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给《江泽民文选》算笔细帐

我不否认写作这样一个题目以及事前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即试图让公众白“权力与货币的交换”正在向合法化转移。在另一端,我尽量采取保守计算方法,减少批判性,扩充技术性,以使整个“模拟核算”接近真实。

我个人在以往的经历中有三项可以支持这个分析:(一)中专毕业于银行会计专业,有一定的会计理论与实践基础;(二)在银行工作期间是个权威的评估专家,国家《黄淮海农业开发项目》1997至1999间的泊头(全国500个产粮大县之一)区域分支项目由我一人担任主评人,项目效果至今良好;(三)从监狱释放后,我从事过三年图书写作(翻译)、策划、销售,了解图书行业的细节运作。

基于此三点,我相信我能比较准确地对《江选》从成本到个人收入的流程进行“模拟核算”。

一、95元一套:以河北版为例

《江泽民文选》的版权控制在国家的人民出版社手中,各地人民出版社实为前者的子系统,所以,也就出现了版权提示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的版权页。所谓“重印”,不过是各地同时使用一套(多份的)胶版而已。因此,《四川在线》(2006年8月17日)与《黑龙江日报》(2006年8月24日)都声称当地出版社或印刷厂是经过苦战,才顺利将《江选》推向市场的。

我以收藏者的身份电话询问人民出版社:“各省分印的纸质是否一样?”,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黑龙江日报》的报道称:为保证《江选》质量,他们联系了山东省的特种纸厂,由于无法保证供应,决定在本省选取。《四川在线》的报道则称:“这套着作的用纸,要求60克双胶纸。”

也就是说,河北人民出版社与全国各地一样,用的也是标准的“60克双胶纸”。

“60克双胶纸”约为“60克单胶纸”价格的150%,“60克单胶纸”现市场价为5500元左右(上下各浮5%),即《江选》用纸每吨约为8250元。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三卷定价与印张分别为:34元/21印张,30元/18.75印张。31元/19.25印张。按其价格与印张比例来看,“基本合理”。

三卷合计95元,也是全国的统一定价。

二、以纸张为中心的成本核算

以纸张为中心的主体控制是出版商最简单且有效的成本核算方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出版商的暴利。试以“30元/18.75印张”即《江选》第二卷为例:

(一)“60克双胶纸”每吨为8250元,一克为0.00852元,一个印张成本约为0.5元(0.00825元×60);

(二)18.75印张,成本约为9.40元(18.75×0.5);

(三)封面及少量图片设计(《江选》只一张彩照)与单另印刷成本,相当于纸张成本的5%,即0.47元,进位为0.5元;

(四)油墨及装订成本,相当于纸张成本的10%,为0.94元,进位为1元;

(五)千公里范围内运输成本,相当纸价成本的15%,约为1.5元。

缩合以上因素,每本30元的《江选》生产成本不过12.40元,将工人工资及管理成本高估为产品一般成本的20%,那么,《江选》的总成本不过15元。

依我从事图书写作、策划、销售的三年经验论,一本图书的总成本最高只能占到码洋(即印刷标价)的30%,市场批发只能按45%至50%折扣而来。这是指的民间书商即“二渠道”的状况。“主渠道”即各大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的联手经营,折扣率为70%。

《江选》肯定是主渠道发行,又兼各地人民出版社与新华印刷厂实际为一体,那么第一次批发销售,一本《江选》第二卷就得税前毛利6元,河北人民出版社一次印了8万册,可获利48万元。

依此核算,一套三卷总价95元、印了8万册的《江选》,河北人民出版社可赚152万元。

三、这样的“毛毛雨”能淋到谁头上?

政治类图书现仍属垄断发行,一家省级出版社半月之内单项赚进150余万的利润也不算个大事,甚至760万的码洋(单价乘以印数)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半月”之说,按《四川在线》报道而计,其标题为“紧张奋战13天,《江泽民文选》这样与读者见面”]

但是,这细细的“毛毛雨”要与作者联系起来就立见奇效。

一般情况下,版税即付给作者的报酬是码洋乘上一个约定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在普通作家那里是从8%至12%不等。我们为《江选》取“社会中值”,为10%,那么,河北人民出版社印了8万套,码洋760万计提10%,就要付给作者江泽民76万元稿费。

全国有34个省级区域,剔除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外,仍有32个。在不考虑省大小(如四川与河北)、地位权重差别(如北京与重庆),仍保守地以每个省8万册计,那么江泽民的一次毛收入为2432万元;再以个人收入调节税累计到20%计,江泽民因其文选而获个人纯收入最低为1900万元。再假设国家元首与党的总书记能开双工资,每个职务年工资收入12万元,那么,毫无疑问江泽民等于从退休之日起又“在职80年”,即意味着在退休工资之外又挣了80年在职工资。

当然,《江选》的政治含义远超过了个人经济收入的意义,在中国贫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一个国家高级公务员能一夜之间以政治名义进帐1900万元、一年挣得80年的“类工资收入”,殊非“毛毛雨”。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毛毛雨”大约只能淋到年羹尧与“和大人”头上,其余者追至贪风最烈的两宋,蔡京、贾似道等巨贪当自愧弗如!

四、公民有权要求“两个公开”

以上我的计算力图向保守方向作,而不至于让比较专业的人士以为是“煽乎”。如果真地按全商业流程来计,江泽民因《江选》的纯收入不可能低于2500万元。这样,就要求国家公开:

(一)《江泽民文选》的成本核算表,以期明了“出版商与作者共谋”牟取暴利的行为是否存在?因为,出版社将一套政治书箱出版价格定到如此之高,其中至少存在着向权力人物奉送“政治献金”的动机。定价越高对作者好处越大,而政治权力加垄断经营致使出版者根本不用考虑价格畸高而无市场的情况出现。

(二)公开江泽民个人获得的版税实际数额,及其完税情况。

虽然前一段时间社会知名人士联署了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财产公布呼吁书,但收效极其微小。毕竟江泽民的稿费收入与其当年职务及其后来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知名人士如演艺家刘晓庆的税收情况能纳入税收稽查范围,江泽民作为政治家的收入当然也应纳入税检范围。

整个社会有此知情权!只要有公民向国家机关提议,国家就应作为即予以明确回答。

结语:一个逆交换公式的合法化

客观地说,《江选》的发行在个人经济收入的意义上,与此前发生的深圳“妞妞事件”(权力推销电影票)本质上并无二致,是一个“权力与货币交换的经典”。

1989年的大规模政治风波发生之前,就有一批负责任的学者(如吴敬琏、丁学良、胡和立、钱颖一等)指出了“货币与权力交换”的腐败结果。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5月还为此出了专集,即《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货币与权力的交换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学公式,时至江泽民时代它已经可逆成“权力与货币的交换”,并且
这个公式越来越呈现出合法化趋向。

江泽民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灾难的第二波现在才刚刚显现!可以相信,这必将成为2009年六四20周年的一个重要话题。

–2006年8月15日构思,8月19日作比较成本表格,8月2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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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8期

川 歌:红色的记忆与红色的恶梦

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播放着《红色的记忆》这一节目,似乎是在没完没了地播着,人们也就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看着,然后,一些人在发着感慨:红色的记忆、火红的年代,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正确呵!谁伟大?谁光荣?谁正确?自然是共产党伟大,共产党光荣,共产党正确。结论是不容质疑的,一切都是绝对的,早就确定了的。

我也在那些看节目的人之中,古怪的我,有时总是有一些与他人不一样的看法,至少我与那些制作这些节目的人看法不一致。他们是用了赞许的态度来尽力讴歌那些为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奋斗并牺牲的人们,他们持着共产主义是人类伟大理想因而那些为此理想而战的人们是伟大光荣的这样的理念在编导着他们的节目,而我,一个经常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的可怜的文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态度与那样的理念,我也不会受他们那洗脑般的强制灌输。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我也学着人类历史上那些很有名气的哲人一样思考问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尽管多种多样,但都不离一个词儿,那就是“独立”,独立思考意味着不随波逐 流,不人云亦云,意味着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思想的自由。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那些红色的记忆呵,有着太多的血、太多的泪、太多的不幸与悲哀,有什么值得讴歌、惊叹的呢?起义、战斗、坐牢、杀别人的头或被别人杀头,战争,同胞之间血腥残酷的搏战,共产党、国民党,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谁对?谁错?千秋功罪,谁来评说?谁能评说?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控制的电视台,自然为共产党说话,自然要将那些溢美的赞词给予共产党,只是党的意志是一回事,民众的意志又是一回事,共产党“教育”中国人民数十年,用棍棒、皮鞭、枪弹“教育”,结果呢?却终于无法真正左右人民内心的意愿意志。这电视台无论怎样言说着、夸耀着党的伟大,人民却自有自已的认知与评价。

我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也有着我自已仅属于我个人的认知,在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红色的记忆时,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那就是“恶梦”。人们在生活中,在他的睡眠中,有时会作恶梦,人们也将他们生活之中令他们产生恐慌心理的事件称为恶梦。我怎么总是觉得那些红色的记忆之中所讲叙的事件、所展示的场景像是一个个的恶梦呢?或许是我个人太过胆怯的原因吧,没有那些伟大的革命家勇敢果断,气魄雄伟,毛泽东之流不是常抱横扫千军如巻席气势去作战吗?共产党不是常讲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是天大的历史功绩吗?那些战争、暴动,杀人如麻的故事只能为我看作是中国的恶梦与中国人的恶梦。

红色的记忆,红色的恶梦,没什么可赞美的,即令人们不将那些制造出重大的社会悲剧的人们视作罪犯,人们至少不应将他们视作伟人、英雄,可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一将功成万骨枯,十大元帅杀如何?领袖挥手血泪滚,百万生灵唱冤歌。

红色的记忆是我们国家与民族触之极痛的伤痕,如今,这伤痕却被官方包装起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中国人呵,何时能够变得明智人道一些呢?

红色的记忆,红色的伤痕,红色的恶梦是我们国家与民族极深刻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永远不再让这些记忆、伤痕、恶梦重现呢?为了我们国家真正光明的未来,为了我们的人民永远告别那野蛮、残暴的内斗走向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让那些记忆、恶梦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吧,而不用像眼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所做的这样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进行语音“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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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68期

郭庆海:俺给反腐机构一个建议

樊百华:60万亿意味着什么?(《1989后的中国》之二)

1989年之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力量,将中国一步步推入被暴富集团全面掌控的深渊。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势力,过去还生龙活虎,有所作为,1989年之后,中国几千年来统治集团内时断时续的开明,由于共产党统治的极权根性和社会矛盾的全面紧张,而寿终正寝。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统治者已经不能容忍开明派的存在,个别领导人的开明作风,开明离休官员偶尔发一些正义的声音,或者暴富集团不时摆出来这样那样的让步姿态,例如温家宝对收容遣送的行政性废除、减免农业税、义务教育一费制、逐渐扩大社会保障面,这些都既不能丝毫遏制共产党从极左畸变到极右,也不能使被统治民众的命运有任何实质的改善——共产党暴富集团对民众的无奇不有、无恶不作的剥夺在不断扩展。

我接触过一些开明的离退休老干部,他们都说:“中国已经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了”。

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1992年到1997年基本形成。1998年江李朱合作,开始了巩固阶段。八年过去,有很多巩固“权痞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鬼名堂。在各行各界彻底推行权力中心的等级制,例如高校、党政机关内待遇悬殊、尊卑分明的15到20个等级,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八级工资制;含含糊糊地说、肆无忌惮地实行“暴富势力广泛渗入权力系统”政治路线;对外实行“内外利益共同体”战略,也即我所命名的“经济超级卖国主义”……职业政权维持机构全方位多层次实行“特务扩张”;对民众的任何群体抗争实行坚决的镇压方针……等等。但是,中国变得越来越混乱了,例如权力高层的指令除了政权控制方面能够获得各地各层的快速响应外,所有真正带有建设性的政令都遭遇下层地方官僚流氓痞子般地怠慢甚至违抗。

中国老百姓真苦,中国当官的真贪得无厌,中国真危险!

共产党剥削、腐败的成果却不可谓不“辉煌”!

给腐败结个账

专家们有研究,认为最腐败的国家每年的“寻租收入”(即“腐败成果”,著名学者秦晖称之为“权力索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30%。无疑是出于“善意”,专家们计算中国的“寻租收入”是按10%-15%算的。以1998年近8万亿的GDP计,则其中的8000-12000多亿左右落入了腐败集团的私囊。从学生们曾高喊应惩治的“官倒”大量出现至今呢?最保守的估计也有40万亿以上进了腐败集团的腰包。

在国内报刊上,这笔账不止一个专家断断续续算过。我最早注意到这样的计算出现是在1988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报》上的一则报道,至少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报道称: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土地承包阶段,约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二是商业资本阶段,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的财产转移,约5万亿元……;三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约350亿元……;四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等。这样就不下于10万亿。

那时候,有作者认为《西安晚报》的文章最后的10万亿有两种可能,一是指第四阶段就有10万亿,二是指四个阶段总共10万亿。我当初倾向于后一种理解。2000年夏季,有友人认为我估计的13万亿太“遮掩”了,说有专业学者计算的是30万亿。天哪!不要惊讶——经济学教授扬帆在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上撰文指证了: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中国的“灰色收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此前?——引者)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记入,说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中国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分化,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和代际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第100页)

八年去了!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又发表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他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 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 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我注意到,扬帆的经济学同行还没有谁对他的测算表示过异议。

关于权力腐败的经济学解剖,何清涟女士曾做过较系统的工作,有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我却以为,应当不以为然的正是麻木不仁的不以为然。有作者说,不读何清涟的书一样糊涂过日子,一读知道了日子本可以过得不这么坏,便特别痛苦。说的是啊,多少万亿呀!温家宝总理老喜欢算中国的人均账,那么,60万亿除以13亿人口,每人将近5万元人民币呀!

有人说扬帆是新左派经济学家。我虽不认同“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场,但60万亿这笔账算得对不对,不管出于谁的计算,肯定是一个可以独立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算账的人持何价值取向而轻易否定掉。事实上,“老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在揭露显示黑暗方面也曾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同样不应当一笔勾销。如果有什么自由主义者圆熟到忌讳这样的算账,我本人首先会耻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为伍。我看最忌讳这样算帐的一定是江泽民时代飞速形成的权痞暴富集团。对江泽民封杀老左派刊物,必须加以抗议,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看到老左派对于揭露邪恶的“新右”,也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

化私为公(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取的民间财富,到如今垄断行业的超额剥削)已经是一重严重不公,从“官倒”到所有者、监守者都缺位(秦晖)的黑箱式公企改制造成的化公为私,更是多重的极度不公。中国人口中最穷的20%与最富的20%分别拥有的财富之比,不是一比几而是一比几十倍、几百倍了!

中央党校吴忠民先生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是官方所说的3000万,而是高达2亿5千万!谁都知道,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那么,为什么私营企业并不发达,两极分化程度(基尼系数达到了0.54(一项中港两地学者合作的研究),远远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却将美国抛在后面了呢?这不是奇了大怪吗?孙中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主张,但我可以肯定:中外有史以来(第一批当代中国史学家曾将两汉之间的王莽政权说成社会主义的)的社会主义,一定没有今天中国这弥天大谎式的一种!权力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专家们也有研究:多年来稳居世界前5名的“先进”行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2003年撰文指出:北京在职群体账面上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差距有10倍之多,如果推广到全国,就可能有百倍的差距。与例如农民“非在职”群体相比呢?

赵人伟先生2003年在《令人焦虑的居民财产差距》一文中说到: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84年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仅为0.13万元,到2002年6月末,户均7.98万元。按五等分组,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庭户均占48%,较高占23%,最低的只占4%,最高的是最低的12倍。到了2002年的6月末,最高的20%占到66.4%,较高的占了17.6,最低的只占1.3%,最高的是最低的51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2年6月末,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22.83万元,其中房产为10.94万元,占47.9%,金融资产7.8万元占34.9%,耐用消费品1.15万元占5%,经营资产2.77万元占12.2%。最穷的10%家庭仅占1.4%,最富的10%占了45%,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我心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国现有下岗工人1000万,每人每年可领到1万救济金,那么,一年也只需1000亿,10万亿就可以管他们100年。而按平均每人每年2500元计算,就可以管400年!当然如果连2500元也不能保证的话,那10万亿的作用期就更长了。

马望德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对他联想到的几笔账没展开。例如他联想到1998年全国居民的银行总储蓄额是4万多亿,如展开的话,就可以这样推想:如果按我说的10多万亿腐败金中还有1/4没花掉都存在国内银行(那时还未行实名制),就等于普通老百姓一分钱没存——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意味着都装在贪官腰包里?这也不可能。那么有多少钱出境“援外”、“输出”,或者在国内例如股市“洗来洗去”,或者逃出之后又以外资面貌“引进”了呢?这些都有待专制政治结束之后才有大致弄清的可能,现在最好的专家也只能作出最保守的测算。

马望德先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截止1998年的20年来,中国共引进外资2500亿美元。我要加以展开说的是,中国被“引出”的资金远远超过“真引进”的数倍。这样看“开放”的话,也就是“失”大于“得”了。

马望德先生很细心,他在1998年注意到仅中共十四大以后各地各级查处出来的贪官是22046名。如展开说就是,除以10万亿则人均是4.5亿。何清涟女士在《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港版书名)中曾引陈宗胜先生1987年的有关研究,说明腐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从其中基尼系数与官员犯罪人数的函数关系看,中国官员犯罪率当已达到了40%左右。中国“官员”约有2000万人。这样以10万亿除下来,人均则为100万元左右。而算上不是“官”的“官”,包括已经“下海”的“体制外”太子党、家人亲属七大姑八大爷狐朋狗友之类,我估计中国参与腐败的群体应当不低于6000万人,正好相当于2000年前后中共组织的成员总数(请普通党员不要误会,这里只是做数量上的类比)。

来源:YS论坛

郭小林:寻找猎人

    关闭手机
    让草爬子钻进皮肉
    旱蚂蝗吸饱你的血
    到那没有信号
    没有电的山林里
    过几天隔离的生活

    燕子在哼哼声中筑窝
    享受着猪栏的幸福
    古代与今天有什么区别?
    无非走得远一点
    看得多一点
    到头来还不是一死?

    猎人都有海量
    穿沟越岭呼啸山林
    不用担心交警
    虽然闯红灯后果很严重
    绿灯是鹿
    红灯是狗熊

    如今森林过于寂静
    没有了钢丝绳套
    没有了猎人

    高速公路长满荆棘
    阴暗的小巷里
    虎狼出没
    执政官却不许人们带枪
    宣称它们是
    被警察保护的动物

    真正的猎人
    在山林中
    与野兽难以区分
    像被钢夹夹住的狼
    宁肯咬断自己的腿
    也决不愿被活捉

    2006、9、18

鄢烈山: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

我曾经写过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一篇是2003年冬天发表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另一篇是2006年春夏之交发表的《慎言“网络暴民”》。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维护“言论自由”这一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让人们在自由表达的环境中自我教育、自我净化从而文明成长。

我的这个心愿不会改变,而是与日俱增地更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当下言论界存在的问题。正视与反思是改进与成长的前提。

“愤世嫉俗”从心理卫生角度讲,是一种不利于人们健康长寿的负面情感。但“怒”既是人不可蠲免的七情六欲之一,适当地宣泄使之不得郁积成疾又是可取的。

今日中国的愤世者形形色色。粗略分析一下,大致有四种情形——我不愿说四种人,因为人很复杂,有些情形是兼而有之的。

一是发自内心的忿忿不平。这种情感可能出于单纯的良知和正义感,也可能出于(不)公平感。当下中国令人愤怒的事太多了。

比如最近一期(第35)《了望新闻周刊》刊载记者专稿说,今年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达700亿元,比“八五”期间五年总和720亿略少,全年公车消费将达3000亿元!又如建行发言人就建行要大幅加薪一事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商业银行的工资收入确实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享受的社会保障服务明显低于公务员水平。”(北京9月4日电)还有地方的司法部门要出台新政策为受贿官员减轻处罚找依据。

这样的事知道得越多,越容易产生“洪洞县(衙)里无好人”的感觉。于是,在无可奈何情绪支配下骂官咒官就成了“时尚”。这也是很多政治笑话型的短信段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

忿忿不平对于言论作者来说,最可怕的是人格分裂。因为人总是不甘心吃亏的。不公平感使我们明知不对有时也会去做,比如借用一下当官亲友的公车,在升学求职等关键时刻找有权势的亲友开开后门。我有时也自问,自己写文章义正辞严,但真的那么正直?最后,只好自我解嘲:我要是生活在德国那种只认规矩的国家就好了,大家照章办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多好,既不失尊严又不担心吃亏——在这种情形下的愤世讽时不是矫情,但言行不一,别有一种“媚俗”之嫌。

二是移情发泄。这一点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为数众多的网络“愤青”中表现最明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屈辱和挫折,深感无奈和无力,真身也没有多少话事权和话语权,于是将愤懑转移到反美仇日的“爱国主义”叫嚷中,转移到对“第三者”铜须或“流氓外教”等人的道德讨伐中,从中得到一点参与感和可怜的心理平衡。这样没头没脑还带几分假道学的起哄者,其从众心理和媚俗心态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对此,已有一些分析文章,兹不赘言。

三是表演。最典型的当然是作廉政秀的大贪官。台上慷慨激昂痛斥腐败,台下卖官鬻爵大收发包回扣。刚落马的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是一个“作(秀大)家”。

四是投机。对现实持严格的批判立场,本是知识分子的天命和天职。不论社会如何进步,它与人类的理想状态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何况中国尚处于“转型期”,还远未实现现代化,更需要有人拿着理想的标尺来度量现实批判现实,从而推动人们变革现实;其次,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每有改造社会“舍我其谁”的自负,要他安于现状、甘当被动的看客也难,因此说三道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几乎是本能;最重要的是,权力需要监督,有人不眨眼地盯着“找茬”,权力就会如履薄冰,不敢乱用和滥用。——这些观点差不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社会批评特别是对权力监督的正当性,理论上舆论上在中国社会已然得到承认。

再加上公众对腐败“现象”的愤慨,激烈地抨击现实在民间会得到敢讲真话的喝彩。

而且,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恶攻罪”,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

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

中国古代有“邀誉卖直”、“讪君卖直”等对言官诛心的贬辞,但“直”而可“卖”也表明,士林确有不同于庙堂的评价标准存在。如今“卖直”者,看准了行情,一反常态,装得比谁都激进,皆因假扮“民主斗士”,不仅可以在民间得到喝彩,而且还可以在境外名利双收。

我说这样的话是要承担道义风险的,但是我不怕。我崇敬那些敢做敢当、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志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敬重那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不论其身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看不起那些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人精;厌恶那些“惟我独革”,专打横炮、搅浑水,意欲通过踩损别人来掩饰和抬高自己的混混。我并不标榜“独立”,但是我所是、非我所非,谁的势力我也不想借重。

以上说了这么多,似有违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评论时事、搞学术批评都不必追究批评对象的动机,应该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只关注例证是否真实,逻辑是否严谨;社会的进步靠的是合力,靠的是持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互相博弈,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能推动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就好。因此,我对愤世嫉俗者作以上分析乃不得已,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揭示某种类似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相,以期人们不为过甚其辞的表演所迷惑,不为其“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文风所感染所裹挟所同化,不要毒化了我们的言论氛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风呢?(注意,我用的是“提倡”一词,有人要坚持他们的那种文风,只要不违法不侵权那是他的权利。)

也许《书经》上的下述要求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立言兴教的文风追求:“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这段话出自《书经》的《虞书》部分的《舜典》,是舜帝登基后对大臣的训辞。帝对夔说:我任命你掌管音乐,教育我和卿大夫们的嫡长子,要通过音乐教化使他们养成如此如此的品格和气质。

舜帝讲的教化之具虽然是音乐,但目的是立人,其教育目的是有普遍意义的。因此,也可以移之于我们的“立言” (者)。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讲二者在气质上相通(存心作伪者另当别论)。

依朱熹的弟子蔡沈(音沉,自号九峰先生)注解,“栗,庄敬也”:“无字,与毋同”。各句的重音、重点在“而”字的前一个词直、宽、刚、简,即基本的态度应该是:正直、率直、耿直,宽厚、宽容、宽宏,刚正不阿、刚强不屈、刚肠嫉恶;简明扼要、简捷明快,简单果决。

但是,善恶并非截然分明,性格有正反两面,“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宽者必不足于栗”,“刚者必至于虐,”简者必至于傲“。平心而论,就是这么回事。比如,果决之简明难免涉嫌武断、自负的傲慢。

因此,为了补弊救偏,我们要注意以温济直,“有理不在声高”;以栗济宽,外圆而内方,不失诸油滑;不要让刚正走向酷虐的极端,动辄喊打喊杀;不要让简捷明快变成妄自尊大,以一句顶别人一万句的真理专卖店主口吻讲话虽然时越千载,《书经》上的这十四个字仍然如北斗七星一样光华灿烂,值得我们今天发言者铭诸座右。

所谓“媚俗”即“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并不是什么新鲜现象。而今的“媚俗”者往往扮演批判者(愤世嫉俗或民主斗士),这就使我们在谈论此话题时绕不开如何对待“鲁迅风”。

从前,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今我们需要、也大体可以重新认识鲁迅了。据《文汇报》载,鲁迅之子周海婴不久前在上海书展上有一个题为《谁是鲁迅》的演讲。他说:“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

鲁迅并不总是愤怒的。他有一篇论《恨恨而死》的文章,就是专门给不平者吹“热风”的。他说:“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他的这番话虽然是80年前说的,却像是对当下的我们发出的忠告。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曾以战士自命,但他在致左联负责人周扬的信中告诫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地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他的这些话,对于网上跟贴动辄破口大骂的作者,对于那些以反专制自雄却不脱“文革”思维和文风的人,是颇有针对性的。鲁迅不是神,也有凡人的弱点,他并不讳言自已的“鬼气”(某些时候思想感情的阴郁绝望)。撇开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史、中国的书不要读之类明显表示愤激、带有夸张强调的修辞色彩、自有一种“深刻的片面”的话语不说,鲁迅性格本身确有多疑、尖刻的一面。因此,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一文中,他反省“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是真诚的。

然而,今天有些人存心贬损人时往往振振有词地引用鲁迅的语录:“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这是鲁迅在特定语境下表达悲愤的言辞。这句话两次出现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第一次出现主要是抨击执政府下令屠杀和平请愿学生的异常残暴;第二次出现后接着说“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我们岂能认为鲁迅评人论事,都是怀着“最坏的恶意”在推测?岂能将恶意、刻毒视作常态、奉为正经?

当下,我们应当怎样来观人论世呢?

我想,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领域来谈。对于公权力我们不妨保持充分的戒心,时刻警惕掌权者以权谋私使公权变质。这就是一种凡事质疑的心态(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那个时候的话来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立场。这个时候可以适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推敲、考量,以防被蒙骗上当吃亏。垮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知道自我标榜,号召人们“攻吾之阙”呢。

但对于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不谈对私德(动机之类)的批评也应当心怀善意,不搞“有罪推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乃至“话到嘴边留半句,得饶人时且饶人”。不要“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东汉章帝语,即不以苛刻为明察);最好是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择其善者从之,择其不善者改之。如果对个人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那就难免堕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发现敌人、制造敌人为已任的魔道。现在有的人话说得冠冕堂皇,他的对立面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其实因为没有善意,还是在干着发现、制造“敌人”的勾当,只不过无权像沙皇或斯大林把他心中的“敌人”叫作“病人”给关进“第六病室”、“精神病院”罢了。

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历史转型期,观点碰撞、思想纷争、利益博弈在所难免,更何况“文革”的专制思维和暴戾文风影响远未消除。愤世与媚俗纠缠不清的局面还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的网友和言论作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自省。这些话也是写给我自己的。

狱中作家胡明军资料

 狱中作家胡明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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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明军

笔名        胡明君,笔名卫民军、增民权、卫民权、九道河、日月、黑山

性别       

出生日期     1963628

出生地点     四川省乐山市

居住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羊西线营通街53号颐园小区71单元3

教育程度     四川省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职业        小企业主

笔会会员    

拘捕日期     2001529日拘留,200176日逮捕

拘捕机构     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

拘捕原因      撰写异见文章和公开信,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并担任负责人

罪名        颠覆国家政权

审判日期     2002530

审判机构     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期        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辩护人       律师段飞和李大军

关押地点     四川省第一监狱,南充市高坪区2085信箱6分箱,邮编637100

狱中情况     尚可。以前有过心肌炎,但未听说发作过。

出狱时间     2012528

家属联系     女友赵元辉,电话:0086-28-87736479

捐款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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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ogai.org/dissent/show.php?code=297&n=

http://www.cdjp.org/01/archives/00001459.shtml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arty/2005/11/200511282339.shtml

http://www.prima-news.ru/eng/news/news/2002/5/31/10620.html (English)

http://edition.cnn.com/2001/WORLD/asiapcf/east/05/31/china.tiananmen/index.html(English)

 

Rhyme and reason

Rhyme and reason

By Richard Lea

Richard Lea reports from last night’s ‘Poet in the City’ event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auditorium at the new Amnes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re was full last night as Helena Kennedy led poets Jack Mapanje, Yang Lian and Choman Hardi onto the platform for a Poet in the City reading, Tortured Language.

They sat in a line behind a table draped in black cloth perched downstage right – an audition panel that had turned to face the footlights. A lectern stood in a pool of light stage left, a chair skulked behind it at the back.

Jack Mapanje remained in his seat as he told how a petition organis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managed to elicit a direct reply from the Malawian dictator, Hastings Banda. “The struggle, the fight, the letters that you write do make a difference,” he said.

He mopped his brow and took a sip of water before introducing his poem, ‘Escaping Without Ropes’, a driving, rhythmical chant which rhymes ‘rope’ with ‘hope’ to a skipping beat and builds into a ringing decla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resistance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eason’s Greetings for Celia (BC)’ brought a more meditative tone, reflecting on a postcard which was delivered to him from “overseas” while he was in prison.

Yang Lian’s outrage seemed much closer to the surface as he brought up the case of Chinese journalist and poet Shi Tao, imprisoned in Chishan Prison, Yuanjiang City for distributing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o to websites based outside China (read about his story in full, here). “When people speak of China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ictures in mind,” he said. “China presents one face to the world and another to its own people. Shi Tao is a very important symbol of this split. Western companies rush to China and shake that blood hand and shut their mouths.” He told of how protests with which he was involved in New Zealand at the time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return to China, before moving to the lectern to welcome the actor Peter Forbes to the stage.

Yang began his readings with ‘June’, a poem by Shi Tao remember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which he performed in Chinese before Forbes provided the translation. He was louder as he leant towards the microphone, suddenly more insistent, reading with an unstoppable momentum. Forbes seemed almost diffident in reply. Yang continued with a poem of his own about the massacre, ‘1989’, and a poem about the day when he discovered his work had been banned in China, ‘Banned Poem’, before finishing with ‘London’, a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texture of exile.

Kurdish poet Choman Hardi introduced herself through a sequence of five poems, beginning with the confrontation of myth and reality on her first return to her homeland at the age of five, ‘At the Border’. Her head nodded slightly as she read, counting out the stresses of each line. ‘My Father’s Books’, describing the fate of her father’s abandoned books, was balanced by ‘My Mother’s Kitchen’, describing the motley collection of kitchen implements that she will inherit from her mother. “She doesn’t think this is complimentary,” she warned. She also recited a short Kurdish poem from memory and did not translate it, leaving its music to speak for itself.

The evening ended with another of Shi’s poems, ‘Pain’. This time Forbes read first, and as Yang stepped up to the microphone again to recite Shi’s words something in the room shifted – a breath from Yuanjiang City perhaps

“If I have a message for Shi Tao,” siad Jack Mapanje, “it is this. Decide to survive, because your survival is a form of embarrassment to both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You need to constantly remi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you are there. Because giving up means that the struggle is giving up, but surviving means that the struggle carries on.”

Muffled voices

Muffled voices

This year,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will present one of its 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s to Shi Tao, a Chinese journalist and poet currently serving a 10-year prison sentence for “leaking state secrets abroad”. Richard Lea looks at his work, and the charges that were brought against him.

The Chinese journalist and poet Shi Tao will not be in New York on Tuesday November 22 to collect his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Press Freedom Award – he is serving a 10-year prison sentence with forced labour in Chishan Prison, Yuanjiang City.

“He was detained at his hous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2004”, says the Amnesty campaigner Anu Kultalahti. “In December, he was formally arrested on charges of illegally revealing state secrets abroad, and sentenced in April 2005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The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Shi Tao relate to emails that he sent to websites based outside China, containing a memo sent to journalist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cerning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He posted an internal CCP note about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to some overseas websites,” explains Kultalahti. “It was a note that was circulated to journalists, basically warning them about possible unrest during the anniversary period and telling them how to report such unrest if it occurred.”

The memo offered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noting that as 2004 was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Fourth Event” some of the “overseas pro-democratic elements” were “more active”, propagating “various harmfu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making use of religion and other ways [printings, internet] to attract the youths”. It went on to list seven “safeguard measures”, and five “current tasks to be promoted vigorously”, including “upholding the correct theories and duty consciousness”, “enhancing conscientiously the intelligence work and controlling every kind of activities and situations” and “persisting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s”.

According to Kultalahti, the main evidence provided against Shi Tao came not from inside China, but from the global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Yahoo. In its defence, Yahoo claims that it was only following local legislation. When quizzed about the case in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Yahoo’s co-founder Jerry Yang said that the company was never inform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reasons why they were requesting the firm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b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e have to comply with local law,” he said.

Kultalahti offers further explanation. “Every company has to sign a 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the internet industry,” she says. “In effect it means that they agree to the Chinese system of censorship and control. “There has also been some debate as to whether Yahoo was legally bound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to the authorities, since they are based in Hong Kong, which has a separate legal system from mainland China. We are very disturbed by Yahoo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ich was used to convict Shi Tao.”

Shi was born in 1968 in Yanchi City, north-west China. Though perhaps better known as a journalist, he is also a widely published poet; he began writing poetry as a teenager, founding the Zhuxi Literary Society while still at school. He was active in university poetry societies while studying politic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founded the urban poetry group Woting and served on the board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Associations of Poets. He was influenced by Shanghai’s City Poetry group and bgan publishing poems in well-respected state-run literary journals with a national readership, such as Shanghai Wenxue and Mengya. In 1989 he took part in the wave of student demonstrations that ended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fter graduating in 1991, Shi worked for a year as a teacher in Xi-An City, before taking the first of many jobs in journalism. He went on to work for a succession of titles in Xi-an, Taiyuan and Changsha as reporter, editor and director.

Meanwhile, he has published several collections of poetry, including ‘Borders of Heaven’, which was published by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2002. However, Shi’s work has never been featured in a major anthology. Chip Rolley of Sydney PEN suggests that after he left university his poetry may have taken a back seat as he concentrated on his journalism. Publication in Shanghai Wenxue and Mengya when he was only 22 suggests “early recognition”, he says, but “it’s less clear to me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I wouldn’t say Shi Tao is particularly pioneering in his poetry,” says one of his translators at SOAS, Heather Inwood, “although it has been said that he is one of very few contemporary poets who really ‘worries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in his writings. His involvement in pro-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movements seems to be reflected in his poetry”, she says. Many of his poems are “full of anger, death, blackness, blood and violence.”

“I imagine his essays and reportage on overseas pro-democracy websites may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y reputation on the mainland,” says Rolley. “I suspect politics would have got in the way.”

Now, however, Shi may never find out if he was destined for poetic greatness. His release of the CCP memo has now brought both his careers to a halt. He is not allowed to write anything while in prison, except for letters to his family.

“He is kept in a prison on a small island where most of the prisoners are serving long sentences,” says Kultalahti, “and is forced to do labour processing jewels.”

At the time of his arrest “he had some health problems,” she says, “a heart condition and a chronic ulcer. These have worsened.”

His family is able to visit him twice a month. His mother, Gao Qinsheng, says that apart from being unable to write he is doing “OK”. She had hoped to attend the CPJ award ceremony herself. She has been unable to obtain a passport.

Pain and Heretical Theories

Pain and Heretical Theories

by Shi Tao

The portrait on the wall has lost its powers of reflection,
yet the wind at my window cannot stem this violence.
I torment you through one long night of passion
till we’re both completely spent – two kites left in the rain.

Once, long ago, I was the star of a children’s play.
Once, long ago, I used both my hands to teach children to sing.
Once, long ago, I heard two crows conversing, lit by the moon.

But the brute fact of cruelty
struck me down. Pain lacks the tenderness of moonlight.
Struggling, trapped in an iron box full of lies, I try to be a model patient,
to swallow a spoonful of spite down the throat of the motherland.

Heretical Theories

Take one mad cow and daub it with paint
so that passers by can get ‘closer to nature’.
Let the Great Leader’s statue sprout rabbit’s ears
so that he can hear the non-stop protests.

Take one politician and one wild beast
and throw them in a cage together.
Make Barbie scrub the stairs.
Let cigarettes go wild in women’s lips.

Love is just a corny song:
Everybody Knows.
The machine that runs the body
is just a blind bulb.

The streets reek of casual encounters –
nostalgic flesh recoils suspiciously.
Desire scars,
poisoning the body.

Let green sing like a bird again.
If only this shriek of anguish could become
a happy journey. If only stricken Superman
could come down to witness my crimes.

· Translated by Sarah Maguire and Heather Inwood

· Sarah Maguire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Poetry Translation Centre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