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层权争的猜测，几乎是国外媒体对于中国事务最为重头的报道和分析。这个侧重点，在文革时期的美国报端就有反映。那时主要的猜测，是毛周之间的斗法。虽然，言不中要害，却也不无擦边。以后，毛，刘之间发生你死我活的事情，成为上层权争的历史铁案。这个权争在1970年代末，自然表现在邓，华之间的权争。这个斗争，双方力量悬殊，邓，志在必得，不成问题。以后，发生胡，赵权力剥夺事件，但是官方基本上排除了敌我矛盾。在江时代，权争也时有发生，杨家将下台。以上简单回顾，说明中共权争的历史。自然，1949年以前不是没有权争。只是七大以后稍稍缓和。八大，有潜在因素，如取消毛思想说法，但是毕竟没有大龃龉。
从权争争夺程度而言，毛刘之间，加上毛高饶，毛彭等人之间，斗争凶狠残酷；到了胡赵事件，矛盾解决方式有所异样，胡赵还在党内；就像华，还在党内一样（一说他退党，无法证明）。江和杨之间的斗争就更是为外界知，而不为”内界”知，很怪异。这些权争轨迹日益弱化的迹象，说明几个事实。一大事实是，琦理玛斯（charisma）情节已经弱化。毛式天才领袖的个人崇拜已成过去，党内无人可以再现毛式崇拜，也无法像他一样做到唯意志论，说一不二，不理解也要执行。
第二，封闭式社会已经突破缺口，对于党内国内之世界性政治观察，变得多重化，多样化，言论虽然依然禁锢，但是，毕竟言者之罪，没有毛时代那样恐怖，动辄就要当遇罗克，被枪毙。海内外舆论，对于某某，诸公之评介，也许是处于国际，民间，各国官方，也不排除出口转内销，是有意释放，以去影响海外人众的。这样，博弈的公开性，导致了双方争取舆论的努力，在所谓”正确性”指导下得以传播。
三是，国际政治的参与，使得无论谁在掌权，无法改变中美，中欧，中日的基本外交格局。
四，人们在几乎是无限的期待中，有意无意，产生了对于新权力阶层的幻想和期望，并不无幻觉地设法证明他们的期待和企望，虽然，其中一厢情愿的政治恋情每每以失恋告终。
何以权争变得温和，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个温和的权力转移，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终于找到了代替厮杀和搏斗的政治格局，并由此产生一种新的，举世无双的，和平过渡方式呢？历史尚未交代这一页。但是，种种迹象说明，他们正在努力发现和发明这种独特的，权变之和平过渡方式。于是，预设某种政治框架的某种意志，似乎早已出现，固然，这个转变，现在，呈现的还是欲新还旧，与过去斗争方式藕断丝连的那种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在最近坊间关于新的权斗的记述文章里有所传达（见「争鸣」杂志新一期文章——主要点出在上海，福建和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个权争的信息之发出，既有以往揣测权争的那种推断，也有权争水未落，石未出的，那种诡谲。因为，所谓权争的结局，究竟是推出新一轮的政治权力的平衡，还是打破这个平衡，来一个砸锅卖铁式的破釜沉舟，现在，还在未定之天。因为，付出成本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权的稳定，加上国际影响等等因素，政客们商议的最大课题，不是以往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抑或今天的改革是否持续，而只是关注到他们整体利益，势力格局和集团利益会否因此招致风险，是不是人事更动会突破界限，不可收拾等等课题。
从近期政治权争的内涵而论，这个探讨，至关重大，关涉权力稳健交接的可能性。这个权力交接，在否定了普选这个遥遥无期的伟大希望以后，就剩下在非普世价值中，寻找一个或者国人可以接受的稳妥方式。如果这个方式，付出代价较少，社会层面动荡较少，也许，他们会做此选项，而不选择权争。这样一来，依靠党天下大乱的幼稚病患者的愿望，就要完全落空。
西方理论评价极权社会之一个重大证据是，这种社会的政治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在经济文化层面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他们的有限市场化和文化空洞之上之上，比如，权贵经济和大众经济的绝对对峙和矛盾；比如，政治文化和文化本身的矛盾——政治文化的空白。在政治生活层面，这种局面，在文革时期表现得一览无遗。不受任何制衡约束的毛意志，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政治”正确”和政治无道，政治霸道，一并存在。在此政治生态里，洪水滔天，暗无天日。就连党人自身，也是朝夕难保，朝花夕死。以后，这个局面有所改观。文革被官方否定了。邓氏开始讲究民主法制，并且对外开放。民主法制，是哪家法制，哪家民主，姑且可以争执，但是，总不是”无法无天”——其实，毛未死时的四届人大，已经提出此番口号，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对外开放，也就是有限引进美国，欧洲一些经济文化价值，如消费，享乐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等。但是，在维持这个有限的市场方面，政治全能主义，开始逐步呈现退让的姿态，虽然，他也许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中国特色的主义，社会，就是政治和文化，和经济的不可松动的捆绑。法制方面，也是如此——最高法官在政治局排名第几呢？和美国最高法官之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毕竟，权争的日子，今天打倒王关戚，明天打倒杨余傅之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党内共识，开始关心一种类似红卫兵时代关心过的，红色系列之利益共享课题。这个化敌为友，重视血统和党性的党文化共识，毕竟不同于毛的打打杀杀，把亲密战友也置于死地。
这样一来，中共现在基本上排除了，类似伟大领袖的思维方式——独裁者和官僚阶层的矛盾统一律，回复到大家一齐排排座的唯官僚师范的非革命利益方式。在此思维和行为方式中，革命领袖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论，终于寿终正寝。他们这个革命党的转变，正在朝向他们所说的”执政党”方向——固然，其间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并未找到。
那么，共识达成以后，有无权力之间，财产之间的再分配问题存在呢！其间的争夺是否还是会世代沿续呢？
有无因此而产生的人事斗争，派别斗争互相诋毁和互相削弱呢？
这个情势的发生之可能性，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也就是说，党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些避免互相残杀的良性循环方式呢！
……
从毛，邓氏时代斗争残酷性的大大减弱，证明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比较以往更为灵活的政制博弈方式，让敌我双方，变得不那么敌我，而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这些党内派别，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派别，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如果这样的新式政治空间得以创造，得以面世，一般而言之共党权争和人事变动的所谓规律性，就要大打折扣。人们只好像发现跨国公司和共产党人合舟共济一样，发现他们从恶斗转变为妥协；这个妥协的出现，给这个政权的内涵，加入了更加难以揣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这个分析是难以一般而言的。
换言之，他们的后极权政治存在空间，由于其政治处理，技术处理的所谓得当，变得更加非规则、非规律和难以聚焦。这个空间存在本身的特点是，它既是政治空间，更是利益空间、经济空间——政治人物，不仅仅是服从意识形态，而是互相照顾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唯此唯大之要义——在这个并非一般原则的原则下，他们以往执过的”真理”斗争，一定会转变为保持利益的妥协。这样一来，只要台面上的人物，不行施对于他们同党的剥夺，抑或，施行舍车保帅之做法，抛出几个走卒甚至车马，最后保持高层的和谐——这样一种方式，还是他们值得期许和师范的。
剥夺政治权力以后的非政治生存空间，虽然对于政治狂热者难以割舍，但是，对于如今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并不是难以做到的妥协。这个空间的产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党内人士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给反对方一个有限的政治空间之课题。因为如诺不然，他们保持低调的政治权利和与之俱来的经济利益，会变得很不稳固。这个实例时有发生。因为中国特色，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向攫取；没有纯粹的经济利益，也没有纯粹的政治利益可言——他们不是西方甚至东欧下台的，廉洁的前政客和后寓公。政治空间的让度，也是他们难以做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
反之，对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反对方，无论左右，都不是他们此刻优先考量衡量尺度。他们对于左派如邓力群等人的政治意志，虽然打压，却留有余地。他们相对而言地，释放出一种允许邓们著书立说之机会。邓力群在香港出版了著作，虽然受到批判。
右派势力方面，也并非完全给与肉体消灭。李慎之等人生前身后，还是做出了政治发言，且是反对派发言。这个空间的出现说明，至关重大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之坚守。
和上述隔代接班的方式之出现一样，党内外理论家，并未给予这种让度空间以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解释。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政治空间的出现，使得中国后极权时代，产生了对于政治局面的适时调整和预期；固然，这个调整，完全背离普世价值，但是，至少从技术层面上，他们的工具性操作，变得更加实际，更俱某种实用主义之效用。这个局面的出现，从侧翼证实了，党内主流理论，正在寻找普世价值以外一切可以得以延续其党其政的多种妥协甚至和谐方式，从而转变了他们在毛时代一步一碰头的血腥方式。这个方式的出现，即避免了社会动荡，也加剧了普世价值进入中国的绝大难度，最后，这个实用主义的技术操作，使得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操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们的预言是，即便当前权争征兆已经出现，但是，预计其前途不是按照毛式路径，而是按照实用主义，技术主义之新路径，给与化解而非加剧。这个估计，当然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估计，但却是比较客观的估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和异议人士，都在评估这个权争将会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虽然，我们完全无法同意这样一个看法——说，民主转型并不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或者财产。不！就中国的特色而言，革命最先，最想触动的，就是这个来源不明的财富或者财产。之后，才是民主自由。六四等运动已经证明于兹。
重复而言，种种迹象显示的权争势头，会在某中全会上得以化解，而不是变得剧烈和你死我忽。不这样，这个丧失真理性的政治存在，丧失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丧失党性的存在之利益集团，就要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他们出于生存，正在改变这个以往的思路。虽然，他们无力论证隔代接班等等接班体制的脆弱性，但是，他们会比毛，邓更加容易变得容忍和默认其间的和谐——和谐之要义，不是对于民众之间，官民之间，其实是，着重于他们自身之间的妥协和退让。他们的要务，正是在于解决他们的政治危机，而诉诸技术层面的，实用层面的解决方式。政治体制具体有哪些不稳定因素，哪些稳定因素，如何扬长避短等等，超过了他们分田分地的忙碌，意识形态的忙碌甚至你争我夺的忙碌。
这些权争变权让的特色，正在面世，不是没有可能的新型试验。
从西方认为极权主义无理性这个基本判断来说，这种政治体制的本性是庸常无道，不俱科学性的。但是，起码，他具备科技性。这就是他可以延长寿命的一绝。
二绝是，他们依靠的，同样是不俱民主性，而俱资本性的跨国集团和西方国家之国家利益主义。他们共生共荣的前提，是马克思的利益驱动理论。
三，政治技术主义，正在试图挑战政治真理。反而言之，政治正确者，面临的，不再是真理性论题，而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解构。这个解构，需要诸多条件，包括了如何面对技术政治的有效操作，和如何应因他们新一轮的技术和谐。
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之理性方面，如何和他们的极权主义之无理性做一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内部人事斗争，在毛时代是无理性的——也不完全无理性；毛拥有他自身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刘要实施推翻和逼他下台的逻辑，是反革命逻辑——刘少奇这个逻辑是不是反革命逻辑呢，根本不是。）问题是，共产党人是不是可以容忍下台，这才是最为重要的逻辑。但是，现在的领导轮替，的确产生了不少下台”在野”的人士，如前总理等等。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现在在台上，或者在台下，问题在于，党本身，是不可以下台的。只要这个前提存在，前总理，委员长的下台，在野，正在变得可能——因为没人可以追究其执政期间的合法性或者其他问题（如，有人提到的前总理改革的合理性问题等等）。于是，这些人物的下台，和毛时代，刘，邓，林彪等人的失事，不可同日而语。在确保他们这些前朝元老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中共人员的下台，变得不那么可怕。（虽然，邓氏对于让他退休之的言论很是不满。）最为关键的课题是，最大限度的权力让度，建立在权钱不受监督的前提之下——这是他们上台下台时必然制定的潜规则。
现在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得有效保障后的释权。权力解除，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前利益和眼下利益的解除——这是关键。
再是，目前，他们的去留，不含概民主转型的司法，舆论和政治监督。他们和台面上的人物，依旧是一层竹帘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他们最为痛恨和忧虑的所在——他们考虑的政治前景，和他们的现任，没有本质区别。
最后，他们放心不下的，是所谓马克思说过的经济触痛，这个问题看来不好解决——甚至，他们以舍车保帅的做法牺牲一批下属，以达致交易之成功——他们的对手，也不会咬住不放——本来，这里就彼此彼此，只剩下危险的平衡术。
总之，这些非普世价值主义者寻求的，也有他们之间保持脆弱的政治制衡课题。这个政治制衡，不是出于人民和反对党的存在，不是出于舆论的监督和指责，而是出于他们之间的利益妥协体和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制定的”法约”，虽然不见得上的人民日报，但是，他们尊重他们之间制定或者并未制定的潜规则，他们依此行事，或者思考。
这是党文化的一种权争新规则。这样一种台上台下共同操作的新规则，新办法，也许已经产生。这个办法，也许可以躲过权争的残酷和暴虐，使得后时代，继续一段时间。
是的，需要警惕的是，对于幻觉共党政治在权争中消解的人们，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