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位曾一次获得90万英镑奖金的杰出人物近日却参与了一项奖金仅为一万英镑的年度诗歌奖项的角逐。

近日，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著名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凭借其诗集第12卷《绿色线和黄色线》获得英国前卫诗奖提名。虽然比起诺贝尔文学奖90万英镑的奖金，这次的奖金微不足道，但这已经是爱尔兰国内奖金最丰厚的奖项，竞争颇激烈。

这些年，像希尼这样功成名就的大师一般是不会参与诗歌类奖项角逐的，那些都是给在资历上稍逊一筹的诗人准备的。他的竞争者中有一位年仅35岁的新人，凯特。宾罕，他的参赛作品仅是他的第二部诗集。

有人说希尼这么做有失公允，但是宾罕的出版人倒为希尼说了话。“这没什么不公平的，”他说。“有人说巴西不应该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虽然并没有赢。”评委会主席，诗人约翰。伯恩赛德说，希尼可能刚刚才得知这件事。“出版人将作品投稿而并不告知作者是行业的惯例。在我看来这是公平的。是否得奖与名声大小无关。”

同样得到提名的还有保罗。法尔力（《在火焰中跋涉》）、维基。费佛（《血书》），和佩内洛普。梭（《红树林的妻子》）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搽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本卷收《村歌》、《铁木前传》、《农村速写》、《津门小集》、《白洋淀之曲》、《耕堂杂录》。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吗。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切近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2002.8.23.

（选自2002年第11期《人民文学》）

前任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传记作者AN.威尔逊（A.N.Wilson）承认，自己受到了捉弄，严重误读了贝杰曼生前所写的一封“情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该报一位记者看出了此中的奥秘，遂提醒威尔逊反复细读。后者终于发现此乃一封藏头信，每一句的头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便成了下面这个句子：

“AN.威尔逊是一泡屎”（AN Wilson is a shit）。此信已经收入8月初出版的《贝杰曼传》（Betjemen）。威尔逊曾对此信十分着迷，认为这是贝杰曼写给某位情妇的，更令他惊奇的是，其中一句显然是诗人在抱怨自己性生活不足。

恶作剧曝光后，威尔逊也乐不可支。他说此信乃两年前收到的打印稿，寄信人称它出自自己的父亲，原件已经卖给了一位美国收藏家。

威尔逊说，为写此书，他读了大约5000封来往信函。“如果我每封信都要一行一行地检查开头字母，我就没法写书了。”他说。

8月28日是贝杰曼诞辰100周年，若他在天有灵，一定也会笑个不停吧。

《贝杰曼传》首印13000册。但此信将在再版时从书中删去。威尔逊说，首版书大概会引起图书收藏家们的兴趣。

围绕着贝杰曼的传记，最近还有一场笔墨官司。得到贝杰曼授权的作家贝维斯。希利尔（Bevis Hillier）花了25年，写出三大卷的贝杰曼官方传记。他暗示威尔逊使用了他搜集的素材，把他当成了“无需付酬的资料员”。

希利尔否认那封藏头信是他干的。威尔逊也说，对其作者的真实身份不感兴趣。

贝杰曼于1972年获任桂冠诗人，1984年5月去世。

明天就是毛泽东去世30周年记念日了。对于毛泽东这个人，现在有着太多的评价，这位历史巨人也确是一个“说不尽的人”，今天，我想再来说说这个人。先前，我曾在小说与其它类型的作品中评说过毛泽东，坦率地说，我是属于那一类否定毛的人，我所持有的思想理念使我不能不对毛作出负面的评价。我无法赞同那些认为毛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英雄之类的说法，因为，毛如是伟人、英雄，那么，秦始皇也是，商纣王也是，朱元璋也是。因为说到底，毛只是一个秦皇、汉武在新时代的再现而已，他没有超越那些古代的君王。

在我再次评说毛的此刻，我想我应当力求抛开那些既有的所有评论，也不为一时的情绪激情所左右，我的目光也不再只盯住毛所做的那些罪行重大伤天伤理的事情，我试图用一种客观全面的平和的观点来看待毛。

毛的一生确实是一个斗士的一生，他的斗争精神大概是自古至今以来极为罕见的，与他同属于一类的人大概也只有那些强大君王与现代的少数政治领袖，这一类的人的特征就是战斗，就是为实现自已的“理想”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战斗，而战斗通常是血腥残忍的。毛终其一生，确实一直在战斗，正如中共通常的评价其重要领导人一样，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毛为了什么而战斗呢？1949年以前，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实质上大概其用意不出古代帝王以战斗“打江山”的范围，因为事实证明，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获得自由解放──以普世的价值标准来看，那么，毛的战斗就只能归于古代的“打江山”，而“打江山”的目的是为了“坐江山，享太平。”如果，毛是一个传统的通过“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就好了，因为那些帝王往往在江山稳定之后会力求社会稳定，与民休养生息，宽待天下人，周武王、如李世民等，即使如赵匡胤、刘邦、朱元璋等人在江山初定之后也未再掀起过巨大的社会政治风暴，对政敌的清肃通常是在官场范围内进行的，没有波及整个社会，自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百姓都必须是朝廷的顺民。

毛泽东则与众不同，他在打下江山后却没有力求使江山稳定，49年以后，他出于种种理由，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运动，而这些祸国殃民的运动之恶果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

历史事实证明：毛的战斗给国家、社会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罪恶与悲剧，而给他个人带来的却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与尊荣。这样的战斗与这样的战斗者究竟是英雄呢，还是罪犯？

人类的历史表明，在人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各类历史伟人与英雄，比如那些斐声世界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这些人之所以被人们推祟为伟人与英雄，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了堪称伟大的煌煌业迹，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如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华盛顿、林肯、但丁、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拿破仑、巴顿等。

毛泽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我通常愿意善以看人的眼光来看，我是不愿轻易将人视作恶人，更是不愿意将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视作伟人的人妖魔化的，对毛泽东也一样，但是，我看来看去，我在努力寻找着毛一生中善的一面，对国家社会民众有益的一面，我却为什么感到这么困难？以暴力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现实的台湾是其一脉相承的缩微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进步吗？我不知道，通过血腥的内战，杀死数千万人是一件可以接受的正义、善良之事吗？我难以肯定。新的国家成立了，是否给未死的民众带来了福祉？以毛统治中国的27年的历史事实看，好像也难以确定毛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物质与精神二方面的利益？与同时期的台湾岛相比，大陆人民的死伤太多，生活太苦。

毛或许是有一些历史功绩的，比如，他的军队统一了中国，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基本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战（文革时期的内乱不算在内），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出现并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持续存在了数十年。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专制极权的社会体制存在的前提下得以做到的，难道，中国真的除了作为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才能得到统一吗？中国人就弱智到不能建立一个既统一又民主的国家吗？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无疑是消极的，他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基本架构正日益受到人们思想层面与实践活动双重的挑战，其中经济层面的挑战与改革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最主要的挑战者是邓小平。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尚末开始，但是，一场社会巨变已在酝酿之中，风暴正在聚集，而目的显然是要否定毛以军事强力与思想欺骗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专制制度。

我不愿为毛贴上一个恶魔的标签，但是，将一顶写有“一个犯有太多重大罪恶的迷误历史巨人”字样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在他的时代，人们常常给他人戴高帽），我想我没有冤枉他。

民主论坛

在某段时间的网络论坛上，“真相”是敏感词，有真相的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删除。

可在网络虚拟空间之外的现实社会，真相往往更难以得到，比如8月10日突然袭击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桑美”台风，给福建福鼎和浙江苍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致使停泊在沙埕港海域避风的大量船只沉没，海难的救援工作一度受到质疑，死亡人数统计出现分歧。一方是新华社浙江分社，另一方是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双方的“精彩对决”，相互揭露对方的真相，似乎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公开表示“掌握了真相”，并形成有趣的话题，于近日迅速传播于众多网络论坛。

台风过后，先是广州《南方都市报》通过报道对死伤情况进行质疑：8月11日，当地政府发布的数据是“死亡17人，失踪138人”，8月12日晚，桑美已过去两天，镇政府发布的数据是“21人死亡，127人失踪”。而13日的统计数据为“死亡125，失踪108”；15日的数据则是“死亡202，失踪93（合计295人）”，比11、12日的数据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中国新闻社9月5日的报道称，截至9月4日，福建宁德地区因“桑美”台风造成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合计286人。海难已打捞尸体219具（含外地籍死亡人员），已认领134具（其中外地认领10具），无法辩论和无人认领85具。问题是，这是不是整个福建省的因台风而死亡的最后数字呢？

据8月2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电称， 8月10日，半个世纪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桑美”重创闽浙两省。在核心灾区福建省福鼎市，据当地政府最新确认，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18人，失踪72人。合计数字为290人，比最新公布的286人还多4人，为什么晚公布的比早公布的数字还少呢？

桑美是风力达17级以上的超级台风，在福建境内肆虐竟长达12小时，“吊扇扇叶会变成垂直向下，厚重的铁皮屋顶被扭成麻花，合抱粗的水泥柱子能断成几截”，“海面上原本井然排列的渔排，只剩下一些碎木板漂浮着”。

福建、浙江两省死亡人数，按照官方统计两省达570多人。而早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到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当时说他们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有的地方沉了900多艘渔船，而渔船是不止一个人。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恐怕现在很难查清楚，因为有无数的外来工，还有本地没有登记户口的人，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新华社记者最关注的正是大众多关注的“桑美”台风究竟造成多少人遇难？在相当长时间里，灾区百姓的判断与政府公布的数字存在很大差距。如该社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百姓印象中的死难总人数远多于官方数字？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对本地的死难人数，他们与村镇政府没有分歧，但都认为其他地方死的人要多得多。他们的看法来源于推算。三沙镇三澳村生还渔民王亮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他所在的渔船上共有10人，其中6人遇难，包括他父亲。他说：“这次台风，光是福鼎市沙埕港就沉了950多艘船，哪怕每艘船只死两个人，总数也有1900人。”

但不能不提出质疑的是，政府应该用更多的事实说话，以证明对人民高度负责。但不能不能不看到这么一点：某些地方政府有以掩盖真相和说谎言来提升执政能力的可能，这也是某些腐败政府的最鲜明特色。

8月17日，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了福鼎，到了重灾区沙埕，虽然他承认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台风灾害，特别是对福鼎市沙埕港的渔业、渔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承认这次损失与以往的灾难不同，突出体现在人员遇难数量多，而且都是壮劳力。但他说出来的死亡数字却是令人产生怀疑：“截至目前统计，已有216人死亡，157人失踪（合计373人），我省死亡和失踪的人员名单全部落实……”8月17日，只是台风过后一周时间。而在省委书记之前的8月13、14日，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已经来带福鼎重灾区采访了，新华社记者快速发表报道，表示“撕开了真相的口子”，就是指福建掩盖真相。

8月19日，《福建日报》发表福建省委书记的一番话。他就“不听话”的媒体报道桑美灾区一事进行严厉批评：“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指新华社浙江分社）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

到了9月4日最新的数字公布，福建宁德地区死亡159人（宁德籍），失踪127人（宁德籍），还比省委书记先前公开的数字373人少了97人，都是宁德籍，没有提到外来人口是否有死亡或失踪，或者另外97人是否是外地户籍人口。这个数字也比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接受上海第一财经报道的记者采访时提到的“那个地方死亡有上千人”要低很多。

上海《第一财经》是这样报道的：台风经过近一周后的8月16日，福建福鼎市沙埕镇党委书记陈尔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沙埕港内所有避风船不分船籍，因“桑美”袭击遇难者估计有1000多人。另据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的现场报道，遇难者家属的自发的统计，遇难人员保守估计也有一千左右。但这一数字，后来并没有得到上级官方的确认。

面对媒体质疑和福建有意掩盖真相的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继续紧急跟进，迅速发表了一篇有关福建防抗“桑美”台风的署名文章：《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报道一线采访手记》，对死亡数字进行质疑和核实报道。此文记者深入灾区一线，披露了当地政府不作为、医疗不到位、死尸无人打捞的现状。可接下来，则是福建日报派出采访组“回击”，认为该文中所述“与我们的见闻，却又相去甚远” .

可时过近月，到底福建最后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有多大的变化，是否有掩盖真相，不知道。只是知道新华社浙江分社和福建官方媒体如福建日报、福建东南新闻网等，双方进行“精彩对决”，比如8月23日，福建东南新闻网发表文章《关于桑美台风之后的台风》为福建辩护称：一些媒体“手电筒光照别人，自己背后一片黑暗”。这“自己背后”无疑是新华浙江分社记者背后的浙江省了，如果浙江省背后也是一片黑暗，也请福建省新闻单位舆论监督一下，可他们却不是为了异地监督，而是勇于“叫骂”了。

至今，浙江省仅表示死亡失踪200多人，可福建方面要求他们对群众说“真话”，他们新华社浙江分社自己监督自己总是无能为力的，是否福建也上阵，用手电筒光照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一片黑暗呢？

事实上，灾难发生总有重大伤亡，也是无须掩盖的。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我国受灾3.16亿人，死亡2006人，直接经济损失近1600亿元人民币……仅军方就有大量人员死亡：7月26日，受格美台风影响，江西驻军某部营区突遭山洪袭击，造成48人死亡失踪、60人受伤。

可是，在真相没有完全或彻底揭开之前，我们的政府是否有责任给公众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明呢？但福建方面不是这样，比如《海峡都市报》一度为福建辩护：“人命关天，伤亡人数应当高度关注，绝不许隐瞒。这个数字不仅媒体关心，社会关心，当地党政干群也关心。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袭来，当灾情还在发展、救灾正在进行时，当地公布伤亡数字，依据的是他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动态的、变化的。但我想，这时候人们关心的还不仅仅是伤亡多少，更要关心和倾尽全力的还是救灾进展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救灾工作。在此时是纠缠在清点伤亡人数上好呢？还是首先更多地捕捉抗灾抢险中的感人镜头与英雄事迹，对当地抗灾抢险以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好？我想，有责任的记者必然选择的是后者。当然，如果有瞒报现象，有救灾不力，媒体应予监督，但这个监督应按舆论监督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媒体首要的是支持抗灾，而不应当出难题。因为在情况并不完全明了的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随意指责，只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只会激发社会矛盾，这于大局无益，也不应容许。作为媒体，也不妨设身处地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想一想，当他们忍受着巨大灾难压力在为灾后救援和恢复拼命时，一些媒体上不负责任的舆论将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伤害！我们的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

如此“观点”，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调，什么“大局意识”，什么“添乱”，什么“媒体有必要在他们巨大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吗”，无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谓“所站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谓“以抗灾抢险的整个大局为重，用正确的舆论，帮助灾区恢复发展，带给灾区人民福音”，无不是掩盖自己“背后一片黑暗”。如果新闻媒体不能拿“手电筒光照别人”，那么新闻媒体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掩耳盗铃的工具，只能说是为党所用掩盖真相的喉舌，只能为“党”增光添彩，不能不丝毫的真相曝光，否则就是添乱，“格杀勿论”。

面对福建方面的指责，浙江省也应该公布死亡数字，但至今只是看到200多人的数字。此外，倒是发现浙江很擅长宣传自己，如9月4日新京报援引新华社报道，桑美台风来临前，浙江温州要求所有渔民上岸，3000多渔民无一伤亡。到了9月8日，浙江又开始讴歌伟大的“抗台精神”了：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浙江广电集团、浙江文化厅承办的《壮歌如虹——浙江省抗击超强台风“桑美”情景报告会》，将于9月8日上午9点30分，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演播厅举行，浙江卫视、浙江在线新闻网将对报告会进行现场直播。此举据说旨在“展现以人为本、科学抗台的生动实践，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真情”。

此前的8月11日，也就台风袭击第二天，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省长吕祖善专程前往重灾区苍南县金乡镇对救灾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习近平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受灾群众的亲切问候，并要求所有干部党员“结合学习《江泽民文选》，把精神动力转化为工作动力，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努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方面，真相很重要；一方面，稳定和讲政治也很重要。可对于公众来说，只有把真相说出，才是真正的讲政治，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真正的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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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和园》被禁止在国内上映和导演娄烨被禁拍电影五年，都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处罚，倒会让我们有“太阳打西面出来”的感觉。那些在银幕和颁奖台上光彩夺目的导演和明星们，在电影局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束手接受训斥的“小民”而已，你名气再大也无济于事，狭隘的政治侵入多彩的艺术空间，犹如野蛮的公牛闯入精致的瓷器店，任你如何叹息都是没有用的。

拨开那些所谓“技术性原因”的迷雾，不用说，《颐和园》的“犯禁”，是因为影片涉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其中包括片中人物参加学生示威的情节，“呈现了北京学生罢课聚集天安门，军队开枪对学生镇压的史实，还穿插大幅的新闻画面。”

能够想象这样的电影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上映吗？倒不如说，在娄烨决定将电影故事的推进置放在八九民运背景之下的时候，他是选择了一种对电影局和中国市场的“自杀性行为”。

娄烨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极具实力的人物，在《颐和园》之前，他曾经拍摄了《周末情人》、《危情少女》等影片，并执导了周迅主演的《苏州河》和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可以说，完成《苏州河》和《紫蝴蝶》的拍摄后，他的创作处在一个迅速上升和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推出《颐和园》，相信并非漫不经心的题材挑选。

迄今为止，娄烨的电影均与爱情故事相关，《颐和园》也不例外，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男女长达17年（1987年—2003年）的爱情，涉及北京、武汉、重庆、柏林等城市。对于其中的“敏感部分”，娄烨说：“如果你想叙述一个爱情故事是从一九八五年到两千年的，你很难躲避这个大的环境（指八九六四——笔者注）。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是发生在一个并且无法脱离开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娄烨出生于1965年，1989年学潮爆发的时候，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有趣的是，“第六代”导演的最初界定，恰恰主要指称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刘冰鉴这个群体，而第六代导演往往又与“独立导演”，“地下电影”这些显然不同于以往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他们在生存和精神层面上与前辈们的迥然断裂。

我们不知道作为大学生的他们在八九民运时期做过什么，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立志以影像记录世界的年轻人，一定不会比他们的同龄人少看到什么，我们同样可以肯定，那一定会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娄烨才会说：“这和我的那段时间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有关。这是一个作者行为。”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在恋爱。

因此，我相信，作为一个作品屡屡被禁的导演，娄烨让六四的场景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并非“不懂政治”而造成的艺术事故，六四题材出现在这一代导演的影片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如果把娄烨这个年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划为等长的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六四差不多正处在他们生命年轮的中线。在六四这个现实断裂点的两端，一边是“计划经济”和“天之骄子”的童年记忆，一边是“舆论一律”和“权贵经济”的沉重成长。

我们可以说，1989年6月4日，是整整一代人天真童年的最后一天。

而童年记忆，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无法替代的创作源泉。对一些敏感型的艺术家来说，童年记忆甚至会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留下印记。

无疑，六四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不幸事件，“国家不幸诗人幸”，而政治与爱情，战争（想一下1989年街头的坦克和达姆弹！）与爱情，历来就是艺术之笔驰骋的广阔地带。处在恋爱季节的年轻人，怀着对国家和个人未来的憧憬，满怀热血和激情地走上大街，却最终在殷红的鲜血中由愤怒而惊讶，由惊讶而失语了。

十七年来，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艺术作品少得可怜，除了政权的言论管制，仅从艺术创作自身来讲，应该将部分原因归于巨大的惊愕和无奈所造成的精神失重。愤怒使人喊叫，但不会走向艺术所需要的内敛，惊讶使人晕眩，却不能重新找到在精神世界的定位。于是，在王光利的《我毕业了》之后，直到现在，才有了安田的《天安门情人》，才有了《颐和园》中的这二十分钟。在1989年春夏之交度过他们最后童年的一代人，今天已经步入中年，十七年后，他们手中开始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力，更重要的是，十七年，拉开了他们与赤裸血腥的时空距离，使所有的爱情、憧憬、恐惧和犹豫都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元素。因此，可以说，现在是六四进入艺术言说领域的时候了。

而十七年后的六四记忆和社会情境，似乎又特别符合娄烨电影语言的需要：缺少清晰的主题，却有一种浓浓的情绪弥漫在光影中。在《苏州河》中，跳跃、恐慌、虚无、碎片的剪切、水粉画的效果……在《紫蝴蝶》中，暧昧、死亡、时空流动，命运无从把握……这两部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电影，纪实风格的背后，贯穿着娄烨对七十年前那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但是关于“记忆”这个主题，六四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学优势：从时间距离上，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从文字与影像上，却是一段被政治强权彻底抹掉的过往，因此，十七年前的六四比七十年前的上海更遥远无迹，更能激起想象和怀古的情绪，人们只能从外白度桥上读到岁月的斑驳，却在任何一个十七年前的六四学子脸上，读出整个中国的沧桑。

我们可以远离政治，我们可以逃避时代的荒诞，但是谁又能抹去脑海中的记忆烙痕呢？狭隘的政治把一切都纳入它的防堵领域，包括政治范畴之外的纯艺术，《颐和园》是一部爱情电影，而不是政治电影，仅仅因为题材关涉六四，就注定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是被封杀，尽管它对“六四”的影象处理只不过是电影中的背景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即使电影《颐和园》“政治”一些，借以表达对政府镇压学运的支持态度，禁演的命运仍然是铁定的。

对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来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有六四这样一段历史，他们不愿意承认娄烨们的爱情与憧憬戛然而止的那个年代的血迹。

可是，他们的前辈射杀了处在爱情季节的蒋捷连、王楠，却不能抹去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即使他们不让“六四”这个数字出现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即使所有图书馆和资料室里都找不到1989年6月4日之后那几天的《人民日报》，但十七年前那一双双清纯的眼睛所处的角度，此时已与娄烨的摄影机位重合。

《颐和园》对六四题材的展现只是一个开始，观照“五四”运动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在文学艺术中的权重，我们相信任何封杀都将是无济于事的，而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主题，则有着比政治事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容量。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时代，当真理、道德、意义这些传统中的绝对价值和“第一原理”被哲人们“拆解”之后，“审美”在人类的生存中，却仍然有着几乎等同于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不再只是一场血腥事件和社会转折，它将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支点，成为我们的原罪。

我能够理解娄烨让六四画面毅然进入投资2000万的电影《颐和园》，正如我理解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对诗歌写作的坚持，对于一个敏感、单纯的年轻人来说，王丹在结束了他的“童年”之后，过早地直面了人生的残酷性，于是，无论身陷囹圄，还是流亡海外，他都不曾放下写诗的笔，我想，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在更深层的心理需求中，作为艺术的诗歌，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对记忆中“爱情”与“憧憬”的守护。1995年，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后，我借其家人带书给他的机会，抄写了北大诗人蔡恒平的诗歌给他，那首令人唏嘘的短诗，隐晦地表达了八九一代在六四之后的情绪。我想，经过八九的人，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是无法平静的。诗歌和艺术，有时就是我们在苦难世界上最后的庇护所，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传来时，我锁了宿舍的门，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北岛的诗歌，感谢这位长我一辈的诗人，《回答》让我度过了六四之后最初的震惊，而《结局与开始》使我的爱情得以延续。

艺术和审美就是这样包容着我们，并给我们的精神以自由的空间，正如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中所说：“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可能象在审美中这样自由。”所以，我能够理解娄烨在终于摆脱地下状态后的“六四冲动”，从诞生之初，第六代导演就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以保持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即使在他们逐渐取得名声之后，他们也没有选择张艺谋那样的“官方定货路线”，这在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的讨论提纲有所体现，也许在某些官员眼中，他们本来就属于电影领域潜在的“异议分子”，因此，即使作最乐观的评估，恐怕也只能说他们与官方的一度和解只是种貌合神离的关系。

《颐和园》的拍摄和强闯坎城影展，可能会使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对第六代导演更为疏远，不过我注意到，面对五年的禁拍惩罚，娄烨很快就表示会继续他的电影拍摄，另外，《颐和园》是由境外合作制片人送展的，坎城影展的收获使《颐和园》的投资方完全可以靠境外的收入收回投资，这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独立电影指示了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电影局及其背后的势力，已经不可能继续埋没人到中年的第六代导演的才华，也不可能在世界电影市场上一手遮天。在自由创作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可能性冲突中，第六代导演中是有人敢于选择前者的，而自由精神本来就是艺术作品真正走向世界的前提。他们不善于迎合市场，但市场却未必不给他们出路。

或许我们可以把《圆明园》中有关八九民运的二十分钟看作是一种标志，表明经历过八九一代的艺术家终于打破禁忌，不再回避这一重大的现实和精神命题，时隔十七年后，他们终究还是无法回避生命中那一段记忆。事实上，缺少了六四记忆的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六四记忆在文学艺术中的缺席，更是对现实中国无法承受之重的漠视，第六代导演一直遭受“对现实关怀停留在表象”、“缺少丰满故事”、“形式感先行”等批评，是否那也正是被迫回避“六四”所造成的？当一个人装作遗忘他生命中最震撼性的记忆时，他是否只能进入梦游式的呓语状态，如同九十年代苏童和格非式的写作，灵动、诡异、唯美却难逃轻飘的风格缺陷？

在本文标题中，笔者是把“六四”当作一个形容词使用的，被六四记忆和思考折磨着的八九一代，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词语变性”，而电影《圆明园》和娄烨的个人背景，给了这个形容词一个很好的注释，对这一代人来说，的确，“六四的”，也就等同于“爱情、憧憬与血的”，那是他们生命的真正开始，一个残酷和艰难的开始。

我相信，对六四的回忆和叙述，会使民族历史呈现向未来的敞开，历史在不停的言说与书写中，将获得新的意义，而对必须承担这一言说使命的八九一代来说，“六四的”童年与青春，将会保存在我们永远清澈的目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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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大起大落，至今仍然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在毛泽东死后，林与四人帮一起成为“文革的替罪羊”，即便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都有欠公允。

林彪的两面性在文革之初，林彪固然主导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全国性狂热，并由此窜升为毛的钦定接班人，但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却说明林彪对文革颇有不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林之死对毛是巨大打击，从此之后毛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其中的一些提法也颇得民心，比如，“五七道路等于变相劳改”和“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林彪之死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的正确性也遭到了怀疑，人们隐隐约约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林彪没有被控以企图暗杀毛的罪名，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之后，凡是能得到毛的宠幸的高官，大都谙熟于违心奉承的两面术，延安时期如此，1949年后亦如此。刘少奇因鼓吹“毛泽东思想”而荣耀，林彪因首提“四个伟大”而接班，周恩来因对毛的百依百顺而坐稳终生宰相。对此，林彪曾有过惊人的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棗服从棗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棗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独裁官场的秘诀之一，便是“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我相信，看透这类把戏的高官，绝非林彪一人；但能够像林这样坦白的高官，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林的个性中还有倔犟和坦率的一面，对自己的两面派手法供认不讳，而不像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官那样只作不说。

在此意义上，林彪从毛的钦定接班人到企图谋杀毛的罪人，在与恩来的争宠竞赛中身败名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林比周坦率，也不像周那样迁就毛，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毛，以自我羞辱来满足毛的虐待狂。这样的判断，也被历史记载中的毛林之间的几次冲突所证实。

毛林之间历史上几次冲突第一次毛、林冲突发生于1935年4 －5 月间。当时，正是中共疲于奔命、以求自保的艰难岁月。中共高层的许多人对重掌军权的毛泽东有意见，不同意毛的打仗方法，林彪就是反毛的高级将领中的代表。他曾上书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在打仗的策略上公开反对毛。当时，毛的权势在党内已占上风，针对党内军内对他的置疑，毛于5 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判林彪等人的“右倾”和“动摇”，而林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未作什么自我检讨。这也是1970年毛决定倒林之后，批判林“形左而实右”的历史根源。（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棗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86 －87）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国共内战初期。据《雪白血红》一书的记载，在如何筹划东北战场的问题上，林与毛之间有过数封电报往来，二人之间常有分歧，而后来的东北战局证明：凡是林彪坚持己见的决策大都正确，而远在后方的毛泽东发出的命令大都有误。比如，林彪率部刚刚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管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但国军调集七个精锐师向林彪部集中的四平进攻，林的战略是不宜死守城市，而应该主动撤离并展开运动战，毛则命令林死守四平，期间二人有多封电报往来。共军坚守四平一个多月，伤亡近万人之后，陷于完全被动。这才在林彪等东北将领的坚决要求下，毛不得不同意撤退，也同时放弃了长春，国军在东北战场夺得了除哈尔滨之外的几乎所有城镇。要不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亲临沈阳阻止了国军的乘胜追击，并与中共鉴定停战协议，东北战局乃至整个内战的胜负，就很难确定。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批林批孔，列出的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他在东北拒不执行毛的正确命令。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950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与毛有分歧。当林的反对意见无法推翻毛的出兵决定时，他宁愿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苏联治病，也决不接受毛的任命，赴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之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出兵朝鲜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决策毛泽东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宁愿拿百废待兴的中国去冒险，不仅让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物质和国土（台湾）的代价，而且使中国外交步入歧途，最后才在四面楚歌的孤立中联美抗苏。

第四次冲突发生在1970年8 月，林刚刚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后不久，理应继续紧跟老毛，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就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与毛发生冲突，尽管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的替罪羊。但林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对毛随后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在劝说林彪出面主持批陈会议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亲自出场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正因为林的不合作，毛才愈发怀疑林的忠诚开始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陈述以上史实，并非是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林对毛的吹捧乃众所周知。而且，我在李锐先生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也见过的林彪在毛面前自贬的史料。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当然知道毛召他上山的用意，所以，林在批彭会上的发言，也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借历史旧帐陷害彭，故意以贬低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战役”来抬高毛而贬低彭。

说不定林彪能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时代众所周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平型关大捷”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之一，也是共军对日作战的几大成就之一。虽然，这次战役不像中共史书上吹嘘的那么重大，但毕竟还是一场少见的胜仗，对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颇有鼓舞。这场胜仗的指挥者之一正是林彪，他的常胜将军的之名，也是由此开始。林彪当然知道，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百团大战”，皆是朱德和彭德怀基于民族大义的决策，在为朱、彭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为中共军队赢得了民心。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彭林的抗日义举，因为毛只想让国军去打正面战场，而共军以保存实力、发展壮大为主，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为此，毛骂过林“不懂政治”，彭德怀也在延安受到毛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呵斥。

据李锐先生记载：在庐山会议上，毛又重提这两笔历史旧帐，意在证明他与彭的矛盾绝非一时的义气之争和一事的观点分歧，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冲突历史。林为了讨好毛，在发言中贬低彭的历史功绩：彭的抗日，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同时，林还主动自我作贱，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林如此表演与周的多次自我作贱一样，只为博得暴君一笑而害人而自贬，其人格之恶劣下作令人作呕。区别只在于，林没有周那种始终如一的自我作贱的韧性。如果在1970年的毛林冲突中，林象周一样积极表态，对陈伯达“落井下石”，并以极端谦卑的姿态用历史错误来自贬，乞求毛的原谅和拯救，相信毛决不会对他警惕有加并施以毒手。说不定，林真能熬到毛的自然死亡，并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执政纲领，开始一个不同于毛的林彪时代。

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

——读《王申酉文集》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

他以他的死亡证实了一个政权的独裁、残酷和无耻，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人类亘古以来就信奉的一条真理——“不自由，毋宁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他被我们遗忘了二十多年，跟顾准一样，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遗憾的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份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些王申酉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份，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观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思想后来部份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还是言论禁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国”依然没能成为现实，这更说明其思想的“先锋”价值。尤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绕不开的、官方也不敢触动的问题。

在新左派高举毛泽东画像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旗帜的今天，重温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为批毛而被杀害；今天，新左派却因为拥毛而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其间，历史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毛泽东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言：“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在阅读王申酉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识破毛泽东丑恶面目的思想先驱们，他们当中，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大师胡适，也有从中共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启蒙领袖陈独秀；既有作为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我还想起了关于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故事：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黄炎培病逝于文革前，不能说“不得好死”。—编者）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处死的，但毛无疑是杀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识分子的又一例证。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人或学者的怀疑。余英时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泽东的帝国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为了揭露毛的专制合独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大屠杀博物馆”，或者将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在这座博物馆中，应当揭露毛泽东的暴行和罪恶，也应该纪念许许多多像王申酉这样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所残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像陈奎德所揭示的那样——“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桔，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诸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彻底地解脱出来。”我想，只有那一天到来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们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来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摆脱恐惧”的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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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奭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1857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奭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

然而刘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秧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秧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彻底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

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夏侯胜坚决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是道地的儒家观点。这话当然使宣帝不高兴，把他下狱。

宣帝来自民间，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即位后就任命他为廷尉正。夏侯胜获罪，黄霸也受到弹劾，说他包庇夏侯胜，一齐下狱。后来因为地震，这两人又被释放，并取得信任。夏侯胜最后升为太子师傅，活到90岁。黄霸当了宰相。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尚书》说，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可失之宽纵。而今的狱吏却恰恰相反，都想把人置于死地；不是他们有仇恨，而只是因为这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恕。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之死牵涉到韩延寿。韩原是颖川太守，推行礼义教化，贯彻儒家的一套，很得人心。后来调来当东长安市市长（左冯翊），被查出曾经有假公济私浪费公款的事。本构不成死罪，却被加上“狡猾不道”的罪名，斩首。行刑那一天，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送到法场，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进奉酒肉，痛哭流涕。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喜欢炫耀自己的才能，好揭人隐私，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上书为韩延寿辩护，还揭发杨说了对皇帝不敬的话。据说，别人问杨恽：“你救得了韩延寿的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我连自己都保不住。”又对人说：“正月以来，天阴不雨，这是《春秋>有过记载的灾异，应了夏侯胜讲的话（夏说过，天久阴不雨，臣下中一定有犯上作乱的人）。宣帝下令查办。杨恽被定罪为”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宣帝不忍杀杨恽，赦免了他的死刑，贬为平民。

杨恽在家赋闲，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为大臣，罢了官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

偏偏这时发生日食，又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这次日食要怪他。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再次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奭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奭二十二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奭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奭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刘奭即位为元帝后，虽然实行了一点仁政（节省政府开支，救济贫民灾民，停止讨伐海南岛的战争），起用了一些儒家知识分子（贡禹、肖望之、刘向）

，但他是一个糊涂而没有决断力的人，很快就被宦官和外戚包围。肖望之被迫自杀。贤能的人不能发挥作用。国势渐弱。

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听的，也会去做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宣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奭.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他也象皇帝一样，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没有直接杀人，可他是想办法把人整死。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文化革命中搞“评法批儒”，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文化革命中的“大批判”文章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建国以后，毛泽东很少读现代西方的政治著作，甚至也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却一头钻进故纸堆，大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而他从中学到的还是这种东西，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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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专辟一节就“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问题谈我个人的感受说，“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20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为什么当时我会有“最好的机会”的想法？因为当时的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时期是“反毛”、“审判毛”的最好时机。邓自己亲口对众人说，毛不仅是犯了错误，他的个人品德就是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实用主义的邓知道自己跟毛是穿一条裤裆的，即使他反感毛，但几乎一辈子的师友恩怨已经让他洗涮不清。纵然他是一个稀有的老人，他欠缺的仍是壮盛的心智和勇气，他需要守着毛的尸体过日子。

政治哲学或政治权术总以为，继承者如果不能公开否定前人，他就只能生活在前者的阴影之下。邓虽然让无数的中国人（无论左右，左者以为毛评邓太对了，邓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右者也以为邓是打左灯朝右转）以为他已经偷梁换柱，最大程度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其政治成就远胜过在他阴影下讨生活的江泽民，以及正在江泽民阴影下崛起的胡锦涛，但邓和他的中国子民仍未摆脱毛的阴影。邓和毛是五十步和百步。

从世纪末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毛泽东的崇拜者（今天更多地叫FANS）们像中魔得道了似的，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表达着他们的崇拜或FAN，曾经“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再一次被他们请了回去。可笑地是，这个已经沙聚之国的子民，竟有一部分人，在毛泽东那里找到组织、集体和归宿认同。他们的恋毛癖远胜于邓小平，邓只是权宜，邓是“不得不”，他们则是信仰和审美。他们对当代中国现状及其前途的设想总是离不了对毛泽东的赞美，仿佛毛对历史车轮的推动为所欲为，挥洒自如，天下在其手掌之中，只有毛那样的人才能不为现代文明世界的複雜性所困所限，能够把现代複雜社会简化为“斗争哲学”支配的清晰简明的阵营社会，他们太为纪念堂里的那具躯体的巨大能量所敬服所感动了。

这些恋毛癖们谬托知己，以为自己跟那具躯体心心相印，只有他们才是那具躯体的知音。他们对毛的理解和爱戴远胜于毛手下的百万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小将们是狂热，他们是知己，是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红卫兵小将们是受骗上当，是愚昧无知，他们则是今天我们身边活着的历史僵尸。我们何其不幸，不仅要承受历史的梦魇，而且与跟现实的幽灵们一起生活。难道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都得跟着买单？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权欲早已成了毛的本能。用我当时的话说，“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僵尸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改变人性，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的历史怪胎，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

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人道主义的明认，做人本主义的宣示对符号们或恋毛癖们来说无济于事；即使我们说，我们承认毛的天才，毛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但我们的生活不需要一具尸体，我们作为普通的凡俗的人也不需要一个天才伟人来摆布我们的生活，这些恋尸癖们仍会纠缠我们一起向僵尸低头。在他们眼里，那具尸体既有历史的风云，又有现实的重量，对比起来，普通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毛是伟大的，英雄的，重要的，这是多么崇高的事。

对于这种美，我当时也抱有同情之理解，“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我也承认，不曾置身其中的“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据说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在目前，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我承认。但恋毛癖们以毛为尺度来打量我们的生活却已经关系到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底线，他们的“极端体验”（王小波语）已经危及到我们做一个现代公民的正义和尊严。他们的极端或高峰体验已经成就了我们时代的法西斯美学，只是在他们群魔乱舞之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清除我们社会里的尸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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