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了一句
你好，巴黎
巴黎枯萎了
你竟然消失在阿姆斯特丹
许多美人的裙摆故意扫街上的灰尘
她们都是名人
或者名人的后裔
我只好对着满月说
你好，忧伤
忧伤是荷兰的。
她们都能支配我的目光
我对你说的一些话
被记录在案
没有一个字是雪白棉花
柔软感人
你飞跑到一座碉堡上面
我以为
那是埃菲尔铁塔
她们革命的地方
不，是她们炫耀华丽出身的声音
在响
我听到了我终于听到了
钢琴的调子在走
沿着冷漠的耳朵一直前行
我真的看到凋谢的向日葵
闪烁晚期的金黄
一个孤苦零丁的贵族
在寻找自己丢失的银币
我躲在墙角，躲开你
躲开她们
她们的脸色粉红迷人
你强悍有力的手挽起她们
扫过灰尘的裙子
因为，她们始终是你仰慕的女人
我小声地喊
你好，阿姆斯特丹
好些疯狂生长的太阳
跌落地上
我拾起，像珍藏一封遗书。
我的口袋都是干枯的麦子
我伤心地哭。
2006－9－2 夜
SAND BEACH
丘岳首：朝野双方交出心头刀
“OFA”中文译为“澳洲公开家庭”（Open Family Australia），是澳大利亚众多的非政府组织（NGO）之一。该组织为“街头儿童”而建，旨在消除“在街上”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澳洲估计任何夜间有2万无家可归的“街童”）的“孤独、恐惧、自我摧毁”，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少年街童带给社会的复杂问题。我印象中不禁私人枪支的美国曾有过一组织机构在圣诞节临近时呼吁“以枪支换圣诞礼物”，但在禁止私人持有枪支的澳大利亚，“OFA”连“除刀”也心切，于今年中就别出心裁在墨尔本推出一项试验性交换项目——鼓励青少年交出非法携带的刀具﹐换取体育比赛门票和电影票，并宣布上缴的刀具将在一间金属公司被熔掉由艺术家用其铸造一件雕塑品。
非政府组织在澳大利亚的运作有力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构，“OFA”此次推出的“刀具换门票”看似小事一桩，我却以为可以给吾国国人几个方面于启示——
启示一：文明政府是不恐惧民间组织的政府
在澳洲，政府以减税、免税等政策鼓励公民从事公益和慈善事业，政府也将许多决策权下放给社会以吸纳民间智慧和能量。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仅就有关少年儿童的民间非政府组织除“OFA”外就有“基督教儿童基金-澳洲”、“国际儿童保护-澳洲”、“游戏和娱乐协会维多利亚”、“救救孩子澳洲”、“喜欢小孩：澳洲儿童Inc”、“公平与创新中心幼儿”等多家民间机构。这些组织协助政府的“照顾儿童局”、各州“儿童及青少年委员会”、“儿童权利中心”等部门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澳洲开放家庭”的活动家特温迪曼（Les Twentyman今年7月1日荣获维洲年度奖）一个人在过去的17年中就帮助10，558名街童进入学校，援助了200多名年轻人步入大学校门。在这些年中，他筹款超过1200万元，帮助街童解决饮食穿衣问题，为他们购买课本，并资助了一家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开办的避难所。他还曾为70名成为毒品和墨尔本阴暗面牺牲品的儿童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在澳洲，你只要拨打这些组织的电话，就可以成为它们的“志愿工作者”，不会有“国保”人员上门来查问你入会的动机、目的、背景情况。澳大利亚国民通过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社会组织与政府联系勾通，个人也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实现公共参与从而找到社会大家庭的归属感。
长时期处于专制、威权和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杜绝民间参与的自上而下“单向控制”的社会，在1949年后连最应当由私人自主的婚姻都受制于“组织”的党天下，孕育于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自主空间荡然无存。改革开放至今，政府对个人和社会全面性的控制强度有所减弱，但一部落伍过时的《社团管理条例》仍堵塞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管道，捆绑着的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国目前的情形是，13亿国民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官方色彩浓重的半政府组织）只约有28万个，仅是3亿人口的美国140万个非政府组织的1／5.善于乾坤独断包揽一切的“党和政府”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为”，把部分社会工作交由民间来完成从而减少政府负担。可惜由于对民间组织资源的极度恐惧，“党和政府”宁愿多养国保武警及可控的“花瓶”组织并把庞大的费用成本开支转嫁加重于民间肩头，也不愿让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发育成长。今年6月中国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整治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专项行动，以两广的报道，广东警方4个月共出动7万多警力，广西省公安机关8月10日至15日5天就出动警力3万余人次。政府在社会公域的“过劳”既劳民伤财造成纳税人沉重负担，又扼杀民间隐藏的巨大创造能量，加剧个人因缺乏公共参与而产生的“单子化”孤独感和对国家的依赖感。
中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李荣禧8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第一届全国救助管理站站长论坛讨论流浪未成年人特殊教育问题时以中国政府惯用的统计方法公布全国约有15万流浪未成年人（英国街童协会则指出，如果把一些流动人口的孩子包括在内，估计中国街童的总数达到30万）。李荣禧没指明的是，对于这些街童以及爱滋患者等急需全社会来关心的人士民间组织均难施援手爱莫能助（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民间人士频频遭到国保的传唤和拘留）。中国流浪人员救助保护工作，尤其是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基本上由政府组织依据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包揽实施，成效如何则由官家说了算（流浪街童的有增无减则是由于工作不力的官家说过就算了）。
“文明执政”是常挂在中国现政府口头的话语，但两相对照之下，中国现政府显然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执政能力低下的病态政府。中国现政府的确病得不轻，病到怕风怕雨怕工会（独立）农会家庭教会甚至怕传销怕私人慈善公益基金的地步。一个突发事件、一场天灾都会令其心惊胆颤，一切“聚众”都被其视为可能“扰乱治安”，这不是病态又是什么？政府的这种恐惧症的医治在于政府自身职能的转换——从社会利益资源的通食和包揽者转变为社会规范的制定者、看守者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于政府真正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在于政府真心愿意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国家和政府通过“统构”社会组织来实现对个人的统治的思路并从速建立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拓宽社会大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空间。当然，必须首先有政府执政理念的大幅转变才能有政府职能的根本好转。
启示二：民主国家国民不会将刀枪对准政府
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下民主机制的建立主要是要解决公共权力来源问题。“选票箱的妙用”化解了刀剑和枪杆子出政权的血腥厮杀。持票者的“我同意”赋予了执政者行使权力的代表权；持票者的“我不同意”则因有表达渠道和撤换或解除政府的程序机制而免于转成愤怒的爆发。于是民间的刀枪通常除了用来对付私闯民宅的强盗，并不对政府构成重大的威胁。
在几乎人均1支私人枪支的美国（3亿民众拥有2.35亿私人枪支），凶杀案件虽时有所闻，但与实行最严厉刀枪管制下的中国层出不穷的恶性命案相比却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发达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奉行的制度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国民能拥有枪支枪口却不对准政府，原因是这个政府是他们的多数所认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合法政府。在美国，枪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权利，枪支“泛滥”却不成灾，人手一枪社会却安稳祥和。在那里，曾经有一个女孩听到中国文革年代中有抄家的事情，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不知道这位美国女孩对近期大量强制拆除私有房产的“拆哪”（China） 作何观感，但我相信她肯定对中国国民怎么又能容忍如此野蛮的强拆公民合法私有房产的国家暴行同样会茫然不解。吾国许多善良的国人在含泪目睹自己的家园被夷为平地时，并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如果有人未经诉讼程序法院判决许可后在自己“不同意”的情形下窜入自己的家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领地时，屋主人是有权对入侵者开枪的（假如他、她们有枪的话）。
澳大利亚也偶有刀枪血案，完全独立充分自由的媒体总在新闻的第一时间报导跟踪，笔者所闻所见的这类案件一年到头也就那么几宗。在中国的电视画面上充塞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大小官员可掬笑容，半小时新闻的最后才爆出一丁点“不和谐”的社会信息，但在电视画面之外的大街小巷、商场、公园、出租屋内，黑帮恶浪却此起彼伏。眼前的恶帮黑社会势力虽暂无力抗击庞大警察机器而只能逞威于平头百姓，但谁又能料定他们无法逐日壮大最终成为掀翻政府的巨大风浪？
一个曾长期崇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哲学至今仍迷信暴力的政府，一个鄙视“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圣经）基督教文化的政府，肯定也是一个有“刀恋”情结的政府。这种政府造就成群的羔羊顺民的同时也批量催生出癫狂暴民，却绝难培育有健康的公民心态。时下那些“迷魂党”、“色诱党”，那些“不该出手时也出手”的“砍手帮”，那些视“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扑头党”等黑帮蓬勃成长肆虐神州大地，正将“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演绎为现实的“悲惨世界”。在一些“会党”式的反对派中，“绝不妥协”、“决不饶恕”的高音也正震耳欲聋。在朝如是，在野如斯，极权党文化下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积聚了浓浓的涙气、晦气和暴气，一朝点燃必聚成巨大的喷火器，将国人再次推入火海之中。
启示三：朝野交出心头刀方有中华民族大和解
中国文化传统中，“化干戈为玉帛”的人道主义成分极为稀薄，“长刀善舞”的关羽张飞、弄斧挥拳的李逵鲁智深一类杀人无数的嗜血“英雄”长期成为青少年阅读的审美对象。在韩非的“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类伦理之中，一个血淋淋的“诛”字，诛身、诛心、诛九族直诛到血流如注山河红遍（“全国山河一片红”）人心变兽心；一个阴森森的“灭”字，灭绅士、灭地主灭思想者直灭到尸鸿遍野万众一声民族气损肾虚。也不足为奇，在这种人和人类的好友——狗一并都被暴徒不眨一眼地“诛”和“烹”的国度里，政治和民族和解的呼唤者要被横刀怒视的铁血者看成“软体动物”讥为“妇人之仁”。
1949年后，“诛”和“灭”被“打土豪”发家的操刀高手毛红太阳发扬光大。在必须“天天读”的毛语煽动下，国人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革命一继续，粗略和保守的统计，1949-1979年的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就有20万条生命以上非正常死于带血和不带血的“刀”下。更为壮观的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千刀万剐难解心头之恨”等风行于大革文化命之时的口头禅还培育出一代代火烧火燎怒眼圆睁的革命愤青。时至今日，仍有大量在“拿起笔来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俺不好，俺就叫他见阎王！”的党文化狼奶喂大的“网狼”正操着民族主义毒剑在网上随地吐痰、到处灌水、砸砖。最近大陆网上流行一引起广泛共鸣的热贴《中国家长身上藏着的十把刀》，就揭出砍去民主、砍去诚实、砍去善良等一把把深藏于国人（何止家长）心头闪亮的利刀。
当然应该强调，交出心头藏刀，首先是政府应交出所拥有的最大和最锋利的凶器。说今天的中国政府还是一个不文明的病态政府也是因为这个政府至今仍“紧握手中枪”旗虽捲而“刀”不繳.作为国家必要的机器由纳税人供养的“警察和军队”本应是自由竞争社会和国民权益的保护者，不幸却被党国劫为己有，成为单一“伟大的党”之保镖。政治和民族和解的主动一方就在（有利刀在握的）朝，中国高喊“四和”的“党和政府”一日不交出垄断的兵器，朝野和解之大门就无从打开。
几百年前西方国家议会椭圆议桌的发明以两剑触不到的距离早就隔开了政治派别直接的武力交接，中国至今的政治却仍以嗜好暴力的强者为王。专制政治是连专制者自身也要绞的绞肉机，陷身者一进去就退不出，直至被绞烂。我的朋友亲看过“内部播放”的汕尾事件实况录像，那些无法“退场”、其时不开枪确是自身难保的武警也一样是可怜的悲剧人物。枪响了，血流了，但没有赢家。真不知这种没有议会圆桌谈判和妥协和解的政治悲剧还要在中国上演多久，国人到何时才愿交出心头刀释放胸中恨以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坐下来在圆桌上为讨价还价只争个面红耳赤，免去血红面白的双输？
结语
我不知道我推介酷爱和平的澳大利亚人煞费苦心的“刀具换门票”举措能否触动吾国朝野那些嗜好暴力的“斗牛士”们的少许僵硬神经？我真希望“OFA” 也能给吾国那些“紧握手中枪”敌对观念高度紧张的有权者和高唱“绝不妥协”、“决不饶恕”的反对者以及到处“吐痰”、“灌水”、“砸砖”的网络高手无权者诸“高人”送上一张球票、电影票和步入大和解“天鹅绒”大厅的门票。
写于2006-9-11黑色纪念日
民主中国
陆 文：夹边沟右派的食谱
读了杨显惠的作品《告别夹边沟》，晓得那时候关在那里的右派，尽管遭受打击，政治待遇一塌糊涂，生存环境，尤其生活方式却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可以说，提前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理想。
不管吃正餐，还是尝夜宵，还是打牙祭，夹边沟右派吃的都是不加色素、防腐剂的绿色食品，住的也不是深受污染的钢筋水泥盒子，而是原始的直不起腰的窑洞地窝子。寒冬腊月，夜半更深，饿的睡不着觉的右派，有的能听到猪圈里猪猡的咕噜声，有的能听到荒野中豺狼的呼唤。
右派与禽兽为伍，以管教为伴，以天地为房，以饥饿为敌，在吃住之间打转，他们虽没尝试刀耕火种、钻木取火，但为了早日实现返祖，有的右派即便饥肠辘辘，仍不忘锻炼，坚持将布鞋绑在膝盖上爬行去食堂，以领取一日三餐或两餐的面糊糊、菜团子。正如作者所说：夹边沟的“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
这些右派走进这座劳教农场，起先每月粮食定量30斤，后来减为24斤，最后则剩了不足14斤。这并非农场克扣，也非朝廷蓄意裁减，而是因为夜郎正处于困难时期，上面还估计这些右派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能够跟体制告别，摆脱文明的束缚，走向丛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右派每天只有半斤口粮，眼见身坯越来越大，肚皮大，面孔大，走路摇摇晃晃，管教起先以为肥胖，后来见一个个倒下，一批批倒下，比如总共34人的严管队，在四五十天里，死了24个，平均两天死一个，以致于木工队打棺材都没木料，只好“将死者装在用芨芨草编成的长条形筐子里”，或干脆卷在被子里埋了，才明白这是浮肿，要紧向上报告。上级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右派们大概晓得跟文明决裂的艰难，晓得一下子很难适应老祖宗的穴居生活，于是放弃了政治上的雄心，也不想对别人提什么意见了，还放弃了诸如前县长、前部长、前局长、前科长的官架子，在荒滩戈壁的旷野，一门心思地做着食谱的学问，具体说，他们搜寻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填充自己的皮囊。
夹边沟尽管是沟壑纵横的沙质盐碱地，绿色食品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树上有摘不完的树叶，土里有捉不尽的田鼠，坟地有吃不光的人肉，每个右派按照自己的脾性和口味，发挥特长，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食品。
食草动物可以吃貌不惊人的树叶、草籽、菜根和萝卜缨子，还可以利用磨面的机会吃面粉。假使不惧风险，像李时珍那样尝百草，还可以吃“粉汤”。所谓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它属于夹边沟顶级绿色食品，相当于古代的观音土，也相当于现代人吃的河豚鱼。喝了这汤，上下肠阻不拉屎，一人敢陪人家死。喝了这汤，要翘着屁股，烦请别人用小勺的把柄掏挖肛门口的粪蛋蛋。有几个掏粪技术太差劲，眼睁睁的看着吃粉汤的活活胀死。假使不嫌污秽，还可以吃别人的土豆呕吐物，或者从马的排泄物中搜寻未经消化的豌豆。
食肉动物，则可以吃无主的田鼠、蜥蜴、甚至有主的羊兔，即使为此中毒，也为繁荣夹边沟的食谱作出了贡献。有个右派放开肚皮吃蜥蜴，估计上了瘾，居然不吃锁在箱子里的炒面，美其名曰：“细水长流”，结果中毒送了命，白白留下了那些可口的炒面。还有三个右派吃中毒的兔子，为此遭受“吃人肉”的诬陷，并被五花大绑。
富有智谋的，可以偷苞谷、揪麦穗，或者窃取仓库里的麦种，在庄稼收割的日子里，还可以像田鼠那样预先储备越冬的口粮。一位前任县太爷，甚至趁着夜色潜入马厩，与马儿共进夜宵。猪猡们也乐意跟傅作义的弟弟共享它们的吃食。要是不好意思分享猪马的食物，还可以“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这样既黑吃了同伴的食品，又免去了盗窃的罪名。
那些偷吃麦种的家伙，值得一提。他们“把麦种塞进嘴里，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
没有禁忌的，可以大嚼农场的猪牛，盗窃同伴的炒面和面粉，还可以像梁山好汉那样吃人肉，或割股肉，或剜腿花，哪怕想吃人的内脏，也可以掘开死人坑，用刀子划胸口，掏挖死者的心肝。
没有能力寻找食物的，又不想离开人世的，可以用罗马表换五斤炒面，浪琴表换十斤炒面，十元钱换两把沙枣……倘若身无分文、无物可换，又对夹边沟的绿色食品嗤之以鼻，仅仅依靠食堂里的面糊糊、菜团子苟延残喘，就像《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医生，肯定会抢人之先死去。
综观《告别夹边沟》，发现除了天上的飞禽、旷野中的豺狼，夹边沟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成了右派的盘中餐、口中食。
本文结束时，我冒出一个念头：谁想减肥，根本不需要吃减肥药，只要到夹边沟住一年半载，保证瘦得皮包骨。
江苏／陆文
2006、9、10
綦彦臣：中国监狱：用犯罪改造罪犯
近十年来，中国监狱的贪腐现象日渐浮出水面，重大案件如湖南邵峰监狱狱方介绍卖淫案（从社会上为有钱有权犯人召妓）、四川川西监狱纵容马建国案（向马借钱、索贿，放其到社会游乐），均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后果。与这类的重大个案相对应，中国的二次犯罪率近十年内如同经济发展速度一样节节上升，监狱内部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现不受遏制的势头。
何以出现这种悖论现象呢？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监狱以“劳改”为主即“生产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犯人必须依此政策向国家提供额定的劳动，作为罪性的补偿；二是，监狱管理实行“经费与业绩挂钩”的政策，一个监狱完不成相应的上交经济指标，监狱管理当局（司法部门的二级局）下拔的经费就按比例递减；三是，狱警在各警种当中地位最低，灰色收入较少，扩大这种收入的“攀比冲动”大，且被揭发的概率又较其他警种小。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监狱正在用犯罪来改造罪犯。
一、以体罚为主的强迫劳动
监狱里存在一套考核机制，即对每一个犯人实行“一表两类”的记分：劳动成绩类占70％，思想表现占30％，而实质上“劳动就是一切”。只有达到额定或超额完成劳动数量，才能记分，比如说在规定的表格上有“积极劳动超额完成任务”一项，具体可记为：“加夜班4小量，插纸芯，完成1200个（两箱），记3分。”
等这些积分总计到一定量，就换给犯人一个表扬或一个记功。表扬可换1个月减刑量，记功可换3个月减刑量。如果一年下来，三次记功，就可换一个“积极分子”。从理论上讲，这个“积极分子”可换6个月的减刑量。
在实际劳动中，由生产量太大，有相当数量的犯人完不成额定任务，或因身体状况、思想情绪等原因导致残次品出现。于是，狱警就一律将此定性为破坏生产，其处罚方式一般是按序升级：
（一）在单独处所如队长办公室，给予扇耳光、警棍击打处罚。——此项完全违法。
（二）罚跪，或在劳动工地或在生活区，被处罚犯人要下跪2至4个小时。——此项惩罚完全违法，即侮辱犯人人格。
（三）加戴戒具，手铐或脚镣或两者并用。——此项表面合法，要经过申批程序。
（四）关禁闭并“上双件”（手铐与脚镣共上），一般在7至15天之间。——表面合法，但被关禁闭后多数要遭到禁闭室代行警察职权的管理犯人的殴打。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禁闭室管理犯人都是有相当社会关系的人才能充任。此中犯人可获得相当数额的“被关”犯人的贿赂，如香烟、罐头乃至于现金等。
《监狱法》明确规定不准体罚犯人，也不准许侮辱犯人人格，但为了生产任务即监狱的经济利益，只好不顾所执之法即以执法之名行犯罪之实。我曾服刑的石家庄北郊监狱三大队（又称“三监区”）的大队长（又称“厂长”）曾多次公开地说：“哪个犯人想不干活儿，好说！让你家属每月交200块给我（即监区），你可以什么都不干了。”
监狱，已经成了纯粹挣钱的机器，所谓改造也失去了说服力。监狱的超强劳动与对犯人的人格侮辱已经成了二次犯罪的最大动因：
（一）由于相当多的犯人不愿接受再次的强迫劳动，声称“再犯，就犯死的！”即犯到被立即枪决的程度或干脆死在与刑警的对抗中，而不想进监狱活受罪。约在2000年前后，京广线上发生了一起匪徒团伙持枪“洗火车”（逐车厢抢劫）案件；该团伙与警方交战，多数被击毙，事后证明：团伙90％的成员是刑满释放人员。
（二）由于人格受到严重创伤，许多犯人报复社会的心理极为强烈，如河北省石家庄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靳如超爆炸案”－－靳在监狱是“最没份儿”的那种犯人——队长欺负他，犯人也欺负他。另一方面，人格受伤严重者就不再以犯罪为耻辱，以为偷抢奸夺乃至于杀人也是一种“自我补偿”办法。
二、来自在警员的敲诈勒索：以现金控制为例
监狱严控现金，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犯人积攒多了现金可能贿赂警员，得到逃跑的机会。由于存在这个“古典”训条，犯人的现金（主要来源于家属会见时送给）就必须存在一种专用折子上。折子也不归自己掌握，而是要放在监区集中管理，一般由一个有代行警权的犯人保存并予记账、核对。
然而，手头存有现金还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委托监狱工人购买急需的药品（监狱医疗条件非常差，经常“治人于死”）乃至购买一些食品等等。更有一方面的原因是犯人要将一定数额的现金交给主管队长，让他去请客，请那些主管减刑的监区教导员、狱里的狱政科（处）长及主要经办人员。于是，由于存在一个对现金的三方分利机制（犯人、主管队长、狱管理层），现金也就成了“不合法但合理”的存在了。
这个“合理存在”为众多狱警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比如说，在现金主要流入渠道接见室，犯人要是不将自己家人送来的现金交主管队长而是“另有所用”地冒险自己带出接见区，很可能让狱政科或狱侦科（后者为主）的警员查获。按规定：现金没收，上交狱里；犯人要送禁闭室，关至少7天的禁闭。这样，犯人的另一种“囚徒困境”就出现了：（一）要罚单，关禁闭，一年内无法申报减刑；（二）不要罚单，暂时放归本监区，再托主管队长向狱侦警察说情，“摆平”此事。几乎没有一个犯人敢放弃“摆平”的办法，狱警的执法也就有了相当经济收益。同样，藏在生产区及生活区的现金也免不了遭到包括本监区主管队长、值班队长或狱政狱侦警员的搜查。曾有一个比较讲信用的邯郸犯人借过我300块钱的折子款及现金，他答应在接见后还一半。拿到家人送的300块钱后，一下子全被狱警以“私藏现金”为名掠走。为了减轻他的压力（年龄尚小，20多岁），我不得不豁免他的债务。
监狱里还存在一种比较文明的敲诈，在外人看起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监狱除了生活区内设有使用存折购物的小商店之外，接见室里还设有可用现金购物的超市。如果一个犯人从生产区带现金去超市买东西，路上被狱警抓住，说明是去超市，就不没收现金；相反，你所带的现金如果在超市里没花完，回来的路上若被查到，那就得没收（只没收，没其他处分）。
超市里的东西一般是社会上物品价格的150％至200％。比如说，一只在市面上卖的低等面包1块2毛钱，而超市要卖到2块。就算超市把过期未售面包损失的成本全加到了犯人（消费者）身上，也还是价格太贵了。有一种不易变坏的烤肠，社会上的销售价在3块5（北京）到3块2（泊头）之间不等，而监狱里要卖7块钱一根。超市存在的合理性也被犯人认可：其（一）是，它总比生活区的价格低一些；因为“里面还黑”，比如一双系带黑色棉布鞋，用折子的小商店卖22元，用现金的超市卖20块5毛（社会价为12至16块之间）；（二）是，有了这个超市，“现金存在”至少降低了一些风险系数。
三、违法生产：盗版与污染
监狱是一个封闭程度极高的“小社会”，其他执法部门几乎无法涉入。就不用说文化执法与环境执法，就是驻狱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也很少到里面“转一转”。
我曾服刑过的石家庄北郊监狱第三监区，有过两项主要收入来源。一项是印刷盗版书，一项是承担社会上无法开工的污染大的小电镀（药瓶盖镀锌）。盗版的书籍很多，我见过并拿到手的有两种：一为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一为一本英语语法书。其中，英语语法书一看就是假书号、假出版社，因为正文中竟然有“中华民国是台湾”的例句。可以相信，若按正式出版程序审批，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至于电镀瓶盖，污染程度之严重，让人不敢相信，只要你到那个车间走一圈，就喘不过气来。这样的项目无法在社会上开工，就是不用环保局去检查，雇工人一项就无法解决：工资给的低了，没人去干；工资给的高了，厂家无利润。于是，监狱就成了这类项目的承接者。监狱生产成本核算中有一项“虚拟犯人工资”，从来就没开给过犯人，所以叫“虚拟”。当然有的地方如广东等地也有的监狱开给犯人一些工资，但占不到“虚拟”的1／5。因为监狱里的“人吃马喂”、迎来送往、修车盖房等项大都从这块“虚拟”中转化为“现金”以开销。
可以公平地说，整个狱警系统就是靠“吃犯人”这种绝对廉价的劳动力来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的，他们是一个残暴的毫无人性的新剥削阶级。
结语：预备一种国家赔偿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中国监狱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换个角度讲：监狱制度重置应当成为国家民主化初期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之一，或曰：现在就该设计“影子文本”。
作为异议人士我们的文章无时不刻地都会受到当局的监控，如果这篇反映中国监狱实情的文章能通过监控程序送到决策高层－－设想我们的“明君贤相”胡温二人也能抽空一读，基于人性，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监狱制度，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2006年9月7日构思于回乡下途中
2006年9月9日改定于绵逸书房
民主中国
严正学遭非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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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1日狱委讯】博讯记者冬方/来自浙江的两则消息综合报导如下： 2006年9月9日中午，记者电话询问严正学关于台州市椒北发生的一起 ”“官民冲突 的群体性打砸烧抓事件”,严说: “他正被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特警拉到路北派出所滞留,不知道也无可奉告椒江区章安发生事件的详细情况。”记者即采访严先生遣返台州后的 遭遇。 来自2006年8月26日各大网站发布消息是这样的： 行为艺术家严正学于2006年8月25日下午，由首都机场登机带离北京，遣返浙江台州。消息灵通人士电告记者：警方此次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公安分局统一部署，来京执行。遣返严正学不排除和拘留人权律师高智晟有关。（08/25/2006 ）( 维权信息网韩静/ 报道） 严正学先生说：“今天，他是在305路公交车上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约9时，我提着电脑主机购 手写板乘车去电脑市场，公交车开到松瑭大转盘处，305路司机突然停车让一整车乘客全部下车，仅限制我不准下车，即关闭前后车门，单独将我一人关押在车内，我抗议即遭暴力和恐吓。报110，110来后继之又来两批巡特警，后又来一伙警察，警号为074264 自称所长叫罗统的警察拒绝我要求其出示警官证，伙同一个穿红衣姓万的联防员，几乎就动了手要殴打我。后又来一批警察，提走我携带的电脑主机，我被带至路北派出所后，办案警察於卫民(警号073589) 皮笑肉不笑看着我 不做任何笔录就放走扣押我 的司机……”严被滞留后无人问津。 下午15时,记者再次去电询问严正学先生，严说：“我被 非法拘禁，警方不追究加害司机即是同谋，不排除警察对我的电脑主机动了手脚。至12时警察於卫民才被迫应付做了笔录后让我走人，但被司机踢和警察过手的电脑主机己损坏，电脑市场维修部拆卸重新按装主机箱并更换损坏的内存条，使我化了195元维修费。”严说：“我保留起诉路桥公安分局和台州市交通局不作为和非法拘禁以及赔偿 损坏电脑的权利。 ” 记者为了解温州市瑞安近日发生 的一起轰动全球的“美女教师坠楼死亡，致数万市民和警方 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采访现在温州探亲的重庆市资深异议作家兼画家的邓焕武先生，邓告知: “我已被温州市公安局传唤，尚不知周一传讯约谈的内容和结果，望予以关注。 ” 今年8月15日, 中共抓捕人权律师高智晟以及判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服刑 4年 3个月，引发海内外一片抗议之声。路透社8日报导，近日，北京公安局已多次拘传捍卫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而出名 33岁的胡佳。包括赵昕、张鉴康、扬在新、邓永亮、严正学、齐智勇在内的许多维权人士都是在此情况下或失踪、或遣送、或拘押、或软禁 …… 独立中文笔会中国深圳作家赵达功一直在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命运。赵达功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北京乃至全国形势都比较紧张，大概都和抓、判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的事件有关系。 南华早报报导，有关事件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有的被软禁，有的搬家或者躲藏、失踪、遣送…… 赵达功表示，中国当局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压，比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做的更绝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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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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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禁止民间恶搞红色经典 今日中国，既是物欲横流，也是道德蒙昧。前者表现为大众文化上的“娱乐至死”，其最突出标志是“乱搞”；后者表现为价值领域的钦定道德，其最醒目标志是中共党魁胡锦涛向全民发布道德新训令。大概是为了落实“八荣八耻”，六四后一向纵容大众娱乐的中共官权，现在突然扳起面孔、不苟言笑起来。它对除了卖笑而再无其他卖点的大众文化厉声吼道：卖笑也要正经，也要经过审批！没有经过批准的笑料不准上市。 官权禁止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网络视频短片；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今年年初，广电总局就下发“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点”，对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提出总体要求。通知表示，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进一步改进广播影视文艺、娱乐、情感类节目，着力提高质量、品位和格调，抵制低俗之风，净化荧屏声频。通知要求广播影视界“把作风搞实、风气搞正、按规矩办事”，并宣布广电总局在上半年将组织对各地开展抵制低俗之风的工作进行督察，敦促认真落实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及自律公约，推动出台从事未成年人电视宣传工作人员、电视制片人、广播电视广告从业人员等自律公约，研究建立抵制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采取措施解决主频道、主频率节目弱化新闻节目和电视剧播出过多问题，遏制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最近，针对兴起于网络的视频“恶搞”，广电总局也将颁发新的互联网视频管理条例。该规定将要求任何人在互联网上传播包括短片在内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 官权禁止网络“恶搞”，固然与胡戈制作的“馒头血案”恶搞大片《无极》的轰动效应有关，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署名“胡倒戈”的网民恶搞红色经典，搞到中共正统的头上。此次恶搞发生于今年4月底，更具戏剧性的是发生中共大喉舌主办的节目中。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第1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组委会组织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播放了“胡倒戈”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参赛记》。 两部短片都具有讽刺此类赛事的批判性，让红小鬼潘冬子、春伢子化身为时尚选节目秀的参赛选手，且经历了赛场上的“种种黑幕”。更恶搞的是，曾经让无数青年人崇拜的英雄变得流里流气。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被说成“和坐台小姐熟”的出名混混，队员变成了满口脏话、满腹牢骚的参赛歌手，对白中夹杂着一些下流话；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心挣大钱、满脑明星梦的“富家子弟”。他的这两大嗜好来自遗传，其父是著名的“地产大鳄”潘石屹，其母一心想参加央视的选秀节目《非常6+1》，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该节目主持人李咏。红小鬼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敌我斗争，也变成了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 拿红色经典开涮，激怒了出品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该厂生产部副主任刘金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但对这种恶搞红色经典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而且声言该厂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这起文化官司本身就颇具恶搞的意味：争执发生在两个官方机构之间，被八一厂控告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高调反对娱乐庸俗化，肃然是捍卫官方正确舆论导向的中流砥柱。而现在，这个中共电视喉舌的老大却变成恶搞“红色经典”的帮凶，很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 其实，早在2004年4月，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已经动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文化领域的红色经典热。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4月19日发布了“三大禁令”中，其中第三条就是针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禁令的原文如下：“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 六四后，中共不准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流泪；现在，中宣部、新闻署和广电总局这三家意识形态部门又不准民间搞笑。还不如干脆成立一个“禁哭禁笑部”。 二、“色搞”红色经典 其实，恶搞红色经典的民间思潮始于九十年代。由于切近民众生活的当代时政话题遭到官方严控，一股复古怀旧的思潮在九十年代骤然兴起，满清大辫子伴随着毛泽东热，仿古建筑点缀着满街唐装，儒学复兴与红色经典比翼齐飞；当大众对古装戏泛滥的影视市场逐渐厌倦时，屏幕上开始出现“革命题材”热和重拍红色经典热，甚至号称以地下电影起家的第六代导演张元也来赶时髦，高调重拍红色经典《江姐》。在1999年中共掌权50年庆典前后，红色文化复兴达到了一个高潮。近两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又搞了再现“红色经典影片”拍摄现场的电视专题《电影传奇》。鉴于近年来电视剧戏说古典名著的倾向，崔永元特别向媒体表示：“《电影传奇》发誓决不戏说红色经典”。之后，崔永元又出任央视的《我的长征》节目的主持人，组织了重走长征路活动。 然而，在革命理想早已破灭而纵欲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更在“时尚第一”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所象征的革命意识形态必然被消费主义所利用，也就难逃被“恶搞”的命运。经过商业包装的“红太阳”变成了时尚流行歌曲，重拍的红色经典大量加入了武打、情色等时尚元素，而且尤以情色因素为主。男英雄要充满阳刚的男性魅力，女英雄更要还原为充满“女人味”；男女英雄不光要爱得轰轰烈烈，还要在三角恋中挣扎。所以，恶搞红色经典的前奏是“色搞”。 小说《沙家浜》对原著的最大“再创作”，是在情色上下功夫，建立了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的人物关系。在小说中，革命的阿庆嫂变成了风骚的老板娘，智斗变成色斗。阿庆嫂象潘金莲，其夫阿庆象武大郎，所以，她也像潘金莲一样欲火中烧、把持不住。她不仅要有婚外情，还陷入了三角关系；她的风骚甚至到了敌我不分的程度，她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也是新四军郭建光的情人。怪不得阿庆骂道：胡传魁、郭建光都是“奸夫淫夫”。 电视剧《红色娘子军》被拍成英雄美人的偶像剧，男女主角由帅哥靓女扮演，广告宣传语是“更抒情、更浪漫”。于是，打土豪的红色传奇加上吴琼花与洪常青的情色传奇。激情不仅仅是献身革命，也是饮食男女之间的战地拥吻。以至于，原电影编剧梁信拒看电视剧《红色娘子军》。 《林海雪原》被重拍成了警匪加言情的电视剧，原著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暧昧，在电视剧中被放大为雪原激情，还加上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变成了“三角关系”；孤胆英雄杨子一身匪气，肃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土匪。更绝的是，扬子荣有了一个“旧情人”槐花，甚至还陷入“三角恋”。槐花的丈夫是土匪出身的老北风，槐花的儿子被座山雕收养，槐花被栾平强奸过。所以，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既要面对美色的考验，又必须解救情人的儿子。电视剧中的杨子荣，与其说是在与土匪智斗，不如说是在情天恨海中“情斗”。 如果说，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红色经典”被“戏说”成“桃色经典”，那么在网络上，“红色经典”就被“性说”成“黄色经典”。一些国内BBS上，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捧在胸前的女红卫兵宣誓说：“好好学习，天天想你！”手握钢枪的战士喊出的誓言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 有评论指出，作为时尚流行的“红色经典热”，原动力当然是文化商人看准大有卖点，最鲜明的特征是“去红色”而“加粉色乃至黄色”，“去革命化”而“加人性化”， “去英雄主义”而“加凡人主义”，“去一本正经”而“加没有一点正经”。 三、恶搞全国人民的好榜样雷锋 当中共假大空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失去魔力之后，革命英雄也必然遭到质疑。其中，网络民间对雷锋的质疑和恶搞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曾几何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雷锋成了红色中国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 雷锋第一次在网上被恶搞是在2004，一篇关于雷锋的著名网文广为流传，题目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作者特别注明：兹以此文纪念“螺丝钉”论诞生四十周年。 该文是从中国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则谣言谈起。两年前，中国媒体上大肆炒作一条新闻，说的是中国英雄雷锋也成为了美国军人的偶像，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中，到处都有雷锋的雕像、塑像、画像，还有学雷锋手册、语录和日记。由于大陆某电视台生活频道曾经渲染“西点军校挂雷锋像，学雷锋日记”传言，西点军校两年多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前来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 2002年3月28日，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对中国大陆盛传的谣言作出澄清。安克拉姆说，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 “西点军校中雷锋”就是搞笑新闻，“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今人眼中也是笑谈。作者认为：直到现在，还有人为了雷锋及其“螺丝钉论”苦恼不已。螺丝钉也有不干的时候，而且是永远不干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好说。可能是“制度缺失”的时候吧，有意外（生命之外的制度缺失）或者死亡（生命本身的制度缺失）的时候。关于雷锋的死因，该文说：“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在对这篇网文的跟贴中，发展出关于雷锋的死因的20种戏谑性说法，其中最恶搞的说法是：“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 从恶搞雷锋开始，关于“英雄人物”的大话文化在网上非常流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被一一恶搞。比如：“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等等 网络上最著名的恶搞雷锋事件发生在2006年1月，由一则网络传闻引发。网上传出“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主题是“戏说”雷锋的初恋。此消息激怒了雷锋生前战友，3月25日，薛三元等七位雷锋生前战友联名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指责“《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4月20日，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的回信给薛三元等人，表示总政治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已经责成我们转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认真查处。结果将及时函告你们。薛三元等人接到复信当日，网上就有了《雷锋的初恋女友》被广电总局封杀的新闻。 也许网民们觉得《雷锋的初恋女友》的创意不错，也许是网民们对封杀令的不满，广电总局的禁令并不能阻止对雷锋的恶搞仍然以其他形式在网上进行。一张拼贴而成的“雷锋姐弟恋”的照片出现在网上，并冠以“雷锋的初恋女友”。还有网友再次声言邓建国正在筹拍《雷锋的初恋》，还公布了雷锋初恋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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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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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靠谎言来支撑，所有红色经典不过是这个制度谎言的一部分而已。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独裁意志的体现。所以，红色经典的原著本身所体现的绝非“真实历史”，而是按照官权的政治需要创造的历史，是经过篡改、加工、夸大、歪曲的历史。官权维护红色经典的本来面目，不过是为了维护官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正统而已。 如果把恶搞理解为贬义词，那么恶搞一直中共的强项，它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最大恶搞。它先用暴力革命和民主承诺恶搞到了政权，再用独霸的话语权把恶搞变成正搞。于是，奴役被搞成解放，禁止娱乐被搞成净化市场，篡改历史被搞成还原历史，强奸民意被搞成自由恋爱。 正如青年作家韩寒所言：“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这恶搞，不仅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而且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也实属不智。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对于文化商人和广大受众而言，道德不能当饭吃，赚钱才是硬道理。所以，与官方的“道德正搞”相比，民间自发的“不道德恶搞”更有魅力。因为，凡是能在茶余饭后让大众开心的文化产品，也就能让文化商人赢利。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
王 怡：你是谁的眼中瞳人
——电视剧集《迷失》
今年5月，获艾美奖6项大奖的剧集《迷失》（LOST）播完第二季。全世界数千万人和我一样，或出或入，或吃或喝，等着第三季在9月开播。我的表达略显夸张，我对这部剧集的爱慕如司马昭之心。人们牵挂一部漫长的韩剧，其实是牵挂一份曾经失丧或正在失丧的爱情。我牵挂剧中的南太平洋小岛，是牵挂那些坠机后的灵魂。他们身体已经得救，但灵魂还在海滩和丛林间漂流。灵魂就是灵魂，即使出于虚构的人物。虚构的最高境地，是使人物的结局与我们的结局息息相关。
就像幸存者们进入那个神秘的地下舱门，被说服每隔180分钟就必须将一组数字输入电脑。洛克问那些不信者，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在拯救全世界呢？如我们坐在电视机前，你怎么知道这部好莱坞电视剧，就真的与你的灵魂无关呢？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如这架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偏离航道一千公里，机身折断，坠落在小岛的海滩上。40多位幸存者中，一个妻子坚信自己被抛出机尾的丈夫还活着。其他人以为她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但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信心。到了第二季，她的丈夫从岛的另一头走来，信心的来源也有了交代。坠机之后，她的末期癌症奇异的消失了。这个岛被神秘的力量簇拥着，到处都有地下船舱，仿佛大海中不动的挪亚方舟。这一群人，怀着各自的罪过和愁苦，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这是《迷失》胜过一般电视剧集的魅力，那不是一座坠落的岛，而是一座医治的岛。导演将每个人坠机前的一生，与坠机后的经历穿插讲述，使“劫后重生”这四个字变得名副其实。犹太人尼哥底母曾经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导演的回答是，让一群人从三万英尺的高天坠落，在必死的处境中被挽回，然后用5、6年的时间，向观众一一见证他们如何从捆绑中得释放，从苦难中得安慰。
《迷失》会打动那些不甘迷失的人。若你认为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出乎绝对的偶然。剧中的外科医生杰克会成为你的偶像。这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家伙，任何危机所需的勇敢、温柔和利他主义的爱，杰克应有尽有。如果他没有坠机，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楷模和稀缺资源。但杰克没有成为所有人的拯救。杰克的人生甚至和杀人犯索伊尔一样沉重，他没法救灵魂，也没法在岛上组建一个共和国。更不可能使癌症消失，瘸子行走，哑巴开口，死人复活。
当来自世界的营救希望破灭后，这些和我们一样有灵的活人，开始被这个岛拯救。洛克下肢瘫痪，却希望去澳洲实践野外求生的梦想。他被拒绝后，坐着轮椅上了飞机。在惊心动魄的坠机现场，洛克从海滩上站起来，开始奔跑。谢谢ABC花了500万美元来拍第一集的坠机现场，万事相互效力，只为这一个镜头就已值回代价。
这个岛的魅力，在于所有人的命运都牵连在一起，甚至包括了观众。就如英国牧师和诗人约翰·邓恩那一段著名的布道辞，“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诗人艾略特和布洛茨基的推崇都未使邓恩出名，但这段话因为被海明威引用，在去掉信仰背景后，成为近一个世纪最流行的人文主义语录。有趣的是在第二季中，竟有一段洛克与他的俘虏关于海明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那位被俘虏的岛民首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的才华是一种恩赐，并为这种恩赐而活。而海明威却终身劳苦，活在自身天才的阴影之下。他问洛克，你是哪一种？
洛克的全名是约翰·洛克，这种借用颇有意味。剧集中还借用了另一些启蒙时代以来的显赫名字，如雨果、狄更斯等。曾有四个人先后被指为美国之父，华盛顿是政权意义上的国父，麦迪逊是政体意义上的宪法之父，洛克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之父，加尔文则是信仰意义上的精神之父。洛克的民主与契约理论，是其中承上启下的一个，开始将政治从上帝之城变为世界之城。这些流落小岛上的人们，日子一长，他们对生存意义的分歧，也开始在这两个城之间摇摆。
第二季的精神重心，是洛克的信仰及其动摇。他和黑人牧师艾克发现了另一个舱口，用来观察那些每隔180分钟就将一组数字输入电脑的人。洛克的信心遭到致命打击。既然活了下来，活着为什么。信仰和苦难的意义遇上了岔口。一种解释是加缪的解释，西西弗反复把石头推上山顶是为什么，洛克每隔180分钟将数字输入电脑就是为什么。世界是存在主义式的，在无意义中坚持，就是对虚无的拯救。更荒诞，就是荒诞的敌人。但艾克的信仰却被燃烧起来了，世界不可能被高科技拯救，就像不能被杰克拯救一样。电脑前的守望不是拯救，而是拯救者对被拯救者的试验。试验，使艾克对这个岛的理解超出了西西弗的模式，而接近犹太人在一生中严守诫命的模式。结局和意义怎样被给出来，心中没有平安的人，没有理由不盼望对诫命模式的再次超越。
神秘的丛林，如同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无名小岛如大海中的眼，眼中的瞳人。苦难即祝福，这是《迷失》的主题，也是对911之后美国的新教保守主义开始复兴的一种自况。《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好莱坞长期宣扬“不信上帝的人文道德主义”，现在也开始发现自己的信仰了。《迷失》常常提及灵魂的话题，导演艾布拉姆斯解释说，“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几乎都与信仰有关，真正成功的影片应当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去讲述这些事件。”
在虚构的小岛上，有一种力量始终环绕着人们，看顾保护，“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不一定有机会从三万英尺的地方坠落，但在真实的苦难中，你是谁的眼中瞳人？我们停电、熄火、失恋、失业、离婚、负债，或者生老病死。如果所爱之人死在眼前，我们在人海中犹如孤岛，谁将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眼中的瞳人？
十年砍柴：湖北已无阎敬铭
昨日看高阳的《同光大老》，其中提到同光两朝的名臣阎敬铭的一则轶事。这阎敬铭虽是关中人，却长得个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如果现在公务员面试，这副尊容多半通不过，但考进士比的是文章，大清皇帝也没法让官员都长成一副好模样。这位被胡林翼称为“气貌不扬而心胸万夫”的老陕，最后当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入内阁作大学士，替大清管了很多年的财政。所谓的“同光中兴”，外面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才能出众的封疆大吏，但如果中枢少了阎敬铭这样善于开源节流的户部尚书，中兴之局很难形成。
高阳引述了清朝野史记，记述了阎敬铭闯进总督家里，索要犯罪嫌疑人的经过。那一年是同治元年，阎刚从湖北按察使升任署理布政使。—–即从管政法的副省长调任主管民政、财政的代理常务副省长，而识拔、保举他的恩公、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刚刚死去，他在湖北官场失去了最重要的奥援。
当时湖北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湖广总督官文—–一位满族亲贵有一位娈童，即同性恋对象，满清高官流行玩相公，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有双性恋倾向。这位长得清秀帅气的年轻人，因为容貌和屁眼争气，供两湖最高首长玩弄，便被提拔为副将，带领总督的卫队。有了官文的撑腰，他气焰嚣张，根本不把臬、藩两司放在眼里。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有点像现在公安厅长兼任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因此名义上这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
这位副将自己的屁眼让总督搞，因此他就常常出去搞别人以求补偿。有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居民家，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刚烈，大哭不从，坏了副将老爷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都知道这位副将和官文老爷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不过这些官员虽不能替民做主，但良心未泯，也不至于为虎作伥，没有想出此民女因为精神分裂而自杀的好办法，替大老爷的红人开脱。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大怒，带人去抓捕，这位副将早就知道阎敬铭铁面无私的办事风格，落到他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便去总督衙门找到官文老爷，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
不久阎敬铭来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了，不方便接见。阎敬铭说如果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老爷回府。可死倔的阎敬铭回答说：中堂大人（总督兼大学士衔，就算是中央领导了，可以称中堂）的病总有痊愈的时候，等他病好了总得接见我，我就住在这里等他病好。命令随从回去取来被褥，就在总督官署住了三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去劝阎敬铭回家算了，老阎不从。官文又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渭春、武昌知府李午山进官署做阎敬铭的思想工作，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可阎还是不听劝说。在两人做思想工作时，官文躲在屏风后面窃听，觉得这小子太倔了，亲自走出来，双膝跪地，向他行礼。—–上司对下属如此，这面子够足了，旁边严、李两老爷也指责阎敬铭太过分了。
阎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答应了，将那位副将叫出来拜见阎敬铭，严立刻命令所带的兵士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杖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老爷谢罪。
如此对待深得圣眷的两湖最高首长官文老爷，大老爷最后报复阎敬铭没有？结局出乎意料，官文由此更敬重阎敬铭，上折子保举他做了山东巡抚。—–估计也有把这个刺头送出自己辖区的意思。
阎敬铭如果生在今日会怎样？湖广总督还需要向下属行大礼求情么？随便找个理由将其免职就行了。
余华：歪曲生活的小说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生于1963年的威尼斯,与苏童同龄。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在罗马，在一家古老的餐馆里；第二次在都灵，在鸵鸟出版社的一个聚会上。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光头男人，他和人拥抱时十分用力，而且喜形于色。《亲吻漫画》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他的作品。这个光头以前写过故事等其他形式的作品，后来也写过不少,他的主要作品有《宣言》、《阅读》、《影线》和《团结》等等，我想以后会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的中文版。
《亲吻漫画》是一部歪曲生活的小说,我的意思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叙述的另一种形式。当我们的阅读习惯了巴尔扎克式的对生活丝丝入扣的揭示，还有卡夫卡式的对生活荒诞的描述以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叙述生活的小说,这就是歪曲生活的小说。
这部小说在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不过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三角爱情小说，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爱情，问题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的叙述油腔滑调,使小说中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爱情也散发出了阵阵馊味。这三个人都是大学生，卡罗琳娜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的谋生手段是给一家日本的漫画杂志补画人体的生殖器官，她的才华是为了让这些器官变得稀奇古怪和扑塑迷离,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要重新塑造这些玩意，而不是维妙维肖地去展示它们,一句话就是要歪曲它们。法布里齐奥是经济专业的学生,他的房东太太不相信香奈尔或者兰蔻这类化妆品,而是迷恋于年轻男子的精液，于是法布里齐奥每天都要为这位房东太太像挤奶一样挤两次精液，以此作为他的房费。阿尔弗雷德学的是文学,他正在准备一份让他时常陷入恶梦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专门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
应该说阿尔弗雷德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位沉沦在“极度的苦闷和毁灭性的幻想之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在四月的某一个下午走出了图书馆,他想闻一闻雨的味道,然后上了一艘小轮渡汽船。就这样故事开始了,阿尔弗雷德遇上了卡罗琳娜。当时的卡罗琳娜一付精神失常的模样,她浑身湿透,腹泻的污迹从裙子下面滴下来,渗到浅色的袜子上,若无其事的卡罗琳娜随后翻身跳进了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与卡罗琳娜相遇之后,他研究的热情开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面人物转到了卡罗琳娜这里,他收集整理了这位姑娘以及她和法布里齐奥关系的消息、资料和日记。整部小说的叙述似乎就是消息、资料和日记,如同烟火似的零散和耀眼。卡罗琳娜和法布里齐奥是一对年轻的情人,可是若要从他们那里去寻找爱情,就像在两棵枯树身上寻找绿色一样困难。法布里齐奥每天必须两次将自己的精液挤出来,带着体温贡献给房东太太已经衰老而且还在衰老的脸,当他再面对卡罗琳娜时,他还有什么呢？卡罗琳娜也强不到那里去,由于经济拮据她只能住在爷爷的房子里,她那好色的爷爷连孙女都不会放过。卡罗琳娜不堪忍受爷爷的性入侵,决定搬走,于是她的爷爷就向她保证再不会强暴她了,她留了下来,可是没多久,她的爷爷又重操旧业,卡罗琳娜夺门而出,在雨中走上了轮渡汽船。小说结尾时解答了开始时留下的疑问,卡罗琳娜为什么走在人群里时让腹泻物顺着腿往下滴？卡罗琳娜为什么跳进了大运河？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部小说中尽情发挥了他歪曲生活的才华,叙述是由绝然不同的两组语言组成,一部份是堂皇的书面语言,另一部份则是粗俗的垃圾语言,两类风格的语言转换自如,就像道路和道路的连接一样,让阅读在叙述转弯的时刻几乎没有转身的感觉。这样的叙述风格有助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写作的欲望,这个光头作家在描述生活时,甚至是浅显明白的生活时,使用的差不多都是被歪曲或者正在被歪曲的材料,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生活在我们的视野里突出起来,或者说让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出来。
我想这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歪曲生活的真正用意,也是他写作的乐趣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使用那些歪曲的材料时,并不是将它们建立在虚无之上,或者说建立在歪曲之上。恰恰相反,他将这些歪曲了的材料建立在扎实的生活之上,而且很好地去把握这中间的分寸。当写到卡罗琳娜跳进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也跳进水中去救她时,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没有忘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他让阿尔弗雷德在落水之前先将照片塞进衬衣里。那是阿尔弗雷德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篇论文所筛选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说,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样的叙述里要做的不是抹杀什么,而是要抢救什么。让那些逐渐消散到岁月里的记忆让那些逐渐淹没在生活中的奇思妙想重新出人头地。有时候，歪曲生活的叙述比临摹生活的叙述更加接近生活本身，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很轻松地证明了这一点。
很多年前,我在阅读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时，曾经读到过拉伯雷引用的大段的法国民间谚语，其中有一句让我至今难忘，意思是若要不让狗咬着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跑在狗的屁股后面。我在想，要是用跑在狗的屁股后面这样的思维方式来阅读这部《亲吻漫画》，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乐趣。
何清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赵黎青的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
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法治，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第一部分表明作者的客观与公正，第二部分是政治指控，第三部分则是道德指控。
但细细读后却会发现一点，该文所有指控都未列举具体证据。如在“危害国家安全”项下只说“从公开的资讯看，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刺探和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其他方式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例迄今还并不多。但是，始终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这项指控之后，该文说：“迄今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公开的资讯看，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事例的背后，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很有限。”而在“助长了中国的腐败”这项指控后面，做的结论也是“虽然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方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多数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从已被公众所知和尚未被公众所知的一些事例看，腐败现象也是相当多地存在着的，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公益性为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外国非政府组织难辞其咎。”
凡稍有头脑的人，读过这三项指控之后，都多少会感到这是“莫须有”的现代版本。那么，既然该文承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所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政府主管下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起自民间的各类‘草根组织’，政府体制内的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而且所有的活动也都在政府严密看管之下，再加上接受资助者高度自律，何以还要高调指出这些NGO潜在的危害呢？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NGO“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尽管多数外国NGO“提供资助时尊重中方合作伙伴”，“鼓励中方伙伴自主开展活动”，但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喜欢以导师自居，以金钱为依托”，“将其所在国家的一些既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活动方式，照搬到中国来”。这句话的意思用中国政府惯用语言来说，所谓照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和平演变”，让中国西化，算是广义的“颜色革命”。
允许外国NGO进入中国，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但随着近两年防止“颜色革命”成为当局的中心政治任务，当局对外国NGO的防范控制日趋严格。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在防范外国NGO这一点上，中国有个意见一致的盟友，那就是俄国。今年4月，俄罗斯普京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对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俄注册的外国NGO与本国NGO必须通报资金来源并说明资金用途，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被发现与俄宪法相抵触并威胁到俄国家利益，其注册权将被取消。可以预见，《学习时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国NGO政策收缩的一个公开信号。
检讨近期内涉外政策，就会发现三种几乎同步发生的现象：一是在外企建立党支部与工会――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局此举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工人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二是收缩对外国NGO开放之门，为防范“颜色革命”预作舆论准备；三是一向颇受欢迎的外国资本最近也在中国受到了排斥――凡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被中国舆论视为“中国全球化的里程碑”，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并购，不管其收购物件是否属于战略型产业，一律目之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将这些资讯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