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是反文明的两个象征符号。

“9.9”，是30年前毛泽东撒手入（地）狱之日。此人，可谓集野蛮、独裁、冷血、反智、倒退、反现代、反西方、反文明之大成，因为他当政，或直接杀戮，或实施迫害，或政策失败，七千万余人死于非命。

“9.11”，是五年前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以四架民航客机为超级炸弹，炸毁世贸中心、撞击五角大楼，悍然轰击世界文明重心，杀害3000无辜生命之日。这一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预演了人类文明毁灭的可能图景。

“9.9”和“9.11”， 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反攻，标志着文明退化、世界野蛮化的空前危险。

毛泽东，曾宣称为世界革命不怕让中国“死三亿人”，曾大言不惭曰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曾声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曾宣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公然宣布自己是要施行“愚民主义”的“秦始皇”，并自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本.拉登, 则声称要对西方文明发动一场“圣战”，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坏、最糟的文化”；他要美国皈依伊斯兰教、废弃自己的宪法、关闭银行。在拉登的世界里，全球性的冲突是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他号召每个穆斯林要仇恨美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他毫不怜惜脸不变色地杀害无数无辜的妇女儿童来达致自己狂热的宗教目标。

一个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大师，一个是非政府恐怖主义的高手。反文明的野蛮之子，双峰并峙，令希特勒和斯大林亦瞠乎其后。

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之战，军国主义的斯巴达城邦击败了民主繁荣深邃瑰奇的雅典文明，战争使斯巴达称霸全希腊，使其寡头政制得以推行，各希腊城邦的民主势力遭到迫害，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明从此丧失元气，走向衰亡。于是，希腊哲学、希腊悲剧、希腊史学、希腊雕塑…. 成为雅典战败的殉葬品，化为人类文明的千古绝响。

在古罗马，奢侈繁华的罗马文明，在395年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之后，逐步衰落，致蛮族入侵：哥特人占领罗马，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之后，汪达尔人再陷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和東哥德王國等蛮族国家。而日耳曼的部落也手持斧头和剑来徒步作战，他们是凶猛的狂野的士兵，乌合之众，漫无纪律。476年9月，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其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位君主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黑暗时代降临，数代繁华罗马城，堕入几个世纪的蛮荒。

在远东远古，秦王赢政扫灭六国，结束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灿烂文明。秦皇采纳李斯建议，实施文化灭绝和愚民政策，下达焚书令：非秦史书皆烧之，民间不许收藏。如有违令不烧者，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此令既出，到处是焚书的浓烟烈火，中国历史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之后，秦始皇又逮捕了一批儒生，亲笔圈定了其中的460人，在咸阳郊区活埋。史称“焚书坑儒”。在这一暴政下，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聚集议论者，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并处以暴尸之刑。于是，天下归一于“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的暴秦。从此，生气盎然的百家争鸣不复见于神州。

在远东中古，宋代是春秋之后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然而，从草原崛起的蒙古人扫荡欧亚大陆，野蛮的铁蹄，蹂躏南宋。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元朝实施公开严酷的等级制，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国所属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所属中国人。帝国臣民更被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知识分子）。十、丐。过去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为社会最底层，比娼妓不如。元朝的刀尖摧毁了宋朝所代表的中国文明巅峰。自此，文辞繁盛，夜夜笙歌的宋代文化，已幻化为秦淮河边、西子湖畔仅供追忆的华丽梦境。

在现代远东，57年前，同样上演了一处野蛮打败文明的历史大戏。中国国共内战的实质，从国际视野看，是挑战西方主流文明的反文明思潮共产主义的一次得手；从国内区域文化起伏涨落视野看，是沪江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工商海洋型及绅士型文化，败于以陕北等贫瘠北方地区和内陆中国为象征的反智主义(即秦始皇传人毛说的“痞子”文化)的枪炮。近代以来，前者倾向於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面对世界，是费正清所谓的“海洋中国”，以胡适等为代表。後者倾向与使中国孤悬於世界，封锁国门，是所谓“大陆中国”，毛泽东为典型。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中国东南，孙崛起於香港广东，蒋发迹於浙江上海江苏，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财团，在中国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力量，构成了国民党主要政治资源，并获主流国际社会支持。而使中共真正崛起於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家基地，则是贫瘠落後的华北陕甘宁蛮荒之地。国民党虽也流氓，洋场小巫而已，共产党却是大贼，亡命之徒，蛮荒大盗。国共内战之结果，“大陆中国”的枪杆子战胜“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与倒退，持续达30年之久。在这一文明退化时期，甚至连对知识分子的“臭老九”辱称，也承继于元朝野蛮铁骑时代的等级划分。这就是“9.9”入棺的毛泽东的反文明意涵。

在这里，笔者不愿耗费太多笔墨去为文明与野蛮划界。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存在客观标准的。一些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不承认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不承认文明有高低的区别。这是一种鸵鸟式的言不由衷。此处不拟对此进行经院哲学式的论述。

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明如何才能自我拯救？

这里只想谈两点简单的观察。

诚然，如前所述，文明之运命若游丝。然而，现代主流文明毕竟大不同于远古中古时代了，正如海耶克(F.A. Hayek)所观察到的，它赋有一种延续和扩展自己的秩序的内在动力，它的坚韧性和抗灾变能力都大大增强了。这不光表现在它的软力量上，同时也表现在其硬力量上。有左翼学者认为，西方的兴起和持续靠的是开初掠夺带来的第一桶金。倘如此，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从17世纪初之后就开始没落，而17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盛？为什么英美普通法系的国家及地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等一直稳定而持续地文明繁荣？为什么中东国家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财富没让它们成为世界实力之强呢？很明显，这里涉及制度性内在因素（也包括一些基本的技术性因素，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论及的近代金融技术）。在该制度下，其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强化，呈正反馈关系。这就使其可持续能力大大增强了。譬如，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大野蛮力量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就是现代文明与野蛮力量较量结果的最显著例证。

此外，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所有反文明的野蛮力量，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根本缺陷：闭锁性。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野蛮势力实行过言论信仰自由。历史上，任何反文明的国家或组织，它们为求生存，也尝试过各种自我更新的策略：它们可以实验市场经济，试验选举制度，实验某种国会制度，甚至也实验外交上结交西方文明国以抗拒另一个自己的同类国家,等等 ……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实施言论信仰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反西方主流文明的国家和组织，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这是反文明力量的命脉所系，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根本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半步也不敢退。这也表明，对思想言论信仰的封锁是反文明国家与组织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它们的生命线，就是精神封锁的“柏林墙”。

有鉴于此，在拯救文明、抗击野蛮的时候，需要软、硬力量双管齐下。9.11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虽然也兼顾了软硬两翼，但无庸讳言，布什当局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未能平衡地施展软实力，留下众多战略盲点和后患。须知，在当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由欧洲电台，对于文明和自由的拓展，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其贡献就是难于估量的巨大。更遑论其他的多种精神流动所激发的深度共鸣了。因此，在抗击恐怖主义，对抗野蛮，重建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中，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平衡出击是至关紧要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在财政预算上，都应有适当的检讨。文明的自由国度，不能过于迷信自己的硬力量。应当对自身文明的软力量拥有足够的信心。弃绝“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狭隘胸襟，更大地开放自己的精神空间。作爲现代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西方文明更加需要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文化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根基，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坚守自由的旗帜。从而在根本上在源头上掏干野蛮力量的精神蓄水库，奠立文明与自由的百代根基。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后来《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的读者了解一位二十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cs, Berkeley）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稿的接受，引发了作者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

朱学渊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记

一九九二年开放杂志六周年酒会请来因写《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而全球知名的张戎女士作嘉宾，听她提到要写毛传，其夫哈利戴正要前往泰国访问一个曾见过毛泽东的政要。说实话我当时对张戎能写出一部真实权威的毛传是颇有点怀疑的。

虽然张戎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已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质疑，但她毕竟是共产党高干的子弟，父母早在四十年代已参加中共革命，是为中共打江山的一代革命者，死于文革的父亲张守愚在红色圣地延安受过洗礼，文革前官至四川省宣传部副部长，属于高干。以张戎的出身背景，她能否超越自己的阶级视野的局限性，公正而真实地揭示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革命？

我是相当有偏见的，在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后，我亦怀疑张戎的毛传在史料的披露上能否超越李医生回忆录。

去年首次读到张戎毛传的英文原著，上述疑虑已一扫而空。张戎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中，对中共革命的诠释基本还是没有跳出中共一边的说法，但张戎毛传完全突破了她出身那个阶级的局限，客观公正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今天许多中国人已认识到，中共革命就如军国主义的兴起对于日本，纳粹主义的兴起对于德国一样，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段歧路、邪路。但这个判断由一个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作出来，实在是难能可贵。她和丈夫花十余年功夫发掘出来以支持此判断的史料之多之扎实已达空前的程度。其史料价值比李志绥医生回忆录更高。

我也感叹道，写这样一本毛传，也只有张戎能做得到。《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的成功使张戎有足够财力能心无旁骛以十载岁月来追寻历史，而带来的名气也使全世界与此段历史有关的名流政要乐意接受张戎的采访，为她提供第一手见证。名利之用得恰到好处，除张戎还有谁呢？

这次开放出版社编辑出版张戎毛传的中文版，使我有幸最早读到这个版本，由于毫无语言的隔阂，张戎的中文亦生动传神，读起来更是百感交集，不能自已。

中共革命是被硬性输入的

张戎毛传一个很大特点是，用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国际共运史资料，及与此相关的国际人士的见证，首次从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来解读中共革命何以能够兴起和成功，结果使人痛心看到这场革命完全是一些抱有共产乌托邦理想的左倾狂热知识份子，加上几个权力欲炽热的乱世枭雄，在强大国际势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署下，硬性输入中国，强加于中国工农身上。中国的劳工大众根本是被裹挟进去的。张戎提供的史料显示，早在国共内第一次内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建立的苏区已是控制严密、令人恐怖的极权社会，其后的延安如是，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更如是。

而这个极权社会的建立，更是血腥无比，杀敌人，杀无辜，杀自己的同志，杀得血流成河，天地变色，将中国的近现代倒退回到黑暗血腥的中世纪。毛泽东的红色江山真真是鲜血染成的！

而使得中共革命最后能够胜利的毛泽东，诚如张戎而言，并非什么理想主义者，而只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起家而成就其霸业的皇权主义者。

张戎对毛泽东专制帝王心态的掌握很到位，尤以该书对毛泽东最后岁月临终前心理的分析写得最精采。在毛泽东走到生命尽头之时，他除了权力没有任何精神信念，除了权力没有任何东西使他留恋。但他深知，生命一完，权力即失，而文革后期天怒人怨，他的权力已摇摇欲坠，甚至有被推翻的危险。他一生追逐的帝王霸业，此时转瞬即空，因此陷入自恋、自怜、虚无的悲凉心境，这大概是枭雄毛泽东一生唯一软弱的时候。这时的毛泽东一言一行连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伪饰也不要了，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垂死帝王而已。

一些西方学者不能接受张戎毛传中的主角是个邪恶之极的坏蛋，不能理解这样坏的人为什么能领导中国革命而获得胜利，因此认为张戎有偏见。

中共权力场是比坏比心硬

这些学者可能对左派革命有一厢情愿的同情，我想更主要的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伦理，但在权力场中却完全奉行权术、所谓“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之类的冷血原则。中国有一套已奉行两千多年专门教人如何夺取帝王权力的帝王术，全是阴谋诡计，薄情寡恩的训导，因此在中国的权力场中，最冷酷、最无情、最奸诈、最不讲道义诚信者最有希望获胜。在张戎的毛传中，毛泽东的一个个政敌都败在毛的手下，不是在人性的黑暗上他们比毛坏，而恰恰是他们不够毛泽东坏，有这样那样的人性弱点。中共有一个妖魔化蒋介石政权的经典宣传，说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其实纵观蒋介石当权四十年，他在处理政敌上恰恰没有做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讲人情，即使真正的共产党人被捕，经亲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产党何止千人、万人？而共产党恰恰不是这样，不断地内部血腥清洗，错杀者何止千人，万人！延安整风是典型一例。结果，国民党内部包括机枢部门都打进大量共产党特务为毛通风报信，从而使国共两军作战毛泽东“用兵如神”，而共党中则根本无国民党特务容身之地。

文革被毛打倒的刘少奇是个真正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者。马列崇尚暴力，美化暴力，只讲革命，不讲温情，心要够硬够冷酷，刘少奇大半生也都是硬心肠的，但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中国三千万人，尚有一点温情的刘少奇的心再也硬不下去了，纠正毛的大跃进政策，结果也使自己被毛整死，而且死得更惨││张戎书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卷入中共这种血腥权力生态中，好人能够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选择。或硬着心肠认同这种丛林原则，认为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为了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付出亲情、友谊、爱情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同时使出一切欺骗、恐怖手段也都是合理的。另一类温情脉脉，心肠不够冷硬，被革命清洗下场悲惨就是迟早的事。

中共革命女性的命运令人感叹

读张戎毛传最使人感叹的是中共革命女性的命运。中共革命号称男女平等，但实际革命女同志只是男性的附庸和工具，她们的爱情、婚姻、性自主权、养儿育女的母性都由党（实际是男性领导）一手操办，是一种对女性的新三从四德戒条。

从张戎的毛传可看到，革命需要时把女同志当作性工具，如派给第三国际代表李德、日共头子野参三、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作老婆，以解决他们的性欲。我一位朋友听我谈起后说，这不就是日本慰安妇吗？在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也遭受了这样的痛苦，在长征行军中生了一个女儿，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找人收养。这个孩子被人收养三个月后夭折。贺子珍一九八四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

张戎毛传中最让人伤感的就是毛泽东两个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命运之悲惨。两位美丽的少女被卷入革命，最后被她们的革命丈夫遗弃。一个被国民党杀害，一个疯掉。杨开慧被杀害时只有二十九岁。张戎披露了杨开慧被毛泽东抛弃后的日记，读来催人泪下。

对于那些情感丰富、希望坚守自己的友谊、亲情、爱情、母性之爱的女性，置身残酷无情的革命队伍，精神会永远处于一种挣扎撕裂的痛苦中。而被改造过来的女同志或人性被异化，如周恩来妻子邓颖超。这种女性缺乏女性美 ( 精神上的 ) ，党性比革命男同志还强。张戎书中有几个细节显示邓颖超甚至比丈夫周恩来更不近人情。由邓颖超担任中国妇女组织││全国妇联的领袖，其象征意义真是耐人寻味。或人性扭曲变态，如江青、叶群之类恶毒、怪僻的女革命同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老鬼的《母亲杨沫》提供了革命扭曲女性的另外两个典型例子。

重读张戎自传《鸿》

在校对张戎毛传的书稿时，我又把张戎的自传《鸿》重读了一遍。从中找到了两书的关联，明白了张戎这位中共革命者的后代为什么会穷十二年时间去发掘史料反省这场革命。

张戎父亲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严峻考验的中共高干，深谙中共铁血纪律之残酷，因此虽深爱妻子，但党性很强，把革命事业摆在妻儿之上。一九五五年爱妻在中共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一年半，在头六个月完全不能回家的日子里，这位丈夫竟然未写过信、未探视过她一次，觉得安慰妻子就暗示对党不信任。但妻子需要爱和支持，因此不能原谅他。

张戎的母亲在一九四八年中共军队占领东北锦州后参加中共革命，嫁给中共延安来的干部，她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城市女中学生，年轻漂亮，感情丰富，涉世不深。她有个男朋友是国民党上校，被中共关在狱中，她多方营救，还不断到狱中探监，知道无救后，她哭红了眼，与这位国民党上校在桌上手拉手痛哭。婚后第一次上夫家，这个共产党媳妇向旧式女子的婆婆行跪拜大礼 …… 很显然，这是一个温情的革命者，亦是很不合格的革命者。因此在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煎熬，革命同志对她的作风看不惯，对她的人格和忠诚表示怀疑，诸多指责批评，比如说她是“剥削阶级的娇小姐”。而她也无法忍受革命队伍冷酷、不近人情、丈夫缺之温情，曾提出离婚，也一度要退出革命。丈夫知道共产党革命只准进不准出，劝阻她说这会被共产党视为逃兵，会毁了她一生，终身受歧视。

在张戎的父母亲家族中，有几个来自旧社会的平凡女子对张戎一家，尤其是张戎五兄弟姊妹的人生影响很大。这几个旧式女子（张戎的姥姥、祖母和姑母俊英娘娘）不懂共产党阶级斗争政治，以平常人心态待人处世，对亲人充满爱心和奉献。在张戎父母将所有时间都付给党的事业的时间，是这几位平凡女子给他们以长辈的爱和温暖，也使得这个家的成员之间能够维持未被当时铁血政治扭曲的人伦亲情。

五兄妹文革中千里救父

张戎自传中最令人动容的故事是五兄弟姊妹千里寻父救父的故事。

张戎父亲张守愚在文革初期揪走资派时被四川省当局抛出来当替罪羊，后来又拒绝与新上台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合作而受到迫害，无数次在批斗会上挨斗，还遭到毒打，但他性格刚强，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信在邮局递交后被捕，因精神崩溃获释，虽然医治好，但不断被拘留，被抄家，被毒打，有一次造反派打他的时候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和嘴里，然后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粪便踩了出来。张守愚昏了过去。两条肋骨被打断。张戎的母亲也成了走资派，遭到批斗和毒打，并受到压力，要她与丈夫离婚。但在大义灭亲盛行的疯狂年代，张戎这一家人表现了惊人的亲人相濡以沫的人性的光辉，母亲两次冒着危险上京为丈夫申冤，五个儿女对父母表达了“超乎寻常地强烈的爱”。

一九六九年张戎父亲被发配到四川最边远的西昌米易县五七干校。父亲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为了保护父亲张戎兄妹跋涉千里（那时成昆线未通车，从成都要坐整整三大汽车，途中要翻越以险峻出名的泥巴山）前往米易，轮流日夜陪伴父亲，与父亲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在他挨批斗时在场以示支持，尽量给父亲以家人的温暖。张戎去过三次，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月。

家人的爱使张戎的父亲在绝望的时候未走上自杀绝路，也是家人在他一辈子效忠的党迫害他时给他的爱使他大彻大悟，不断反省和自责，自责他对家人付出的爱太少，对当过军阀的姨太太的岳母不近人情，强迫信佛的姐姐开斋吃肉，而最使他自责的是未以温情回报妻子的爱。在干校时有次张守愚接信获知妻子生病，他马上请假要回家探妻，但被领导拒绝，这位刚直不阿的男子当众痛哭失声，随即给妻子发电文：“闻君病重，辗转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见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万望君勿撤手而去，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可以说，这一位共产党人是因为亲人之爱而获得人性的救赎。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张戎父亲得以回到成都，由于百病缠身，精神极度痛苦，一九七五年心脏病发未获及时抢救去世。死前对他一辈子效忠的党已经在精神上与之决裂。

张戎父亲曾对他的长子京明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一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敢于正视痛苦的真相

我想，要弄明白中共革命的真相，探索父母人生悲剧之源，大概是张戎要写毛传的初衷。由于真诚，敢于面对历史，她十二年发掘的史料在书中必然作出这样的解答：毛泽东发动领导的这场革命是中国民族二十世纪的一场历史大浩劫，父母的悲剧是在他们投身这场革命的那一天已经注定。

我对张戎感到由衷的佩服，因为敢于否定父母大半生的事业，正视痛苦的真相，并把它揭示于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勇气又是极之稀缺的东西。
在今天大捧毛泽东，大捧中共红色历史的中国年轻人，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实际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从毛泽东时代活过来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一笔伤心账，至今仍有许多人的心灵创伤还在滴血。但他们对这段历史出于种种原因不敢回顾，不愿回顾。

上海有位著名音乐家陆洪恩因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被当局枪杀在文革中，他的儿子文革后结婚生子，但他从来没有把父亲惨死于文革的事告诉妻儿，有关其父之死的资料悄悄地放在他的工作单位，害怕妻儿知道。

正是由于许多像陆洪恩儿子这样的中国人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任由儿女被当局篡改的历史教育洗脑，结果他们的子女竟认贼作父，将父辈的迫害者当作历史伟人来崇拜，甚至肆意谩骂敢于披露历史真相的勇者。中国现实的荒谬真是莫此为甚！

我希望这些中国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来读读张戎的书，以从中获得启示和醒悟。总之，只有正视这段残酷而令人痛苦的历史，中国才有希望告别过去，迈入明天。

首发《开放》２００６年９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