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读焦国标《遥望上古贤人》有感——利益选择的虚饰

对焦国标的文章,我是能见必读,甚至买了一本盗版的《敲打中国》以做收藏。应当说,老焦可能并不知有盗版,并且有人盗版未尝不是件好事。其一者,帮一批穷人找到收入--从穷困的乡村跑到北京城贩假书总还算个活法儿,或者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与下岗工人用此谋生也当在同情之列;其二者,扩大思想传播,让更多的非知识分子人士接触到自由思想,云云。

近读《新世纪》转《苹果日报》的老焦文章,我也有附会之意,但这次却有“好为人师”之嫌了。

首先说,上古许由之类的贤人避而不登“总统”或“主席”大位,确乎有之,但作为一个体系模型,它被高度神化了,成了儒家胡说八道的资本。

从一般逻辑意义上讲,儒家也是一群盗版者,强行将许由模式套给了唐尧虞舜。既便尧舜有禅让之德,到夏禹那儿,链条就突然崩断,他不想外传,转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大后,刘协被曹丕逼着演禅让的政治闹剧时,恍然大悟,不无自嘲地在祭台下说:“噢,原来尧禅舜继就是这么回事呀!”

所以说,林彪先生是聪明的,他知道毛某人没了可接位的儿子,才假惺惺地声言要传位于他,但他从来就不相信这是真的。尽管身死异国,也算得上个为真理而殉道的人了。

其次呢,许由时代确实比(既便有之的)唐尧虞舜时代穷多了即经济发展速度极其低下,甚至屡有负增长,以至于婴幼儿的成活率很低,所以帝王们都把人口滋繁视为伟大的治绩——毛某人也概莫能外。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其低下甚至屡有负增长的年代里当个为人民服务的“总统”或“主席”,享受不到什么更多的实际利益,兼之哪个时代互相监督极其方便——包括帝王在内没有城市居住条件,藏私货也很不方便。(夏始城市居住条件,到了周才有明确的君子在国即城市、小人即农民在野的准确感念)。

对于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凶恶得令人讨厌大法家韩非说了不少实话,其中一条真理就是说:上古天子生活状况很辛苦,还比不上当今(他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看门的人,更比不上当今县令。其原文曰:“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门监之养而离虏臣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薄厚之实异也。”

如果在利益观下来看古之贤人,结果少了几分崇拜,反多了几分尊敬--作更理性的选择,不当受罪的天子。因此,再以大后,真实的刘禅之降,也是一种自由的解脱,“乐不思蜀”实在也是一种恰当的利益计算:相父活着时,自己没实权,十七年间,只当了个“石头图章”--偏他诸葛亮还玩什么花活如“自降”三级之类,他自降一百级也是个比皇帝权力大的实权人物呀!

“古作今时今亦古”,此乃先贤之言。你见过以平民之身控制一国之政、一国之军的吗?剩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给稍微明智点的流氓叩头的时代,如果他抢了你一千块钱,突然良心发现,又返还你三百,你得感谢:“好位狭义大爷,真是可怜我穷文人了!”

当然,如果我们也应学会利益计算的方法,就是努力把“尚可改造”的流氓的后代改造成彬彬有礼的君子。

当然,整个中国社会当今的道德努力也是以“改造流氓”为主的,且主要改造政治流氓,告诉这些土流氓,中国秦始皇“传诸万世”是病态呓语,在“县令利益计算”之外还有道德计算。否则,在人家登月之时你还狂喊万岁的不要脸的政治闹剧还会发生,乃至于现代的阿房宫还会如两千多年前那样让一帮“穷凶恶极”的民工给烧了。凡此等等。

令人幸喜的是,土流氓出身的政治流氓已有好的变化,比方说,老焦大放厥词之后仅仅给开革出去,还不至于掐监入狱。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政治流氓往好处变时,倒是文化流氓大行其道,他们冒充卫道士或思想大家,一会儿对“庸俗娱乐”不满,一会儿说“自由主义会颠覆我国家”,云云。与这类的“东西”论战实在没有意义,当他们一力挥舞着“伟大的”右手演讲时,其左手并没在讲台上,而是插进裤口袋--去按住他们已经勃起的阴茎(意欲强奸思想的阴茎),以免在公众面前出丑。

所以,每当他们狂呼乱叫时,我们就一力地向其发问:“请将身体正面冲我,并伸出你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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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4日

新世纪新闻网

焦国标:遥望上古贤人隐士

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何许人也?上古著名的贤人隐士是也。帝尧欲让位与许由,许由不接受,逃至□水北岸的箕山下,耕田为生。帝尧不死心,再召其为九州之长。这次许由听了召命后,二话不说跑到□水边,去洗被听脏了的耳朵。

商汤灭夏后,汤王想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比许由更「狠」,索性投河死了。

商代有小国孤竹,国君有二子,长子伯夷,次子叔齐。孤竹君爱次子,立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不接受。叔齐不愿继承本是哥哥的君位,逃到周国。伯夷不愿违背父亲的遗命,也逃到周国。武王伐纣灭商后,兄弟俩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野豌豆)而食,后来饿死在那里。

伯夷叔齐死后三千年,我自开封大学毕业去洛阳工作,第一次不期而遇首阳山,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三千年后的首阳山是荒秃的,基本看不见野豌豆,难怪伯夷叔齐这双好兄弟饿死在这里。

接班人消息断绝

前阵子海内外盛传团派势力扩张,胡锦涛主席寄望于团派人马的消息。可是十七大愈来愈近,而关于胡主席接班人的传闻却愈来愈少,特别是近几个月,这方面的消息几乎完全断绝。外国驻京记者似乎比中国人还吁急,屡屡相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意味吁甚么。我答曰:「俺没有高层朋友,实不知此等事体。」但是我相信胡主席和中央核心集体正面临一系列艰难的、与未来中国命运攸关的抉择。第一,胡之后还要不要指定接班人?连越南都已经实现党总书记、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三巨头的差额选举,大门大户的中国如果继续采用指定接班人模式更替国家领导人,实乃国之耻民之羞。二,如果继续指定接班人,由谁来指定?胡主席的个人意志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自由?传统的势力体系会不会掣肘?三,如果掣肘,胡该怎样努力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意志?他该指定谁?或谁有可能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中被指定?四,如果不再指定接班人,未来新一届领导人怎样产生?诸如此类,都可能是紧张得要爆炸的问题,因而都可能导致各方人士不敢透露一丝口风,于是出现了目前这种令人窒息的消息断绝局面。

付身家性命代价

约一个月前,中国国情谘询网站被勒令关闭,直接原因是它搞了一次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差额选举的民意调查。许多人认为,这意味吁胡欲分毫不差地沿袭指定接班人的传统旧制。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只意味吁在接班人产生方式问题上,高层的紧绷程度和严肃程度。胡不会不明白指定接班人要付出的个人代价和民族代价。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他个人和整个国家承受的代价固无论矣;便是邓小平,在指定接班人问题失分亦甚多。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是邓小平的负面记录,六四则大大折扣了邓小平的身后评价。应当说,接班人的产生方式让中共老一代,如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贺龙等,都不同程度地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邓小平虽然得以苟存性命,可是两个儿子全毁掉了。邓家的几个闺女倒挺好,一门数部长。

被指定者的准备

假如邓小平八九时期能适应时代大潮,开放党禁报禁推进民主,当然也不再指定接班人,邓家的福禄决不比现在少,其历史地位甚至有望迈越民主之父孙中山先生,不比现在光彩一百万倍吗?最起码,邓的小儿子不至于被官倒腐败毁掉。看看现在台湾蒋氏苗裔,照样为官做宰,哪像邓家一门老小人人自危,好像随时可能被人清算似的。话说过来,胡主席虽是个明白人,可是苦于某种程度受传统势力威胁,不能由吁性子终止指定接班人的旧制,那就让我们提醒那些可能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人有个准备。一旦你不幸被指定,为个人和家国计,还是学学许由、务光、伯夷、叔齐。设想一下,如果万一我被指定为胡主席的接班人,我虽然没有务光投水那么大的志气,但是像许由那样跑到京密引水渠洗洗耳朵倒是做得到的。

首发苹果日报

身份转型理论之四:流氓时代的零度身份

流氓时代的零度身份
 
国家与流氓的循环再生机制
 
上述三种语境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氓。广义的流氓首先就是丧失(抛弃)了身份的人,或者说,是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生活状态,而狭义的流氓则是身份和道德同时丧失的人。他们的存在引发了皇帝、国家官僚和正统知识分子的惊骇。他们组建的流氓社会及其民间文本,使之成为一半中国历史的营造者;他们同时也推动了幽灵政治的运转。流氓社会庞大而又透明,隐匿在史官的国家叙事的背后,成为主流政治的一个阴郁背景。
 
基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流氓出身,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洞悉流氓颠覆力量的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后,立即实施土地的平均分配政策,同时,展开了消灭地主豪强的运动,江南的大地主被迁徙和杀戮殆尽。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酷和最全面实施土地改革与平均地权的专制社会主义政治家,他要藉此全力阻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
 
朱元璋承袭宗族(里老)身份网络制度,组建老人宣讲团,强迫民众背诵《大诰》(该经验以后在“文革”期间再度大放异彩),由此展开大规模洗脑运动,严密监视农民的日常精神生活;他还颁布法令,禁止农民的游走,甚至规定不准离开居住地50公里以上,主要道路均设立哨卡,旅行者必须持有当地政府官员开具的通行证,违者将被处以80记杖刑;而未获官方批文擅自出海旅行者,回国后则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死罪。
 
这种极端的里甲制度以及对流氓社会的恐惧性反应,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它不仅从反面验证了流氓的历史营造力,而且也从反面加速了流氓化的历史进程。但这种营造是相当古怪的,它最终总是构成一个流氓和皇帝的循环生成模式,并且间歇性地摧毁着国家主义建构的文化成果,令其不断归位到零点。这种反抗和颠覆破坏了文明的堆积模式,令中国历史呈现出呆滞僵硬的总体性面貌。
 
人与土地和国家分离的后果:幽灵人口
 
幽灵人口就是所有没有在户籍中注册、脱离政府掌控的那部分人口,它是判定流氓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标记。幽灵人口与果戈理《死魂灵》所叙事的模式正好相反:它不是大批死者继续在官方名册上活着,而是大批生者从未在名册上出现过。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幽灵人口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幽灵人口的存在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在明朝初年的严酷管制下,仍然有三百万人口被隐匿未报,这个数字此后一直在急剧飚升,在清代末年上形成高潮。由于1970年代末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农民普遍采用了非法超生、偷生的策略,再度导致大量“幽灵人口”出现(1980年代开始还要加上那些“二奶”所生的后代)。
 
官方的人口普查避过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国家官员总是沉浸在他们的计划生育功绩之中,完全无视幽灵人口的庞大存在。他们是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一代,自1971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经过长达三十年的孕育和滋养,有人估计其数量曾经达到2500万以上,相当于中国合法人口(12.6亿)的5%,他们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默许下继续与家人一起生活劳作,或者依靠假身份证在城市获得“新生”,或者永远保持着“盲流”的姿态,成为流氓社会的幽灵主体(按,由于地方官吏普遍使用“罚款”方式来批准超生,使其合法化,导致“黑民”得以大规模洗白,从而令上述数据迅速成为“历史”)。
 
自从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幽灵人口的第一代人目前已经进入婚恋和生育年代。他们的后代有的也是幽灵人口,从而进入了幽灵人口自我繁殖的阶段。幽灵们结婚、生殖、繁育、新一代幽灵像滚雪球一样汇入幽灵军团。他们在幽灵化的语境中茁壮成长,成了流氓社会的秘密基石。他们的命运,超越了官方的统计年表和户籍簿册的脆弱边界。
 
大数量的幽灵人口的存在,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就是在国家主义社会内部,制造了一个全新的流氓社会;而幽灵人口的隐形政治学,也开始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产生微妙影响:户籍制度遭到批评,并在许多地区名存实亡;身份证制度也面临学术界挑战,变得疑窦丛生。社会的流动性正在深刻摇撼旧的体制,集权管理概念面临严峻挑战。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以流氓主义为内核的文化体制,正在悄然发育,并且注定要对中国未来做出自己的判决。
 
人与自我分离的后果:终极身份的缺失
 
身份是一个有序的等级构架,按照我的价值理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身份也可以分为基础身份(土地拥有者)、中间身份(国家的有籍之民)和终极身份(宗教信徒)三个不同级位。其中终极身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主义的中间价值意义上的身份丧失之后,犹太民族获得了一个有力的终极身份――“神的选民”,正是这身份令犹太人逃脱了沦为精神流氓的境地。
 
同样,在俄国知识份子的精神道路上,东正教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道德忏悔改善了流亡者的心灵结构,令其变得纯洁宁静起来。“神的选民”身份有助于抵抗流氓主义的腐蚀,这是犹太人没有成为一群世界性流氓的关键。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来自印度北部的吉普赛人(又称“茨冈人”或“波希米亚人”),在没有宗教的语境中,他们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流氓民族,拥有1200万人口,却只能以大篷车为家园,靠卖艺、贩马、补锅、占卜、偷窃和欺诈维生。他们的苦难,冻结在一个永久的卑微命运之中。
 
身份真空和多元化判定
 
身份的瓦解导致了一个身份真空、也即“零度身份”的状态,这就是旧身份瓦解和新身份尚未获得的那个阶段。所有既定的身份都被归零了,主体赤裸裸地站在尘世,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他者可以加以确认的标志,大多数流氓正是在这个无所依赖的极端状态中成了一个“无赖”。
 
但身份真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相对真空”。我们看到,当刘少奇被剥夺了国家主席职务并被关押在开封监狱时,他的权力身份出现了真空,但他还有一个“中国第一号走资派”的身份,但刘断然拒绝了这个身份。尽管如此,这种无法被主体接受的身份仍将依附在主体身上,成为他者对其进行辨认的隐在标识。由于这种强制性身份的存在,身份的真空便只能是相对的。主体痛苦地掉过头去,不愿看到那个黑暗的实在。但它依然在着,充满了敌对的、非人化的、卑鄙的气息,并构成了对主体最严厉的挑衅和伤害。
 
在历史上,集权国家主义的监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囚徒,他们身穿号衣,在黑暗的牢笼里辗转反侧。对于其他囚犯来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编码数字,对于警察和监狱当局来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罪犯,而对于社会来说,他们的面目变得暧昧不清起来:大部分民众习惯于服从统治者的界定,把他们当作罪犯,但依然有少数人保持着对这些罪犯的敬意。在他们看来,因政治遭到迫害的“罪犯”正是反叛英雄的别名。这种身份的多元化判定,就是身份话语的重要属性。(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本文题图:熊宇《没有窗子的墙》

身份转型理论之三: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

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
 
尽管辨认系统的运作已经成为国家主义的日常功课,但身份秩序的瓦解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间歇性的瓦解像噩梦一样,紧紧追随着农业专制社会,并且每一次都释放出大批新生的流氓,改变了专制社会的僵硬面容。小说《忠义水浒传》的开头是一个出色的隐喻,暗示着这种周期性的“噩耗”:一个被称为“洪太尉”愚蠢的高级官员,出于好奇揭开地狱的封条,结果放出了一群被禁锢的魔鬼,他们投胎转世之后,成为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为宋王朝带来一场纠缠不休的噩梦。
 
这个被高度戏剧化的寓言,试图解释流氓诞生的内在机制。其中“封条”被撕破的隐喻是耐人寻味的,它暗示着用以约束和节制的某种戒律遭到了破坏,而流氓则据此获得反叛的契机。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也有类似的描述。唐僧揭开如五行山上的戒帖,释放了造反者齐天大圣。所幸的是后者没有成为唐王朝的灾星,而是充当了新秩序的皈依者。
 
人与土地的分离
 
身份的瓦解其实就是人的权利关系的崩溃,或者被某些学者称之为“脱序”。基于人口激增、灾变(人灾和天灾)、迁徙等原因,人被迫与他的土地发生了分离。其中那种被费正清称之为“内向型爆炸”的人口扩张16是最致命的,它意味着赖以为生的粮食来源的减少、争夺和丧失。破产的农民被迫离乡出走,开始了寻找新身份的苦难长征,以期获得新的土地和其他的生命资源。这种流走就是自我的流氓化进程。他们在承受了剧烈的颠覆之后,也转而成为颠覆者,并且还是制造流氓麦子的最广阔的田野。在传统中国,人与国家结合得越紧密,占有的土地就越多。在大多数情形下,经济权力就是政治与文化权力的最终指向。
 
我们已经看到,“民工现象”是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运动的一种当代表达。上亿过剩的农村人口主动放弃农耕方式“盲流”到大都市,成为都市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劳力。这无疑是对农业社会最严重的威胁。但传统的家庭理念在其间起了奇妙的护卫作用:民工把赚来的工资寄回家乡,以维系低成本的乡村家庭生计。这种由都市向农村的资产回流,支持了土地家园的基本存在。
 
毫无疑问,由于传统家庭的坚固纽带,大多数“民工”并未彻底背叛土地,而是在家庭(妻儿或父母)的纽带下保持了对土地的间接性触摸(春节触摸)。这触摸传导出经久不息的土地眷爱,民工藉此保存了他们隐藏在土地里的“根系”。这就是中国当代农村未因男性劳力的大规模出走而全面破产的原因。
 
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把土地交由妻子打理,或者转租他人,甚至任其荒废。而另一方面,因政府过度征地丧失土地的人口,在21世纪初也已经达到六千万以上,而流动人口则达到一亿四千万,加上大量“幽灵人口”,除去相交的部分,其总数至少应在两亿以上。与弃地而去的农民相比,他们是更为彻底的丧地者,被土地母亲所遗弃,成为四处漫走的游民,辗转在背叛了他们的土地上。
 
人与土地的这种肉身性剥离,就是中国农民的永久宿命。但在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分离也曾经大肆盛行。我们看到,徐霞客式的游者,保持着对“山水”的酷爱,却拒绝受到一个三度空间的羁绊。他们的信念在一个游动的四度空间(有时间维度的空间)里才能得到伸展。这就是由庄周奠基并由葛洪发展的道家精神,它最终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知性游民的存在,改变了流氓社会的人群成分,令其越出沉重的肉身痛苦层面,散发出智性的轻灵光辉。历史中到处散布着诸如陶渊明、李白、唐寅和徐渭这样的流氓天才,他们是最活跃的书写者,奔走于远东的起伏不平的大地,不倦地改造着国家主义的硬化表情。
 
人与国家的分离
 
在人与土地的分离以外最重要的一种分离,就是人与社会体制[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国家)]的四层组织结构的断裂。这断裂的标记就是丧失户籍(古称“无籍之徒”或“亡籍之徒”),沦为亡命之徒。对于专制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大批无籍之徒的存在,意味着流氓队伍的壮大以及流氓社会的成型。他们在乡村和城市流浪、被闲置、痛苦地辗转。在现代中国,甚至“失学”(丧失文凭身份)也会成为主体转向的重大契机。
 
但“无籍”仅仅意味着流氓的诞生,而流氓的生长还要依赖于专制国家主义。酷烈的专制和官吏的腐败,苛政和重税,都是对国家归属的一种打击,令其在无尽的绞勒中成为“抗序者”,也即国家主义的最激烈的叛徒,并且要从国家律法的反面去寻求生计和出路。小说水浒里的林冲是这方面的范例,那个最初的“守序者”,在高太尉的逼迫下铤而走险为“脱序者”,并且成了流氓社会(“梁山”)的中坚力量。
 
人与自我的分离
 
我们所面对的最后一种分离,是人的精神实存(真我、本我)的自我分离。面对严酷的极权主义迫害或社会压力,心灵话语和社会话语发生了秘密解体,在作为身份的自我和作为角色的自我之间出现了脱节。人突然间丧失其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亲属、同僚和朋友都离他而去,成为一个被外部抽空和极度孤立的自我。另一种常见的景象是,政治屠杀的绞索的勒紧,逼迫“主体”从一个自我的身份中逃逸出来,成为一个佯狂或佯傻的人。这在魏晋和“文革”时代都已司空见惯。
 
在汉文化的深部延续着这样一种精神习俗,那就是从自我的主体中硬生生拖出一个他者。主体利用这他者来制造一种“面貌的真相”,并由“他”去完成历史中的个人叙事。这个全民族共同参与的“作伪案”,使中国历史变得疑窦丛生。
 
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在“药”和“酒”声援下的一种自我分离运动。一方面是对永生和成仙的无限渴望,一方面却要面对严酷的政治迫害和瞬息而至的死亡,人的精神分裂变得不可避免。“魏晋风度”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美学,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反讽,也即用流氓化的“风度话语”(癫狂、放荡、怪诞和畸零)去反讽内在的巨大骇怕和痛苦。这“风度”(有时被读解为“佯狂”)就是一种被分离出来的他者,它硬化成了一个行为反常的面具,以躲避极权者及其区域代表的阴险探查。(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题图:宋永红:?a

身份转型理论之二:政治身份的辨认程序

政治身份的辨认程序
 
身份的辨认(阅读、阐释)是专制社会的重大程序。身份作为一个“根文本”,其书写(制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供国家的雇员进行阅读,从中获取必要的分辨代码。战国时代的商鞅,首次提出建立严厉的户籍制度的方案,并第一个下令使用道路通行证和游客投宿旅店的介绍信检查制度。商鞅的政治创意的焦点,在于从两个向度上确立了身份辨认机制:利用官方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对居民实施户籍辨认,而对“游民”(游客)则实施通行证-介绍信辨认。秦王国籍此确定受检者的身份,看其究竟是帝国的敌人,还是帝国的顺民。这种商鞅辨认系统是行之有效的,它被沿用了两千年,到今天还在有力地运转,并且在技术和种类上日益完善。
 
角色身份 
 
现代中国沿用的商鞅辨认系统,主要依赖于三大身份标识:第一身份:国民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护照);第二身份:户籍证明(户口簿或居住证)以及第三身份:单位证明(工作证或介绍信),19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身份”的地位逐渐被“第四身份”所取代,那就是文凭(学历和学位证书),它成为个人寻求职业的主要凭证。但这些用以“验明正身”的证件仍然可以是伪造的。在中国,只要花费数百元甚至几十元,就可以购买一个伪造的证件。这些伪证不仅为流氓制造了代偿性的“面具”,而且为行政官员的晋升和普通民众寻求“新身份”提供了重要出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扩大,公安部在零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电子身份证”制度,它的电子辨认和档案检索功能,不仅能够有效地阻止身份伪造,而且令国家对个人政治面目的甄别变得轻而易举。
 
心灵身份 
 
但是,利用证件和电子档案进行身份辨伪,所获得的资讯仍然相当有限。任何被提供的角色身份都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社会面具,而内在的真实身份仍然暧昧不清。如何确认内心的忠诚和叛逆,也即透视人民的心灵身份,成为奥维尔的幻想小说《1984》的一个奇妙主题。
 
斯大林的助手们曾经发明过书写“自传”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民众的自我历史陈述,对其心灵身份进行深入辨认。这是集权国家主义的重大发明,在反右运动时就在中国获得大规模运用,并在“文革”期间达到高潮,出现了人人书写“自传”(还应包括各种“检查”、“反省”和“检举”)的盛大气象。这些“自传”最终成为“造反派”官员进行政治甄别和“阶级”归类的依据。
 
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竟然也同时成为自传作者进行自我确认的途径。借助“自传之镜”,“传主”在不断经历回忆和对其进行政治化阐释之后,终于“洞悉”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时获得的身份是经过修理的,它是一个被歪曲了的镜像,映照着一张根据政治诉求而刻意变形的脸庞。在“文革”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的前提下,这个身份手术是完全自觉的,体现了“四人帮”对人的心灵改造所达到的惊人深度。它制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身份,用来替代“真我”的心灵身份,以完成对政治信仰及其国家组织的归属。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集权国家主义时代,第一身份总是企图向第二身份靠近。尽其可能地去模仿和复制它。它们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需要通过不断的忏悔加以修正,从而最终实现灵魂的“自我改造”。
 
在1976年之后,内在的身份和外在的身份的脱节变得更加严重,身份的虚假性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政治话语的虚假语境之中,扮演着戏剧化的角色,心灵身份的真实性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是否采用了官方的话语体系。它是一个有关身份的伪造的政治镜像,仅此而已。身份和话语(角色)的严重脱节,成为新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复合身份
 
主体的身份复杂性可能还在于,除了拥有土地、国家和自我的三位一体的身份结构,他总是拥有多个彼此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社会身份。中国历史上的流氓就是如此:他是江湖秘密帮会的首领,成为称霸一方的强梁;他同时也是受人尊敬的模范乡绅,充当地方士绅集团领袖的角色,掌控了乡间的宗法(地域政治)权力;他甚至还可能是国家任命的官吏,执掌全体民众的田赋、劳役以及生杀命运。20世纪上半叶年代称雄四川的大地主刘文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军阀大多如此)。中国的士绅集团的主要成员,大都拥有这样的复合身份,他们是流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二为一,同时统治着白道和黑道两个世界,并由此成为社稷的栋梁与中坚。
 
流氓和国家的双重身份,解释了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流氓的丛生而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遍及中国大地的士绅集团,在平衡国家和流氓的关系中发挥着强大功能。他们在国家衰微时拥兵自保或起兵叛乱,成为国家的死敌,而在国家强盛时期以宗法制度管理乡村社会,保证国家统治的稳定和安全。士绅集团的这种两重性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身份的自我转换,就是中国社会能够迅速在流氓叛乱后迅速自我修复的奥秘。(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本文插图:王广义作品

身份转型理论之一: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三重身份的社会迷津
 
 
中国流氓社会的形成,导源于一系列大规模的身份丧失。这促使我们思考“身份”(Identity)所扮演的非凡角色。我们已经被告知,身份就是人的权利关系的契约,或者说是人的社会共享代码,它支配了个体在他者境域中的地位和交往的本质。身份是否真正获得这种权利尚在其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这种权利的一个外在象征和特殊能指,有力界定着自己的权利空间—关系网络1的边界。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湘淮名流集团是一个近代范例,向我们表明了由身份圈定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强大功能2。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庞大的身份迷津,令所有闯入者在其间迷失。
 
流氓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乃是因为“身份”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它的破裂,必然导致流氓化和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变。在先秦时代,只有孔子以独特的智慧洞察了这点。他的“仁”就是关于身份秩序的限定,也就是要把身份(二人关系)维系在“礼”的等级秩序上。但坐在马车上颠沛流离的孔丘先生似乎并未意识到,身份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人与土地、人与组织以及人与自身的广泛的关系结构。
 
由于孔子及其众弟子的介入,民族性格特征在先秦时代就遭到了犀利的揭露:它并不注重人的个体自身的纯粹内省,而是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被简单地外推到人与人的外部关系上。
 
孔子因势利导的学说加剧了这种精神倾向,它促使中国人离开了“内省”而走向了“外联”。即使出现所谓“内省”,也仅仅是一种针对外部关系的自我检讨。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关怀,导致了对个体自身“本我”的严重忽略,阻碍了心灵的内在升华和超越(纯粹精神性的反思),并反过来引发“仁”(礼)的持续性危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先秦以来,本土文明并未形成孔子所期盼的“仁”(礼)的理想格局,恰恰相反,人际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身份性焦虑不断升温,并最终加剧了社会流氓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身份秩序是土地所有者、国家领属下的“百姓”所共同构筑的一个多元空间,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级位的系统—-
 
土地身份 
 
作为土地所有者(耕作者)的农民(自耕农、雇农和地主),是中国居民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土地的结盟、以及按照季节循环进行生产和休闲的模式,成为农业时代社会秩序的伟大根基。土地就是农民的身份和证书,或者说,土地就是农民没有成为流氓的原因。土地和农民所构成的领属关系,是农业专制主义中国的社会基石。在中世纪的城市,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转换成了人与街坊(市井、作坊、店铺等城市生计单位)的联盟,后者为近代城市中的人居关系奠定了基础。
国家身份 
 
以国家为核心和以户籍为标记的社会组织的受辖者被称作“居民”。这个庞大的组织拥有从家庭、家族(宗族)到家国(国家)的三级管理体系,它要求“居民”中所有个体绝对服从于这一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还呈现为“人民-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的话语崇拜。它们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两项政治根基,坚定捍卫着皇室—文官集团和乡绅(宗族及其领袖)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把剩余的权利碎屑分配给了农民,在永久的冲突中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户籍是查验平衡的指针,它由一个皇帝管辖的部门—-户部(有时由丞相直接负责)主管,在宗族制度的协助下,监管户籍、人口、土地、粮食、田赋、徭役的良性互动。户籍是中国人四大发明以外的第五大发明(中世纪西方也有过户籍制度,不过仍有流动的自由)。明清以后,固定的户籍延袭了秦汉保甲制的极权主义精髓,它坚定地护卫着居民与土地、国家和整个社会以及相关伦理的惨淡蜜月。
 
自我身份 
 
我们要指涉的最后级位是中国人的主体(“我”的精神实存和“真我”)。根据儒家的教义,中国人的自我就是对身份(关系)的一种共有意识5。中国人的自我是“面子人格”,它是一个奇怪的精神镜像,映照出“我”在他人眼中所呈现的社会图像,它暗含着一种我置身其中的隐匿的关系网络,并据此决定了“我”的本质。这是所有身份背后的最深刻的一种身份,并且构成“身份本体论”的核心。
 
与西方独立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精神体系有所区别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是由“他者”决定的。那是他者的自我,并且注定要在“他者”的注视下活着和死去。从明清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所撰写的研究笔记,其核心母题都是“面子文化”。这个奇妙的特性,是他者探究本土知识分子流氓化的秘匙。
 
在中国民族文化体系中,“面子”(Face)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身份模式,它是由身份和身份修辞学组成的复合系统,在历史中充当了重要角色。“面子主义”是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导引,它向我们指示了这个文化发生畸变的内在机制。“面子”不仅是一种尊严,更是一个进行道德自我约束的边框。任何一种“面子”的破裂,都会导致人内在的伦理崩溃和无耻化(厚黑化),把循规蹈矩的人们带到流氓的真理面前,促使人变成那个“臭名昭著的存在”。
 
孔子弟子子路(季路)的个人传记,向世人提供了有关“面子”的出色佐证。子路是孔子集团中最具流氓性的角色,他以擅长“政事”著称,曾任卫国蒲大夫,后为卫国权臣孔悝的保镖和家将。据《史记》载称,子路本为“性鄙”粗人,簪羽佩骨,孔子评价他“野”和“喭”,都是好勇斗狠、流氓成性的意思。孔子追思子路时曾经感慨地说:“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显示“脏词”就是子路的话语标志。公元前480年,子路在宫廷政变中为保卫孔悝而战死。据说他死前身体已被刀剑刺烂,却还要掸掉长衫上的尘土,又拣起被击落的冠帽,对着断了的缨带长叹道:“君子死,冠不免。”将带子勉强在下颌上系好,这才气绝倒地,从容赴义。对“面子”的执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流氓与“面子”的关系(“礼”),在这一子路的“帽冠叙事”中也已昭然若揭。(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余秋雨有“文化”吗?——当大师的文化衣裳脱下

一批评余秋雨,就要有人指责是揭批名人出名。到如今想用批评于秋雨出点名,已是在翻过了多少遍的地里,过了一冬天来找土豆的事情。此批评完全出于对文化的责任心。

可真不是我怨人家余秋雨出名出名。前年在图书馆看《文学自由谈》已说不再发却又不忍不发的一位女士写的批余文章,那文章对文化大师准确的剜肺剖心,看着让我因余秋雨而为文化深深的难心。

读“一个王朝的背影”,头一回知道余秋雨。对于没看过几本书的那个年月中的我,余秋雨是一个非常沉实厚重的名字。到了见《文化苦旅》时,我已经有了在思想上的审视能力,有了关照人类世界的哲学意识,看到余先生因为中国文物被英国历史学家斯坦因弄走而发的通过民族胸襟、爱国情怀加浓增烈的精神喷血的表达,我想到了也许他本人那股劲儿是真实的,可在我眼里就眼看着他是矫情做作的;当他说:要和斯坦因找个地方坐下来,比比谁的学问大,谁更拥有守护阅读那些文物的资格,联想起他在别处的自做多情、自我吹嘘的那些话,他的搔首弄姿、装腔作势,就在我面前暴露无疑。看过余先生书的感觉是:一个曾经在心里高贵典雅的夫人,现在轻佻放浪的来在你的面前,要用她的谜人风情将你降服。可她展露自己时,你见她那么艳的胭脂所涂的脸不像真皮,饱满的乳房一多半是胶皮的,丰满的臀部一大半是朔料的。让人有一种近似毁灭感的难受啊。

余先生文章的诸般优点,他在具体生活中处事为人或许有的各种长处,这里一样也不取消。他有本事把历史中的文化事件、人物制做成虽象造假的阜阳奶粉缺少营养质量、但确实可口的美食、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其文彩飞扬、手法高妙、匠心独运,才力过人,在此不表。

对余秋雨尖刻的批评者也说:人家毕竟“文化苦旅”过“,但从他”文化苦旅“过,到”借我一生“过,还抹上口红在电视上昂扬潇洒过,认真的想一想:人们到底在他的人文风流中收获了什么?他那花团锦簇的文章究竟给了人们什么?他用才气中托起来的凌空蹈虚的秀舞,扭动着的难道不是一种无视现实世界中各式悲剧苦难的灵魂虚假、精神丑陋?他用历史的陈化粮巧妙酿制的,难道不是一种使人沉浸于虚假文化感中让人精神迷醉的毒酒?

跟随着余秋雨的人们,在文化意淫的路上逍遥地旅行,回到古代文化景点轻盈地兜风。厌恶余秋雨的人们看穿他是文化的伪士,精神的小人。“表面看充溢着人文关怀,细想起来,细想起来‘都无一字一句落到实处,无一字一句关乎当代中国人的痛痒’”,“缺乏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远离大众,忽视民瘼,自得其乐”,“除了一己名声利益外,都可以选择聪明”,“虚与尾蛇,没有良心”,“像网上青年搞的美女帖图一样,把一个个高贵的名字摆在各处,以刺激人下半身暧昧不明的冲动”,“没有文人,只有文人之名;没有生命,只有蝴蝶样标本;没有深沉的爱,只有换了包装的自恋自怜”,“矜持地梳理自己的羽毛”(以上所引皆“关天”网友语),还有自命不凡中傲然的、不断热烈扇情的孔雀开屏,一再张扬的、十分纵情的、娇鹅曲颈向天歌的自美自溢。

对余秋雨的接受,是得到他买弄文化风情所给予的心灵搔痒,就好比是寂女闲汉以观赏人妖得娱。啊,人妖!提到人妖,这篇边想边写的文章来到一个点子上了。厌烦余秋雨的人们到底因何讨厌他呢?更深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在于余秋雨的文章实质是文化的“人妖”啊!

立此文提时,是想脱下大师的文化衣裳,这里先把文化“人妖”的外衣内裤给脱下来了。天下共赏之吧。

人妖具有平常人比不了的身材相貌,那是一般人想作也作不了的。人妖资色不比寻常,表演起来特具性感,别有洞天。这不正是余秋雨文章可被人欣赏的那一面吗?

假如某个人妖是真相未明中的大家闺秀,没有极高的敏感不能发现的才女,成了喜欢者的未婚情人,凭其特有的天姿和训练有素,会让爱恋并获得者如醉如痴,美得要死。而当其脱光衣服,就会不是那么回事。若还是不能醒悟,那就不仅是感觉太差,连性体也成问题。

生活里人们可以欣赏人妖,仅管这种事有社会文化之病症和人心里病态的成份。在文化上,人们一旦见出“人妖”来,那就和生活中观赏人妖不是一回事儿了,那就好比一个人娶来的妻子,居然是欺骗了他真实情感、人性要求、人生愿望的人妖,必会厌弃、恼怒。

女像的人妖是女人吗?男像的人妖是男人吗?这是不用问的,地球人都知道。而余秋雨有文化吗?这可要在文化的本质上深究到底才知道。

人与文不能绝然相分,人如何,总是要在文中表现出来的;文所表现出来的,终究是作者思想精神的。秋雨之文没有对现实的族类、人类的生存、对人们精神心灵的真实关照,这个世界的存在状态,人们现实的生存处境,族类、人类的精神状况,由哲学家、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由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亲身经历感受的现实状况,在当代人的余秋雨之文中,竟然就象没有那么一回事情。人世间的种种不合理,现实社会人生环境对人的压抑,病态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其中的悲思苦情,一点也不是余先生的事情。他占有那么大的文化名声,却不为这个世界真挑文化的担子;他因着文化获得那么丰厚的收获却不以文化为现实中人真负责任,一枝妙笔只为自个生花。不为有病的文化作一点有效的医治,只是借着文化的病情来出自己之名。余秋雨有文化吗?要从这里发问。

并非一位作家一定得在社会人生大问题上直接说话,从个体人来说,秋雨先生可以有他自我选择的活法,但他浪迹于文化领地的精神灵魂由他巨大的文化名声诱导和影响着公众,所以公众之中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对他在文化上发问,包括对他的有没有文化之问。

文化,当着对它的本质的定义还没有给出来时,人们也知道文化是人化,人化是化人,化成人的大化、人的完整化、完全化。精神是人的主导,人的主体力量。文化给人的精神提供使人走向大化、完整化、完全化的价值、信仰,培育和催发精神的良性生长,向着健全化生长。使人在精神上停留于不成熟、不健全状态的,让人的精神喝着迷魂汤而不觉、萎靡于幼稚、残缺状态而无感的、在形式上属于文化作为的,我们在文化的本质要求上不能认定那是文化,不管它的文化外衣是怎么样的。就好比说,用文章做人身攻击的辱骂,那文章在形式上是文化性的,但人们的文化良知要否定那是文化。其实任何一种骂人都是文化的骂,因为那必是使用语言,组织了文化形式的语句在骂,未经文化的动物不会以文化中的语言来骂,。骂人以文化形式来表达,但我们不能说生活中的爱骂人、善骂人者有文化。文化是含有人们的价值要求的,人身攻击式的骂人没有价值,所以人们判定这种也是文化形式的表达非文化。当街骂人者,人们要说这人真没文化。文化要把人向着更是人来化,才在文化的本质性上属于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来问:余秋雨有文化吗?这也就是问:余秋雨以文化形式所做的文章所具的化人力,它的出发点、它的目的性,是为着人的大化、完整化、健全化,是使人更是人的吗?是唤醒人、激发人、引导人、推动鼓舞人要求和争取改变不够理想的存在、去创造真正符合理想要求之存在状态的吗?

人与他的周围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一个不好的世界,就是人的存在状态的不好;人的文化精神不好,就不能以文化来化出好的人类世界;文化的本质功用是使人本身、人的世界更好。人的世界越合理越好,越是能造成合理、更合理世界和生活在合理、更合理世界中的人越好。余秋雨的文章没有这样的文化出发点与文化目的性,因而没有这样的文化力。他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各个方面疾患丛生的社会人生中,在困境包围、忧患重重的世界里,得意洋洋地混世。他以才华让自己驾在因病而沉重的现实存在之上,享受自我优哉游哉的飘逸;他利用着蒙昧幼稚的文化心里,制造虚幻诱人的景观,让人们在虚假无意义的文化感中消磨意志,借着文化目标的晦暗不明,将有文化需求的灵魂灌醉,使人在文化之旅上晕乎迷澄,在生活之流中漂泊沉沦;他是用高超的技巧制作霓虹闪闪、馨香漫漫的文化之网的文化蜘蛛,真诚投入者就像沾在蜘蛛网上的糊碟或晴蜓,就在那一片上振翅到死,成为大师名望的消化之物;他不是呼唤新天地的奔腾与飞翔,而是教化人们以现实为茧壳,在文化的幻觉中作没有出息的蚕蛹。

秋雨散文用历史文化调出五颜六色,为现实的病态文化环境做迷人的粉饰,让人们的心灵躺在他美伦美奂的文化悠车里常睡不醒。秋雨散文的精神散落的是文化酸雨,只是那酸雨降时伴有彩虹的娇艳瑰丽;秋雨之文化酸雨对文化土地的腐蚀,使文化精神的新苗难以生长发育。他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普降文化酸雨,在于他多有文化上的才气,少有文化上的良知,当然也在于他正逢其时。现在脱下了这位一直显绿飘红、面对批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师外衣内衣,确证了他的真实文化身份,认明了一个在真正意义的文化上真成问题的文化名人。

余秋雨,你为何不知疲倦地摆Pose

项羽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英雄,最近看完热门人物易中天对他的评价后,突然觉得他不再是英雄了。易中天认为,项羽的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成为英雄的欲望,用现代的话说,是临死之前摆Pose。易中天的话说得有点刻薄但到位,对当下亦有警醒意义。 现在喜欢摆Pose的人太多了,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崇拜项羽才作姿作态,多是受困于自作虐的癫狂状态不能自拔,或者干脆因为无知者无畏才模仿项羽逞匹夫之勇。

比如张艺谋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宣传费高达1500万美元这件事,Pose摆得就有点离谱。1500万美元等于一亿元人民币,这够拍数十部《疯狂的石头》了。消息传出,有评论认为,一部电影单宣传就耗资上亿元,说奢侈是客气的,说难听点就是中国电影的败类。

我觉得此话过重了。只有鬼才相信,国产电影肯对宣传投入这么多钱。不只宣传费不可信,想弄清真实制作费的多少,也得跟去市场买衣服那样,开口砍一半。

电影摆的谱是虚的、假的、逗观众开心的,但也真有人货真价实地扎好马步、数着票子摆Pose。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就将投资1.5亿对景区开始改造,首期工程改造岳麓山东大门今年动工,主要内容是建造一个可以容纳244个车位的停车场。表面看,这个Pose摆得很唬人,东大门啊,脸面啊,服务游客啊,多么冠冕堂皇。只是,有了停车场,要不要宾馆?有了宾馆,要不要其他配套设施?把景区搞得像洗浴中心那样,舒服倒舒服了,只是这山还是古代文人墨客诗词中那座清幽秀美的岳麓山吗?

Pose摆久了会累,但文化界有一位超人,多少年来在各种场合摆尽各种Pose从来没听他说过累。此人便是余秋雨先生。他常摆的Pose有“封笔秀”,余先生可能是在世时宣布封笔次数最多的作家了;“文化秀”,开口文化,闭口文化,“为人不识余秋雨,便谈文化也枉然”。上周,余秋雨又玩了把“痛心疾首秀”,这种秀我们不陌生,在青歌赛上已经多次见识过了,只是这次余秋雨秀得有点过分,他的“当大家开口闭口都在谈文化的时候,文化学者也就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一说,可以用“厥词”来形容。谈文化是和人权一样,是每一个民众的基本权利,学者遭受的困难多了去了,大家开始谈文化,给学者增加的是怎样的困难?学者余秋雨恐怕得说个明白。

事实上,所有摆Pose者都知道故作姿态即难看又累,只是限于某种特殊原因的要求,不得不摆而已。艺术家艾未未9月5日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如何失去家园》的文章,说北京的城市改造是在造一个地地道道的假的城市,没有任何文化创造性。艾未未以包括自己家在内的北京胡同常因某种原因被刷涂成同一种颜色为例,证实“这是一座没有人的城市”。农村为了环境整洁,有时村里会统一买来涂料把村民的房子粉刷一新,上级领导看了会很高兴,但北京是一个古都,岂能拿一个村子的标准来要求?改造城市是件苦活、细致活,粉刷市民院子这事费力不讨好,国际奥委会看了未必也喜欢,城市改造者这个Pose还是不摆为妙。

向来讨厌形式主义的主持人崔永元不经意间也流露出一点没必要的姿态,对同为主持人的李咏最新标出的5亿身价表示了质疑。虽然小崔说了许多真话、实话,但近期频繁开炮却令人担心他的抑郁症。常识告诉我们,李咏的5亿身价只是其品牌价值,并非真金白银,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急剧下降的,说得再坦白点,5亿身价不过也是一个噱头,仅仅能说明李咏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而已。不过,对于小崔的这个Pose,相信喜欢他的人不至于多反感。喜欢说实话的人,偶尔摆一个小Pose,也还是挺可爱的。

这是一个作秀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行为艺术家,当年的项羽,是抱着必死之心才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摆好最后一个Pose的,备显可爱,而现在喜欢摆Pose的人往往会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美好想象中不能自拔,丝毫不顾围观者的讪笑和嘲讽,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现代人比项羽那个时代的人,脸皮厚多了。

愤青,最大宗的中国制造

我一直认为,民原本不暴,青原本不愤,但架不住媒体总喜欢耸人听闻,被媒体一忽悠,民就成了“暴民”,青就成了“愤青”。这一点在网络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凡涉及民族主义、道德宣判等主题,往往很容易发展成“网络暴民”事件,而在这些事件背后,总能看到这些媒体的不光彩的影子。他们用肮脏的手,操纵着所谓的“民意”。

最新事件的主角是孟广美,一名来自台湾的普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成为这种“民意”的又一个牺牲品。先是一家地方小报的“首席记者”,在一番断章取义、添油加醋之后,借所谓的“嘲笑内地人”这个民愤极大的话题,制造仇恨,煽动民意,发出第一份民族主义“追杀令”。然后经由门户网站别有用心的引导,地方小报立刻就拥有了全国影响力,追杀行为迅速演变成一场流氓和暴徒的狂欢。

我看了台湾中天电视台的那期节目《红色风暴》(视频1、视频2、视频3、视频4),孟广美作为对大陆比较熟悉的特别嘉宾,向有意到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介绍两岸的文化、民俗和其他差异,帮助他们减少摩擦和误解。但讽刺的是,她自己却因此深陷一场更大的摩擦和误解。尽管新浪随后发布了孟广美本人及其公司的声明,并专访了孟广美>,但民族主义情绪已成决堤的洪水,不再受任何媒体的控制。

媒体们不敢去监督政府,也不敢去监督企业,所以在这些祖宗面前,他们一会儿当儿子,一会儿装孙子,可一旦他们遇到类似赵薇、孟广美这样的弱女子,就立刻觉得自个儿成了老子。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些弱势的个体身上,施展他们无处施展的淫威,展示他们自以为是的道德和情操。而他们手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常常成为这些媒体豢养的家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屡试不爽。

两年前,《国际先驱导报》曾有一篇奇文,曰“‘愤青’可为我外交所用”。说白了,他们就是要拿这些可怜的无脑儿当枪使,他们指到哪儿,愤青打到哪儿,就跟指挥一群听话的机器人一般,效果极佳,特有成就感。他们一边淫邪地把玩着这种步调一致的“民意”,一边悠然地陶醉于“媒体权力”的臆想中,全然不觉得自己的嘴脸有多恶心。

愤青成为继彩电、冰箱之后,最大宗的中国制造,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吧?没错,他们需要机器人。

谢有顺:中国作家的道德陷阱

    [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写作要有“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好的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
 
    近读胡兰成的《文学的使命》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胡兰成这人我不喜欢,但他这话我却颇为认同——它看似平常,其实说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确实,对于“恶人恶事”作家若能“不失好玩之心”,无论写什么事情都能把它推向“无差别的绝对之境”,文学或许就能从一种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境界”,走向仁慈和宽广。对于习惯了以俗常的道德标准来理解人世、关怀此在的中国作家来说,在如何对待“恶人恶事”这点上,似乎从未有过争议和不同意见。总有人告诫写作者,小说的道德应和人间的道德取得一致,于是,惩恶扬善式的写作精神不仅遍存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之中,即便在现代作家身上,它也依然像一个幽灵似地活跃着,以致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最大的矛盾纠结都在如何对待文明和道德的遗产这个问题上——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诗歌界的“下半身”运动所要反抗的依然是文学的道德禁忌,所以,他们对性和欲望可能达到的革命意义抱以很高的期待。现在看来,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作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像。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无法安慰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感叹,“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很显然,这里的“终不忘”,并非忘不了世界的繁华;这里的难平之“意”,也不是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曹雪芹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使文学超越了这些世俗图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任何现实和苦难都无法磨灭、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善恶的争辩,没有真假、因果的纠结,它所书写的是人情的优美,并在这种人情之美中发出广阔、浩大的感叹。《红楼梦》确实“不失好玩之心”,就贾宝玉的感情而言,它更是达到了“无差别的绝对之境”,因此,它的出现堪称文学奇迹。
    写作上的“好玩之心”,远比严厉的道德批判抑或失禁的道德放浪要深刻得多。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艺术大自在——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写作既是一种发现,那么对任何现存结论的趋同,都不是文学该有的答案。写作的真理存在于比人间道德更高的境界里。在中国,最早洞察这个秘密的人,应该是王国维先生,他的《〈红楼梦〉评论》,包含着他对《红楼梦》的伟大发现——他把《红搂梦》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悲剧”,不仅重新诠释了悲剧的境界,还使我们认识了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文学伦理(刘再复先生在《〈红楼梦〉与“共犯结构”》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阐发)。王国维“由叔本华之说”,把悲剧分为三种,我认为,他以《红楼梦》为例对悲剧所作的解读,即便是在今天也深具启示意义: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评论》
 
    ——这些精妙的言辞,不仅为我们洞开了《红楼梦》的悲剧秘密,也让我们对文学有了全新的理解。因此,王国维的《红楼梦》的评论,一百年来,就其深刻、准确而言,无人可及。他指出《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而这一悲剧,并非由几个“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就使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从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一种没有具体的人需要承担罪责、其实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贾母爱宝钗之婉嫕”,“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亲于薛氏”,都属情理中的事,无可指摘;宝玉和黛玉虽然“信誓旦旦”,但宝玉遵循孝道,服从自己最爱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同样无可厚非,这中间,并无“蛇蝎之人”,也无“非常之变故”,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人情或者伦理,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究竟;然而,正是这些“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共同制造了一个旷世悲剧。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
    或者说,《红楼梦》超越了世俗价值,它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道德——人情之美,生命叙事。
    《红楼梦》“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但它超越善恶、因果,以“通常之人情”写出了最沉痛的悲剧,这是中国文学中所罕见的。今天,我愿意重提《红楼梦》,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又一次陷入了世俗的泥淖、道德的困境,文学正在失去超越的力量——而超越性正是《红楼梦》最重要的精神维度。
    当代小说正在沦陷于庸常的、毫无创见的价值趣味之中。因此,重新发现《红楼梦》中那束超越是非、善恶的审美眼光,实在有助于作家将自己的写作深入到经验的内部,通达人类精神的大境界。写作一旦为俗常道德所累,被是非之心所左右,其精神格局势必显得狭小、局促。因此,文学史常常是一部道德史、善恶史、是非史,少有能超越其上、洞悉其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