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是那些不合理的制度，以及不称职的官员和更多欺压百姓的腐败分子，那些吸人民血的大量的腐败掌权者，应该彻底调查他们的收入和行政责任履行情况。

平日里，通过多个渠道获得种种信息，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制度的缺陷，民众的素质，以及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稳定背后肆无忌惮的腐败、无所不能的权力膨胀，感到这个国家在失去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似乎巨大的冰山正在日益亏空，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似乎难以避免。

怎么改变？还是漠然，任其下去？

其实，我的意见是，无论是说真话、捍卫言论自由的，还是组党结社维权推动社群多元化、和平演变的，只要不是暴力推翻政权“取而代之”搞下一个“革命轮回”的，其实都是在帮助共产党长寿，帮助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对此，共产党是顺应潮流，进行迎合，还是背弃与镇压呢？

镇压，肯定是不适合今日之国情的，1989年事件可以说明，任何流血都不可能再来维持“17年稳定”，而是制造火药库，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突发事件突然点燃，导致历史上的一些“起义”重演。

再看我们一些居民和广大流动人口的素质，确实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文化程度非常低，尤其是农村来的，很多人初中都没有毕业，对法律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而我们的法律，往往是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至上的，对私人的限制、严厉打击、禁止过多，而对私人能够干什么，私人能够得到什么保护，却规定甚少，当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与私人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私人往往成为被牺牲的人群，这就是国外一直指责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宪政和没有人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差，犯罪率高，往往与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欠债”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并不是没有代价，犯罪率高，就业矛盾，容易激发群体性事件，就是证明。比如重庆万州有一市场管理员自称“公务员”任意打人，最后导致群情激愤，仇视政府，并将区政府的大门砸烂，警车推翻砸坏等，这就是巨大的代价。如果说，政府处处维护既得利益者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国家至上，人民必须让步和牺牲，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一天天被消耗，最后成空。浙江东阳因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新昌新和成等药厂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萧山7.29事件至今没有公开全部过程，都说明，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好类似的事情，小事往往积累到最后酿成大事，政府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民众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民众不相信政府，政府敌视民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冲突。

用洞头渔民维权代言人林炳长的话说，他为民维权，他给儿子起名为“真争”（为真理而斗争）和“为民”，就是为党长寿，若没有党，他的退休金找谁去领？如果他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做侵犯渔民的事情，而是充分考虑到渔民的后路，那么渔民们还会如此持久并不惜代价地去维权吗？去看不到希望地无望抗争吗？目前，洞头的多年官司至今没有下文，政府和渔民所付出的代价不能说不沉重。

再看那些贪官们，一个比一个有钱，一个比一个权力膨胀，可他们的家庭财产公示于众了吗？他们是一人一票民选的吗？陕西一个区委书记，可以卖一个教育局长的官，获利20万，那些买官的如果不拼命赚回来，他还买官干什么？当官没有权，谁还去当官？

我不敢说我所碰见的官员都有多腐败，但通过他们的福利、住房、消费和子女就业、出国留学情况可以知道，他们早已经过上小康了，可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收入一点也不透明，他们可都是公务员，尤其是那些政府首长，一把手，该怎么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新闻界无法用打探娱乐界的手段对付官员，舆论监督往往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样的监督难道不是掩耳盗铃？或者这样的监督形同虚设。

山东关押陈光诚，北京关押高智晟，不能不承认他们作为个人会有这样或那些的问题，但也不能不看到，政府强权试图“消灭”他们，通过消灭这样的人来制造“压倒一切的稳定”，事实上，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导火索上，共产党就因为当年被国民党疯狂打击，才有非常壮大的今天。今天的共产党难道重蹈覆辙吗？

当然，中国的多党制、结社自由和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选政府，肯定要实现的，只不过有个时间表，有个漫长或不漫长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多长时间。但今天的经历就是为明天打基础，共产党肯定会改变的，共产党人也一定会重新审视历史，并对自己的执政负责的。

国家要稳定，国家的安全，不是建立在强权上，强权只能延缓衰老（延长稳定），但改变不了老化本身，共产党执政，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公民社会，推动国家向良性、文明的方向发展，就能够与时俱进，双赢，就会化解火药桶，使国家更稳定，真正安全。

但又不能不承认，有时候看到更多的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内心总是不平，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有这么多的腐败和冤枉，侵犯人权案件，罄竹难书，甚至让人绝望，共产党是不是要下台？当然，这话也是冲动之语，一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共产党如突然下台了会不会使国家陷入混乱，谁来取代共产党？共产党会不会通过自身来改变，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成为稳定中国的相互监督制衡的力量？

共产党应该向越南学习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差额学起，制定新闻法，推动民选政府。目前，中国能够保持经济有活力，快速增长，但政治体制改革上却是跛脚的，一脚深，一脚浅，总是难以站稳的。

所以我认为，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是那些不合理的制度，以及不称职的官员和更多欺压百姓的腐败分子，那些吸人民血的大量的腐败掌权者，应该彻底调查他们的收入和行政责任履行情况。比如我获悉，目前，被称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教育领域简直就是暴利花园，高校有产业化，有上不起学的自杀，上完学找不到工作的自杀，悲剧每年都有发生，这难道不是在证明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今年9月，恰恰逢2000年龙年出生的众多孩子入小学的时间，可僧多粥少，针对外地学生的变本加厉的择校费成为巨大的黑洞，有的是2万，有的是1万，连收据都不给，交了钱就可以入学，没钱的就无法接受教育，就有可能酿成永远的悲剧。这哪有什么义务教育的公平而言，国家的义务教育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共产党的先进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在何处？

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择校费”都是不合法的，又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可想而知有可能有部门流入掌权者私人腰包，难道这不是巨大的危害国家安全吗？

到以后，那些孩子读不起书，文化低，政府欠他们的“受教育债”，难道他们长大后就不仇恨政府，不加剧社会矛盾，不要求清算？

我自身就碰到一个例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城市的基础教育是那么的无奈和局促。本来杭州市政府有承诺让外来民工子女都能在杭州入学，可后来发现教育设施有巨大的缺口，龙年出生孩子多，政府预计不充分，所以各地教育部门只得限制入学者，本地户籍者可以入学，可外地户籍者只得高价，或被迫回到没有监护人条件下的自己老家就学。他们还对外地人子女有严格的面试要求，长相、身材等都有可能被拒之门外，甚至还强制让外来民工子女家长买社会保险，引起社会矛盾。我本人的兄弟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受骗者。2006年6月23日，本人侄女昝慧琴和外甥孔迪在他们的家长陪同下，第一时间就近报名南肖埠小学，却意外遭遇到了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校长鲁聪（电话13605819936）的恶劣对待，首先是该校长粗暴对待报名的孩子家长，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不给这两个孩子（外来民工子女）报名登记，怀疑孩子家长的暂住证有问题，我当即通知公安110前来证实，后证明一年一上暂住证没有任何问题。我还苦口婆心地告诉该校长不要难为他们，可这个校长偏偏不知道当前中央胡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在外来民工子女就学登记时先是强迫购买社会保险费，否则连登记都不给，这在上城、西湖、下城等区都是不存在的。这样强迫买保险，最后又不给报名，无疑是骗取这些外来子女家长的血汗钱。

我弟在无奈之下于6月份交纳已经过去的上半年社会保险费2400元（100人就是240000元，其中难道就没有如此辛苦欺骗报名学生家长的校长的一份辛苦费？），我外甥的家长交了3400元，还要交15年，才得到南肖埠小学登记，后来却不能入学。这可是个名为“甲级”的校区，学校刁难报名者，教育部门动辄以“这不符合标准那不符合条件”和“难办”来搪塞。假如有人发现这一“强迫”的证据，联合更多被强迫买保险而受骗不能入学的家长们，以及有正义感的杭州市民，坚持不懈地依法，包括宪法、教育法和相关纪委监察法规制度等，逐级向上级党委政府告状，申请游行示威，群体维权，要求罢免、撤换教育部门负责人和学校校长，要政府此事负责，向纪委和监察部门告状，是不是又要危害国家安全了呢？到底是谁在危害国家安全呢？若为共产党长寿，难道就不应该早日撤换那些执政能力差、“吃皇粮”而不干实事、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腐败干部？

“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和维护公民权利”，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必备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而揭露社会问题的新闻媒体又处处受限制。如果当今政府不把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新闻自由放在和谐社会的范围内，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有诚信有能力服务人民，是否具备执政能力、保持社会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有保证公民接受教育的责任。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假如每个学校只顾收钱，把教育产业化，使教育机关成为暴利机关，成为“三座大山”之一，那么中国并没有在进步，文明并没有在延伸，我们这一代人就无法见证到更多的公平和公正。相反，据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消息，近邻的印度中小学几乎免费，公立学校午餐和校服免费，每学期只有大约人民币4毛钱。可以说未来印度的综合实力将名列亚洲前茅。一句话，人家重视教育，才真正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基本性问题，重要性问题。

针对国家安全问题，如果教育失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动荡就多，整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多。波兰最近有针对当年共产党统治时期国家秘密机关告密制度而兴起的“抓特务”发生，就是说明政府代表国家所做的事情都有历史记录，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动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民主自由主义者，不如有效监督贪官和腐败分子，加大教育投入，国家才能真正保证安全和稳定。

当然，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希望国家不稳定，也不希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私人化，更不希望政府强权一方，先制造更多的罪恶，然后再行清算，推倒重来。双输不如双赢，所以，等国家真正有了民主，有了自由，有了民选，有了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教育多元化，国家就会更加安全，获得自下而上的稳定，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稳定压倒一切”。要自由、民主、人权的民众，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国家的和谐力量。

若国家将这些人视为敌人，那么国家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消灭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导致国家混乱，四分五裂。

所以，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群体，不是利益受侵犯、受冤屈的维权群众、上访群众，而是制造腐败的制度和没有执政能力的既得利益官员群体，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决定今后的国家安全和社会长期稳定。一个清醒而又负责任的领导人，应该是有此远见卓识的，而不是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和眼前的稳定。

——日本是维护世界特别亚洲秩序的一支强大力量

【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那么，为什么还揪住不放呢？因为与日本战犯为一丘之貉的中共一夥，早已把民主自由富强的日本看作它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恐吓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拌脚石。】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如过去五年，今年8月15日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长李肇星亲自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对此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李肇星指出，小泉再次参拜靖国是在「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他说，小泉无视国际社会、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不断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严重违背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破坏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明报》）

中共和中国政府每年不断重复这些废话，令人讨厌。参拜神社既是小泉的个人自由，也是日本的内政，中共和中国政府根本无权说三道四。比如李外长祖宗和他邻居的祖宗打过架，他的邻居便有权禁止李外长给他祖宗扫墓吗？

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是受人民、舆论监督的，人民如果对官员不满意，自会用选票请他下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永久霸占国家权力、又拒绝人民和舆论的监督的非法政府，到底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合法政府的合法行为横加指责呢？

一个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丧尽天良的流氓集团居然要代表国际社会、亚洲邻国、中国人民，甚至还要以日本人民代表自居，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中共支持柬共屠杀柬埔寨人民和华侨时、支持小流氓金正日搞核讹诈时，有什么「国际正义」？对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灾难的反右、三面黑旗、十年浩劫，不但从不认罪，连公开讨论的机会也不给老百姓，何来「人类良知」？

李肇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消除政治障碍，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他强调，「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的声音日益高涨，这说明他的行径不得人心。」

这更是颠倒黑白，公然强奸民意。李??星之流中共买办分??集团在对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大肆迫害抓捕陈光诚、高智晟等人的同时，又粗暴地剥夺香港人民争民主、争普选的权利，甚至把黑手伸到了台湾传媒界，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你们野蛮地掠夺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就很「得人心」？

中共及其喉舌指责「小泉顽固地用极端右翼立场不断折磨中国、南北韩等曾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辩护，使得中日关系、日本与南北韩的关系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最低潮」，以及「李肇星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已因小泉的参拜而受到破坏」的说法，都是非常虚伪的、言不由衷的。

所谓日本战犯正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救命恩人和天然盟友，一九六O年六月二十一日毛亲口对到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01页，一九九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

在同一场合，毛泽东还对日本人说：「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同上，第202页），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揪住不放呢？其实揪住不放是假的，以批小泉来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才是真的；否则，无法解释中共当局仇视、镇压保钓行动和对日游行示威的立场。香港《明报》「希望中国政府能利用这个重要时刻对日本采取强烈的抗议行动，令日本朝野醒觉亚洲人民对日本右翼分子的痛恨，否则难以收敲山震虎之效。而对民间反日行动采取限制和压制措施更是不应该。」在日本出版的《关西华文时报 》更指：「8月15日，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最无耻的一天。中国的官方媒体网站为了分散中国人民对小泉参拜的愤怒，而搞出了最不符合新闻规律和人民意愿的可耻的一幕。」中共的用心可是路人皆知。

现代化的日本是维护世界特别亚洲秩序的一支强大力量，是一切流氓恐怖政权的眼中钉；与日本战犯为一丘之貉的中共一夥，早已把民主自由富强的日本看作它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恐吓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拌脚石。这才是中共及其政权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所在！

《开放》2006年9期

已经有好长时间，没人请我喝茶了。以前倒是有人请的，请喝茶的理由大多是请我办法律事务，或者做一些其它俗务，或者是朋友们相聚，但是，至少有半年之久，没人请我喝茶了。当然，我也不大请人喝茶，一来求人办事少，二来也没有闲暇时间请人喝茶，何况去茶馆喝茶还是要花费一点小钱，以我不算宽裕的口袋，我想，还是不要常请人喝茶的好。

昨天，似乎是好运气来了，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要与我谈谈，这谈谈的方式就是喝茶。这是谁给我带来的这好运气呢？据打电话的先生介绍，他是我的一个同乡，曾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见过我，因为很长时间未见了，想要与我聊聊。我想不出他是谁，因为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人也太多，我也没有通常伟人们（如周恩来之类）那样的好记性，我不能做到对人见之不忘，相反，我忘的人太多，以至我使劲想都想不起来，可见，我离一个伟人的距离有多么地远。那么，这位要请我喝茶的人是谁呢？我想不起来，但还是得想，这位先生既是老乡，大概是想进一步结识一下我，以便发展人们通常都会有的世俗生活之中那种友谊吧？那种友谊虽与真正的友谊有些距离，但似乎也是人生的一种需要。或者，他是有些法律问题要来问我，我这位律师虽然已经好久不做法律事务了，但律师的虚名还在，律师的执业资格也还未象高智晟先生那样被北京市的司法局剥夺，我似乎仍然还是一个律师，还可以用着律师的名义去做一些法律事务，比如帮人家打打官司啦，做做法律咨询与写点什么法律文件什么的。或许，他可以给我带来一个标的较大的案子，也好让我在此经济窘迫之时通过办案再捞一把。不管怎么说，我想既是人家请喝茶，一般说来总不是什么坏事，在我等不惮以善意视人的傻瓜看来，世上大概还是善人多，恶人少。人家热情相邀，不能不去。去吧，谁知道，人的下一小时甚至下一分钟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着他？或者有巨大的好运等着，或者是巨大的坏运等着，或者就是那些不大不少的琐碎事在等着。

下午5时许──我是说公元2006年9月3日下午5时许，我如约来到我家附近的茶社，在里面的一个座席上，我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人我肯定见过，我的眼睛虽没有那样鹰眼狼目的伟人般锐利，我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些过目不忘的伟人计算机那般强大，但我功能微弱的大脑却好象也能记住一些东西上，比如，我的大脑就记住了眼前的这个人，我的时常是稀里胡涂的大脑告诉我，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他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了一些记忆痕迹。

握手，坐下，因为是老乡，照例是谈谈与家乡有关的事情，再不知怎么地又聊到孩子教育问题。我信口开河，信口开江，虽不是胡说八道，却也是自由自在，在老乡面前，要什么客套与拘束呢？象我这么一个不得意的信奉自由的有点儿知识的动物，平素总是喜欢谈论，虽然所谈所论并无多少用处，但还是喜欢谈。就象是在沙漠里栽树吧，一个人栽上几棵树实在是不能够给那沙漠带来什么的，从有树的地方看去，有几点新绿，但从整体看去，却是“大漠孤烟直”的那种荒凉。当然，我无意于说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大沙漠中栽树，当代中国栽树种草的思想志士多着呢，有的人贡献很大，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明我也是一个在做着看起来徒劳的事情的人──写一些文学作品、写一些给自已带来麻烦的社会政治评论──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评论政治的国家，不按那统一模式评论政治的人是少不了有麻烦的。你瞧，我又在谈论些政治了。关于教育，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教育质量差，等等，忽然，我想到，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怎么随随便便地瞎扯呢？我正想着问问对方的姓名、职业什么的，可能对方看出来了，他主动说他是江苏省公安厅的，姓什么叫什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他工作的部门就是所谓的国保──国家的宝贝──中国特色的秘密警察与政治警察。中国的伟人周恩来先生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大意如此，我是从一位法学老师那里听来的。老师引用此话，是想借伟人的话来阐明某种法理，强调警察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当然在我这样的“小人”

看来，这话却大谬不然。以周先生的话来看，等于说“江山一半，系于公安”，公安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说公安这么重要又说明了什么呢？那意思是不是说统治主要是靠公安（警察）在统治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无疑这个国家是所谓的警察国家。伟人如此强调公安的作用，难怪中国的警察无处不在。这不，近来几乎不与什么人来往的我──一个只知道读读书写写文章的又酸又涩的文人──眼前就坐着一个警察。一个警察与我这样的一个以文学家自许的人有什么可谈的呢？当然，文学家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或许这个警察会告诉我一个什么故事，让我来写成小说？或许这个警察也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他要来与我讨论什么文学问题？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位坐在我面前的的先生自有其它的意思。听说他是警察，而且是国宝级的警察，我倒没有吃惊的感觉。即使，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官职最大的警察，比如我们的前几天精精神神视察特警的中国公安部的部长周永康先生，我也不会吃惊。自然，象周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屑于见我这样的小人物的，哪怕你是莎士比亚再世，他恐怕也没有兴趣，权力的拥有者自有他们的兴趣所在。周先生没有兴趣见我等小人，因此，就派了那适合见我等的人来见我了。

谢天谢地，我面前的先生虽是警察，倒也不象那种常以强制力行事的公安。他很客气地与我聊起国家安全，聊起中、日、美、韩、朝，说来说去，就是有些国家对国家怀有图谋，尤其是该死的山姆大叔总是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中国的专制为民主，和平演变，五颜六色的颜色革命等等。我们要爱国，要防止美国的战略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老实说，他所说的一切，大概总不离一个固定的言说模式。自然，我并不认为他所说的全无道理，但是，与我所理解的国际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既然，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那么，一心谋求国家进步的中国又为什么不能虚心向美国学习，以求超越呢？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屡屡发生摩擦呢？一个人交友要交良朋益友，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一样地去交良朋益友呢？为什么要去交那些名声不好、实力缺少的坏朋友呢？

比如北朝鲜、古巴、越南等。

正在闲聊着，茶上来了。上的是颇费手续的工夫茶，什么洗茶杯啦，反复泡啦，最后倒来一小杯茶，倒象是请人喝烈性酒，只能一小杯一小杯地喝。哦，喝的是铁观音呢。叫我自已掏钱，我可舍不得。我知道，“宝贝”袋子里有钱，他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来做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的思想工作。据坐在我对面的先生的态度，他尚没有将我视作坏人（但究竟如何，也未可知），只是看出了我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无非是自去年以来为海外媒体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表达了一个文化人对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制度的向往，对中国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对一些维权、政治思想活动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正因为此，那惯于用武人对付文人的政权给我派来了好朋友，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茶社里喝着我平时绝对舍不得自已化钱喝的好茶。好在这位身负使命的警察先生倒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

跟我讨论完一些问题之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这大概是他此次约见的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我欲去澳大利亚参加袁红冰先生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事情。好警察明确表态，此次会议政治色彩浓厚，不希望我与会，如果，我坚持与会，后果严重。我知道这后果严重的意思。那意味着，你一旦与会，那么，就是向着一个危险的地方跨出了一大步。你去吧，回来可能就不好过。有各种措施等着你呢。

我知道，我们的好政府都有着怎样的措施，大凡头脑正常的人大多能意识到那些措施对人的伤害，但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那样担心一次文化人的聚会呢？你国内的自由度小，人家跑到国外寻求思想自由，文化人视思想自由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你政府又为什么要竭力阻止呢？一次文化人的聚会难道就会“颠覆了”你的政府吗？文化固然与政治有关，但文化毕竟不是政治，人们对自由文化的向往不会对国家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除了对那死守着过时的理念、体制的人例外。现是什么时代了呵，还那样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给人们以自由权利，那蛮横的势力要压制、伤害我们的国家与人民到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失去一次出国机会，少了一次与文朋诗友的交流机会，对我来说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问题是究竟何时我们中国人能够拥有包括出国权、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各种人的权利？

如果，诸位要问我那位“国宝先生”请我喝的茶味道如何？我只能这样回答，茶味道不错，有些清香味，只是喝到了肚子里，有些苦涩的感觉。

民主论坛

作为中国传统三大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在邓小平“登基”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尊重，但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仍然是有名无实。如今削发为僧或是削发为尼的人中，除了极少数是真心诚意的修炼者之外，绝大多数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社会现实甚至是因为好逸恶劳。中国的佛教寺院已经彻底堕落为徒有虚名且丧失灵魂的逍遥宫殿。在恶劣的世风熏陶之下，中共官场的腐败正一日千里地向着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就连“佛门净地”也难觅一方净土。和尚开荤、和尚抽烟、和尚喝酒的事情早已经是屡见不鲜，近来媒体更是频爆和尚集体嫖娼的丑闻。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们是不是也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化改革，更新观念”？很多人都对今天和尚们的表现百思不得其解。

在笔者的印象中，中共一直都将传统文化视为“封建流毒”或者“封建迷信”，无神论的宣传几乎在很多人还未踏入学堂门的时候就已经深入脑海。然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人们对佛教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时期很多人想信都不敢信，邓小平时期是一般人都不信，而江泽民时期是老百姓不一定信，官员却最信。笔者的父亲虽然不是佛教徒，对佛教却有着深深的信仰，他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去一些古刹焚些纸钱和香烛，据他透露，有一次他去武汉的宝通禅寺，发现那里小车林立，里面有很多是官车应该毫无疑问。曾经看过不少的历史剧，很多都涉及到佛教和寺院，因为佛教曾是古代中国的国教，所以历代的君主（包括暴君在内）往往都成为寺院的常客。在不把佛教视为另类的古代，帝王将相入寺参拜自是理所当然，然而，就在几天前，笔者却看到有关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光临佛寺的报道和图片，这怎能不令人大吃一惊？

当年的毛泽东极力主张拆庙打神，就因为他的发号施令，不计其数的名寺古刹都在转眼之间沦为满目疮痍的废墟，原本繁荣的传统文化因此变得几近灰飞烟灭。毛泽东口里面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骨子里却对奇门遁甲、风水术、以及四柱预测学等传统学术有着深深的迷恋。据说，他曾经多次让人去秘密挖掘蒋介石家的祖坟，企图破坏蒋家的风水，而且使用奇门遁甲指导其用兵打仗，他对自己气数的预测更是众人皆知。毛泽东在还未死之前，经常对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就是一个主张无神论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暴君在公开场合与在私下里对传统文化自相矛盾的表现。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表里不一，除了因为他的自私之外，就是因为他想让党文化在他的统治时期彻底地取代传统文化，达到彻底愚民和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毛泽东的丑恶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在打倒儿皇帝华国锋之后，虽然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仍然违心地说毛泽东“功大于过”，他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汲取了赫鲁晓夫的经验教训，因为赫鲁晓夫在彻底否定斯大林之后官位不保。从这一点上讲，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初衷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而非为国为民之举，他给予民众有限的宗教信仰应该也是基于此因。邓小平在晚年时期除了喜欢打桥牌之外，也热衷于游山玩水，他去过很多名山大川，但我们却看不到有关他涉足古寺的传言和报道，这在不信神、不信鬼的中共队伍里，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江泽民作为中共的一代党魁，按说应该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而且从他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等群体的无情迫害来看，他也确实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只有不思因果报应的无神论者可以在无恶不作的同时还心安理得，心花怒放。据说，江泽民除了亲自指示选定江苏镇江灵山大佛的地址外，还游历过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玉佛寺、白马寺、南普陀等佛教圣地。在一幅江泽民入寺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被和尚以对待古代皇帝的待遇撑了一顶华盖。这究竟是寺院的自觉安排还是江泽民自己的特别要求？我们局外人当然是不得而知，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2004年9月20日的香港《商报》曾透露江泽民到佛寺的理由，该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我每年都要到一个宗教场所去。”江泽民去佛寺的理由原来如此简单，看来他还是一个学术态度比较“开明”的共产君主。可是，从江泽民上任之后以维护稳定为名对言论的控制情况看，他怎么也不象一个开明的人，所以他去寺庙的真正理由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想到寺庙里寻求心理的平衡；另一种原因最为简单，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并体会一下象过去皇帝一样到寺院里的待遇。

那张图片上除了江泽民头上的华盖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他的大肚子了。在中国民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民众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议论，因为时下的贪官多如牛毛，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别注意领导人的肚子，甚至曾经听人说“肚子大的就是贪官”，此论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试想，如果一个人为官清廉，很少吃山珍海味，他的肚子能有江泽民这么大吗？江泽民在任的时候日理万机，不是出国访问，就是到地方视察，或者是去游山玩水，可以想见，他每到一处都必定会有人对他进行热情款待，吃吃山珍海味自然是家常便饭。江泽民光临佛寺，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他不知道是否习惯吃僧侣们作的素菜，也许，方丈搞点野味他吃也不稀奇，因为在笔者看来，如今的和尚连女色都敢亲近，吃点荤菜实在是不值一提。

佛道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江泽民这种毫无政绩，而且作恶多端的人喜欢频繁光临佛寺除了让人感觉到他的做作和虚伪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正面作用。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时间，虽然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负担却是与日俱大；还有所谓的“希望工程”，虽然一直在搞，但普通老百姓的儿女依然上不起学；更为荒唐的是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媒体在喊腻了之后，招来的却是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很多中共党员在内）的一片痛骂。如今的《江泽民文选》高调出版发行，虽然可以给江泽民带来不菲的收入，但买的人越多并不等于崇拜他的人越多，在很多人看来，人们买它的目的多半是想看一看江泽民怎样再次为自己涂脂抹粉。

2006年9月1日

首发《议报》第266期

引子：由上海一狱警受“牵连”说起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正式报道已出狱的周正毅再次遭到调查。对于这个本不意外的事件，人们几乎没什么兴趣，倒是与之相关的周正毅服刑期间的监管教导员被“双规”是个可圈可点的新闻。

公平地说，监狱的腐败不唯当今红朝有之，中国自古以来狱吏之腐或恶（抑或二者兼有）于史有名。西汉时，条侯周勃被抓进过一次监狱，不久被释放，出来后，他大为感叹：“我曾统领过百万军队，竟然不知道狱吏之贵如此！”周勃与周正毅同姓，前者当算周氏明了狱吏厉害的最早祖先。到了周正毅这里就比贵为侯爵的祖先聪明多了，于是，和狱吏达成合作局面，在里面过上舒服的日子了。

一、《水浒》告诉我们的道理

中国的“狱吏之贵”不仅见于煌煌正史，也见于传世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中的林冲与武松各自对待狱吏的办法：林氏以钱铺道，买得了大体能过活的条件；武氏拼硬的，自然打出一片江山即相对好一些的生存环境。

《水浒》（明。容与堂百回本）第九回中有道：差拔（狱吏）对林说：“你看别的囚徒，从早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拔他在士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听明白狱吏索贿的意思，赶紧又拿取二、三两银子，给了对方，并顺势求情“开了项上枷亦好”。

此前，林冲进了狱门已经花了45两银子。这还是有柴进人情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低价成交”的。这45两银子，大体相当于当时沧州那样的小城市经营尚好的商铺半年的营业额（流水），大约是三年的纯利润。（那时是个商业充分竞争的低利时代。）

此后入狱的武松（第29回），有银子也有人情关系，但他绝不想遵守游戏规，要自行“创制”，称言：“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有精拳头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

犯人能买酒吃，倒是不错，从人权状况看，似乎那时的监狱比现在好。因为，中国目前的监狱完全禁酒，只有“非常权贵”级犯人才能喝上。

二、能帮监狱做生意的高级囚犯

我所说的“非常权贵”级的囚犯，虽比不上周正毅的身价，但在我服刑的河北省第四监狱，也算得上让人开眼界的“大人物”了。

最初见到的一位“非常权贵”是老吴。他因得罪了当时的市委书记，被诬入狱，以致于随便花自己私人公司的钱也成了贪污罪行。当然，他也有玩得过火的地方，比如动用检察院的官员帮他倒彩电。这在1980年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进了监狱，他也不安生，帮省一监（在保定）做生意，好吃好喝自不必说，监狱派轿车拉他山南海北跑业务也是等闲之事。不过，生意搞砸了，监狱赔了几十万，他本人也被从生活条件稍好的一监迁往生活条件极劣的四监（在石家庄北郊）服余刑。

老吴到了四监很快又牛了起来，不但可以不干活儿，还有队长（狱吏）给他买菜买面。买肉买油，也短不了偷偷地弄点“小酒儿”。

我结识老吴，不是为了跟他混吃混喝，而是想“搭便车”，能看到他订的《参考消息》以及通过他的渠道采购些食品。

当然，我自己也算“半权贵”，除了不怎么干活儿外，还能偷着做饭吃。形成这个“半权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是政治犯，狱吏们不愿与我发生实质性冲突（中间也有两次，被砸上大镣，关了禁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在职的一些官员短不了去看我──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这人社会上有关系”。也由于这个“半权贵”身分，一位关我禁闭的狱吏后来主动与我和解，声称是受了别的官阶稍高的狱吏的指使，“被人被枪使了”。我见他说得真切，就下了保证：出狱后绝不找他的麻烦。在这场公平交易之后，他当然地为我服务了几次，比如买一袋面粉，又比如带进一大包猪蹄子，还有两瓶劣质白酒。

三、有人送早点的原正厅级干部

我遇到的第二个“非常权贵”级的犯人姓王，曾是我在金融系统的“隔级上级”，即分行的一位领导（正厅级）。他案子也怪得很：当初起诉的罪证一项没落实，倒是无罪开释后他送给主诉检察官12万块钱回谢，反成了“新案子”。在本质上来讲，他是因争得了本该属于别人的职务，而让对方“咬住了”，“送了进去”。入狱后，他顿悟人生，每天在接见楼里浇浇花草或抄个炒菜的单子之类的。能够吃好喝好自然不在话下，仅就能进接见楼区“干活儿改造”一项，没过硬的关系是不行的。

他的特权在于一个很小的细节，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值班狱吏给他从外面带早点进来，或油条、豆浆，或小笼蒸包。别小看这区区早点，首先，在监狱里不会供应这类东西，除非赶上生活区的小饭店里几个月排上这么一次食谱（──我买过一次20元的油条，把它放在纤维袋子晾干，饿了再用水泡，算是“半权贵”的又一次“身分”显示）；其次，接见楼只能吃上好的午餐一顿，晚上可往回带一点，早晨这顿是要“放空头的”。

我出狱不久，就听说他已经假释或保外就医了。他有心脏病是实事儿，至于严重程度，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假释或保外就医都是那些有钱犯人的“专利”。公开媒体对此类假释或保外“出了事儿”的案件屡有曝光，如新疆一个农场监狱连政委带狱政处长都去了另外的监狱──服刑去了。

结语：监狱的“潜规则”比社会更黑

按河北省的平均“操作价格”来说，办成一个保外或假释大约在六至八万之间（均七万），相当于我们这样的小城买一个“普通局”的副职价格。依模型分析而论：一个家庭若有在监狱的人，也有当小官的人，这七万块钱可“捞一个人”，也可“买一个官”。

是把大哥从监狱保出来、还是让弟弟去当经济发展局（那样的“普通局”）当副局长？──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想坐监狱也要事前有理性的算计，至少应该读读《水浒》，研究监狱里的等级生存。要知道监狱里面的“潜规则”比社会可黑多了！

（2006年9月4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一、“歪人”与“二道毛”：关中乡土话语中的灰社会

      在农村调研，尤其是在乡镇层面调查时，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访谈到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靠“拳头”吃饭，不过因其不像黑社会那样具有严密组织和“专业”分工，尚不够成黑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灰社会”。灰社会的表现形态因各地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村庄基础）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度与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在关中的农村地区，以古都镇（化名）为例，人们称这种人为“歪人”或“二道毛”。

      “歪人”一词好理解，从字面看就知道指“不正之人”。但细究起来亦并不如此简单，在古都镇，“歪人”主要不是（甚至说基本上不是）从道德意义上指人之“不正”，相反，它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当然，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村民首先认为“歪人”是“不正”的，但村民对这种人已经不愿作道德上的判断，而更愿从实际利害，甚至人身安全的角度来说此词。问及这种人的特点，村民普遍认为这种人一般好吃懒做，爱打架，敢玩命，大祸不犯小错不断，村干部不敢管。有村民说，“你要是管了，你种西瓜就拔你的瓜苗，养猪就毒死你的猪”，于是村干部不仅不敢管他们，甚至也与其他村民一样不敢惹他们。普通村民要是惹上了“歪人”，“就要脱一层皮”。故而，村民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例如，在浇地时，按说得按一定顺序挨家挨户地灌水，但村民得让“歪人”先灌，而且“歪人”一般自己不会下地浇水，管水员（每个村民小组有一个）得帮他们把水浇好。甚至于，为了避免与“歪人”发生冲突，村民要竭力维护“歪人”的面子。例如，在人情往来这一问题上，一般村民有喜事，“歪人”是否行礼（赶人情）；别人都不敢计较，但若是“歪人”家办喜事，大家则都得去帮忙，而且要行礼。要是有村民不帮忙或行礼，“歪人”往往会计较，甚至会主动找上门去问，“为啥不给我帮忙，是不是看不起我？”

      笼统地说，“二道毛”也是包括在“歪人”范围内的一种人，但古都镇人一般将“歪人”和“二道毛”分开来讲。狭义上的“歪人”只是指影响范围较小（一般指不出村，有时也指出村但不出乡且手段较“温和”者）的“哈人”（坏人），而“二道毛”则指影响范围较大（一般大于村），能在一个乡甚至几个乡产生影响，恶名远播的“哈人”。一般而言，“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更敢“玩命”，做起事情来手段更凶狠。此外，古都镇人还表示，“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讲“义气”，若不惹他们，他们一般不惹普通村民，因为他们要做就是做“大事情”，小利不会放在眼里。例如，古都镇有一个“很有名”的“二道毛”叫杨虎。村民谈到他是如何讲义气时表示，一般村民帮他的忙，他绝不让人吃亏。之所以杨虎出名，是因为他三年前将古都镇一个如同他今日一样有名的“二道毛”一刀砍成了偏瘫性残废，最后给了三万多块钱私了，手段之凶狠让他在周围的几个乡镇都具有威慑力。平常他也做生意，但做生意不是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保护”别人做生意或其他事情，从中拿取高额报酬。他甚至也曾试图竞选村长，在2005年村委会换届时，虽然他只得了100多票（该村800余选民，90%的人参加了选举），也已着实让不少村民担惊了一回。

      二、善分不善合：灰社会横行乡里的社会基础

      诚然，“歪人”与“二道毛”往往是身强力壮者，而且打架的“功夫”也确实比较强。但是，“歪人”与“二道毛”毕竟总是少数人，难道那么多村民都打不过这些区区“少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歪人”与“二道毛”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村民的合力。但问题是村民不可能团结起来面对“歪人”与“二道毛”，在“只扫自己门前雪”的逻辑下，村民往往只会是单家独户地面对这些人的“拳头”，如果兄弟多的还好一点，至少有兄弟会帮帮忙，如果没有兄弟，或兄弟不团结者则只能“孤军奋战”（况且，也不排除兄弟多者自己往往更愿意跻身“歪人”的队伍）。这样，“歪人”与“二道毛”凭借经验，很容易就解开并学会了利用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核心机密：团结才有力量，组织起来的少数能战胜无组织的多数。当这些“多数”只是马铃薯状时，甚至不需组织起来，而只需要一点点身体暴力就可以让这些“多数”保持沉默了。

      当然，或许很难说关中古都镇的农民就如马铃薯般分散。在这里，户族是人们常说起的一个单位，并在村民生活中某些领域的合作起有一定的组织作用。户族指的是同一个公公（祖公）所系的子孙，但与南方的祖宗不同，户族里的村民血缘认同并不强，在历史上也没有祠堂之类的象征物。在古都镇，村民的红白事，同一户族的人都会来帮忙，并赶人情，日常见面也往往照辈份称呼。但是，户族没有维护内部合作并一致对外的功能，例如，当户族中的一户人家遭到别人欺辱或与别人斗殴，同一户族的人并不认为有“帮忙”的义务。

      其实，进一步而言，除了红白喜事互助之外，户族对内的功能也已经急剧弱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惩罚机制的瓦解和舆论谴责力的丧失——而这是传统户族维持内部团结最核心的机制。村民普遍认为，现时期的子女对老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年轻人自己的“自觉”和“良心”，靠别说已经不管用。事实证明也如此，若有人对父母不孝敬，同一户族的言论已基本不起作用。而且越来越多的村民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干脆就只作背后的谈资，而少有人会去当面对不孝的年轻人“说三道四”。例如，该镇黄村曾有一个70多岁的妇女，寡居，三个儿子都不管老母亲的吃穿，老人靠喂养一头母猪勉强度日。1996年春，正当她养的母猪要产崽时，老人病倒了，但三个儿子根本无人问津，同户族有老人去劝告反而被三人怪为多管闲事。老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只好请村长出面去处理此事。当村长说及老人的医药和生活费时，无一人吭声，却异口同声宣称自己应该得到母亲所养的母猪，并由此兄弟间争吵起来。最后，气愤有余的村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请卫生员给她看病，然后把老人养的母猪卖掉付医药费，之后，老人的日常生活也由村长送米、油等解决。是年底，村长要老人的三个儿子每人出100块钱给自己，作为偿还老人一年的生活费。在三人都拒绝给钱的情况下，村长威胁其要找人揍他们一顿，三人方给钱并表示自第二年起共同出钱养老人。

      由于这种惩罚机制的瓦解，户族也无法影响村民关于红白喜事的决策，户族成员仅仅只能说是红白喜事中的帮忙者——而众所周知，对于强化血缘象征和认同而言，红白喜事（尤其是白喜）是极其主要的仪式。例如，在古都镇浪村，曾有一个60余岁的老汉，早年丧偶，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人为军官，其他三人亦为国家公务员），四个的儿媳妇均住在浪村。1998年，老汉跟二媳妇不和后曾由各家轮养，但儿媳妇们均不愿尽责，老人生病无人管，老汉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事后，四个儿子就丧礼的一些细节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僵持数日，同户族之村民劝告亦无用。最后，该村民小组的组长强制四人各交2500元，由组长统筹买菜、酒、棺材及其他一切开销，事后再算帐，多退少补。

      户族在这些最基本内部事务上都无法真正孤立不合作者，在其他方面则更是如此。包括在面对“歪人”或“二道毛”的侵犯时，也是各自自保。这样，在客观上，村民善分不善合构了“歪人”或“二道毛”横行其道的社会基础，他们不用担心面对团结起来的“大多数”，而可各个击破。而且，非但如此，不少村民在暴力逻辑上实际上还与“歪人”或“二道毛”一致。用古都镇一个老干部的话来说，就是“农民最怕暴力，又最爱暴力”。在遇到纠纷自行无力解决时，不少村民往往首先想到向跟自己关系好的“歪人”或“二道毛”寻求支持（当然这或许跟部分村民对派出所、司法机关等充满不信任感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歪人”或“二道毛”自然既有“根基”又有“市场”。

      三、中庸处世：官员保持适度灰白距离的原则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灰社会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群体。基层干部该如何处理与灰社会的关系？若严格地按照泛制度主义的逻辑，他们的关系处理起来可以很简单，二者水火不容，基层干部严厉打击灰社会势力即可。而若按泛道德主义的推论，他们的关系也很简单，也即人们常谴责的“警匪一家”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两种视角都只是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想象。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基层干部与灰社会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态和原因。以古都镇为例，因工作需要的原因，该镇的综治办主任兼司法所所长兰州跟“歪人”或“二道毛”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兰州在谈及如何跟这些人处理关系时表示，秘诀在于“中庸处世”。具体地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歪人”或“二道毛”关系不能太近。

      兰州表示，基层干部跟“歪人”或“二道毛”距离太近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距离近了以后，难免被“拉下水”，与其一道干一些非法的事情。这将直接面临着被绑上“歪人”或“二道毛”的“战车”而“翻车”的危险。因为只要事情闹大了，这些人难免要被查处，而当“歪人”或“二道毛”受查处时，他们自然会把自己的“救命草”——与其距离较近的基层干部给搭进去。另一方面，“歪人”或“二道毛”谋取的是非正当的利益，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利用非正当手段谋取特殊利益。如果与这些人距离太近，难免要参与这些事情，这又很可能因为办事不周到或利益分割纷争而伤“和气”，以致“歪人”或“二道毛”对其施暴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反攻倒算”。正是基于这两点理由，比较谨慎的基层干部会适当地与“歪人”或“二道毛”保持距离，以免惹火上身。按照兰州的话说，作为政府人员跟这类人打交道的办法就是不主动（和他们）来往，他要是找你办事，能符合国家政策的就给办，不能办的就推拖。要让他们觉得你比较讲义气，只要他们觉得你比较讲义气就比较好办。不要吃他们的，不要喝他们的，要是吃了，喝了他们的，他们就觉得你欠他们的。不吃不喝，能办的帮忙他们办，不能办的不办，他们也会觉得欠你的。只要他们觉得欠你的，而不是你欠他们的，关系就好处理。
 
      其次，与“歪人”或“二道毛”的关系亦不能太远。

      距离太远，甚至完全没有往来，就会让“歪人”或“二道毛”产生恐惧。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一个基层干部与之一点交情都不愿讲的话，很可能表示这个干部要对自己“下手”，或者至少是随时准备跟自己“过不去”的。与其让干部先“下手”，跟自己过不去，不如自己“先下手”，找点事情跟这样的干部过不去。故而，在调查过程中，虽然兰州反复强调不能跟“歪人”或“二道毛”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近，但同时又表示，与他们的距离也不能太远，相反，见了面最好很客套地打个招呼。

      为何基层干部也怕与“歪人”或“二道毛”闹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基层干部本身的日常生存和生活说起。第一，近些年的基层干部绝大部分并非本地人，而主要来自其他乡镇乃至县城。他们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乡镇工作，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处境（包括人身安全）。当然，基层干部的人身安全首先会得到乡镇政府和派出所的维护，但这并不能保证乡镇政府或派出所会为其处理每一起个体性的矛盾，尤其是小矛盾。故而，个体性的基层干部在这种环境里，处理与“歪人”或“二道毛”的关系，就得谨慎一些。第二，基层干部要落实各项工作，须得尽量避免捣乱者的干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下，基层干部尽量避免与“歪人”或“二道毛”不必要的冲突。第三，社会治安与稳定问题也是县级政府考量乡镇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为了避开这根“高压线”，基层干部一方面不能坐视“歪人”或“二道毛”闹大事故，而要压他们，但又不能逼得他们故意跟干部作对，造成县级政府对乡镇的不良印象。

      这样，基层干部与灰社会保持适度距离，就成了一种比较微妙地平衡，中庸处世就是这种走钢丝般的平衡原则。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每个干部都能很好地把握好这种平衡。在其他压力或利益趋动下，一部分基层干部会不顾这种平衡，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例如，在古都镇，1996年镇政府要拓宽通过本镇的马路时，就曾让“歪人”或“二道毛”去与村民“商讨”占地、拆房等问题。近5年以来，地税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不愿亲自到集市上收税费（农贸市场主要是做小生意的农民，收税收费均较麻烦），就由“歪人”或“二道毛”代劳，这些人“一打二骂三拿东西”，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四、余论

      如果将乡村看作一个类似于生物群落的政治生态系统，其中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是这一系统中的基本群体，而灰社会则是这一系统中特殊的边缘性群体。通过灰社会以及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对灰社会的反应，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透视乡村政治生态系统的独特视角。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灰社会本身的行为方式及其生长机制，也可以看到农民面对暴力的两面性，还可以看到基层干部个人人身安全和官僚职业利益与普通村民、灰社会的复杂关联。同时，隐藏在日常乡村政治生态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运行逻辑，也在此视角下可见一斑。

      此外，正是在此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抑制农村灰社会势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保障。没有这种“软件”基础建设，其他诸如道路、水电等硬件基础建设，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也必将大打折扣。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宽点，我们还会发现，这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它甚至也与城市社会稳定问题有密切关联。以古都镇为例，近些年常有“二道毛”带人到城里谋“发展”。最近较有影响一次是2006年4月古都镇有名的“二道毛”张某，在古都镇及周围乡镇“招募”了70余人，前往某市一家娱乐场所“看场子”。换而言之，如果新农村建设变成了一场只局限于物质工程的建设，甚至变成另一轮政绩工程性的新村建设，那么乡村灰社会仍会存在，并可能进一步衍生，甚至于也可能使农村成为城市黑社会的“人才基地”——而不用的说是，整个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将会受到侵蚀，乡村社会难以健康发展。

据《经济观察报》9月3日报道《各地驻京办面临生存整肃风暴》（以下简称《风暴》）。该报道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点名批评各级政府驻京办事处的 “跑部钱进”，整顿驻京办事处已被中纪委和监察部列为2006年四大工作任务之一。

2000年，我曾写过《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2005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对该文进行了修订并再次发表。我归纳出八类“合法腐败”，包括“臃肿而重叠的党政机构”、“政府的财政开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政府预算外的任意税收和行政收费”、 镇压制度的巨大成本”、“言论的管制和审查的制度的开支”、“为了政治稳定的经济优惠政策”、“权贵通过垄断体制来合法地掠夺和挥霍社会财富”。其中的第四类合法腐败就是中国特有的“办事处现象”。

的确，走遍世界，大概没有几个国家的首都会象中国的北京这样，充斥着如此众多由各级地方政府（从省、市到县、镇）派驻的办事处。在我家附近，就有湖北省沙洋县驻京办事处。虽然与省、市级驻京办事处相比，这个县级办事处简陋得堪称寒酸，只有一排平房和一家冷冷清清的餐馆，但也要从本县财政中开支。

除首都北京之外，各省的省会、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特区（如深圳、大连），也都设有外地各级政府的办事处。毫不夸张地说，全国大多数省、市都在深圳、广州、上海、大连等城市设有办事处。

据《风暴》一文介绍，仅在北京，就有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520家市级办事处和5000多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再加上各种协会、大企业和名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一万家。如果加上其他地方的办事处，估计至少有几万家办事处。

八十年代，各省、市驻京办事处还不够气派，大都是多个省市的办事处集中在一处，如北太平庄附近就有两个不大的院子里，集中了“八省市办事处”。而现如今，办事处群居现象早已成为历史，每一省级或大城市的驻京办事处，都要在北京比较昂贵的地段上买地建楼，而且要建成堪与商业性大饭店相媲美的豪华大厦。

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办事处的开支，皆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民脂民膏。《风暴》一文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驻京办事处的资产在2001年就超过了100亿元；仅2002年，这些办事处购房、建房的投资和日常开支就高达43亿元，平均每户4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5%和21%。同时，各地办事处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各省的省会、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特区（如深圳、大连）的办事处，用于办事处这一怪胎的开支将大幅上升。

同时，合法腐败的办事处也是非法腐败的高发区，仅最近几年因非法腐败而落马的驻京办负责人，就有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李真案）、广西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成克杰案）、沈阳中沈阳驻京办主任崔力（慕马案）等人。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办事处现象？就在于中国是权力高度垄断的国家，垄断权力的核心在首都北京。一句话，办事处是独裁体制下的怪胎。

办事处的主要功能是为各级地方官员服务。它具有接待本地区来京办事开会旅游的官员及其家眷，为了本地官员进京跑官跑项目跑投资作好日常功课和疏通各部委的关节，每逢节日向中央机关的官员们送礼。因此，办事处职位是肥缺，在办事处就职的人员，既可以享受大都市的生活，又有机会讨好本地大员；更重要的是，办事处人员具有接近中央部委及其官员的便利。所以，办事处也是本地官员安排亲朋好友的好去处。

“皇城根下，无权也风光”；“天子脚下好办事”；所以，决不能小看办事处在京城的“跑”，它能为本地政府跑出钱财，也能为本地大员跑出政绩或官职，所谓“跑部钱进”、“京城跑官”，是也。

多年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顽疾之一，但人们对官场腐败的指责多集中于违反现行法律的案件。在我看来，中国式的腐败，不仅是那些违反现行法律的腐败，或主要不是“非法”腐败，更根本的是独裁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和“合法”挥霍。因为，独裁者能把最大的公共资源——公权力——据为己有且肆无忌惮地滥用，变为权贵们的谋私之具。权贵们可以利用公权力“合法”地谋取的巨额“私利”。甚至，这私利，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政绩及其更高的官位。

如果从非法腐败的角度看，朱鎔基是公认的清官，但他的清廉并不能掩盖其滥用权力所造成的合法腐败。比如，具有先进磁悬浮技术的发达国家德国，原准备建造 “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78公里的磁悬浮，但终因造价过高而放弃。而在经济还不发达和技术也不先进的中国，好大喜功的朱鎔基偏要在上海引进德国磁悬浮，甚至在铁道部反对的情况下，朱鎔基也要建造。最后，他凭借手中的总理大权促成上海磁悬浮的建造。而现在的事实证明，这项总造价超过100亿人民币的昂贵工程，不仅是代步的奢侈品，而且是典型的赔本买卖。

近年来，大陆反腐电视剧所刻画的腐败官员类型，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贪财好色，也有为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政绩腐败型”。他们甚至在经济上很清廉，但他们专横跋扈、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他们滥用权力、媚上欺下、欺上瞒下、打击报复、陷害好人，……他们最后堕落为罪犯，并非因为个人捞了多少黑钱，而是向上爬的政治野心使然。

所以，在屡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败的背后，是执政党握有支配社会所有主要资源的绝对权力的合法腐败。合法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成本之高昂和经济效益之低下，是最为典型“制度性腐败”。

2006年9月5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86诗展20周年回顾]历史的澄清与清澄的历史

孟浪 　　 　　1986年的两报大展在我看来恍若数码时代在中国透支了一个少年代而上演的虚拟庆生典礼。中国诗歌终已告别江湖，庙堂也将永不再现。文学正在作者的笔下回归它的本义。而尚存的、不绝的快意口水，谁都知道那毕竟不是隽永诗篇。 　　 　　不敢掠人之美，更不敢掠“历史之美” 　　记忆是很可怕的东西，仅仅20年，甚至根本不消20年。敬亚当年说“历史将收割一切”，我看是“记忆将收割一切”。 　　1986年两报大展(“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我是在上海“一手遮天”、二话不说、三下五除二就把“海上诗群”整个儿推入其中的主事人。当然大展前后地下诗歌界烽烟四起的那阵子，我正时不时在诗歌江湖上南北游走，与我书信往来过从甚密的(尽管其中数人至今未曾谋面)有万夏、李亚伟、杨黎、胡冬、西川、黑大春、梁晓明等各路好汉；1986年秋天我到了深圳，也确是应徐敬亚之邀，在参加深圳青年诗人协会成立暨“中国第一届现代诗研讨会”的名义下曾两进两出深圳，直到1987年1月中旬，两报之一的《深圳青年报》菩萨难以自保时，折身回了上海。过中国新年之后拿着费尽周折办来的边境通行证第三次进入深圳的时候，我已是前往任职的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的编辑了。 　　我不是两报大展的策划人之一，这是我要借《南方都市报》一角特别予以澄清的(当时我只是两报大展数十个群体中的一个重要诗群集结、亮相的主要召集人、代言人)。我不敢掠人之美，更不敢掠“历史之美”。但这些年来诗歌江湖上却都这么传，媒体、出版物上也跟着这么写。 　　错了，记忆错了。连敬亚都记错了。要知道，我两袖清风于1986年10月间在深圳第一次出现在徐敬亚面前的当口，那些豪情万丈的流派啊群体啊，早已列队在印刷机的油墨滚筒前急不可待地等着吐露、呼啸而出了。 　　 　　“红皮书”被历史“收割”至今 　　正确的史实是，那册让两报大展形式文本化、文献化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之所以能够出炉，确实与本人直接相关，或者说是我和敬亚二人一手(是两手吧)炮制的。 　　两报大展刚结束不久后的那个冬天，后续轰动效应还在接踵而来，敬亚很振奋地说至少有作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三四家出版社来电来函，表示要把两报大展的作品结集成书。我与两报大展上各地群体中北京、成都、杭州、南京等重镇的实力诗人均有较密切的往来，对当下的地下诗歌界创作状况也有较齐整的了解，敬亚于是诚邀身在深圳的我立即加盟，一起参与两报大展编辑成书作业。1986年底或1987年初，徐敬亚、吕贵品、曹长青和我，在吕贵品家中开过编选工作会。记得四条汉子席地而坐，在西多郎《丝绸之路》音乐的陪伴下，面对一大摞一大摞的诗稿，还真的认认真真重新“检阅”了纷纷把稿子投向大展的好几百诗歌作者的阵容。再过了一两个星期，《深圳青年报》因故寿终正寝，敬亚他们三个青年报人和我一个流浪诗人，无所依傍也就忙着飞鸟各投林了。出书的事随之无疾而终。 　　朝花夕拾或起死回生是在1988年的春寒料峭时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被我抓住，在徐敬亚和我当时的同事孔维民的配合“敲边鼓”下，我没费太多工夫就说服了深大出版中心的正副主任张仲春、杨德溥两位先生，由出版中心出资，用与出版中心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书号正式出版此书。1988年8月上旬，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和敬亚在湖南长沙侯家塘的一家旅店里天天打着赤膊、挥汗如雨校对从印刷厂拿来的书稿初排小样，这可能是我们俩过去20年的最初五六年中合作无间、投身诗运的经典画面了。 　　在回顾这段不平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感谢张、杨二位先生，也应感谢当时的同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洪建华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问世，这本书所承载的那段历史大概在读者的视野中也已湮灭一大半。值得向他们致意的是，由敬亚和我编定的全部书稿(含敬亚和我分别撰写的“高蹈”序言)，从封面到内文，一字未删，一字未改，悉数照排，全璧奉现；须知在将近20年前，国人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若冠以“现代主义”之名，且“现代主义”前更冠以“中国”之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几乎离洪水猛兽不远。 　　缘此，此书被历史“收割”至今。 　　 　　纸是这样包不住火的 　　1986年的7、8月间，我仍然在上海，我收到徐敬亚寄来关于办展的约稿信。在上海，当时集结起上海民间几乎所有主要实力诗人在旗下的团体，就是我也是其发起创办人之一的“海上艺术家俱乐部”，主办刊物为海客(张远山)、我、刘漫流先后任主编的民刊《海上》。正如徐敬亚当年所言“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普遍的状况是，各地的青年诗人及群落从美学观念、社会价值认知到出版发表传播，都受到漠视、误解和对抗性压制。接到敬亚此信的第一时间，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未曾有过的转折点到了。星散四方的“地下”，终于要汇聚、接近了一两张中国小小报纸掩蔽的火山口，要喷薄而起了。原来纸是这样包不住火的啊！ 　　全国范围各地下诗群的集体性亮相和突破，在文学社会学的层面上具有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因为当时各地民间比较活跃或比较知名的青年诗人，能在官办报刊杂志偶尔发表作品的个人，十之有一二已是极其难得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叶的上海，已为国内地下诗歌圈所知的20名左右的非官方诗人中，只有陈东东、王寅、陆忆敏等少数几位作者算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那些倾向于唯美化、疏离化的诗作有时尚能被人接受。而在同时，包括本人在内的另几位上海诗人(如默默、京不特等)相当部分锋芒毕露的作品，那类具有精神性视野的人性洞察和美学颠覆的创作立场与文本呈现，通常只在民间自办刊物的“地下”状态才游刃有余。 　　两报大展的推出，在当年它就是一场人造大雾，一场人控地震，一时间所见的景象差不多都有些迷离、错乱、斑驳、芜杂、淤塞。但历史正是在迷离、错乱、斑驳、芜杂、淤塞的逶迤过程中，终可能让抽身远离者获得一种精神原野上的清澄图景。由美学思想上的现代主义萌芽和社会意识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激情混合而成的“朦胧诗”，一度给处于前现代美学状况的中国读者带来最可感怀又最不可解意的阅读震撼；数年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所谓文化热、新潮美术、先锋小说等等领域文化型群体事件几乎在当时可见的体制内的媒体、出版物等公共知识空间纷乱登场，而1986年10月两报大展挟英莽之气兼大道之风在中国当年成千上万“前小资”读者头顶发出轰然巨响，这全然不是春雷，只是收场锣鼓提前敲响而已——激动人心的20世纪汉语文学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2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诗歌作者成长起来，90年代中后叶在中国、在全球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更改变了文学时间和文学空间的量度与认知，这些青年诗歌作者正遭遇巨大的自由与虚无，这 是我们当年的想象力极限也从未抵达的。1986年的两报大展在我看来恍若数码时代在中国透支了一个少年代而上演的虚拟庆生典礼。中国诗歌终已告别江湖，庙堂也将永不再现。文学正在作者的笔下回归它的本义。而尚存的、不绝的快意口水，谁都知道那毕竟不是隽永诗篇。 　　20年后，长长的烽烟散尽之后，不惑以远的我们真的可以怀揣诗卷，或史卷，而不是试卷，登临并阅赏也是清澄的当代风景了吗？ 　　◎孟浪，诗人，现居美国。　 　　 　　插图：李亮 2006-08-31 :南方都市报

有些文字具有特指意义，比如说我写下“山东大学212”这样几个字符，人们很难明白背后的所指─是某种证件的编号吗？是某个项目名称的缩写？或许有人甚至会把它与引发高校之间竞争的“211工程”

联系起来。

其实，我所说的212这个数字，是一个房间号，而无须在前面标明楼号。对经历过89民运的山大旧友们来说，212，就是一段十分清晰的岁月的符号。

“6.4”之后，清查开始了。半个月前还意气风发的学子们，被一封封加急电报催回已经空校（“空校”这一做法，同时也就宣告了一个学期的结束）的校园。从学校门口到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只有几百米距离，但一开始，是不允许回校的，我们必须呆在公安局交代问题，随之而来的饮食问题，也由分局解决，一般就是派民警到大街上买一堆包子回来给我们。可是随着回校交代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分局显然不能安排这么多人的食宿，就一风吹地将我们赶回校园去住，又过了不久，再次一风吹地把我们移交给山东大学保卫处。从那以后，再没让我们进过历城分局的门。

说起来，政府还算比较克制，并没象此前担心的那样把我们关进黑洞洞的牢房里去（但90年处理结果下来时前，还是把严志鹏和周中华从工作单位抓回来判了刑），尽管保卫处干部也是一幅凶巴巴的模样，但从心理威慑的效果上说，跟“进局子”比起来，已经大打折扣。

秋后算帐的时候当然是要来的，但是到了秋天，毕竟新一届学生要入学了，要给他们腾出宿舍来住，85级留校受审查的同学就被安置到新校一号楼212房间。我记得这批延迟毕业的同学有赵广明、宋宽锋、徐华、杨春梅等人。严格说来，212房间是学校给他们住的，可是，受审查的这一批学生，都把212当成了自己的宿舍。从那时起，212这个数字，就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符号。

我最初所受的民主理论教育，大都与这个房间号联系在一起。1989年的学潮起来时，我只是个具有朦胧历史方向感的二年纪学生，刚刚从共产主义理想的迷梦中走出，如果没89民运，我可能继续按照正常的轨迹学习、毕业，然后分配到某个机关单位，从小科员干起，最终混个处长什么的官员干干，有机会就鱼肉百姓一把，没机会就独善其身了。可是，89民运意味着我与共产意识形态的道别，于是，在“6.4”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十分留意地从往来212的兄长们那里，吸取知识的营养，填补自己民主理论上的空白。

212房间在多数时间里总是热闹的，虽然谁也不能保证来客没有“担负特殊使命”的人，甚至，一度有人神经兮兮地怀疑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我记忆中来过这个房间的旧友：马良、傅谨、严志鹏、周中华、孙志敬、杨宽兴、赵法生、张继军、赵广明、高光春、赵宇航、杨春梅、沈东梅、赵广军、陈权、赵宇航、赵晓、尹祥春、刘强、成官岷、任志宏等。外文系的潘强从北京秦城监狱释放后，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为他举行欢迎餐会。

一年多时间里，212房间成了一个自由思想的交流场所，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这样一处狭小的空间，却充满了温馨的友谊、活跃的思维和对理想的坚持，不能不说是一片小小的乐土。实际上，即使在“6.4”期间，由于山东大学分为新老两个校区，加上自治会内部人

变动也大，不同院系、不同时期的学运骨干之间彼此并不相熟，甚至互相并不认识，是学校组织的学习班和212房间的存在，加深了朋友们之间的感情，也使得山大的一批老朋友，直到今天还能保持着交往。

清查在一天天进行着，宋宽锋的情况最先被查清楚，于是发了派遣证，回陕西一所中学做教员去了，他是哲学系公认的才子，如果不是这次学潮的影响，他的分配当然会好得多，孙志敬的父亲是潍坊柴油机厂的一名干部，学潮过后专程来到山大，对儿子进行严厉的“思想教育”，不久，孙志敬也结束清查，回到潍坊柴油机厂上班去了，而赵广明则一直到1990年夏天，才被允许离开学校，到一家济南市的国营小厂上班，而他原先联系的单位──山东省劳改局，当然也是去不得了。

这段时间里，到过212房间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参加过89学潮的山大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山大校友也曾光顾，比如学识渊博的王连启，后来就成了这个小圈子里的老大哥，他是位疾恶如仇却性情宽厚的兄长，在我早年的性格和思想发育过程中，曾经深受他的影响。

处分决定是1991年3月份下来的，参与学潮较深的朋友，分别得到轻重不等的处分。不过，这时候，85级和86级的同学已经离校参加工作，他们的处分结果，是学校分别派人送达他们的工作单位，向他们当面宣布的。只有严志鹏和周中华，被重新抓济南判刑。自毕业之后我没有见过严志鹏，据说他的判刑，与1989年6月6日的拦截交通有关；1991年底，周中华出差到济南，我问他为什么被判刑，他告诉我，学潮后期，有“热心的市民”送来一幅手铐，一定要他收下，没有社会经验的他，不知如何处理，胡里糊涂就接了过来，“6.4”之后发现情况不好，就在回家的路上，从火车车窗里把手铐扔掉了，手铐没了下落，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212房间偶尔也有女性来过，除了相关者的女朋友，还有一般同情者，我记得徐华有个毕业的女同学，在一个权力部门工作，她搜集了前去办事者孝敬的香烟，拿来“孝敬”贫困的资深烟民徐华──基本没有完整包装，都是被男同事抽过几支的。

没错，212来过美女，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竟然也有爱神的眷顾，想起那些熟悉的故事，便为那无疾而终的爱情唏嘘不已。不知不觉间，朋友们都已步入中年，是否还想起212的故事？

212就象寒冬中的一间暖房，任凭外面的政治气候如何寒冷，大家相守在这里，却能感受到友情的暖意和精神自由的温馨。如此说来，真要感谢山大当局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聚会场所，虽然有理由怀疑某些动机不纯的人来过这里，但那又算什么呢？相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和乐观来说，这种恐惧的心理暗示似乎从未起到什么作用。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山大这批因学潮而受处分的同学，绝大多数离开了济南，当时，“博士”是傅谨的专用头衔，如今在北京，如果当年的朋友重新聚会一次，那么，喊一声“博士”，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抬起头来，虽然大家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受了政治的影响和干扰，但一个开放的社会毕竟是大势所趋，时代没有埋没他们的才华，多数朋友都已是研究领域内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相信大家对历史的记忆不会淡漠，也相信从212走出去的朋友不会放弃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民主论坛

——生活在谎言中。

以我在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我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关于中国撒谎学的研究，除了为撒谎辩护的高论外，至今是一个空白，印象中只有鲁迅等人的作品有所涉及。今人中，老村的小说《撒谎》是最近的案例。我国人关于撒谎仍有很多模糊的是非不明的说法儿，比如走在学术前沿的我国学人就借用别人的说辞为撒谎的政治辩护，声称柏拉图早就说过，谎言有“高贵的”种类，为高贵的目的撒谎可以“含污蒙垢不忍白焉”……

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老师、国家等等可以撒谎一点点儿，孩子太小嘛，不能尽对他说实话，不能全对他说实话……以此扩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帮分子”们也一致认为，对国民不能全说实话，对国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谎言。从韩非同志开始，我国人就一直为撒谎及其变种告密行为鸣锣开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义就是提倡“说真话”；但就是这一提倡，实行起来也是难得很。在参与是否说真话的大讨论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称的教授就细致地区分过说话的各个层次，如他说在何种情况下应说实话，在何种情况下应不说假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说不得不说一些假话……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这个丛林社会就充满了毒恶的瘴疠之气，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离开了国家社会一类参天大树的暂时纳荫乘凉或参赞化育，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Q还要阿Q的无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谈到谎言问题时，我们一致承认，我们不少中国人每天是要靠说几句谎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质量的，卑污粗砺的生活借助于对他者的两句三句谎言得到了升华，类人孩的心智借助于撒谎在想象中接近了人生的快乐。

有一个北大的理科生对谎言深恶痛绝，他后来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谎当作一个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重信义然诺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列传》；由此反推，在专制的中国做一个重信义然诺的人，便如刺客一般。——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要说的是，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少不说，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也比刺客们更加悲惨。专制社会的生态，就是让人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小骗子（其实就是类人孩）。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然诺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万提斯有言：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们不是侠客不是主教也就没义务就打抱不平。总之，这是一个谎言的土壤，出产的也是谎言的人格。

此种撒谎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有一个老外神通广大，但他在谎言社会里却低下头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某官员引介给我国的某官员，这边联系的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这个机构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但会见前两天，这边通知说不行，没联系上。老外气得要跳河，他说他无脸面回到他的国家。但在陪他一起唉声叹气的中国人的宽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后来两手一摊地学中国人解释说，这个中国官员通上面，上面临时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会见取消了。有一个大企业家搞剪彩一类的活动，没有请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可以说某某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已经走到半路，办公厅有紧急情况要他回去决断，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为遗憾之类。这个企业家大喜之下，跟到场的嘉宾们讲这个故事，当他跑到给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经、满脸遗憾、十分诚恳地讲这个故事时，朋友为他的真诚和天才打动，又觉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习惯撒谎的灵魂是否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但我相信他们是专制生活的原因和结果。哈威尔有名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似乎可以说，谎言在他们国度里也盛行过。哈氏说，真实是抵抗专制的利器。由此看，我们社会远未达到真实地生活。而要真实地生活，对那些撒谎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惜，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国人就少，何况在那么多层次下可以说实话不说假话又可以说一点点假话了。那个北大人说，他到美国的第一个shock,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西方人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随着我国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异国他乡，是否也会在域外营造出一个发达的谎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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