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两书出版，江时代划上句号
   
   今年7月30日，中共出版《江泽民出访纪实》；8月10日，再出版《江泽民文选》。两本书几乎同时问世，在海内外中文媒体上，煽起一阵“江泽民热”，外界为之侧目。尤其《文选》发行，江地位似乎与毛邓并列。有人惊呼：江泽民再度活跃！有人猜测：江泽民在中共党内影响力不可小觑，恐继续左右明年“十七大”中共高层人事布局。
   
   然而，联想到8月17日，江泽民年满八十。此时，中共当局为江连出两书，大有为其盖棺定论的意味。胡锦涛在中南海高调主持学习《江选》，传给江的潜台词无非是：“你也捞够本了，到此为止吧，见好就收吧，别再掺乎我们第四代的事了！”“高尚品德”四字的谬赞，把这一意味表露无遗。换一个说法，借两书出版，小胡力争为老江时代划上句号。至于这一句号是否圆满，则留待人们遐思。
   
   小胡捧煞，骄兵之计？
   
   透视两书，人们可能发现：胡锦涛“新三民主义”不过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翻版。出版者莫非要表明：江胡无芥蒂，江规胡随？但也可以反过来看：在以胡为首的“团派”和以江为首的“上海帮”激烈权争中，胡派还未能占上风，故意使出骄兵之计，捧煞江泽民，麻痹上海帮？甚至假意奉承，故曝其丑？
   
   蛛丝马迹可以见诸于两本书内。前一本书，突出江泽民外交，而不述其内政，耐人寻味。熟悉江时代的人都知道，江之外交，毫无创新，大抵重复历任中共领导人表面上反美、骨子里亲美的老套，兼与流氓国家为伍，也是老套。其外交形象，油滑轻浮，多为人诟病。
   
   老江外交，令人摇头
   
   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忆述：提到西藏问题时，江暴怒地拍起了桌子，粗鲁而无礼。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描述：江像只笑面猫，动不动就对人露出牙齿。 并说：江喜卖弄，谈话中不时夹杂半生不熟的英文，把美方翻译弄得大皱眉头。
   
   江访俄罗斯，坚持用俄语在该国国会发表演讲，在长达两小时照本宣科的“演讲”中，该国国会议员和各部部长如坐针毯，纷纷交头接耳，有人直瞪着眼，喊道：上帝啊，他究竟在咕噜些什麽！当“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如释重负：谢天谢地，他终于完了！
   
   在巴黎，一次等待电梯的小间隙里，江突然一把搂过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跳起了华尔兹，在场所有人，包括希拉克在内，无不惊骇万状；在马德里，江当着西班牙国王、大批政要、和各国记者的面，忽然掏出梳子，有板有眼地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在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准备为江颁发一枚倍受争议的勋章，该总统才刚刚打开盒子，还没来得及依惯例亲自为江披挂，迫不及待的江就抢步上前，自己动手，取出盒中的勋章绶带，往自己脖子上一套，然后转身面对镜头，喜形于色，在场观众一片哗然。
   
   江泽民留给国际舞台的上述表演，即便连海外亲共华侨目睹，都大摇其头。中共出书，以江外交为轴，莫不是有心唤起回忆，再恶心人们一把？何况，江外交最大手笔，是划定中俄边界，这又恰恰是最受人争议和非议之处。现政权突出其外交，无异于暗示其历史责任。
   
   《文选》问世，自曝其丑
   
   说到历史责任，后一本书就更为明显。在江的所谓《文选》中，举凡“六四”屠杀、批判赵紫阳、镇压法轮动，江狰狞面目尽露。诸如：他赞赏“六四”屠城，明显是同谋；他死死捂住盖子，成为“六四”平反的最大障碍；他起劲诽谤赵紫阳，显见是软禁赵的主谋；他厉言攻击法轮功，证明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胡某曝江某之丑，同时为自己开脱，岂非一举两得？
   
   实际上，中共胡赵时代，可比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江泽民时代，则犹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与军备扩张，政治压抑，文化封锁，社会沉闷，全面改革陷于停滞，一停，就是十几年。
   
   即便是在这种比拟中，江泽民还是输了一筹。因为，其任内任后，都几乎不能自主。比如，朱镕基出任总理，为邓小平遗嘱之一；胡锦涛接班，更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哪有江的地位可言？江扮演的，不过是过渡人物或政治傀儡而已。就像其《文选》所泄露的那样：多数“讲话”，不过出自秘书之手，既无独立思想，也无新鲜创意。唯独一桩，镇压法轮功，江是始作俑者。由此，历史罪责在所难逃，中共斑斑劣迹，到头来，都可能归结到江头上。清算，只是时间问题。
   
   8月13日，古巴主席卡斯特罗年满八十，正卧床医院，苦思竭虑；8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年满八十，仍不甘寂寞，穿梭台前幕后，为“上海帮”张罗。两位独裁者，有着同样的心事：忧心忡忡，尽为身后计。
   
首发《开放》杂志2006年9月号

     1990年代末期坊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是江泽民每天早晨醒来必问三件事：“美国人有什么动向？老朱又说了什么？阿英走了没有？”这第三项至今仍停留在坊间传说的水平，没有台湾璩美凤式的“性爱光碟”为证，只好暂存不论。

至于美国人的动向之问，当是属实，因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江选》第二卷中说：“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对外工作全局，必须处理好。”[P452，1999年10月1日，“目前的形势和经济工作”]至于对朱镕基言论的过敏，虽无可细考，但从“清官祠事件”及事件之后朱镕基“再拿清官说事儿”，可见江泽民是封不住“猪嘴”的。并且与“清官祠事件”一同报送的内部材料把方觉的观点反映给江，导致了江小题大做、借机批抓方觉的结果。

一、江泽民讨厌清官

1998年4月，（估计是）根据《动态清样》的反映：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了清官祠，把古代清官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及除林彪之外的九位元帅一同塑像，放在一起供人瞻仰，以励世风。台湾方面的有关高级官员也写了题词，同时，北京某高级官员写给一位医生，表扬其医术、医德的题词也被放诸祠中，权充展览之物。

江泽民为此大为火光，专门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并军委各同志”，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难道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能够比拟的吗？难道共产党人还要搞封建宗法祭祀，还要台湾当局人的捧场，还借宗教来超度吗？如果这样，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究竟到哪里去了？”［见《江选》第二卷P111－112，“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4月28日］紧接着江泽民又以传统的共产党人斗争思维举一反三，说明年就是“六四”十周年，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肆活动；云云。惊恐之状，溢于言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诸同志”通报说：“关于‘清官祠’的问题，现已派人去南阳调查。待调查的同志们返京后，再向中央汇报。”既然江办已经直接派人去查处一个厅局级地区下设的一个区（县）的某个“地方”（或村或街道）的“政治问题”，其他人自然没必要再说什么。

其实，江实意并非维护“老一辈”的形象，也不在于有“台湾当局的人”染指大陆民间祭祀（何以后来两岸三地迎佛骨呢？），而在于“清官祠”对腐败而混乱的当下社会政治是个严重的讽刺。当时的河北石家庄就有讽刺江泽民亲信程维高的民谣：“毛主席你向前看，跪到下岗职工一大片；毛主席你往后看，省府养着一伙子贪污犯。”这首民谣有不同的版本，时至今日其生成背景已经公诸于世。［见《人物周刊·人物特刊》总第17期，杏园、秀灵“揭开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权力场”]。

二、朱镕基一语否定江氏政治

与江泽民重用贪官不同，朱镕基一直以反腐倡廉为重要工作目标。此中虽不乏政治操作技巧，但在宣传态势上确实给江泽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约在1998年末与1999年初，朱氏对贪腐现象大发激愤之语：“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此语一出，立即引起社会轰动，尤其有关对海外侨界发行的中文期刊立迅报速报道。坊间又有传说，江在政治局会议上责令朱收回此话；朱为“班子团结”，不得不违心作了检查。江能否封住“猪嘴”已经是个草民百姓皆知的问题，更有好事者传说：江找老道起了一卦，预言大江将溃，就是由于“天上派下一头大猪来拱坏长江大堤”，所以1998年发了长江大洪水，云云。

能够印证朱镕基大发雷霆的民间版本，在那时多如牛毛，百姓的谣谚、“小故事儿”广为流传，构成了言论管制社会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如当时有谚云：“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反映司法腐败；又如“农民四大没治”说道：“大盖帽，棉铃虫，乡镇干部，邓小平。”——对邓的不尊重意味着农村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情绪。民间更有激愤之语云：“把县长排成一行，全杀了有冤案；隔一个杀一个，准有贪官漏网的。”

“隔一个杀一个”的民间情绪几乎与朱氏的“99口棺材”如出一辙。

朱氏在江的压力下“抬回了棺材”，可以猜测他实在不甘心。所以，就有了2000年3月1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答丹表记者的看似泄劲的说法。

他的“我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国务院的全体同志帮助下进行工作的。”答词后半部分纯属客套，前半部更是不言自明的“废话”——不在江领导下又会是谁领导下？紧接着朱氏大打悲情牌，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位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这是个实话，但又是“出卖同志”的实话，也是对江泽民痛批“清官祠”的不理智行为的柔性回击。或者说，他的“棺材”卖不动，只能保全自己的名节了。

中国高层政治虽然高度封闭，但在民间也屡有“映射”反应；逆向而言，民间的情绪总会在高层有所反应。当顺口溜形式变成短讯之后，权力高层大炮打蚊子般地要求查处“反动政治信息”；当“反动政治信息”被查处或百姓已不感兴趣时，“恶搞”又成了新的民间政治产品，从“董存瑞没举炸药包”到开国大典的“大饭锅成立”广告语的改造，不一而足。

三、方觉建言，被诬他罪

江泽民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件中还提到了一个与“清官祠事件”不相干的事件，就是“另一份材料反映有人暗中策划”、“他们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经钻到了相当的领导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帐。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江选》第二卷，P112］

这为数不多的能量分子究竟有谁，看来时至今日仍是党国“绝对秘密”。那时的一个重要个案就是曾任福州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方觉被抓。尽管到1998年他已经从官场上淡出三年了（1995年辞职），但他仍自我定位为党内民主派，针对江泽民政治的反民主本实，先后写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性意见》（1997年11月15日）与《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1998年4月10日）。《意见》一文广为国际媒体如Le  Figaro（1998年1月10日）刊播，《基础》一文不仅在民间学者中间广为传阅而且也在1998年7月号香港《开放》杂志上公开刊出。

方觉两文有一个共同核心观点：推进党内民主，反对新的个人崇拜。在江泽民来理解，方觉的言论是专门针对他的，以至于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中发问：“甚至提出什么‘党的最高权力的程度化转移’问题。难道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按党章和宪法规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吗？”很显然，这是个强词夺理的说法，他的党内权力获取本身就是非程序的，因为发生六四事件，他才得以由邓小平等重量级老人在“局外协商”而后交给政治局再行所谓程序化。就不用说与普通党员无关了，就是与中央委员会也没直接关系。

1989年6月24日，在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责任程序：“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江选》第一卷，P57，“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即首先对赋予他权力的（并没在程序内的）“老一辈”负责。

既便不说方觉的观点，那么江氏与陈希同的对决显然是非程序化移交权力的一个后果。对于方觉以党内民主派姿态提出的建议，江氏无法否定，只好以其他罪名抓捕方觉。日前，对赵岩一案的处理，实际上也是8年前方觉案的一个映射而已。然而，方觉的党内民主（包括最高权力转移程序化）现在基本上已经为“胡温新政”认可，至于是否实行仍无可征。同时，它再一次成为体制内精英（如贺卫方与其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广泛共识。

结语：悉心研究当代史以资民主政治

尽管中共极力表明其已经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并且控制着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但是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其政治运作确实已成了“前朝旧故”。换言之，中国今日政治之状明显呈现二分状：（一）中共传统国家政治与民间自由政治共存，双方都暂无力量“消灭”对方，但亦无对等相接纳的“互相合法化”迹象，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到民主实现之前；（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对社会的领导已经不是决定性力量，思想领导已经成为与政权领导的平行存在形式。

如此，为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要研究“前朝历史”。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史观的一个继承（如宋初薛居正曾以五代部分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五代史》，大益于宋初政治），而且也是防止民主社会出现“权力病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防疫”功能构建。

2006年8月28日构思于乡下雨中，8月30日查校文献，8月31日下午定稿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9月1日狱委讯】VOA记者：高锋/被中国大陆法院以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的香港记者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发表表示准备为程翔提出上诉。香港记者协会敦促中国中央政府遵守国际公约，公正审理程翔的上诉。 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和家人透过程翔关注组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大陆对程翔的指控非常严重，难以置信，非常遗憾，结果使人难过。  声明说，判决对新闻采访工作产生寒婵效应，对中国大陆各部门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产生威吓和震摄的作用，也为两岸的学术交流投下阴影。程翔的家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有严重的倾向性，没有考虑程翔的辩护。他们相信程翔为人正直，爱国，不可能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的事，而且程翔无从知道判决提到的台湾基金会的性质，这个基金会和中国大陆多个党政学术部门也曾经有高层次接触，而程翔的评论文章取材自海内外媒体，并非国家机密文件。  刘敏仪表示，目前首先要为丈夫提出上诉，稍后再和律师商量是否申请保外就医。  胡丽云：违反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表示，中国大陆当局在扣押程翔一年多后才审理案件，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她要求中国大陆作为公约签约国，公平审理程翔的上诉。胡丽云批评中国大陆对于间谍和国家机密的定义不清晰，担心程翔被判间谍罪名成立会影响海外记者以后在中国大陆采访的态度。  胡丽云说：“以后记者有可能不再像以前一样无畏无惧，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可能只引用官方发放的新闻材料，到时候是否还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呢？”  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也发表声明，批评法院的判词没有充份交代案中所涉及的机密资料是什么性质，使人忧虑香港记者在大陆采访所掌握的新闻材料和政府界定的官方机密如何分界。  亲北京香港人士也持保留态度 香港一些亲北京人士也对程翔被判刑持保留态度。曾经两次就案件致函中央政府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表示，打算写信给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要求关注事件。  徐四民表示，个人是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国家清白，案件必须清楚审理，不能错判。他认为，大陆法院没有具体透露程翔收集的国家机密是什么，判刑五年是判得太重。

【2006年9月1日狱委讯】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因涉间谍罪，周四（31日）间谍罪成，被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及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人民币。若程翔不服判决，可以按例在10天内提出上诉。  据BBC报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程翔接受间谍组织代理人的任务，积极搜集中国国家秘密、情报，并提供给间谍组织，其行为已构成间谍罪。 程翔去年4月22日在广州被国安部拘留，外交部曾指程翔涉嫌做间谍，收取境外情报机构大量金钱，在内地搜集情报。去年8月，内地正式以间谍罪拘捕程翔，国安部12月将案件交予检察院，但今年2月检察院将案件发还国安部再调查，直至5月才交回法院处理。法院在本月15日开审。 各方反应  香港记者协会发言人表示，程翔案判决严重打击新闻自由，无法接受这项判决。 据香港《明报》报导，程翔的妻子刘敏仪表示，对丈夫罪成感到严重，认为现时首要是上诉，其他事都不会考虑。她稍后会作更详细的回应。 程翔关注组发言人许天福表示对这项判决不可接受。 他指出审讯过程一直没有公开，是不公平的审判，因此判决不可接受。他指程翔妻子刘敏仪将会第一时间上诉。  程翔关注组下午会跟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正式回应事件。  法庭判决后，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声明，对该报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被判囚5年表示关注。  声明指出，程翔有高血压，健康情况欠佳，希望中国当局对他从宽处理。  该报还表示，从没有怀疑程翔的个人诚信。  《海峡时报》将会与程翔家人保持联络，提供一切所需支持及协助。  香港保安局表示，理解个别人士对程翔事件的关注，但基于一国两制原则，特区政府不会就内地法院判决作评论。  保安局指出，中央政府已表明会依法处理案件。保安局会继续与程翔家人保持联络并提供可行协助。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王友金表示，程翔的案件现阶段程翔家人能做的只是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上诉。  王友金说，程翔目前获准保外就医机会不大，程翔可能要入狱两年至三年，才可申请保外就医或者假释。  官方报导  新华社报导说，法院经审理查明，程翔在担任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台湾记者期间，通过参加台湾某基金会的时事研讨会，与该基金会的薛某、戴某结识。  自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程翔在明知该基金会是间谍组织、薛某和戴某是间谍组织代理人的情况下，仍按照薛、戴垦置的任务，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将他人从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及情报的有关文字材料提供给薛某和戴某，并用化名获取酬金港币30万元。

【2006年9月1日狱委讯】6月15日，6月22日，上海《第一财经报道》先后发表关于“血汗工厂”的揭黑报道，没想到惹怒了有台湾资本背景的当事企业富士康集团。7月10日，该报两记者翁宝和王佑遭3,000万元索赔。  来头不小的富士康，看来要让这两个说真话的记者倾家荡产了。  不禁要问：中国的法律能够保护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吗？  前几天，我因捍卫言论自由，也就是新闻自由，被杭州市公安局拘留  七天，算是付出了代价。出来后，恢复自由，又得到上海两记者被打  击的报道，感到一定要声援。同时，网络上，朋友也各自展开了自己  的声援方式，比如北京的老郭这样呼吁：各位友人，富士康公司的所  作所为是赤裸裸的践踏公共利益，借用凯歌大导演的语句，“企业不  可以如此无耻。”，新闻底线不可以在这种无耻的强权面前退缩，哪  怕他们盗用“台湾同胞”、“投资环境”、“维护稳定”一类堂皇的  名义，而此事件将注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重要案例。因此：“我们所  能做的事：（1）只要会写字的就可以上网声援；（2）望各海内外媒  体同行积极跟进报道，众志成城揭开富士康和郭台铭之流丑陋嘴脸，  让国人记住这些丑陋的名字，包括地方法院协助无良企业冻结记者个  人财产的荒唐行径；（3）如果富士康员工挺身揭露富士康丑行，及  有责任心的律师发起公益诉讼，我将发起募捐以支持他们的正义行  为，并个人带头捐款。”  接着，网络上有一个媒体老兵李学凌提出捐出一万元，这是一个积极  的举动，也是捍卫新闻自由的行为艺术。  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说真话要付出代价，这在那个国家都一样，可  是在中国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和残酷，因为中国不但有权力令说话者  闭嘴，那些帮凶的老板们也一样不愿意放过说真话的记者。  不过，霸道的权力令人闭嘴，我们还要看它这个权力是公权力，还是  私权力。如果是公权力，就坚决不闭嘴；如果是私权力，只能沉默，  因为对方已经扔掉胡萝卜，而是甩起大棒，记者们只能在没有言论自  由的情况下被迫沉默。  现在，富士康这家企业，是公开登记的合法的责任企业，不是动辄用  私刑的黑社会，所以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没有理由对它闭嘴，而是应  该继续揭露其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的“超时加班”问题。  用事实说话，就是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就是得到更多的安全系数。  真理越辩越明，真相也是越揭露越真实，越公正。  如果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请你们工厂主站出来，邀请记者进厂  房，看生产劳动记录。如果富士康隐瞒真相，请富士康员工私下或通  过网络、手机、照片等各种渠道和方式与记者联系，把富士康工厂里  的真实一面展示出来，一为保障员工权益，二为监督富士康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守法责任。  在一个真正见光的社会，要让新闻工具的透视光照射到那些有点见不  得人的黑暗地方，使它们再也不能见不得人。  在中国，工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的情况相当普遍。今年初，  中国法律界在讨论《劳动合同法》时，曾经揭露中国农民工一般每天  工作十至16小时，远远超过国家所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而在这种  背景下，一些新闻媒体以进行调查性报道获得读者青睐，在社会上建  立了伸张正义、社会良心的形象，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法治报道。可中  国的国情是权力与企业勾结，而职工普遍缺乏工资话语权。比如一些  打工的人员，一天工作15小时，而工资才有300元，简直是赤裸裸的  剥削与压榨。  富士康员工月薪只有300元，还不如浙江省职工月收入最低的为450  元。而该企业还严重违反规定加班加点、强迫劳动者加班加点、低于  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的犯罪吗？记者们捍卫新  闻自由，难道不是对社会尽责任和尽义务吗？  两名记者的单位《第一财经日报》做得好，该报发公函给台湾背景的  富士康公司，声明“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报社将动用资源支持两  人全力应对诉讼”。虽然翁宝和王佑已经收到法院要求冻结其资产的  通知书，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但不屈服，而是通过  法律，在法律范围内努力维权。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是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和  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有宪法上明确宣布的言论自由和出版，其实  这就是新闻自由，我们必须捍卫，站出来，要让属于公众及所有每个  人的新闻自由和得到真相的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而不是回避或放  弃。  所以，我的老郭朋友说，“我代表一批关心富士康员工命运的朋友的  共同意见郑重宣布：如果有富士康的员工，包括接受了第一财经采访  的匿名证人，从现在站出来公开揭露受到的剥削欺压，不论受到富士  康任何形式的打击，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将发起  捐款给你们以支援，弥补诸如扣发工资一类的经济损失，及聘请律师  给你们提供比富士康花50万请的律师更高质量的法律援助。并且你们  不用担心被富士康开除，我们会动用一切关系资源，确保协助你们在  中国可以找到一份远高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每周工作五天，每  天八小时，上班不用一直站着，有休息时间，也绝不用两人合睡一张  床的工作。”  眼下，富士康告记者案已经很热了，网络上和报纸上都沸沸扬扬，但  还应该看清楚问题的关键：  ◆第一，正视诉讼：不告报社告记者，深圳法院受理有据查封合法  　（审查该法院的无瑕疵声明）？这由法律界人士解释，谁是谁非，  　基本上已经清楚。  ◆第二，告别悲情：全球媒体撑腰，苹果着急，富士康料将不战而  　退。这是该企业必须承担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关键就是超越诉讼：追踪血汗工厂，逼降富士康，劳工政策  　大反省。  目前，尽管被告的二名记者面对财产被封与台商的天价索赔受到惊  吓，但在愤怒的媒体与公众舆论面前，富士康显然已成弱势。关注此  案，超越个案，关注中国的劳工问题，当是媒体更为重要的使命。  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士康有问题，还有千千万万个富士康劳工超时工  作，甚至是“血汗工厂”，比如最近披露的“世界袜都”童工问题被  隐瞒的消息，是非常可怕的制造“杀人工厂”，是真正的危害和谐社  会，破坏社会稳定。报道称：具有“世界袜都”之称的浙江省诸暨  市，最近因一场致命火灾揭露出该市企业普遍存在的雇佣童工问题，  当地有关部门事后迅速隐瞒实情，封锁消息，严禁媒体报道。 < BR> 据安徽《婚恋家庭》杂志记者邢荣勤报道，7月16日，浙江省诸暨市  一私营企业制袜厂发生火灾，三名女性死亡，多人受伤。死亡的三人  中，有两人是雇佣来的童工。侥幸逃生的员工告诉记者，当天事故发  生以后，一名童工已当场死亡，另外两人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抢救无  效已经死亡。逃生员工说，当时突然爆发大火，他来不及逃生，只能  扒在窗户边等待救援，幸好消防人员及时感到，他得以安然无恙。该  厂老板、老板娘在火灾发生时，最先逃离火灾现场，但均有不同程度  的烧伤。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封锁现场，宣传部门也要求任何  新闻媒体不得采访、报道。第二天，在有关部门要求下，该织袜厂结  清了部分童工的工资，并将他们遣散，其他留下的员工，则被集中在  某宾馆，并派有警察看守，不准与外界接触、联系。  据了解，诸暨市织袜厂众多，有世界袜都之称，近年由于需求的不断  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厂主们开始雇佣童工，由于大部分加工厂  （点）都分布在居民楼内，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加之这些企  业害怕使用童工的事情败露，大都把大门紧紧关闭。知情者说，发生  这样的惨剧不是一种偶然，有关当局应立即采取措施，对不符合生产  要求的小作坊式的工厂进行取缔，对违法聘用童工的行为尽快进行查  处，以防此类惨剧再次发生。而诸暨市有关部门软禁劳工、虐待劳  工，封锁消息来源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全中国普遍的劳工加班超时、压迫劳工现象，以及诸暨市的童工  不幸之悲剧，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明白，真正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哪里？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当人们蜂拥严重抗议富士康用强权压制新闻  自由之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更多的人间真相需要记者们尽快揭露，  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记者们全力承担。

“不自由，毋宁死”， 响当当的一句口号，打小儿就听说过无数遍，可是一直不太了解详细典故。

用洋文表述是：“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