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国第一个推理文学奖——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奖日前在京举行开幕仪式。本次大奖赛由新浪网举办，新浪投稿信箱将于9月15日正式开启。

据了解，大奖赛邀请了国内一批知名作家担当评委，他们中有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白烨、贺绍俊，著名作家肖复兴、毕淑敏、柯云路、海岩、石康、周德东，年轻的后起之秀刘猛、蔡骏、成刚。本次大赛奖金总额突破10万元，设立金奖、银奖、铜奖。同时还设立了最佳悬念奖、最佳文笔奖、最具人气奖等。设入围奖200名，入围奖获得者将成为新浪签约写手。

胡锦涛失败的美国之旅

有人在评价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时，用了六个字来形容——“经济热，政治冷”；其实，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大抵也如此——中美之间“政治之冷”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了中日之间。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虽然三年前胡曾以“副元首”身份访美并受到最高规格接待——那时西方还对他启动政改心存希望，但此次访美对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胡本人的权力能否得以巩固。为了让美方提高接待规格，中方在经济层面连续向美国抛出媚眼和甜得发腻的蛋糕：顺应美方的压力将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与波音公司签订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订购大单，尽量低调处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然而，中方在政治层面毫无动作，既没有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每逢重要的外事活动便会释放几名标志性的政治犯，也没有停止在官方主流媒体上攻击和丑化美国。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访问。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胡锦涛期待已久的访美计划，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灾难打乱了。“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方，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让美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临时取消了胡锦涛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后来将其降低到两国元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顺便会面。这样的草草的一次顺便会面，不可能深入讨论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也就是一种礼节性的意义而已。由此可见，小布什对会见胡锦涛并无多大的热情，他深知此人僵化如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名愉快的谈话对象。

对于胡锦涛来说，这是也一次失败的访问。这是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领导人访美活动中最失败的一次。如果说三年前胡锦涛访美时，西方世界还对其抱有一厢情愿的希望，认为其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宽容；那么，在其全面掌权之后的两年多里，胡已经彻底暴露出僵化而冷酷的“毛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西方不再对他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胡锦涛访美不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剧变”，中美要成为亲密盟友，还得等到中国大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胡锦涛的所作所为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胡绝对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勇敢地启动“新思维”和“公开化”，最后不惜自己失去独享的权力——在不久前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胡严厉谴责戈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并正告大家“引以为戒”。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日显其权威主义者本色》的文章，该文章分析说：“胡锦涛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一贯如此）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中国共产党——即便腐败成风、权力滥用——还是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党外的监督或者平衡力量。”在胡访美期间前去演讲的耶鲁大学——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其校刊亦毫不掩饰地批评说：“耶鲁大学可千万别忘了中共政权丑陋的一面。胡的统治正是人权观察组织所谓的‘高度压抑状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宗教迫害、强制驱离、侵犯劳工权益。中共政权还极力围堵网际网路讯息的自由传递。很多耶鲁大学所寄予高度评价的准则，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开诚布公的讨论等等，在胡的政权下，仍被紧紧的钳制住。”这些观点大致与布什总统对中国的看法相吻合。

虽然中美之间有着数额巨大的商贸关系，但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与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得以消除。这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是邪恶与正义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的对立。对此，布什总统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问题。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布什总统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直觉，他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比那些故意将问题复杂化的学者更为迅速地把握到了真理的所在。

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被视为“布什主义”的先声。在这篇演讲中，布什总统明确指出，只有当世界各国都拥有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观——即“致力于个人的自由”——的时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才能最终达成。他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冷战时代的对手：“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朝着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的伙伴。甚至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这番话其实也是说给中俄两国领导人听的，是金玉良言，是逆耳的忠告。以胡锦涛当下的施政方向来看，他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建议——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他本人及其特权阶层手中的权力，而民众的自由恰恰是其独裁权力的坟墓。这番话亦是布什的中国战略的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的国家，即便与美国成为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语），亦无法成为真正关系稳固的盟友。一个虐待本国公民、不断制造人权案件的政权，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不会遵守游戏规则和道义原则。因此，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中国在美国眼中基本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政权。

里根在苏联的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

在成功地铲除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颗毒瘤之后，等待中东地区局势趋于稳定，布什政府下一步的外交重心必将转移至东亚地区。小布什深知，自己是否能成为“里根第二”，仅仅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获得的胜利是不够的——能与里根将苏联帝国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伟大成就相媲美的，惟有将中共政权这一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小布什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吗？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在美国访问时，恰好在华盛顿目睹了前总统里根的葬礼。美国友人告诉我说，这是自从肯尼迪以来美国最为盛大的国葬。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甚至超越了华盛顿和林肯，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曾担任里根“文胆”的大卫·葛根如此评价里根：“宗教信仰与爱国信念根植于里根心中，两者互相交缠，几乎无法分辨。……里根认为，美国必须树立榜样，必须在其他土地上培育民主、自由的精神。……里根的想法和人格重叠，对一位领导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有力了。里根主义就是里根的全部。”里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一度在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的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让前苏联及其东欧仆从国的四亿人民获得了自由。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共高层以“教材”的形式分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的中译本，要求高级干部均认真阅读和研究此书，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警惕“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种种手段。该书的作者彼得·施魏策尔，是里根时代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分析专家，在该书中他这样盛赞里根的远见卓识：“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里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苏联这座大厦会倒塌……在苏联的这口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末期就把苏联埋葬了。”

里根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回忆说：“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出于一种本能。”当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时，西方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大都认为他疯了，或者把他描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里根指出：“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章。”在差不多同时，即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所迷惑，而给予其热情洋溢的赞美。这是一种基于过多的知识积累的“傲慢的偏见”。

对于大多数自命清高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好高骛远的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无独有偶，今天的小布什也遭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如此恶评）。然而，里根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作出了先知般的估价。更重要的是，里根对苏联帝国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行动：第一，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使之一直顽强地在雅鲁泽尔斯基军政权的压力下生存下来，并成为东欧人民追求自由的旗帜；第二，对阿富汗的反苏力量提供各种援助，最终使得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一个“流血的伤口”，“苏联在冷战历史上被完全打败，这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这个帝国的前统治者在一战中的失败那样，这次失败对苏联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第三，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合作，压低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使苏联难以获得硬通货，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境；第四，启动“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并对其实施技术封锁，使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四项有力的措施，使得苏联当局感到“脖子被勒得越来越紧”。

里根的战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苏联的体制固然存在某种“自我毁灭”的病毒，其覆亡乃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当时美国没有像里根的这样强有力的反共领袖，而是像卡特这样只适合担任某慈善机构董事长的人继续担任总统，那么苏联这只“百足之虫”也许还会挣扎着多存在一二十年的时间。作为多年来第一个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促使其解体的美国总统，里根亦成为深受美国民众爱戴的“伟大总统”。任何一名美国总统都有成为“伟大总统”的心愿，实现这一心愿需要个人的能力与魄力，以及适当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乃是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的阴云已经散去，自由的阳光已经普照，虽然目前尚不能像学者福山那样乐观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小布什确实可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中国再也不能像在冷战时代那样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了，而美国已经完全占据了这场角力的主动权。

见利忘义的“老欧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后的大堡垒。过去一度“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近期频频“主动出击”：最高当局授意“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朱德的孙子）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在非洲穷国取代昔日的苏联大肆实行“新殖民主义”，热情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欧美国家的对头访华，利用朝核事件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共已经不安于韬光养晦。其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自以为是地充当“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蜜月期”。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社会中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会被中共顽固的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在后冷战时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威胁。任何漠视此两大威胁的调和主义、相对主义的思维，都是对人类未来不负责任的想法。西方世界除了奋起为自由而战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与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与现实中，曾经犯下严重错误的不是美国总统里根和小布什这样的“粗人”，而是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优雅的“老欧洲”——如果说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魔爪下解脱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统治尚有切肤之痛的东欧诸国是“新欧洲”的话，承平日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西欧诸国便是“老欧洲”。过去数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高估苏联的实力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他们恐惧地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却不知道苏联社会已然千疮百孔、外强中干。直到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之后，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布伦尔这才不得不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这句话说出了真相。

左翼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欧洲大陆，并成为一张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遮羞布。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欧诸国不仅没有积极支持美国对苏联的冷战，反而多次拖美国的后腿。当波兰的军政权镇压团结工会的时候，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西德总理施密特竟然宣称：“波兰颁布《军管法》是必要的。”当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停止支持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项目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却不予理睬，他们看重的是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生意来往。这些市侩般的政客才不在乎有邻国多少民众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呻吟。“老欧洲”是近代以来自由、人权价值的发源地，但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老欧洲”逐渐失去了崇高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坚持。在革命的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的折磨下，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轮番肆虐之中，“老欧洲”逐渐变成了一艘漏洞百出的破船。

“老欧洲”见利忘义的行径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的时候居然声称天安门屠杀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法德等国的诸多政客拼命在欧盟中游说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法文化年刚刚过去，中意文化年又开幕了。中共当局成了西方资本家最好的朋友。中共方面借文化交流之名，实施其形象包装之实，且以种种“私货”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而风行天下。而“老欧洲”方面，由于坚持实施大政府、高福利的制度，经济状况长期萎靡不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停滞状态，在无互联网时代完全被美国尽占先机。走投无路之际，“老欧洲”各国便将中国看作是新兴的、充满油水的大市场。对于他们来说，订单便是一切——是利益，是选票，是救命稻草。即使中共购买的尖端武器会被用于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也照卖不误。

希拉克、施罗德等目光短视的欧洲政客，全然无视中共政权依然在残酷虐待其人民的事实，而与中国独裁者们亲密无间地把酒言欢。我在法国访问期间，曾尖锐批评法国政府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们一直罔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似乎比害怕当年的纳粹德国还要害怕中共当局。由于中共当局的软硬兼施，在欧洲，从政客、商人、知识分子到汉学家，敢于公开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正直之士越来越少。

在此“后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中惟一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巨大而正面作用的国家，美国总统小布什成为西方领袖中惟一能与中共角力的中流砥柱。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有意的安排？

布什总统能否成为“里根第二”？

如同里根一样，小布什是一名天生的“反共牛仔”，他所秉持的外交政策更多来自于其信仰背景，以及威尔逊总统所张扬的“传教士外交”的传统。小布什不会把被国际人权组织评列入“全球十大独裁者”的胡锦涛当作一名值得信赖的朋友——如同现实主义者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的那种关系，再也不可能在小布什与胡锦涛之间建立起来了。布什总统奉行人权外交的基本政策，美国的外交思想已经走出了基辛格时代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力量均衡”原则。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积极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布什总统指出，暴君们完全清楚他们没有权利压迫人民，他们坚持这样做只能使自己更加软弱，“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不同意见”。

布什总统上台伊始，本拟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地区，积极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当然，该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共政权。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其周边的北韩、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的民主化也必将闻风而动。东亚乃至全球的整个政治面貌亦将发生极大的改观。谁也没有料到，突然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此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国际战略思路，将重点转移到恐怖主义的老巢中东地区，全神贯注地处理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难题。于是，“中东压倒了远东”。中东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意识形态问题，更是宗教信仰问题，多重纠缠，根本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得美国无暇他顾。而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美国不得不争取得到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共是“九·一一”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由此其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但是，美国的这种战略目标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小布什忘记了中共政权的性质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危害。虽然华府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共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布什会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与胡锦涛做交易。

人权并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幌子”，乃是其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涵。在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小布什反复声明自由价值的普世性，认为一种普遍的、跨国的文明和价值正在进展中，“自由”成为这篇演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眼。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发表的纪念匈牙利人民抗暴起义五十周年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回顾说，当年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却没有扑灭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响应匈牙利人民要求，向他们提供援助。西方国家从此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帮助那些寻求自由的人”。小布什赞扬说，匈牙利人民一九五六年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世界树立了典范，他鼓励匈牙利人民说：“通向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你们仍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布什总统具有一种单纯而急切的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热情与决心——在克林顿那里就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布什主义”已经吹响了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他像当年直接斥责苏联政权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一样，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并痛斥企图制造核武器的伊朗为“更邪恶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工作：除了摧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帮助这两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之外，中亚地区多米诺骨牌般的“颜色革命”亦让人眼花缭乱：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的“柠檬革命”……这些“颜色革命”或多或少都与美国的努力有关，与布什及其国务卿赖斯的积极推广自由价值的外交政策有关。

布什总统的中国战略包括如下几个要点：首先，在亚洲地区，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盟友关系，同步发展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宿敌的关系，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不受侵犯，进一步对桀骜不驯北韩金正日政权施加压力；其次，对中国内部，通过世贸等国际组织促使中方加大经济领域的国际化，积极支持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完成政治领域的“和平演变”。对此，不希望成为“末代党魁”的胡锦涛自然是心惊胆战、心急如焚。胡锦涛多次下令全党上下对自由民主的思想“防微杜渐”、“严防死守”，并谆谆告诫地方官员在打压维权人士时“切勿制造如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和昂山素季这样的道德英雄”。近期官方在处理若干维权事件时，手段确实越来越趋于精密化。但是，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浩浩荡荡的今天，胡锦涛再想走回头路，将中国带回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已非他一人或一党之力可以实现了。

毫无疑问，对付中共比对付其他任何专制国家都更加困难。中共已经成为具备了各种抗体的“百变金刚”。国内民众的觉醒和国际压力的加大，都是促使中共“卷旗缴枪”的重要因素。国内民众的觉醒需要漫长的启蒙工作，非一日一夕即可达成；国际压力的加大，亦需要有远见卓识的西方领袖的登高一呼，面对绥靖主义甚嚣尘上的现实，小布什与布莱尔亦势单力薄。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道义和时间都不在中共一边。小布什的国际战略和中国战略固执而坚定，虽然备受争议，却信念不改。大卫·葛根指出：“领袖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是否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如何实现这些信念，采取的方法可以有弹性，然而必须确定方向。”小布什便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正在成为“里根第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可以预见，在其有限的总统任期之内，小布什很难亲眼目睹中共的垮台，但如同里根为苏联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一样，他必然也会给中共的棺材钉下第一根钉子。

首发民主中国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人们对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评价无外乎“间谍王”、流氓成性、“杀人魔王”，对此类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应该敬而远之，以为此种人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不讲道德。大多数人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跟戴笠们隔得很远，以为戴笠一类人是社会的极个别，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在戴笠们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国人最可宝贵的进取精神。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材。这种成材，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儿，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这种吃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儿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的大本营。事实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国社会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质：比如正直、勇敢、大义等等。军统组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这一事实可证明戴笠及其军统的国家情怀。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赤胆忠心。在革命的春秋时代，慷慨悲歌也好，他或者真的有一种“侠之大者”的悲壮心理：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而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在革命从权的时候，就一变而为忠于领袖的犬马之愚忠。他的座右铭是：“秉承领袖意志，体谅领袖苦心。”

因此，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这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做人典范，也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成功样板。只是这种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们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这是我们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我们社会的产物。他们知书而不识礼、读书而不明理。学校和社会只是教会了他们如何势利，他们满脑子浆糊。他们总是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务工作可以抢夺、控制情报信息，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最终使他们自己丧失了人性。内心矛盾、人格分裂，而不知解决，而一味地向社会索取。他们眼里的人生得意或成功名即是：这个社会有着现成的名利财富，只等他们去掠取，他们绝不会想到创造性地成就新的文明资源。像戴笠懂得因果，企图超越因果，跟太虚大师等人来往，最终仍被因果所囿，即是他们无知于生命的结果。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也仍随处可见，他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在家人、朋友面前恭敬可掬，甚至身边总会有一两位和尚、活佛、牧师以证其参禅，但他们用世处世的一面极为狰狞，他们待人残忍。

我们的文化教育产出的大多是戴笠那样的人，他们擅长投机、有奶便是娘，更可笑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跟国家大是大非的语境联系起来思考，而一遇到真正的挑战即以饭碗为自己哀求辩护，实则他们完全明了自己作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价值，他们不仅习惯了残害生命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有意无意伤害了别人，对普通民众，他们更是“狗眼看人低”，他们不知尊重生命为何物。只不过戴笠以极端的形式作了他们的代表。

因此，尽管蒋介石和戴笠的同志以为戴笠有功于国家，甚至章士钊为他写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但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做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戴笠的美国传记作家以为戴笠是一只“巨蟒”，其实按中国人最常见的说法，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说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极好，他的生活可以说骄奢淫逸，但这种走狗没有自我，更没有自己的德性世界。就像最凶残的藏獒虽然忠于主子，目中无人，但一闻见有血腥气的屠夫也会无可奈何、摇首乞怜一样，戴笠们的内心是相当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稳，在临死前甚至哀叹自己不是死于毛泽东之手，就会死于蒋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起太史公于地下，戴笠的行迹也只会归为酷吏猾吏之列，而入不得侠客列传，更不得列入世家。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头顶上倾斜着
　　　　　　　　　　无数个铅皮桶
　　　　　　　　　　我不敢张口──
　　　　　　　　　　如果把舌头吹落到田里
　　　　　　　　　　明年还能指望好收成？

　　　　　　　　　　垃圾短信过度轰炸
　　　　　　　　　　地上的接受器一起失灵
　　　　　　　　　　乌贼的腕足
　　　　　　　　　　扼住豆苗的喉咙
　　　　　　　　　　黑毛虫刮起狂风
　　　　　　　　　　把杨树叶子全都
　　　　　　　　　　吹成透明

　　　　　　　　　　最后解决的时刻到了
　　　　　　　　　　植物都是犹太人
　　　　　　　　　　即使一言不发
　　　　　　　　　　也不值得同情
　　　　　　　　　　秋天喷洒橙色剂
　　　　　　　　　　北半球成了毒气室
　　　　　　　　　　寒冬下达
　　　　　　　　　　对绿色的屠杀令

　　　　　　　　　　搜遍山林平原
　　　　　　　　　　掠过每一个村每一座城
　　　　　　　　　　相距万里同时执行
　　　　　　　　　　在植物的尸骨上
　　　　　　　　　　白蘑菇长满了一层
　　　　　　　　　　那是刽子手献给死神的花
　　　　　　　　　　开放即凋零

　　　　　　　　　　而饥饿的办法更加巧妙
　　　　　　　　　　既可把口粮大量节省
　　　　　　　　　　还不会落下大清洗恶名
　　　　　　　　　　当然，决不能相信奴隶的忠诚！
　　　　　　　　　　要在六月
　　　　　　　　　　把东亚大陆冻成磨石
　　　　　　　　　　蘸着长江黄河
　　　　　　　　　　磨砺铁轨般长的刀锋……

 

2006年9月7日，中国浙江省海滨城市台州市的章安镇发生一起群体性骚乱事件。事件已造成上百人受伤与数十人被捕。事发地现仍处于高度警诫状态。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一位九岁女童疑被人丢入一大桥下的河中淹死。事发后，女童父母即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未及时处理，女童之父故向当地政府上访交涉，但为当地政府官员视为缠访，据相关报道，当地政府将女童之父殴伤。此事激起当地村民的愤怒，以致数百村民包围当地镇政府，并引发骚乱事件，激愤中的村民放火焚烧了镇政府食堂等处，掀翻了数辆政府汽车，砸坏了数台电脑并烧毁政府部分文件，由此，当地政府出动数千警察，进行“反击”、镇压，结果自然是握有强大武力的政府“获胜”了。

政府获胜的标志就是“暴民”们被赶跑，被打伤，被抓起，政府获胜的另一标志即是事发数日后，在那“出事”的大桥边，还停泊着多辆警车，甚至还有装甲车。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谁对谁错，我也不想研讨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我所考虑的是与此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

显然，这又是一起政府动用国家暴力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典型案例。

自然，当地的村民有过激行为，比如他们在凶狠的镇政府官员（党委书记、镇长领头）以野蛮暴力击伤前来伸冤的女童之父时，没有保持冷静态度，以求得和平的法律的解决，他们攻击了政府，对政府设施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但是，我们的政府又是如何办的呢？政府的反应是激烈、迅速的，快速赶来的数千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开始动用武力“平暴”，结果当然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打了胜仗。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暴力下的和谐”。在政府强大武力的压制下，局势平静下来，紊乱终于变成和谐。由此看来这暴力还真是有效。由此，我联想到去年的太石村、汕尾东洲村，联想到重庆重特，联想到其它类似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之中，政府无一例外地以武力解决问题。打你，抓你，没商量，一切取决于拳头、力气与武器。

但是，这样的“暴力下的和谐”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好政府所追求的是否就是这样的和谐呢？如果是，那么，结论将是可怕的，那结论将是我们的政府视暴力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必要手段，在所有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中，动用暴力几乎成了政府唯一的选择。我们知道，以暴力手段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的政权通常被人们视为“暴政”，我的推论将使我视我们的政府为“暴政”政府，这是我所不愿但又无法从逻辑上加以否认的。反过来，如果不是，即我们的政府追求的不是这样的“暴力下的和谐”，那么，说明我们的政府所追求的理想是正当的，是好的，可是，面对那一件件充満血腥气味的事件，我们又如何才能理解我们政府良好的用心呢？

古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让人们不作恶事，不作凶狠的伤害他人之事，这样的要求对于政府来说是否也一样适用呢？政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政府的行为仍是人的行为，是那些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那些政府官员显然是人，是人就应该接受古老的教训。放下屠刀，寻求和解，寻求暴力之外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不否认政府在特定的情形下拥有动用警力处置特发事件的权力，比如出现严重骚乱并出现严重暴力行为时，政府可动用警力抑制。但是，抑制也并非就是可以不择手段，抑制也并不就是可以胡作非为，抑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暴力行为，消除暴力事件，象上述台州章安镇发生的警察一来即如战斗开始，军警官员立即大打出手，使用各种器械随意殴打村民，直到打得被打人头破血流，人倒人伤，宛如一场战争一样。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有这样的执法吗？而在汕尾东洲村发生的事件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了，那里的村民并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他们只是在和平地维护他们的权利，结果，军警们竟然开枪了。在太石村则动用了暴力殴打等手法。

暴力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无法相信。象现中国政府这样的迷信暴力，惯于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在现今世界是越来越少了。一般说来，对暴力的使用通常被人们视为野蛮行为，政府使用暴力也不例外，喜欢使用暴力的政府不能不被人们视为野蛮的政府。我自然不愿意将我们的“人民政府”视为“野蛮政府”，一来是因为那样说太难听，有辱人们喜欢听良言美语的耳朵，二来也容易给自已召来“言语之祸”──在当今中国还是有“文字狱”这样过时的封建“宝贝”的，但是，我们的好政府必须作出良好的行为来表示它的文明呵，否则，它若是在行为上总是不能表现出文明、理智，却要我等该死的喜欢批评社会的“知识人”、“文化人”说它文明可爱，那不是要我们睁着眼睛说盲人所说的话吗？（当然，盲人也未必一定说瞎话，盲人也未必肯说假话，比如陈光诚先生就是一个最肯说最敢说真话的盲人，可惜，他因为说真话而把他说到了监狱里，我这样一位呆呆傻傻自称为大作家的汉子，也不能确定我的命运如何？我会不会也象陈光诚先生一样因为说真话而把我自已说到监狱里去。总之，在中国，监狱确实是为我等而设的，所幸地狱不是为我等而设）

请记住，暴力下面没有和谐，暴力下面只有屈从与反抗，只有一时的隐忍与以后的暴发，暴力可能引来更大的暴力。暴力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利益问题法律解决，反侵略与某些国际冲突需用军事战争方法解决。人民的和平诉求只能用谈判、对话解决，只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起来，我们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才能得到最为合理与妥善的解决。如果，一味地使用暴力，也许可以一时奏效，但是，你不可能长久地使用暴力而不遭致被暴力打击者的反抗。当反抗者起而反抗的时候，“暴力下的和谐”就将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的好政府，不想转换一下思维，改变一下应当改变的政策吗？我愿意看到的是一个仁爱、明智、富有远见与责任感的政府，我不愿意看到一个与相反的政府，那个政府残忍、愚蠢、没有远见与责任感，总是把事情弄糟，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使自已的形象丑陋得让人不忍目睹。

民主论坛

南京的学者樊百华在大作《1989后的中国》中指出，在“代表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锦被”下，掩藏着的事实却是：40%多的贫困儿童不能享有9年“义务”教育；95%以上的农村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60%的城市平民居住在阳光稀缺的贫民窟中。“改革”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因为：“教育改革”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失学、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新三座大山”，掏空中国人的腰包，压垮了中国人的脊梁……

中国的基础教育现状，如中国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都有一个中共专制特色的”二元化结构”的问题，主要就是制度上的城乡差距问题。这个问题，等于中国教育走向公平化道路上的“刀山火海”，一有不慎，随时都有“百年害人”的下场。当然，中国区域很大，东西部也有地区之间的差距，但远没有城乡差距那么显著和尖锐。官方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重点学校在城市，而目前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高达1.6亿人，这与中国基础教育在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举个例子，城镇的高中分布密度是农村高中分布密度的十多倍，初中资源也同样，绝大多数省份是城镇的比农村的丰富，虽然城乡差别没有高中教育资源分布那么大，但镇乡之间初中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比市乡之间的不均匀现象要严重得多。教育学博士朱向军在新书《名校集团化办学：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模式》中披露：中国普遍存在的”镇乡之间教育资源差别是影响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同时，城、镇初中升学率都为农村的6倍以上；从分布上看，镇乡高中教育差别是主导我们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由于在教育制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分野，导致了一些农村中小学学生存在辍学、流失现象，甚至还有新的”读书无用论”苗头萌生，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平等，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继续”薄弱”下去，无法自我”造血”，最后将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的素质，甚至影响几代人拖了”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后腿。

一个不得不直面的现实是，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主要在农村，尤其是在落后地区。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基础教育倍加薄弱。

对于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问题，朱向军博士认为，从理想的角度看，义务教育阶段在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最好都能实现平等。但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平等，只能而且应该从”投入”方面来寻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基础教育分级管理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要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一些边远落后区域由于自身发展经济相对落后，因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和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杭州虽然是东部，但由于城市、山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存在，同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差异，基础教育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山区农村小学，则是”要穷只能穷教育”，正规的老师不愿意来学校，而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不愿当”孩子王”，只有那些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的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无奈”当上”代课教师”（即以前的民办教师），导致”大糊涂教小糊涂”，最后这样的教育只能产生出更多的”糊涂后果”来。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基础教育差距下的现状。

教育本是公共产品，带有一种福利的性质，但由于”城市优先”的短期行为，使”二元结构”更长期地影响地方决策者的教育投入和决策。比如导致城乡群体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动人口问题。根《人民日报》2005年7月27日第15版披露的数字：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1.02亿，其中0-14岁儿童1410多万，占总数的13.78%，跨省流动的近330万。其中的30%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儿童所受到的教育与在公立学习接受”免费或福利式”教育的城市儿童相比，教育质量存在着严重的差距。浙江省杭州市教育部门透露的一个权威数字显示，2006年9月杭州报名上小学一年级的本地人有1.5万人，而外来人也有1.5万人，压力比较大，但杭州市政府有承诺要让”外地民工子女有学上”，但也是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八千名外地生在杭读一年级。这已经很了不起，说明”学在杭州”、杭州做”教育强市”是有要求条件的。但又不能不忧虑，另外居住在杭州的七八千流动儿童怎么办？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不能上学”的承诺，比如杭州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拒绝民工子女就近入学而被上访和告状所困扰就是一例，那些子女被迫与监管他们的家长分离，回到原籍读书，过着”父母与子女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般生活。当然，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和东西部差距，以及外来人口的压力，杭州在为国家的问题肩负胆子，而外地的财政却不能做到”转移支付”，杭州也有自己的资金缺口重担，外来人口还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是实情，也是无奈。

不过，朱向军博士在认真观察和思考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种城市基础教育利用”马太效应”争取市场资源促进教育快速发展的”自动争源”新思路，就是倡导”名校集团化办学”，走一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杭州模式之路”，其实就是民间模式，民间为主，不能以政府为主导。”马太效应”就是”本有很多，还要给予更多；本有不足，反而得到更少”，现在中国的名校办学经验显示，名校具备先天优势和受到市场机制的帮助而左右逢源；择校费及各种捐赠使其财源茂盛，学生趋之若骛，使其享尽生源上的优势，一般学校难以与其竞争。所以导致基础教育学校”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导致”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可朱向军的新思路就是强化名校集团的自动争源能力，把普通学校向名校方面带领，即不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扶持普通学校发展，政府为民间服务，而不是又政府领导所谓的教育产业化。由于民间力量和名校效应，因势利导发挥名校的马太效应，主动争取市场资源向名校流动，带动普通学校的快速发展，最终带动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特点是：名校集团化不是产业化，而是用品牌优势，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吸收资本投入教育，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支持教育。通过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佳选择——扬长避短型的差异驱动，通过名校这一”龙头”，发挥公办、民办小学集团化，解决”有学上”的问题，又避免”上好学”的矛盾。

教育公平的背后就是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在社会发展规律里面有一个特点叫”磁发展效应”.磁发展有双重效应，磁发展的国家能够借助先发展国家和地区、先发展个人的一些经验、技术和手段，加快自己的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地区和个人，这方面印度做得比较好，其公办小学义务教育基本上做到全部免费。在磁效应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效应，即离开磁效应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当这种劣势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甚至不断地弱化以至消亡。由此看来，在普通学校和名校的发展中，差异是显然的。差异会产生普通学校的动力，但是，普通学校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追赶名校，还是选择与名校结成联盟共同发展呢？朱向军分析道，”杭州的名校集团化办学的选择是后者。原因很简单，普通学校与名校磁发展效应也很明显。”只要普通学校与名校同心同德，发展方向一致，利用名校的文化优势，先进的教学管理、教学技术与手段，可以迅速提升普通学校的办学水平。通过推进名校集团化，在政府的公平政策引导下，而非强制”拉郎配”，让名校与普通学校成为一家人，自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磁发展效应可以达到最大化，普通学校可以借助名校实现”乘电梯式”的快速发展。

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工作，绝非”名校集团化办学”那么简单，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新问题和新困难还会不断出现，依法兴教还会遇到更大的曲折和坎坷。比如关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我国早在1986年起就实施《义务教育法》进行确立，但在2006年6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规定年满6周岁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7周岁，但要获得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尤其对政府职责也做了确定，对妨碍义务教育领导要求引咎辞职。新义务教育法首次明确了违法应负的相关法律责任。对违反《义务教育法》，妨碍义务教育实施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政府或者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由此可见，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再也不能继续”马虎下去”，让”大糊涂教小糊涂”了，再也不能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停留在标语口号状态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当前的发展不是早日成为”人才强国”，而是教育均衡，填平制度上的城乡沟壑，缩小差距，走国民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之路，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百年大计，才能使中国沐浴到现代化的文明之光。

－－ＹＳ论坛

这年头，一个贪官倒霉了，实在已算不得什么新闻。何谓新闻？我记得上学时，老师曾这样解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无官不贪几乎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一个小贪官被揪出来，早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贪官太多了，这些年前前后后被曝光的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让人神经麻木，见惯不怪了。

不久前落马的湖南郴州的市委书记李大伦，他主政的那一方土地远算不上富饶，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还是比较落后的，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位一把手成为千万巨贪。仅初步调查就表明，他收受的贿赂达1325万元，这还不包括部下官员以拜年、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送的600多万元贺礼。案发之时，他家中存款3200多万，其中3155万元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冻结。此案牵出当地158名大小官员以及傍着李大伦的大腿发财的商人，盘踞多年的一个窝被端掉了，这在郴州市官场、商场无疑是一场不小的地震，新的一轮权力洗牌开始了，在权力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接替李大伦而来的不会步他的后尘。

    李大伦此人喜欢附庸风雅，以“文人”自居，出过诗集，还爱好写散文，常以亦官亦文、官场作家的面目出现，熟悉他的人说他“一边吟诗作对，一边大张口袋收钱”。这让人想起那个喜欢书法、到处题字收钱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李大伦事发被叫去谈话那天，还在他搞的“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及散文作家来郴采风会”上，声情并茂地朗诵他自己的《感受郴州》片段。这位深陷于污泥中的贪官平时却爱读《爱莲说》，经常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挂在嘴上。当然，这也并不奇怪，在糜烂透顶的官场上，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本来就不鲜见。像李大伦这样，如果没有掌握权力，只是一个普通文人，他完全可能清白、清贫了此生，口念《爱莲说》，以诗文自娱。然而一旦身入官场，手里握了权柄，他就身不由己了。试图通过一个案例禁止掌权者，要求掌权者对自己进行道德约束，无异都只是幻想。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没有外在的束缚，任何权力都注定了滑向罪恶的泥潭。

今天，人们之所以对反贪官失去了兴趣，对于甲仆乙起的反腐败模式越来越失去信心，原因就在这里，即使一个贪官倒了，取而代之的十有八九也是贪官，腐败已成为维护权力机器运作最有效的润滑剂。贪官之成为贪官，首先不是人性、人品的问题，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向腐败，这在现行制度下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

近日来，金正日秘密访华的消息接连不断，但此消息却在9月5日遭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正式否认，该消息的出现据说是基于金正日的特别列车曾一直停在新义州的事实。另外，据北韩中央通讯社3日的报道透露，金正日到新义州附近的机床工厂和养鸡场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此可见，金正日此次“秘密访华”的消息只不过是空穴来风。然而，虽然金正日“秘密访华”的消息未能兑现，但金正日身患重症的消息却是不胫而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韩国最大反对党大国家党的最高委员、“对朝权威消息人士”郑亨根前天说：“目前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因肝、心脏以及糖尿病非常严重，无法正常步行。”此发言一经媒体披露，沉寂多时的金正日便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上述“秘密访华”的消息虽然未曾得到证实，但很多人仍然乐于相信金正日是因为健康原因而终止访华行程的。不管事实如何，金正日的行踪使得媒体捉摸不定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对其它国家的访问从来都是秘密进行。

金正日因为在继承其父金日成的宝座之后，仍然继续推行独裁暴政，并不务正业地大搞导弹试射和核试验，所以北韩曾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之为“邪恶轴心”，金正日也因为他的“出色”表现而“荣”登世界独裁领导人排行榜榜首。时下，大多数国家已经步入了民主的新时代，并因为民主而创造出了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就连最大的专制国家──中国，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经济改革。然而，唯有北韩在金家王朝的世袭统治下，走上了拒绝一切改革的不归之路。北韩民众俨然毛时代的中国民众一样，忍受着饥荒和暴政，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然而，金正日的生活却和其治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媒体报道，金正日不光拥有造价高昂的豪宅，还尝遍人间美味，包括法国干邑白兰地、德国啤酒、西班牙香肠、伊朗鱼子酱、苏丹西瓜、地中海橙子、挪威蛙鱼和龙虾、丹麦猪肉、日本海鲜等。另外，最为让民主国家领导人不敢望其项背的是，金正日娶妻纳妾已成家常便饭，就在不久前，他还将女秘书金玉封为第四任夫人。据说，在日常生活中，这位独裁君主更是声色犬马，一见美女便起色心。看来，独裁君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的金正日和当年的毛泽东在这方面实在是不相上下。

金正日这种无德无能的人能够登上北韩的最高领导人宝座，无疑是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否则的话，他至多是北韩的一介草民。北韩的民众并没有台湾民众那样的幸运，可以在独裁领袖的儿子继任以后看到民主的曙光，而是在送走了大独裁者金日成以后，他们还要热烈“欢迎”下一个大独裁者金正日的到来。和中国一样，北韩也同属共产主义的受害国，虽然中国民众一直都对中共怨声载道，但和北韩民众相比，还算多了几分幸运，毕竟一般人还能吃饱饭。据媒体估计，因为迫于饥饿和暴政而越境到中国东北的北韩难民已经达到几十万人之多，足可见得北韩民众生存环境之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贫困不堪的国家，充斥着其媒体的竟然也是铺天盖地的大好形势和歌功颂德，这和毛时代的中国可谓是如出一辙，和今天的中国也颇有些相似。

北韩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因为极权统治的一手遮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大大落后于民主国家。在金家王朝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之下，北韩的贫困程度已经难以想象，稍有天灾，民众的生活便难以为继。和北韩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南韩虽然和北韩的发展时间一样，但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辉煌成就，这就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差别，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优谁劣，对比两韩便显而易见。民族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南韩虽然用阳光政策对北韩表现出了统一的真心诚意，但金正日却仍然固守自己满目疮痍的半壁江山，用不合理的要求去打击南韩的统一热情。这看是金正日的顽固不化，其实是专制制度在作祟，独裁国家即使再落后，其领导人也不愿意和民主国家统一，有的更怀有吞并民主政权的野心。

中共一直都是北韩金家政权最忠实的盟友，虽然中共也深谙金正日的暴戾和不得民心，但为了不让自己太孤立，所以每每在北韩青黄不接或是难以承受自然灾害之重的时候，对其慷慨解囊，据媒体报道，最近中国对北韩的一次援助竟达20亿美元之巨。中共能够对一个邪恶程度无以复加的政权如此慷慨，实在是令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仍有不计其数的民众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些钱如果用在解决中国民众“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上，不知道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面对只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的中共，有头脑的人们自然不会把中共对北韩的援助看成是对北韩民众的援助，而只会认为是对金家政权的助纣为虐。

金正日的独裁和暴虐成就着北韩人民众的苦难，而他对试射导弹和核武器试验的热衷更让其它国家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威胁，此时此刻，金正日身患绝症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也许真的上天有眼，要对作恶多端的他进行惩罚。金正日应该来日无多，据说，他早有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其位的打算，因此，他的继任人必将在他的几个儿子中产生。

不管金正日的继任者是谁，希望他能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实行民主政治，从而该改变北韩当前民不聊生的惨状。同时，也希望中共能够对金正日的事例引以为戒，开放新闻言论、摒弃独裁专制、实施民主宪政，真正地还政于民。

“多行不义必自毙”，时间会给每一个象金正日这样的暴虐者一个合理的回报！

（2006年9月11日）

民主论坛

 

【2006年9月12日狱委讯】 记者无国界 2006年9月11日 中国 新华社发布加强钳制外国通讯社的新规定 “记者无国界”今日对中国政府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在没经任何事先协商的情形下，发布一则加强钳制外国通讯社的公告表示不解和愤慨。 该新闻自由组织呼吁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一起对此限制信息自由的企图作出反应。 “我们担心这些规定可能会对驻中外国通讯社的工作造成重大冲击，”“记者无国界”说。“由新华社这么一个中共的喉舌来全权控制所有通讯社这一作为是粗暴的。它将对在中国新闻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的海外新闻工作者造成威胁。新华社正在充当”箝制外电新闻”和信息自由的天敌。” “记者无国界”进一步指出：”在刚刚开过的欧中峰会上，中国政府曾经竭尽所能将事务谈判非政治化，而此刻它又恰恰相反，愉快地把事务和政治搅在一起。这种对外国通讯社的控制完全违反了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中共昨天的这则公布题为《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其适用范围不仅是中国大陆，还包括香港、澳门，理论上还包括台湾。该“措施”废除了中共政府1996年作出的，允许包括路透社在内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媒体出售新闻的特许。新华社此举的部分动机，估计是防止”颜色革命”避免”和平演变”最新采取的加大力度的措施之一。 新“措施”含22条，确认了新华社在新闻、照片和计算机图象发行的垄断地位。在未经任何协商的情形下，把所有外国通讯社安置在新华社的管制下。新华社有权授予或扣压外国通讯社的经营执照。而在此之前，外交部有权检定外国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 这则发表在新华社网站的“措施”规定：禁止一切违反中国宪法法律，危及国家团结、主权、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名誉利益，违犯中国宗教政策，或煽动派别迷信的新闻。  “措施”规定外国通讯社不得在族群间煽动仇恨、歧视，或损害他们的感情，不得危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和文化传统构，不得诽谤中伤。一矣发现此类信息，新华社将在提出警告后要求更正，阻拦发表，或暂停违规媒体的执照。 禁止中国媒体使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报导。由新华社向通讯社购买图片，特别是国际新闻相片。中国媒体可以向专业代办处购买商业新闻和信息。 受此”措施”影响最严重的有路透社、Bloomberg、道琼和Kyodo这些向中国媒体销售商业新闻的通讯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驻京记者告诉“记者无国界”：外国通讯社应该”团结起来抗议这些不合理规定。”另一位外国通讯社记者说：”新华社是在试图彰显它并不具有的力量。” 2005年9月，“记者无国界”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新华社：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器”一文，文中描述了新华社的功能以及它是怎样在控制中国媒体方面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

中国有一句谚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自古也有“上行下效”的传统；现在还时常被人提及“村看村、队砍队，社员看的是干部”口号和标语。现在官员贪污、骄奢、没有廉耻之感；社会的富裕阶层为富不仁；社会的特殊阶层中饱私囊；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同风雨中的“羸狗”；农民则饱受各个阶层的盘剥与压榨；社会道德日益崩溃和瓦解；衡量道德的标准和尺度越来越没有是非曲直！有人认为是基层的官员、公仆素质不高所致，难以领会上层的精神实质，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高层，因为“上梁不正”，“下梁”自然“歪瓜裂枣”，能扭曲多少就扭曲多少！能坏到什么程度就坏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一看中国的高官们如何做秀的？

 

—-宣传作秀。众所周知《新闻联播》是中国少有几个人的日志记录。我们的《新闻联播》主要要是报道和宣扬国家领导人的日常活动，不报道生怕全国人民不知他还在不在这个位置上?是乎在不断的告诉大家，我还在这个位置上，我不能被人遗忘！各种媒体如应声虫一般跟风，人民日报如何说，其他媒体就如何为鹦鹉学舌！这自然提高了国家领导人的知名度、体现了国家领导人没有在睡觉，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为民执政；在不辞辛苦的为国家工作，为人民谋福利，这本来无可厚非！

 

可是恶果是什么？一个高官做秀，他的助手、副手要不要跟着“秀”一把？如果部长做秀，副部长和司长要不要跟着再“秀”一回？这样层层“秀”下去，到最后连一个乡长、镇长甚至大队的支部书记也要跟着“秀”一回！由于老大何以做秀，老二、老三当然也可以做秀；中央政府可以做秀，各级政府自然而然也可以做秀！。我们看一看现在各省的电视报纸、媒体主要是各省的主要官员，各部门的刊物主要是宣传本部门的领导的讲话、日常活动，省长有省长的新闻秘书，县长有县长的新闻科长。这些做秀的坏毛病跟谁学的！跟中央的领导人学的，因为“上行”必然“下效”。最后“秀”的是老百姓的血汗，“秀”的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秀”的是老百姓同官员之间的关系宛若仇雠！秀的是老百姓视同个个官员如过街老鼠。人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很反胃、恨不感冒，恨不得是食肉寝皮！

 

—-考察做秀。考察本是高官们的一项基本工作，也是份内的事情；调研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政府决策服务。要考察，你就悄悄的干活，宣扬的不要！如同鬼子进村一样掌握民风、民情，了解实实在在的情况有何不好！

 

可是我们的高官们调研的时候前呼后拥，这个陪同，那个汇报，但解决问题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自诩很精明的“宰相”在安徽考察时不照样让人骗！这就是调研和考察的结果！令人愤慨的这种调研和考察成为一种惯制，高官考察一定要相应级别的人员陪同，否则就不会走路，就是盲人摸象，就会考察不出真谛！部长考察要副部长陪同，要听取司长、厅长汇报；知府考察要个县太爷陪同，要陪同去听无所事事、冗长无聊的汇报；甚至一个镇长考察也需要有关人员陪同，也要汇报！这哪里是考察和调研，这简直是“汉高祖”回乡或者“秋闱狩猎”！调研本是本职工作，本是了解民情的方法和途径，结果成为炫耀自己权威和威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老百姓看见考察就头疼、看见调研就叫苦，有点像“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眼见吹翻这家。吹翻那家，吹得水尽鹅飞吧”。

 

—-讲话做秀。现在的高官们天天就那么几句话，自己讲完还不过瘾，还要出什么专辑，结果呢各级政府和机构的官员们也要讲话，也要印成文件，也要白纸黑字供人学习和研究。效果究竟如何？大家都知道！只是心知肚明罢了！做秀的是领导人，受害的是老百姓，浪费钱财不说，还要浪费时间和环境。中国每年因印制“废话、重复多次的话”要浪费多少纸张，毁掉多少森林！

 

—-外出交通工具做秀。衣食住行，本来很简单，可是我们的高官们出行有专机、专列、车队；这固然可以体现国家形象，体现国家威仪。孰不知你可以专机、专列，你的部属呢，你的下级呢？他人自然可以专车、专人；你可以吃龙虾，你的部属就不敢吃鲍鱼？你可以住五星级大酒店，你的部属不敢住七星级大酒店？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在给自己的下属、国人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摆谱。结果你摆一个谱，你的下属就可以摆上十个谱！现在的市长用车越来越高档、越豪华，现在的科长入住宾馆越来越要求高档！向谁学的？向上级学的！向领导学的！决不是向农民学的！也就不是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学的！更不是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学的！

 

   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可以我们的高官们在干什么呢？处处见“欲”，使全社会效仿之，全社会趋之若笃；处处皆得“难得之货”，是天下的大小官吏莫不向往之！莫不感受“难得之货”的好处！

 

老子还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我们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说明什么？究竟是“恶”是“善”？

 

我们这个社会不怕一人为“祸”，也不怕一人“作孽”。怕的是一人作孽，一人为祸，起到一个表率作用，继而千万人竞相效尤作孽，千人万人跟着为祸，这个社会就恐怖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该崩溃了！这个社会能不“水尽鹅飞”！老百姓能不受苦！社会风气能不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