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阅读村上春树
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涉及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3月下旬，15个国家和地区的村上作品的译者和评论家汇聚东京，以“围绕春树的冒险”为题，就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翻译，发表了各自的感受和见解。笔者也在被邀之列，但因日程之故未能赴会。近日接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远近》月刊8、9月合刊号，得以进一步了解研讨会的情况。其中，关于村上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已被译为30余种语言，涉及36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因，其发言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在此简单概括一下。
美国人Roland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Cool）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
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惟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
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Logatchov也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自己的心灵共振。”他还指出，村上的文学世界充满以美国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所谓“大众文化”
（PopCulture），情节扑朔迷离，富有虚幻和后现代色彩，而“这种近乎真正的侦探小说的可读性和仿佛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创作风格，想必也是村上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她还指出，“村上春树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她认为同历史与道德这一人类普通课题发生“同时代性”共振的村上文学，日后将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其他的评论还有，德国人UweK.Hohmann说：“春树引诱你进入，而拒绝你出去”；挪威人IkaKaminka说，自己翻译当中，看到了由人微不足道的举动和感情构成的世界细腻的侧面；波兰人AnnaZielinskaElliott则说：“村上春树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看法”；捷克人TomasJukovic说，村上尽管是极富现代感的作家，而作品却让人感觉出“酷似古代神话的特质”；马来西亚的叶惠说，读者读了村上的书，“即使孤独时大概也能找到自身的活法”。
以上言说，各具特色，看了很受启发，视野为之开阔。
但我很快生出一个疑问：与会的20人之中，为什么无人提及村上的文体或文字魅力呢？
事实上，村上本人最看重的就是语言或文体，他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所以文体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
众所周知，在诸多吸引中国读者的要素中———即村上作品在中国走红的原因，村上的文体、文字的魅力应是第一位的。那么，为什么单单中国读者对此情有独钟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基因所使然。历史上，较之西方诸国，中国更以诗文名世，国人乃是诗文之邦的遗民，或者说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嫡系或非嫡系后代。虽说现代人忙了、浮躁了、“礼崩乐坏”了，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时间和雅兴了，但这样的文化基因毕竟流淌在我们血液中，因而潜意识里，仍对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的往昔，怀有缱绻的乡愁，仍对文体之工、词章之美，保持一分尊崇和向往之情。对国人而言，文学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词章之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实为超越时空的至理名言。其二，恐怕也同翻译有关。与会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在他的专著“Haruki MurakaimandtheMusic ofWords”（“村上春树与文字的韵律”，上海译文版译为《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提及翻译时，这样写道：“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使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
至于“损失”了多少，以及在英文以外的译本中是否也有类似情形，鲁宾没有说。
作为同是译者的我，当然希望这不是外国读者忽略村上文体或文字魅力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中国对此情有独钟，也未必意味着笔者的译文没有这样那样的损失。总的来说，没有损失的译本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