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这是个讲理的国家

在澳洲,人人有讲话的权利。碰上与权力机构打交道,你讲得有理无理,都有人听,无理,他们将作解释,如果有理,他们也听,假如涉及到结论性的问题,他们会改变结论收回成命,不管他是哪一级机关,哪一级官吏。这一点,我是从生活小事上体会到的。

那是一九九二年春,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带女儿和她的两个英文班同学开车去ST. Kilda海边 B,B,Q.那时候,我刚拿到驾驶证,第一次自己开车出“远”门,心情紧张又缺乏经验,以为车要开很久,大清早就出发,到海边才十点,冷清清的几乎没人。停好车,买好泊车票,提着大兜小筐烧烤去了。玩到下午三点,四个人心满意足往回走,发现车窗上贴了一张二十五元的罚款单。

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其余的车都把买的泊车票展示在前窗内,查票的隔着玻璃就可看见,我真笨,想不出该咋办,把票揣在裤兜里走了。拿着罚款单,我说我要解释,不是没买票,只是不懂票该放在哪里。女儿的一位同学说,不行,人家可以认为你是地上拣的。另一个同学说,罚款单已经开了,他们不会改。女儿大眼晴瞪着我不知怎么办好。

我倒要试试澳洲听不听人讲话,是不是也会“为了国家利益”强词夺理。回家后,我用幼儿园孩子的英语作文水平,写信给路政局。我说我是P 牌刚买车,那天清晨我把车停在海边,买了停车票放在口袋里,离开了。买票的时候除了我的女儿,还有她两个同学在场。我写下了她俩的姓名、住址、电话,还附进了那张并非拣来的票。信的最后我说,希望你们考虑实情取消罚款,我将十分感谢.

不到十天,收到路政局通知,取消罚款,还说什么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等。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后。

那时,我辞了全厂最好的一个工──有人说只差一把椅子了,打算开始写书。本想不领失业金,自己投点资“坐收渔利”,就既不耽心生活来源,又有时间静下来做我的事。九个月后,我的计划失败,只得去领失业金。

十一个月后,我嫁了人,就是现在的老公伊恩。他的工资水平使我失去领失业金的资格,娶我就意味着他要养我和我的女儿。我写信通知福利部,某月某日我结婚了,丈夫的工资是多少多少并附上伊恩的工资单。

失业金通常是两周发一次,直接进入本人账户。圣诞节长假,他们把四周的钱提前一起发了。我是圣诞前几天结的婚,结婚后的失业金,他们应该从我的账上扣回去。

很快,我发现福利部多扣了我近三百块钱,结婚前的,他们也扣回去了。那,我就不服气了!

我告诉伊恩福利部多扣钱的事,老公说,算了,何必找麻烦,就两三百块而已。不行,我要打电话投诉.

当时我和老公刚买了个生意,我是新手,一切从零学起,整日手忙脚乱,打电话一定要另一个人也在店里,否则,顾客来了无法兼顾。老公虽然不支持我,但我犟着要向福利部讨个说法,打电话时他留下接待客人。都知道,打政府机关电话是需要耐心的,一长串的号码你得听清作出正确的选择,摁了你要的号码后听一段长音乐,才有人同你说话。打了许多次,生了不少气,还是没结果,我打到了Box Hill 总部,讲了事情的经过,讲了我的理由。她叫我等。

我已无耐心再等。口头英文我勉强能应付,一直害怕写,一写,我的英文就露马脚了,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写信,只有写信才把问题说得清楚。

我说,你们多扣回去两三百块钱不是小数,但我争的不是钱而是理。诚实地讲,结婚前,有人劝我,何必办正式手续,同居就行了,也不要通知他们,这么大的岁数,谁知道你已经不是单身,继续拿钱不是很好吗?事实上,如果我不正式结婚,过十三天满五十五岁,那就直接拿单身女人补助金到老死,不必再每两周填一次表那么麻烦了。但我不愿意这样,我要做个诚实人。

信里,我打了个比方,假如那天,我不是结了婚而是找到个工作,难道你们要把我找到工作前的失业金也扣回去吗?我和伊恩结了婚,难道你们认为结婚以前,他也有责任抚养我和我的女儿?

我寄上了结婚证的复印件,上面的日期同我第一次写信告诉他们的完全一致。最后我说,你们这样对我是错误的,实际是在奖励欺骗,惩罚诚实,应该把多扣的钱退还我。

很快,那些多扣的钱又回到了我的账上。来信的后面也说,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等。

后来,又遇上数起此类小事,包括我女儿。我认为如果他们弄错了,或者即使他们没有弄错,但你事出有因,都应当把理由讲出来,通常他们都听,只要理能服人,你的伸诉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女儿一次一百元车票罚款就是这样,看来她是罚定了,很沮丧,但她真的买了三次concession卡都没买到,我鼓励她写信据实陈诉,后来也得免罚.当然,因为某些原因,有理也可能碰钉子,那么 “如有不服,请联系何处何处”就起作用了。就是说,如果你的确有理而且经得起调查,你可以再往上告。不过有时候,太费事费心,想得个清静就放弃了,这也未尝不可,只要是自己的决定。

关键是,澳洲是个讲理的国家,出了事,有理由最好说出来,不说,没人知道,你受了委屈难过,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对的哩。

 

齐家贞:悼念辛宪锡老师

我有个恶习,不按时看报。周二才读上周四的,一个迟知道五天的消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也使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辛宪锡老师病故!

我欠他!我说的一句话,还没兑现,他怎么就走了?

他怎么走了,才大我三岁!

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必须写出此文寄托哀思,稍能心安。

记得是两千零一年的五月,我浏览大洋报,一个标题“世纪回顾”(大约如此已无准确记忆)引起我的注意,细读全文,我喜欢他清丽平实的文风和里面包含的思想。除了作者的名字辛宪锡和住在悉尼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当时,我“自由神的眼泪”一书已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一年,澳洲无人知晓,根据合同早已寄来的六百本自销书,使我明白了六百本有多么的多,这才开始着急,花六十元登广告,只卖出了一本。我想请人写篇评论,或许能减轻一点我对占地甚广的十五大箱书的忧虑.奇怪,那时我在报上读过不少人的文章,但我只想起了辛宪锡.

几经周折,找到了悉尼的黄雍廉先生,他给了我辛老师的电话。

电话的交谈很简单,我说我叫齐家贞,写了一本书,想寄给他看看。他马上说好,并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他不认识我,我只知道他的一篇文章。

寄书的同时,我在信里写了几句话,希望他写文章推荐此书。

书寄出信寄走,我好像忘记了这件事。

三周后的一个晚上,出乎意料,辛老师来电话。话不多,他说,你的书我看完了,写得很好,我很感动。过几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只有第一次生孩子的女人才能体会,听到别人夸奖你孩子时的无与伦比的喜悦。

一周后,辛老师来电告诉我,悉尼作家协会决定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开一个齐家贞作品讨论会。这次,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了。可你猜,齐家贞回答了什么?她说,喔,谢谢你。可我有个加油站生意走不了,请你们自己开吧。

对这个榆木脑袋的齐家贞,辛老师应该有点吃惊,但是他讲话的声调一点不受干扰仍然很平和,也没帮这个榆木脑袋提出点建议和要求。

两天后,我才想起,人家开我的作品讨论会,自己能出席却不出席,有这样的事吗?想想不妥,这才安排周六下午去悉尼,周一清晨回墨尔本,女儿作陪。

周六晚,六十出头的辛老师到旅馆看我。他家在哪我不知道,反正不是自己开车,是坐火车来的,从他家到车站走多远,下火车后经过多少折腾才找到旅馆,我无从知道,辛老师完全不提。电话上,我就感觉这是个说得少做得多很踏实的人。面前的辛老师个子不高,五官端正,一介有知识有教养的书生。至于知识教养书生到什么程度,他不作自我介绍,我也不便多问。

本以为辛老师会讲讲他筹备这个讨论会的经过以及具体如何安排,或者打听一下我的情况,完全没有,十分平淡的闲聊。只是对我身边的女儿,他问了几句大学读书的情况.辛老师说,我住的地方太小,不然你们就不必住旅馆了。十分钟不到,他就起身告辞了。

会议在作家村夫的又一村餐馆里举行,看见墙上贴着“齐家贞教授作品讨论会”的大字,我高呼,我不是教授,我是个高中生,这才把教授二字取了下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二、三十位来宾中有好些个教授,辛老师也是,还是中国散文协会的副会长.怪不得他的文章有一种看似普通实则不凡的功力。

辛老师把来宾一个一个介绍给我,我这个只知道在加油站和便利店里跑上跑下,不大认识人的家伙,除了少数几个,其余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的名字我一个都没记住,真的很抱歉,在此,借机向他们表示一个迟到的感谢.

为了召开这个会,之前,辛老师让我再寄两本书去悉尼,加上他原来的,一共三本书在部分作家手中轮流阅读,以准备讨论会的发言。整个计划和组织工作主要是辛老师在负责,还有黄雍廉先生的支持,讨论会的第二天,新闻稿就发给了五家报社。

辛老师后来说,早知道你的书卖得那么困难,应该提醒你带十来本到悉尼卖就好了。

组织这样一个讨论会不简单,场地的租借、人员的联络、会场的布置、发言人的安排等等,辛老师为此费了多少心血多少时间,他不讲我也可以想象。为了什么?为的是一个素昧平生默默无闻的女子,她写了一本无人知晓的书,书里面有一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动!

后来,我有事相托,曾去过两次电话,辛老师都尽力帮助。

我内心对辛老师感激不尽.他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而令我持久地敬重他的是他谦虚朴实善良正直的品格。

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相反,我快言快语,感情外露。为什么我就没把对辛老师的感激和敬重表达出来呢?现在想起来,我受了辛老师的感染,先做后说甚至做了也不说.

我曾经告诉辛老师,写好第二本书“红狗”,我会寄给他,请他提意见。去年上半年该书初步定稿,我没忘记辛老师,给他打了电话。接线员说号码不对,试了几次,还是不对,不知道是我抄写时弄错了,还是辛老师来信告诉他搬了新家,写号码时有笔误.我没再设法找辛老师,因为我对“红狗”不大满意,想抽时间修改好了再说.到时候,不会找不到辛老师。

我一直以为我们还有时间(甚至以为有的是时间)在悉尼或者在墨尔本聚会,同辛太太还有我的丈夫,四个人一起去饮茶,一起去什么地方游览.我要当面告诉辛老师我对他有多么感激,我要当面告诉辛老师我对他的为人有多么敬仰。我要把已经出版的“红狗”亲自交到辛老师手上。我要给辛老师一个惊喜!

想不到,时至今日,这本书还没时间去弄满意,更别提什么出版了。而我,已经无论如何找不到辛老师了。

辛老师的汉语拼音名字,三个X字母打头,三个X,代表三个未知数,人从那里来,人为什么活着,人到哪里去。辛老师,你才大我三岁──但在我心里,我当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长辈──为什么就走了,你去了哪里?

我齐家贞又不是不清楚,不一定今天之后肯定还有个明天,别说年纪不轻了,就是年轻人,谁又能打包票。

我后悔得要命,对师长的感激都闷在肚子里,几年了都不表示,写封信出在你手上有什么难,过年过节也不去个电话问候一下,总在心里想,今后有机会今后有机会。

我后悔得要命,那次电话号码不对,就该找悉尼朋友打听,起码要让辛老师知道你没有忘记他,起码要让辛老师分享你的哪怕是不成熟的“红狗”,起码在他生病的时候你有机会问声好,甚至去悉尼看望他。

现在,辛老师走了,走的太出乎意料。我失去了一位恩师,一位好友,我在辛老师面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我的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傅国涌:学术包装下的“民主恐惧论”

温家宝振振有辞地告诉外国记者,中国不具备在更高层次上搞选举,因为条件不成熟,所谓更高层次,就是村一级以上,村可以直选村长(不过选出来的村委会要接受村党支部领导),但直选乡镇长绝对不允许,不久前,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出面公开表明,直选乡镇长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千万不能搞。

当然,这已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流行这样一套说法,我们不是不搞民主,只是现在不搞民主而已。长期研究爱因斯坦、科学史和民主问题的许良英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驳民主缓行论》,登在当时舆论比较大胆的《蛇口通讯报》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按官方的数据,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村一级以上搞选举的条件依然未成熟。什么时候成熟?那只有天晓得。

这里,我不想讨论直选乡镇长、县长、市长……的条件到底成熟了没有、怎样才算成熟,我想指出的是,民主并不是选举的代名词,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而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选举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民主意味着对各种政府权力的制衡,民主意味着对普通公民权利的保障,民主意味着不言而喻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民主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它是与古代君主制、与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独裁变种相对立的一种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使内心深处有多么痛恨民主的人也不会轻易在口头上否定民主,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也好,说现在搞更高层次的选举条件不成熟也好,都承认民主是不能回避的。

既然官方不能公开、直接、有力地告诉全体国民-我们拒绝民主,我们不需要民主,而只能扭扭捏捏,用一种底气不足的理由尴尬地拖延时日,那就是不愿意公开地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扮演民主的敌人。这个时候,某种经过学术包装、打着反美旗号出现的反民主言论便是对官方这种尴尬处境最有力的拯救,崔之元、胡鞍钢……还有他们从外面请来的搞政治学研究的一些研究员、教授(比如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头上都有学者的光环,他们曾留学美国,号称对美国有很深的了解,他们告诉中国人不要迷信民主,不要迷信美国,因为民主是有缺陷的,因为美国是有毛病,他们可以轻松地列举出当代背景下民主的困境、民主的不完美甚至是民主的污点,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地挑出美国的问题,美国民主的漏洞来,他们可以雄辩地告诉你民主不是最好的选择,要放弃对“市场”和“民主”的迷信,“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的表述总是那么学术化,新名词一套一套的,中文之间夹着洋文,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很能唬人。同时,他们的“学位地位”,所居的优势位置(在清华大学等机构掌握学术资源),对部分年轻人也很有震慑力和诱惑力。在他们不遗余力的倡导下,当然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整个舆论导向长期的影响,反对美国价值、反对民主化的“民主恐惧论”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在大学校园里和某些精英当中颇为流行。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这些学者的把戏固然可以欺骗、煽惑部分年轻人,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这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扭曲论调所折服。今年春天,朱云汉在清华大学做报告,胡鞍刚、崔之元坐阵,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评论人,朱的题目是《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以学术语言大大地发泄了一通对民主、市场和全球化的不满,尤其是对美国的不满。不过,从学生的提问看来,年轻一代并没有那么好糊弄,有学生不仅提出了“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且表示了对因噎废食的深深担忧,可见并不认同他们的一番高论。另有学生质疑,民主一定带来乱世吗?朱云汉的回答显然有点力不从心,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回答听起来那么混乱、模糊。在民主充足乃至民主过剩、公民权利早已得到切实保障的国家,多谈民主的坏处,也许没有什么坏处,可能使他们已拥有的民主变得更完善。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制造一套民主恐惧论,散布什么民主衰退论,号召人们破除“民主迷信”,这就有点不着边际了。

民主本来就只是“最不坏”,而不是“最完美”,不过,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它更好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而是人类实践所证明的,只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在专制之下奢言什么尊严、幸福,无疑都是水月镜花。中国今天的问题简而言之,根本不是民主过剩,而是民主匮乏、民主饥饿、民主缺席,不要说我们连选举乡镇长的权利都没有,就是公开、合法地批评一个乡镇政府的权利恐怕也没有,我们的基本人权毫无保障,包括警察在内国家机器上的任何一个齿轮都可以碾碎我们的尊严,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律不足以保护我们,建在地上的各级国家机构不属于我们,通常是作为我们的对立物出现的,随时都可能冲撞我们正常的生活。多少年来,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拖欠工资、环境污染、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等问题上,我们有多少权利被践踏,多少利益被侵害,我们求告无门,我们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所有的救济通道都是不畅通的,从信访到司法,一样充满了腐败、不公,执法不公、知法犯法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偶然性。民主诚然不是万能灵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给我们在地上造一个天国,民主不是乌托邦,民主是有缺点的,民主会犯错误,民主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但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有纠正缺点、纠正错误的机会,民主可以给我们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不是一辈子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民主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改变错误的可能性。相比起民主的缺点,毫无疑问,民主拥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一个民主还没有降临的民族而言,以学术的名义,一本正经地讨论什么民主恐惧、民主迷信,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错误,民主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但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有纠正缺点、纠正错误的机会,民主可以给我们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不是一辈子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民主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改变错误的可能性。相比起民主的缺点,毫无疑问,民主拥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一个民主还没有降临的民族而言,以学术的名义,一本正经地讨论什么民主恐惧、民主迷信,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首发民主中国

昝爱宗:向首位在报纸上漫画胡锦涛的漫画家邝飙问候并致敬

问候邝飙先生(孤寒斋主),兼顾向一网风行、针砭时弊的著名漫画家郝仁(代理村长)致敬!

说中国的漫画,不如先说中国的相声、小品,这两个曲艺节目都是以讽刺起家的,相声早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有了,可到了现在的”新社会”就变样了,相声开始歌颂为主了,所以也就不景气了。小品也是这样,改革开放时期牛气一阵,可改革开放快30年了,小品萎靡不振了,因为它讽刺的对象太多了,也太强大了,不允许它讽刺了,所以就”闭嘴吧,你们这些艺术家”.现在,相声家闭嘴了,小品家改行发财去了,轮着漫画家停笔了。记者、作家们都可以闭嘴,改行,你漫画家有什么好特殊的呢?这里是中国,有中国特有的国情。

9月13日,我从网络上看到广州羊城晚报下属的《新快报》,11日这天在A15新漫画版刊登的一幅大胆描绘胡锦涛的漫画,漫画是身穿西装的胡锦涛坐在书桌前,泪流满面,脸上和衣衫领子上都有大滴的眼泪,右手持笔回信,左手拿手帕随时擦泪。该漫画并且配有文章,图文作者皆为”孤寒斋主”.该文章以”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为题,评论胡锦涛在9月10日教师节之际回信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孟二冬的女儿孟菲。孟二冬今年48岁英年早逝,他一年之中经受了三次大手术的折磨,仍顽强地与癌症作斗争。胡锦涛在信中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孟菲)这封来信的。” “孤寒斋主”专为漫画配上短文指出,胡锦涛的热泪是为孟二冬的奉献精神而流,”总书记那感人肺腑的信不仅是写给孟教授女儿的,也是写给全国教师的。这是总书记对孟老师全家的关心,更是对全国教师的关怀。”我看到漫画和短文,丝毫没有发现这漫画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又配合了当前的”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基本应该归于歌功颂德型的,不过形式比死板僵化的《人民日报》要好,又属于好玩型的,是用不着指责的。

但到了9月15日,我从网络上了解到,这幅漫画的作者已经被所属报纸采取所谓”保护性措施”,给予停止工作一个月。这个决定或许是羊城晚报的负责人在漫画刊出后考虑各种因素而做出的,但仅仅是封笔一个月,应该是不严重的。而笔者本人却是因为揭露萧山政府”7.29″强拆在建基督教堂发生冲突、致教徒受伤而被拘留7日并无期限停止在中国海洋报社的记者工作。由此可见邝飙先生确实得到了报社的保护和照顾,这说明在南国,自由环境还是比北国多一些。

9月15日,国际互联网公开了”孤寒斋主”的一些情况,该斋主本名邝飙,现年40岁,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主要作品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肖像漫画等。

事实上,这幅漫画还相当有有政治意义的。当广州《新快报》11日出现这幅漫画后,内地并没见有报刊和网络大量转载,而是引起了国际新闻界同行的关注,他们认为今日的中国出现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漫画像,这是中国媒体二十多年来再现中央领导人漫画,引起各方关注,至少有进步。而在西方或者港台,报章经常有描述布什、曾荫权、陈水扁等领导人的漫画,如中国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经常转载外国报刊发表的有关美国领导人的漫画,多是丑化,倒没有见美国领导人天天到新华社或者中国政府门口抗议。老外对中国漫画家漫画国家主席感兴趣,大概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一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接近,他们认为中国严禁报章将中央领导人作为漫画对象,以免影响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实际上中国就是这样,报刊上是不能出现对领导人讽刺的漫画,但此次则证明,对领导人歌颂的漫画也在禁止之列。法新社的报道称,中国媒体,包括摄影记者甚至漫画家,他们作品中的中国领导人都应该是积极自信、面带笑容、充满爱心,几乎从来看不到领导人哭泣的形像,哪怕是在革命元老的追悼会上。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当年美国人到苏联,说我们美国比你们苏联民主制度优越,我们可以天天在白宫前面骂总统,你们就不能在克宫门口骂你们的总书记。没想到,苏联人这样回答,我们也可以骂,我们可以天天在克宫门口骂美国总统。

按讲说,邝飙先生的漫画一点也不出格,其上级这样做未必让中南海满意,再说胡主席也是经常上网的人,应该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说,文章和漫画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某些人是宣传领域的惊弓之鸟,遇到事情往往是先”自宫”,他们的思维或许停留着奴才阶段:漫画虽然是有意美化胡锦涛,但按照奴才的视觉,恐怕此漫画有损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些报纸的领导让漫画家停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9月15日,北京的”老兔崽子”(秦全耀、秦全跃)给我发短信,他让我上他的新浪”老兔崽子”博客,原来他也开始开博了,我看到这么几句:吃得草多,拉的屎少。这分明是指国内那些所谓的相声家、小品家、漫画家不务正业,拿不出好的作品,却天天尸位素餐,工资奖金一大把。而对于邝飙先生、郝仁先生来说,他们大胆画了他们应该画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按照北京”老兔崽子”的评价标准,中国的漫画家、杂文家好人多,几乎没有心肠恶毒的。这也说明中国漫画、相声、小品,甚至杂文,一旦有了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将一定能够风行全国,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而某些限制漫画、相声、小品和杂文评论的新闻主管机构的存在,则是说明他们深受广大民众不欢迎。

漫画自由也属于新闻自由,就应该以漫画时政人物为主。为此,再次向首位在报纸上漫画胡锦涛的漫画家邝飙问候并致敬,他真正知道何为荣,真正耻,而有些宣传领域的领导却往往是荣耻颠倒,整天当混事虫,正事不干,坏事抢着干,太给胡锦涛丢人了。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北京开始审理程翔上诉案

 

【2006年9月16日狱委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今日开始审理程翔上诉案,中心引述律师说,法院不会开公开审理程翔上诉案,亦可以不开庭,而是根据上诉提供的材料判决,随时可以有判决结果。

中心透露,程翔律师提交的上诉重点,是反驳国安部,将中华欧亚基金会,定为间谍组织,因为,程翔被捕后,上海社科院仍有邀请欧亚基金会主要成员,访问上海.而上海社科员一名研究员亦有向基金会供稿,但无被拘捕.程翔较早前因间谍罪,判监五年。

段拥军:民主迷信与跑步迷信

       看了一些学者有关民主迷信、选举迷信的观点,本人颇有点不同看法,愿意在此道来。首先我想问,国人有民主迷信吗?我以为没有。正像国人没有科学迷信,也没有跑步迷信,而这两样东西却是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实行的东西一样,提倡民主甚至民主“迷信”,在今天的中国大有意义。

        
      谈到民主,反对者往往提出这样几个观点,一、民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二、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民主有诸多负作用。为了立论,他们找出了国际国内、古代现代一沓证据。比如,民主的决策处死了自由思想家苏格拉底,法国广场民主带来的是血雨腥风滥杀无辜,较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腐败丛生经济发展缓慢,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虽说长期以来没有民主,但在新权威甚至专制制度下,社会经济却得以高速发展。
 
        我以为,这是夸大民主的作用导致的结论。以为民主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一切问题,现在发现民主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还有许多缺点,所以就认为,民主并不那么重要,并非那么了不起。实际上,民主是一件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态度还是政治行为,古已有之;作为政治制度今天更存在于共和国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宪法和党章中,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它的核心思想在群众路线中就有体现,是反映群众呼声,听取群众意见,不以个人好恶或专断实施政治活动的一种态度和做法;是兼听则明、多数决策、民主选举等一系列政治行为的简称。作为政治观念上的进步,民主是面对专制的腐朽没落,人们在政治价值上的理想追求;作为政治关系的发展,民主是政治体制与政治活动方式程序合理化的产物。说民主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或者说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如同说夫妻平等提高不了家庭收入,家庭民主降低不了离婚率一样,是把性质、因果关系截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道理显而易见,虽然夫妻平等提高不了家庭收入,家庭民主降低不了离婚率,在特定条件下还可能导致离婚率的上升。但夫妻平等与家庭民主,依然是“家庭政治”中值得追求的成员关系属性与价值目标。同样,作为政治体制的产物与属性,政治民主尽管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理想的政治价值目标,它依然是值得追求的,是人们渴望享有的。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如同秩序的对立面是混乱一样,前者的好处显而易见,是常识性的。人们不会为了追求混乱而不要秩序,同样,人们也不会为了追求专制而放弃民主。民主对于社会生活的益处,犹如跑步对于人身体健康的益处一样,不必多费口舌加以论证。如果反对迷信跑步的人说,跑步是衣食无忧者玩的游戏,不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追求的;说如果全民热心跑步,中国有那么多那么大的运动场供人们使用么?有那么大经济实力将山区农民送到奥运赛场参加比赛吗?说跑步的负面作用很大:心脏病患者跑步会造成猝死,孕妇跑步会造成胎儿流产,吃饱饭跑步会造成胃下垂……等等,那么,我就认为这是在运用妖魔法,将一个正确合理的观念做法推向极端,以凸显其荒谬。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扯横筋”。
 
        我们说跑步有利于身体健康,应该提倡和推广全民跑步。乃是因为跑步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好处得到千百万人实践的证实,其合理性毋庸置疑。相对于国民缺乏运动、生活方式病越来越多的现实,这一提倡意义重大。我们说过心脏病患者、孕妇、吃的过饱也要跑步吗?说过一定要政府提供正规跑道才能跑步吗?说过要把每一个村庄的跑步佼佼者都送出国门参加奥运比赛吗?同样,我们倡导民主反对专制,是因为民主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是人民民主,人们努力建设的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专制制度腐朽没落,它带给国家民族的是僵化落后与不文明,而民主制度顺应时代、科学合理,带给国家民族的是生机活力、自由与幸福。我们说过须由村民投票决定是否分洪或何处分洪吗?说过由士兵投票决定战役方案的取舍吗?说过村委会、居委会、党支部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尚没有真正展开,就一步过渡到直选总统的水平,一步走到两院制的民主程度吗?显然没有。
 
        反对跑步运动乃至跑步迷信的人说,历史经验证明,双腿灵活健步如飞的山民从来没有步履蹒跚的寓公挣的钱多,会跑步的人不如会喝酒的人过的幸福,经常跑步的人照样得病。反对民主运动或者民主迷信的人同样会说,文革的大民主带给我们的是灾难而不是幸福,希特勒上台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恰恰是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失控的落后国家。问题是,尽管跑步有利于身体健康,健康的身体有利于挣钱,但是,谁说过跑得快就收入高,会跑步就会挣钱,跑步的人就不得病?同样,虽然民主会带来生机活力与自由,谁也没有说过,民主就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专制一定会使经济发展滞后;谁说过民主就没有弊端,民主条件下就不会出现错误的决策?作为政治关系属性,民主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关系,经济体制才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管制的准计划经济的印度经济增长缓慢,开放的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下的印度经济则高速发展。但是,就算民主制度下经济发展与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相差无几,人们难道愿意弃民主而求专制吗?军事独裁制下的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制下的韩国经济不一定一帆风顺,可韩国的人们,为什么还要花费那样大的精力乃至鲜血,争取民主,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呢?显然,民主有其超越经济发展的独立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
 
        总之,民主有利于社会健康犹如跑步有利于身体健康一样,不言而喻;民主要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水平和程度,犹如运动者需要先学会走才可能跑一样;民主有条件限制:不能由吸毒者投票决定是否禁毒,也不能由多数票决定是否剥夺少数人的财产权利;犹如跑步有条件限制:心脏病患者、孕妇和饭后不能跑一样。著名哲学家罗蒂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本文题旨的最好注解:“在我看来,民主和自由就象阿司匹林这类药一样,对所有人都有用,想象不出民主、自由会对中国人没有作用。我不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差别有那么大。实际上,17世纪以前在西方的传统里也没有什么民主、自由的概念,后来欧洲尝试了,觉得很有效,我想中国尝试一下也不会存在什么相反的作用。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有很多腐败的现象,政府曾经被富人作为剥削穷人的工具,后来美国发现只有自由民主社会——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是解决政府腐败的唯一途径。”
 
        备注:
 

      [1]阳敏:《民主和自由象阿司匹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专访》,见《中国政治学》网,2004年7月23日。

张 鸣:民国时期的“牛”记者

  在中国历史上,记者曾经口无遮拦,损人骂街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存在那种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还是很弱势

  富士康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翁宝、王佑的报道,将二人告上法庭,二位记者也成了全国舆论注目的焦点。不过说起来,二位记者做的事,实在不如早年的记者“牛”。 
 
  民国时期,记者口没遮栏,想说就说,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人家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当时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一线的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

  这样做,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当年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的黄远生避祸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另一位邵飘萍,曾在北京六国饭店躲了很久,一露头,就被捉了起来丢了性命。

  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吃喝嫖赌,巧取豪夺,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他们都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全国通缉,或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拾本行。此人是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林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被骂的是个粗武夫,没事。

  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这回骂的是政客。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在潘的告状下,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秦 晖: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的发言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兴亡谁人定 盛衰岂无凭

书名:《明亡清兴六十年》作者:阎崇年 版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 定价:29.00元

     阎崇年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的面市,竟也让我忍不住埋首阅读,以我先前的知识经验,明亡的原因不甚复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先生的话说得似乎很明白,很长一段时间,我奉之为相对的真理,但读了阎先生的著作,发现他的学术的切口与黄先生大有不同,阎先生截取的时段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整整六十年的历史,这六十年可谓国家动荡、风雨飘摇。所以,这六十年大有文章在。

  作者还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作为本书的线头,他就是袁崇焕。黑格尔曾经说过,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作为两次出现,一次作为悲剧出现,一次作为喜剧出现。袁崇焕,这个悲剧人物应该说是悲惨到了极点,今天,我们重新温读历史,也只是把袁这个悲剧当作一个小小的历史事件来叙述,而在作者眼中,袁崇焕的命运就是折射明亡清兴的一面镜子。其实,对于袁本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后人的纪念、缅怀都有一些戏剧化的意味了。

  在书中,还有一些占了一定篇幅的人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时间很短,但却举足轻重,比如,万历皇帝,在位几十年,“占着茅坑不拉屎”,只图自己的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比如:努尔哈赤,有勇有谋,刚出道就露出了锋机,的确不可小觑;当然还有郑和,不去论当时他下西洋的动机与目的,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历史事件离不开主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作用的发挥,往往离不开典型的历史环境。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将领的酒醉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所以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胡适又说,历史是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似乎是悖论,但很多人相信了这个悖论。

  我看得出,阎先生在讲述“明亡清兴”的六十年的历史,他追求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但,我们不可能亲历明清时代,如何科学研究呢?也无非是科学运用历史材料问题而已,尽量使史诗接近真相。然而,长期以来,文史结合紧密,史难以脱离文学,文学也常空想历史,因此,对于历史的真相,也只能尽量接近事实本身,不可能还原。

  当然,我也会拿这本书与易先生的《品三国》相比较。我觉得易先生是用现代的眼光解构“三国”;而阎先生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两者各有所长。易先生的话题是轻松的、幽默的,阎先生呢,多了份历史的厚重感,却缺少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当下”意识和情怀。作为读者,我尊重他这种对历史研究的认真和执着。

江南的知识与气质

《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作者:赵柏田 版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 定价:28.00元

      阅读赵柏田的《历史碎影》,我时常想起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即柯平的《阴阳脸》———后更名《都是性灵食色》。这恐怕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此类著作之最好的两本。它们都是关于江南的书———那个美人如玉、才气干云的江南;那个政治与经济最先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同时却是古典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的最后文化堡垒的江南。它们呈现出这种貌似冲突的知识与气质,就像讲述一场天荒地老的爱情。

  比较起来,由于柯著所重点书写的人物集中于明清时期,相应的笔法偏向古典;而赵著意在发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因此沾染上几丝现代性的感伤气质,其笔法类似轻体诗的质朴,还有流畅,予人以小桥流水的快感。赵著的论调夹杂于中西之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赵柏田经常采用一些西方的思想仪器来绘制这些南方知识分子的面容。

  如论陈布雷:“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脑部是位于身体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从隐喻的角度说,袭击身体腹部的腹泻(包括痢疾)不显示任何精神性,它就是一种身体病,而脑病则是一种灵魂病。陈的病厄从腹部向脑部的蔓伸,清楚地显示出从身体到灵魂的病理症候。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气候、心情、冗长繁琐的公务和权力的争夺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在间隙性的发作中引发一轮轮身心的痛苦。他患的是心理疾病,腹、胸、脑等处的疾病不过是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战斗一直发生在他的身体内部。”如果将这段话放进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估计没有多少人可以分辨出真伪。

  对西方方法论的引进,并以此冷然解剖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躯体,然后写下一份入木三分的病历———很可能,作者必须这样做,修行中西合璧的炼金术,不然就不足以展示陈布雷心灵的焦灼———这是赵著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区别于柯著最鲜明的标志。

  我不欲在这两本书之间分出个高下。相反,我更愿看到它们的相通与承接的思想之点与线。譬如柯平写柳亚子的牢骚,写他的死亡,灵柩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记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这个结论可以适用于赵柏田笔下的很多人。而赵柏田写陈布雷的剪辫:“如果像《阿Q正传》所讥讽的那样,把剪辫看成是革命与进步与否的标志,那么他的确可以算是革命与进步的。可他还是留了一手,暗底下准备了一根假辫,像假洋鬼子一样,以备回乡时戴上。在他看来,革命家要做,孝子也是要做的。一根假辫,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与伦理的内涵,即政治上的激进与伦理上的保守态度,尖锐的冲突经由一根剪辫,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不正是柯平所绘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阴阳脸”?

  身体与文化政治的永恒矛盾,将这两本书、两位作家的灵魂、两个江南(古典与现代)的命运紧紧串联在一起。

  柯平与赵柏田都是浙江宁波人,而《历史碎影》摹写的人物,除沈从文以外,亦皆是宁波出产。这样的机缘巧合大大改变了我对这座最适合玩物丧志的江南小城的看法。原先我以为,在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星光消逝之后,宁波的文脉多半为余秋雨、陈逸飞这一类更接近于商业精英的知识分子所垄断,不曾想,还有“一个坚硬的、气象慷慨的同时也是更具物质性和现代性的江南”。因赵柏田的娓娓叙述,我有幸窥见这日渐隐秘的一面。如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宁波余姚人蒋梦麟回忆:“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元培)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坠。”———真心希望这种薪火能够永不间断地传递下去,而宁波(江南、中国……)的文化精神能像它的方言一样硬气,哽住黑夜的咽喉,让自由之风吹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