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做,干,办,弄，”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搞”字却莫名其妙的男女关系连在一起，最著名的词汇有“搞对象”和“搞破鞋”。前者指合德的正常恋爱，后者指缺德的不正常偷情。
六四后的中国，“搞”字与强作狂欢的大众文化搞到一起，先是“搞笑”变成常用词，接着是“酷搞”、“色搞”、“恶搞”的流行。最近，草民胡戈恶搞名导陈凯歌引发出网络恶搞狂潮。其实，在网民们“恶搞”中国之前，“色搞”中国的情色狂欢早已是商业文化中最流行的主题。
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而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的色搞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变成财富崇拜和性放荡；最高道德楷模毛泽东也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神的光环逐渐褪去，而暴君的本来面目日渐显现，其私生活的糜烂也渐次爆光。在民间的地下话语中，毛泽东等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不仅成为民间笑话的素材，也成为今日的大小官员们包二奶的榜样。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
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必然变成现实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情和床上尖叫。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再也离不开“肉弹”的四处开花；文学作品也进入“肉体写作”的时代，“美女作家”之后又有“美男作家”，白领们的酒吧情色之后，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下半身日记”，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情色文学”的兴盛。作品中的男女，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甚至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
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二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而通俗文学的读者急遽膨胀。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
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在八十年代，情色的解放首先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其中，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影的影响最大。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对于听惯了“钢铁旋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但她的声音确实听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即便在“清污”的打压下，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生死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如劳伦斯等人情色小说；二是偷看黄色录相，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毛片”，已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方式之一。三是有幸出国的人，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红灯区”当作旅游景点，出国归来的国人，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自由。
在文学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爱情”来包装。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是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即便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今天》上的作品，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舒婷的《致橡树》便是代表作。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中的男女恋情开始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内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轰动一时，就在于作品描写了在流放中的右派男主人公与村姑之间的性爱。但张贤亮的性描写，还只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属部分，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民上帝观”的另类表达——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毯的人民大会堂。电影《芙蓉镇》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情色故事，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这就意味着，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破鞋”之间的偷情，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比如，王安忆写出的性欲系列小说“三恋”，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给我的阅读感受是：她一手捧读《性学三论》，一手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之所以风靡一时，从选材的角度讲，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张扬。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视下，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土匪们为争夺女人的相互厮杀，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十八里红”……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红高粱》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念的转变：把“情色张扬”作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来。
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得到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其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王二”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另一面，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到了最现实、也最粗俗的性启蒙。那是一种朴素粗俗、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而全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和音乐诗歌相伴的浪漫。当城市中学生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曾经连男女生拉手都不敢的城市学生变成了敢于在乡村野地里偷情的知青。是的，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王小波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大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的女人，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不是谈论诗歌和音乐，也不是交流革命心得和接受再教育的感受，而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破鞋”。她以前确实不是“破鞋”，只是在王二的性攻击下才真的变成了“破鞋”。尽管，在文革期间，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的偷情风险令人恐惧，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在王小波笔下，偷情时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射精后的“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而性交时的紧张如同受惊吓的脱兔：“可是她说，快，浑蛋，还拧我的腿。”
文革前，相信没人敢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侮蔑为“破鞋”，而文革中，王光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破鞋”。文革结束后，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反之时，以前的“破鞋”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道德正当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性”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破鞋”，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新鞋”。君不见，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中，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婚姻如同一双鞋，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合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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