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陈光诚被判坐牢4年3个月 曾金燕

【2006年8月24日狱委讯】19：23更新：根据胡佳和袁伟静的电话通话——袁伟静见到一位同村涉案村民的家属获知：那三位同时被抓捕的村民在当地刑警大队被刑讯逼供17天， 并于8月18日上午秘密开庭审判，三位村民被判刑7个月，缓刑1年。三位村民因无法忍受酷刑，认罪，并“承认是在陈光诚和袁伟静指使下砸车”（判决书上的文字）。我意识到，袁伟静处于非常大的风险中，很可能会被进一步迫害。 JINAN, Aug. 24 (Xinhua)– The People’s Court of Yinan County,  in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Thursday sentenced Chen  Guangcheng to four years and three months in prison on charges of will fully damaging property and organizing a mob to disturb  traffic. The sentence was passed in a public court session. Enditem 中文翻译：济南，8月24日（新华）——中国东部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星期四判决陈光诚坐牢4年3个月，罪名是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 公开开庭做了此宣判。 这条新闻是在新华社的有偿新闻稿里发布的。和高智晟律师被抓捕的信息一样。新华社的网站上没有任何链接。光诚指定的律师（李劲松、许志永、张立辉）被绕开，对审判不知情。在光诚和其辩护律师的抗议下，法院为陈光诚指定当地司法局的律师，配合公诉人把光诚送去监狱。 另外根据陈光诚妻子袁伟静通过手机沟通的信息，当地所有和陈光诚一起所谓“涉案”的村民被“无罪”释放。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仍然处于当局的软禁中。

　　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书——革命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作品。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告别人世，因此与死神争时间，抢分夺秒地加以赶制。他不仅以跟毛泽东这位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有过接触为荣，更以能够用自己的笔来增填他的伟岸而感到自豪。他还特别以历史学家的使命感来催促自己的写作，很怕毛泽东的伟大会因他的缺笔而丢失一分一毫。
　　
　　九十年代初我因为研究何其芳建国后某些扭曲的批评活动不得不读他的一些相关资料，包括镌刻着他心路历程的《毛泽东之歌》。其实我对伟人传、名人传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像《拿坡仑传》、《巴尔扎克传》、《居里夫人传》、《杰克.伦敦传》，我都曾爱不释手。有一段时间我还专门收集过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想集中窥探他们不同的个性追求及他们不同的成功之路，以便给单一化追求的人们带点多元化的启示。。这些书占据了我书架的很大一部分空间。可是我独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不大感兴趣。原因倒不是我对革命有偏见，而是对它们的写法有异议。那些造神的语言和和造神的思维尤其使我无法恭维。八十年代初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传记文学也需写出“这一个”》，批评了传记文学的拜神现象，文章被许多地方转载。
　　
　　可想而知，我对何其芳的这本书难以产生好感。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堂堂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怎么会如此时尚化，写这类拜神式的东西。由于逆反心理在作怪，所以也没有特意留心何其芳究竟写了些什么动人的东西。在诗人心里觉得温暖的事情都被我读成了他人格萎缩的反证。其中的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一谈起何其芳，它便首先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认识他的关节点。这个镜头就是当毛泽东辞世时，已到老迈之年的何其芳加入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他觉得天崩地裂，哭得昏天黑地，连路都不会走了。令他摧肝裂胆般悲伤的是：世界失去了前进的导师和方向。他沉痛地哭诉：“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语言了，再也不能从他受到新的教育了。全中国人民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失去了当代最光辉的灯塔。”
　　
　　依稀记得，阅读的当初我对何其芳的哭极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这也许与我那时的偏狭有关，也跟我对名人应有的高度清醒的期待有关。我总以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他们都有透视历史和未来的能力，怎么能跟凡人一样呢。我那时还好以己度人。别人只要不和自己一样，就断定他心理不健康。说来惭愧，在一个偏远的县城，当哭声震荡整个悼念会场时，我竟然没落一滴眼泪。恶耗传来时，我还特意请朋友喝了一次酒。想自己，看何其芳，我总以为作为一个草民的我能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在艰难时世里发表过典型“共名说”的何其芳不能，他的哭，肯定像有些人一样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的。
　　
　　现在重新思味何其芳的哭，觉得我那时的看法未免太简单了。应当说，当年以哭作秀的人肯定是有的。但何其芳不是，他的哭是相当真诚的。看历史典籍就能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看重知遇之恩。由于奸臣作祟、豺狼当道，一些才华出众、耿直狷介的读书人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当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受到明主的赏识或某个重臣的提携，从此云开日出、大展宏图时，他自然会感激涕零，并把今后的时光全都当作报恩的开始。“士为知己者死”，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十分器重的美德。他们的报恩活动往往成为代代相传的佳话，而他们的进身途径则会刺激边缘知识分子的幻想，使之期盼历史的机遇重演。何其芳是个幸运的后来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他尚未毕业，就已获得了“汉园三诗人”的美誉。不久更以《大公报》的散文金奖名噪全国。可是尽管写作给他带来了不少的荣光，他依然还在社会的底层里挣扎。大学毕业后他辗转在天津、山东、四川老家，过着教书匠的窘困生活。由于觉着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报国无门，又耐不住寂莫的生涯，他投奔到了延安。这一去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诗歌和散文虽然每况愈下，可是对中国文人向来十分企望的政治身份，却日逐一日地显赫起来。由鲁艺文学系主任到朱老总的秘书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他的职位节节上升。建国后不但肩负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重任，还曾以理论权威发言人的资格点拨文学的导向。最令何其芳踌躇满志的是毛泽东对他的器识。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夸奖他“认真”。在讨论《讲话》和文艺整风期间，由于他积极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猛烈开火，他则被树为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五九年他虽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毛泽东的诗歌主张发生了冲撞。但毛泽东襟怀大度，依然称赞他的观点。他不仅没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检讨后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安慰和鼓励。当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令人怵目惊心，连亲密的战友和救恩命人都可以无情地斩于马下，何论一介文人墨客。何其芳深知此中凶险，因而也益发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和厚爱。他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我们还可以作如是推想，换了任何一个领袖都不会给与他那样的礼遇。所以毛泽东的辞世必然让他感到天昏地暗，世界失去了光辉的灯塔。他在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呼天抢地，哭得连路都不能走了，是他真诚爱戴领袖的表现，也是他知恩图报、人格忠厚的见证。
　　
　　当然，这不是我们认识何其芳的惟一思路。撂下表层伦理的视角，换上深层的精神研究方式，我们从他呼天抢地的哭声中还可以体会出别的意味来。它不简单地是愚忠问题，而反映着知识分子的重大人格缺欠。和西方知识精英的传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及对精神的高度信仰。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知识和形而上的追求上，而是定位在世俗生活领域里，特别是定位在权力意志者的认可上。这也许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而游荡在社会的边缘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经过同市俗政权、教权的斗争，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并迫使全社会对他们的操作方式由认可达到自觉的敬重。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过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像单子般附着在各个社会阶层里，其出路、其价值只能由官场、由权势者给与。因为几千年相沿成习，所以一种意念几乎作为一种无意识根植在他们的骨髓和神经里。就是把官场、权势、政治的认可当作最大值。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惊世之作自豪，却十分看重自己在官场、政治及要人眼睛里的升降。一个冯雪峰作为文艺界惟一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身份就曾让所有文艺界人士艳羡不已。在西方像贝多芬那样站在马路中央，迫使魏玛宫廷的大公们从两厢走过的事例可以找到万千；在中国类似的例子恐怕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托尔斯泰如此高亢的声音：贝多芬、托尔斯泰在世界只有一个，公爵和沙皇却有许多！在中国的革命文学
家中却绝对听不到如此分庭抗礼的呐喊。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都甘愿匍伏在领袖的脚下，并用伟大而堂皇的叙事语言把这当作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表现。如此的谦卑，只有在中国的旧王朝里见过。而何其芳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在同一本书里，他忆及了延安整风期间对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批判。他当时气愤填膺地怒斥：“什么野百合花！是野草！杂草！”不管何其芳有无张扬自己政治正确的嫌疑，读后你会觉得他很犀利、很有先见之明。可是对比毛泽东的批判，他又迅即谴责自己的无能，说：“我当时连‘毒草’ 这个词都没找到。”“野草”、“杂草”同“毒草”的区别果真就那么大吗，以至从中可以看出领袖毕竟伟大、自己毕竟渺小来？非也。那么怎么解释何其芳的对自己的贬低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贾桂人格使然。承袭这种人格永远需要一个自己能够仰视的人物，由他支配自己的灵魂。失去他就不知道如何行动，如何做人。如是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瘫痪状态，想让他站起来他都站不住。何其芳哭得连路都不会走了，又何尝不是这种精神状态的高度写真？
　　
　　由此我相信一个命题：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扫视中国作家，他们和伟大作品的距离遥远而又遥远。

若干若干年前读师范时，我的古代文选老师对我说，读书一定要读注，而且越是名家的注越要读。后来我知道《史记》“三注”和《文选》“李善注”是最好最好的注了。虽说，对这些书和这些注也没怎么认真看，毕竟读注是我读书的一门功课，而且一些好注也确实有趣，唐德刚译并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的注就是很有趣的注。
　　先来一点文抄公。胡适的口述自传说道，“那时我因为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唐德刚便在下面写道：“那时的公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八十美元……那时的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在在芜湖的一家报馆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还要养家糊口！”注意，作为适之先生的学生，唐德刚在这里用了一个“！”，便见唐德刚对此事此话的倾向。这一注不但澄清了一些原委，而且从唐德刚的一点点不恭的味道，看出了胡适先生有时的夸张——名人嘛，成名后大约都有一些夸张的成份，也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的“大任”。看来，适之先生也难免俗。紧接着，唐注便开始了发挥：“那时公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民牧牛儿，今日便可认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些话虽说少了点温良俭让，不过对于一个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大学教授职的人来说，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适之先生在美国的名气，这话还是需要许多勇气的。当然，这也跟胡适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的思想一肪相承。也就是说，没有容忍也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事实的”“自由的”表述。
　　继续来读注。当胡适晚年仍对杜威崇敬有加而且对中国学都有在训诂及校勘成果毕恭毕敬时，唐德刚写道，“只是吾人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觉得我们政学两界都害了过分依赖权威的毛病，如果权威没有进步，我们全民族就跟他们一道貌岸然落伍了。”众所周知，“五四”先贤们，哪一位不是以挑占权威的呢？陈独秀、李大钊于帝制中宣传马到成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鲁迅面对儒教深入民族骨髓时，毅然决然地揭露其“瞒”“骗”和“吃人”的本质；胡适所倡导的“八大主义则最大程度地推进了新文化动。“八大主义”被子陈独秀誉为“向古旧文坛”施放的“大炮”（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而当胡适终身摆事实不脱杜威的阴影时，唐德刚先生的注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样直言不讳的声音也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伟人，也有他们天生的某些缺陷。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但我们有许多时候，总爱将一些人定格为完人。
　　胡适的博士学位，一直是胡适传纪作家争论的话题，也是于今不了了之的话题——尽管都称其为胡博士。在胡适是否具有博士、是什么时候具有博士这一点上，唐德刚煞费苦心——这是一节少见的大约有三千字的注——唐德刚先讲了一些忍俊不禁的故事。譬如，唐德刚写道，巴结教授和主考官是研究生使然，而且一些大学教授也如当年马融一般，这些大学教授们绛帐之内佳丽如云，“他平时哪有细功夫读你的全文”，而且哪有亲自“给你耳提面命”的恩赐？待说到杜威与胡适师徒时，唐德刚说，杜威于中文一字不识，又加之其他几位大考官的七嘴八舌，于是“胡适论文他根本没翻过”，而且“好坏全不知情”。这还不打紧，唐德刚此后便写道“胡适得不得博士，管他屁事！”
　　于是，对于我们这些更不知情的人来说，适之是不是博士更不管我们的事。至少，在唐德刚那里，胡适在杜威手里是没有得到博士的。不过，胡适有没有这个博士的头衔也无关大碍了。胡适就是胡适。因为胡适说过并一直坚守——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ˋ异己ˊ的雅量，就不会承认ˋ异己ˊ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ˋ我的信念不会错ˊ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ˋ异己ˊ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因此，“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容忍与自由》）

　     乔治·桑，许多年前我就开始阅读她，一直没有停歇。我不倦的阅读与她相关的文字，是想透过时间的雾霭，能细赏一番那深可钦佩，大师巨匠倍出的世界文学史、艺术史上的黄金年代，饱览一番众多心仪的艺术家的正面、侧面、其它面。
　　
　　乔治·桑这个长相算不上漂亮娇媚，矮小（只有1.54米高），喜喝酒，狠抽烟，爱骑马，着男装……的女人，一生吸引的可全是一堆重量级别的、优秀、杰出、耀眼的男人：缪塞、肖邦、传说还有梅里美。还有她周围的那些朋友，巴尔扎克、雨果、李斯特、海涅、夏布多里昂、司汤达、拉马丁、福楼拜和小仲马，谁不是一个赛一个？
　　
　　不可理解吧？禁不住暗自揣测，她凭的是什么打动人心呢？她独特的魅惑力在哪儿？还有更奇妙的，她拥有着一种别的女人基本无法企及的能力，那就是用她的爱孕育伟大艺术家的本事。她爱着他们并成功的造就他们，点燃他们的创作之火并让其光彩夺目。她真有双慧眼呵，可以快速、准确、敏锐挖掘出芸芸众生中的智识分子，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缪塞、肖邦所有最好的作品都是与她在一起时因她而出世的，离开她后，他们的创造力便偃旗息鼓、越来越弱，没了踪影。她的热烈和慷慨的恋爱能力，足证狄德罗“只有情感，而且只有伟大的情感，才能使灵魂达到伟大成就” 这句话。经过了解后，我们不能不感佩，不能不由衷的承认她是个闪耀的卓而不群的女人。
　　
　　巴尔扎克称桑为“贝里的母狮”，我想，他指的应当是她的正直、她的俊识、她无比的激情、她的勇气，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女人，一个极其自由，情人不断的女人，一个为女权、共和政体等理想奋斗的女人……。她的生活方式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得知，她并不是孤军奋战的，谴责的声音很大，此起彼伏。但她身边总有一群艺术家、智识分子和有思想的读者是她的支持团。在离巴黎数百公里远的诺安镇的乔治·桑那个被称为“艺术家之家”庄园中，终日高朋满座，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同时代作家中福楼拜是桑的“蓝颜知已”最是气味相投，灵魂接近。他们的交往，开始于《包法利夫人》的出版，福楼拜在自己的这本新书上题的是“向桑夫人献上一个无名小卒的敬意”。桑读了这部小说，非常之喜爱。从此揭开了两人长达十几年的亲密而又严肃的友谊，482封书信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书信（由法国Flammarions出版1981年出版）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和思想的火花，堪称是法国文学评论资料中最优美的、最讲究的章节。
　　
　　我们不得不思考，女子应当更充分地利用她身体中的哪一个部分？真正的美是什么？思想的美能给我们外貌的美吗？
　　
　　桑自有她深邃的诱人力量。她获得爱不单单靠外表的美。因为她有自己的思想，成为了她自己，所以在当时还是那样保守的时代，她能无视成规，穿男装，她觉得这样的服装更方便舒适，这是需要极大的自信和勇气的。她骑马抽烟，她永远不是那些客厅里穿层层叠叠蕾丝花衣，以为靠描眉涂脂娇脸一张就能拥有男人的女人。桑和这些男人在一起时，是在共同发现知识，交换彼此思想，彼此照亮。他们写作，努力共同创造奉献着精神财富。所以她获得那样多优秀男人的敬爱和信任。她狂放不羁，她对男人的率意挥洒来源于她无比的自信心。她的美和吸引力来自头脑，来自思想，所以她的美不是表层的而是灵魂的。这些是以不断的思考和阅读作基础的。我想没有思想，桑脸上绝不会出现那种独特的韵味。
　　
　　这让人想起杜拉斯，她曾说，“我，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服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这一类事情，在写作之前，是有价值的。男人喜欢女人写作，他们只是不说出来。一个作家，就是一片不可理解的奇异的土地。” 这两个一前一后的法国女人的一生，是这句子太好的注解。她们，写作，并获得了不尽的而且总是美丽的爱情。
　　
　　女人都是怕老的，但我们看完桑的一生，心中便了然，为什么有些女人是不老的？时光在她们的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她七十岁时还在诺昂冰冷的水流里沐浴，写作，制作李子果酱，定期与福楼拜、左拉、勒南、龚古尔兄弟一起出席著名的“半月晚餐”聚谈会，并受她朋友们的崇拜。她越来越宁静和深沉地爱和生活。我觉得这种通向成熟圆满的演变是乔治桑的一生最大成就。她五十五岁时写道：“芒索发福，毛里西奥秃头，我有一百岁了。如果我们相爱到足以让我们互相觉得漂亮，有什么要紧的？”，“老了真好。这是最好的年纪，是理解力看得最清楚的时期”。年老色衰在她哪儿已不成为问题，因为她拥有了哲意实足的深刻和宁静。
　　
　　桑，非常非常勤奋，她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大量政论文章，以及3万多封被称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通信之一”的书信。文风十分独特，她的文字敏感到了极致，能把读者最生动、最鲜活的感觉唤醒，仿佛画家在浅色的纸上点染了纯纯的重墨。她的小说，现在看来已过时，不研究她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去读。但《一个旅行家的信札》《我的一生》还是充满生命的，值得一阅。
　　
　　DVD的出现，实在让人感激万分，我们可以在家中任性任情的选择影片来看。对于我来说，文字中识得这些艺术家后，我会去找相应的影视作品再来看看，相互印证一下。描述桑的电影看了《恋恋红尘》Les Enfants du Siecle，讲述的是她和缪塞的一段姻缘，导演戴安娜.科依斯也是位女性，颇有些先峰姿态。她用了三年去研究，为我们奉上了这部激情溢的片子。由法国实力派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和班诺.玛吉梅主演。缪塞在识得桑以前，是个标准版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花花公子。生活过得乱七八糟。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和才华，认识了丰盈、母性的气质的桑，他便任性、狂热地爱着她，依赖着她，他称她为今生今世最爱的情人。结果三年后，她是保全身而退，而他却是痴狂中了爱之毒的人，痛苦每天啃着他的心。之后，便有了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与我们相见。

        因为身陷名誉丑闻，格拉斯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护。在20日写给自己出生地，《铁皮鼓》小说背景地但泽市市长的信中，他解释自己之所以到现在这把年纪才披露曾在纳粹党卫军服役，是因为他觉得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战争结束后，当我知道党卫军曾做过如此残暴的事后，我试图把这段年轻岁月看成短暂而沉重的一段，但是，我却没法将它从记忆中删除。”格拉斯这么写到。

　　他继续写道：“直到现在，我才找到了从更大范围内议论它的正确途径。”

　　但泽是和格拉斯及其作品关系最密切的城市。他出生在此，将其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铁皮鼓》中的关键背景城市，也因此在1993年得到这座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但在他两周前承认自己曾在纳粹服过兵役之后，包括但泽另一名“荣誉市民”，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波兰前总理莱赫·瓦文萨在内的许多人都要求格拉斯放弃这个荣誉。

　　格拉斯在信中表示，在他的新书自传《剥洋葱》中，他写出了“一个盲目的15岁男孩如何想入海军却被拒绝，但却在1944年的夏季，被不自觉地列为党卫军一分子”的过程。

　　“我要说的是，当我年轻时，我逐渐知道了生活教会我的痛苦课程。我的书和我的政治行为就是例子。”格拉斯写道。

　　“人们也许错误地看待了我的沉默———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谴责我，甚至不少但泽居民要求我放弃‘荣誉市民’称号。”

　　但泽市长维尔萨在新闻发布会中宣读了这封信。他也曾遭到威胁，要求他撤回格拉斯的荣誉，但他表示，他对这封信很满意，不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封信很有说服力，我也不再和格拉斯先生站在对立面。我想他已经解释得够多了。”维尔萨说。

　　第18届日本奇幻小说大奖日前揭晓，33岁的仁木英之以小说《仆仆先生》荣膺大奖，获得500万日元的奖金。42岁的公司女职员堀川朝子凭借小说《暗镜》获得优秀奖。

　　《仆仆先生》原为中国唐代戴孚所著志怪笔记《广异记》中的一则故事，记述了唐玄宗时代降于人间的神仙道者仆仆先生的事迹，篇幅不足1000字，仁木英之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将它重新锻造成一部长篇奇幻小说，讲述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整天过着慵懒的生活，后来他装扮成美少女，成为仆仆先生的弟子，开始了神仙世界之旅。

　　仁木英之目前在日本长野市经营一家学习塾。他说：“小说中的主人公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属于‘NEE’一族(即不上学、不工作、凡事都提不起兴趣)。在我的学习塾里，就有不少不肯去正规学校上学的孩子，如何正确引导他们确实成了大人们的难题。或许可以仿效仆仆先生的做法，放手让年轻人去接近自然，悟出做人的道理，就像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治’。”仁木英之的作品中渗透出浓郁的道家思想，本届大奖评委荒俣宏说，这部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用单纯、明快的口吻道出了道家思想的精髓。

　　仁木英之从孩提时代起就被《三国志》和《西游记》所吸引，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后在日本信州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还曾到北京留学两年。30岁后，仁木英之开始写作，已创作了7部长篇。凭借着中文功底，仁木英之能读懂中国历史原著，他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历史小说上。“我的最终目标是以英雄辈出的五代十国为舞台，写出篇幅宏大的长篇小说。这段历史在日本应该说是鲜为人知的，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手来将它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之一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逝世150余年后，大英图书馆近日购买了其家族保留的一批诗人生前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此前不为世人所知的诗作手稿、他的私人信件及日记。有专家甚至表示，这些资料可谓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缩影。

　　为了购买这350份手稿和29纸箱零散的文件，大英图书馆共支付了一笔可观的6位数费用。图书馆历史手稿研究专家弗朗西斯.哈里斯说：“这些文件非常重要，每一份都能引发我们的研究兴趣。”她表示，要理顺这些文件并分类存档，得花费图书馆工作人员一年的时间。

　　诗人的后代之所以卖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因为他们要把寄放这些东西的老房子卖掉。柯尔律治家族居住在英国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这是德文郡最古老的镇。1796年，塞缪尔的哥哥詹姆斯购买了这处房产。柯尔律治家族在当地地位显赫，曾经三代出过法官，甚至有一位还当上了英国上诉法院大法官。他们被认为是出“指挥型的天才”的家族，和维多利亚女王往来频繁。19世纪的大诗人马修.安诺德、英国学者约翰.纽曼和建筑师奥古斯都.普金也是他们家的座上宾。在大英博物馆收购的档案资料中，就包括柯尔律治家族和这些人往来的信件。

　　塞缪尔的父亲是一名牧师，1772年出生的柯尔律治从小开始写诗，而后成为大名鼎鼎的湖畔派诗人代表。从塞缪尔的侄子约翰.泰勒.柯尔律治(1790-1876)的信中还能看出塞缪尔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非同一般的关系。成为大法官的约翰在信中写道，他听说了叔叔到英格兰湖区会见华兹华斯并发表演说的消息。华兹华斯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他和柯尔律治共同开创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代，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华兹华斯与塞缪尔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除了是一名诗人之外，柯尔律治还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哈里斯说。

　　晚年的柯尔律治吸食鸦片上瘾后，他的家人认为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古怪。就像他的儿子哈特利说的：“一个了不起的机器的螺丝有点松了。”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彻底的革命党，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革命，坐天下靠的是不断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大公无私是德，其化私为公的彻底程度曾致使个人一无所有。然而，人性本身的物质欲望和自利自私是无法完全泯灭的，无论是暴力压制还是道德改造，也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而不可能行之久远。

所以，当共产乌托邦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破灭之后，中国就进入化公为私和言必称利的时代，一个被压抑的自利欲、占有欲和挥霍欲全面释放的时代。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个人的自利意识迅速膨胀，以至于泛滥成灾，被压抑的人欲无节制地释放，以至于如决堤洪水般冲毁所有道德防线。

在改革以来的利益化大潮中，私人领域的自利自私和物欲横流仅仅是小菜，而把公权力变成权贵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化公为私才是盛宴。在最不应该私有化的公权力领域恰恰是化公为私的重灾区，最大示范效应恰恰来自权贵阶层毫无节制的贪婪。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统统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全部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一切向钱看中共已经由六亲不认的革命党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党。

利益党的第一特征是党国整体利益的空壳化而权贵个人利益的实心化。跛足改革造就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个人。

利益党的第二特征是权力关系和决策方式的利益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寡头集团的统治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中共通过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的自我调整，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一方面，个人极权变成寡头集体决策，寡头之间自然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其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从而形成党国密室内的各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另一方面，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作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从而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

另外，从官僚们的个人从政激励上看，”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2004年2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仅有大量针对经济问题的处罚规定，而且不得不把”包养情妇”列为惩罚条款。 同时，基于统治成本的计算，中共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不仅学会了用利益交换代替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学会了”伪善”， 学会了与西方政要勾肩搭背。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

总之，利益党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官员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代替了为党国利益的无私奉献，所以，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

利益党统治的极端机会主义性质，恰恰表征着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惟利是图的权宜性合作。小康承诺购买到的效忠，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在利益至上的驱动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字是诚实的。所以，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

2006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BBC2006年8月14日）

 小乔、小戎：

   惊悉两位8月20日被警方驱逐离青，小乔且遭毒打，小戎下落不明，惊诧之余，忧心如焚；愤懑之情，难以言表！
    两位均系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与余同为会友，私交殊笃。一直以来，倡导民主宪政，追求自由写作，思想俊爽，文笔优美，海内海外，广负时誉。小乔近年来为维权呼号，多次遭上海警方骚扰、传唤，流浪各地，堂堂经济学硕士，仰承有关部门“关照”，竟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小戎天纵诗才，泣天动神，秀辞华章，海内传闻，去年京城晤高律师一面，即被软禁四月，至今仍受监控。
    两位此次来青，小戎是为访友、写作，小乔是为避暑、游玩，均与国家安全无涉，奈何有司不作此想，不惜浪费纳税人之钱财，跋涉千里，前来“捉拿”。可怜两位度假之私权，竟被践踏，鄙人海泳之约请，亦付流水。
    青岛乃改革开放首善之区，较之广东汕尾、番禺等法制蛮荒之地，警察素质偏高，执法尚属昌明，奈何干出这种驱逐游客、殴打女性之恶行？想必是仰承高层谕旨，为捕高事件清理外围也。
    余以为，当国者应气度恢宏，为政以德，岂能蝇营狗苟，自毁律法？须知北洋军阀对社会舆论、传统道德尚存畏忌，对文学雅士，亦尊敬有加，何以如今出身清华、北大之党国领袖，儒雅之士，竟不如彼草莽哉？
    两位俊彦青岛被逐，刘路愧难出手相助，只能临屏致歉，他日自由女神惠顾青岛，必携百千同乡，于海大沈从文故居为二位接风，以洗今日之耻也。谨誓！
    
    遥祝，
    秋安。
    
    
    
                                                                                                       刘路敬上
    
                                                                                                    2006年8月24日

——为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今年8月27日是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

不听马寅初的话，多生了几个亿；不听梁思诚的话，拆了半座北京城；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

马寅初、梁思诚、黄万里三杰都是失败的英雄。黄万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态。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条件与环境。因而黄万里失败的意义也最大。

值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作小文“黄河清是祸不是福”，并工楷抄录黄公已公开发表的古诗寄奉黄公后人以为纪念。得黄公后人黄肖路女士赐教赐寄：遗诗中尚缺乃父1995年作“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一首。余正襟危坐拜读，同声一恸，赋此古风。

万里万里心对口，愚氓愚氓愚昧久。
北曾造孽三门峡，南又作恶长江头。
不疏不导总是堵，前车纵覆后车走。
息壤飘渺天未落，且驱民工作刍狗。
忍将江河碎万段，饕餮吞噬视肥肉。
文物尽淹小矣哉，天功甚伟吹罕有。
百万背井黄连苦，贪墨残民欺黔首。
洪水且为我所用，滔天何惧我死后。
衮衮诸公动工庆，惨淡收场山河愁。
庙堂决策毛邓李，浅鲰迎合张光斗。
三朝元老匹夫皓，专家造孽孽最厚。
哀嚎须瞒水位高，居然期许谎言久。
孽龙施恶仗牙爪，甘为牙爪羞朽休。
岳王墓前跪双铁，两河千载涮四臭。

万里万里大禹雄，万里长空垂天虹。
一人抗疏不惜命，万马齐喑狮吼宏。
屡哭黄河三门峡，不幸言中饰词穷。
奈何向来伟光正，何能认错循禹功。
再哭又造长江坝，抗疏上书议陈空。
科学分析婆心虔，谏争坚毅苦口忠。
耄耋岂虑衰儒弱，病危犹作补救梦。
自称樗散不晓机，只念百姓苦水凶。
绝笔钢板钢桩嘱，未及一字儿女众。
如此旷世大禹现，反堵为导逆鳞龙。
御笔钦点入另册，浅鲰围剿鸣鼓攻。
或作敌人狠批斗，或偶妆点政策公。
白衣九十重执教，堪照汗青立苍穹。
犹剥博士导资格，鲰生无时不疽痈。
岂但制度无人性，更究文化是元凶。
批了一个黄万里，毁了大地与长空。
值公逝世五周年，我赋长句悼斯翁。
愿我十三亿国人，识翁悼翁醒沉梦！

黄河清 丙戍年夏月 于地中海畔

再作联语以追挽这位同宗的独一无二的失败的英雄科学家和诗人逝世五周年。

息壤鲧继后亦恶，竟毁亿兆神州既成，家国支离，鱼烂陆沉，已近乎溃，非因外敌入侵
，应换制度溯本；
疏导禹承先有仁，欲拯万里华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颓木坏，几殆乎尽，全系内残自斗
，更须文化究根。

温州 黄河清 丙戍年夏月 敬挽于地中海畔

附：
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
黄万里

生在江头吞海口，  心忧三峡坝工久。
东来云气满巴蜀，  西仰江流溉畦亩。
衍溢淫浸殖生物1，含泥润溽滩涂厚。
江南江北仑廪实，  溪沟遍通九州阜。
巨舸远洋直驶汉，  千吨汽艇万渝走。
湘资沅澧云贵川，  坡陡能丰足称首。
纵遇漏天蛟龙虐，  长堤千里差堪负。
环球巨浸一何多，  独此优游世罕有！
三峡谷深流亦丰，  招来造坝建奇功。
拦洪发电兼添航，  诏谓人间第一工。
孰料此江床满石，  火成鹅卵逐流中。
巫山着意催云雨，  江水亡情沙石冲。
库尾落沉渝港塞，  延伸溢岸泛涛洪。
楚王愁看移民苦，  浅鲰争功胁众从。
樗散衰儒不晓机，  再三抗疏议陈穷。
但闻猛虎千家哭，  怅望轮台悔诏空。

注释：1、此系庄周句
1995年3月9日

首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