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9月15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高凌报导/据大陆消息，2006年9月6日，力虹先生自杭州会晤朋友返甬当晚被警察从家中带走。9月7日，警方通知家人，力虹已被正式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06年9月14日上午，杭州警方同样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陈树庆施行刑事拘留，同时对陈树庆家庭进行了查抄，取走电脑硬盘及其他资料。 另有消息称，9月14日，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 因“涉嫌非法经营”被逮捕。消息提供者透露：广州内部已经传达体制内与郭飞雄相识者对该案不可介入、不可炒作，不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在此之前，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赵昕、胡佳分别被隔离、软禁，此外，湖北杜导斌的妻子、浙江著名画家严正学、四川的邓焕武则先后遭当地警方骚扰及传唤。 观察人士分析：这是中共当局为阻止国内掀起的持续营救著名律师高智晟，并全面打击国内日益掀起的维权抗争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近期，中共立法封锁国内外新闻媒体、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对陈光诚、程翔、赵炎等判刑昭示着目前中国大陆的人权及新闻自由再次倒退至一个黑暗时期，刚刚兴起的大陆维权运动也面临着一个严酷的考验。 但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大陆国内各阶层矛盾激化，群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对高智晟、郭飞雄、力虹等知名人士的重手打压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更多的旁观者对当局彻底彻底失望，他们为中国自由民主人权宁可舍去一切的坚持，也会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推进中国自由民主的发展。饮鸠止渴只能导致极权政权的加速死亡。

【2006年9月15日狱委讯】 记者无国界 中国：继律师失语后 法官被禁向媒体讲话 2006年9月14日 记者无国界今日谴责中国当局颁发禁止法官向媒体发布消息的规定。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昨日公布，禁止法官对媒体发布消息，此举令中国日趋走向只有政府发言人有权对记者发布消息的局面。 “很难让人们相信堵住法官的嘴巴可以如新华社所说的提高司法制度的透明度,”记者无国界说，“当局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新手段控制国内外新闻信息。在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两年的时间如此加紧钳制新闻自由，令人质疑中国政府的诚意。”  昨日新华社的公布规定,法官如果违反禁令直接向记者发布消息将受到“严厉制裁”。今后只有法庭发言人可以与媒体打交道。发言人还有权禁止其他司法人员回答记者的提问。 在此之前，官方曾在五月公布了对律师的类似规定。律师如向记者，尤其是外媒记者透漏敏感案件，如政治犯案件的消息，将受到律师协会的制裁。  受此规定的影响，外媒记者将无法获取法庭内的重要信息。  通过指定发言人的做法——不光在司法界，在其它部门也有同样的做法——北京当局旨在垄断中国新闻发布的消息和音讯。日前当局曾在另一规定中确定了新华社在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理论上包括台湾的新闻发布的垄断地位。 最近对“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判处三年徒刑，对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判处五年,均是北京当局赶在奥运会开幕前，在两万记者从世界各地前往北京报道奥运会之前这波新闻钳制的一部分。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这几天一直在想文化这两个字的含义。觉得国人对文化多不是从精神层面或思想指向上来理解它。在国人眼里仿佛文化就是包括世俗或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对文化的泛化或世俗化直接消解了我们本该对文化的敬畏。文化应该是一种高于世俗的独立精神或理想审美，是一种各自优秀个性的集体显现，是自在自由悬浮或滋养人们内心思想的生活。压抑个性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关心文化或没有文化的社会。
　　那种把文化世俗化的做法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毫无益处。每一种生命都是一股纯净的火 焰，并且都依靠自己身体内部某个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如果一个人内心的太阳是自私龌龊的，这个人肯定就是卑鄙的。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如果他所爱好的对象是粗俗的，是下半身的，无论他怎么狡辩，他也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认为纯净是艺术的本质，一颗不能纯净的内心，作品如何写也是表面化的，非人的。写出这种作品的人，无论他的作品看起来有多好，他的人品也不足信。
　　记得画家达.芬奇曾经说：“画家如果拿旁人的作品做自己的标准或典范，他画出来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努力从自然事物中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罗马时代以后画家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继续不断地在相互模仿，他们的艺术在衰颓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对于写作或各门艺术的创作来说，目前的中国还是很缺少那种自己的原创，看起来貌似不错的作品往往都能找到他所谓的师承，而创作者本人是不在场的，从作品里面或后面根本看不到作者的血肉和魂魄，甚至是作者与作品无关。这样，现实中就会衍生出不少沉湎于庸者自乐的人，他们往往是不思进取，而又虚妄，他们不求甚解，乐于在经典里淘金和循规蹈矩，却又喜欢随意评判，以为自己总是正确。而在现实中，正是他们那强大的浅薄给少数的伟大进取者带来了生之磨难。
　　庸人总是太多，他们因自己相似的利益而无须联合就结成了联盟，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优秀者四处受他们的迫害是免不掉的。诗人海子的遭遇即是。
　　在一个单位中也常常是这样，我就听朋友曾经说过，在一所很不错的省级医院里，一位医生业务很棒，但是他不愿意听院长的话，院长就找茬让他去修剪单位的草坪了。我想，这样的例子在当下还应该不会少。现在一般是大学毕业后，人们都去忙于流俗了，因为在这个社会，越是庸俗的人得到的实力就越多，所以文化的庸俗化就不足为怪了。
　　我称这些人是活在镜子里的人或虚幻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自己，有的仅是一具肉体，和具有独立精神和有创造力的人相比，他们的一生仿佛没有活过。培根说：“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就是文化并不是指一党一派用以启迪教育群众的种种思想与主张，文化是包容的，它里面没有偏狭之见。记得英国诗人安诺德说：“对于完美的追求即是对于温馨与光明的追求。一个人为着机械淫巧而效力，为着加深仇恨而效力，则是为着制造混乱而效力。而文化是憎恶仇恨的，文化有一桩特别关心的事，即是关心温馨与光明。文化还有一个更大心愿，即是使温馨与光明承行于世。”
　　他还说：“文化的目标乃是消灭一切阶级，乃是要使世上一切最有价值的思想与知识能够到处畅行无阻，乃是要使一切人们生活于温馨与光明的气氛之中，籍以能不受拘束地将种种思想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去，正如文化自身所做的那样，——换言之，亦即使人们得到思想的滋养之利，而无其束缚之弊。”
　　最高的美是画家无法表现的，因为它是难于直观的。但却是画家可以感受到的。而在现时，我们对文化又是怎样感受的呢？沐浴着我们的现在文化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你能说他就一定有文化吗？
　　文化应该是一种思想，是那超越了偏狭的真理。它是正直和聪明的自在。文化即是我们对于完美的追求。冷漠与轻视或不尊重每个个人和真正文人艺术家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需求当是一个社会没有文化的表征。

首发美国<<侨报>>副刊

如果不能正视“严打”的弊端，从制度上纠正，更多无辜者还会遭遇冤案和不幸。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由“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反映出来。去掉浅浅的皮肤，全世界的人实际上都一样，除了殷红的血就是贪婪的心。腐败全世界都有，但惟独我们党对反腐败最为重视。

      首先我们光荣的党在制度上下力气进行反腐。外国反腐败，最多就是法院检察院出面。但是，如果法院院长腐败了你如何办呢？我们党对此就深有经验，因此专门设置了反贪局。如果反贪局局长腐败如何办？我们党又为此专门设置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把嫌疑犯进行双规，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星级宾馆交代问题。如果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出了问题，我们党还有信访办，发动大家写检举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群众出了问题，那就由公安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论处。另外还有中央专案小组，中央巡视组，如果腐败份子与海外有瓜葛，还有安全局，总之，世界上能像我们党这样下工夫对付腐败份子的恐怕是独此一家。

      差点忘记了“人大”，人大的职能是专门监督政府部门，“人大”网罗了中华民族的几乎所有优秀儿女，从笑星赵本山到歌星、影星、跳水星，射击星，电信局卖电话卡的局长，等等，这些人都是我们“人大”的代表。赵本山的小品常常对政府官员歌功颂德，他与各级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由他去反腐无疑是个最佳选择。

      在制度上，我们要比西方先进不知多少，但我们党并没有满足在这个层次。仅仅从制度上反腐还远远不够，我们党又下力气来治理腐败的社会根源。为了道德风气的好转，无神论党提出了“八耻八荣”，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又往前大大推动了一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以爱国为荣”，孔夫子有这样的道德水平吗？他刚出道不久，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外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甚至还跑到敌对的国家。他甚至煽动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人，说如果国内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话，就不如跑到海外去算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外国人有这样的道德水平吗？没有。就连马克思也说，工人没有祖国。惟有我们党才有能站得如此之高，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所以不要忘记了，爱国就是爱共产党。现在有人以为儒家教育可以来拯救中国的道德，来办什么“孟母堂”，这不分明是在向先进的“八耻八荣”挑战吗？理当除之。

      在八耻八荣的原则指导下，各地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推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有一教育局推出了“教师不许强奸学生”，另一个教育局规定“学生自杀老师不许鼓掌。”还有各地的党委也纷纷推出像“不许异性按摩”，等等规定。

      最近广州所有的新录取的公务员要发誓，日后有机会做高位仆人时决不搞腐败。发誓，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生活了。人们从小就学习发誓，从小到大不知要宣多少次誓，写多少保证书。一群小孩，要对着一面旗子发誓，誓作某某主义的接班人。后来入团时又要发一次誓。你如果想要做到能腐败的官职，你一定要加入无神党不可，否则你连腐败的门都没有，所以又要对着党旗再发一次誓。入了这个党，要常常过组织生活，又是发誓，表态等。例如，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腐败省委书记田凤岐就常常教导部下这样发誓：“这样问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否在审判中实现了公正高效的目标，是否让人民满意，是否做到了拒腐蚀永不沾。”经过党这么几十年的发誓教育，最后将腐败份子才降到了最低数，据统计，才400来人，带了500亿人民币逃到了海外。否则的话，那就不是携带500亿了，很可能是5000亿，所以我们要感谢发誓教育。

      官员养情妇已不是什么新闻，不养才是新闻。可能是写保证书之类的东西写惯了，湖南的副厅级干部，湖南邮电学校校长、五十多岁的曾国华给他的情妇贺某除了写情书，还写了好些保证书，保证书里有一条是：“每周与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有这样的情妇垫底，这个校长大概是不会去强奸学生了。可见，养情妇也是杜绝强奸学生的有效方法之一，让他把精力都耗在一个身子上，看他哪还有余力去犯罪？这叫釜底抽薪。

      最近出笼的反腐斗争新策略之多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之一是各地组织部纷纷组织局级干部的老婆去参观监狱，不许请假，一切费用由组织部出。监狱里蹲了几个贪婪腐败分子，叫他们给夫人们现身说法。这叫杀鸡给夫人看。经过这一番监狱旅游，局长夫人都表态，说次组织部组织的旅游令她们大有收获。同时她们私下又建议，说比她们男人贪得多的更高位置的干部多的是，应该组织他们的老婆都来参观，以扩大效果。

      我觉得组织夫人们参观监狱委实为高招。同时我们又知道，贪官们往往是把钱存到了儿女名下，例如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贪污钱把儿子送到美国去留学。这样的例子太多。因此建议组织部还要组织干部的子女去参观监狱。而且应该警钟长鸣。每隔半年就带夫人们孩子们去一次。

      反腐败还有一个方法正在开展。医生开刀前接受红包，或者开药拿高额回扣已经是常规作业了。这种现象还有个学名：“以药养医”，其实就是“以药肥医（生）”。如果有一个医生胆敢不拿，其他的医生就会怒目相视。成都市医疗系统为开展反腐败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帐户，期待受贿的人员良心发现，把受贿款退回来，就像天津的狗，会把肉包子退回来一样。但是一年了，那个帐户还是空的。医疗系统的领导人生气了，说这受贿都是明摆的事，你敬酒不吃就吃罚酒好了，老子这回要给你们动真格的了。于是掀起了反腐新高潮，在一个医院，领导要求每位工作人员都得向这个“专门帐户”上缴贿赂款，普通医生至少为300元，科室主任至少为500元。

      我觉得这个做法也值得推广深入。官位越高，往“腐败帐户”里存钱就应该越多。到了局级，定它个一万的指标应该不会冤枉人的。

      还一个方法，目前尚未实行，但不断被各级政府官员提出，就是“高薪养廉”。这是一个一了百了的方法。其原理很简单，贪婪产生就是因为收入少。按照共产主义原理，“按需分配”，你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不就断绝了贪官的形成了吗？你有了一切还贪，莫非想撑死不成？让一部分人先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成为了优秀的火车头，再让他们带领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吃什么，目前政府为他们的吃每年花了2000亿买单，他们想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目前政府还只花了4000亿为他们的车买单。中国每年的产值为12万亿，看来给他们吃、行补贴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况且，这6000亿还带动了下游许多产业，餐饮业不算，还带动了如发廊，洗脚城，烧高香，风水等等，这又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高薪养廉”的高要多高才算足够高呢？这要以目前贪污受贿人员的工资为参考。如果贪污官员的工资是500元一月，那么提高它十倍应该就可以养廉了。根据广州最近的一项调查，70名受贿人员中，月薪在5000元左右的为38人，月薪10000元左右的有21人，10000元以上的为11人。这些人显然是觉得他们的月薪太低才去贪的，所以加它十倍，让贪官的月薪达到至少50000元一月，中国的贪官就会大大减少了。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接近1万亿美圆，把这么多钱存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如把这些钱给所有的官员来分了，这比让他们去发誓什么的有效得多。他们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不就把我们也都带进了共产主义？

      反腐败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反的，反腐败是一项精细的艺术。有的人反腐败成了英雄，有的人却可能被当啷入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搞腐败，有个叫郭光允平民百姓与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后九死一生把程维高拉下了马，他成了英雄。但不是每人都这么幸运。山东有个瞎子反腐败，结果不久前被判了四年。至于哪些腐败可以反，哪些不可以反，因为老百姓没有流畅的信息渠道，所以常常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看来事先还是得常常问我们正确的党。

      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中央下多大的力气，腐败份子总是不能杜绝。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最近有报纸在头版头条发了篇振奋人心的消息，美国开始实行遣返那些贪官，还配了张一个贪官被遣返后走下飞机的照片。现在有美国成为我们的统战伙伴，成为反腐败的最后防线，我们就更有信心一定能打赢这场反腐败的正义仗。     

毛泽东最有名的语录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这门清的目的是为了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说的当然是为人民大众，但实际只是为了一党私利，这几十年的执政已经再清楚不过的显明了这一点。但朋友和敌人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容易辨认。除了朋友与敌人这样两个极端的阵营外，应该说更多的是非朋友亦非敌人。且朋友与敌人，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邱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去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战胜利六十年周年，我们一拨人曾邀流沙河先生作了个即席演讲，演讲时并没有题目，但演讲结束后，整理出来发到网上或者被传媒发表，标题均为《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标题不知为谁所加，沙老也未必完全认可，但所讲的其中最主要的意思无疑是这标题所概括了的。这个标题在妖魔化美国为乐趣的国家，似乎是振聋发聩的。其实这与共产党1944年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日对美国的赞美相比要逊色很多，共产党在自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美国民主万岁》。事实上在抗战结束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美国的赞美，恐怕是当时世界非民主阵营的报纸之最，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笑蜀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一书，即可知道。但当国共内战纷起，共产党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至此半个世纪内极尽妖魔化之能势。

沙河老在演讲中既说到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但也说到于我们来讲，日本、苏俄是世界上最坏的两个国家。但中共战后不需日本的陪款，跟着苏俄的意识形态及一系列指示办，以他们为朋友，这就说明党派利益在共产党眼中从来就是高过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和苏俄对近现代中国的分割和侵略，是为最厉害和持久的两个国家，也最贪得无厌。单拿苏俄来说，从清朝到民国再四九年后的政权，他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没有吞占侵蚀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为了提出联俄的策略后，引起许多的争论。当然在列宁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率先免除了一此不平等条约，因此争取了一些人心，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事实上，对于苏俄在近现代中国的作为，一直是有很大争论的，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俄加之于中国的种种伤害，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只不过大陆几十年对自由言论的封锁，让许多读者并不知道实情而已。1925年北京学术界曾发生过一次“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一场持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中有梁启超、徐志摩、丁文江、张奚若等人。

德不孤，必有邻。用中国这句古话来想想我们中国的邻居，真可以明了许多事。无论是朝鲜、越南这样的小国，还是日本、苏俄这样的大国，凡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二战以前，他们都不是什么民主国家。越南、朝鲜现在都还不是，而日本、苏俄现虽是民主国家，但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归于无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周围的国家，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都极其落后的，甚至是反人类的，要与他们周旋，除了实力以外，没有什么公理可言。当然由这些专制国家作我们的邻居，反过来亦可证明中国的灾难深重，以及专制制度之漫长久远，同时正好说明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造就什么好德，所以才有这样的恶邻。西谚云：你要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看看他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了。与此相类，从周围的邻居也是可以大致推出他是什么的人的。孟母三迁也罢，寻求家有芳邻也好，都说明我们对与什么人比邻而居是相当看重的。但可惜的是，国家周围的邻居，你既没法三迁，也没办法选择。所以你只好理性、务实地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能获得周边邻居的认可，让他们与你和平相处。

在不讲究政治文明，只讲丛林法则的情形下，实力悬殊，那么问题就大了。近现代两个对我们的生活包括今天的生活都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无疑是苏俄和日本。而这两个国家侵略中国之烈之巨，也是其它国家远难望其项背的。日本的不友好，是明摆着的，不足以欺惑人。但苏俄就不一样了，一来宣传自己如何友好中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二来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用共产主义理念培植自己的势力，亦即中国共产党，从而让共产党利用舆论，利用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教科书，几十年来灌输民众，说他们的好话，亦步亦趋，使一般民众早已不知苏俄于中国的内情于何物。

1925年10月，北京学术界在北京主要的报纸《北京晨报》、《京报》、《国民新报》上开展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争论——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参与争论的人很多，我们选取张奚若、梁启超、丁文江、徐志摩来作一点说明。赞成苏俄的观点，大家都能想像得出来，大抵与后来共产党对苏俄的宣传并无二致，限于篇幅，我就不征引了。倒是历来为共产党所忌讳的对苏俄的批评，不妨多引一点，以见事实的另一面。陈启修说苏俄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不可能侵略中国，张奚若针对相对地说：“一人或一个国家的敌对绝不止一种，这是稍通人情谙历史的人，都承认的话，用不着特别的解释。帝国主义者，用不着问，固然是我们的敌人，但同时共产主义者也我们的敌人……其为害于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这与张君劢先生后来的名言——你让我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选择，仿佛让我选择自杀还是被枪毙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梁启超先生依旧用他那带电的文字说道：“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哪一天立刻相信你！但是，能吗？”针对苏俄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旧世主的谎言，梁先生又说道：“苏俄一定说：”我并不是侵略你们，不过我觉得我的共产主义好，可怜你们不懂，受罪，我来替你们宣传，革命，救你们！‘……国内伟人们’代人民革命‘，我们老百姓受赐已经受够了。哪里还当得起外国人来’代‘？“（见包尊彭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俄帝之侵略》，正中书局1965版，下引出处同）看了今日动辄代表我们行事，却无时无刻不在侵夺我们利益的官方，你就知道梁任公先生毕竟是有先觉之明。

丁文江先生则秉承了科学家的一贯严谨态度，用数据论证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之不可行，除了是假共产主义推行专制垄断之实。同时，他在列宁宣布所谓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后——九月三日与沙河先生谈及此事，他说这只是宣传而已，根本就未彻底实行——证明苏俄侵略并未停止。沙俄策动了外蒙古的独立，但到1925年，据中俄协定苏俄应该撤兵，但丁文江先生列举出他们表面撤兵，但供给蒙古人军械，派许多军官训炼蒙古兵，干涉中国的内政。在1925年的四个月（4至7月）里苏俄运送各种枪弹、野炮等到内蒙，数量之巨（丁先生列有表，不具），这哪里是什么友善的态度？而徐志摩则在《仇俄与反对共产主义》一文中历数苏俄及共产主义的罪行，他说苏俄是这样的国家，即“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的扰乱或捣毁。”所以在徐志摩看来，到处捣乱尤其在中国捣乱是苏俄继承沙俄以来，一直都有的传统。苏俄对中国的内政是希望其乱而不是希望其治，徐志摩说道：“利乱，因为乱则人心思治，他的共产主义才有风行的机会；不利治，因为治了则这种机会随着减少，虽属中国之祸，终非苏联之利。”经过几十年残酷的现实，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只能说，像徐志摩先生这样有眼光的知识分子，真是凤毛麟角。

苏俄问题，看似个历史问题，这历史却依旧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中国的灾难，有多少是因苏俄的原因而种植下的，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今天，俄罗斯的政体已有所改变，但俄罗斯作为中国强劲的邻居，依旧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考量中，仔细对待。因此要知晓苏俄对中国的危害，乃至今日俄罗斯依旧有可能的威胁，还应从四九年前的当然政府——是否合法另议——国民政府相关的外交文件，及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寻绎出相关的线索。

对于日本的恶，虽然也有官方的遮蔽，但尚透露一些真实出来，使得老百姓对日本的恶——虽然这其间的痛恨有许多为共产党利用的民族主义煽惑的成份——还是多少有所知晓的。由于四九年后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私利之需要，苏俄对中国的伤害被大陆的执政者只字不提。甚至以种种谀词来表扬苏俄对中国的好处，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听听另一种声音——虽然我更倾向于此种声音，但你完全有疑虑之权利——即国民党对苏俄，尤其是蒋廷黻先生在1949年11月25日联合国第四届会第一次委员会发表之声明《苏联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里有完整之阐述（此文录自《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事日程第六十八项》，见包遵彭等主编之《近代中国史论丛：俄帝之侵略》（正中书局1965年12月月版，下引资料同此），完整而详尽地覼述了苏俄之罪恶。关于此点，中国大陆的学者昧于史料之不易得，复以党派之私利作祟，更惧官方之高压，默不作声以至半个世纪，不独乃学界之耻，更是我们民族之痛。苏俄对中国之害，和日本一样惨痛，我们今日之生活，哪里逃得掉苏俄和日本对中国之害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铁幕生活和及身之荼毒，是拜谁之所赐？

蒋廷黻先生固曾系国民党联合国代表——他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纲》令多少史家汗颜——但他以史家负责任的态度，实证的材料，细腻的笔独向我们道出了苏俄渗透中国的居心。文章中大量罗列了苏俄如何扶植中共，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而阻止国民党从海运旅顺和大连港——因为苏俄在此条约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政府——而大量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同时还条分缕析地指出，苏俄在接收东北期间帮助中共训练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同时用武力帮助中共攻占长山八岛。不遵守三个撤兵之议，而是待了近一年之久，待中共军队有效布置后再撤军，而在撤军的同时，带走大量的东北物资。你可以说，这是党派之争，苏俄要帮中共的忙，你管得着吗？苏俄帮不帮中共我们暂且不管，他帮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富强吗？我们小老百姓在他扶持的中共治下，得到了自由幸福的好生活了吗？他只不过想让中共变成他在远东利益的代理罢了。事实证明，他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获的益处之巨大，现在还没有人认真的研究，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

更为恶毒的是，苏俄让受降的日本军队滞留东北，帮助中共训练和作战，利用日本降兵控制中国的局势走向，以便为其中国的利益服务。“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向报界说明：日本前关东军的士兵和护士，估计约有十四万人，或者东北中共军中服务，或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内居住。该局长并称：有六万日本人，系在东北中共军服务，大部分是在辅助单位，有些是在前线运用机械化武器和重炮。他又说：日本以前的空军驾驶员已有三十人自苏联过来训炼中共驾驶员，驾驶以前属于日本关东军的二十到四十驾飞机（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苏俄之奸狡，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说上述参与中国内战，苏俄的目的是寻求它在远东的代理——至少利益的主体尚是中国人组成的中共——以便实现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话，那么对于外蒙之独立，以及对唐努乌梁海的侵占，可谓巧取豪夺。一九二四年苏联与中国签一协定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中国在该地之主权”，但苏俄从来没停止过分裂内蒙的活动——外蒙的所有领域几乎都有苏联的人的掌控——终至一九四六年外蒙独立。如果说外蒙独立尚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外蒙全民公决——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外蒙独立——作为独立的依据的话，那么中国普通老百姓以及一些知识界根本不知晓的唐努乌梁海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被苏俄强占，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

很惭愧，我是三年前才在读史书时知道唐努乌海的事，内心的愤闷难以言表。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西北，亦称唐努土文。一七二七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努乌梁海的人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与蒙古人比较接近，一九四五年外蒙独立时，该地领袖表示愿意加入外蒙，但苏俄压制其亲蒙情绪。一九四八年三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苏维埃，在讨论宪法修正时，通过一项决议，合并唐努乌梁海为该共和国六个自治区之一，完成侵占为苏俄的领土。中国国民政府获知此事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向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苏联对此抗议未作出任何答复。不知此事中共方面有任何反应否？还是一样的要“武装保卫苏联”？——前不久我与大华兄陪注注兄至江油青林口古镇看到一九三三年红军的宣传语言“武装保卫苏联”——恐怕他们一边说国民政府是如何的腐败，不作为，另一方面又说苏联老大哥是如何的对中国友好吧。也许在他们的“中国”版图里是不包括唐努乌梁海的，以他们对老大哥的赤诚，或许他们会效割股疗饥的古法，拿来“孝敬”老大哥也未可知。

悲哉！多灾多难的中国，究竟是谁在爱你？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注释」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文革”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 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 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 8”爱国 者 同 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 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 行 示 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 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 鱼 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 娼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 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 威 游 行。这次反 日风 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 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 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 西 北 大 学 事 件 中，可 以 看 到 一 些 非 常 荒 诞 的 现 象，与1998年 印度尼西亚的 反 华 仇 华 暴 行 一 样，日 商 投资 企业 被砸，无辜的日本 留学生被殴打，留学 生楼和西北 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 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 暴 警察集体保卫西北 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 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 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 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 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 同 政 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 行 示 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 威 游 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 威 游 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 威 游 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 威 游 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 威 游 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 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文革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 出处同上，第532页。

[4] 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http://www.phoenixtv.com：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 出处同上。

[6] 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zztk/zggc/200312310082.asp. [7] 出处同注[4]. [8]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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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法制，就是“用法统治”（rule by law）；所谓法治，就是“由法统治”（rule of law）。这样的一字之差，实在太容易混淆，不过，对二者的混淆，会对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带来理解上的失误，比如说“民主”。

所谓法制，是把法当成统治的工具。有人说，传统中国缺乏法制，我认为这种说法简直不值得一驳。编织法网最后却作茧自缚的商鞅，成为秦帝国法制的范本，而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国历代都不缺乏法制。

法律作为统治的手段，不是唯一的定海神针，所以，秦帝国的统治者辅之以“术”和“势”。秦帝国的大起大落，又让后代的统治认识到，法制不能太过于刚性，于是就有了“外儒内法”，“名为孔孟实为申韩”。

在传统中国的确有“尚简”的法制观念，不过，至少在《大清律例》出现后，传统中国的法律，就其严密性和系统性而言，完全是独立完整且自成一体的法系。

传统中国当然有法制，并且是维持皇权专制的重要手段。当然，在枪杆子和笔杆子足够强硬的时候，也可以“无法无天”，不过这还是少数时候。

法制把法看成工具，法在这里欠缺神圣之维。

专制的法制如此，民主的法制也是如此，欠缺神圣之维，欠缺让人信仰的力量。

民主的法制，在历史上很少见，把法当作实现多数人意愿的统治工具，可能只有在古希腊的雅典，才有典型的表现。

不过这样的民主，希腊最有才智的人，像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不屑。而苏格拉底，则被这样的民主的法制处死。

雅典城邦短晢的辉煌，展示了民主的二重属性。

雅典的民主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防止了专制强权对民众的欺凌，所谓“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这里失效了。民众不再是强权的奴隶，更不是牛马和绵羊。希腊人第一次发现了个性（individual），希腊的灿烂文明，源于健康人格能够成长的社会政治环境。

在希腊，法制是民主的工具和手段，几乎没有能够制约多数人意愿的力量。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和评述来看，雅典成功地避免了专制、独裁和极权的危害，可是多数人的意愿以法制的力量，把社会引到了短视、盲从和对未来欠缺责任感的境地。

雅典民主的缺陷，在同斯巴达的希腊内战中得到了充分暴露。短暂的辉煌后是长期的一蹶不振，希腊哲人对他们民主的法制在当时就作了深刻的反思。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民主的法制，而是美德和正义；斯多噶学派认为，民主的法制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自由存在于对个人欲望的克制中；亚里士多德更认为，法律不是多数人的意愿，服从法律不是奴役，真正的法律才是自由的保障。

对于西方法治的源头，我以为源于希伯莱而不是希腊，虽然希腊有比希伯莱严密完整得多的法律。

希伯莱走出充满奴役的埃及地，不是靠的摩西，而是靠“十诫”，没有上帝亲手所书的“十诫”，就是到了“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也是和埃及地一样充满了奴役的地方。

“十诫”高于尘世一切的政治权力。法律就是国王，这是希伯莱的传统。在中国，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不过皇帝却不存在犯法的事，因为皇帝就是法律。

法律是国王与皇帝是法律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治一定要维护法律的神圣之维。“法律若不被信仰，就形同虚设。”伯尔曼这一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针对法治这一特性说的。

维护法律的神圣，在摩西时代当然是把法律与宗教合二为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彼岸的精神生活和此岸的尘世生活必须分离，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法律的事情当然也是法律管。宗教、政治和法律应该保持独立性，彼此间要保持尽量少的干预。

法治不能靠宗教的力量来保障的时候，就有了“自然法”（natural law），关于自然法这一概念，在西方法治史上各个时期其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

不过自然法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从古罗马的西塞罗那里得到清晰的说明。西塞罗认为，法律不是制定出来的，法律要靠我们的发现。换句话说，法律就如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其真实性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

正如理性是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天城，自然法差不多也在同一时期呵护着法治的神圣。

当产生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的法谚时，法治的神圣性，就依靠法律保障个人权利的有效性和有力性能不能得到体现。

所以，在当代，对于一个法治国家，宁愿丢掉对上帝的信仰，也不会丢掉对法律的信仰。宁愿放跑罪犯也要警察念“米兰达警告”，就如同摩西一定要站在西奈山上念“十诫”。

法治的法律，许多时候并不是多数人的意愿。就拿“米兰达警告”来说，大多数美国人就很不喜欢。

不过，只有把民主置于法制之下，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主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意愿是要把你的房子充公，没有对个人权利作出严格保护的法律，你的房子很可能就会在民主的旗帜下充了公。多数人的意愿决定了公共领域中权力如何运用，不过，这要由法律作出严格的界定，换句话说，没有置于法治之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

伟大的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这的确说出了一个法官，尤其是大法官工作的实质。可是对于什么是“经验”，我想很多人存在着不恰当的误解。

霍姆斯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所说的“经验”：“法律就是魔镜，反映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是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人的生活，每当我想到这一宏伟的主题，我都难以自制。”实际上，霍姆斯为了防止舆论干扰他的“法律眼光”，据说在有重大的审判时，从不看报。

由此，我以为，大法官所要求拥有的“经验”，并不是指与现实社会密切接触获得的感知，而是一种洞察力。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纽带、过去与未来的连结、法律的中心和文化的边缘，都因为有了这种洞察力，大法官们获得了深入其中的精微体认和居高临下的洞若观火。

总之，法治的法律不是迎合民意，而是对民意的引领，伟大的大法官们就是现代的摩西。没有置于法制下的民主，即使有完备的民主机制，也不能走出奴役的埃及地，就算走出了，也只能在荒漠中流浪。

现在可以回答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一问题了，没有置于法治下的民主，希腊人也只能创造短暂的辉煌，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比希腊人更幸运或者更有才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不是普世价值。

现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至于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傀儡，的确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最需要的就是民主机制。没有民主机制，法律即使不变成金钱和权力的替身，也会成为最坏的偶象崇拜。

没有摩西，民众到不了自由之地；没有民主机制，现代摩西成不了先知。从维护法治的角度来说，民主又的确是普世价值。

民主的法制和法治的民主，弄清二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钱先生是无锡人，七房桥和苏州是很近的。钱先生并有前后三次在苏州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他在青少年时期必定也来过苏州，所以到他晚年曾有几次在讲课、著书时提到苏州时，说的是“我的家乡苏州”。

钱先生三次在苏工作是：民国十六年到十九年，在苏州中学任教凡三年；抗战期间民国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在苏州耦园侍奉老母并从事著述和编撰，一年；民国三十七年春至次年春，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兼任当时迁苏的河南大学课务（以在无锡为主，但每月必到苏州一二次），一年。

第一次在苏中时，如果把先生以后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算他的成名作，则那时还未成名，或只是在中小学教育界是一位名教师，在学术界还是比较无名的。虽然无名，但是在这几年里，钱先生教课之余，是不断地从事学术著述的。《国学概论》（二十年出版）《墨子》（二十年出版）《王守成》一书（十九年出版）又《刘向歆父子年谱》十九年在〈燕京学报〉发表，都是在苏中时完成的。另外〈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虽然在民国二十四年才出版，也有许多部分是在苏州这几年内所写。苏州中学有校刊一种。钱先生在这校刊上，除发表游天池山诗几首外，也有学术论文，演讲等发表。

〈游天苏州池山诗稿七首〉原刊〈苏中校刊〉四三、四四期合刊，后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有序说是戊辰冬至偕翔仲游天池宿山中归以诗记之，七题是灵岩道中，村女，弥陀岭（未完），天池，登莲花峰顶，坐峰巅观火车，与山僧夜话。下面录其与山僧夜话一首。

寺僧作饭待，山蔬自栽种。告我身世感，慷慨有余痛。四十丧妻孥，因之断世梦。入山十七年，寺小如陋瓮。诵经发大愿：壮宇架宏栋。誓竭毕生力，牺牲为法供。死当焚吾骨，与米共磨砻。遍喂飞潜走，聊作充饥用。贤哉僧志坚，我愧僧殊众。妻孥哭未已，兄死方馀恸，羁生强笑颜，碌碌何所贡。遂恐心力弱，悲喜成虚哄。愿言志僧语，时时一讽咏。

天池山僧，十几年前妻子儿子都死了，乃到山中出家，十几年来，把一个小庙建得初具规模。并且决心继续努力，死而不已。钱先生时年三十四岁（民国十七年，戊辰），不幸也遇家难，儿殇妻没，兄亦辞世，百日之内，三哭亲人。与山僧夜话，自然感慨系之了（但这诗在校刊刊出，已是民国十九年了，所以全集这七首总题下标的“民国十九年”是发表的时间而不是写作的时间）。“愿言志僧语，时时一讽咏”的应当就是“诵经发大愿：壮宇架宏栋。誓竭毕生力，牺牲为法供”了，不过僧是佛家，先生是儒家，其大愿的具体内容就有所不同了。

由于他的学术研究和写作，钱先生在苏州中学的几年里，已经和学术界的朋友有了来往。蒙文通先生在四川时，就因读到钱先生在无锡三师校刊的文章给钱先生来过信，后来蒙先生到南京，就特到苏州来找钱先生，二人同游灵岩山“俯仰湖天，畅谈今古，在途数日，痛快难言”。蒙先生并对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稿本大为称赞，带回南京，这书中关于墨学部分，就是蒙先生介绍给朋友，首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苏州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先生，在胡适之先生来苏演讲时，特写字条给胡先生，让他到苏州别忘了“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并且胡先生和钱先生因此在苏州中学第一次结识。后来顾颉刚先生来苏，也是陈天一先生介绍结识，并且顾先生看见了〈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就主动提出介绍钱先生去广州中山大学教历史（后来中山大学有电报来聘请，钱先生因故没去继续在苏中任教），还当面约请钱先生为〈燕京学报〉写稿（钱先生应邀投寄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虽然其中观点正与顾先生所持观点不同，顾先生非但刊出了此文，还又向燕京大学推荐了钱先生）。

钱先生在〈苏中校刊〉上发表的论文，〈孔子略史及其学说之地位〉〈惠施历物〉〈述清初诸儒之学风〉〈易经研究〉等等，现在都已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其中〈述清初诸儒之学风〉一文，校刊排印时目录处和正文前的题目不同，一作述清初诸儒之学风，一作述清初诸儒之学，〈全集〉作〈述清初诸儒之学〉，但是据文章内容，应是〈述清初诸儒之学风〉，这一点曾另有一帖写到过）。

钱先生父亲早逝，他和长兄诸弟都是靠义庄恤米生活的。所以上中学时钱先生的大哥就选了速成师范班，以便早日到小学教书以维持家庭生计。民国十七年大哥辞世，留下的妻子儿女，其生活负担就由钱先生承担。少年钱伟长这时正考入苏州中学，他就跟随叔父，就住在叔父的宿舍里上学。是那次顾颉刚先生到苏州中学宿舍里看望钱先生，虽然初次见面，顾先生却对钱先生提了一个建议：还是让伟长侄住到学生宿舍为好。这样伟长先生才搬离了叔父的宿舍。

钱先生妻子儿子都去世了，一个人带着侄子在学校生活。好几位朋友和前辈老人，都为他介绍再婚对象，几次不成之后，钱先生终在民国十八年与苏州小学教师张一贯女士结婚（后来生有四子二女），＜苏州杂志＞某年曾刊钱先生女儿钱易教授追忆其母亲的文章，并附珍贵照片（而无锡市有关部门编写的介绍无锡籍两院院士的书中，介绍钱易院士的一篇，却把张一贯女士误作张二贯）。

顾颉刚先生先向中山大学推荐钱先生，后因苏州中学汪校长挽留，钱先生没有去。过了一年，顾先生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先生。钱先生乃于民国十九年暑后，离开苏州中学，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前后在苏州中学计三年。离开时是三十六岁。

在苏中三年，钱先生学校内外的交游，《师友杂忆》有姓名记载的，有：汪懋祖典存（苏州中学校长），沈颖若、胡达人（苏中同事）方壮猷（时为上海商务编《万有文库》，约请钱先生撰写《王守仁》《墨子》二书），张一麟仲仁（抗战时唱编老子军者），金松岑天鬲羽（《孽海花》之最先起草人，有《天放楼集》行世），陈天一、蒙文通、胡适之、顾颉刚（均已见前），吴梅瞿安（南京中央大学，又在苏州中学兼课）等。还有同游天池的翔仲（也是苏州中学教师）。按照年龄计算，这些前辈先生现在都已不在，而苏中三年的学生，却或许还会有在世的（钱伟长先生现在九十多岁，则当时他的同学应也差不多的）。当年诸位老先生和苏中学生们，或许也会有人留下一些回忆文字等等，如果能找到和《师友杂忆》对照阅读，当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师友杂忆》讲到当时一次学生罢课，钱先生汪校长他们是怎样对待，怎样处理的之类）。

抗日军兴，北京大学迁往后方，和清华等校组成联合大学，钱先生随同学校出发，妻子儿女和老母暂留沦陷区， 民国二十八年，都搬到了苏州。。这时正好钱先生《国史大纲》完稿，需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交稿，又有汤锡予先生回上海接家人来昆明，乃一路同行。临走时又有顾颉刚先生来邀钱先生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共事。钱先生应顾先生约，允到齐鲁，在香港办好交稿事，到了苏州。因为《国史大纲》出版遇到麻烦，未能及时返回。钱先生向顾颉刚先生请假一年，而顾先生同意他在苏州开始工作，编《齐鲁学报》并在上海联系出版事。这样不算请假，仍可照领薪水。钱先生在苏，住在娄门小新桥巷耦园，与家人相聚，同时，编《学报》还写《史记地名考》一书。一年时间，两书都完成，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但是《史记地名考》一书当时没能印出，过了很久，抗战已胜利，钱先生回江南，又去香港，又若干年，才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的版子出了这书，也不署作者之名——此是后话）。有一些钱先生传记和关于苏州耦园的书，都写到钱先生苏州耦园著书的事。但是也有写错了的。如<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华夏出版社，二○○二年修订本，259页。　“补读旧书楼，这里原为沈家子女课读场所。1934 年，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在此侍奉母亲，专心著述，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国史大纲》等著作，自称皆得择地之助。其侄子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曾同住在此。”

钱先生著《国史大纲》，不是在苏州，而是在宜良山寺中。那儿的寺虽然已废，但近有游人回来说，见有一块石碑，标明钱穆先生著述处（大意，非原文）。书成后，才携书稿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并回苏州卜居耦园的。而其时间，则在抗日战争苏州沦陷时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不是1934年。《史记地名考》是在补读旧书楼写成的。同时，钱先生还主编《齐鲁学报》，在这上面写了不少文章的。

（又。钱伟长先生在钱先生耦园著书那一段时间，并不在苏州，是抗战胜利后才回国了苏州小住的。　）

《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刊词》，钱先生在苏州写成的，今已收入钱先生全集中（《文化与教育》）。略摘几句：“夫学问探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姑就本国近世事言之，则有如满清之入关，又如洪杨之崛起，其所加于国家社会之破坏皆甚大，而学术不为中歇，乃其间亦有辨。

…………

兹值国步之艰，虽未若晚明，而创痛之深，亦已过于洪杨。窃闻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大厦非一木所支，全裘乃众腋所成。作始虽简，将毕也钜。将伯之呼，嘤鸣之求，岂得已哉！“

在这期学报里，钱先生也写了好几篇学术短文，札记体的文字。如《古今南北产铁量》《汉初侯邑分布》《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说邢〉〉〈说滇与昆明〉等等（均可在全集中查到）。

除了写作，钱先生在苏州耦园，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英语的任务。是汤锡予先生在苏州时帮他选定的三本英文书。其一是<海外轩渠录>，有英文原文和汉译对照和注释（<师友杂忆>中称这书为 “大人国与小人国”，是另一种意译的书名了），另一是美国两学者所著世界史，是一本真正的英文书，没有中文注释和汉译。还有一本书钱先生没说是什么书，只说了前二种都读完了（余英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到香港，投考新亚书院时，见钱先生能判读他的英语试卷，大为惊奇）。

钱穆先生字宾四，而这一年在苏州，却用了另一个名字，叫钱梁隐（不知道是他用过的笔名还是为掩人耳目而起的化名），平日也闭门不出，只为《国史大纲》事要到上海联系，还有请吕思勉先生校阅等才出去。 “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这 “楼上”，就是耦园东半部的补读旧书楼（陈勇先生<钱穆传>说<史记地名考>一书。是在听橹楼上写的，有误。园中补读旧书楼和听橹楼，一在东北，一在东南，遥遥相望，不是一楼二名，不能混为一谈。

民国三十七年春至次年春，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兼任当时迁苏的河南大学课务（以在无锡为主，但每月必到苏州一二次）。河南大学因战争而南迁，在苏州落脚。其校部设在人民路怡园（人民路是现在的路名，当时称中正路或护龙街），而各院系则分散在苏州一些园林中。钱先生上课的地方是沧浪亭附近（我去看过，没能确认其具体地点，这是听当时河南大学学生说的——当时河南大学学生，后来在苏州的很多，有谁知道这地方的请指教）。前后授课的时间不会很长，《师友杂忆》中也没说到这一段（只说了无锡江南大学的事）。但说到了在苏州结识城防司令孙鼎宸的事。是孙司令来苏任职，就到钱先生家（苏州耦园）相访。自述是青年军出身，在军中常读史书，对吕思勉先生所著，玩诵尤勤。对钱先生书，亦有研究，并且有问题当面请教。来访不止一次。后来钱先生只身南下，曾以家事相托，请他随时照顾。但是不久后孙先生离开军队，也举家迁港。并到新亚书院听学术讲座。后来新亚研究所成立。孙先生亦参加学习研究。最后写成《中国兵制史》一书在台湾出版，钱先生为之写序，并称是新亚研究生正式出书之第一部（孙先生之时，《苏州杂志》也有文字介绍过）。

约在民国三十六或三十五年，苏州中学曾请钱先生来校作一次演讲。当时三元坊苏中校门内教室楼前，有一门，上有门额，题“智德之门”四字。钱先生演讲即从这四字谈起，大概是讲的为学与做人的内容吧。时有钱先生长子钱先生拙，在苏州中学读书，曾将这演讲记下来，在当时的校刊发表。但是这校刊现在不知能不能找到了（记忆中这只是一种油印的本子，所以印数也不可能很多的）。

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九十一年出版了一本《百年家族——钱穆》，是一位大陆学者写的。书中有“苏州中学两叔侄难忘吴中风情”一章。有十五页之多讲这苏中的三年。读下来好像是文艺作品似的。例如“他的房里，满架线装书，还散置书桌床头。生活用品和学生一样，只有脸盆、毛巾、漱口杯、茶杯、牙刷和一袋蝴蝶牌牙粉而已。到苏州中学教书的时候，钱穆的讲课才华已经表露无遗。那时侯，他穿着一身布大褂，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偏分，面露笑容，口才很好。讲解古文旁征博引，巧譬善导。虽然他讲的国语带着吴音腔，但吐音明白，娓娓动听。有时还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除了讲授国文，他还讲授学术文／。所谓学术文，其实就是选读从古到今每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类文章，例如讲先秦时代的学术文，他就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不但讲文章的结构，还讲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并指导学生做笔记。”

这书里也讲到钱先生游天池山《与山僧夜话》的诗，引用了全诗和另一首《灵岩道中》，又加了大段描写，但是，把钱先生和蒙文通先生游灵岩与和翔仲先生游天池两件事当成一件事，说成钱先生蒙先生二人住山中与山僧夜话了。是这书的一失。

这书在大陆也有出版，是河北一个出版社出动。

河南人民出版社有一本《大师的风度与风骨》，书中讲了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李叔同、闻一多、朱自清、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吴晗、郭沫若、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诸先生。讲钱穆先生的部分，开头就说：“一九二九年某一天，古史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在苏州中学一位中学教师的书桌上发现一部书稿，他带回读罢大加赞赏，对此人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这位中学教师就是后来成为史学巨擘的钱穆。”以后又说“钱穆在燕京、北大这八年间，出版过〈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而在讲到顾颉刚先生的部分，则有“钱穆的学术观点与顾相左，其〈先秦诸子系年〉直接与古史辨派针锋相对，但顾颉刚仍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刊出此文”。这两件事本文前面都有讲到，对比下来，可知这里后面一段的“其〈先秦诸子系年〉”应是“其〈刘向歆父子年谱〉”才能与“顾颉刚仍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刊出此文”相匹配（而且〈先秦诸子系年〉也不是一篇文章，也没在〈燕京学报〉发表过）。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在〈燕京学报〉刊发，其实还在钱先生到燕京大学之前。《大师的风度与风骨》在这里有点小错了。一本书讲了二十一位前辈的事，同时要参考许多书，出点小错或也是难免的了。

关于这〈刘向歆父子年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钱穆评传〉有一段论及，录此备考。“〈向歆年谱〉一文，是对多年笼罩中国经学研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钱穆举证详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学伪经考〉关于刘歆伪造经书一说不可通之点有二十八处。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曲解一目了然。字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

钱穆先生逝世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有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先生纪念文，其中附有钱先生给他的书信四通。内有二件是钱先生在苏州所写。其一如下：“埏弟如面：七月初一别，转瞬将及三月。前接弟书，欣悉近况。仆此次归里，本拟两月即出，奈家慈年高，自经变乱，体气益衰。舍间除内子小儿一小部分在北平外，尚有妇弱十余口，两年来避居乡间，一一须老人照顾，更为亏损。仆积年在平家慈以多病不克迎养，常自疚心。前年自平径自南奔，亦未能一过故里。此次得拜膝下，既瞻老人之颜色，复虑四围之环境，实有使仆不能恝然遽去之苦。顷已向校恳假一年，暂拟奉亲杜门，不再来滇。弟志力精卓，将来大可远到。去年仆往来宜良、昆明间常恨少暇未能时相见面，方期此次来滇，可以稍多接谈之机会，而事与愿违，谅弟亦深引为怅也。惟师友夹辅虽为学者要事，要之有志者自能寻向上去，望弟好自努力，益励勿懈！

……

此询近祉　梁隐手启八月廿六晨来信或寄上海爱麦虞限路一六二号吕诚之先生转或寄苏州海红小学转，均书钱梁隐收可也。“

这信告诉我们钱先生本拟二月即回，后来从苏州又告假获准一年。

第二信： “埏弟如面：接诵来书岂胜惋怅！自顾德薄，于弟等无可裨补。然而洋志者相丛讲贯，不有利于人，亦有利于己。此次杜门，遂成索居，不仅使弟等失望，即穆亦同此孤寂。惟有志者能自树立为贵，虽此隔绝，精神自相流贯，甚望弟之好自磨砺也！张荫麟先生年来专治宋史，弟论文经其指导，殊佳！再此无书，抑短札不足剖竭，不能有所匡率矣。旧时经沪曾摄一小影，大可为此行纪念，即以一帧相赠。嫌太小，可夹爱读书中，悬壁则不称也。率此顺祝近祺 小兄穆手启一月八日这信仍是从苏州发出。二信和另外回后方后写的二信，同见纪念文集，并都已收入钱先生全集。 李埏先生说，钱先生给他的信，应有十多通，但经过”文革“，只有偶然夹在书里的四通幸存了。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讲演

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译

1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现在，我在北京对年轻的中国人——也就是你们——发表讲话，可在内心里，却好像同时面对东京那些年轻的日本人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尤其在现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这种愿望从不曾如此强烈过。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要深深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的所有人。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视着我的各位同学。

2

在你们这些非常年轻的同学现在这个年龄上，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二十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因此，当前不久我的中国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

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间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还记得孔乙己的发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译文本目录上的汉字标题旁用日语片假名标示的读法。这叫作注音读法，是日本人为学习难读汉字的读音法而创造出来的方法。我就是依据这种注音读法来发音的。不过，在我最初阅读的那本书上，标示的是“クンイチ”这个读音，我便这样记了下来。然而，准确说来，是什么时候读的这书呢？

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对此进行一番调查，于是，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第一版版本，然后，我怀着亲近感着迷地阅读了《孔乙己》。在这里，由于我希望年轻的日本人能阅读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这个译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筑摩书房出版、由竹内好翻译的《鲁迅文集》第一卷）。刚开始阅读不久，就读到了“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一行，于是，记忆便像泉水一般从此处涌流而出。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里的鲁镇。

说了这番话语后，叙述者便开始了自己的回忆。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确实从内心底里这样想道：

“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岁的时候，阅读了《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中这两个短小的作品，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而从母亲手里得到这个小开本书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人，可她的一个从孩童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却前往东京的学校里学习，母亲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此人还是女大学生那阵子，对刚刚被介绍到日本来的中国文学比较关注，并对母亲说起这些情况。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亲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那位朋友便将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赠送给她，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日中战争就此开始。那一年的12月，占领了南京的日本军队制造了大屠杀事件。这时，即便在日本农村的小村子里，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于是，我母亲便将包括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在内的、她那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战败了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制定了新宪法。就连我们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新宪法中有个不进行战争、不维持军备的第九条。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义原则下得到改革，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作为第一届一年级新生升入这座中学，于是，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我还曾被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喜欢《孔乙己》？最近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发现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结尾处的文章，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随后便第一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生活。

我还是要引用竹内好翻译的结尾处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

那么，十二岁的我深刻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了吗？在这里，我要模仿鲁迅的口吻，认为无所谓已经理解，无所谓没有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十二岁的我从内心里珍视这句话，认为写出这种话语的鲁迅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后，分别于十五岁和十八岁的时候，我又借助新的译本重新阅读了这段话语，就这样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在稿纸上引用这段话语的同时，我觉察到，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而且我意识到，自己从内心里相信现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鲁迅所说话语的意蕴……

刚才我说过，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个人的话题，请大家允许我说说那些经历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我的长子出生时，他的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术，今后也许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最终成为植物状态。主治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动摇。然而，我的妻子却要求医生立即准备手术。

手术前，我们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光（那是祝愿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手术后，他的眼睛果然能够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可是，他在智力发育上的迟缓也随之显现出来了。直到五岁的时候，还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对电视机里传出的野鸟叫声表现出了兴趣，我便把灌装了野鸟叫声的唱片转录到录音带上，循环往复，整日里在我们家中播放。首先传出的是野鸟的叫声，片刻之后，便是女播音员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录音的顺序。鸟的叫声，鸽子；鸟的叫声，黄莺；鸟的叫声，白脸山雀……这个录音带听了一年之后，我把光带到夏日里避暑用的山间小屋去，当时将他扛在脖颈上漫步在林子里。在林子对面的水塘边，水鸡叫了起来。片刻间，骑坐在我脖颈上的光突然说道：“这是、水鸡。”这就是光使用语言的开始。

以这个野鸟叫声录音带为契机，让光进行语言训练的会话，就在光与我和妻子之间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以钢琴为媒介，训练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称和调子的特性。从在那片林子里第一次说出人类语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后，光能够创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将这些曲子汇集起来的CD发行后，竟拥有了为数众多的听众。虽然光现在只能说出三岁儿童的语言，可他一直持续着具有丰富内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术结束后，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装上用以保护头盖骨缺损部位的塑料板。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光终于回到家里，开始了与我们共生的日子。当时，妻子什么也没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这是决心接受智障的儿子，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与光共生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就光的症状而言，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认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己决心接受这个孩子，并为之积蓄力量。

当光通过野鸟录音带的训练而发出人类语言的时候，我觉察到一条希望之路开启了，随着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条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经历，逐渐理解了鲁迅的话语。而且，我现在同样坚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鲁迅话语的真实意蕴。

4

刚才我已经说了，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接下去我想说的是，对于自己也很重要的、与希望并在的另一个话语——未来，以及有关未来这个话语存活在我的身体内部的定义是如何来到的。

不过在此之前，也就是现在，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下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未来这个话语，并决定在大家面前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没有与国家权利有关联的任何力量，也没有实际驱动政府组织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从事将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积极联系起来的工作。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我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说的内容，现在在北京面对着你们、回国后在东京将要面对那里的年轻人进行述说的内容，并为此而做了相应准备。在今天讲话的结尾处，我还会回到那个问题上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说来，就是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我想就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轻的时候从法国一位大诗人、评论家那里学来、并一直认为是正确的。

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表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然而，尽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将结束，作为最后一场演出，他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于是，他做了这么一番发言：在海外诸国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和韩国吧），有些人说是“考虑一下历史吧”。国内那些批判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考虑一下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吧”。可是，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指向是未来。较之于过去和现在，自己是以未来作为目标的，是以与那些国家在未来共同构建积极而良好的关系为指向的。这就是小泉首相围绕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这个现在时的行动所作的发言。

我们日本知识分子也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来自海外的批判。现在，不但政府那些领导人的声音，因特网上很多人的声音也直接传了过来。他们把日本在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代针对亚洲的侵略作为具体问题，批判日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岂止不进行反省和谢罪，还采取了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行动。

在那种时候，自己竭力忘却过去，在现实中又不负责任，在说到那些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时，怎么可能构想出未来？日本周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信任这位口称“那是自己的未来指向”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呢？！

对于如此作为的小泉首相的未来指向，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这种未来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的未来。

5

接下去，我要说说十九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生涯的、有关定义未来的那些话语。

这是在法国引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中学生们进行讲演时说过的一段话（由于偶然的一致，这也是母亲生了我以后难以恢复的那一年，还是母亲从朋友那里得到当年刚刚出版的《鲁迅选集》那一年。而鲁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我曾将这段话语翻译过来并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之中（那是我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叫作《两百年的孩子》），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这段话语。瓦莱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译为工作的这个法语单词，在瓦莱里的法语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们之中学习法语的同学知道，在古老的文章里也可以将其翻译为职能这个单词），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现在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如果确实具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种意义呢？我在这样询问自己（这也是瓦莱里询问作为自己晚辈的那些年轻的法国人、法国的青年和少年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面对他们而进行的讲演）。然后，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作为已然如此上了年岁的老人，他本人当然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了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不还是没有积极意义、不能为生成新因素而发挥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

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比现在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6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出现了哪些具体而直接的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我是一个已然七十一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不远之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7

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二〇〇六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