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丘成桐教授批评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上造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不仅北大高调反击，而且一些海外学者也质疑丘教授的批评。由于无法看到数据，因而也没有资格评论谁对谁错。但是至少丘教授直来直去，指名道姓。而北大的响应，如「不负责……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等等，很像文革中的大批判语言，不必讨论。倒是一些学者对丘教授的批评质疑，有必要说几句。有几位教授用真名对丘教授批评，直来直去，有可信度。但还有些人不愿露真名，而对丘教授作详细的批评，其中更有自称「美国某著名高校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多年的朋友」，但却不具名。丘教授又不是黑手党，然而这些人连名字都不敢露，不知怕什么？只能说这种批评不负责任，没有可信度。

北大是我的母校，没有人会希望母校的质量和声望越来越低。作为北大的毕业生，我以北大自豪。看到有人批评北大学术腐败，当然希望不是真的。但这也仅仅是个愿望。中国老百姓和媒体对学术腐败的批评很多，我自己在大学教书，又是研究商业环境的（包括研究腐败），所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学术腐败问题比较关心，现在把我的一些想法与读者分享。

中国教育界腐败吗？

虽然对于中国教育腐败的报道很多，但数据十分缺乏。因为腐败是非法的，所以腐败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很难得到统计数据。我在这里只能找一些凤毛麟角的资料来评论。

大学中的腐败，最常见的就是教职员打着大学的牌子赚钱。我在前几年和北大的教师有所接触，听到的几乎都是到全国各地「办班儿」。不管办什么类型的「班儿」，只要有「北大」二字，就有人缴钱来上。

上网用「北大培训班」字符串在百度搜索，找到相关网页约六三六○○○篇，关键词五十条。下面是一些搜寻出来的关键词：

北大青鸟培训班　北大总裁班　北大红学班　北大研修班　北大元培实验班　北大青鸟启蒙班　北大附中元培班　北大附中实验班　北大金融班　北大营销班　北大房地产班　北大韩国留学预科班　北大西学班　北大培训　北大青鸟培训　北大青鸟软件培训　北大英语培训　北大青鸟计算器培训　大连北大青鸟培训　深圳北大青鸟培训　北大培训网　北大光华　培训　北大青鸟 accp培训　北大青鸟南京培训　北大日语培训　北大附中培训中心　武汉北大青鸟培训　北大定向就业培训　北大园丁计算机培训　北大市场营销培训　沈阳北大青鸟培训　北大青鸟上海培训

这是个简单搜索，六三六○○○网页中有许多与北大办班不相关的，五十条中有重复。尽管如此，搜索结果可以左证「北大办班儿多」的假说。我还找到以下一条新闻：

「北京大学七月底招收『在职彩票硕士』，学费十万元，开课一年没有开过一门专业课。八月初，北大『青春写作旅』鸣锣登场，写作班价格不菲，八天收费四千九百元，半天听课费也在一千元。原本计划招收一百名学员，结果只有二十人参加，举办方入不敷出，培训班结束后名利两空，钱没有圈到，『大师』的斯文也扫了地。」（ 2006.8.23， www.thefirst.cn）

如果北大的许多人把北大招牌当摇钱树，只顾拼命摇，这样下去，不是把北大的牌子砸了吗？是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的招牌老，全国的考生向往，高质量的生源帮助北大支撑，国家拨钱多。同时全国的多数大学的教授也都卖招牌、搞腐败（或甚于北大）。所以，只要北大能和它们保持同样的腐败（衰落）速率，就可以在中国教育界保持领先地位。

学术腐败的结果之一，就是学术水平提高慢，甚至下降。别的学科我不了解，就我所作的国际商学领域，中国的大学的学术研究还差的远。不久前，国际商业学会所在的密西根州立大学在全世界范围作了一项国际商业学者在国际商学五本顶尖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调查。以在最近十年间在这五本期刊上发表了相当于两篇以上单一著者的论文为线，全世界有八九名学者入围，被称为「高产学者」。其中北美大学的学者占六十名，香港大学的学者五名，台湾大学的学者有一名入榜，中国大学的学者榜上无名。我所在的欧道明大学，是一座普通的州立大学，却有两名现任教授、一名前任教授、一名毕业博士上榜，占全球国际商学「高产学者」近百分之五。所以至少在我的领域里，欧道明这一在中国并不太知名的大学，比中国的大学做得好。当然，中国的大学起步晚。以其资源，进入「高产学者」行列可以做到，但是要能克服以下障碍。

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慢的原因

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慢，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缺乏制衡的政治制度，这是腐败的根源。中国社会腐败，有目共睹，国际指针亦有记录，不必再论。我所要提出的是：在这一腐败的大环境下，大学是否可以保持一片净土，不腐败呢？

以我对腐败的研究所知，这是做不到的。一个社会腐败程度高或低，不是社会中个人的道德素质决定的。中国官场比丹麦官场腐败（注：国际指针显示丹麦官场最廉洁），不是中国官员天生就贪婪，而是中国的政治缺乏制衡、司法不独立公正。在这样的制度中，不腐败的官员不仅吃亏（收入少），而且会因妨碍他人腐败，被后者淘汰。同理，社会的腐败必将蔓延进大学，教授只好靠大学资源腐败，所谓「靠山吃山」也。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水平执世界之牛耳，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道德水平高，大多数学者以道德自律。如匿名审稿制度，如果道德水平底，人人去钻空子，这个制度就会垮掉。

中国大学和学者也认识到提高学术水平，必须在国际一流学刊上发表文章。但是为了达此目的，有可能不择手段。例如有些学校高薪雇佣国际上发表文章的高手（亦称「枪手」），专门帮助这些学校提高发表文章数量。我的一位美国同事，在管理学的一个一流学刊当编委，对如何发表文章有经验，就有好几所中国大学请他去。但他接到聘书，却大吃一惊，原来聘书规定在任期间不得离开，甚至不能回美国探亲。原因是以前请来的「枪手」，经常有受不了这里的环境提前离开的例子。他觉得不自由，没有接受聘书。

一些中国的学刊，为了提高引用指数，在接受一篇稿件时，提出附加条件，向作者提供一个该学刊曾经发表的相关文献的目录，要求作者在被接受的稿件中引用，以提高该学刊的引用率。

再如奖金制度。许多中国大学设立奖金，在甲级刊物发表文章，奖励若干元，乙级刊物奖金递减。我并不反对这一制度，但是我很怀疑这制度是否有利提高学术水平。很少的美国大学有此计件行赏的制度。

除了腐败，政治制度同时还对学术发展有其它影响。使美国学术水平高的两个制度，一是终身教授制，二是教授治校。在美国这样崇尚自由竞争的社会，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没有铁饭碗，为何会给终身教职？最主要的理由，是让教授在思想和创作上有充分自由，学术才能发展。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这无法做到。北大新闻教授焦国标因批评中宣部被解职就是例证。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大学也无法实行教授治校，而是党治校、行政治校。当然，一些学者会说，我做的与政治无关，所以我在中国有学术自由。这对许多专业的学者是可能的。但是有政治禁区，总是对学术发展不利，不定哪天你就误入你不知道的禁区，惹上麻烦。举个例子，就连我在香港出版的工商教科书，由北大再版时，都要把讨论政治制度的部分删掉。

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慢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商业机会太多。在学术领域，完成一个研究项目、写出论文，投寄、修改（若没有被直接拒绝的话），通常要花好几年。一篇研究论文经过五年、十年才出版并不稀奇。在中国，经济起飞，教授们——特别是和经济管理有关的教授们——有很多的机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外出讲学、咨询顾问、担任董事，等等。做一小时培训，收入可观。而写一篇论文，需要辛苦好几年。相比之下，学术研究的「机会成本」太高了。

我并不反对学者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相反，我非常支持、羡慕中国同行有此机会。对商业管理学者来说，这种一手的经验非常珍贵。但是如果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赚钱的活动中，学术研究的时间自然受影响。

中国教育的前途

中国高等教育的前途如何？看看周边国家，可能有点启发。日本、韩国、台湾的学者，虽然训练一流（多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但是竞争不够，有铁饭碗和论资排辈倾向，学术研究与其国力相比，相对落后。如日本韩国在国际商业学界没有入围的高产学者。香港独树一帜，引进美国式的竞争机制，加以高工资，鼓励学术研究，使香港的大学学术水平提高很快。中国似应学习香港。但是香港是世界最清廉的社会之一，学术腐败低得多，这一点中国囿于其政体又难于效法。

中国高校的新一代校长和院长们非常有雄心、非常努力地要把自己的大学办好的。仅举我比较熟悉和关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例，院里的骨干受过一流的训练，并且有十分清楚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步骤。我对光华的这些学者的努力和能力都是很敬佩的。我唯一担心的是中国的大环境。于是又回到主题：中国学术界能否抵御中国社会腐败这一大环境？

中国老百姓很能干。纵观全世界，凡是腐败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唯独中国不同。腐败虽然严重，但是似乎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如果降低腐败程度，中国经济可能增长更快）。也许中国的教育界也与其它国家的经验不同，它能在腐败和赚钱的诱惑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达到一流。想到这一逻辑上难于实现的目标，我非常佩服国内的同仁，如北大光华学者们的努力，并祝他们成功。

◆ （本文作者为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国际商学教授）

——《争鸣》杂志2006年9月号

     今年上半年税收增加到两万亿元，增长的比例，像过去一样，比GDP的增长几乎加倍。这样长时间的、非正常的税收增长大家有什么感受？我猜想大多数人会说：没什么感觉。这似乎是一个好现象，大家交了更多的税，可是谁都没感觉—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征税机关的管理高明。

      城市的职工大多数都交过个人所得税。交这份税都觉得很心疼，自己交了多少税心里很清楚。但是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拿2004年来讲，全年的个人所得税是1737亿元，而税收总收入是24165亿元。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7.2%。那么其余92.8%的税是谁在交呢？

      答案还是老百姓。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自己在缴税。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党和政府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大家所交的税款维持的，所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话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

      有人会问：除了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税是怎么交的呢？

      举例说，假定因为用电，我交了100元电费。这100元扣除17%的增值税，其余的83元成为电力公司的收入，用于支付各种成本，如开工资、买原料等。其中开工资这部分又变了别人的收入，又拿去交电费，超市买东西等等。他所交的电费又有17%成为政府的税收。如此循环不已。

      企业用来买原料的这部分开销也有一部分成为生产原料企业的工资。如此追究下去，所有的成本最后都归结为个人的收入，有的是以工资的形态、有的是以奖金或利润的形态存在。这就应了那句话“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所创造的”。个人的收入最终都要消费掉，有的是当今的消费，有的是由储蓄转为将来的消费。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到底交了多少税是很难说得清的，除非能够把每个人的每一项消费都加以跟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总体来看，税收是和全国人民所生产的价值总量有关，也就是和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有20%的价值被政府征税征走了，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所征的税收不是我们收入的20%，而是25%。比如价值总量是100，征税20%即20，剩下80是大家的收入。20是80的25%，就是说征税是收入的25%。

      如果我一年的收入是40000元，那么我一年为国家上交的税收是该数的25%，也就是10000元，其中包括了我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是一个总平均的数字，未必确切适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大体上不会错。

      明白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每个人在创造劳动收入的同时，也在为国家创造税收。所以一个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就业，帮助百姓赚钱。百姓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每一项消费国家都从里面收了税。如果增加一个人就业，假设每月工资1000元，一年12000元，国家所征收的税就是它的四分之一：3000元。所以国家应该为能够增加就业的各种活动提供优惠，比如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到农村招工、保护工作岗位等。每增加一个就业国家补贴几千元并不亏本，当年就能够收回。第二年如果这个人继续在岗位上，国家就能继续收税，不必再对增加就业作补贴。所增的税收是国家的纯收入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一方面想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帮助百姓赚钱增加收入。对许多赚钱的活动横加干扰，比如把马路边摆小摊的赶尽杀绝，对注册办企业的多加刁难，用各种罚款吓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甚至不仅仅是吓唬，而是直截了当地阻挡。一般政府对招商引资有兴趣，但不知道小商小贩同样能够创造价值，帮助政府增加税收。如果考虑到百姓最盼望的同样是多赚钱，政府就应该帮助大家赚钱。这是既有利于百姓、又有利于政府的大好事。     

一，我们反思什么
　　近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并非简单的先“设计”再实施，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对民众来说，一穷二白的生活让他们迫切渴望得到改善；对官僚来说，毛时代的恐怖记忆犹新，他们试图迅速摆脱毛的阴影，重树威权；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二三十年的经历甚于噩梦，理想毁灭、伤痕累累。因此先是农民突破禁区，自发地包产到户，接着知青返城大潮加快了城市前进的步伐。中央则根据局势不断调整方针政策，顺着潮流的趋向，逐渐掌握主导权，又反过来深化、系统化改革。换言之，改革是社会各阶层“共谋”的产物，最初的那段日子，或许有理由被称作“帕雷托最优”，即有人获益而无人受损。
　　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没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改革不可能走到今天；而当前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病症，也绝非否定改革的合法性便能化解。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呢？
　　这场改革的特征众所周知：经济改革大步流星，政治制度改革却相当滞缓。其结果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产，而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却越发深厚。
　　究其源头，这同样是“共谋”的产物。人们通过将晚年毛和党区分开来，认为文革乃是“党的领导”遭到颠覆的恶果，往后必须重拾文革前的经验，让党来领导改革。只要党能够复苏经济，人们就愿意继续接受统治。这一思路掩盖了什么、导致了什么，不妨稍作分析。
　　诚如前述，1980年代是“蜜月期”，和其他的蜜月一样，很快消逝。这是因为，改革之初所有人都在打破枷锁，这本身就是获益，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必定要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如果有一个透明的机制，保证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公开讨价还价、博弈妥协，合理分摊改革成本是可能的。
　　致命的是制度没有提供这个平台，于是随后出现的一幕幕场景就不足为奇；农民再度沦为任凭宰割的羔羊；工人则在“减员增效”的幌子下，为了“国家”利益“光荣”下岗……有人说这是因为背弃了毛时代的“公平”，冰冻三尺乃一日之寒。笑话！日益恶化的三农问题，难道不是城乡二元结构累积的负面效应的总爆发吗？工人之所以被轻易踢出厂门，软绵无力的工会难道不是祸首之一吗？而这些，难道不是一向如此的“历史遗留问题”吗？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市场经济时，腐败最严重的房地产、医疗、电信、金融资本等领域，恰恰是垄断程度最高、市场化程度最低、行政权力最强的。市场化自有弊病，然而当前的问题本非市场化造成的，批评它无意于缘木求鱼。
　　实际上，这场改革就像大家庭做蛋糕，开始时大家长秉持均分原则，但由于管头管脚，做出的蛋糕太小，成员还得挨饿。后来放开了，蛋糕也做大了，大家长却独占大部分份额。不难看出，整个过程中从未变过的正是大家长的无上权力。
　　对权力的迷信以及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才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改革过程中的种种乱象，表面上是行政权力“退出”所致，但深入考察后不难发现，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依然嚣张。其症结，正在于行政权力不受控制；在于没有一套权力和责任相应的政治制度。显然，建构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法治政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二，我们珍惜什么
　　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近三十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或许是“副产品”），我觉得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无论是对纳税人身份的认同，还是“民告官”，乃至芝麻绿豆大的维权，都是构建完善的司法体系的必要基石，也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面对困局，诉诸民众情绪固然有害无益，一味斥责民众也于事无补。前不久和朋友进行探讨，他表示，在政改很难有突破性进展的当下，通过点点滴滴的司法积累，慢慢改变现状，是一条比较踏实、稳健的途径。对此我很赞同。
　　近年来农村暴力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内容也越发极端，似乎混乱不堪，令人悲观。不过仔细分析，多数恶性事件都是民众在无法从司法那儿伸张正义的情况下给激出来的，有的更是公民还在寻求司法救济，当地政府却“主动出击”，才酿出惨剧。
　　尽管司法不独立，法官总体素质低下，制度上又没有依靠，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行政官员的奴婢，而上访本身便是对法治的嘲弄，效果也有限，但至少目前，民众尤其底层民众，还没有对司法彻底失去信任和耐心，他们遇到侵权后的第一反应，还是呼唤司法正义。从这个角度讲，司法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关键是我们能否珍惜这个契机、把握这个契机？如果能，整个改革可能被纳入有序的法治轨道，等到法治慢慢展开其自身逻辑，以此为契机推动制度改革也就有希望了。
　　但是这一契机并不好把握，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恐怕也已经不多了。道理很简单，民众的信任和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不要把现在的平静当成“福气”。倘若司法成本总是居高不下，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无法给予必需的司法救济，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暴力便会成为失去耐心的民众的“最佳”选择。
　　这就是说，司法改革既是推动整场改革、渡过难关的契机；同时，司法不公正也正在消磨公众的耐心。何去何从，不是很明确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真到了那个时候，再抱司法的大腿就太晚了。要知道暴力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一旦底线被突破，民众对之习以为常，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特别是，由于司法机关扮演了行政权力的极不光彩的“同党”角色，暴怒的民众很容易鄙弃法治精神，千辛万苦积累的司法资源也将瞬间蒸发。在近现代史上，类似玉石俱焚的悲剧曾多次上演。

　　题目用“中国”一词谈反“恶搞，是否用词太大发了。不，不大，而是事实与实质。网络一度”恶搞成风“，现在网络反恶搞也成风了，反恶搞被做成专题放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首要位置。不同的网站、不同的经营者、不同的经营风格，为什么哪些不约而同出现这样一个相同的专题？用句”行话“来说，这不是网站间的心心相印，而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作为新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反省的时代，我们要学会透过表象来理解”中国“之本质。

　　有些网友会说，“我并不反对恶搞，为什么要用中国一词，这不是强奸民意吗？”我笑，我无言。

　　但又不能止于无言，我要对我说的话负责。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国家，其实，中国，和中国人、中国老百姓完全是两回事，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概念。事实上，中国＝党＝官方＝政府＝权力，等等。这才是“中国”一词的真面目。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有些网友常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也不等于爱党”之类的话，听上去很正确，这么说也并不错，但是，若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这种这种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幼稚的。在现实中，在事实上，爱国，实际上就是爱政府，就是爱党。好了，说多了，所以强调一下“中国”一词的含义，这对于理解很多现象都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理解为什么反恶搞。

　　恶搞，本来并不值得多么在意，它不会发展到控制舆论导向，占据思想的阵地，成为文化现象的主流。可是，却有人为此处心积虑，忧心忡忡，以国家栋梁的姿态，正襟危坐，“用以险恶”地去研究、讨论、批判和制止。面对这些混蛋、帮凶、独夫民贼们一次次地对一切活泼思维和思想新气象进行打击、扼杀，让人不禁愤慨。对于这个无聊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浪费一点时间我要说的，于是，我也正襟危坐，进行了三秒钟的严肃思考。

　　让我们简要地从根上说起吧。很久以来，中外常有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在研究中西社会的发展差异时，往往会面对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社会为什么首先产生了人类社会的近现代科学，为什么率先走向了资本主义文明，为什么率先实现了现代社会的转化？

　　我觉得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不一定需要庞大的理论著作阅读。若化繁为简，一言以蔽之的话，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体现在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市场经济体现了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政治的自由，多元文化体现了思想的自由，人本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由。正是这些自由精神促进了西方世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化社会的建立。

　　当然，这种自由精神也是有多种因素支撑的，比如西方社会的宗教精神。我觉得宗教精神最大的意义就是否定了人（统治者）的权威与神圣，实现了人对人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解放。人对人控制的摆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用布什总统的话说，就是实现了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而不再是统治者将人们关进笼子里。人对人的控制与否这也是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根本区别。

　　那么中国呢，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仰的。中国人并不信仰上帝，中国人的精神和某种宗教情怀就自然而然地献给了君主和圣人，进而发展到皇帝与国家就成了中国人的信仰。西方信仰了上帝，中国人信仰了皇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分贵贱尊卑；而在皇帝和圣人面前，人人则是分三六九等的，是等级秩序的，这是建立权威的前提，也是形成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帝的存在，使人对人的少了神圣的依据；而权威的存在，则为人对人的控制增加了合法性和理论上的支持。自由精神使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而人对人控制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与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障碍。

　　明白了吧，为什么要反恶搞，原因就在于所谓恶搞消解了“崇高”的意义，威胁了统一人们思想意志的某种东西。崇高、神圣、庄严、英雄、圣人、权威，这些玩意，是建构“政治正确”和威权政治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如果允许人们恶搞，神像就坍塌了，领袖将由神变人，高尚将不在神秘，伟大将变得普遍，一本正经的可能就要露馅，大义凛然的或许会显出尾巴。这种擦边球式的娱乐直撩拔权威者威仪的面纱和直刺专制主义思想的心脏。因此，有人坐不住了——恶搞，这不是娱乐，这是政治！在一个人控制人的国家里，任何问题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问题，比如儿童看什么动画片，卡拉OK要放什么歌，老百姓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学校的孩子们是不是学习了领导讲话等等。而真正的政治问题，却可能用发誓赌咒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反腐败问题。

　　腐败可以用发誓的方式解决，而恶搞却让领导们很忧虑。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东西却常常关系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唉，我们的公仆治国真不易，可谓忧国忧民矣，是进亦忧，退亦忧；临西化忧，读孔孟也忧；小民议政忧，恶搞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异声停止了，自由平息了，社会稳定了，脑袋都统一了，方可乐矣；感谢之声不绝于耳，歌颂之音不绝如缕，方无忧矣。

　　构成苏曼殊悲情人生的一个因素，容或是极重要的因素，正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那曲曲“长恨歌”。
　　苏曼殊是个不幸的灵魂，他的出生就已蒙上抹不去的羞耻，他生活的年代又处于国运多舛、民族罹难之际，然而对于具有诗人天性，把感情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的苏曼殊而言，最难写的还是“情爱”的篇章。
　　诗人这方面的情形，缺乏翔实确凿的史料记录。人们仅能从他的诗文作品中去爬罗剔抉。自叙传小说《断鸿零雁记》和《本事诗》十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内里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为数甚多。《断鸿零雁记》所述不仅大体吻合作者生平足迹与遭际，且篇中人物悉以真名出之，是可以视之为艺术传记的。惜乎此文以二十七章戛然而止，主人公的故事后半，即付阙如。
　　尽管如此，从这两件作品，还是能够聆听到那些带泪的倾诉与“绵绵无绝期”的怨憾。
　　曼殊爱情上的悲剧正是源于身世的悲凄。世态炎凉，人情浇薄，使他早早地勘破红尘，毅然剃度（曼殊1907年11月28日致友人刘三函中即有“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之辞）；而潜身佛门，又为他割不断的俗世情缘构筑起一道坚不可破的关卡。如果不是天性中的那点“高贵”的因子，曼殊其实完全可以逆来顺受，苟且一生，用不着少年时代就遁身方外（曼殊第一次披剃是在广州蒲涧寺，年仅16岁）；如果不是天性中的那点“善感”的因子，心灰意冷之下，儿女恋情又何足以成为难以抵挡的诱惑，成为刻骨铭心的剧烈的生命痛楚？
　　细考曼殊的情爱轨迹，大体有过三次大的感情波澜。
　　第一次是曼殊居广州寺院“三戒俱足之日”突然萌发恋母之思，此间，奇遇别离十余载之乳母。叙及往事，此情益炽。遂随乳母种花卖花，拟筹东渡觅母之资。卖花途中，复巧逢雪梅。雪梅者，“容华绝代”，一好女子，为曼殊儿时，父执允为婚配。后因曼殊家道式微，因生悔心。而雪梅乃性坚贞，此番重见，赠与重金，遗以锦笺，内有“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语。
　　面临家庭阻力和佛门戒律，一个本可实现的美妙人生却早遭封灭和永久无望。给少年苏曼殊留下了首次的心灵重创。这也是曼殊早入佛门的原因之一（“余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无由一证心量……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磨、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断鸿零雁记》第五章）
　　第二次是曼殊东渡，终于母子聚首。此时，偶遇姨表姊“静子”。此女，“袅娜无伦”“清超拔俗”。两人相见，“第心甚疑骇，盖似曾相见者”。情景颇类宝玉黛玉初识之态。
　　此番姐弟情爱对曼殊来说，更加具有致命性的重创。此前与雪梅只不过是青梅竹马的童年记忆，依稀朦胧。本次则均已成年，朝夕相处，授受弥亲。“静子”“殖学滋深，匪但容仪佳也”，且善解人意，对“三郎”（曼殊乳名）一往情深。双方家长也乐见其成。然而，曼殊则“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纵使孽海情天，终究绝尘而去，空留此恨绵绵无期。嗣后，“静子”蹈海殉情。1909年12月发表的《过若松町有感》：“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即载此事。
　　第三次是1909年，曼殊已26岁，离上海东渡至东京，与陈独秀同住。结识了歌伎百助眉史，二人过从甚密，感情缱绻。虽然史料对此语焉不详，但苏曼殊在《未调筝人绘像》二首、《寄调筝人》三首、《题“静女调筝图”》及《本事诗》十首中均能见出端倪。
　　
　　《寄调筝人》三首其一
　　
　　禅心一任娥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也无嗔。
　　
　　“调筝人”即百助。此诗貌似冷情的宣言，实则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田汉曾一语中的：“既与人无爱无嗔，又何事伤心如许”（引魏尔伦诗《无言之曲》）。曼殊已无由坠入情网矣！这不：
　　
　　 《寄调筝人》三首其三
　　
　　偷尝天女唇中露，
　　几度临风拭泪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
　　孤窗无那正黄昏。
　　
　　首句讲的是亲吻。此诗不打自招。不再止于心灵的爱慕，已经是事实恋爱了。
　　《本事诗》十首，按苏曼殊亲密友人柳亚子的说法，均“为百助眉史作”。其中第五、第六、第八，最为浅而易见。
　　
　　第五
　　
　　桃腮檀口坐吹笙，
　　春水难量旧恨盈。
　　华严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爱我情。
　　
　　第六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第八
　　
　　碧玉莫愁身世贱，
　　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
　　
　　“第五”一看就是爱的自白。“第六”，“恨不相逢未剃时！”，从“恨不相逢未嫁时”（唐•张籍《节妇吟》）化出，表达了难以言喻的隐痛。这是横在苏曼殊爱情通道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坝。它是苏氏一生的疼痛之源！“第八”，“同乡仙子”指百助。据云，百助为横滨人，而曼殊也生于横滨。“半是脂痕半泪痕”，毫无掩饰地道出了两人感情到达的地步。
　　苏曼殊是至性之人，可他又是虔诚的佛徒。柳亚子说他：“学佛与恋爱，正是曼殊一生胸中交战的冰炭。”（《苏曼殊〈绛纱记〉之考证》任访秋说得更明白：“……一个富有感情的诗人，但却要作断绝尘缘，泯灭五情的比丘，这是多么的不可能，但曼殊以最大的克制力来抵御外缘的侵袭，表面上似乎是行云流水，悠然自得，可是心灵深处的痛苦，又使他不能不发露出来，这就表现有‘无端狂笑无端哭’的样子，象是一个神经上有毛病的人，而实际上这正是他思想感情的如实写照。”（《苏曼殊论》）
　　
　　于苏曼殊，论其诗即论其人；论其人亦即论其诗。高天梅评曰：“曼殊诗，其哀在心，其艳在骨”（《愿无尽庐诗话》）。罗琼宇评曰：“以天纵之才，超尘绝俗，诗在骨里，非食人间烟火，天籁之声，特假以鸣。”（《苏曼殊诗酬韵集•序》）。柳亚子则云：“他的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总之，是好在他自然的流露。”（《苏曼殊之我见》）这些应该都是确评。
　　由此看来，苏曼殊的早夭，于诗界、文化界，固然是一巨损，但对真如赤子的曼殊本人而言，避免了其后卷入波诡云谲的漫长的政治漩涡，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苏曼殊并非纯然一遁世僧侣，也不是什么隐逸诗人。他的一生尽管短促，却始终未能忘情于国家民族与民主正义。
　　1903年10月7日上海的《国民日日报》附张《黑闇世界》刊登了署名为苏非非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其一为：
　　
　　蹈海鲁连不事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其二为：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揽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作者苏非非即苏曼殊。
　　这年曼殊是日本成城学校的学生。4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长期控制我东北地区的七条要求，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愤怒。曼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留日学生发起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行动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9月，受挫被迫返国，到苏州吴中公学任教。据同事包天笑回忆，曼殊曾为其作《儿童扑满图》相赠。包解释说：“尔时在清季，我辈正竞谈革命，扑满者，隐为扑灭满清之意。”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迁延到对国内卖国政府和异族压迫者的仇恨，这就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苏曼殊的性格！
　　“诗一”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典故，表达了与强权决不妥协，不共戴天的强烈意志。接下来写己身四海飘零的迷茫生涯。国事无不令人心冷，己身又是如此凄怆。句中饱含泪水的悲愤，已见一斑。“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表明此非一己之私怨，实乃全体国民之共悲；还表明此非懦夫忍气吞声之啜泣，实乃英雄奋发抗争之怒吼。
　　“诗二”句句用典，内涵博深，气魄豪雄。首句描绘誓作血战死战的壮烈场景。次句发抒面对祖国河山的激昂之情。颈尾进而表白诗人心迹与勇赴国难的决心。
　　曼殊这两首诗，指点江山，高歌明志，映现了当年中国社会的普遍民气，却也依然烙有作者鲜明的个性印记。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此的评述是“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和当时一般慷慨激昂的爱国诗歌是有区别的”这就准确地把握住了苏氏的“诗心”。正是这种最个人化的诗作，才最真挚地唱出诗人心底的歌。
　　像这样明朗地表达对时局态度的诗，在曼殊的可见的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正的杰出灵魂，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曼殊回国后的一切作为（最为突出的是1904年意欲挺身而出暗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他与陈独秀、章太炎及“南社”柳亚子等志士的终始相契，至死不渝的友情，从这两首诗是不难寻到其中渊源的。

　　苏曼殊的名字多年来已很少有人提及，对于绝大多数中年知识者来说，它是陌生的，更遑论青年一代了。
　　但是，谈论民国文化史和文学史，尤其是谈论其间上海文化史和文学史时，苏曼殊却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名字。
　　苏曼殊绝对是一位传奇性人物，也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身世和经历都迥异于常人。
　　其父苏杰生，籍贯广东省香山县，任英商茶行的买办，常年定居日本横滨，娶日本女子河合仙为妇。后与其妹若子私通，得子曼殊。仅三月许，若子悄然离去，杳若黄鹤。失母婴儿只得由大姨母河合仙抚养。1889年即曼殊6岁那年，随嫡母黄氏归返广东。在乡塾攻读国学近六载，经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1896年3月首次到达上海，师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习中文与英文，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898年东渡日本，先后在华侨学校、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成城学校（系军事学校）受业。1903年回国，抵达上海。
　　曼殊尽管出身于殷实大户，却因庶出兼为私生子、混血儿，在旧式家庭中显然处于卑贱地位。1889年，曼殊仅6岁，由日本回归广东故里。其唯一的亲人——姨妈兼义母和合仙被弃置日本。在这个大家庭中，曼殊“孤寒无依”（《断鸿零雁记》），备受冷眼与欺凌。当年腊月，被医生诊断为某种传染病，幼小的曼殊即遭受了非人的苛待。
　　
　　……大陈氏（苏曼殊另一庶母）就找来张婆子等人，将苏戬（按，即苏曼殊）抬进了柴房。
　　那间柴房里，已经没有多少柴草，黑乎乎的墙壁上，挂着一层厚厚的草灰，草灰上面留有一道道雨水流过的痕迹。棚顶上，已经结满了蜘蛛的网络，偶尔有一股小风从断裂的墙缝里吹进，那上面的蜘蛛网便起伏地波动……
　　　　 靠墙角的地方，堆放着两捆水蒿和几捆发霉的茅草。苏戬就被放在了茅草上面。
　　 《沉沦的菩提——苏曼殊全传》
　　
　　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境遇，对于一颗幼弱而易感的心灵，不啻为一次次残酷的锻造。曼殊的多愁性格与悲情人生，多半来自这幼年就已经播下的命运种子。他从16岁起，曾三次剃度，其衷心何等悲苦，不言而喻。
　　曼殊是浑然天成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总是蒙着一层让人不忍直面的泪光。比如《吴门依易生韵•十一》有句：“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内中饱含“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宋•晏殊《临江仙》）的情致，但苏诗则更为空灵，更为凄清。既有某种温柔甜美的情愫，又有无所寻觅的深深惆怅。这个画面，浓缩了人生的美丽和人生的遗憾。又如《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按：仲兄即陈独秀）“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真的无端吗？所有的“狂笑”与哀哭都发自心间，无一不是对命运之神的无言抗议，对溷浊世事“哀莫大于心死”的表态！唐弢有段话这样说：
　　
　　“留心中国革命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有一个南社，这个社是由好多文人结合而成的。清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使这些文人有了革命的热情，另一方面又颇有乱杂的伤感。现在只要翻翻南社当时所刊行的诗文集，就可以从慷慨激昂里，看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来，照那时候通行的说法，叫做歌以当哭，也就是歌哭。”（唐弢《唐弢杂文集•海天集•歌哭》）
　　
　　苏曼殊这种哭笑无定的生命状态，比之南社诸友的“歌哭”，在社会层面之内，还有着更个人性的涵义——“纵有欢肠已似冰”，只不过是愤激语。果真“肠已似冰”，心如止水，一切参透，也就不必再有“无端狂笑无端哭”了。这首诗，恰恰透露出诗人在入世与出世、儒道与佛禅、兼济与隐逸、红尘与空门之间那种彷徨和挣扎的剧烈心灵痛楚。
　　似乎过于杰出的人，总得命途多舛，人们把这叫做“天妒”。这一点在苏曼殊身上印证得最为显明：上天给了他一个绝顶聪慧的灵魂，却又让他的肉身受尽磨难和屈辱。
　　苏曼殊的一首《春雨》：“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道尽了他人生的落寞与凄苦，是他全部身世的缩影，是作者自己的含泪倾诉。
　　1903年，曼殊以弱冠之年由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他的飘萍生涯开始。足迹遍及苏州、湖南、惠州、广州、杭州、南京、芜湖、安庆、温州、香港、暹罗、锡兰、南洋（越南）、新加坡等地。
　　有必要特别指出，无论曼殊怎样屐痕天涯，行踪飘忽，上海却是他生命航程上的一个固定坐标，一个肉身与灵魂的栖息地。上海有着众多与他志趣相投，才情相匹的友人；上海有着多处他曾经居留的住址，至今可考的就有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孙文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白尔部路（今重庆路）新民里11号（与蒋介石等同住）等等。
　　上海又是他短促而辉煌人生得以充分展示的舞台。苏曼殊这个人物的传奇性，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他是中日交合的混血儿，他是庶出而且是私生子，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所共育的奇异的文化种子，在那个旧观念旧意识浓重的时代，他的卑微出身使他蒙羞，使他倍受人间冷眼，使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苦涩。正是这一切，塑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天才苏曼殊。
　　他时而楚楚长衫，设坛讲学，以人师的身份化育学子；他时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以诗人才子的仪态现身诗坛歌榭；他时而激昂慷慨，奋勇振臂，以天下为已任，欲誓死一搏；他时而袈裟披身，青灯黄卷，万念俱灭，潜心向佛。
　　多重角色的频频转换，使得曼殊的人生象一枚多面宝石，光彩熠熠，又扑朔迷离。
　　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困扰着他，现时的尊荣与记忆中的微贱困扰着他，五光十色的多彩人世与转眼成灰的虚无佛念困扰着他。
　　尽管外在世界羁绊重重，但曼殊的内心世界却是自由的。在这人生的大舞台上，他即兴而发，没有虚假，没有做作，一切都是率性，一切都是真实——诗人本色，佛徒本色，一个完全本色的苏曼殊！
　　也许正是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相对开放开明的上海，才有可能提供苏曼殊一个充分展示多元性格和多彩人生的最适宜的平台吧。
　　上海还是这颗20世纪初最璀璨的文化明星的陨落之所。1918年5月2日，曼殊以35岁的英年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
　　应该说，是上海的特殊文化环境，激活了曼殊所有的天才潜质，在他生命中最有内涵，最有意义的后十五年，从始至终无不牵系着上海。上海造就了这位早慧而又早夭的天才，上海也以脉脉深情最后接纳了这位身世悲凉的不幸魂魄。
　　冥冥之中，曼殊与上海有着一段解不开的因缘！

文化 　　《傅佩荣解读论语》 　　 　　傅佩荣著，线装书局2006年8月版，35.00元。 　　作者傅佩荣，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著有《哲学与人生》、《中西十大哲学家》等。《傅佩荣解读论语》集作者二十年研读儒家思想的心得，“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简单而有效地阅读《论语》的方法，并将个人心得和创见与读者分享”。作者看重的是《论语》的普世价值，在作者看来，孔子思想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并受到不同文化种姓族群的重视，是因为孔子思想有温和的理性主义、深刻的人道情怀、乐观的人生理想。文言文离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将《论语》转化为现代白话文十分有必要。傅佩荣的解读方式是先附原文、再附白话，最后才是自己的解读。解读《论语》者，不在少数，作者自有比较。 　　 　　小说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美)邝丽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0.00元。 　　本书是让我短时间内难以下笔评论的小说，但它一定是优秀的小说。作者邝丽莎远在美国，但她似乎比中国的作家更清楚女书这种神秘的中国文化:女书发源于我国湖南省西南部边远地区，是一种只在女性中流传的神秘字体，至今被认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被公认为目前惟一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文字。”小说以中国传统方式记日，主人公是百合和雪花，当百合八十岁的时候，她开始回忆女人与女书的故事。女书是女子之间的密码，暗含着中国女子的挣扎、放纵、顺从、忏悔。如果小说的翻译语言更中国一些，小说会更有力度，可以想象，本书英文原版带给读者的心灵冲击一定不会太弱。 　　 　　学术 　　《万历十五年》 　　 　　(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36.00元。 　　本书的编者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和注释，修订了标点和体例，重新编定了附录，改正了多处错误，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真正意图。本书是黄仁宇最有影响的著作，也是最能体现其“大历史观”的重要著作，他的历史观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冲击巨大。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是西班牙舰队全体出动远征英伦的前一年；而在中国，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但却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黄仁宇抓住了其中的因果联系，从而为解释近代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生活 　　《让心起舞》 　　 　　刘明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8月版，38.00元。 　　我们的心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情绪困扰也许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心理咨询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本书展示了心理咨询师的思考、举措及心理咨询工作的操作流程，“书中的东明心理模型，是作者长期心理咨询临床工作的结晶”。该书分为准备、干预、总结三篇。准备篇作者解决如下问题:在开始一次心灵交流的旅程前，你应该完成哪些准备工作、你需要考虑哪些工作细节、你应该如何专业地规划整个咨询流程。干预篇解决了快速有效把握来访者问题关键所在、帮助自己或者他人采取正确的行为。总结篇强调了搜集、整理、分析信息对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性，比较实用。 　　 　　经管 　　《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 　　 　　(美)丹齐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00元。 　　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人们为什么总是买不需要的东西？当然，这个不需要是意指从物质必需品层面出发的不需要，但买东西实际上还是一种需要，这大概是一种情感需求，有专业人士称之为任意消费、任意性购买，本书作者看来是深谙此道，所以才清晰有效地分析了这种消费行为。此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洞察和把握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动机、真实的公司案例指导你制定成功的销售计划，向消费者销售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如何运用常常被营销人员忽视的情感因素影响购买力、消费者为购买而找的14种正当理由、30种消费品的详尽市场调研资料等。读此书，可以知己知彼了。

近年屡屡因靖国神社中日起纷争。日前一日本驻华外交官枉驾来访，问曰：

“中日可谈的领域非常非常多，为何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项就中断其他任何谈判项目？日本人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不太理解。”

我回答说：“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因为中国领导人都来自农民。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是，两家在一件事上吵了架或打了架，其他任何事上都不再来往，也不再说话。这叫‘两家不过庚’。”

“那多别扭，多耽误正事啊。”“有时会这么别扭几十年，甚至几辈子。沉醉在这种别扭劲儿里不能自拔，耽误正事不足惜。”日本外交官吃惊非小。我忙予以压惊：“来自农民并不等于农民，他们会跟你们谈的。”

“你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有可能放弃靖国神社上的立场？”

“与中国政府不要谈立场。它哪有什么立场？只要能苟延它的一党专政，只要能抵挡政治民主化，它什么都干。除非中国实现民主化，否则靖国神社上的争吵不会停止。”

“民主化与靖国神社纠纷有联系？”

“当然。中国民主化了，中国政治家不再以反日为号召玩弄民意，日本政治家也就无需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凝聚民心以对抗中国的反日情绪。双方的敌意萎缩了，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象征性的活动自然会销声匿迹。”

“中国何时才能民主化呢？”外交官露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渺茫神情。

“很快！即便民主化很快会到来，可传统很难改变。据我所知，中日对待死者的态度很不同。”

“怎么不同？”

“日本人很尊重死者。过去日本武士杀死对手，要给割下的首级恭恭敬敬洗脸、梳头，有一系列祭奠仪式。近日我在看《周作人论日本》这本书，说你们日语口语中有‘首实检’一词，意思是‘检查首级，夏天挑买西瓜香瓜像检查首级似的’。可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兵尊重被他们杀掉的死者吗？南京大屠杀有没有这样的祭奠仪式？”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要说尊重死者，中国一向有慎终、厚葬的传统，日本天皇的陵墓要比阔绝对赶不上中国皇帝的陵墓。不过同时中国也的确有不放过死者的刻薄‘传统’，比如活人的恩怨殃及死者，把仇恨延续至死者或转嫁给死者。在历史上，鞭尸、开棺戮尸、扒坟撒骨、焚尸扬灰等等都曾经是法定的或被认可的惩罚。文革时期，许多地富反坏右的祖坟被挖。当时被打倒的共产党高层里，几乎家家的祖坟都被扒开过，先人骨殖被抛扔，邓小平、赵紫阳都遭遇过。”

“啊是吗？好在文革已经过去了。”

“文革过去了，可是扒坟撒骨并没有过去。你到中文网上搜索一下‘扒坟’，看有多少扒坟的故事正在中国发生！”

“还有人干这事？”

“不是人，是政府——中国基层政府。”

“他们要干什么？”

“中国农民反对政府推行火葬，有的就偷偷把亲人土葬了。可是中国是一个盛产告密者的国度，那些无权无势的家庭一旦被人举报，要么自己把亲人的尸体挖出来送火葬场烧掉，要么就听由基层政府挖出尸体就地泼汽油烧掉。”

“竟有这样的事？”

“我自己老家村子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啊！老人这么怕火葬？”

“你可能想象不到，许多农村老人以自杀求得土葬。”

“怎样以自杀求土葬？”

“前些年，政府说要于未来的某月某日一律实行火葬。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有些老年农民选择了自杀，河南省林县就曾在短短数月里有11位老人这样自杀。”

“真是不了解中国。——许多国家的法律里都规定不许苛待尸体，中国法律里没有吗？”

“中国法律里也有严禁侮辱尸体的条款，可是法律打不过传统啊，侮辱尸体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癖好。”

“我们日本传统似乎与一句西方谚语更接近，死去的敌人等于冷淡的朋友——A dead enemy is as good as a cold friend.”

“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对尸体、对死者都比较人性化，包括动物尸体。我看英国的动物保护法，其中规定屠宰人员不得拖着动物尸体从其他动物尸体上经过——太伟大了！”

首发民主中国

在”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名誉侵权案”的新闻报道中，”南都”（南方都市报）既是一马当先的急先锋，又是影响各地媒体的”旗舰”帅营；可以说，整个”富士康案”的报道、评论中，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南都”皆遥遥领先于任何纸媒。但2006年9月4日的”南都”，却将”富士康案”双方在昨晚18时10分宣布和解的突发重大新闻，放在A17版的第三条，仅以数百字囫囵吞枣；此外再无一字评论与背景。近十天来，几乎天天对”富士康案”发社论、发评论、配”巷议”的”南都”，何以在该案出现重大转折结局之时，反而没有任何评论，一言不发？

我想，”此时无声胜有声”：就表面而言轻说，是”南都”极其不乐”富士康案”如此仓促和解；探本质而深入，则是”南都”特意以此反常的低调版面”变相开天窗”以示抗议——对于”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社和解了。昨日下午6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的网站上公布了双方的联合声明”这一消息，”南都”可能大有情绪：媒体据实监督商家善待工人，莫成”血汗工厂”，本是正义之举，法治之为，若皆以莫明其妙的”和解”而终，今后谁还敢再行舆论监督？否则，”南都”会将其置顶为头版头条，并配上数条社论、评论，并延伸专版讨论。这有”南都”过去多日对”富士康案”的密切关注为证。

“南都”为何不敢大张旗鼓，而只能如此低调抗议”富士康案”和解？以今日”新闻自由”尚未诞生的国情，这内幕一时是难以披露的，但人们可据已知事实略作延伸揣测——其一，”南都”深知，此次”富士康案”和解，并非双方真心自愿，至少在《第一财经日报》方面有些勉强。这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事后发表的解释《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4日）一文中可见蛛丝马迹。

秦朔文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对富士康的价值与局限，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亦希望’类富士康企业’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超越既有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这似乎说，寻求和解的主动方是《第一财经日报》，原因是总编秦朔发现本报对富士康的批评有”最后段落显得夸张”的瑕疵。

但这一说法太牵强附会了——谁都知道”金无足赤”，文无完文，一篇批评报道既然”有支持报道的确定证据，有信心胜诉”，就是瑕不掩瑜，就应当让人们”看到整个诉讼过程——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如果依秦朔这一观点，中国所有的批评报道都不能成立了，相关的官司都不用打了——哪一篇批评报道百分之百准确，没有瑕疵？只是如此一来，世间就只有”你好我好他也好”，没有专制、冤案，没有贪官、奸商了。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然好得很，可是恐怕只能在世外桃源里才能找到。

秦朔乃中国传媒改革先锋之一，何以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必有难言之隐！

以我之超笨，尚可略思如此，群英荟萃的”南都”，岂能不更一本全知？

其二，此次《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一种”城下之盟”——有一超越双方利益的”第三者”，其权势足以令双方闻风丧胆，这”第三者”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强逼双方”和为贵”.《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各自权衡利弊，终于明白，自古”富不与官斗”，”喉舌即官奴”，”身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否则，会羸了官司，输了性命。

这一节，中国第一都市报”南都”可能不仅早已见微知著，而且也收到”第三者”的”微笑服务”？将心比心，”南都”深知秦朔陷入”城下之盟”的苦衷，所以只能如此”变相开天窗”？

众所周知，”和解”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多象征黑暗战胜光明。一部二十五史，有多少”城下之盟”？有多少”昭君出塞”？曾记否，甲午战争后的马关和约传来时，全国痛哭！八国联军后的辛丑和约举国义愤！……表面看起来，今日中国人没有祖宗那样大的”和解”耻辱，但试看今日中国各地新闻，有多少被强奸者在含泪与强奸者”和解”？有多少被侮辱者在被迫与强权”和为贵”？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哪一天不在诞生许多”类富士康案”之”和解”？！

谁说”富士康案”和解是《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和解”？不，这分明是公理向强权投降，法制向罪恶低头，民主向专制认输！

当普天之下，莫非”富士康案之和解”时，无数被侮辱者被迫与强权之”和解”，就可能”聚沙成塔”，累积成象征国民空前奇耻大脣的 “和解”？

物极必反。当”和解”太大太多，就会出现社会大动乱。

“南都”对此定然想得很深，所以，当有人”朕即天宪”时，她只能谨以一种”变相开天窗”的”适者生存”方式略表抗议？

值此”无声的中国”，”变相开天窗”也会”敢有歌呤动地哀”！

2006年 9 月 4 日于深圳”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字数：1966                       zaojl.blog.sohu.com（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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