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本周二，美国第二届羽笔奖提名出炉，惊悚小说之王斯蒂芬·金、历史学家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将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共同争夺这一奖项。斯蒂芬·金凭借小说《入侵脑细胞》拿到科技／幻想／恐怖小说类提名；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关于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传记《政敌团队》得到历史／当代事件／政治类小说提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作为一名环境保护者，他出版的《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和古德温同一类提名。《难以忽视的真相》是关于全球变暖的一部作品，其同名纪录片取得不俗的反响。

　　羽笔奖由里德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合办，意在通过大众视角和读者参与，促进图书销售。该奖奖项多达19种，从绘本类、童书类、言情类小说，到体育图书、传记和小说处女作，几乎无所不包。颁奖典礼将于10月10日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不过，获奖者没有现金作奖赏。

　    被人称作“鬼才”的黄永玉，总是不断地把惊喜放在读者面前。继《黄永玉大画水浒》、《比我老的老头》之后，作家出版社(blog)近日又出版了黄永玉的新作：《一路唱回故乡》。

　　读过本书，读者将会发现，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头，真的是一位“鬼才”。而说他“鬼”，在于很难将他刚刚完成的这本书简单归类。

　　在这个缺少诗的时代，这本新作当然称得上是一本精彩感性的诗集。字里行间，他的情感被岁月沧桑陶冶得充满诗意，故乡的人与事，大时代的跌宕，个人情感心绪的瞬间感受，被他写得时而伤感，时而优雅，时而激越，时而豁达。在写实描绘中，忽然就会闪出诗人才有的空灵与想象。

　　可是，黄永玉写的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诗。他依然发挥着在《永玉六记》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幽默、俏皮、敏感。不落窠臼的结构与语言，大俗大雅的奇思妙论，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带有明显的黄永玉个性鲜明的浓郁色彩。对他而言，写诗，更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让诗如同他手中的画笔色彩一样，我行我素地挥洒幽默、机智与练达。

　　作为一位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诗与画常常是一体的。诗即画，画即诗，相互渗透，相互映照，因此黄永玉就难以被复制、被取代。他为《一路唱回故乡》中的每首诗都创作了一幅画。画因诗的意境、风格不同而变化。画既是诗意的补充与说明，但有时却使诗的韵味与内涵得到提升，增加了读者更多的阅读欣赏快感。

　　或许可以把《一路唱回故乡》，称作为“彩绘本诗集”。在这个缺少诗歌的时代，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新作，可让读者领略黄永玉先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读读他的诗，看看他的画，会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多一些美好，多一些快乐，多一些幽默。

　　据悉，黄永玉拿到样书后非常开心，也非常喜欢，当即用普通话和凤凰话朗诵起来。他还说，希望能有机会，用这种方式与读者进行交流，和读者一起唱回故乡。

　　书中有黄永玉先生专为此书绘制的题为“一路平安”藏书票一枚，具有收藏价值 。

十年前，网络文学初现江湖，即风起云涌。李寻欢、宁财神、安妮宝贝等网络写手虽然招法各异，但都能以片帖只言瞬息间聚集点击率无数，有网络“三驾马车”、“四大写手”、“四大杀手”等排行，成一时之盛。

如今，安妮宝贝《莲花》名列上半年畅销榜第4位，宁财神进军影视剧的《武林外传》笑果绝佳，总经理身份的李寻欢恢复路金波本名，成了上海成功的出版商。

但是，当初呈现无限冲击力的网络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衰败甚至死亡。 纵使大侠归来，怎奈江湖已变，那个开拓性地“为娱乐而写”的年代！

　　李寻欢：告别写作专心赚钱

1996年的冬天，他还是一个古城西安大四的茫然青年。某天，在学校对面的网吧学着玩了会儿“能联网的电脑”，从此改变了生活。最早的网络生活从EMAIL开始，然后是聊天室、BBS，至今还不会玩游戏。网上写作，他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在1997年左右陕西网友圈（据点在古城热线BBS），“李寻欢”是头牌小生。凭借《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他实现了“走出陕西，成为全国著名网友”的梦想，在各大网络原创文学比赛中坐上了评委的位置。2000年，李寻欢加入“榕树下”，与安妮宝贝、宁财神等共事。2002年，李寻欢出版《粉墨谢场》，宣告自己和文学的告别。

李寻欢隐退江湖，把名字改回原名“路金波”，依旧供职于“榕树下”，只是身份变成了“榕树下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现在是离文学很远的时候。看别人的稿子、帮别人出书、赚钱。从商业的角度，让市场选择我们运作的图书。”现在的路金波是名成功的商人、霸气的职业经理人。近两年，他把文学出版界“搅”得风生水起，好几个与财富相关的风云事件都和他有关。比如，高版税、高发行运作《莲花》、《一座城池》、郭妮，让安妮宝贝、韩寒、郭妮跻身中国的“百万作家俱乐部”。

现在，依旧消瘦的路金波坐在上海外滩中心第20层的办公室内，看着别人的稿子，琢磨着下一步生意。女儿出生了，当父亲的他搬离位于静安区的公寓，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租下一个带有漂亮花园的别墅；把亲爹亲娘和泰山岳母都接到了别墅里来，又为老婆和老人们雇了个司机；换了一辆BMW730的车，“无他，型号就是吾儿预产期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基本“把艰苦朴素的传统全丢了”。

宁财神：在现实中得到了一切

1997年，宁财神在网上动笔写作，理由是为了爱。作为当时给予女孩的惟一礼物，就是网络上那些逐渐流传开来的《缘分的天空》、《假装纯情》、《无数次亲密接触》等。号称“网上第一幽默才子”，风格搞笑而不羁，给了网络写作不同于纯情的另一种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开始得莫名其妙，“像文曲星附身”。本来网名是想偷《聊斋·小倩》里那个倒霉的痴情书生，取作“宁采臣”，却因此名已被人抢注而不得已用了“宁财神”。今年6月，宁财神出版《浆糊爱》一书，收录了《无数次亲密接触》等网络成名作品，却显然是他告别网络文学的一个凄凉姿态。

网络写作给了宁财神名气，却没有给他带来财富、爱情。于是有一天，他对网络没兴趣了，失去了倾诉的欲望。他转而触电，投向影视剧的创作领域。一部用网络文化灌制的《武林外传》让他名利齐收，“写出了房子，也写出了老婆”，也成为CCTV－8史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然而，《武林外传》实际上是一部充斥着网络中各种流行元素的情景喜剧。现在，宁财神多年不在网上写东西，专心从事电视编剧的工作。《武林外传》后，宁财神趁热打铁地赶制续集。他对编剧的身份更感兴趣：“编剧相对来说更理性，而写小说则需要很大的情绪推动力。”

其他“大侠”，多已退出江湖

江南，成名于网络小说《此间的少年》；今何在，成名于网络小说《悟空传》。两人将经典作品现代化的洗耍风格曾风靡网络。如今，两人却一起转向了奇幻文学的创作领域。江南、今何在带着一批网络写手构建起网上系列玄幻故事《九州》，但是，他们现在的网络创作和以前已经不大一样了。对他们来说，“九州”不仅是个故事，而是个需要苦心经营的王国，目前该“王国”已出版了多本由不同作者创作的同世界背景小说，并拥有一本主题杂志。现在，虽然离不开网络，今何在谈起网络写作却感觉很遥远：“现在的网络写作更功利化，多数人写作只为追求点击率，网站也鼓励这类文章。而以前，更纯洁，只为自娱娱人。”

20世纪初的著名网友队伍里，还有著名的“四大杀手”说法，是指当时开创网络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几位搞笑型写手：黑心杀手王小山、红心杀手王佩、灰心杀手猛小蛇、花心杀手李寻欢。如今，杀手们基本都不写东西了，王小山做了媒体高层，只管写社论。王佩对各种文化做起了研究，要去国外当访问学者。用过“九大王、金山播霸、金庸客栈店小二甲、一两二钱唐僧肉、贫民张大嘴”等网名的猛小蛇专心侍弄起自己的博客来，想做成全球最大的笑话网站，获得了2004年全球“最佳博客”和“最佳中文博客”，得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电脑。

安妮宝贝：与网络划清界限

1998年，安妮宝贝在榕树下写作。韩寒、郭敬明总是会提起她在这一时期无形的召唤力。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作品散见于各大网站、论坛，以《告别薇安》成名江湖。由于风格独特，引起广泛关注，慢慢让“安妮宝贝”变成一个“让城市小资为之沉溺、疯狂的名字”。在网上偶然的写作，写作居然成了她宿命的选择：“如果当初没有畅销，可能不会选择写作。”其早期作品，大多是抒发自己的情怀，用丰富的想像连贯一个个小故事。

成名之后，安妮宝贝竭力划清与网络的界限。离开榕树下，离开上海，虽然也做广告文案之类，写作却是她重要职业之一。她以一两年一部的稳健节奏出版新书。写作的风格也从早期的华丽到清新、凝重，新作《莲花》达到精神洁净的顶点。谈到“网络作家”之名，她非常坚决地回答，“现在，网络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味，只是一个在使用的科技工具。”在她看来，“网络作家”或“传统作家”的区分是肤浅狭窄的。她只承认，她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者，一个“职业的作家”，始终严肃地写作。不让自己的写作被限制于任何一个派别或范围，也不受任何其他影响。

现在，安妮宝贝居住在北京城的喧嚣里。每天上网，但已不在网上发表任何文字，也从不去任何一个BBS发言。读孔孟荀子，为这些古书做读书笔记，也在筹备下一次的旅行。

1958年8月15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在我看来，兴凯湖也应该和夹边沟一样进入民族灾难史的记忆中，读完《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老照片》第三十七辑），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一句话，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通过一幅幅黑白照片，我看到了一个才华勃发的音乐家灿烂的面容，看到了他和心爱的妻儿们幸福的笑容。这位单纯、善良的音乐家，怀抱着对艺术的理想，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从杭州艺专到重庆音乐学院，他和同学张权相知、相爱、结婚，他们的生活之舟刚刚张开帆，就被生生地折断了。确实没有比这样的悲剧更让人唏嘘，让人哀痛的。

45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被有心人姚小平先生偶然发现，如果不是兴凯湖的幸存者之一、因《杜高档案》面世而广为人知的文艺评论家杜高看到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在调查表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遗忘。假如说他的不幸遭遇是一层悲剧，那么他的被遗忘更是一层悲剧，一个见惯了悲剧的民族容易对悲剧的麻木，这又是一层悲剧。

“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一位音乐家的非正常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在那样的年头还有几个人能以正常的思维想问题呢？莫桂新的死绝不是个别的，仅仅这本1963年7月登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与莫桂新一样死在兴凯湖农场或北京的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有94人。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记录，但就是这个记录已足够触目惊心。美学家高尔泰等夹边沟的幸存者曾见证了无数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记忆，这次发现兴凯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是官方的记录，具有别样的意义。无论是这样的官方性质的档案材料，还是幸存者的记忆，无疑都是一座座山一样的纪念碑。

也许莫桂新至死都没有想明白——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经常组织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50年代初他还录制过歌唱西藏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为什么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竟然被罗织了莫须有的“唱反革命歌曲，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的罪名，一个倾向左翼、向往进步并热情歌唱新中国的青年音乐家由此就成了“历史反革命”？ 1957年鸣放运动揭幕后，天真烂漫的莫桂新找到上司，质问“肃反”时对他的处理有什么事实依据，要求重新审查，为他翻案。他由此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并被划为6类右派分子中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他的妻子也被因直言被打成右派、驱逐出京。莫桂新，一个音乐家的悲剧命运就此注定。

45年后，如果不是那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在旧货市场上被偶然发现，或许莫桂新将永远被遗忘，被无情的时间之流所淹没，后人根本就不会留意这位音乐家的生死遭遇，一位劳教右派的死在当时的世俗社会看来更是轻如鸿毛，他为什么而死？他的死仅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消亡吗？这些问题不会有人去思考，也不容许追问。至于他的亲人除了哭干了泪水，除了永远的心伤，也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死的时候还只有5岁的女儿莫燕说得没错，“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然而，只有正视“会流血的伤疤”，恢复历史的记忆，一个民族才不至于总是白交那些沉重的学费，才会懂得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向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靠近。

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如今还由他的女儿珍藏着。我因此想到了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送给张元勋的那个小帆船，小小的帆船在胡杰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是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未来生活的真诚期盼，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莫桂新留下的手表和蜡染的花土布也是一样，其中包含着一个音乐家对人间全部的爱，对生活全部的信念。正是这些带着死者余温的遗物，和冷冰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一同构成了历史。

   从前有一座山，山上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喜欢象德山临济一样动不动就对小和尚棒如雨点、喝似雷奔。小和尚不但不能理解老和尚栽培、开悟他的一片苦心，反而怀恨在心，暗地里磨刀豁豁，一天趁老和尚不备，一刀捅了过去！    

   小时侯听了爷爷讲的这个小故事，我沉思良久，哀伤无限，发誓自己绝不做不辨善恶的小和尚，也不做对牛弹琴、为善取祸的老和尚。小的太坏，大的太好，大的小的都太蠢！   

   年复一年，小枭变老枭变枭爷，情不自禁地，枭爷还是变成了那个老和尚。置身水深火热之地，满怀慈悲拯救之念，愤怒的目光投向的是专制体制，仁义的情怀容纳的是包括全体中共党员在内的吾华同胞。愿只愿凭我深厚的思想内力和文化功底，去努力唤醒国人普遍入眠的良知，去早日儒化中共野蛮已久的政权。昼夜孜孜，念念在兹。    

   有一句枭诗曰：我无仇敌我无敌。然而，看来是太乐观了。好在我道行甚深，端得是人中老虎般威武，百死老狼般机警，千年老狐般灵敏，哈哈哈。那暗地里豁豁的磨刀声，早已隐约传入我的耳中。日前入定，掐指一算，知刀已于近日磨好，鬼气幽幽杀气腾腾的脚步，离我虚掩的房门越来越近了！    

   快到门口了，那脚步声却犹犹豫豫，迟疑了起来。我松了一口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持刀在手的中共及其有关部门。或许，他们比起那善恶不辨、愚昧透顶的小和尚，毕竟略有智慧？不知是从功利角度，感觉到“动”了老和尚会后患无穷呢，还是从良知角度，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属恩将仇报？    

   文化囚不住，精神杀不死，奇士不可辱，辱之成传奇！中共如果向我动手，那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悲情、上演文化的悲剧、酿出时代的悲哀，也必成为中共的历史耻辱和现实噩梦。中国这座破庙已经墙坍门倒风雨飘摇，如果等到虎豹纷来、豺狼群至之时，小和尚才能发觉自己的孤苦愚蠢，悔之晚矣。    

   现在，容我把开头这个小故事告诉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在内的广大中共党员，告诉包括中共党员、国安人员在内的全体同胞。休怪老和尚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你们可知那大棒底下、怒喝声中蕴蓄着怎样的大仁大义大慈大悲？你们真忍心把我这个得道高僧视为仇敌伺机下手吗？    

   门外的小和尚听着：是为敌还是为友，是为恶还是从善，是两败俱伤还是争取双赢，是把我卑鄙地“消灭”成罪犯囚徒，还是逐步接受我伟大的《消灭》（附），可要三思而后行呀。在弥天杀气中捧经以待，老衲有厚望焉。

   2006-8-25东海一枭    

   《消灭》

   把垃圾消灭成珍宝

   把荆棘消灭成花丛

   把怒刃消灭成玉帛

   把浊水消灭成清流

   

   把恶念消灭成良知

   把罪人消灭成功臣

   把黑暗消灭成光明

   把仇敌消灭成朋友

   

   把苦难消灭成能量

   把险恶消灭成坦途

   把粪坑消灭成乐园

   把毒药消灭成美酒

　　最近发生的陈光诚案件与高智晟案件，再一次验证了笔者多年来的忧虑：以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嬗变已成定局，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统治手段非正当化”。

　　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这三大嬗变，其根本原因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堕变为统治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富而自利的藉口，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格局最终导致社会结构非正义化，中国政府也因此而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这种合法性危机与其说是中国公众觉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掠夺性与专制性，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官员作为打破了中共为了维系统治曾高度依赖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一意识形态神话的主调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财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失去了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撑之后，面对底层民众日益强烈的反抗，为了维护掠夺民众的自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借助于非正当的统治手段镇压一切反对力量。这种统治手段的非正当性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暴力。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行为的暴力化特别引人注目。这种暴力分别体现在几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是警察、税务、工商、城管、农村计划生育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由于这种暴力针对的施暴对象常常被迫选择沉默与忍受，即使有反抗也主要是个体行为。这种一盘散沙式的反抗，不会引致中国政府的统治危机感。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执法行为的非正当性，但归结于“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与黑社会组织勾结滥用暴力、或者政府部门直接使用黑社会手段大规模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这种暴力借助的是统治权力，满足的是地方政府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往往有当地政府颁布的行政性法规做为依据，以合法的形式公然行之于世，是统治者凭仗权力滥用暴力对被统治者进行伤害，其暴虐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过程的公务化暴力，而是一种典型的国家非正义行为。

　　第三个层面是借助特务统治加强社会控制。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务部门国安部已经广泛渗透社会领域，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一切被当局视为异议者的人士进行跟踪、监控。而国安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较之政府部门更肆无忌惮，屡屡采用国家诬陷手段对付维权人士。这些国家诬陷手段除了滥用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之外，还包括栽赃诬陷，如2006年8月北京律师许志永去山东为陈光诚辩护，结果被地方当局诬以盗窃罪而拘留；郭飞雄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诬以假票乘车而被拘留。而最严重的则是政府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大量指使黑社会组织成员（即“不明身份的暴徒”）出面，对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施以肉体凌虐与残害。在大学里则实行信息员制度，在学生中培养兼职特务，监控教师的课堂言论。

　　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的原因，是统治者出于政权合法性的恐惧。统治集团深知目前的非正义社会结构已经使得中国政府如同坐在火山口上，而民主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对掠夺者进行清算，因而他们拒斥民主化的态度比八十年代要坚决得多。这种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的要害就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口号的新政治变种，其精神也与黑社会凭借暴力立足一脉相通。这种暴力肆虐的结果，使得中国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空间日渐逼窄，使中国人权事业的推进面临更大的困难。

　　这种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内植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是中国当今权力秩序运作的必然逻辑结果，绝对不是“部分政府官员素质低、法制意识不强”所致，因此仅仅依靠惩治几个官吏不可能遏止各地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换言之，只有改变了目前中国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遏止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而要改变目前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还得改变制造出这种非正义社会结构的政治体制。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鲁迅与胡适：两位大师，两种人格

八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军节。中国共产党依靠一支农民武装力量，改朝换代夺得天下。但在坐了江山后半个多世纪后，中共仍坚决不改革命造反的本性，并以“党指挥枪”的名义，继续把这支军队牢牢抓在手里。所谓“党指挥枪”，其实就是中共控制枪杆子的代名词，于是这支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军”——自我矮化成当年希特勒纳粹的党卫军。

中共把他们的党军称作解放军、子弟兵，十七年前邓小平用他们来镇压了要求惩治腐败、推动政治改革的八九民运，如今，当年参与镇压的党军的主体——农村青年，恰恰成了那场镇压后果事实上的承担者，无法无天的腐败令到他们的家乡破败不堪、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全面倒退、兄弟姐妹背井离乡到他们永远是下等人的城市去谋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冥冥之中难道就不是因果循环？

中南海当权者以控制军队为最高目标和权力的象征，使得整个政权机器和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一起异化！现在，当整个政府机器全面腐败的时候，却唱着高调要子弟兵们不食人间烟火，当整个国家发展方向无法确定的时候，却要这支党军坚持“政治挂帅”，难怪人称方寸大乱的胡锦涛是“自毁长城”。然而，迷信武装暴力的中共，迄今仍不明白“兵乃凶器”，如果不能通过政治改革，实行军队国家化，最终将难逃“成也萧何，亡也萧何”的宿命。

本期推出特辑“中共存亡系于军队”，《军队惊人腐败：千七高级军官涉案》、《361失事潜艇遗属集体上访内情》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共军的现实状况，如果再配合参考 “间谍自述”等专稿栏目，读者或许能自己找到答案。

本期发表经济学行家杨逸鲲的《宏观调控 “抗药性”变“负作用”》一文，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现状有入木三分的评析。在中国“官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势资本借助与权力达成的共谋，通过行政手段排挤对手、抑制竞争、形成垄断，并借机加大投入，以期制造更大的泡沫从中牟利。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激励不畅、制约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调控阳奉阴违，协助利益共同体中的强势资本乘势投机，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为集团和个人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此格局之下，宏观经济调控成了“投机的温床、公平竞争的杀手”，焉有不“越调越热、越控越乱”之理。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人物访谈刊出“马英九与（旅美文革专家）宋永毅对谈民主反共”， 马英九明确指出：“如果中共真心要搞国共合作，那么他们首必须要从向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成千上万的国军将士的道歉开始”。 他坦陈“对于反共我是绝不会感到歉疚的！”同时他也认为，台湾走向民主的许多教训都可以给中共领导人提供正确的执政经验。这些最起码应该是大陆社会转型的“它山之石”。

中共宏观调控全面失败，六中全会前的博弈增添新的变数，中南海与上海帮权力斗争进退失据，本刊特约记者的内幕报道和专家的深度分析，已是本刊的“招牌产品”；越南古巴政局揭示了“共运史尾声” 等栏目和文章，相信也是两岸三地读者有兴趣的。

附录：二OO六年八月号《动向》目录（总252期）

「封面标题」

军队惊人腐败：千七高级军官涉案北戴河务虚会胡江交锋361 失事潜艇遗属集体上访内情“党主立宪”叫停 六中全会改题：反腐败为十七大“清道”

中共派港间谍自述（三）情报局长亲自到海外做间谍思想工作中纪委县16部委开刀公共突发事件年逾五百万件中共间谍渗透美国层级提升马英九宋永毅对谈民主反共中共办奥运会“冲喜”令现代文明蒙羞

「目录页图片」

昝爱宗/ 袁胜

[维权新闻]范亚峰、李柏光赴浙江台州温岭市给筹组农会的维权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右一李柏光，右六范亚峰，右七严正学，发言者是农会（筹）的发起人王升力

[人与书]潘文（John Pomfret）1989年曾因报导天安门事件被中国驱逐出境现在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的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

[点穴之论]在中国“官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势资本借助与权力达成的共谋，通过行政手段排挤对手、抑制竞争、形成垄断，并借机加大投入，以期制造更大的泡沫从中牟利。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激励不畅、制约乏力；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调控阳奉阴违，协助利益共同体中的强势资本乘势投机，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为集团和个人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此格局之下，宏观经济调控成了“投机的温床、公平竞争的杀手”，焉有不“越调越热、越控越乱”之理。

──杨逸鲲（文见P.）

「长短论」

中共用办奥运会“冲喜”令现代文明蒙羞

「京华传真」

军队惊人腐败千七高级军官涉案──罗冰北戴河务虚会胡江交锋──罗冰公共突发事件年逾五百万件中纪委县16部委开刀

「小消息」

华国锋质疑现社会制度尉健行：道德倒退五十年吴官正警告勿交班发横财萧扬又请辞江浙省委书记提倡挥霍黄丽满自报财产三千万贪官获缓刑十万高官避暑佛山官僚拥财产千万52个地下电台被查封七月上访者破30万人次监狱待遇「四级制」

年逃税八千亿15万大学毕业生占宿舍

「神州内望」

“党主立宪”叫停 六中全会改题胡锦涛重祭和谐社会反腐败为十七大”清道”──（本刊特约记者）傅清六中全会前的新一轮搏杀──符春申

「专辑：中共存亡系于军队」

军人维权考验胡锦涛治军能力361 潜艇遗属集体上访内情 ──（本刊特约记者）柳同党可以指挥枪吗？──石巍

「政坛迷津」

胡锦涛作茧自缚──钱博飞从四人帮到上海帮──（大陆）鲜卑雁《江文选》出版显上海帮余威？──昝爱宗

「维权行动」

聚会交流参选人大代表经验遭警方打压姚立法谈挑战恶法──（大陆）卫子游

「专稿」

中共派港间谍自述（三）

情报局长犯规冒险到海外做间谍的政治思想工作──任我行

「谍海波谲」

中共间谍渗透美国层升级亡羊补牢首先要认清中共本质──邹闻斯

「大众议院」

今日中国最需要第四个觉醒──（美国）刘晓竹胡锦涛与金正日的“是非观”

──评中朝关系“不牢但不可破策”──（美国）朱学渊中共挟百姓为人质拒绝美国遣返非法移民──（美国）草庵居士

「英伦来鸿」

英国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缓慢表示不满──（英国）胡少江

「香港焦点」

曾荫权向新加坡学什么──张滔销售税恐的政治目的与后果──黄伟国

「台湾话题」

民进党解散派系的意义──佳霓台湾民主政治的困境──（美国）杨力宇

「人物访谈」

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是我毕生的坚持──（美国）宋永毅

「共运史尾声」

越共守“领导权”底线 民主派走向组织化越南政局新动向──（大陆）吴庸

古巴独裁宝座何时能兄终弟及？──（美国）程映虹

「思想对话」

天堂茶话之五：生而平等──（大陆）刘军宁

「民运之光」

香港的良心和中国的民主──岩蒻任畹町病中的遭遇──陈山

「经世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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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胜来信编者的话

「彩页」

封二：卖儿卖女的“和谐社会”

封底：中国大陆首家维权网站：天网 http://64tianwang.com

 

首发动向杂志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新京报》的时事专栏上，刊登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庄礼伟先生所写的《警惕“圣徒式的洁癖”》一文。这是对我的一篇批评文章的回应。庄礼伟曾写过一篇题为《总统大选，一地鸡毛》的评论美国总统大选的文章，我曾写了短文《且说“一地鸡毛”》批评之。针对这篇新的回应文章，我认为有必要继续与之深入讨论。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大选不是“一地鸡毛”

庄礼伟在《总统大选，一地鸡毛》一文中认为：“此次选举，花钱很多，撒得到处都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可留下了什么呢？一地鸡毛。”他认为，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不到半数，表明美国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也显示出“受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选聒噪太虚伪令人恶心”。于是，我在批评文章《且说“一地鸡毛”》中针锋相对地指出：

美国的民主制度固然不是一套至善至美的制度，正如其开国元勋杰斐逊所说：“我们的制度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不完善。”但毫无疑问，在世界民族之林，美国走在了民主化的前列。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究竟是高高在上地挑人家鸡蛋里的骨头，还是虚心地学习人家的长处；究竟是通过批判对方来获得心理上虚幻的满足，还是通过吸取对方的优点来促进自己的进步，应该不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庄礼伟不愿承认错误。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回应文章中，他辩解说其文章的“文眼”是肯定美国大选“赢家有压力，输家也有机会”，对美国大选基本上持正面的评价。但是，他对使用“一地鸡毛”和“令人恶心”等侮辱性说法来概括美国大选偏偏只字不提。在我看来，经过两百多年发展完善的美国大选，并不是庄礼伟所讥讽的“一地鸡毛”，而是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与张扬，是四年一度的、轻轻松松的学习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好机会，也是整个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石。美国大选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如候选人之间过度的诋毁和攻击、金钱的投入越来越趋向天文数字等等，但总体而言，这样的选举制度仍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将来。

庄礼伟指责我未读完他的文章便发表评论，根本是没有道理。相反，他才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我的批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我“完全拜倒在某种‘经验’或‘模式’面前”，甚至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说：“他比较关注某种事务的优点，他承认这种事物有不足但总是忌讳提及，就像爱一个女人爱到别人一说这个女人的有据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来，这就有点将心爱之物‘圣洁’化的倾向了。”这种批评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自我想像”，我本人从来就没有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圣洁化、完美化的企图，我既看到了“光”的一面，也看到了“光”的背面。我从来不曾将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为某种凝固的“经验”、“模式”、“榜样”而加以理想化。正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由有缺陷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如今，美国的总统选举成了一架巨大的烧钱机器，候选人的筹款能力与当选几率有重要联系，寻常人等很难问鼎白宫。美国大选也存在着投票率低迷的困惑，对此学者威布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并非完全是负面现象，“冷漠和无能为力与公民被雾化有密切关系，这种相互联系不仅在各种基层政党组织的衰弱中被显示出来，而且也在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力量中被显示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特性在使个人获得自主追求个人满足之自由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对政治兴趣不大，反倒表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正常；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都对政治非常热衷，则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运作比较不正常。

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精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在备受争议的两千年的大选中，作为竞选双方的布什与戈尔，在发生了严重的争议之后，均静候法院的裁决。而一旦法院作出了裁决，输赢立判。输家极有风度地鞠躬认输，绝对不会出现台湾选举中的那种情况——输家坚持不服输，甚至轻率地诉诸于民众的街头运动。美国人相信法律的力量，竞选中亦有许多周密的法律约束，使得候选人不能乱来。两千年大选的戏剧性争执以及平稳解决，即显示出制度设计者的前瞻性和参与者的民主素养。不是民众天天都走上街头才显示民主无所不至，就像威布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更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做它需要去做的事情；政党运转得也非常好；政治行动委员会使政治游戏保持在公开状态；而普通公民接受结果。”

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我在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始终以老邱吉尔的名言“民主制度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为前提。两百多年来，美国也出现过若干反文明的逆流。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若干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固然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自私考量，更是源于人类内在的罪性与有限性。直面历史学家尼德曼在《美国理想》一书中的告诫是必要的：“探索人生的人们绝对必须正视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劣根性，同样，也必须正视这个劣根性同样体现在历史上的伟人们作为人之行为之中。我们需要的是既能使我们以真正的人类尊严昂首挺胸，又能使我们以真正的忏悔低头思过的神话、象征和故事——然后使我们能直视前方去迎接问心无愧的生活，跨进我们在内心世界中和脚下的大地里发现的一个全新的美国的未来，它正在召唤我们所有人去做一个真正的、具有高尚灵魂的人。”

不可否认，美国的历史固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颇多污秽不堪的部分，如：早期的黑人奴隶制度，向西部殖民的过程中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杀，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二战后屈从斯大林的压力未能竭尽全力确保东欧诸国的自由与独立，冷战时代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盲目发动越南战争，以及为适应冷战形势而支持过南美、中东和非洲的若干右翼独裁政权等等……美国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曾讳言，尼德曼就坦率地反思了美国政府屠杀印第安人和虐待黑奴的历史：“一个建立在如此伟大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野蛮和压迫行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伦理的自相矛盾，是非常独特而又惊人的。”历史是不能遮盖的，现实依然不尽如人意。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的考量，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君主独裁制度的海湾国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未能向其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其民主改革。对此，我在文章中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对于他人的批评我也十分欣赏，我从来没有像庄礼伟臆想的那样一听这样的批评便“挑起来”。美国和人类都是在不断的反省中进步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如此勇锐地面对其历史与现实，我们是否能采取同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呢？

我深知，现实中美国政府的诸多政策与《独立宣言》和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更美好的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我在许多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过美国外交政策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和功利主义倾向。正是这一势力的无限纵容，才延续了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若干专制政权的寿命，使得数亿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正是这一势力的作祟，才导致了尼克松在毛泽东暴政的高峰时期访问中国，给毛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十一世纪初，当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全面崛起之后，小布什政权才开始着手更正此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布什总统在参加欧洲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的时候，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他公开对当时美国政府默许斯大林帝国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表示歉意，坦承美国在导致欧洲大陆分裂一事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这是“数一数二最严重的历史错误”。布什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袖史达林和英国首相邱吉尔于一九四五年在雅尔达敲定的战后利益分配的协议，“承袭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不义传统”，雅尔达密约导致苏联进占和兼并波罗的海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对此，布什明确表示，这样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不容其他世代重蹈覆辙——姑息或原谅专制暴政、牺牲自由谋求稳定却徒劳无功”。我非常欣赏布什总统的这种自揭伤疤的作法——我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明智而富于远见的美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我看来，民主问题向来就是参与问题，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民主不可能立即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在美国，总统和议员们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互相监督，并受到另外一个权力分支——法院的制约。毫无疑问，美国民主制度中“三权分立”的重要原则，正是基于基督教中“人皆为罪人”的观念而设计出来的——昔日，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并没有将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当作躲在修道院里的、一尘不染的圣徒来看待，他们思考的重点是如何更加有效地约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他们是好人当然最好了，即使他们是坏人他们也不能胡作非为、过度危害国家。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点便是承认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我自然也没有愚蠢到将政治家们统统“圣徒化”的地步。如果庄礼伟要将“圣徒式的洁癖”这顶高帽子硬塞给我，我受之有愧，还是改送给别人吧。

批评美国不需要勇气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缺点，也没有否认过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骂美国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我又认为，骂美国首先还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那不仅是他们的自由，更是他们的责任。我在几次美国访问期间，所接触的大部分美国民众，对政府都充满了怨言，即便是那些投票给小布什的百姓，也不见得就对白宫、共和党及小布什本人有多么“爱戴”。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半都是左翼的天下，每天都充斥着关于政府的负面新闻。如果仅仅是看报纸和电视，那么你还真以为这个国家正处于民不聊生、百业不兴的光景呢。不必吃惊，这就是美国人看待政府和总统的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的媒体上天天都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景象，那么中国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始终认为，我们有作为旁观者批评美国的自由，但我们还有两项比骂美国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自己言论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争取批评中国的现实的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沦为那个有名的笑话里的苏联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里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到白宫门口去游行，去骂罗斯福。”苏联人立即回应说：“我们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去游行，去骂罗斯福。”其次，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比在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某种“鸡蛋里挑骨头”式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踏踏实实地实行民主启蒙的工作——包括客观地、全面地报道和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而不是像庄礼伟那样居高临下地作“恶心状”。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庄礼伟还宣称：“我比较喜欢做的事，仍然是对各种成为‘中心’的现实事物‘冷嘲热讽’，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迹和鸡毛。这是我个人的作战岗位。”我想反问的是：难道美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成了“中心”和“主流”吗？看看央视和《环球时报》，每天都在丑化美国、攻击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美国的真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民众所获得的关于美国的资讯全都是片面的、有限的、不完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妖魔化”了的。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但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环境里，美国及其价值观并未占据“中心”位置。在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美国是一种被情绪化、被偏见所笼罩的负面形象。我们需要向公众介绍的，应当是一个全面而真实的美国，而不是轻率地下一个“鸡毛”的定义。

在此背景下，庄礼伟一边故作公允地作旁观的哲人状，一边又把自己打扮成“战士”的模样，仿佛自己真的有一个“战斗岗位”似的。其实，与其说他是在真诚地战斗，不如说是在作一种表演式的战斗——在中国批评美国，从来就不需要勇气。庄礼伟轻率地将美国总统大选贬斥为“一地鸡毛”，不仅让普通的中国民众远离了美国这个可以部分借鉴的制度资源，而且使得某些夜郎自大的国人更加故步自封、拒绝一切形态的改革——既然美国大选是“一地鸡毛”，那我们何必学习之？

庄礼伟的“恶心”显然是用错了地方。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公民们，迄今为止就连选举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的选举权都还不能完整地运用；就在庄礼伟生活的广州，像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会因为没有带上暂住证而被警察活活打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历来就喜欢对美国鸡蛋里挑骨头，却漠视自己身边可悲、可怕的现实。庄礼伟更应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邪恶的事件感到恶心和愤怒，却偏偏对美国大选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也未免太过于矫情了吧？这不是庄礼伟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被偏见、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束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其价值几乎为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剧不是战斗。对于一名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斗，是为那些矿难中遇难民工的权益而呼喊，是关心每一个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责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岗位，不是色厉内荏地指出美国的“鸡毛”，而是指出中国这个“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处，并对这个“太平盛世”发出“盛世危言”——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庄礼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学术地位的风险来试一试呢？我想提醒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教授：在中国从事批评美国的工作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远远不足以形成一个所谓的“战斗岗位”。

“半神半人”的开国元勋

庄礼伟在反驳文章中将“圣徒”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提出，认为“这位校友所喜欢的美国，它的历届领导人中间可以说没有一个‘圣徒’，应当说这是美国的幸运”。而在我看来，“圣徒”乃是一个正面的概念，真正的“圣徒”并非像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列宁那样企图将别人变成圣徒、自己却大肆杀戮的暴君；真正的“圣徒”乃是像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曼德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那样的伟大人物（不幸的是，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饱学多思之士在内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把前后两者混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都具有某种圣徒的品行。这些有圣徒倾向的人物，所展示出来的人类天赋的向善的能力以及精神境界的崇高，成为人类文明中超越种族和国家的共同财富。

由于缺乏宗教感，庄礼伟无法理解这种精神价值维度，以及此维度对现实政治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历届总统们，绝大多数都有身后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当然，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点的人，我在为美国历史学家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所写的书评《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中早已指出：

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

在这些“有缺点的人”当中，曾经有人支持蓄奴制度，有人沉溺于政党斗争，也有人参与决斗并无谓地死去，但他们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并没有忽视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他们将实现上帝的荣耀作为人生的目标，致力于发掘和展现本人身上的神性的一面，因为人是上帝所造，如《独立宣言》所云，人因被造而平等。他们是一群古典气质的绅士，杰斐逊将这群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称为“半神半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华盛顿为何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毅然辞去军职，为何在其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平静地回到农庄中继续务农。虽然其农庄的经营一直不甚理想，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开国之父的名义向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要求些什么。他本来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权力、金钱和崇拜，因为他拥有过一支英勇无比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为这片土地的独立和自由而战，也可以被他利用来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战。华盛顿拒绝了手下的军官劝其自立为君王的建议，并将此建议当作一个耻辱，他在回信中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出如此要求。”当华盛顿结束其总统任期、发表完辞职演说、乘坐马车离开总统官邸的时候，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遗产，如尼德曼所说：“美国的诞生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做的第一次这一类的尝试，其最终目的在于将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引进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华盛顿让到了一边，其目的在于让高尚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让一种高于个人荣誉的力量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也许这样的举动只有向往圣徒境界的人才能做到——为了公众利益自动放弃积累的个人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已经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的旁观、等待、发言、倾听和祈祷，以及为宪法的通过所作的漫长而琐碎的努力。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堪称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追求崇高境界的典范，他把“通往道德的最高境界”当作人生的目标。在制宪会议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富兰克林没有动用自己的威望来压制大家表决，而是带领大家回忆说，在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在这间会议大厅里，大家祈求上帝保佑。他说：“我们的祷告，主席先生，上帝听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们的祈求。投身于这场战争中的我们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护卫着我们。……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越相信这个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间的事务。”靠人自己是无法写出一部宪法来的，惟有全身心地信靠神，他接着说：“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赞同，我们此刻在从事的政治建设，结果不会比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好到哪儿去。我们将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们的计划将失败，我们将成为后世的笑柄和耻辱。更糟糕的是，从我们这不幸的先例开始，人类将绝望，将不再试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给机缘、战争和征服。”回应着富兰克林对上帝的呼求，一个崭新的国家、一套了不起的民主制度终于诞生在北美蛮荒之地。这片新大陆确实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上帝保佑美国”

“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们远渡重洋、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以及美国的诞生，其内在动力乃是为了追求自由——更确切地说，是信仰的自由。换言之，信仰自由先于其他的自由，这个国家是由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忽略在美国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发挥重大影响的新英格兰清教传统，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建国之间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前者狂妄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后者谦卑地坚信与上帝同在。因此，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人潜在的魔性，最终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美国独立建国始终行走在上帝所设定的车辙上，深受上帝的祝福和保佑。正如尼德曼所说：“人类‘平等’和‘独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或者一盏‘内心的明灯’，人生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都认识到有意识地和置身‘内在的神性’相通，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必要性。这个‘内在的神性’——用威廉姆斯·潘的话说，‘内在的耶稣’——是一个人的幸福、智慧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来源，这个‘神性’应该作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以及衡量我们生命和义务的最高准绳。”怀着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战战兢兢地从事政治事务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人，从来没有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历史之上，这是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等帝王枭雄之间最大的区别。他们服膺于“内在的明灯”的指引，谦卑如小孩子的模样，却又堪称上帝的精兵。

在儒家文明的框架内，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近代以来中国的军阀和领袖家们无不将对军队的控制作为权力的源泉，也都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般的幌子；而在基督信仰的层面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们的选择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他们都有自己所坚信的“真正的宗教”，这种宗教尽管有一定的自然神信仰和泛神论的倾向，但整体而言深深地打上了新教传统的烙印——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些原则：“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万物”、“我们必须对他崇敬、祈祷和谢恩”、“最佳的为主服务的方式是为人类造福”；华盛顿则严格遵守以下的戒律：“当你谈到上帝和他的功德，态度必须严肃、虔诚和尊重”、“在你的心中努力保持一星叫做良心的圣火”。在制宪会议上，富兰克林建议大会请来一位牧师，每天早晨带领与会代表祷告，祈求上帝的保佑和祝福，以此唤起代表们的谦卑之心，避免争论陷入人的血气之中。大概这也就是庄礼伟所批评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原教旨主义症状”吧？庄礼伟反复说他尊重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殊不知，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根本制度”最深厚的基础乃是对上帝和圣经虔诚的信仰。

“上帝保佑美国”不仅仅是一句印刷在美元之上的应景之语，它是大部分美国公民真心诚意的信仰。昔日的圣徒们如彗星掠过星空，认罪的信徒们却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据各种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仍然九成以上的美国人承认上帝的存在，有七成以上的美国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经常去教会。而多元、宽容和差异这些庄礼伟和我都很推崇的现代价值，也是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这里的多元、宽容和差异，乃是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下的多元、宽容和差异，而不是混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从威尔逊到小布什的当代美国的打着“传教士”烙印的外交政策。不理解这一点，即便是像庄礼伟这样的“国际问题专家”所作的洋洋洒洒的分析和评论，也都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基于我们自己所生存的中国的极其糟糕的现实，我当然不能同意庄礼伟将美国大选形容为“一地鸡毛”——正如生活在猪圈中的猪根本没有资格嘲笑在湖水中游弋的天鹅无意间溅起了几滴水珠。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也没有翻天覆地的政治动荡，这不是奇迹，乃是上帝的看顾，乃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政治哲学的功劳。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建立在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良心之光之上，《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力哲学“是一种仁爱高尚的信仰，提倡以善意取代仇恨，以和平取代战争。它教导人们说，纵然有着种种时间地点的差别，纵然有着将人权和民族区分开来的各种表面上的特质和禀性，可是就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终笼罩着世界的不是争斗而是和谐。它促使人们去促进将他们与他们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人道，塑造他们的行为和制度以与之相协调。”这也正是我认识美国的方式，以及我所企盼的未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愿与庄礼伟学长共勉之。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