是也别压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1.22 职业方向的选择是以兴趣为前提,而不是热门不热门为前提,更不能因为自己教育系统有关系,而去当教师1.23 对老板的忠诚并不是对国家义务1.24 爱国的前提是,国家值得爱,国家也爱我1.25 当着领导的面,主管的面,你能直呼其名吗?

1.26 你能拿领导(主管)开开玩笑吗?

1.27 你拒绝参加自己不喜欢的各种学习吗?

1.28 你敢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自私的吗?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自私就是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

1.29 谴责别人不团结、自私的人往往就是用“整体”“奉献”道德吃人,这种吃人的道德目前在中国无处不在!

1.30 爱是一个人的自由付出,哪有强迫我捐款的道理1.31 面对别人的欺负,我一定要生气,反抗!

1.32 我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而不是一个老实的人1.33 离开了这份工作,我有能力找到另外一份工作1.34 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用不着别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

第二节 启蒙运动——捍卫公权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用理性来指导人的行为,用理性来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奥秘,这里包括社会进化论、言论自由、权力平衡、民主宪政思想、自由市场经济、试验主义、国家政权的世俗化等,殖民地时代,还包括落后国家引进欧洲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独立运动。

上个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中,五四先贤提出了“科学”与“民主”,开展了“打倒孔家店”“白话文为前提的新文化运动。

为何这场伟大的运动会失败呢?

经历世纪沧桑的李慎之先生总结是”革命压倒启蒙”,主要是从国内环境分析的。确实是如此: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具体参考: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

基于现实: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假装愚蠢的说,中国的自由(民主)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如果世界上没有瑞士人的宽容,卢梭等人能找到栖息的地方吗?如果没有卢梭,法国能有大革命吗?

如果没有法国人的帮忙,美国人能在4年内独立吗?

如果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的帮助,中G能取得49年的胜利?毛泽东在他的文选第四卷和第五卷就批判了那些不需要外援的国人。如果没有苏联军队将70万日军的武器交给中G,就凭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

如果没有英美盟军的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至少打16年。

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今天帮助别人就是明天帮助自己,国际友人的帮助诚然没有学习过三个戴表的理论,也不会搞无私奉献,但不能否定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国际社会没有共同的利益之处。

我想从国际局势来分析,特别是美苏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启蒙运动的失败:

正如许多网友所说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本土的政党,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者,热爱国家民族,讲究忠孝仁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在独**才*主义色彩抹不掉的政党,希望有步骤的走向民主宪政,他喜欢欧美民主,确实又是一个刚剪掉辫子的秀才,他追求现代化与经济成就,确实又是一个刚放开小脚的女孩。

从晚清开始,孙中山一生大部分时间奔走在国外,发展革命同志,寻找国际援助。特别是在军阀混战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感到孤立无援时,充满国际主义色彩和民本思想的红色独*才*者抛来媚眼,他就无法拒绝。

十月革命后,苏俄主动接近北京政府,1919年7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加拉罕果敢的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力,1920年9月提出更具体的提议,当时中国正值54运动,在朝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1923年1月,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8月,中国的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制度和政治代表制度。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

可想而知,宪政国家的前提是军队国家化,国家文官中立化,引进一党ZZ军事制度和政治代表制,无疑为中国的进步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当蒋介石对中G进行血腥清洗后,另外一个读才者走进了中国制度建设的圈地。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他们同中国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从1928年起,大批的军事顾问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队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国的顾问配到了营一级。德国、捷克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等一系列的军事物资。

而英国一直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采用强硬政策,1927年由于6名外国人在南京被革命军的士兵杀死,长江上的英美炮舰开始轰炸这座城市,南京事件后,美国和英国都增加援军防护上海。

从一战到二战前,那时的美国对世界并无多少的责任心,也不干涉别国内政,对于中国的庚子赔款虽然退还给中国,替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对于中国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自由主义并无直接贡献。Amei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他们只希望发财,做生意,对中国的外交就是希望中国各地门户开放,好作生意!一战前期,美国是中立,二战前斯,美国仍是中立。“你打你的仗,我发我的财”也许是那时美国佬的宗旨。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十分顽固。1939年春,罗斯福欲修改“中立法”亦未能实现。

我们假定这么一个现实,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得到英美国家的有力帮助,孙中山用不着引狼入室了。如果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国联和退出国联的美国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像今天北约炮轰南联盟一样,让"救亡"不压倒"启蒙"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欧美国家今天要承担自己绥靖政策和冷漠的带来恶果:朝鲜战争的死亡、越南战争的泥潭、恐怖分子的猖獗、区域不稳定的担心、以及冷战的巨大消耗。

因此,我们这代中国人需要接过新文化的历史火炬,重新思考理性的文明,而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这样的空间,从我个人观察来看,目前的文化启蒙运动至少应该一下问题需要探讨:

I.宪法1.我们的宪法应该规定一些什么内容,如何限制公共权力的范围,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力,2.制定宪法的流程在哪里?

3.国家建设是以宪法为领导核心还是用个人为领导核心4.如何让军队称为宪法的卫士,而不是个人或者D的工具

II.历史1.许多的历史已经被人有意或者无意的扭曲,比如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需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恢复历史真相2.许多文革的历史需要人们去研究,这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犯过的错,哪些人是直接罪人,哪些人间接通犯,人是如何吃人的,人为何要吃人,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还有哪些和文革作风息息相关!

3.我们谴责日本歪曲历史,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如何歪曲自己的历史的,给下一代一个真相!

4.还有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比如联邦主义的陈炯明,给历史一个公正!

III.经济1.企业如何建设一个制度化的环境,这个即是ISO的品质要求,也是给员工基本人权,发展个性的自由空间2.企业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单位,现代文明起源工商业的成就,那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呢?

3.我们有没有抨击垄断行业的霸道要求,自由经济是民主宪政的伴娘!

4.还有我们身边有多少血汗工厂,有多少富翁拿不义之财,原因呢?

5.国企的出路在哪里,土地制度是否需要改革?方向在哪里?

IV.政治传统的政治定义实际上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方法,至少是一种当官的学科,我个人并不擅长政治,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理解的政治是一种社会改良方法。

1.政府的市场裁判员角色有哪些违规了?

2.国家公器什么时候被当作私人工具了?

3.政府花了俺们老百姓多少钱,又为了老百姓作了多少事?

4.现实的公共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V.哲学1.人的理性的作用在哪里,局限性在哪里2.我们的人性有哪些恶,如何用理性的制度文明限制,防范,而我们的制度文明又积累了多少?

3.社会上有许多的法律规章制度,它的法理依据在哪里?

4.宗教、科学、艺术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

第三节 宪政民主改革——行动背后的力量

去年年底,我曾经直问秦晖:自由主义者推动自由的动力在哪里?!

秦晖的回答不是很明白,我记得他自己说自己是有些言行不一致,但是比哪些奉承之图,欺骗民众的人好多了,他目前作的工作是“解构”。

我个人的观察是:争取自由,捍卫人权,往往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比如美国政府,外交上一直是搞孤立主义路线的,直到二战后,才自觉称为世界人权警察的职责,然而却受世界各国民族主义(掩盖下的集权主义者)的厌恶,和国内实用主义者反对。

我们国内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争取自由和争取利润不一样,后者谁努力谁受益,前者却可以搭便车。不愿意让自己吃亏是人的常情,我的校友是一个老师因为在湖南益阳争取教师的权益,被枪杀后(南方周末有报道),我的同学对我说,一个人只有自己不贪污专权就行了,何必管别人——这也是好人!

有一个关于德国人的自由经典故事,(大意)说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不吭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迫害工会领导的时候,我还是不吭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最后迫害到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仗义执言、甚至拔刀相助,可是我们国家是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国家,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圆滑处世是许多的“做人道理”!

我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充当英雄,我自己也可以明哲保身,可以躲在人群的背后,主要时间用来赚钱,业余时间跟下秦晖、李大苗、李勉之等人的贴就行了!

我个人分析动力之源有三个:

1.基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信仰的力量我相信天赋人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权力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我个人虽然还没有接受洗礼,但是我坚信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伟大的。我自己也曾害怕暴力的侵犯,也曾恐惧警察的拜访,甚至看见肉体的折磨也发抖,也无法想象永久的贫困和家人的不平安。

但现在我相信上帝与我同在,因为我是正义的,基督就是爱!

我经常祈祷、当我祈祷时,恐惧和懦弱的念头就从心底里淡化、消失!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说:“作为我们苦难的安慰者,宗教信仰是我们最自然的情感。我们所有的自然感觉,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都会不知不觉地苏醒。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将没有限制,都将引起浩瀚的感觉——天国的奇观、黑夜的寂静、大海的辽阔——全都引导我们走向温柔或走向热情——一种善行的意识、一种慷慨牺牲的意识、一种勇敢面对危难的意识、一种除暴安良、救苦救难的意识;凡是能在我们灵魂深处激发我们的基本天性——蔑视邪恶、仇恨暴政……”

2.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无疑是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人格的主体就是“乡愿”人格,就是现在的市井专营之徒,圆滑处世,无利不往,唯利是图,他们能帮助的人限于“自己人”,比如亲戚、熟人、朋友圈;另外一种人格是少数“大丈夫”,他们是有文化的时候是东林正气“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没有文化的时候就是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历史与文化沿袭的传人,是我们苦难民族得以延续的香火,当古典的中国消失了,现代化的中国在黑夜里惊醒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忧患意识推动着人们“让无权者变为有权者,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

这些人从小就被父母老师教育成好人,自己也告诫自己要成为一个为世人称赞的人,开始可能也想入D,捍卫传统体制,但是真诚的心在虚伪的现实面前觉醒时,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但是大丈夫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我为何要那么多人称赞,我不需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唯物主义告诉他们反正人死如灯熄,还管那么多!

基督教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金大中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朝鲜人自豪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完整。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韩国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10万人。二战结束后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980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110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增加到900万,占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1997年南韩基督徒人数已达全国人口的40%!2002年,49%的南韩人是基督徒。今日韩国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3.理性的力量通过思想的启蒙告诉人们理性的认识人性和社会规则后,便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之所以在这里把“理性的力量”放在第三位,是因为全部理性都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工具,虽然,经验告诉我们,理性无法全部认识宇宙。

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就是因为教会缺少理性(科学),他们不能认识到上帝不但用圣经告诉人们基本的真理,同时也赋予人自由意志去探索宇宙的自然法则,解释上帝的意志,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走出伊甸园后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追求幸福与面对苦难!

罗素总结两次大战的原因时,告诉人们,自由的道路是“爱+知识”,罗素是反基督的,但是我将这里的爱,解释为“普世的爱”

所以纯粹从个人利益角度,理性的接受现代宪政民主的思想的人,只可能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的群众,我们的底线是能支持就可以了,脱离专制主义的文化队伍就OK!只有爱的力量才会让人有奋不顾身的斗志!

储安平:悼志摩先生

这年代随处爱给人忍受一份不可言说的苦难,摆着晦涩的脸,教你气促。全是秋冬景象,一切都挂上死亡的颜色,等着长青芽还远。国度如深山里的小部落,睁着眼睛看别人家的长进和热闹。孕成的大乳石,祗要凶运一到,便是一声吓倒人的崩坏。黑漆里有的是伤感的袭击。虽然时季在一种窒塞的国难的气息中,可是对于这一颗大星的陨落,志摩先生的罹难,我相信在一般困乱的心糟里,当更渗下了一滴苦汁。他关切的朋友和他忠信的读者,将全感到他们自己的损失;为我们的诗人志哀着。十年来中国文坛的收获,志摩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由他来砌起一座楼屋,正还待他的经营。每个人,对于这熟悉的名字,都有一种亲昵的感情。他的恩泽是一道最和丽的光,大家都收到他的照耀。

我初次认识他是在五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时,有若干人想排演一个脚本:茶花女,在华龙路新月书店三楼谈话,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鹣先生吴瑞燕女士这一些人。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虽然这一次谈话以后也没有再问闻,可就在那时,我感到他的热心永远是大家一个最好的监督。过后一两年,他收下了光华的聘书。一次更接近的通气是不消说得的。这人初看上去,和他应酬似乎很费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诚挚;他诗人的节气。他对于后进,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热,如他在[诗刊]第二期上说:[做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见,除非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开口就像十年前的老朋友,不跟你来一些虚套。](有时虚套祗是一种骄傲。)要他写东西有一丝苟且是不来的。他在[猛虎集]上说,他有时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或一个字眼也得拼忍成天半日。字眼一到他手就全标出了它们自己的分量。这认真是我们绝大的师法,我说不仅是在文学的努力上,便是在为一切学问或为人上也一样。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散文原是诗的扩演,他曾对我说,内涵是它 的骨骼,辞藻是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与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的建筑上的艺术。他的文章,各色各种爽口的好水果全有。你读过他的作品,便知道;香艳的如[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哀悱如[我的彼得].我最末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一月里。那时我预备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个钟头前,他正从北平回来。听见我也上北平去,说:[好极了,咱们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往北平祗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年青是他的本分。在[自剖]里,他自己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他的兴趣永远是雪天的白瓣,他的灵感永远是波涛的汹涌。为了自己文学修养上的稚浅,我想往北平后,常去他处承教承教。有一天张东荪先生告诉我说志摩先生已经到了北平,在第二天,我又为了别的缘故,回到了南边来。去年春天编今日,问他要稿子,他来信时还记得念到这江南的好妩媚;我在西湖时,曾经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但是天不为这荒无的中国文坛多延留几年这卓越的诗人。就在[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里,炸倒了这破碎的文坛上的中柱。当我有一天晚上读了第一家登载了关于他罹祸的不幸消息的Evening Post(是家璧拿来我看的)以后,我的意境中,一时体味到一支说不出的苦涩,一次至大的哀悼。我跑到或写信给每一个关切志摩的朋友或读者,报告他们这一份不能补给的大损失。

三月江南又是一片好春光。在今夜,在这十六分外圆的月亮下,凭我向往对他的一宗刻实的信心,写下这短短的两千字纪念他。我祝福他在天的灵魂永远的轻松着;他的精神永远是不死的。

邵建访谈:我是学术界的“边缘人”

我到农村是自愿的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随同父母一起下放到江苏苏北。父母是作为下放干部被下放到那里的,要说变化,只不过是生活地点从南京迁到了苏北,工资还是由国家来发,还是吃国家的粮食,户口还是在南京。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因为我是城镇户口,还需要再下放,这次下放就是把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这时候我就离开了我的父母,回到了我的祖籍去做知青。但是这次的下放跟之前的老三届不一样,老三届是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被下放的,我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一次,是70年代上山下乡的“最后一班车”。当时我之所以要回去,是想离开我的父母,自己出去走一走,闯荡闯荡。但是当年的我,身体里流淌的血似乎特别浓烈,热衷于要求进步,本来我可以不“下放”的,比如在当地做个代课教师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愿意,我要下去,我完全是自愿的。

我不觉得在农村有多苦

在那时,我是如此地渴望“进步”,积极地干活,不但是县里的先进知青,还是地区里的先进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我所在的知青点大部分知青都回去复习准备考大学了。但是我不走,我不愿意脱离劳动去复习。虽然说后来参加了考试,报考的是南京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然后参加公社的初试和复试,但是没有考上南京大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

另一方面,当年的高考,在我心里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当时没有觉得在农村有多苦,读书能走当然不错,不走对我来说也不是太大的威胁。

而且,要是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一生最快乐的时代恰恰是我的知青时代,任何思想负担都没有,就是单纯地要求“进步”。

我们参加考试的时候,当时公社负责教育的人让我们都填一条“服从分配”。正是因为这一条,虽然南大没有考上,苏北当地的一所师范中专把我录取了。从1978年到1980年,是我在校读书的惟一经历,后来就没有了,毕业之后,“哪里来哪里去”,我又回到了我的祖籍去教书。

调回南京,在区里的一个少年之家工作,后来又调到小学去教书。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学考试,先专科,后本科,到了1989年,我终于一节一节地在学校的大门之外通过自学考试的途径获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这样,我又调进了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我现在的单位晓庄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南京师范专科学校。

机缘巧合让我研究起鲁迅和胡适

要说怎么走到胡(适)鲁(迅)研究的方向上来,我总是觉得,上世纪50年代的人在那种生长环境下,所能读到的那些东西,包括鲁迅在内,天生就会让人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要超越自我,要关心社会等等的情怀。今天想起来,50年代的人好像是一种注定,实际上是跟当时的教育有关。尽管现在我能反思当年我所读到的那些东西,但是当时我被所读的那些东西触动了,让我天然地要超越自我、要关心公众事务。

比较系统地做胡鲁研究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大概是1995年、1996年那两年,上海的王晓明提倡人文精神,当时我就比较关注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当时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我把这个题目后来总结为“知识分子与人文”。

做完了这个题目,已经是1999年了。

1999年,有一次在一个类似聊天的会议上,一些朋友的谈话触及了胡鲁的问题,我当时凭着感性在那次会议上大放厥词了一通。那次会议之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题目上做一做,所谓做一做,也就是写一两篇文章,而且也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

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比较系统地做下去,而不是一两篇文章,后来我把胡鲁比较的文章整理一下,起了个名叫《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现在还没有出版。这个题目其实是有所仿效的,仿效一个法国学者的同名著作《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

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到中国来讲,只能是胡适和鲁迅。这两个人都留下了大量的文本,在这种文本的基础上,对于胡适和鲁迅可以从哲学认识论、伦理、政治学三个角度进行比较。

在这种比较之下,我想表达的是:在今天,在鲁迅和胡适的时代依然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面对胡适和鲁迅这样两种思想资源,哪一种对我们更重要,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路径?这个题目,我用了大概4年的时间,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说到在学术界,我其实是个边缘化的人物。我在南京的一些朋友,也同样是一些边缘的人,比如:范泓、李永刚、邓伍文等。我们只是在边缘看看书,按照自己的兴趣写些自己的东西。

■记者手记

邵建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篇文章中得以定格的,一篇是《事出刘文典》,另一篇是《勇于不敢》。凭着这两篇文章我把邵建定义为中国当代学者中运用历史学方式将个人主义表达得最清晰的表述者。《事出刘文典》被认为是厘清围绕着胡适和鲁迅发生的种种误解的最好的文字。

《勇于不敢》说的是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这是胡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说句带点感情色彩的话,听多了学界陈义甚高的声音,邵建对于“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考究,我喜欢。但是这种基于底线的叙述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招致“同一战壕”里的人的不满,从这一角度,也就不难理解邵建为什么在几个小时的聊天时间内,一直不断声称自己是“边缘人”。

但是,跟他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相比,将近知天命的邵建在自己的道路上是稳健前行的,我祝愿他在自己的道路上一路走好。

口述:邵建(1956年生,南京人,曾做过知青,现在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任教。)

采写: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