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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3日狱委讯】VOA记者：大卫/中国政府宣布将加强控制在中国的外国媒体的消息立刻引起国际社会不满。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机构纷纷就此提出批评。 美国国务院表示谴责 北京一书报杂志摊 多家媒体报导，自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外国通讯社在境内发布资讯管理办法”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不满。美国国务院特别就此发表声明，对这项措施极度关注，美国已向中国表明，自由是基本的、也是普遍接受的权利，而且是中国宪法当中确认的权利。美国认为，这项措施违背了中国希望建立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的愿望。 不过，香港城市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何舟表示，这项所谓新的管理办法，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和过去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并无不同。他说：“我觉得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并不监管你发稿发到国外去呀，它主要是管理你在中国境内的发稿问题。因此，在这个范围上，它当然可以提出国家主权的问题啦，提出有效管理的问题啦。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它前后提出来的理由其实基本上是接近的，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希望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先做好管制信息流通的准备，因为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将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会涌进中国。 另一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何舟认为，近几年外国媒体在中国发展太快，超出原来规定的范围，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中国的媒体市场近年发展非常快，中国的许多媒体现在可以直接通过外国通讯社的网站，或者外国通讯社的其他渠道，取得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通讯社就冲淡了中国通讯社发布消息的功能，而按照原来规定，这是不应该的。” 何舟说：“在目前中国的媒体市场，外国媒体其实已经占有相当一个风格，而且外国媒体对中国民众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下子把原来已经打开来的精灵盒子要关上，当然大家的反应就比较大了。你原来已经走到一个比较开放的程度，现在突然要收紧，大家的反响当然就大了。” 分析：损害中国国际形像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何舟认为，由于难度太高，可能办不到，中国此举不过是平白损害了一次中国的国际形像。 何舟说：“可能这件事还是会虎头蛇尾的，因为你实际上要控制外国通讯社是有相当难度的。再者，你在世界上就会引起一个非常不好的反应，中国政府怎么又走回头路，使人觉得比较反感，对中国的政治形像和国际形像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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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起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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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起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刘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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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郭起真的妻子赵长琴的委托，并受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经被告人郭起真同意，在郭起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郭起真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郭起真的合法权益。 我认真阅读了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沧检刑诉（2006）69号起诉书，仔细研究了起诉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郭起真对起诉书的意见，现结合本案案情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列举和证据显示的郭起真所写的34篇文章，不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构成特征 用（来自网络上的信息议论）政府和前国家领导人是客观事实，但这主要是受网络封锁、信息不对称、大陆很多资料不公开的影响。我们对国家领导人只是一味颂扬，不允许客观的评价，导致郭起真只能通过海外的网络寻找“真实”，这是（政府对新闻和信息堵塞导致的直接后果）。 再如：公诉人指控：郭起真在《3月6日绝食日记》中说：“让全世界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善良人们的一腔热血，共同来敲响邪恶政权的丧钟吧。”该文诋毁我国政权，并煽动推翻我国现政权。 辩护人认为，郭文的表述是一种文学性的情绪化宣泄，没有具体的指向和操作性，只是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操作计划，不能认定是煽动颠覆我国的国家政权。 还如，公诉人指控：在《赖斯和林昭》中，郭起真污蔑我国国家政权是专制独裁政权。 辩护人认为，郭起真攻击、甚至谩骂国家政权是一回事，煽动推翻这个政权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公诉人指控：在《谁是中共政府的敌对势力？》一文中，郭起真诋毁党和政府，并企盼外国势力干涉中国事务，摧毁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说明郭起真颠覆国家政权的急迫心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希望不择手段的推翻现政权，打倒中国共产党。 辩护人认为，在本文中，郭起真的期盼是一种假设，一种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预测，并不是煽动大陆人民立即付诸行动，推翻中国政府。而且，郭起真在很多文章中一直期望中国和平过渡，实现民主政治。公诉人的这种指控显然以偏概全，不能客观反映郭起真的真实思想。 但是：被告人的文章但仍然停留在言论层面，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行为指向。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只是一种过于激烈的情绪宣泄，一种夸大其词的抨击、批评，至多只会对被批评者的形象造成负面评价，但远不足以蛊惑、煽动他人因此采取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把他的一些过于尖刻、放肆的言词（个人感受大胆笺言等内容）等同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号召或鼓动，不但混淆了这两者本质的不同，而且给世人以“以言治罪”的负面评价，将远远超过郭文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 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定义，国际条约有严格的限定：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我国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 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 这一原则被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中，郭起真的文章中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论，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因此并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应被认定为构成犯罪。 被告人的观点意见是否正确有待历史检验，但不论观点正确与否，标题有无不妥，都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公诉人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这些文章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如何颠覆国家政权的，却武断的认定被告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论证，只有结论。这是典型的上纲上线、以言治罪，是对法律的滥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主观上必须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实施煽动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根据刑法理论，煽动罪从法理上言应同时具备下列要素： （一）、煽动者必须是有颠覆动机； （二）、煽动者不仅是发表言论和看法，而是推动被煽动者采取具体行动； （三）、有确定的煽动者主观选定的被煽动者，譬如网络上发表言论没有具体被煽动者，因此不构成煽动； （四）、被煽动者采取了煽动者推动的具体行动，煽而不动或者被煽动者采取的并非煽动者所推动的行动，则不构成犯罪； （五）、只有在被煽动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煽动者才可能触犯煽动颠覆罪。 五个要素，缺一不可，但本案中，被告人发表上述文章，其目的是要推动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其行为是履行宪法赋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没有违法，更构不成犯罪。如果可以以此定罪，那么，凡批评政府抨击时弊痛斥制度性腐败、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义的言论，例如绝大多数网络BBS言论，也都难逃诽谤和煽动之嫌。据此，众多专家学者和网络活跃人士、广大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和网民包括体制内的改革派都有罪、成千上百成万上亿的中国人民程度不同的都有罪！这是何等的荒唐！ 1、郭起真原本是个普通的职工，本是党和政府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对象，但因受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波及，尤其是感到12年来自己的冤屈没有得到公平处理，而成为对社会不满者和冤、错案的受害者、上访者，日积月累而发展到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产生怀疑、反感以至怨恨情绪，并诉诸文字以为泄愤（表达）。这个演变过程其实与有关单位包括司法机关对他的问题一直处置不当有相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些一错再错的处置，才使他变得与政府离心离德（质疑怀疑）。因此，如果无视这个历史过程，只将责任推到他个人身上，把他推倒政府的对立面，并运用刑事手段加重处罚他，显然是不公的，也是不智的，司法和社会效果恐怕仍像以往的处置那样会适得其反，利不抵弊。 2、被告人只有小学文化，虽然靠自学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尚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因缺少必要的逻辑训练和文史知识，他的文章只能是一些情绪化（个人化）的宣泄，过分之处形同谩骂。由于他的文章只是登在海外网络上，其读者基本都是文化程度高得多的人，他这类低层次的可读性很差文章不大可能引人注目，很难起到煽动、蛊惑他人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文章能起到多少影响和作用。因此，如果无视这个现实背景，只看他文章的主观过分宣泄和谩骂（个人感受和激烈言辞）程度之大，不管其文字的客观影响效果之小，硬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显然是小题大作，罪不当罚，有违刑法的基本宗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像郭起真这样因为有关部门的工作失误而造成当事人反弹，将对政府不满情绪诉诸文字发泄以至谩骂的情况，又未发现有明显危及社会的后果，一般应对当事人处以教育和挽救的措施，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希望法庭能够充分考虑这一建议。 1、根据郭起真的表述，他之所以写这类文章，无非是想引起海内外的注意，以便纠正他所遭遇的冤错案，无论他这样做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来攻击我国现状，但目前并无明显有害后果。如果司法机关坚持对他坚持判罪处罚，反倒会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从而损害我国司法机关以至国家的形象。 2、郭起真因为错案被开除公职以后，家庭陷入困境，写文章赚稿费他获取生活费的唯一来源，如果他被判刑入狱，他的妻子和孩子将无以为继，陷入绝境。这样的家庭将成为社会的负担。相反，如果能对郭起真宽大处理，则不但可以对他起教育和挽救的作用，也将使他的家庭也将恢复正常，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健康力量。 3、郭起真在被捕之前，经常上访，并且多次在沧州市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散发传单，搞示威游行，是沧州地区的一大麻烦。如果将他判罪入狱，即使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借机反弹，也不过有几年清静时间，但他出狱后恐怕更难罢休，因此这个麻烦永远不会消除。如果司法机关能权衡考虑，本律师可以做工作，让郭起真安心工作，从而为沧州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问题。本律师在会见郭起真时曾经跟他谈过这个意见，他表示原则同意在政府宽大处理并给他安排生活出路之后，不再上访、闹事（鸣冤）、撰文、纠缠不休。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撰写的文章皆属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 言论自由当然也有其限度，当言论自由对其他利益造成了真实而非臆测的、实质而非边缘的损害，且又没有其他手段以避免或消除这种损害时，是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最小的必要程度的限制的，但绝不可仅因言论而被判刑。言论对治言论原则已成为世界普遍公认的原则，意谓因言论自由造成的弊端和负作用，应通过言论的自由流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人们理性与智慧来消除。思想问题思想解决，言论问题言论解决，不允许以行动、司法对治言论。 被告人的文章旨在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决非公诉人所说的反动文章。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根据孙先生的观点，这个潮流就是民主、自由。顺应民主潮流是进步，在思想、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抗拒客观规律，逆时代潮流而动无疑就是反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观点，那些维护专制、反对民主、压制自由的言论、思想、立场、势力，才是真正的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反动立场、反动势力。持此言论、思想、立场者，才是名实相符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把被告人宣传民主思想、鞭笞腐败丑恶的文章，称为反动文章，何以堵天下悠悠之口，何以体现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而且所谓“反动”并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 本案如何判决将直接表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一个重要领域——言论自由方面的立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取向是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还是逆潮流而动，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般评价。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确，他如果说得有道理，你为什么要定他的罪？如果他是胡言乱语，定他的罪岂不是更荒谬！ 法院判案，应该排除政治的干扰，但是，不能不考虑案件的政治影响，否则，还奢谈什么法院的智慧？如果判决郭起真有罪，将发出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危险信号。人民建言无路，泻怨无门，就会出现道路以目的“稳定局面”，而这个局面，只不过是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的前奏而已。那些“防民之口”的人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郭起真先生的某些言论虽然不妥，但是尚没有构成犯罪。对郭起真案件，应该从维护法治、维护国家的人权形象和司法形象、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全面权衡，综合考量，对郭起真做出公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无罪判决。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 李建强律师 二00六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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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起真煽动颠覆案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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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3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建军报导/河北省维权人士郭起真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周二在法院开审。郭起真的律师指郭起真批评政府是基于社会不公的事实，而且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因此他表示对审判结果感到乐观。 河北省沧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周二早上九时，对维权人士郭起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开审。审讯长达三小时，但未有审判结果。 而李健强和郭起真的妹妹郭慧萍都指郭起真的言论只不过是措词较为严厉，并没有煽动群众推翻政权，而且言论自由亦是得到宪法保障。 李健强指，他对审判结果是审慎乐观。他认为郭起真过往曾受到司法不公的不愉快经历，加上看不过眼官员贪污腐败，才会批评政府。因此，他希望当局能无罪释放他。李健强说：他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他对政府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像独立知识分子，从理论和制度去批评政府，纯粹从感性基础，来作出他的批评。 郭起真的妻子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情绪相当激动，她指责沧州腐败官员迫害一个如此正直的人，而且对无辜的家人亦不放过，包括派出公安多次骚扰在学的儿子，以及未有搜查令破门入屋搜查。她认为现时只有上天才能惩治这批腐败的官员，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做好人实在太难。她说：我为了他这十二年来的冤情，我看着他在庭上带着手拷的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感到很难过，我看着他走到现在这一步，做好人难道是这样难，难道做好人就是太难的吗？ 四十八岁的郭起真，在文革时期曾受因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之后亦曾经多次被公安逮捕。在1994年，由于他揭发沧州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因而屡受迫害，多次上访。在2000年，他曾经前往四川担任维权网站天网的义工。在今年六月，郭起真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被沧州公安当局拘捕，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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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
（案语：韩战在1950年6月那个周末开打以后的三年期间，有关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和争论，便和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一样，每年春起而秋落。直到苏联外交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仍未尘埃落定，只是不再和每年的流行性传染病一同发作，而是随著指控国家政治的需要打摆子发烧：一有风吹草动，必定打雷下雨。这种情况直到苏共后来内部秘密调查确证此一指控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骗局，终于命令中朝两方停止做戏为止，也没有丝毫改变。了解中国和苏联历反美运动史的人知道，这是中国人心中美国的妖魔形象至今仍无丝毫改变的原因之一。）
苏联总统档案文件：
“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V. 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P. Suzdalev]的信。
一、基本情况
韩战期间，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后勤供给不足，营养严重不良，生存条件艰苦，中国人民志愿军、北朝鲜人民军士兵军官中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传染病。此外，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至北韩出兵的道路沿线，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同时，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人民军，都有士兵传染了一种地方病，叫出血热[Hemorraghic Fever]。到了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有报道说，天花、斑疹、伤寒遍及朝鲜南北两部。联合国军指挥部部署并展开了大面积预防工作。滴滴涕大量使用于士兵中间，因之朝鲜乡间田野的空气中散布着浓重的滴滴涕气味。朝鲜北部，数千中国的保健工作者被紧急派往前线，同时匈牙利和东德的义务医疗工作队伍也奔赴朝鲜战场。
出血热这种病菌过去在朝鲜未曾发现过，但它确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北朝鲜途经东北（满洲里）沿线的一种地方病。49年前中国国共两党战争期间，金日成曾经派遣北朝鲜军人支援中国的“解放战争”，那一带也曾经是这些编入共军的北韩军人以及北朝鲜武装闪电突击队的驻扎地。这些军人后来在韩战期间参与进攻南韩，并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狭长地带作战。这一带随后又被反击武装入侵南韩的联合国军占领，随之出血热成为朝鲜当地的一种流行病。
二、美国解密档案记录
1950年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记录：韩战爆发前，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1950年2月17日通过的62号文件，C款就明文规定：“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线武器”。那时，斯大林给苏联驻北韩大使什特科夫发出同意金日成武装进功南韩的计划的密电才17天，朝苏之间，一项以朝鲜的原子弹材料金属，铅，与苏联的军事援助互为交换为条件的秘密协议，刚刚在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通过绝密电报达成。朝鲜半岛上那场后来打了三年的战争，刚刚开始正式酝酿，还要有4个月才能爆发。美国没有料到，它虽然后来在韩战中严守自己限制使用非人道武器的规定，但仍然稳稳地戴上了一顶使用细菌武器的黑帽子。
三、前奏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会[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倡导下，展开“仇美[Hate the Americans]”活动。3月5日，6日、7日、8日、14日、17日、18日、19日、20日，4月7日和5月13日，中国政府启动控制于手中的国营“新闻媒体”展开宣传攻势，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毒气战。3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李德川（译音——Li The Chuan）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
5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播天花。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且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检查。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9月，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各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直到1952年春季以前，上述指控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四、传染病再度大面积流行，嫁祸美国
1952年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国政府官员，美国可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1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一项报告中说：美国的飞机掌握北朝鲜制空权并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旋即命令取证调查，并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鲜。
2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指挥聂荣臻发电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取证调查事宜，并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求苏联细菌专家及设备的帮助。聂荣臻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2月19日，毛泽东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请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
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状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2日，北朝鲜外交部长白汉永[译音——Bak Hun Yung]再度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北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
同一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际，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2月24日，在调查取证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北韩政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官方控制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周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三八线一带和50军团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也是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波·马利克[Lacob Malik]，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
五、美国的否认
3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战后披露的档案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沉默期间，曾经对这一指控所做出分析。分析认为：北韩政府当局预计已经大面积流行的瘟疫等传染病将在夏季继续泛滥，所以就以细菌弹为名嫁祸美国，以便在国际舆论上挫败美国。这个分析存在的本身说明，美国即便在私下里也没有认可这一指控。
六、中国开始宣传攻势
3月4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调查。3月8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首先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对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衅。”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协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1971年的《化学与细菌战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一书指出，周恩来还指责美国使用蛤蚧、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作为容器，以蜘蛛等节肢类动物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18种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
同一时间，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也是同一时间，中国政协、中共、大陆和十二个“民主”党派、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
七、美国再度否认并正式要求调查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艾奇逊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调查要求大约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这个组织在国际社会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组织；其次，中国政府曾经邀请这个组织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军二战期间在华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它当时的出色工作已经得到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再有，在美国遭受指控期间，红十字会内部差不多所有的苏联盟国都发出过呼吁，要求红十字会起来反对美国的残暴行径。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北韩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北韩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八、苏联的幕后活动与操纵
3月12日，美国郑重其事的积极的态度以及国际红红十字会的快速反应，大约出乎苏联意料，苏联为此开始幕后忙活：就在红十字会接受美国请求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Andrei Gromyko]当即把朝鲜问题专家、韩战期间在苏联对北韩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政治官员通金[G.I. Tunkin]以及另两位官员，立刻调到外交部的第一远东部门。葛罗米科要求他们针对国际社会将要展开的调查行动，为之提供1929年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条款的有关信息。通金的工作卓有成效，葛罗米科由此获悉，日内瓦公约明确指出，对于任何违反公约的指控，可以由交战双方自己进行调查。据此，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将要提出的有关调查提案。
3月13日，通金向苏联外交部建议，向驻中国和北朝鲜的苏联大使问询：他们认为中国和北韩对美国的积极态度会做出什麽样的反映？3月15日，中国政府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调查。这项突如其来的抢先行动是否得到苏联方面的指示，至今无从知晓。3月19日，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结束在北朝鲜的调查。
九、联合国、红十字会连续八次请求中国北韩配合调查未有反馈；苏联阵营调查团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缺乏事实；中、朝持续指控；苏联幕后活动对付美国的积极反应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里奇韦[Matthew Ridgeway]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这一年，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指责在联合国风起云涌，各国代表各执己见，议论纷纷。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Trygve Lie]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北韩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北韩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3月中旬至4月中旬，也许因为当年的4月28日将是举世瞩目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生效日，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北韩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报告大量篇幅文不对题，指责美国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4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没有实地考察和独立分析的工作程序，对于指控一方所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而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据此评论说：这两份调查报告与其说是指控使用国际公约所限制的武器，不如说“更象是对正规战争罪行的控诉”。
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第四次向北韩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北韩官员为此立即向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征询意见，是否应当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北韩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允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北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医学专家调查团赴北韩进行调查，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为北韩政府起草了对联合国要求调查的议案的答复文件。维辛斯基[Vyshinsky]为此项回应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就他的答复文件解释说，北韩认为做出回答是“失策的”，因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建议北韩政府做出回应，指出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的提案不能被接受，因为世界健康组织没有相应的国际权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改变此项提案。北韩政府在答复中还应当指出：美国始终拒绝讨论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在呈报斯大林同意之前，拉祖瓦耶夫起草的这份文件获得苏联外交部同意，并抄送莫洛托夫[Molotov]、马林科夫[Malenkov]、贝利亚[Beria]、米高扬[Mikoyan]、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布尔加宁[Bulganin]和赫鲁晓夫[Khrushchev]。
4月末，维辛斯基就对北韩的建议再度征询认可。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提出，苏联政府应当建议北韩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们将坚守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但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向维辛斯基报告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原因是：一，韩战已经打了两年了，北韩已经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抗议了，北韩在此之后发表这样的声明将给国际社会造成奇怪的印象，引起疑问；二，社会舆论指责美国而不是北朝鲜违反国际公约，所以无论北朝鲜是否发表声明坚守公约，北朝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将会保持强硬。
十、红十字会停止调查努力；苏联阵营另一调查团前往，重复前一调查结论，仍然没有独立调查程序；美国再度争取联合国公正调查未果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北京政府虽然对国际红十字会的请求置之不理，却用新闻媒体对国内老百姓大造舆论。新华社在三、四月间发表文章，言词间充斥对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具有广泛国际信誉，一向救助世界一切处于灾难中国家人民的组织的恶意谩骂。文章说：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急切要求调查的背后目的，明显地是为了了解美国侵略者无与伦比的兽行的实际效果，并试图以其毫无价值的报告洗刷这项罪行。
5月22日，联合国军指挥马修．里奇韦将军在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6月23日至8月31日，在苏联的建议和组织下，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东方共产主义世界和平会议[Communist-oriented World Peace Council]”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以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博士为首，先后进入北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
约瑟夫·尼达姆（又名李约瑟）是英国著名化学家，也是1942年至1946年英国在北京的科学使团的首领。在那一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军队医学管理部门的顾问。此外，约瑟夫·尼达姆引人注目的另外两个身份是：一，他也曾经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调查；二，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7月，美国为争取国际社会认可的公正调查，再度做出努力：向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交决议草案，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向联合国做出报告：“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在它所选择的具有国际信誉的科学家以及类似专家的协助下，对这项指控进行调查，并尽快向安理会就调查结果作出报告。呼吁所有政府和当局给予国际红十字会全力合作，包括进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其间执行调查公务的地区，和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的权力；要求秘书长为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援助和设备。”安理会以十票同意，一票否决通过此项决议案。否决的一票是苏联。
在被中国、北韩变相否决的情况下，美国提交第二份决议草案。草案说：由于（中国和北韩）政府的拒绝和当局对允许公正调查的指控，“安理会将做出结论，谴责这种伪造和散播错误指控的行径。”安理会以九票同意，一票弃权通过此项决议。弃权的一票仍然是苏联。
9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长达669页。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介绍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昆虫学、病原体、传染病学、代菌者等方面的背景知识介绍。报告所提供的有关调查的实质性内容少于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5个月前所做的调查报告，而后者所提供的调查实质性内容则少于中国官方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中的事实陈述。敏锐的分析家们注意到：这项报告没有提及有关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声称。然而更为重要的仍然是：这个委员会和几个月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的委员会一样，在没有经过公众认可有效的调查程序情况下，即，在没有独立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没有独立确证任何呈交给他们的样品材料的情况下，就将他们收到的证词（其中包括美国空军战俘的证词）直接列为事实。
关于这项调查极有意味的细节是，向这个调查团公开承认自己空运并投踯细菌弹的一位美国空军战俘，瓦尔克·马胡林[Walker Mahurin]，在当时就利用和一位调查团中的奥地利人同时上厕所的机会，冒著危险悄悄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关重要，他说：“我的话全是假的。”一年之后，1954年，瓦尔克·马胡林被释放回到美国。他返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会，否认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在高压下，在那个苏联控制的调查团面前所做的证词。
9月，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一位名叫汤普森[G.P. Thompson] 的瑞典代表从中国返回后，在写给媒体的信中说：“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就是代表们绝对相信中国和北朝鲜的指控以及他们所提供的证据。”这封信的内容，于一年多以后，1953年12月5号，以“细菌战”为题，发表在《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上。
1953年苏联结束指控前的喧嚣：
1953年3月3日，斯大林逝世。这意味着一系列斯大林政府的行为将开始转轨。但是在苏联最高当局开始追查并最终下令全面停止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这项指控的宣传、造假活动之前，在苏联官员们的熟练表演下，这项指控仍然再度在联合国掀起波澜。
3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Malik]转而将细菌战的指控矛头指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美国代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 立即再度重申了美国的否认。
3月25日，苏联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s First Committee]上散发美国空军战俘的有关招供认罪记录。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和美国海空部队[Marine Air Wings]指挥部官员再度出面予以坚决的否认。
4月2日，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记录：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在这一天通过了第147号文件。这份文件在“目前，联合国行动受下列限制”的标题下，再度一字不差地出现1950年国安会62号文件的有关句子：“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线武器”。
凑巧的是，三天以后的4月7日，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撤回其在联合国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战的申诉，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苏联为了和平而做出的真诚的努力”。
联合国众成员国有的心知肚明，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无论如何地名不正言不顺，这项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的公案从此不再在联合国内随着季节传性染病的来去兴风作浪。
据尚未对公众正式公开的苏联档案显示：苏共高层内部在斯大林逝世后，于这一年的4月秘密调查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实来源和来龙去脉，并于5月得出这一指控是伪造的结论。遂通知中国和北韩立即停止这一伪造证据，诬陷指控的活动，同时以维护苏联国际形象的名义，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罢官、免职、行政处分、刑事惩罚的处理措施（详情请参见同期刊出的题为“‘韩战细菌战’公案的新证据——12份来自苏联总统档案馆的文件译文”）。虽然至少在1953年，苏联最高当局就已经清楚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是不实的，但是由于苏联政府至今没有对此做出声明，也由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档案都没有解密，也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说明真相，所以下列这些关于这一重要历史公案的各种的事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没有结论，不是尾声
1956年美国解密档案记录：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只是到了这一年，在纷纷扬扬的“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国际公案已经基本上不了了之，黑帽子摘不摘已经无所谓的时候，美国改变了其不首先使用生化武器的决定。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3月15号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
美国的档案到期解密；美国的决议执行严格；美国没有用档案证明自己清白的习惯；美国档案解密的时候，它在国际上蒙受的不实指控已经成为昨天的历史。
1967年苏联军事出版社[Soviet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印刷发行了关于“细菌武器及对它的防御”的技术手册，用于训练其武装力量。在回顾历史上的细菌战时，这部手册依次提及二战期间日本对华使用的细菌战和美国在越战中使用的脱叶剂（Defoliants一种化学药品，用以除去草木森林之叶–作者），但是完全没有涉及所谓美国在韩战中细菌武器的应用。对于尚不明真相的国际社会而言，这说明苏联不信任（从而也不参照）当年自己阵营调查团的报告中陈述的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
1969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化学、细菌武器的影响及其可能用途”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没有将细菌学（细菌）载体用于战争武器的经验。”这项报告获包括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澜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签字认可。对于韩战期间苏联中、朝、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的指控而言，这份报告清晰暗示，指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然而不属实的历史也是历史，也可以成为过去。韩战结束17年的时候，只有少数专家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中这部份文字的暗示，而国际社会已经不再关注这一指控。
1975年美国在这一年认可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1979年那位曾经率领苏联阵营的国际科学家代表团调查细菌战的英国老头，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写信给《细菌战与伪善的否认》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重申他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
1982、1983年苏联重翻历史旧案假帐，多次指责美国曾经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事实上直到1986年以前，一有风吹草动，苏联就利用中、苏、朝制造出来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指责美国准备或正在使用细菌武器，它成了苏联对美外交棋盘上一枚随时待用、每每灵光的棋子。
1984年在一个记者会上，一位日本学者问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瑟夫．尼达姆：“是否有证据证明他展示的瘟疫的样本一如中国所声称的，是来自一个不常见的野鼠群？”这位还挺诚实的英国老头回答说：“没有。我们相信中国科学家的说法。有可能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出于一种爱国的同谋。但是我宁肯相信中国人不是参与行动的一方……”。他还说，“当然，毫无疑问，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从未见过任何实例。我们看到的只是容器中的样品，带菌者也是发病后的死者。我必须说，我对这个方法（空投细菌的方法——本文作者注）的成功使用，没有获得深刻的印象。我的判断从来不是基于美国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何口供，而是所有随附的证明”。约瑟夫·尼达姆的这番话，当时被《每日先驱》报刊登发表。
1984年当中国考虑签署“细菌与毒素（Toxin，尤指细菌在动植物中所形成而引起某种疾病者）武器公约”时，政府发言人声明说，“中国曾一度成为细菌与毒素战的受害者。”从历史逻辑上推断，这个“曾一度”（英译转中译——作者）应当是指二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
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年之际，莫斯科诺沃茨蒂[Novosti]出版公司出版的一部二战历史回忆录，提及日本在华使用细菌战，但完全没有提及朝鲜那段公案。1986年英国老头在给另一位叫做珍妮．麦德姆蒂[Jeanne McDermott]的私人信件中，坚持他从前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他说：“前几年出版的所有东西动摇了我过去仅仅百分之三的怀疑并废除了这种怀疑。所以现在我百分之百的肯定。”这位英国老头在各种不同场合的类似重申被两位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和戴维．华莱士[David Wallace]引入1989年在英国出版《713部队：日本军队的密中之密》[Unit 713: The Jao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一书再度引用。
1988年多年直接参与苏联细菌武器项目的前苏联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E.I. Smirnov]出版《战争与传染病》一书，书中有关韩战部份，除了讨论联合国军人在韩战期间所染的“朝鲜出血热”，没有涉及任何韩战细菌战的话题。1990年中国官方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友人，英国老头儿约瑟夫在北京举行欢庆他90十寿辰的仪式。老头令在座欣慰地再度谴责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老头儿今已作古，至死没有改口。对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内部调查此项骗局，并委派苏联驻中国大使和朝鲜事物负责人通知毛泽东和金日成中止这项指控的新闻宣传活动一事，他已经没有机会知晓了。
1998年尾声：来自自由媒体空间的报道
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摘录）。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Yasuo Naito]。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为此，文件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所以“鉴于欺骗党和政府，粗暴践踏苏联法规、国家纪律以及不诚实的行为，清除伊格纳季耶夫（苏联家安全部长）出党”，“撤销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衔（军阶）并予以起诉。”
1998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olars]出版的冷战研究权威杂志《冷战国际历史研究》，获得日本“产经新闻”同意，翻译出版了全部12份档案文件摘录，向英文世界首先披露了这一重大历史公案的苏联内部秘密。
不久之后的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美联社消息，题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文章概要这项指控的由来和12份文件的内容，采访了12份文件的英译者，美国韩战女专家和大量有关文献翻译者凯思琳．苇瑟比[Kathryn Weathersby]，从而再度向英文世界及西方冷战研究学术界打开了这一始终无从定论的历史公案研究大门。
1999年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专题的20集“韩战”大型系列节目，在第11集中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报导内容及其他资料，首次简要向中国大陆听众报导了所谓“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真相。
（补充：2000年韩战爆发50周年，美国中文媒体发表此文，首次向中文世界详尽披露这一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并全文刊载来自特殊渠道的苏联总统档案中的12份秘密文件中文译本。从而为中文世界的韩战历史研究者首次披露了这项隐埋多年的细菌战内幕。）
作者注：1. 本文主要依据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在“韩战细菌战之宣称的新证据：背景与分析”（《冷战国际历史研究》1998年冬季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整理。2. 文章篇幅所限，其他所有资料来源删去。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真相
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闿生曾将李商隐“昔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改为“但得昔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约在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 。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 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 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 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到“文革”结束，不然，得知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访美，他会更高兴。
注释：
（1）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情况，可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
（2）（3）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见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收入吴晗《春天集》。
（6）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88页。
（8）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31页。
（9）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0）关于张东荪情形，见左玉河《张东荪传》。
金 钟：张戎毛传中文版出版记
◎ 编者按：张戎与夫婿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的出版工作，本刊总编辑金钟是主要的负责人。本文记叙该书编辑出版的秘辛及作者在与张戎夫妇合作中的一些感受。
去年六月，当张戎来香港宣传她的新书《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时，我在半岛酒店为她作了一个专访〈十年磨一剑 重写毛泽东〉。她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相信这是透过作者亲自让中文读者了解这本书的一份最实在的报导。本刊同时也选载了部份篇章。作为一名多年关注和研究毛的写作者，我是多么想看到这本别具一格的毛传的中文版啊。
但是，那天已是月尾，访问完，我急匆匆赶回来，准备七月号杂志发表。没有和张戎谈及其它。所以，张戎离港时电话上问我，怎样没有谈到出版的事？后来，获悉中文版已交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我们先后也忙于另外两本书的出版，时间一晃，就到了今年春天。台湾报纸突然报导原定五月出版的毛传，发生转折。中时文化版的大题是〈胡宗南后裔战胜 ／远流弃守「毛泽东」〉。
中文版六月决定在香港出版在和作者联络之后，本刊五月号发表张戎夫妇的声明及张朴的文章，解释毛传中文版为何在台夭折。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才获得一个机会，和张戎商谈中文版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终于在六月份达成版权协议，双方认定在香港出版是合适的，条件也是有利的。作者尤其重视香港会更贴近中国大陆的读者，他们将是这本书潜在的最大读者群。
于是我成了香港第一名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稿的读者，并有幸参与编辑出版程序。
七月上旬，张戎来纽约出席万人杰新闻奖颁奖礼，我们抽时间会面，进一步讨论有关中文版的编辑和出版问题。商定要尽早出版，争取在九月九日毛去世纪念日之前面市，以响应许多读者的期盼。确定在编辑上与英文版只有一个不同，即抽起长达一百余页的「注释」。因为注释中译工作量很大，张戎解释说，不想因这项翻译而再度拖延中文版的出版，而约三十种已出和将出的外文译本有许多活动需要应付，她不能专注于这项工作。因此，只好先将英文版的注释放在「开放」的网站上（www.open.com.hk），以后再补上中文注释。另一考虑是英文版开本大，已经八百多页，中文版希望篇幅小一点，以便携带和阅读。
因此，我们做下来，全书七百页，尺寸三十二开，大约比李志绥回忆录略为厚一点。另外，和原台湾版设想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繁体字横排。其中也有篇幅的考虑，横排比直排的文字容量略大，而港台海外，对横排版面，一般都可以接受。
张戎追求真实认真负责的文风张戎是享誉国际的作家，这本毛传又是欧美评价很高的畅销书，因此，我们承接这项出版工程，内心是不无压力的，我们希望做到最好，让作者和读者满意。在这段敏感而又紧张的时间里，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和作者的合作，流畅而愉快，基本上完成预定的计划。过程中，张戎的写作风格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第一是印证了她去年访问中说的「追求真实的写作原则」。我当然不是对毛一无所知的人，毛传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张戎说「言必有据」。她和她那位博学的丈夫披阅了那么多材料，访问了那么多人，深入了甚至是无人涉足的档案馆，每件事都有可信的依据。有些事，我们也「似曾相识」，但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表象不知内里，张戎有更多更深的揭露。当我们提出个别的修改时，没有实据，她都不敢轻易采信。
当然，这本书不是毫无可议之处，但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切实感到作者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这是第二点。张戎的仔细，到了一个标点符号往往都要反复斟酌的地步。在修辞方面，更是打消了我的一种成见-认为许多在西方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往往把中文丢之脑后了，如香港人常说的「英文好过中文」。张戎不是。我不能评论她的英文，但我敢说，她的中文是严谨的，有分寸的，不事雕琢的，朴实无华的。这正是五四以来最推崇的文风。因此，我想，只要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的年轻一代，都能看懂这本书，一旦开卷就会不忍释手。
张戎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她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本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诸多书评中，美国时代周刊说她有一种「娓娓道来，不动声色」的「狄更斯风格」。
张戎学英文出身，在英国二十多年，专攻语言文学。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罗琳，英国文化似乎蕴藏着深厚的传奇趣味，想来张戎不会不受到熏陶，加上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天分，这对《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写作，描绘自己家族的故事，肯定是大有帮助。然而，这本毛传是面对一堆冷酷的史料、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当代史，没有文学想象力发挥的空间，容不得半点矫揉造作-张戎却依然做到了娓娓道来，不动声色。比之于《鸿》，写作《毛》的张戎显然是更为成熟、更为渊博了。十二年的心血与磨砺，已经使这位写自传文学的纪实作家，提升到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可以驾驭宏伟而复杂的题材的巨匠之列。
这个判断并非夸张。疑者不妨看看：毛和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三十年，有关毛的文字几乎浩如烟海，大陆内外，无论中西，谁下过这样大的功夫，谁又有这样大的毅力与魄力去梳理那样纷繁隐秘的资料？记得在纽约聚会时，张戎的丈夫哈利戴告诉我们：俄国开放了的珍贵的共产时代的许多档案，竟束之高阁甚至无人查阅，那些专家学者们宁可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数据与结论，不图反思与更新。
显示毛迷信暴力杀人如麻的历史《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既提供一幅纵向的编年史般的长篇画卷，又有一个个精彩的横切面，解剖许多人与事的个案，与毛有关的重要人物都有一个别致的文字文件。从井岗山占山为王到文革独霸天下，展示毛一以贯之的路线，那就是崇尚暴力和武力，无论是造反、流寇、战争与和平时期，都以此为不二法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完全被合理化，乃至神圣化。说到死人，不管是梭标捅死，运动整死，按比例处决，红卫兵打死，还是饿殍千里，毛总是一副轻蔑的口吻：「没有甚么了不起嘛！」张戎的书显示中共党内多次权力斗争中，实质上都涉及毛和中共内部尚存的人道主义成分和良知未泯的温和派的深刻矛盾。
张戎毛传出版以来，值得讨论的一个质疑是，毛没有值得肯定的好的地方吗？为甚么要把毛贬得一无是处？以我的观感，这本毛传正如台湾报章指出的，确是「对毛泽东采取强烈批判态度」。这种态度对不对？当然反对的不少。他们对毛有各种各样的肯定。
张戎毛传的第一章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
这句开场白指出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毛是中国亿万人的主宰。意思是毛是独裁者、专制者-对此，谁能否认？从刘少奇到李锐都不否认。二是毛的统治导致至少七千万人无辜死亡，意思是毛整人害人，杀人不眨眼，或一意孤行造成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他的罪责，铁证如山，谁能否认？
张戎的书只是从她和丈夫的研究成果中说明：毛是怎样变成独裁者、暴君和杀人犯的？她提供实证，还原历史的真相而已。
张戎和我们这些从毛时代活过来的人，当然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如张戎在《鸿》中所描述的那样。很多人没有那样的感受，包括在毛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和海外华人及西方人，他们看毛与毛时代，隔着重重的时空障碍，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有理性有影响力的人士，可以奉劝的是，他们应该面对历史的真实，放弃双重标准。既然，我们对于香港闹市的暴徒或在纽约、伦敦制造恐怖惨案的凶犯要绳之以法，追到天涯海角不罢休，那么，对于一个残害数千万中国人的暴君，为甚么不予追究呢？
对于这样的人间恶魔，研究他的成因，他的犯罪史，不是正当不过的事吗？当一名劫机犯被捕后，是不是还有必要去肯定他曾是一名书法家或好父亲？
对中苏关系系统全面的揭露作为对中苏关系曾相当关注的一名研究者，我在张戎毛传中受到许多启发。过去略知一二的东西，现在变得极为清晰。我指的是苏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毛的恶魔化过程中有至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张戎夫妇的一项重大贡献。
原来，中共从成立，到江西苏区、到长征、到延安、到内战、到建国、到六十年代决裂之前，苏方都给了中共，给了毛巨大的援助，包括派人、给钱、给军火、给政策、下指示。尤其是金钱资助，苏联在德国入侵之前，斯大林亲批每月资助延安三十万美元（一年就相当于今天五千万美元）而毛坚持武力夺权最早也是来自斯大林的支持……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取得莫斯科的批准。完全可以断言，没有苏共这样的靠山，中共早就消失于无形，也没有毛的崛起的任何机会。——这些，史家也有所知，但如张戎毛传这样系统、完整地加以揭示，还是首见，因为中共至今隐讳其事。前几年的杨尚昆回忆录，只说「我们在建党初期，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公然撒谎。
中苏分裂是毛至死的一个梦魇。张戎利用许多第一手数据，描述二十世纪两个共产大国的恩怨情仇的来龙去脉，里里外外，引人入胜地展现中苏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鲜明地预示毛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及其狂妄、野蛮、愚昧的封建遗风，必将被抛弃，这是对今日大陆现状的最佳脚注。
张戎的《鸿》是献给她姥姥和父亲的，他们没有活着看到《鸿》的出版。张戎的《毛》没有献词，但这本书无疑是献给在毛暴政下死去的千千万万高贵的和平凡的灵魂的。十多年前女作家刘真为《开放》写过一篇她调查所得的彭德怀死前惨况，前年又有大陆胡杰把林昭在狱中反抗毛的专制而悲壮死去的故事拍成影片，想到这两位反毛的悲剧英雄，令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毛时代的亲历者，无不黯然泪下。张戎这本西方评为「有如原子弹」一般地批毛巨著虽然揭示了惊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我相信，这只是中华民族不幸被一头恶魔蹂躏的故事的第一章。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进程，毛那些罄竹难书的故事，一定会冲破一切阻难，陆续展现在世人面前。人血不是水。中国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尊严，一定会得到确认。
当天安门毛像被摘下，毛尸被焚弃之时，真正解放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张戎的这本书，这本书注定将是一个里程碑。
（金钟﹕开放杂志总编辑 2006-8-28香港）
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
内战
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分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于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道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 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 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 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相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 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鄢烈山：评点前文化部长刘忠德
《南方周末》8月初在头版头条做过《对话文化部前部长刘忠德》，我没看内容。因为我一看到“高端访谈”4个字就反感了。一来是央视的那些讲官话讲大话的“高端访谈”败了我的胃口；二来我讨厌时尚、媚权的“高端”一词，以为与其奉承他们为“高端”，不如写实叫“高官”好了。
这期9月1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又以“对话前文化部长”为题，以刘忠德为封面人物做了专题，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意识到，这是记者与一个“前部长”，与一个历史人物的对话；按照高官退位后比较敢讲真话的惯例，对他的访谈可能蕴含许多难得的信息。
于是，我调整心态，带着尊重历史（具体地说是1949年以后在革命教育中成长的上一辈）、了解现实（具体地说是曾经参与国政决策，无论你是否乐意都受到并仍要受其影响的权力结构）的情感认真地读。一读之后，果然长了见识。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刘忠德曾说过：“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怪，也许这种怪就是我从来不讲套话、废话、官话、假话。”
这位当过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8年中宣部副部长的高官，这句话本身就“比较怪”：“不讲套话、废话、官话、假话”居然在中国、在中国政界成了另类！不是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吗？
但读罢刘与记者全部对话，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人还真是敢讲真话的，尽管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
一、
先说我认为值得为刘前部长鼓掌叫好的几例。
记者问，文化部最近出台建立全国统一的卡拉OK曲库您怎么看？
刘说“但统一曲库是不行的。只要是健康的，都是应该允许有，不能说宣传部、文化部规定大家唱什么，大家就只能唱什么。那是不行的。把文化管理死了，那就不好了。我不主张这种做法。”
记者又问，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些金鸡、百花奖项的评选呢？
刘答：我对这些评选非常不感兴趣。有些评选黑得不得了，过去是演员拉着板车买小报，因为票在那些小报里，现在是投票机器，几分钟就能投出很多，很多黑幕，黑得不得了。
记者：有没有可能现在我们认为是精华的，以后可能是糟粕？
刘忠德：所以我特别反对什么精品工程。精品能搞工程吗？几个评委说这是精品那不是精品，过几年可能就颠倒过来了，文化产品是最需要时间沉淀的，所以不能随便搞什么精品评选，我是很不愿意搞这些评选的。以前的批林批孔，中庸什么的，现在可能认为中庸也不是什么糟粕的东西，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要动脑筋取研究。
这几段话说得真痛快真有分量，尤其是从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口里讲出来。要知道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是违反当下官场潜规则的，其中一条是下台的不要批评台上的。他也知道这样坦率地讲自己的看法会得罪人。所以，他也说过：“现在我有消极的一面，我一直讲我只是接力赛上的一棒，后来者有自己的跑法，有自己的管法，你别管那么多。这是对的。我现在也看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我就绕道走了。”
他要是不“绕道走了”多好！须知，他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呢！人民政协不是要与执政者“肝胆相照”，要“互相监督”吗？
二、
再挑刘前部长的三处“硬伤”。
记者：我们很好奇，如果一部电影一本书大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某个片断，或者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为什么要砍或者改？
刘忠德：有的改也是对的。但是有的作品有点问题也得改。比方说《霸王别姬》，剧中是演员自杀，演员自杀那一阵子影响多大，咱们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后来改成剧中人自杀，这就不一样了。像这种就要改，不改不行。
说“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这是什么话，电影中不让自杀，可是生活现实是有不止一个两个京剧演员自杀了，比如最著名的就有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自杀）和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至于严凤英那样的地方戏演员自杀的就不知凡几了。改得了电影，改得了历史事实吗？我明白“文革”作为历史题材，为什么有那么多禁区了。我们不是承认那是一场“浩劫”了，连京剧演员自杀都要讳掉，还谈什么“以史为鉴”？怕什么，就不怕来世变鸵鸟吗？
谈到审查赵本山的小品，刘说“他原先是讽刺乡长吃喝，请客吃饭，我说乡长是咱们政权的最底层，他们最辛苦，你讽刺他们不应该啊。后来他说大中型企业厂长吧，我说那也不行，大中型企业正值困境时，你讽刺他们，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们正牢骚满腹，他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改成皮包公司的老总，我说你去讽刺他们吧，他们有些的确不怎么样。”
这些话真教人哭笑不得。这与“文革”中、“文革”前的人物观、典型观有什么区别？哪行不辛苦而该讽刺？乡长、县长、市长、厂长中“的确不怎么样”的还少吗？否则，我们的反贪局和纪委也不用忙活了！
记者：我们每年要从好莱坞，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引进一些影片，要经过文化部门的审查，这种审查有什么标准吗？
刘忠德：当然有一个标准。比如“美国之音”从来不说美国不好一个字。美国的影片都在宣扬美国民族、美国人民的英雄主义情结，咱们国家这么重要怎么不宣扬？
要中国的文化媒介都学“美国之音”不说本国不好的话，实在比拟不伦，犯了常识错误。众所周知，“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外宣电台，受众不是美国公民，而美国本土的文化媒介多是民营的，什么腔调都有，包括《华氏911》这种明目张胆诽谤现任总统家族的。
三、
刘部长介绍他的调研决策过程，他是怎样拒贿的，对我们了解中国高层的政治生态很有用处。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忠德同志作为高级干部和意识形态管理者的心态。
一是绝不认错绝不示弱。
记者：反思这八年，有没有后来看起来是错误的决策？
刘忠德：没有没有。
记者：一直正确？
刘忠德：我的脾气就这样，决策的时候要慎重思考，一旦决策，勇往直前，决不回头。起码这八年，我自问，大问题没犯过，小问题也有啊。有时候出错也不能承认，承认自己没有把好关，你这个关都没把好，当什么文化部长。
记者：犯了错误不承认。
刘忠德：这是一种魄力呀，你要承认就完了。
……说文化很难弄，我一个学工的，刚来文化部的时候很艰难，要是没一点魄力根本站不住脚。我学工的，来文化部，说我是外行，你们是内行，向你们学习，从来大会不讲这些话，讲这些更别想站住。
不要以为刘部长不知道“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这些俗谚，不知道“任何政党任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大……”这些毛语录，但是他就是不愿承认自己有过错，心知错了也不能承认，还把拒不认错叫“魄力”。这是向毛主席学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及以后表示“决不下罪已诏”）政治谋略，还是有别的什么政治考量？我读了有心惊胆寒的感觉。
二是似很自信又极不自信。
刘忠德：8年，我是尽心尽责，我是很操劳的8年，我尽心，该做的都努力做了，心安理得了，就行了，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愧疚之感。
记者：您认为以后的历史会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刘忠德：我认为我对历史对未来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历史也会证明，坚信共产主义也是对的。我自己的遭遇、命运无所谓，我自己的遭遇也可能很惨，可能变成了历史里面的反面人物，这是可能的，我对历史对我个人的评价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历史会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也会代替资本主义，有这一点就够了，对个人的评价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个人的任何评价，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颇有几分悲壮感。好像并不是孔夫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不知对这种心态是该敬佩还是怜悯。
我想说那就祈祷吧，念“南无阿弥陀佛”或“阿门”或……，可他是无神论者！
李长声：吃骨灰的故事
日本电影《黄昏清兵卫》里有这样的场面:清兵卫奉命捕杀一高手，交锋之前，那高手诉说衷肠，还拿起一个小罐子，打开盖，里面装的是女儿的骨灰，幽幽地说着，竟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像吃糖一样嚼得酥脆，观众看他便像了恶人。最后高手把长刀砍到房梁上，入木三分，清兵卫的短刀便乘机拦腰一刀。终于颓然倒地，摸到手的骨灰罐滚落，黑暗中闪亮了一粒骨灰。
那个小罐子是骨灰罐，日语叫“骨壶”，一般是陶的或瓷的。日本人对骨灰情有独钟，以至有骨灰信仰之说，但到了大嚼的地步就匪夷所思了。以前有个叫胜新太郎的男优，以饰演盲目游侠座头市闻名，前两年北野武导演并主演的《座头市》不过是夸张了他的谐谑罢了，这个胜新太郎爱搞怪，父亲去世，他在媒体镜头前抱着骨灰罐边哭边吃，说“这下子老爸就进咱里面了”，令人瞠目。
日本死了人几乎百分之百火化。从土葬变为火化，好像大家都不曾反对，为什么呢？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是这样解释的:“人的迁移频繁了，离开故乡在他乡立足度日的机会多了，这也是明治以后的显著现象。但死了要埋在家乡坟墓里的愿望根深蒂固，遗族需要把骨灰抱回去，一下子就不得不火葬了。”当年日本军“雄飞大陆”，但没有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念头，行军作战，还得带上被我八路军或武工队击毙的战友的骨灰。
如今大多数人是死在医院里，遗体运回家举行葬礼，然后火化。有一种捡骨灰的习俗，其正规之做法，书上写道:拾取骨灰近来大都只是用竹筷子，男左女右，二人一起用筷子夹起骨灰，放进骨灰罐里；首先捡牙，之后按腿、胳膊、腰、背、肋骨、头骨的顺序各捡一块儿，最后是喉结。为此，焚尸的人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骨灰的形状。日语里“箸”与“桥”发一个音，所以这习俗出自三途河的说法也说不定。死者要渡过的河流有三种，或风平浪静，或浪高风险，就看你生前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并非一死都成佛。至于为何两个人一起捡，可能因为阎王爷差遣小鬼常常是两个一组。死是秽，自古避忌，但尸体被火一烧就净化了，捡骨灰时没有人悲悲戚戚。近邻老太太折过腿，逢人就说骨头是用钉子连上的，她死了，左邻右舍一边为她捡骨灰，一边悄悄说没发现钉子呀。活着的人可真是无常，我差点笑出声来。由于捡骨灰这个行为，日本人用餐时忌讳互相用筷子传递食物。我们家乡是忌讳把筷子插在碗里的米饭上，我小时候也见过的，棺材前面摆一个碗，装满米，上面插一双筷子。
上古日本人死后装进瓮中埋葬，很像巨大的骨灰罐。骨灰罐装了骨灰再放入白桐木箱里，外面包上白布，常见电影里把它挂在脖子上，捧在胸前回老家。电车遗失物品招领，为数最多的是伞，人们上了车往往就忘了它的用处，最稀奇的是骨灰罐，想来是悲至恍惚，醉得朦胧，就把故人送上不归路。三岛由纪夫死后，被掘墓盗走骨灰罐，后来在公厕旁找到。志贺直哉的骨灰罐是国宝级陶艺家滨田庄司的作品，生前用来装砂糖，死后装骨灰，但不知景仰他的文学，还是那罐子值钱，有人偷了去，至今下落不明。前两年去世的文学家水上勉写过一本随笔《骨壶的话》，说他看见的骨灰罐都过于简单，一律灰白色，很是乏味。透明彩釉的，虽然很光亮，但不值得赏玩。他提倡自己动手做骨灰罐，而今好像真有点成风。总惦记死后的事，未必是活得轻松，怕是活得更累。也有人说，自己活着预备好，免得给后人添麻烦。细川护熙总理下台后远离政坛，晴耕雨读，几年的工夫就成了陶艺家，标价不菲，是否也给自己做好了骨灰罐呢。
恐怖大师偶尔出走
《肖申克的救赎》，(美)斯蒂芬·金著，施寄青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9.90元。
“你只写恐怖小说吗？”对于这样的探问，斯蒂芬·金时常否认。他说大多时候对于这种被定型并不是“很在意”——显见得他对于“恐怖小说大师”此类称号也不是不在意。在《肖申克的救赎》后记里，他不忘告知世人，“不过我写的只是恐怖故事吗？如果你读了前面的故事，就会知道并非如此……”那语气如同冯小刚——反平民喜剧路线:其实我也能拍古装宫廷大戏——后者似乎更为接近人间正道，而且是一种昭告天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背后症结，却该是折磨走通俗路线艺术家的同一类心魔:“畅销”是否等于“不入流”？
斯蒂芬·金是用了中篇小说的形式来与恐怖小说做一次偶而为之的划清界线。他把中篇小说称为“小说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带”，认为“即使最大胆的作家，碰到二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字这个数目，也会心惊胆跳”——据说有的作家习惯在创作长篇之前，以中短篇的形式进行练笔；斯蒂芬·金这些中篇的诞生，却来自每完成一部浩大长篇之后，“瓦斯桶中残留的燃料都刚好足够我写一篇中篇小说。”这些碎屑汇成四部中篇:《肖申克的救赎》、《纳粹高徒》、《尸体》及《呼－吸－呼－吸》(台湾版名为《四季奇谭》)，故事依次是关于“一个很特别的越狱犯、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被困在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四个乡下小孩的发现之旅，以及年轻女人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生下小孩”。仍包含一些恐怖元素，但顾左右而言他。
四个故事，《肖申克的救赎》一篇为人津津乐道。主人公越狱后经暴雨洗涤得以重生，“希望太平洋就和我梦中所见的一样蔚蓝”——文中字句足以让影迷重返电影结尾那一幕海阔天空。《纳粹高徒》则是警世之作，细述一个纳粹余党与一个少年四年间亦师亦友的奇特关系。少年逼迫老人追述陈年罪行，他则在老人描绘的暴力画面中成为其私淑弟子，且身体力行，最终二人同时走向绝境。着迷于暴力与死亡的人物或穿上党卫军制服才能入眠，或在冥想纳粹疯淫史中实现自渎，都是人性中经久难散的那些阴魂的帧帧写照。言辞冷峻处，寒光四溢。
大部分长篇小说的市场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中篇小说则更有可能坚守维护文学的“最高正义”——一些批评家的观点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即使作品畅销如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1982年首次出版前，也会遭到多家出版社的拒绝。虽然斯蒂芬·金借助书中人物之口说，“许多书评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狗屎，我也时常觉得他们说得没错……”但他也说，“我花在(《肖申克的救赎》)上面的精力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他似乎永远活在这种两难之中。对于中国读者的更大意义则或许在于，蜕除那些标签式的血腥、宗教甚至神怪，不走恐怖惊悚路线的《肖申克的救赎》有望让更多中国读者领教斯蒂芬·金作为一名小说家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