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圣经。马太福音》
1973年秋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越过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尸体，走上了智利总统的宝座。
一、世间再无阿连德
在网上查阅资料，关于阿连德之死的叙述让我感觉无可名状的熟悉。那一切，好象发生在转型时期的中国。1908年出生于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阿连德，在一个左翼家庭长大成人，1932年获智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一年便与同伴组建“智利社会党”，从此涉入政治之河。“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社会主义化，工业国有化（包括收回美国制铜公司），没收庄园，实行土改。对外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这位意志坚定且极具亲和力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经历过三次竞选总统的挫败之后，至1970年，凭借六大左翼政党的联合体“人民团结阵线”的强力打造，并获得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最终在大选胜出，当选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推行外资铜矿国有化、没收庄园、分配土地等“民族-民主的改革措施”。这些急进举措的后果，导致“1973年智利通货膨胀率高达508.1％，大批工人失业，市场供应紧张”。
阿连德的政策，美其名曰“红酒加馅饼”。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阿氏政府号称他们坚持的是一种非常“智利化”的社会主义。据载：“（阿连德的）这些措施触动了美国垄断集团、国内大庄园主和反动势力的利益。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改革的步子过快，做法过激，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平衡，危机很快降临了。原来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措施，实施一年后的结果是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从欢欣鼓舞的顶峰跌到了失望的谷底。没有尝到红酒和馅饼的美味，只好拿起空锅边敲边喊地到街上去游行。”
很明显，阿连德的一系列政治作为是左右不讨好。他不仅得罪了国内的右派与国际上的右翼国家，后者特指美国——阿连德的死，正是他们联手合作的结果；而且，智利民众对他的期望值也持下降态势。重重危机持续到1973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元、武器先后收买了智利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将军和海军司令、警察部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由这些人出面发动政变，驱逐他们共同的敌人阿连德下台。11日清晨，皮诺切特的军队开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与护卫阿连德的警备部队发生激烈的枪战。枪杆子里出政权，皮诺切特的枪杆子更硬、更强。因而他获胜，欣然接过阿连德遗留的权杖。
阿连德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杀：“政变后被关押了3个月的阿连德的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在沉默了11年后对记者说：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
另一种则是死于乱军的枪杀：“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在他最近写的《阿连德的陨灭》一书中说：他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阿连德总统是被一批政变士兵枪杀的。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被政变部队在圣地亚哥体育场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至于阿连德败亡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多个层面。首先，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他掌握国家的执政权之后，并没有依照事前郑重承诺的那样，将智利人民的生活提高到“红酒加馅饼”的小康水准，恰恰相反，人们的生活状态愈加糟糕。如果遵行民主国家的政治规则，即便未满总统的六年任期，他也可能被汹涌的民意弹劾下台——不幸的是，他的“下课”是以一种恶劣的暴乱形式而产生。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他的反对者并没有按牌理出牌，他们率先打破了游戏规则。同时，冷战的大环境引来了美国“帝国之手”的霸权干涉。这些都违反最基本的程序正义。第三，就像1930年代的德国魏玛政府一样，阿连德过于乐观，也过于软弱，他坚信智利拥有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军队纷纷服膺民主的精神，能够坚守政治上的中立，而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错误的政治判断，正导致他必然要践履他的广播遗言：“我决不辞职，我将不惜一切进行抵抗，甚至牺牲我的生命。”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步宣告终结。但这个日子之所以能被后人牢牢铭记，恐怕要等到2000年，另一场大规模暴乱的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连灾难都不例外。不知尚且在世的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目睹那一片崭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在27年前，他以一名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二、皮诺切特
在谈论皮诺切特之前，我要下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判定：在所有的政治形式当中，军人干政无疑是最坏、最危险的一种，无论作为统治者的军人隶属于某个政党、某个家族、某个宗社，还是某个寡头。这不是对军人之职业存有偏见，而是对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对一切暴力——无论它的强弱，亦无论它的性质——的恐惧与深恶痛绝。军人距离暴力最近，很可能距离暴政也是最近，近到我们不得不时刻敲响如临深渊的警钟。关于我的这一判定，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走过的血淋淋的历史。如皮诺切特。尽管在他执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实现了迅猛的腾飞，民众的生活比较阿连德时代也得到改善，但这些成绩并不足以抹杀或遮蔽他所犯下的累累罪恶。
我们先来看他的成就。阿连德政府经济上的失败教训，应该能够提醒皮诺切特，公有制经济、国家计划调控这条路行不通，至少对智利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确乎如此。皮诺切特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一时之间，他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于是出现让手下的军人负责发展经济的一幕。“军队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毫不奇怪。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严重，世界性的经济萎缩又引发了智利的经济萧条。”米尔顿。弗里德曼回忆：在栽过跟头之后，皮诺切特回头求助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这些年轻人曾在1955-1964年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过训练，后来便以此闻名于世——指定他们中的几位担任政府要职。此前，弗里德曼口中的“那些从芝加哥大学（弗氏任职的学校）返回智利的学生”，曾经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将军。”只是在头一年半，将军们对这些方案并没有生发任何兴趣。
现在，皮诺切特觉悟了，他统治的智利回复到自由经济的轨道。“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降低了部分税收。”这一路跌跌绊绊，走得并不太顺利。直到1985年才算安稳下来：“军政府提出振兴经济的新经济政策，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把扩大出口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智利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增长的道路。1984—1989年经济6年连续增长，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
“现而今，智利已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0月13日公布的2004年度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包括经济技术水平、国 家机构能力和宏观经济条件），其排名位列世界第22位，把巴西（第57位）和墨西哥（48位）远远抛在后面。‘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此次报告作者之一的玻利维亚人LOPEZ CLAROS说，‘智利似乎完全脱离了拉美。其竞争指数比在该地区排名第二的墨西哥高出26点。这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没有的现象’。”
1975年，弗里德曼被邀请到智利，对其经济沉陷的症状进行诊断，并应皮诺切特的请求开出药方：“我认为‘芝加哥男孩’已经得出了结论，应该使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结束通货膨胀和恢复经济都至关重要的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
随后他回忆：
“与所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也正如我在智利的讲话中所预言的那样，放慢货币增长的最初结果是经济萎缩，这和1981-1982年时的美国一样。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在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采取措施制止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滞胀，结果也出现了经济萎缩。随后，价格增长趋缓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这与预期的效果相符。1975年是智利经济严重萎缩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13%的比例下降。到1975年年底，价格增长率已降到一半，国内生产总值以年3%的比例增长。此后的5年，经济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年7.5%的比例增长。”
“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降到10%.经过一段困难的过渡期，智利经济迅速发展，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迅速上升，而失业率下降。在取消出口补贴并将关税一律急速降到10%（多数汽车的暂时性高关税除外）之后，进出口出现波动。许多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汽车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取消管制，并在中小学实行教育代金券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允许个人选择是参加政府的福利体系还是由私人提供养老金。”
智利因实行市场经济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名闻遐迩的“经济奇迹”。它的“奇”，不仅在于惊人的增长速度，更在于自由经济背后的推动者，本身并不自由，甚至是最不自由的政体。这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划时代的“政治奇迹”，正如弗里德曼的评论：真正的智利奇迹，是一个恐怖的政治体制、一个邪恶的军事当局，竟然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支持自由市场信奉者所设计的经济体制。如我们后面将要引述的那样，这个军政府，甘愿被一个自由民主的民选政府所取代。在世界政治史上还有这样的先例吗？死亡与新生并举。皮诺切特们在自掘坟墓，同时又成为智利光荣之路的开拓者。
三、弗里德曼、哈耶克及其他
毫无疑问，“芝加哥男孩”是制造智利奇迹的主导力量。弗里德曼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因此被视为幕后黑手式的人物，彼时还有传言说他是皮诺切特的私人顾问。总之，智利之行为弗氏带来斩不断理还乱的无尽烦恼。在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由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起，校园及地区的左翼组织成立了联合阵线，名称为“反对弗里德曼-哈伯格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委员会”——阿诺德。哈伯格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从1955年开始曾多次前往智利，与一位智利人结婚，而且他还是“芝加哥男孩”的指导教师，弗里德曼正是受他之邀，去智利参加希波泰卡里奥银行资助的为期一周的公开研讨会，才引发后来的故事。当时，联合阵线举行抗议活动，贴出富于鼓动性的海报：“用抗议与揭露把弗里德曼从校园驱逐出去”。他们还成立了“调查弗里德曼-哈伯格问题委员会”，可这种做法受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约翰。威尔逊的批评，最后不了了之。
报刊的攻击也随即展开。但更大的麻烦要等到1976年10月14日，该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公布。弗里德曼赫然在列。据称，为抗议弗氏获奖，“发生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12月10日，弗里德曼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声讨型的社论，题为“诺贝尔奖与诽谤”，其中说道：“假设有最微小的机会能枪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还是秘密法西斯主义者和虐待狂，我们看到，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忍不住要扣动扳机。这一举动有强有力的冲击力，弗里德曼先生之谜在许多人心中已无法磨灭。但是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去了解真相都会明白，这些诽谤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对左派的诽谤是一样的。”
……
围绕智利事件的纠纷，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还有很长的叙事。这个倔强的老头，这个幸运的人（弗氏的回忆录名为“两个幸运的人”），既要坚持他的理论准则，又要为种种针对他的责难辩诬。真是两难。最终，他以一篇正面报道结束了自己的狼狈：“星期二晚上，弗里德曼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演讲时，大约十几个和平的抗议者在会场外举着标语，唱着歌，一小群人在会场内对弗里德曼发出嘘声，而挤满会场的热情听众有1100多人。”
我以为，弗里德曼更值得洋洋得意的文字，是他在1982年1月发表于《新闻周刊》专栏的一篇文章，“自由市场经济与将军”。其间有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在智利，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之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得以推行，这引出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事实并非如此。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军队实行等级制，其人员注重传统，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人服从命令。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市场正好相反。它是自愿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座右铭是讨价还价而不是服从。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下而上的。
……
但是我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据军政府宣布这也是它的愿望。经济自由迟早将会屈从于军队的独裁，而且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到来。
对智利来说幸运的是，军事独裁政权已由民选政府所替代。“
关于冯。哈耶克与皮诺切特的关系，历来是人们批判自由主义最便捷的靶子。秋风先生的“弗里德曼、哈耶克与皮诺切特”一文有较全面的论述，兹录如下：
哈耶克曾经在1978年8月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直接涉及到皮诺切特，同时也涉及到了个人自由与民主、威权主义的复杂关系问题。哈耶克说，“我从来没有主张过，威权主义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可能确保个人自由，我说的恰恰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历史环境下，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自雅典民主制以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在现代，也当然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比很多民主制度下更为安全。”他举了葡萄牙的萨拉查统治早期，和皮诺切特。哈耶克又进一步解释说：“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很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佳政府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拥有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高价值。”
哈耶克在1981年接受智利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下面一段更加令人发狂的话：“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权力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的印象尤其是——这也适合于南非——在智利，你们处于由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独裁权力是必要的，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转型安排。”（发表于El Mercurio， April 4， 1981， p. D8-D9，由Roger Koppl译为英文）
很刺耳，但仔细分析，却大体合乎哈耶克的理论逻辑。在哈耶克对于政体的排序中，最优良的当然是自由民主制，即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它将价值（即自由）与手段（即受到限制的民主制）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其次是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的威权主义制度；与其大体相当的是忽视自由甚至反自由的民主制；当然，最糟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
对于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立场都是非常清楚的，反对他们的人士似乎也没有太大疑问。问题就出在中间两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这就需要对两种制度下的个人自由进行计算、对比——这本身非常荒唐，但却又无法回避；而计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类型的自由、权利所赋予的权重。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到底何种自由更重要，更根本，何种自由暂时缺乏也可以容忍？
这样的判断是因人而异的。但总的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可能会选择前者，而倾向于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会选择后者。柏克宁可要欧洲的君主制，而主张全力围剿巴黎的革命政府。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也认为，在某种独特的威权主义制度下，经济自由、财产权得到较完整的保护，哈耶克还会强调，人民的宗教、教育、传统、习俗等等也基本上是自由的，因而是可以忍受的。这不是一个终极端性的价值断言，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的政治抉择。
人们当然可以继续批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选择。但任何学者，只要是在次优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就不可避免地惹出争议。毕竟，现实远没有理论那样清晰。而将现实想象得如同理论那样清晰，则可能属于知识上的不诚实。
对此我还有两点补充。第一，在政治思潮的左与右之间，哈耶克无疑更偏爱后者。譬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对苏联专制的批评火力远远强于对德国或意大利法西斯。在《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将法西斯的某些形式归结到共产主义头上：
“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同时，对民主，他的热情也比不上那些趋之若骛的同时代人，毋宁说，他持有一种“审慎的疑虑”。他曾宣称：“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而一些批评者还习惯引用这样一个事例——我未做考证，不知真伪：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之后，赠书给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并附言道：你看过我这本书，就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反正，依照我阅读哈氏的浅薄经验，他对民主精神固然说不上恶感，但好感亦超不过六七分。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这类的鬼话。
第二，在阿兰。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传》中，我一直企望找寻关于哈氏与皮诺切特、与智利经济之关联的段落，却苦苦未果，只有这么一段话，间接反映出几位局中人的真实意图：1982年，哈耶克给他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最忠实的实践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写信，谈到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与教训。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
——从撒切尔夫人委婉而坚定的转折语气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许多微妙的东西。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撒切尔夫人与皮诺切特的关系。他们是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在1982年，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当时的整个拉丁美洲，惟有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站到英国一边，由此两位政治领袖结下深厚的友情。所以，当皮诺切特于1998年10月访问伦敦期间，英国应西班牙的要求，以他在军事独裁之时“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后裔”的罪名将他拘捕，撒切尔夫人挺身而出为皮氏声援辩护。她抨击工党政府的做法是“冷酷而不公平地对待曾在福克兰群岛冲突中帮助拯救英国士兵生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尽管我不愿冗述细节，但我要告诉议会，没有皮诺切特在1982年福克兰岛战争中所给予的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将有更多的军人死在他乡。因此，整个英国都欠着他一大笔恩情。”此外，她还激烈指责拘捕皮诺切特违反了法律程序，“英国的名誉对现政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名誉维系着我们的利益。但皮诺切特案玷污了（英国的）名声”。并以皮氏身体欠安为理由，建议解除对他的羁押。夫人的发言在国内外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波。最后，皮诺切特为英国当局扣留达503天之久，“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引渡受审”，终被释放回国。但是审判与制裁他的呼声依然此起彼伏。
四、还是皮诺切特
对皮诺切特而言，1998年是一个致命的转折。他终于尝到牢狱之灾的滋味。以前，都是他将别人扔进黑暗的监狱。从1973年当权，到1988年谋求连任失败，1990年卸总统一职，却掌管陆军总司令的大权至1997年，二十余载春秋，他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尽管他将智利经济送上了正途，智利人民至少不用担心饿肚子的危险，尽管，智利从军政府和平过渡到民选政府，亦少不了他的功劳，但这些——苛刻的人们可以反驳，他对智利的推动贡献，总有些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与他的罪恶相比，孰轻孰重呢？救一人如救苍生，那么杀一人呢？何况皮诺切特所杀害的人，却要累以千计。
如上所述，西班牙首先点燃了指控皮诺切特的导火线。2000年3月，他被释回国，立即受到国内对他在执政时期组织绑架、谋杀等数百项罪行的控诉。但智利法律有一项规定，终身参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皮氏于1998年担任智利终身参议员，因此他侥幸逃过一劫。但针尖对麦芒，主审法官古斯曼在皮诺切特归国的第三天就签署决议，要求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取消他的终身参议员之特权。是年5月，上诉法院经过多次听证和辩论之后，通过了古斯曼的请求，并决定对皮诺切特在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立案审查。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就此展开，皮氏有两大法宝可以对抗法院的裁决：“终身参议员”之司法豁免权；已近耄耋之年的病人，健康状况不佳。前者已经数度失效，而后者却成为他的终极保护伞。
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国内至少有30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杀害——据一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字，精确为3197人。其中上至将军，下至平民。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罪名等待他的低首供认。臭名昭著如“秃鹰行动”，即20世纪70年代，智利等南美洲的五国军政府联合追捕与杀害南美各国左翼进步人士的行动计划。古斯曼法官经过调查确认：皮诺切特有染于“秃鹰行动”，是导致至少1名智利人死亡和9名智利人失踪的主要责任人。随着自由之风的迅疾扩散与人们对历史真相之渴求的愈加强烈，此类罪恶正在一层层地被发掘出来。皮氏将面临150多项侵犯人权罪的指控。但患有糖尿病、三次中风的独裁者还能挺多久，千古艰难惟一死，他能否逃脱法律的裁决而寂然无声地进入地狱，相信正是近年来的一大国际性热门议题。
皮诺切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现在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不知他至今可有悔悟之心？还有一个为某些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细节，皮诺切特是毛泽东的忠诚拥趸。可比照两人的晚景，他则凄凉多矣。尽管两人的贡献与错误如此相象——当然，皮氏是小一号的毛泽东，谁让智利那么小，人口那么少呢？——连晚年被类似的病魔缠身都概莫能外，毛氏在朝见马克思之前，一直巍然如神；落魄的皮氏却要为怎样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心力憔悴，于今已91岁的高龄，仍然不得安宁。两景相照，情何以堪？皮诺切特是否后悔他为什么没有生在中国，没有死于70年代呢？
五、一个左翼学者对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之事件的评述
这位美国左派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佩里。安德森，此处引用他的两段话，其一出自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载法国《思想》杂志；其二出自汪晖先生对他的访谈，载《视界》杂志——这里的引述旨在表明一种可供参考的立场，作者不欲做多余的评谈：
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
二战之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与上述的自由主义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这时出现了极为保守的、甚至是军事主义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传统在这一潮流中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这一主流自由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呢？公司自由、财团自由，以及作为所有这些权利保障的战争逻辑。民主不仅与此无关，而且对这些权利构成威胁，哈耶克对此非常清楚。如果存在民主，那么民众将通过民主投票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毁掉上述自由。因此，自由需要国家无力干预经济。从这个角度说，极权主义的国家可能较之民主国家更为自由。这并非仅仅是理论的预设，而且诉诸实践。弗里德曼在七十年代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经济决策，智利政变时，他支持的就是皮诺切特一方。军事独裁与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你早先说到意大利的情况，米瑟斯为墨索里尼辩护，而弗里德曼则为皮诺切特辩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连贯的线索。只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就可以毫无疑义地看到这一点。
六、一些私人性的看法
如果将阿连德的政治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做一个比较，我们或许会发觉一些富有意味的结论。阿连德打出的口号是“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参照这个解释——“所谓民主，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所谓多元化，即主张思想意识多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参加政府的政党多元化；所谓自由，即不必要经过内战而是采取和平选举的形式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看到，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论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面目狰狞，他不是教条得死搬硬套马克思理论，而是在杂糅，混合进资本主义的一些健康成品。在他的治下，智利可谓政治的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多元），经济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中央调配）。
而皮诺切特正与此相反。他在经济上倒预先贯彻自由主义的精义，至于政治，如我们所见的几乎所有的军政形式，理所当然是专制主义的。这一点，连为皮诺切特辩护的弗里德曼、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想必都不会否认。比照阿连德，我们可以说，两位统治者实行的都是瘸一条腿的自由主义。他们没有完全否认自由的力量，却必须以一定程度的专制为拐杖。只是，阿连德的前程险阻重重，以他为舵手的航船不幸在中途触礁沉没；而逆向行驶的皮诺切特船长，却将智利人民从滔天巨浪之中带往宁静祥和的地平线。吊诡的历史在这里呈现出一副奇妙的景象。
智利经验的奇妙，或者说偶然，就在于构成了一道色彩鲜明的选择题：政治自由加经济专制，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何者为优？哪一个更方便将一个后发达国家送上光明的康庄大道？这里不存在另外两个选项：政治与经济皆不自由，那是最坏的；政治与经济皆能自由，那是最好的。两头茫茫皆不见，既不能奔向天堂，也不愿跌入地狱，在此利害交织的人间世，人们该如何权衡？这正应和了我的一个判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建构还是自由主义的批判，都不能一锅煮，最好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它们正如一辆牌号为“自由主义”的马车的两个轮子，任何一方出现差错，都会影响车子的行进；但有些时候，却难免瘸一条腿，行路难，可还是得走，哪怕缓慢如昨。
我与友人讨论智利型的选择题，将选项形象化为：
一、阿连德的方案：饿肚子，但可以骂娘，乃至骂总统的娘（即“持不同政见”）；二、皮诺切特的方案：趋向丰衣足食，但不准骂娘，即便腹诽，亦不准；我们依据自己的思维与经历，一致认为，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二种方案为最佳，风险最小。毕竟，饿死事大，骂娘事小。人都饿得有气无力，哪还有工夫去骂娘呢？
我坚持这样一个前提，智利奇迹的诞生，有其巨大的偶然性，譬如，它的殖民地特征，它的国有资源，它的对外贸易方式，它的民主传统等，这一切的地方性知识将限定智利经验的不可移植。
但通过上面的选择题及其答案，我却不得不承认，皮诺切特的治理术，击中了人性的软肋，从而使得自由主义内部的辩证法具有普世性的意义：
经济自由未必是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却一定是必要条件；
经济自由未必能直接导向政治自由，但缺乏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断然不能长治久安。
阿连德式的政治自由，像一个缓慢漏气的彩球，悬浮于智利社会的真空，即使皮诺切特不主动开枪将它击破，它又能飘荡多久呢？
就经济自由的重要价值，哈耶克如是阐述：“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我们可以由此来映射中国的现状。1978年的改革开放，如皮诺切特重用“芝加哥男孩”，实行自由经济一样，多少总有些被迫的成因的鼓动。不这样做，便不能收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烂摊子。
而中国与智利的差异在于：智利的军政府自愿向一个民选政府和平过渡，从军政走到宪政；可中国，我们可以自我安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呢？我们的皮诺切特，每前行一步，都可能承受后退两步的风险，他们多半是被动的。进步主义的历史之风吹到中国，却迷失了方向。
我们还要解决一些或许超出智利经验的难题，如在自由经济的进程之中，权力者藉其固有的优势，将权力与市场之资本相媾和，生产出一种名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对此，是“打脱牙齿和血吞”，还是用钢牙将其挫碎，这恐怕要凝固成所谓的“中国奇迹”。
真希望奇迹能在中国显灵。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与智利之歧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后者的民主传统根深蒂固。正是它的酝酿与生效，让阿连德错误判断了彼时的现实并死于非命，让皮诺切特——尽管他带领智利人民度过艰难的转型期——始终要直面法律的权威，让我们——生活在这一传统异常微弱的国度的中国人——很受伤。
这也是我不太赞成哈耶克的地方。我相信民主，十二分的相信，相信它是帮助中国平安驶过历史三峡至为关键的一根浆。
两害相逢取其轻。其实一个人的暴政与多数人的暴政，性质没什么差别。这里的轻重辨析，一是它们对现实的损害；二是它们的方向感。所以在我眼中，德国法西斯与苏联共产主义属于同一类型，希特勒与斯大林长有近似的政治面孔。说实话，我无法理解哈耶克对它们的好恶与高下之分。
相反，我更钦佩弗里德曼的沉稳，以及以身饲虎的勇气。他访问智利期间，曾在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发表演讲：“我不讲以前演讲中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而是谈自由的脆弱，强调自由社会的可贵……以及福利国家出现对自由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从听众的反应看，这对他们显然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在听这样的演讲时，两派学生都深受震动。”
播种自由，未必能收获自由。
但是不播种，永远都不会收获。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民主更不是。
比较一下1976年与2006年。毛泽东死了，而风烛残年的皮诺切特居然要以身患重疾为利器，与法律、与人心博弈。这是何等的悲哀。天日昭彰，报应不爽。从他呆滞的眼神，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独裁者的威风八面。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毕竟在前进，民主已经汹涌至“第三波”。
或许，我们可以传染上一丝阿连德的乐观。
七、尾巴
“2005年9月，智利颁布宪法新文本，正式取代了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颁布的宪法文本，这是智利对完善本国民主制度所实现的重大改革承诺和历史性步骤。新宪法对1980年宪法作了58处实质性修改。共和国总统任期将由6年减至4年，取消议会中终身参议员和指定参议员的设置，所有参议员将与众议员一样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此外，修改后的宪法将赋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和警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规定总统有权撤换武装部队各军种和警察部队的总司令，改变过去宪法中关于这些职务不可罢免的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不再可以跨越总统的权力，而使之转变成为隶属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顾问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