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权力是人民给的?

      一批批官员前腐后继奔上不归路,神州大地收获着越来越巨大的反腐败成果。对此,不知道应该是欣喜还是悲哀。国家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不容置疑,但眼里看到的却总是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贪官们像南方的庄稼,伐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中国人好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的事情做错了,从中吸取教训,对后人是个警示,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从眼前积累的一大堆反腐败成果中,人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有人说“政治思想学习和教育不够”,有人说“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有人说“某些权力有时候不受或少受制约”。这些都有道理。但人们听到最多、最为冠冕堂皇的,还是几乎在每个大案被查处后,来自高层领导的那句语重心长的话:“忘记了权力是人民给的。”

  在第一次听到“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时,我曾从内心生出感动。是啊,如果所有官员都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须为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英特纳雄乃尔何愁不能实现!事见多了,反腐成果历年有增无减;话听多了,每次高官落马都有更高级的领导出来如此谆谆教诲,便渐渐的有怀疑从心中萌生:高层领导的话,各级官员你们听懂了吗?既然“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何曾让你们心生敬畏?为什么你们之中总有人不断侵害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人民的利益被侵害后,人民却无可奈何?进而又想: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吗?人民何曾给予过他们权力?

  论道理、或从宪法的角度说,官员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但事实又如何呢?想起了走上断头台的李真,去问问河北无辜的人民,你们是如何让李真当上省国税局长的?想起了耳熟能详的胡长青、胡建学、成克杰、王宝森、田奉山、周北方、慕绥新、马向东、倪献策、谢建邦,以及贪官榜上所有耀眼的明星们,去问问无辜的全国人民,你们是如何行使手中的公民权力,送这些人上台掌权的?

  那些满口反腐倡廉为人民服务,平时轻车简从身穿补丁衣服行为低调的巨贪大恶们,似还有可原谅。因为他们的作秀,毕竟是出于对社会影响的顾忌。可恨的是新近出现的一些连一些起码的颜面也不要,以在群众面前摆谱、耍横、抖威风、显势力为荣的渣滓,动不动以我是官员我怕谁的流氓嘴脸示人,就更与“权力人民给予说”不靠谱了。近期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发生在广西合浦,一是政府办公室一副主任黄某因在慰问灾区大摆官谱,紧接着一副县长庞某于9月4日晚因处理其交通事故不满而挥拳将一交警鼻梁打折。与那些重大的贪腐案比起来,这些事情小的几乎可以被忽略。但是,小事所反映出的,是官员在人民面前有恃无恐下的肆无忌惮。芝麻小官的作威作福,反衬的是人民的无权、无助和无奈。如果这些官员的权力真的从人民那里获得,除非他们是疯子或昏了头脑,他们能如此的对待给予他们权力的人民?在他们眼中,人民算老几?这些事件,更反证了“权力人民给予说”的苍白和无力。

  权力来源于人民,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人民;权力来源于他的上级领导,官员便会把热情投向他的上级领导、并且为了向他的上级领导卖好,他需要榨取他治下的人民。

  对于那些犯案的贪官来说,制度的缺陷,也是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源。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未经人民授权、不受人民监督、在人民发现他们的毛病后没法给予批评直至从官位上把他们拿下,以至于他们走上绝路,也是贪官自己的悲哀。

  “权力是人民给的”这话本身没有错。公共权力不是私产,应该由人民授予、接受人民监督、并且人民有权把被滥用的权力收回。问题就出在权力不是人民给予的。面对风起云涌的贪腐狂潮,“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让人民很无辜。

  “权力”真正由人民“给予”之时,才是腐败根绝、反腐败不再出成果之日。

张维迎:中国大学批判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来自海外的压力。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说,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张维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的。国内的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比方形容中国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箱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的学生,怎么培养他?”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

        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分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权力空心化,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目前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学校的老人来选,那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弱者之恶

  据黄小邪的专栏文章《让波兰人坐立不安的历史》介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T·格罗斯,近年致力于钩沉被忽略被遗忘的犹太人历史。他在《邻居们:波兰杰德瓦波尼犹太社区的毁灭》一书中,指出1941年有近1600名犹太人死于波兰人之手;新近出版的《恐惧:奥兹维辛后波兰的反犹倾向,一次历史阐释的尝试》,又详细分析了新的事例:1946年凯尔采有80名犹太人被波兰士兵、警察、平民甚至童子军屠杀,全城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卷入这场杀戮,是20世纪欧洲和平时代最大规模的屠犹行为。

  波兰人的反犹和屠犹,可以归纳为一种弱者的种族歧视:当波兰人面对德国纳粹和苏联红军的时候,他们是弱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反抗者;可是,当他们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强者,成了恃强凌弱者,成了不义的杀人犯。——同样地,当犹太人面对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的时候,他们是正义的弱者;而当他们面对阿拉伯人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不义的强者了。没有不变的强者或弱者,也没有不变的正义或不义,这真可谓历史的吊诡。

  波兰式的种族歧视绝不是孤立的。犹太人在波兰人那里遭受的,中国人也同样遭受过。

  现代银行家、金融学家资耀华在《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里回忆四十年代访美时的情形:“……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里,白种学生理所当然地歧视一切有色人种的学生。而最令人可笑又复可怜的是,一些被白人欺侮的黑人学生反自以为是美国人而自豪,却又歧视其他有色人学生,所以黑人在美国成为二等公民,而黄种人在美国则流为第三等公民了。”

  何兆武《上学记》谈到抗战则说:“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

  美国黑人在白人之下,但自居华裔之上;高丽棒子在日本人之下,但自居中国人之上;这不也相当于波兰人在德国人、俄国人之下,却又将犹太人踩在脚下吗?

  在我们的心理定势中,种族歧视几乎是白种人的专利。而实际上,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于作为强者、作为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人身上,也存在于作为弱者、作为被压迫者、作为被殖民者的非西方人身上。只不过,强者的种族歧视是公开张扬的种族歧视,向来承受着我们更多的道德鞭挞;而弱者因为是弱者,是受难者,当我们戴着同情心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的时候,对于他们身上的种族歧视就很容易视而不见了。因此,弱者的种族歧视,就成为一种隐晦而暧昧的种族歧视。

  强者经常是恶的,但不等于弱者就是善的。恶并不专属于强者,弱者也同样可以是恶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于以强者之恶来遮蔽弱者之恶罢了。弱者并非先验地是善的,是正义的,他们可以承袭甚至放大强者的恶和不义,反过来对待其他弱者——比他们更弱的弱者(按:郭云摔死小湘妹,就可以归入“弱者之恶”)。在恶和不义面前,弱者跟强者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休斯是家庭暴君吗?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一首诗,不过诗人自己恐怕并不那么期望。英国的桂冠诗人特德·休斯和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在他们去世后却渐渐地变成了一首狂暴的诗,这自然归功于他们各自拥趸的书写。

  休斯和普拉斯的关系本来就无法按常理去推测。据当事人日记和诗所描述,在剑桥的一次小型舞会中,两个天才第一次见面,休斯就当着女友的面吻了普拉斯,普拉斯则还以……一“咬”。人们不可能不把休斯脸上的鲜血看做是他们未来生活的预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普拉斯发现休斯有了私情后自杀。为此女权主义者们向休斯怒吼了几十年:“还我普拉斯”。她们甚至想把普拉斯位于约克郡Heptonstall墓上休斯的名字铲掉。休斯一直沉默着,直到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纪念普拉斯的诗集《生日信札》。全世界的读者读到了休斯诗中对普拉斯的挚情,攻击的声浪才稍稍缓和。

  然而,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两个作家开始着手研究休斯的第二个妻子的生活。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出版了更耸人听闻的传记《不理智的情人:阿霞·薇薇尔传》。9月10日的《卫报》登出了书评:《特德·休斯,家庭暴君》。表面上这是阿霞的传记,读者想看的、编辑想写的自然是休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害死普拉斯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一号证据是休斯给阿霞写的一份“家事清单”,在这份清单里,他规定阿霞“不准睡懒觉、在房子周围溜达时不准穿睡袍、不准睡回笼觉”等等,总共两页。记者采访了对这个三角恋很熟悉的作家菲·威尔登女士,她只透露了一点:“她是那种希望女仆把每件家务事都做完的女人。”她对清单也不以为然:“她可能是那种睡不醒的人,而一旦睡醒就奇怪女仆怎么还不来。”“特德也并不比60年代的其他男人们更像个家庭暴君。”

  此书写阿霞与休斯的恋情也真是够跌宕起伏的。起初,阿霞捡了一茎办公室外面刚刚割过的青草,在CD香水浸过后寄给休斯,三天后,一封信寄到了她手里,里面多了一茎来自德文郡(休斯所在的地方)的草叶。在这段恋情的结尾,休斯有了新的女友,而阿霞认为这是普拉斯在作祟,她在最后的日记里怒斥普拉斯逼她走上了绝路。

  随着教育的普及,爱读文学传记的人越来越多。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却不太看重传记的价值,他认为传记的作用只在于解释作品中的典故和词义。但今天,艺术作品和传记的功能似乎颠倒了过来。这本新传记也许会使文学拥趸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继续启动,文学作品仿佛只为了解释传记才再一次短暂重生。“我随意弑杀,万物皆归属于我。/我的躯体内没有诡辩:我的方式是撕掉所有的头颅”——这些诗句仿佛就是休斯的自白,在家庭里休斯仿佛就是一只凶残的鹰。而“对你来说,我是太纯洁了/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正是普拉斯对他的谴责。

  但“乙炔处女”普拉斯的手指在休斯的诗中却不是一点就燃的。“你女儿的手指/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记得你的手指”。如果这真是一种记忆,要辨认出这种记忆恐怕不是一双锐利的鹰眼能办到的吧。

新书资讯

  小说
  

  《得过且过》

  (美)约翰夫·海勒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23.00元。

  约翰夫·海勒凭《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举成名,成为“黑色幽默”派的文学鼻祖,中国读者熟悉其“军规”,却未必熟悉海勒的其他小说。《得过且过》是约翰夫·海勒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有《我不再爱你》、《赌马者,当心》、《罗得的妻子》、《雪堡》、《格林威治姑娘》、《一个名叫福鲁特的人》、《无计可施》、《都市林立的世界》等先前已刊行短篇小说,以及《为了清晨的笑容》、《乡村一日》、《从黎明到黄昏》、《天鹅之死》、《哮喘声声》等先前未刊行短篇小说。一如“军规”,海勒的短篇小说处处有“黑色幽默”的痕迹,以非理性对抗理性,以冷漠记录荒诞,海勒的小说总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感受。
  

  《天堂隔壁》

  管呆著,朝华出版社2006年8月版,24.80元。

  作者自称《天堂隔壁》是“写给那些身体活在天堂,精神困在地狱,曾经挣扎在天堂隔壁的朋友们”,这显然是一种悖论,如果身体能够生活在天堂,精神也就无从困于地狱,那么作者如何让这种悖论自圆其说呢?他动用了“天堂隔壁”这个隐喻:“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无限矛盾的世界,渴望爱情又害怕背叛,渴望温暖又难舍颓废,渴望活得淋漓尽致却又到处束手束脚,每个人都行走在夹缝里,挣扎在现实与梦想之间。”这种隐喻引申到城市酒吧里,可以用来比拟不断发生、又不断在一夜之间消失的爱情,一念地狱,一念天堂,作者记录了一种类真实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不是人人都有,读者可以通过小说去想象。
  
  
体育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

  (法)瓦诺耶克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46.00元。

  想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是绕不过去的历史,了解他们的体育史,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男女身体的看法、对意义的心理期待、对利益的现实认同等。瓦诺耶克是法国的历史学家,他在此书中非常精确地描绘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面貌:有关神话传说,体育教育与人们对运动的认识,竞技会与宗教信仰、战争的关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女子参与的竞技,竞技会及其项目,机构和制度,竞技会日程,竞技场所及习俗等。奥林匹克的秘密何在?“必须回到更早的蛮荒年代,倾听从荷马直至奥维德的所有传说。”作者打开了一个迷人的“城堡”。
  

  《和网球的11次约会》

  《网球》杂志社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如果想做网球“粉丝”,不妨先读这本书,或者说,不妨将其当做升级版的网球扫盲手册,至少,你得了解网球的血统与明星,以及网球的几大公开赛。“和网球的11次约会”记录了哪些重要的人与事?——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之传统与高贵、“众王之王”费德勒、美少女莎拉波娃、美国网球公开赛、美国战士罗迪克、圣殿的守望者阿加西、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娱乐先锋萨芬、瑞士公主辛吉斯、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寻找罗兰·加洛斯的历史隐私,最后再加上左派领袖纳达尔,足够吸引。男运动员强悍,女运动员不仅强悍而且健美,网球之所以是最赚钱的体育行当,无非是他们能激起观众最隐秘的平常欲望。
  
  
学术
  

  《中国诗学》(增订版)

  (美)叶维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6.00元。

  《中国诗学》是著名学者叶维廉的重要著作,《中国诗学》和《比较诗学》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早已成为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叶氏著作四十余种,包括诗集《赋格》、《愁渡》、《醒之边缘》等,批评和理论集《解读现代后现代》、《历史、传释与美学》等,另有散文集、画论集若干。《中国诗学》的古典部分从方法论入手,纵深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包括有言无言(道家知识论)、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严羽与宋人诗论、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等,他的研究,既留存了古典韵味,又植入西人视野,新旧移位得当,此书对中西美学、诗学研究实有非常深刻的启发。
  

  《五口通商变局》

  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0.00元。

  近现代史,有太多有意或无意澄而不清的细节,重写、重读历史,十分必要。《五口通商变局》也许是对历史细节的重新梳理,五口通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的转折事件,中国政经之大局由此开始发生衍变,中国之一弱再弱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此发端,作者之选题,可谓有胆有识。作者以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为全书发端,勾勒五口通商之渊源,并澄清五口商埠位置,以说明“列强势力之伸张扩大,不是一年形成,而是有长远背景”。《五口通商变局》的主体部分探讨五口通商之演变以及商贸体制和区划格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过,作者有略微的“中国中心”之想,亦承中国自尊心之传统,孰是孰非,读者定夺。
  
  
教育
  

  《足迹》

  冬尘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24.00元。

  这是一本布满亲情之爱的书画集,它不仅记录了冬尘的生活成长、艺术成长足迹,也记录了父母对冬尘细致而理性的爱。在冬尘每一篇习作的旁边,他的父母都留下了评语,以旁白的形式介绍冬尘作文习作和绘画习作的创作背景、创作心得,以及他们自己对孩子的期望。《足迹》所收入的冬尘画作,值得一提,《大象》、《君子兰》、《椅子》等作品用色大胆、意象夺人,颇有潜质。启发孩子对世界的原初理解力,父母确实有心,这种互相感应的教育方式,也许能带给很多父母意想不到的收获。教育就是这样,父母给孩子一个世界,孩子也会回馈给父母整整一个世界,这是尘世的安慰,也是中国人生的重要支撑。
  

  《母亲的路,孩子的天》

  王开敏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4月版,18.00元。

  王开敏算得上是“超级母亲”了,她的“超级奇迹”就是艾天,她的“阳光教育”使艾天拿到了全球最高奖学金,前途大好,“艾天现象”羡煞旁人。王开敏的教子之路其实也不复杂:0-3岁练技能,3-6岁是关键;师生间要找平衡点,配合学校行家教;不鼓励孩子去培优,鼓励孩子要自信;不责求孩子考第一,要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孩子自己的星期八;帮助孩子营建快乐团队;让孩子用灿烂的微笑迎接生活,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未来。其实,耐心和信心很重要,王开敏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深信你的孩子是最好的。”有道有理的话自然讨人欢心。想到并做到,“母亲的路”才得以成就“孩子的天”。
  
  
旅行
  

  《地图的发现》

  杨浪著,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49.00元。

  《地图的发现》是一本奇特的书,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旅游指南,也可以当其为文字漫游,更可以把它当做是地图收藏指引,它是历史与现实的奇特结合。该书之“图说”言及不期而遇的美丽、“唐朝的柴草”、刘彻的真伪道具、地图墓碑、果戈里的大街。该书的“图考”也像模像样地考证了一番,比如说清代“广东水师海防图”、《申报》地图、苏德战场详图、中华民国地理新图等,尽纳入作者的笔下。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图史”,作者发现了地图上的中印边界问题、《绿岛小夜曲》的前世今生、粟裕的作战地图、“胡志明小道”。以地图解码的活儿,既考手工,也考情趣,非一般人有此耐心。
  

  《和你去欧洲》

  赵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30.00元。

  应该说,这是跟旅游有关的小说,是动与静相结合、心与身相印证的小说。据作者介绍,《和你去欧洲》讲述了这样的行走状态:路上的欧洲、以前的生活、爱情、异国情调、露水情缘、唯美和疯狂的性爱、谋杀、暴政、革命、政治、宗教、反省、抗争、文明冲突、同性恋、忆旧、怀古、人文情怀、历史、梦境、艺术、及时行乐以及孤独冥想等等,纠集在一起,俨然组成一座迷宫,“在迷宫里,你我总会不期而遇。但相遇的缘分,或者说迷宫里的这种头绪,并不能为谁引出一条出路……”欧洲影像穿插于其中,作者明显借用了影视手法以表现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矛盾,“欧洲”作为一种影像布景,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

英文坛年度大事布克小说奖“六强”产生

2006年英国布克小说奖的最后“六强”,于9月14日在英国揭晓。在没有大腕作家入围提名的情况下,二度入选布克奖最终提名的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暂时领先。

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的《守夜》,曾经以微弱劣势错过今年的柑橘奖。在刚公布的布克奖最终提名奖中,《守夜》以赢得一半评委的票数暂时成为夺标大热门。紧随其后,得到三分之一票数的作品是爱德华。圣奥班的《母乳》。

该作是作者于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帕特里克。梅尔罗斯三部曲》后的续篇。爱德华。圣奥班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见长,英国评论界认为《母乳》在这方面比之前的“三部曲”更胜一筹。另外四强是:印裔作家基兰。德塞的《失去之遗传》;2001年柑橘奖得主凯特。格兰威利的《幽静的河流》;爱尔兰裔作家MJ海兰德的《放我下来》;利比亚裔作家希山姆。马他尔以处女小说《在人之国度》入围。英国《卫报》资深编辑则评论,本届入围作品“令人尊重但并不算光彩夺目”。

2006“布克奖”最终得奖者将于10月10日在伦敦通过电视直播揭晓。布克小说奖今年已办到第40届,被英国人视为英国文坛年度大事,评奖面向英联邦及爱尔兰共和国的小说家。

莫言获日本福冈第17届亚洲文化奖大奖

著有《红高粱》《檀香刑》和《酒国》等多部小说的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在日本福冈县福冈市接受了日本福冈第17届亚洲文化奖大奖。评奖委员会认为莫言“在西欧文学压倒性的影响下和历史传统的重压下,展示了带领亚洲文学走向未来的精神”。

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说,莫言用文学表现了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为亚洲通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亚洲文化的意义。

从14日至17日,莫言将参加福冈市民论坛并发表演讲,期间福冈还将展映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幸福时光》和《暖》。其中,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1988年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0年设立的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旨在奖励在保护和创造亚洲文化多样性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除亚洲文化奖大奖外,另设有学术研究奖和艺术文化奖。获奖者每人可获得300万至500万日元(1美元约合117日元)的奖金。

汉 心:“现代化”之下的权利失落

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数量至上,既不必有灵魂的颤粟,也无需原理性、逻辑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断。所以说现代人由于沉湎于资讯焦虑,迷信于市场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数一路飚升,眼界无度拓展的同时心灵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独立自在的内心表达,也不必有深邃的课题辩争和求证,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一切关乎人类处境焦虑与冲突的经典表述都将随着乐感化“时代主题”的侵蚀而应付阙如。这时候悲剧已经淡出,审美已经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这种血腥性、破坏性的社会罪孽,也常常因了技术化的筛选置换而更多地显示出游戏性的元素,其结果是让人们因此见惯不怪从而无动于衷,进而将一切残酷的生存争讼都当作夸张的剧情予以宽恕和认可,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这个时代一切都被谅解、被允许了”!

至此,人们其实已不太会感觉抑或感觉已经被代替,灵魂已无关紧要,所以不会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奋的体验,面对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厄和现实中日日遭逢的不公不义,人们既无需亲临现场作即时性的“发言”,也就自然缺乏体己度人的良心与道德问责,因为现代传媒借助话语操控权早已为受众作了折衷化的技术处理,所以它总是让我们在不断升级,不断更新的界面中日复一日地消受着纷至沓来的虚拟化情境,而我们则因长期被引导、被牵制然后习惯性放弃“实地历险”的冲动和热情,从而无法与切实的经验正面相遇,其结果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将“镜象”当作实景,当作客观发生的真象并以其表征作为思辩和判定的依据。所以,有学者不无焦虑地指出,缺乏现代普适价值如信仰救赎、人本关注以及生命伦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内核的现代化,其集中体现的是对技术的过度倚重和公共权力对个体意志的替代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技术现代化的植入不仅没能为后发国家拓展出足够的个人权利表达空间,反而因技术在公权领域被滥用而使极权主义对社会和公民的操控整合更显驾轻就熟,最终衍生成虽有繁荣光鲜的盛世幻影,却无法从个人的维度生发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法统和道统。

在如此现代化之下,人们总是被替代、被包办,总是最易被各路权力把头据其统摄意图率性分化组合,并充分利用其高位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于己有利的“市场化”配置,使得新技术运用往往被具有超强赎买能力的公权组织或个人所操纵。由此,公共资讯也必然倒向现实中的强势而成为极权主义的私器喉舌,从而跟风协从积极参与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和屏蔽,这不仅使得去真存伪的专制意志能够大行不避且屡屡得逞,还因为有公器护驾所行使的行政干预显得正当而又底气十足。至此,人与人之间不断被分割碎片化为互不关联的无结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以及由权力中枢和资本寡头定制的单位或组织分门别类编码,然后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独自经营。由于现实已经倒置,真实感已随着电子视频的“移情教化”而远离实际生活场域,所以人们宁愿贪图安逸自动“弃权”,宁愿陶醉于虚拟世界自足于个人主义的当下娱悦,从而有效化解人际之间直接的碰撞可能带来的冲突,故意规避现实的刺痛并以此消除亲历世事的千般风险。既已如此,世道的纷繁和社会的责任承担必然被推咎、被延宕,个人之于社会的“作为”也就只需对现存秩序采取妥协性的立场然后有选择地理解并接受它,面对日日更新的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场喧闹,人们尽可以秉持着与己无关的从容淡定地看待一切,从而以不经意、不追问的清醒与之保持合度的距离,这样就能心安理得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然后按揭消费得来不易的即时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担心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资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诉求托付于的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极端权极力挟消费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至此,面对“现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输入,人们所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信息、不仅仅是大宗量的货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随着“技术化唯物主义”对人类生存方式里应外合的整饬和重新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交往伦理,一种全新的结合状态,它不仅止于对人的形而下维度进行设计和安排,而是渗透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所有社会层面,并从属性上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认模式,波特里亚说:“超越时空的物流和信息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但它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这时候,技术已不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们所确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它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看法,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判断。试想,置身于现代社会,当公共领域流行着同样范式的言说,批量生产和消费着无差别的文化与物质产品,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关乎个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标准化、程序化批发零售并纳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评时,那种完全基于人在处境中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表达,切身而直接的经验和个人内在的性灵抒写还能找到现实的聆听者吗?这时候,谁还会穷大象、洞幽微,面对地老天荒直抵人性的本质寻求永恒的去处?谁还会以端肃的心态和智性的坚守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之维奠定人的意义和尊严!

正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集体行动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将真理和正义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见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由于公众意志常常聚焦于眼前的现实成败,所以总是容易被表层的功利得失所引诱。也正是受制于人的这种怠惰品质,人们才总是习惯于不劳而获,习惯于听信主导公共关系的强势话语误导从而自愿屈从于“权力的无知之幕”,所以才常常自陷于无良政客布设的“幸福”罗网,才被政治务实主义所操控然后沦为沉默而无为的庸俗经济动物。在现代化之下,技术和物质主义对传统极权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诉诸肉体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充分调动各种技术和资源要素对“替代性原则”的活学活用,将权力的枷锁置换成荣誉、名份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现实收益,也即是福科所说的“规训社会”。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看不到权力的公然肆虐,甚至看不到权力的影象存在,突显于我们“境域”的除了论据充分的法条规制之外,便是发展主义蛊惑之下的消费迷狂。正是有赖于如此对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其便在刚性上消除了极权主义对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逆动,使得人们因为找不到现实压迫者和直接的诉讼主体,从而只得移情于空心化的犬儒主义以抵消人生的荒谬性和无力感。好在现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现成、太容易,其显示的正面意义虽则让人获得了身体“解放”,获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适,从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类应对生存之重的种种操劳和牵累的同时,但也由此弱化了我们挣脱外在束缚的内在冲突,从而将真正的内在自由和有意义的生活价值从心中放逐。

众所周知,专业分工各就其位的现代“规训化”社会,其在客观上使得每个人都被投入与产出的刚性目标划界定质,它只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化同一性品质,常常把相似性曲解为事物的本质同构,从而排出个体的差异性,将其简约化、抽象化为谋求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终将个体之于社会参与的实证价值消解灭失在虚置化的集体目标之中。这种看似多元的社会无中心主义虽则可以为个人的“无为”和闲散状态提供游逸空间,但却因为不再有抵御价值虚无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质主义探究和值得肯定的目标坚守,使得我们由于不发问,不珍视精神的启迪,从而人人都只需秉持着习惯和日常的经验,找准当下社会认知度高且能产生边际效应的物质与文化“产业”,并将全部热情和心智投放其中作无济于世的形而下人生消耗,这一方面显示了挣脱上帝之手的现代人理性的夸饰性成功,但其隐含的却是后极权与精英主义结盟对大众的新一轮剥夺性控制和廉价消费。

如此不对称的物质与心智格局长期演化并植入现代性市场竞技,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资源流向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其边际效应还导致人性好逸恶劳和贪婪的品质被激活、被利用,从而使普罗阶层自动放弃思考,放弃个人化的自主经营和建设性的努力,最终完全将头脑简化、将思想抽空,将人的神性灭失消解,由此生发的关于人的社会属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组织有利害关联的力量和资源“供体”能被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性关注外,个人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与宗教阐发,也很少涉及个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诉求。综上所述,在如此的现代化之下,个人往往被局限于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否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显,而是根据其对应的物质收益预期和贡献的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评价。长期如此,其独立自在的社会学意义只能被遮蔽、被虚置,从而使得个人意志无法延伸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真正“和谐”的社会能动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0 0 六年八月十五日于麻园

齐家贞:成瘾

说起瘾,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烟瘾、酒瘾、毒瘾……这些都是严重的瘾,它们由一些有毒物质的参与刺激人的神经,使人成瘾.这些瘾很顽固,戒起来极为艰难,戒掉又染再戒再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也有的瘾与化学物质不相干,那是习惯养成的瘾,也有极其明显的症状,戒起来也未必容易。我今天先谈谈前面那种瘾.下篇文章再谈习惯养成的瘾.

对烟瘾,我一位四川省二监的狱友王抡揎,蒋介石时期南京中央日报编辑,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戒烟,一年可以戒三百六十五次。”身边的人,包括我老公,都不断证明着这条真理。

对酒瘾,我要多说几句。

最记得的是冯杰,我和他都在省二监就业队缝纫组上班,他是裁缝,酒喝得多饭吃得少,得了咽喉癌。脖子、面颊上全是大包小块,把脸都挤歪了,被迫禁酒。死前,他闭着眼睛直喘气,就是死不下去。见他如此痛苦,一位了解他的友人问护士要来了一支蘸了酒精的棉签,放在他的鼻子前,闻到酒味,冯杰心满意足地闭上双眼走了,哪怕多年坐牢没人探过监,那怕临死前没一个亲人在身边。

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澳洲酒鬼,他叫海利,除了上班——清理废砖头,他十分卖力使劲挣酒钱头脑尚算清醒外,其余的时间,他无时不醉,介绍自己的名字,别人只能听出第二个发音,就干脆叫他利。利,不开车,开车把酒钱都罚走了,而且驾照经常给吊销,他骑自行车。他的自行车与众不同,两个把手之间有个圆筒放啤酒,随时取用,下面设了个啤酒储存筐,库存丰裕,从不断粮.通常,他都是一只手“驾车”,一只手握啤酒,啤酒老是举得高高的,啊哈!好像时时在与人干杯。

有个大白天,他骑着车,远远望去,前面像有三个人影站在路边,既然是人影,他就勇敢地骑过去,撞倒了我的丈夫和我丈夫的“两个影子”——还有利他自己。利,摔在我老公的身上。

后来知道,他是一路摔跤过来的,撞电线桿,沖Milk Bar的门,碰在Safeway外面放推车的横桿上……钱包摔出去,现金信用卡驾驶证全摔掉了,倒在我们店旁已是第五次。记不得撞倒了人,他骑上车就走,一百米的路,又摔三次跟斗他才骑到了家。

第二天醒来,听人说是对面开店的我老公撞了他的车——猜想他把主语宾语听换了位置,利带着额头上挂的彩, 到我们店里讨赔赏.我问,你对着站在路边的我老公骑过去,他眼镜摔破,眉骨划开两公分长的口子 鲜血直淌,左手肘错位肿起了个大鸡蛋(后来为此开刀),该他赔你还是该你赔他?这次,他听明白了,吓得赶紧跑。可能时间尚早,肚子里累积的酒精还没有达标。

利也是死于咽喉癌。和冯杰不同的是,他有个女儿守候在旁,还有不少酒友。不过,没人让他戒酒,他死到临头坚持喝,亲友们还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像吊盐水那样吊起啤酒罐,把皮管子通进他嘴里。所以,利是坐直通车到达天堂的,他须臾没离开过他亲爱的啤酒。

和毒瘾相比,烟瘾酒瘾就算不得啥了。毒瘾的可怕,是我做生意以后才体会到的。

我们的加油站和便利店在Springvale,这个地区贩毒吸毒比较严重。经营不久,我老公就发现,店外经常停着买方卖方的车,他们用店里的公用电话互相联络(警察查不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在此等待,完成交易。有时,毒瘾发慌了,他们就在车里注射毒品,注射器就扔在停车附近。为了自己和顾客的安全,我们取消了公用电话,不挣这个钱,一时间安静了不少。不久,那些贩毒的人又回来了,不是来我们门口做生意,而是来买一种夏天小孩子打水仗的玩具气球。它只有小指尖大,灌满水扎紧后橡皮变得很薄,扔在“敌人”身上爆炸,不痛,只打湿衣衫。这种新产品立即受到孩子的欢迎,卖得很好。

因为这种气球体积非常小,无孔不入的毒贩子用它装毒品,压在舌尖下进行交易,万一碰到警察,马上吞进肚里,既可抵赖罪证,拉出来它还是好的,还可以卖钱.我们十分气愤,收起存货,坚持不出售。当然,孩子受了牵连,那些坏人把他们打水仗的快乐给剥夺了。

一天,一个五岁多的小男孩进了店门,他指着一柄玩具枪小声小气问妈妈:“妈妈,这个枪是不是真的可以打死人?我要用枪打死Andrew!”这个小孩是我店的常客,从两岁开始就被他妈妈牵着手带进我们店里。他满含笑意的大眼睛望着人不说话,时间长了,才开始给我们打招呼说hello,我和老公都很喜欢他。这么小的孩子,讲出如此的话,令人大吃一惊.那是因为他心爱的哥哥被Andrew害了,也染上了毒瘾,这个小弟弟一定好伤心。

小弟弟想“杀人”,有一个大人也想“杀人”(我之所以在杀人二字上打了个引号,是因为这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那次我从中国探亲回来,老公拉长着脸对我说:“ Helen ,我很担心,我会杀人。”我被他的话吓了一大跳,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我问。他说,我恨死贩毒份子了。那个头子又放出来了,我无法容忍,看见他就恨,真想杀死他。我当然千方百计劝说,一切有警察政府管,你能怎样,不可把法律操在自己手上等等,不一而足。

浇息了他一半火气,还有一半在燃烧,那个坏家伙碰在口子上,跑来问能不能赊包香烟给他抽。可想而知,我老公何以说得出好听的话。什么你说你是去住医院,谁不知道你是进了哪里。你们带给社会灾难,有什么信誉,休想我赊东西给你……当面讲这些话,我老公今天太反常,他没有喝醉酒,也没有发高烧,我几次三番阻止不了他,他反而对我发脾气。

离开店时,老公走近我的车,瞪着眼睛愤怒地对我说,你站在坏人一边,你帮他们讲话,你喜欢那些贩毒份子。

他说到哪里去了。我对贩毒吸毒的人当然恨,巴心不得他们不进我的店,尽管这些人买香烟买饮料,经常出手阔绰,但我不想做这笔生意不想赚这种钱.这些人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脸黑嘴冬天也湿汗漉漉,走路跌跌撞撞随时要倒,眼睛半睁半闭随时要睡觉,有时候逼急了钱不够,怪你没数清,弄不好,他要 get you( 找你算帐)。我很怕他们,这种人不可理喻,你得罪不起,法律对他们如此宽松,你能干啥,只好敬鬼神而远之。

当晚,关了店门不到二十分钟,一声脆响,商店那头的落地窗玻璃被铁条击碎。我老公追出门,只看见远处几个影子消失在黑暗里。

第二天才发现,所有油枪的橡皮管都像割鸡颈子一样被割断了。

玻璃窗三百元,“鸡颈子”一千二。

吸毒贩毒对社会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不少年轻的生命夭折,实在太可惜。

因为生意关系,我家搬进了Springvale.右边的紧邻二十年前从柬埔寨来,他们的大儿子贩毒,提供毒品给弟弟,弟弟吸毒过量而死,才十三岁,是当年维省死去的吸毒者中年龄最小的。弟弟死了,哥哥好像没事,照样贩毒,数次入狱数次释放,释放了再干,实在不可思议.

没见过这家人的小儿子,他死了两个月后,我们才搬过去的。但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女孩吸毒过量而死,之前我们常见面。她家就在我们店旁,也算是邻居了。做生意的七年半里,前六年,也就是说从她十来岁起,她就时不时牵着两个也长得挺漂亮的妹妹,一个八岁一个不到三岁来我们店里买东西。最后这年,突然少了一个,她们姐姐沾上了毒品,父母把她锁在家里,她翻窗逃出去,不多久就死在外面了。每次看见两个妹妹,我就会想起她们的姐姐,就为她无比婉惜。

做生意七年半,我们目睹几个家庭里一个孩子吸毒,第二个第三个跟着栽进去,真是家庭的恶梦。那些人的父母兄妹都很好,他们有的来自越南、柬埔寨,也有本地澳洲人,向我们谈起亲人曾经有过的美好和现在难以自拔的堕落,那种锥心的痛和彻骨的无奈,我们听者也感同身受,深表同情。

毒品令人深恶痛绝,为什么久禁不止!

我不懂,各国政府都在与毒品作斗争,抓、关、杀吸毒贩毒者,可他们为什么不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连根拔除生产毒品制造毒品的地方和工厂呢,为什么不严厉惩罚那些生产制造毒品的个人和集团呢?假如这样,世界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生产制造贩卖使用毒品的恶性循环还要继续循环下去。

我一个初中同学,她的丈夫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与人合作研究戒毒药,合作者病逝后,他一个人坚持干下去。十年前,新药问世。同学告诉我,通常的戒毒理论认为,吸毒者本来是正常人,吸毒后,变得不正常,而她丈夫的理论正好相反,他认为吸毒者本来不正常,吸毒之后变得正常,所以他们疯狂地要吸毒变正常,药品的任务是解决他们吸毒前的不正常。她还说,世界现有的戒毒药物,复发率很高,通常在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以上,而她丈夫发明的新药则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八年前,他们在成都开了个戒毒医院作为实验基地,如果各项指标通过鉴定,该药即可在中国甚至世界推广.太好了!

我生出一个梦,开一家戒毒所,帮助吸毒者做正常人。

等了这么多年,新药的推广尚无下文,可能又有新问题待解决.可见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有时候是几代人的事业.我朋友的老公做了半个世纪的研究,他已经七十出头了,不得不把重任交给新一代。

我,已经等老了,那个梦和我一起凋谢.

我老公说,如果一个人的梦想这一生没有全部实现,上帝会给他下一次机会,使他美梦成真。我但愿,这是上帝亲口对他许诺的,那我开戒毒所的梦,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再活一世人。这样,今生那些来不及实现的梦,就可以搭在来世戒毒所的梦上一起来完成了。

 

昝爱宗:“台风”过后,中共媒体曝光真相被指“添乱”

若论中共地方党委政府到底有多少执政能力,只有靠中共自己的机关来检验了。

8月10日,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登陆的桑美台风,可以检验中共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及其执政特色了。

桑美是风力达17级以上的超级台风,福建、浙江两省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统计有500多人。而早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到福建省福鼎市一镇党委书记,当时说他们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有的地方沉了400多艘渔船,而渔船是不止一个人。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恐怕现在很难查清楚,因为有无数的外来工,还有本地没有登记户口的人,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中共党委政府掩盖真相和谎言一样,都是中共党和政府最大的特色。8月17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了福鼎,到了沙埕,虽然承认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给宁德和南平的一些县、市、区造成了损失,特别是对福鼎市沙埕港的渔业、渔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与以往的灾难不同,这次损失突出体现在人员遇难数量多,而且都是壮劳力。但他说出来的死亡数字却是令人产生怀疑:“截至目前统计,已有216人死亡,157人失踪,我省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名单全部落实;财产损失巨大,倒房45000多间,屋顶掀翻不计其数,渔船沉没952艘,网箱被毁7万多口。灾害不仅现在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给今后相当一部分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困难。”

看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8月16日,福建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沙埕港内所有避风船不分船籍,因“桑美”袭击遇难者估计有1000多人。另据新华社记者的现场报道,遇难者家属的自发的统计,遇难人员保守估计也有一千左右。但这一数字,后来并没有得到上级官方的确认。

对此,广州《南方都市报》也进行质疑: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面对福建掩盖真相的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紧急跟进,迅速发表了一篇有关福建防抗“桑美”台风的署名文章:《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对死亡数字进行质疑和核实报道。此文记者深入灾区一线,披露了当地政府不作为、医疗不到位、死尸无人打捞的现状。可接下来,则是福建日报派出采访组“回击”,认为该文中所述“与我们的见闻,却又相去甚远”。浙江省死亡与失踪的数字为204人,这个数字也需要福建方面的监督与质疑。

浙江“手记”说:当听说我们是记者,大批群众围了上来,陈述对当地救援工作的意见,原来,他们失踪的亲属大多还没有找到。某渔民说,灾后第一天,灾区连医疗人员都找不到,也没有人组织打捞尸体。

福建“回击”文章则这样解释:实际上,台风“桑美”余威尚存,沙埕镇就开展了海上搜救工作。

浙江“手记”说,灾区群众要求媒体讲“真话”。

福建“回击”文章最后不得不承认:对福建来说,“桑美”实在是近代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这个超强台风,说是在闽浙交界处登陆,实则一登陆即转身直扑福建,在福建境内肆虐竟长达12小时!他们只是形容台风的“厉害”——

  谁能想象:吊扇扇叶会变成垂直向下,厚重的铁皮屋顶被扭成麻花,合抱粗的水泥柱子能断成几截!

谁能想象:田里的蘑菇房、鸭棚,或倒塌成一堆乱木,或只剩下几根孤零零的空架。海面上原本井然排列的渔排,只剩下一些碎木板漂浮着!

可这些“形容”都改变不了中共党和政府的宣传“台风”之肆虐来掩盖真相的最终目的。

8月23日,福建东南新闻网发表文章《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为福建辩护称:一些媒体“手电筒光照别人,自己背后一片黑暗”,“自己背后”无疑是浙江的新华社记者背后的浙江省了,如果浙江省背后也是一片黑暗,也请福建省新闻单位舆论监督一下,可他们却不是为了论述,为了监督,而是勇于“叫骂”了。

比如,福建党委的《海峡都市报》再度为福建辩护:“人命关天,伤亡人数应当高度关注,绝不许隐瞒。这个数字不仅媒体关心,社会关心,当地党政干群也关心。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袭来,当灾情还在发展、救灾正在进行时,当地公布伤亡数字,依据的是他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动态的、变化的。但我想,这时候人们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伤亡多少,更要关心和倾尽全力的还是救灾进展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救灾工作。在此时是纠缠在清点伤亡人数上好呢?还是首先更多地捕捉抗灾抢险中的感人镜头与英雄事迹,对当地抗灾抢险以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好?我想,有责任的记者必然选择的是后者。当然,如果有瞒报现象,有救灾不力,媒体应予监督,但这个监督应按舆论监督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媒体首要的是支持抗灾,而不应当出难题。因为在情况并不完全明了的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随意指责,只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只会激发社会矛盾,这于大局无益,也不应容许。作为媒体,也不妨设身处地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想一想,当他们忍受着巨大灾难压力在为灾后救援和恢复拼命时,一些媒体上不负责任的舆论将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伤害!我们的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

如此“观点”,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什么“大局意识”,什么“添乱”,什么“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无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谓“所站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谓“以抗灾抢险的整个大局为重,用正确的舆论,帮助灾区恢复发展,带给灾区人民福音”,无不是掩盖自己“背后一片黑暗”。如果新闻媒体不能拿“手电筒光照别人”,那么新闻媒体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掩耳盗铃的工具,只能说是为党所用掩盖真相的喉舌,只能为“党”增光添彩,不能不丝毫的真相曝光,否则就是添乱,“格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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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