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女兵战地日记25年失而复得成畅销书

越战时期一位北越女军医在前线所撰写的日记在失踪长达25年之后,去年奇迹般地由美国退伍军人怀赫斯特交还给她的家人。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最近,这本日记成了全球畅销书,多个国家正在争购它的翻译出版权与电视节目改编权。

越南女军医唐翠沉(Dang Thuy Tram),是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的女儿。一九六七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她自愿加入北越军队,在越南中部战场广义省的一家野战医院工作。她的日记是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开始,记录了她加入军队三十六个月里心理和生理上的紧张疲累,如何治疗伤兵;如何为了逃避美军的狙击五次拆除又重建手术室;曾经躲在地下碉堡而几乎被憋死的惊心动魄场面。

在军医院服务三年多之后,唐翠沉于一九七○年六月死于美军一次攻击,年仅27岁。这本日记在唐翠沉死后,被当时担任美军情报官怀赫斯特拾获,怀赫斯特将其保存了下来并带回美国保存卅多年。去年,怀赫斯特终于找到唐翠沉在越南的家属。

去年,日记首先在越南的报纸连载。许多读者看了之后都剪报保存,并在亲友之间传阅。日记后来付印成书,首印30万本,并迅速成为越南的头号畅销书。

唐翠沉的笔下充满感情,她在其中一篇写道:往后,如果能在美丽阳光跟社会主义灿烂花朵下存活,须谨记那些为共同目标流血的人所付出的牺牲。

死前两天,唐翠沉在日记中吐露她疲惫的心灵,及如何渴望母亲那只抚慰我的手。她写道:“在我如此孤寂的时刻,请来我眼前握着我的手。爱我,并给予我步向艰险前程的力量。”但日记在此嘎然而止,之后只留下一页页空白。

日记中,唐翠沉也不时表露她身为一名军医的无力感。“昨天,一名受重伤的廿一岁军人呼喊我名字,希望我能帮助他。但我无能为力。我望着他死在我那双一无是处的手中,我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另篇日记,唐翠沉则以愤恨心情描述她对战争中失去朋友之感受,战争,不会管任何人的死或活。

一位现年38岁的越南女读者表示很崇拜唐翠沉,她说:“我们这个世代没有机会活在那种情境中。而这本日记是真实的,这才是有意思之处。”

英女作家夺英国奖金最高奖项橘子小说奖

  英国年轻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6日以作品《On Beauty》(论美)赢得英国橘子奖(Orange Prize)。橘子奖是世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之一,凡女性作家以英文出版的作品均可角逐。

   据报道,颁奖典礼在英国伦敦的皇家法庭举行。30岁的史密斯领奖时激动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把入围作品读遍了,全是一时之选。”曾入围去年英国布克奖的《On Beauty》是史密斯的第三本小说,她可获得3万英镑奖金。橘子小说奖评审团主席马莎‧基尔妮称许这本小说“人物性格描绘出色,铺陈情节的技巧高超却不矫揉造作”。《On Beauty》以美国某所长春藤名校为背景,叙述学术圈两个家庭的故事。史密斯说过这本小说的情节、文字风格皆师法20世纪英国知名作家福斯特的小说《此情可问天》。生长于伦敦、有一半牙买加血统的史密斯2000年以处女作、小说《White Teeth》(白牙)扬名文坛,曾入围橘子奖。美国《时代》周刊在5月初评选出的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中,扎迪‧史密斯击败英国首相贝理雅等人,成为唯一上榜的英国人。

罗琳获选英国最伟大在世作家

        法新社报道,畅销书“哈利波特”作者罗琳今天被票选为英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击败重量级文豪如鲁西迪,以及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品特等名家。
  
  由“Book杂志”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罗琳的票数比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奇幻小说作家普莱契多三倍。其次是“布克奖”得主麦克伊旺.鲁西迪及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鲁西迪是一九八八年“魔鬼诗篇”的作者。
  
  “Book杂志”编辑奇妮说:“这项调查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察,让我们了解到英国大众认为怎样的作家可称得上‘伟大’。”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已出版到第六集,书迷们正引颈盼望最后一集、也就是第七集的出炉。
  
  前六集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三亿本,并且被翻译成六十三种语言。其中前四集也已被改编为电影上映,部部卖座。
法新社”报道,畅销书“哈利波特”作者罗琳今天被票选为英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击败重量级文豪如鲁西迪,以及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品特等名家。
  
  由“Book杂志”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罗琳的票数比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奇幻小说作家普莱契多三倍。其次是“布克奖”得主麦克伊旺.鲁西迪及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鲁西迪是一九八八年“魔鬼诗篇”的作者。
  
  “Book杂志”编辑奇妮说:“这项调查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察,让我们了解到英国大众认为怎样的作家可称得上‘伟大’。”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已出版到第六集,书迷们正引颈盼望最后一集、也就是第七集的出炉。
  
  前六集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三亿本,并且被翻译成六十三种语言。其中前四集也已被改编为电影上映,部部卖座。

谢有顺:文学批评应“挟着风暴和闪电”

  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批评表示出了不满。虽然,批评作为一种事业,一直不缺乏为之努力的人,但它的文学功用的日益衰微,却是不争的现实。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批评固有的功能正在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疑。读者不看,作家不承认,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恍惚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词语的责任,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
  看上去,批评更像是文学族类里的贱民。而真正让人痛心的是,当别人蔑视批评的时候,批评家们并没有充分地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捍卫批评的尊严,反而在人情、利益和复杂的文学境遇面前继续溃败,也继续着自己的无能。真正的批评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有一整套的原则、价值、梦想、生命力供我们探讨和坚持。
  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批评的生命和力量,什么是批评的障碍和敌人?相信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但我还是渴望能握住一些秘密通道,得以进入批评的心脏。由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批评这个词最初出自希腊文,意思是判断。这是一个简明而清晰的表述。然而,批评作为一种判断,在当代批评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两个陷阱:一是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这种状况在当代批评中非常普遍。许多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要害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批评,既不会得罪作者,又不会使自己露怯,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最为平庸的批评,因为批评家失去了判断的自信和能力。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这样的批评有什么用呢?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如果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那它的劳动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它的价值也值得怀疑;二是在判断这个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评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而是有点法律意义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它当作“定罪”的同义词来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绝判断,这属于一种过度判断,走的是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批评界许多专断、粗暴、横扫一切、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均是这方面的典范。美学判断一旦演变成了严厉的道德审判,我想,那还不如不要判断。——因为它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对于批评中这种过度判断的警惕,令我想起米歇尔·福柯说过的一段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这真是精彩的表述,可以说,它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批评所需要的元素:生命、点燃、观察、聆听、召唤、存在的符号、唤醒、创造、想象的火花、风暴和闪电……还有比这更动人的批评吗?
  如果以这样的批评作为标准,那我们就会知道,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所以,我对那些动不动呼吁所谓客观、公正的批评的人,历来不以为然。批评既然是一种写作,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公正的、符合大众的普遍准则的,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
  在文学这个复杂而隐秘的世界里,我不敢说批评家要成为写作的引导者和规范者,但是,它至少要有所发现,从而能使读者更自由地阅读和选择。这一点不容忽视。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知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我曾经在《我们批评什么》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都算是很出名的批评了,但他们决非冷漠的工匠,而是一个热情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是在借着诗人与作家,来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象。他们看似在谈论别人,其实他们是与被谈论者互相阐释着。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批评,因为它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效地解释我们时代的精神,以及我们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差异所在。中国批评界的缺乏,恐怕不在知识的结构上,也不在批评语言的运用上(恰恰相反的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批评家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比如说,把西方几十年的文论一夜之间就占为己有;又比如说,当下的一些批评家写的文章,在表面看来,几乎像是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在说话,不仅使用着生硬的汉语,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外文),批评真正的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地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简而言之,他们在精神趣味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因此,现在重提一些业已失去的批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防御批评家落入新一轮的精神腐败之中。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我以为,就当下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家现在最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锋芒。我想起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一书中的话,他认为,艺术只有“拒绝与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的反论”,才能体现出它的真理价值,成为“自由的象征”。我想,这些话同样也适合于批评。当文化工业越来越威胁到写作的纯洁性,并对大众的文化需求实施越来越多的控制的时候,批评要发挥起它固有的否定与批判的力量,以澄清写作中经常出现的误解和越来越模糊的精神界限。
  福柯还有一句话说,批评就是使自然的东西陌生化,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品质并
没有得到普及,相反,会议发言式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文字却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认为批评应该是一种异见,批评家要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有一个叫斯威夫特的人说:“真正的批评家就是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话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最检验批评家的能力和勇气的。所以,这是一个做真正的批评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的批评良心斗争。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像专业和美学问题一样折磨着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这种斗争在批评界会更加强烈,因为有很多批评死结正源于此。我很喜欢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作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在批评的写作中经常想起别尔嘉耶夫这句话,并在暗中认为,若有可能,批评家都应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而不是随便与当下的文坛同流合污。
  这些,也许不仅是对批评的苛求,而是近似于批评的野心了。而据我的观察,好的批评家往往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残雪:中国“新实验”小说

我是写实验小说的,我的这种小说的门类,在世界上那些文学发达的国家里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功能是探索人的心灵,找出精神发展的规律。这种小说虽然不能畅销,但也绝不会灭绝,从古代到如今,她一直作为一个特殊的品种发展着。这两年来,我重点研究了国内的三位文学同仁的作品,并写下了多篇评论文章在大陆和香港发表。刚好这三位都在去年和今年出版了新书,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他们的作品。
张小波的《重现之时》(新世界出版社2005 再版)是我迄今为止看到过的中国文坛最好的实验小说。这本书由5个大中篇组成。从一开始,这些作品的奇异的文风就令我如醉如痴。从档次上看,它们比文坛上那些“先锋”小说高出不知多少倍。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在于,这些小说描写的是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们描写的是精神本身运动的形式,属于“深层结构”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最最难写的,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一双能观察表层现象的眼睛,而是“洞悉”的力量,以及作者将主体分裂、拉开距离的神奇功能。要写这样的小说,除了稀有的天分之外,纯熟地运用西方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关键。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法院》和《重现之时》这两篇,以我所读过的西方作品来比较,这两篇(除《重现之时》的后半部略为松懈之外)可说是无懈可击,达到了经典的水平。《法院》有一个类似卡夫卡的《审判》的表层结构,但它的深层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的艺术家才写得出来的。《重现之时》除了沿袭作者一贯的内省风格之外,还在叙事中提出了艺术本身究竟为何物的问题,其情感的深邃和形式的美丽都令人吃惊。可以说,这两篇作品都被埋没了十多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坛对于接受真正的新东西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种盲目是一种历史性的浅薄,同时也折射出文坛对于西方思潮的接受和体验是多么的欠缺,多么的表面化,庸俗化。
我要介绍的第二本书是薛忆沩的《流动的房间》(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薛忆沩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的作家,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的纯粹的人。但是由于文坛的腐败和批评的长期缺席,他的优秀的作品一直得不到真正的重视,总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发表和出书都不那么顺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耻辱。薛忆沩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地内省的,他的感情真挚,细腻,他具有很高的玄想的天分。读他的书,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精神的前沿,对于世俗不屑一顾的真正的作家。合上书,那些精致的故事中的律动仍然会将读者带向一种高级的冥思。它打掉人身上的俗气,让人感受另一种生活的魅力。这本书里头我最喜欢的是《首战告捷》和《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这两篇近期作品。从深度上来看这两篇都达到了博尔赫斯的水平,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我要介绍的第三本书是梁小斌的《梁小斌如是说》。(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梁小斌也是一位纯粹的把写作当主要生活的人。他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这些短小的散文诗表面上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但同样有着一般人看不见的深层结构。是由于这个结构,他的这些闪光的篇章才坚不可摧的。这本书里头收录了他从1984年到2003年的精彩作品。读过这本书之后就会对他的非同一般的创作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这个境界里你遇到的是一位彻夜不眠的诗人,他在冥想中将最腐朽的材料变成了诗。他的创作排除技巧,实际上,那是一种最高的技巧,即,将纯精神挤压出来,凝聚在一点之上,使之成像。什么是无中生有呢?当读者凝视梁小斌的作品时,就会经历这个有点神秘的过程,正如这些作品的产生本身是神秘的一样。
以上介绍的三位作家都是成熟的实验小说家,我为自己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而感到幸运。我相信,尽管读者不多,但他们的作品是会留在文学史上的。当然对于他们本人来说,这并不是第一要紧的,因为这种文学,早就成了他们精神生存的方式。

连战和胡锦涛的对手戏

连战与虎谋皮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今年又挈妇将雏访问大陆。一位连续两届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不果的过气政客,在大陆受到未经过任何选举上台的领导人胡锦涛的接待,两人坐下来交谈诸如「与民同心」及「两岸和平发展」等问题。

系着红领带的连战怎么看都没有当年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胸襟,没有蒋中正先生「汉贼不两立」的气度,也没有蒋经国先生认识及顺应历史潮流的豁达。他连李登辉那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政治手段也没有。「百年老党」的式微的确有其必然。最为可悲和可笑的是,身为政治学博士的连战连国民党如何败给了共产党的历史也没有读通,忘记了蒋夫人关于「两次合作,憋鉴昭昭」的遗训,更不明蒋夫人所说之「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国共两次合作的结果是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如果连战还想谋求国共再次联手来对付台湾岛内的政治异己,国民党恐怕只剩下退到太平洋上去这一条路了,因为共产党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与共产党协商无异于与虎谋皮。且看一看胡锦涛和连战的对手戏吧。

胡锦涛在与连战会面时说,五十多年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无论胡锦涛说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抽象化了的中国,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五十多年来,大陆和台湾各有各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军队,司法体系和税务制度。他们在事实上已不是一个国家。且不论大陆和台湾日后是否统一,现时身为中华民国前任行政院长,副总统的连战面对胡锦涛和其它中国官员,连公开提及中华民国的勇气也没有,深怕得罪了中共,真是不给中华民国两千三百万国民一点脸面。

中共独裁是两岸和平最大危险
胡锦涛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反对和遏制台独,才能够消除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胡锦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持台独观点的党派和个人贴上卷标,将他们说成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其实,中共独裁政权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以解决台海争端的是中共,将几百枚导弹对准台湾的也是中共。中共在大力发展自己武装进攻能力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它国家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共从来也没有给过中华民国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公平机会,他们采用威胁或金元外交的手段阻挠台湾进入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和团体,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干扰台湾的民主活动和民主生活。中共才是对台湾的最大威胁。连战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联共,媚共,他在大陆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个拿中华民国俸禄的前任高官,而似一个来向中共朝拜的小奴。连战矮化了中华民国,矮化了中国国民党,矮化了中华民国两千三百万人民。

狼外婆的谎言胡锦涛还表示同意连战所谓「两岸领导人应与人民同心」的说法,并说「凡是涉及到台湾同胞利益的事情都要认真对待」。这真像是狼外婆敲门时的谎言。中共统治大陆的五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段时期。共产党从来就是以一党之私治国。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有没有了解一下,五十年来有多少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老兵,党工,党员惨死在中共的手中?即使是随蒋家父子退到台湾的人,他们留在大陆的亲属中又有多少人因为是「台属」而蒙受摧残,甚至丧失性命?连战此行中的一个重要节目是祭祖。大陆几十年来毁林无数,平坟无数。即使是在公墓中下葬的人,如果三、四十年以后没有后人来付钱迁坟,也难逃尸骨无存的命运。难道中共就会因为连战,宋楚瑜是「台胞」而「认真对待」他们的祖坟并将其妥善保留?连战在祭祖叩头时应该想一想,那土包里睡的是不是自己的先人。他最好先将坟中的遗骨做了DNA测试以后再拜。连战大陆之行不敢提中华民国,不敢问候因国民党而吃尽苦头的党员及其亲属,不弄清自己先人遗骨是否安在就胡乱下拜,只能给他留下一个不义、不仁、不孝的名声。

使国民党又一次蒙羞
连战对胡锦涛说两岸应思考如何让台湾人民可以享受到大陆蓬勃发展的经济成果。对比一下,台湾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为两万多美元,而大陆只有一千多美元。连战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大陆人民可以受益于台湾民主、自由、均富的体制及理念。连战为了打击政敌,以至于献媚与当今世界上最残酷、最专制、最丑恶的政权,这除了表现出连战本人的政治视野及政治智能的高度局限之外,还有政治品格的高下,这对于一生从政的连战本人是一大败笔;对于国民党来说,是退守台湾之后的又一次蒙羞。胡锦涛居然还煞有介事地对连战提及孙中山先生之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当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是民主,顺应潮流的是民主的台湾,逆潮流而动的是共产党。

连战真应该好好想一想台湾的今天和大陆的明天。

 

草庵居士:中美汇率交锋背后的政治本质

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中美之间为汇率问题展开交锋。胡锦涛访美之后,中共很快就放风「加速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人民币升值」。

很多人对中美之间争吵汇率问题均很奇怪,以为中美货币汇率问题是个经济问题。其实,中美汇率问题的本质仍是涉及社会制度的政治问题。

廉价商品的政治含义
数年前,中国为加入WTO与美国进行了十多年的谈判,但为人不知的事实是,两国真正谈判的问题不是贸易与各个行业的谈判,而是关于中国产业人权的谈判,具体说来就是「劳工权利与保护问题」。用中共的话语讲是:「我们绝对不能在工会问题上放松一步」。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是中美贸易顺差太大。二○○五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二千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表面现象是中国出现了世界第一的高额外汇储备。造成贸易顺差大和高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原因是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及中国产品廉价,中国的廉价产品挤垮了美国的制造企业,严重地威胁了美国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从事情的本质看,表面上的中美货币汇率问题其实主要是中国产品廉价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又牵涉到了中国的政治问题。

或许,有些读者会觉得:中美货币汇率怎么成为了政治问题?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廉价商品又有什么政治含义。

按照经济理论,世界上每个产品的基本成本包含如下:一、材料成本;二、人工成本;三、环境保护成本;四、技术开发成本;五、管理成本;六、销售成本。

在这几项成本中,前四项成本,中国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说材料成本,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你想挖煤或开铁矿,你都需要先买地,你不能到别人家中去开矿,这就是土地成本,也是最基本的投资成本。但在中国土地是公有制,理论上不能买卖。所以,你开矿,你不能买地,政府也不会卖给你土地。但在中国,你只要有权,你可以在任何人家中开矿挖采,你根本就不需要支付海外投资人均需要支付的土地成本。这样一来,中国的材料成本中就少了一项重要的成本,也是数额最大的成本——土地的成本。在中国开采资源,你只要支付开采费用就可以开矿,不需要支付土地费用。这就是中美之间产品中的成本差异之一。

「卖血」机制所形成的廉价优势在第二项的人工成本中,中国劳工没有独立工会,劳工工资和福利没有保护,更没有所谓的劳资谈判。所以,低工资和无福利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这样一来,人工成本就远低于世界各国。这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惠政策」,更是中美产品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但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在目前,投资中国的各类企业根本不需要支付环境保护费用,大量的企业虽然是污染严重的企业,但企业本身根本就没有清除污染的环保设施,这样一来,企业产品成本又降低很多,在价格竞争上,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又胜出一筹。

另一中美之间争论严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产品成本中的技术开发费用。在美国,各个企业的产品开发费用几乎占据了产品成本的百分之五以上,这是个需要前期投入、风险极大的费用,也是每个企业为了维持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措施。但在中国,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有国有企业均无视知识产权,大量盗取海外技术,制造廉价产品出口海外,这一技术成本上的差异又成为中国廉价产品的一个竞争优势。

正是这四点优势,使得中国廉价产品畅销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可以抗衡。

中国廉价产品的优势,其实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和缺乏法制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和产品制造方式,对国内百姓来说是「卖血」。对劳工的压榨和环境污染上的问题尤其如此。但对海外国家而言则是恶意倾销,是国家性的产品倾销和恶劣竞争。尽管廉价商品对于美国这个消费国家来说没有太多的坏处,但问题是,中共的独裁政治制度不变,可能会将经济盈利扩充军事,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产生威胁,相对整个国家安全成本而言,显然未来面对军事强国中国要可能花费美国很多的开支。与其这样,不如尽快促进中国民主化,这是最小成本的国家安全。

汇率已成中国政治变革的杠杆
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美国可以通过这个经济问题促使中共实行政治变革。

首先,反映正常的材料成本就是要将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流通买卖,这样才能真正的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否则,你开矿的时候就没有土地成本,怎么能是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明显的是制度上的不公平。所以,人民币汇率之争首先要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这恰恰也是中国民主化的首要问题。

第二,要建立类似国际上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劳工价值。一旦独立工会建立了,独立农会也会建立,有了这些组织,中共也不可能再独裁下去,劳工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权才能得到保证。

三是环保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只有中国的环境保护得到重视,未来的子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而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产业才能重视知识和技术开发,中国的企业才能得到真正的核心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以,从表面看,中美之间的货币汇率问题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是中国政治上的最敏感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汇率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也不会让美国满意。从这点上看,中美问题表面上交锋的是经济,实质却是政治,是制度之争。而未来,中美关系只能是越来越难,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谁也不可能解决表面上的经济问题。美国对中国货币汇率问题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经济问题,本质上依旧是政治问题。

 

「八荣八耻」,党可知耻?

铺天盖地,锣鼓齐鸣
今年三月四日,在十届四次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后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树立」、「实践」、「践行」的喧嚷声便不绝于耳,「荣辱观」已充斥泛滥于全国各地的党报党刊、红头文件和官员讲话之中。

在政治局常委里,除了吴邦国、温家宝和缺席已久的黄菊之外,其它各位均已公开对胡氏「荣辱观」表示了支持和赞扬。李长春要求「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要「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广为普及」。曾庆红吹捧胡锦涛的讲话「是我们党关于干部队伍和全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行动纲领,也是我们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刘云山、贺国强的高调子丝毫不逊于曾、李两位上司,郭伯雄、徐才厚、曾培炎、刘淇、陈良宇、张德缣B何勇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摇旗吶喊的行列中。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监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最高法院、总工会、团中央、少工委均发出了进行「荣辱观教育」的正式通知,要把「八荣八耻」纳入党委换届、干部考核、反腐倡廉、课堂教育、社会风气、军队建设、企业精神等等一干事务之中。这一波宣传鼓噪、强迫灌输的势头确实非同小可,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与当年「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闪亮登场的时候几乎如出一辙。

陈腐不堪的党文化
看来,中共的党理论、党文化确实已经陈腐之至、衰朽不堪。一旦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开口便是「重要讲话」,动笔就是「重要批示」,只要拼凑出一两本小册子,十有八九都是「重要理论文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只言词组和零词散句,最终必然「结晶」出一份「理论产物」来,这种自娱娱人自欺欺人的伎俩,不幸已成中共遗传不绝的陋习。

在这种党文化里,以中宣部、中组部为代表的那一帮吃人民俸禄、替领导抬轿的无耻之徒简直是如鱼得水、逍遥快活。胡锦涛在发明他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时,难道不知道全中国最不知羞耻、最反耻为荣之辈恰恰就围绕在他的身边、团结在他的周围?难道那些假大空、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地吹捧「八荣八耻」之辈不正是一些不知荣辱的奸险之徒?西方的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说,「谄媚者充满朝廷」,这是因为掌握大权者「对自己的言行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阿谀谄媚)这种瘟疫。」(《君主论》第二十三章)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最近十多年来,中共的「理论创新」、「先进文化」确实是「与时俱进」,一个新「提法」还没唱完,另一套新思路又粉墨登场,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此事还得从胡锦涛的前任说起。大约从邓小平病重开始,江泽民便开始了他风尘仆仆的「理论创新」之旅:先是「讲政治」,接着是「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口气下来「讲」了六年,自始至终没人记得他都「讲」了些什么;再下一站是「以德治國」,可惜莫名其妙的德治高論賠了喝卻沒賺回本錢;最后,终于到达了他的理论终点站「三个代表」,忽然间就找到了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于是乎,得了三表真经的中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执政」下去了,「三个代表」的创始人也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功成身退了。江氏之后,似乎是江规胡随,从「两个务必」、「三个为民」到「八荣八耻」,仍然一门心思地和数目字过不去。颠来倒去,无非还是一些虚言矫饰、大而不当、空洞无物、百无一用的东西。中共的组织部门、宣传机器更是趁机制造了一堆又一堆的语言垃圾,比如什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试比「以慈禧为太后的大清朝廷」或「以吴邦国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这不是废话吗),什么「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自由市场经济岂容贵党「驾驭」),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老百姓讥之为「保鲜」或「先进的性教育」),还有更可笑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笔杆子们遣词造句的技术简直连小学生都不如,把好端端的汉语糟蹋成这个样子,是有荣还是无耻?有何脸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凡党领导必有「主义」
毛有毛思想,邓有邓理论,江有三代表,中共代有新论出,各自鼓噪若干年。或许世人很难理解中共最高领导人非要发挥其「巨大理论勇气」不可的苦衷。尤其是当今之世,人民已经没那么好愚弄了,洗脑灌输、强制压服那一套已经不太行得通了,除了增加人民的反感,搞运动式的宣传教育还有何益?难道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是要专供不良下属去阿谀奉承,或是要留给不肖子孙去继承版税?好在中共的早期领导人王明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王明揭露了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强大压力一定要推出「毛泽东思想」的秘密: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能被别人推翻,他死后就会受到攻击。……,坦白地说,他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见《中共五十年》)似乎一语成谶,果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没有「主义」的中共领袖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黯然退场,有了「主义」的毛、邓、江顺利进入红朝的列祖列宗祠。如果王明此说成立,则又充分印证了中共高层勾心斗角的政治生态和卑鄙险恶的丑陋党文化。中共高层诸君至今仍然浸淫在这种党文化里不知自拔,与有荣焉?可知耻乎?

在中共的专制党文化之下,似乎只要一朝权倾天下,立马便成理论大师、思想权威。什么是中共高层的荣辱?——身居权位自然光荣,有权有势又有「理论勇气」更加光荣,一言既出便驱使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则无比光荣。但是也有反例,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当天下午说:「我的水平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我自己有自知之明。」胡耀邦的理论水平比后继江胡不知高出多少,仅对马列原著和中文经史典藉的熟悉程度就已至信手拈来、出口成诵的地步。与老胡相比,今日小胡的「自知之明」何在?

一代不如一代
中共的理论战术、宣传战术和统治权术实在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座理论工厂,那么,强词诡辩的「毛泽东思想」大概算得上一个理论改装车间;以「猫论」、「摸论」、「硬道理」、「两手抓」之类川味俚语构成的「邓小平理论」至多不过是个理论作坊;而花了十三年时间才琢磨出可怜巴巴「三个代表」排比句的「重要思想」,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理论小卖部。俱往矣,政治辅导员出身早已习惯于照本宣科背讲稿的中共第四代,是否还有足够的本钱打个理论地摊?要到何方去寻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贴上本人商标的理论货色呢?

我们还不清楚「八荣八耻」是否会最终被正式册封为「八个荣耻重要思想」,但显然,「八荣八耻」与「三个代表」一样,充其量超不过一个党委宣传干事的创作水平。这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又能有多大的神通?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中,官德不修、官品恶劣、官格低贱、官风败坏者不计其数,专权滥权、贪赃枉法、媚上欺下、鱼肉百姓者不知凡几,区区一段「八荣八耻」的顺口溜就能激浊扬清、漂白党风?在「三个代表」加「八个荣耻」的理论关照之下,焉知贪官污吏们不会更加如沐春风、如遇甘霖?不会更加荣耻两忘、宠辱不惊?

民间版的荣辱观
受胡氏「八荣八耻」顺口溜的启发,笔者也试拟一民间版的「八荣八耻」,聊以供中共党人学习、贯彻、实践之。歌曰:以民主政治为荣、以专制独裁为耻,以宪政法治为荣、以一党专政为耻,以尊重人权为荣、以侵犯人权为耻,以信仰自由为荣、以洗脑灌输为耻,以言论开放为荣、以舆论一律为耻,以公开透明为荣、以黑箱作业为耻,以宽容妥协为荣、以武力镇压为耻,以多元竞争为荣、以压制异议为耻。

(按:胡锦涛「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尼泊尔民主运动的启示

政治学的「鸡和蛋」难题在中共黑暗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的道路,从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算起,至今也有三十年了,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仍然没有闪现民主曙光。尽管危机四伏的中共政权难保某日失控甚至崩溃,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反对力量,即使那一天到来,也不意味中国就此顺利实现民主化。

六四惨败以来,渴望民主又感到无望的中国人,时而痛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时而抱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南韩和台湾先后民主化,又使这两句话成了政治学上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然而,上个月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告诉我们,至少在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最后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和政府。

尼泊尔民主运动的肇因
是次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肇因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年。当时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人民向国王比兰德拉争取民主。在西方压力U,比兰德拉被迫接受民众的要求,改君主立宪制为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由此开启了尼泊尔政党政治。在政党林立的过程中,尼泊尔共产党的几个组织合并成「联合马列」,竟然在一九九四年的大选中获胜组阁,首开在国王手下执政的世界先例。但好景不长,因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难以奏功,不到一年就丧失了执政地位。

尼共(联合马列)中的激进派以此为契机,批判尼共领导人走议会道路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在国王掌权的体制下改良必败,并于一九九五年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出去,组建了尼共(毛派)。毛派仿效毛泽东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几年间扩大到半数以上的农村。

○○一年比兰德拉在王室血案中猝死,贾南德拉继承哥哥的王位,他推翻比兰德拉推行的君主立宪制,颁布「反恐怖分裂法令」,将「毛派」定性为「恐怖组织」予以镇压。「毛派」针锋相对地在西部成立人民革命联合政府,尼泊尔由此进入两个政府并存的状态,使内战进一步加剧。同时,贾南德拉以对付「毛派」反政府武装为由,不断强化自己的个人独裁,实行军法统治,压制党派活动和异见分子。二○○二年五月干脆解散议会,且借故无限期推迟选举。二○○五年二月又宣布解散德乌帕首相领导的政府,由他亲自组阁成立新的大臣会议(内阁),并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并派兵包围德乌帕和其它政府要员的官邸。贾南德拉的军事独裁加速了尼泊尔的内乱,成了尼泊尔完善民主及平息叛乱的最大障碍。

尼泊尔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二○○五年五月,尼泊尔主要政党成立七党联盟,公开反对国王贾南德拉。十二月一名士兵在首都加德满都开枪打死十一个平民,引发加德满都万人示威大游行及罢工,揭开了二○○六年尼泊尔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七党联盟发动游行示威,要求国王恢复民主还政于民。四月六日,尼泊尔开始了全国总罢工,国王宣布首都加德满都白天戒严十一小时,安全人员可以对违规者格杀勿论。当天,安全部队就打死一名抗议国王的示威者。四月十二日,约一百名记者聚集在加德满都,抗议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四月二十日,数以万计民众不顾政府的戒严措施,继续在首都加德满都示威游行。四月二十一日,贾南德拉做出让步,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根据尼泊尔宪法还政于民,要求七党联盟尽速推举新首相。

次日,七党联盟领导人拒绝国王的建议,并重申除非恢复议会重新制宪,不然将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当天,二十多万示威者不顾戒严冒雨向王宫挺进。四月二十四日,示威活动进入第十八天的首都处于瘫痪状态,七党联盟宣称将发起一场二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并在两天内将国王赶下台。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穷途末路的贾南德拉宣布,同意恢复国会及民主制度,并向在反政府示威中牺牲的十四名死者表示哀悼。

尼泊尔的人民民主运动胜利了,原定二十五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改成庆祝集会。四月二十八日起国会重新开始运作,七党联盟推举曾任总理的国大党领袖柯伊拉腊为新总理,新政府将开启包括反政府「毛派」武装在内的各派对话。五月十八日国会一致通过决议,

剥夺国王包括军权在内的权力,军队的控制权由首相领导的新政府负责,尼泊尔由此步入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

从邻人看尼泊尔人的素质
因为我的邻居中有不少尼泊尔人,使我对尼泊尔的这次民主革命格外关注。尼泊尔国内人民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表现和我熟悉的尼泊尔邻人互相验证,使我清晰地看到国民的素质和民主化的关系。

我刚来都柏林一个住宅小区寄居,就注意到邻居中有四、五户尼泊尔人。他们可能是住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尼泊尔人,因为不断有尼泊尔人到这里找房子,当然是先住下来的同胞介绍和代找的缘故,好象宁可贵一些他们也要团聚一起,渐渐的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尼泊尔人村落」。和印度人一样,尼泊尔人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尼泊尔人村落」里也有高、低不同种姓的区别,但那些高种姓的尼泊尔人深明大义,摒弃原有的阶级意识和种姓偏见,和低种姓的同胞和睦相处。他们知道尼泊尔人在此地弱小无力,大家抱成团才能互相照应应付各种不虞。

由于同一城市的中国人有互相「避嫌」的「离心」倾向,尼泊尔邻人团结协作的精神令人羡慕。有四个尼泊尔人在同一家印度饭店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有私车,但出于省油护车的节俭目的,他们四个人合用一辆车上班,每天一个人轮流开自己的车搭载另三位同事。他们竟然这样合作了近十年。

去上班的男人们如此,那些留在家里的尼泊尔家庭主妇也是如此。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散步,或者坐在大草坪上晒太阳聊天,看着小孩们一起戏耍,是我们小区一到晴天就出现的场景,也是一幅充满人情十年不变的别致画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宽容妥协谦让以及富有牺牲精神的良好素质。

尼泊尔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和素质。

七党团结协作领导民主革命
领导民主运动的是七个党派组成的联盟,尽管他们政见不一,有左、中、右之分,但在反对国王专制独裁上能够达成一致。在运动的每个过程中,七党总是通过协商作出决定,然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一个党中途变卦节外生枝。同时,七党联盟还同「毛派」谈判,双方达成十二点共识,「毛派」承诺实行民主改革后停止武装斗争。「毛派」的承诺尤其难能可贵,他们已经占领尼泊尔的大部分农村,却没有(根本不懂)仿效祖师爷毛泽东当年利用蒋介石抗日壮大自己军队的行径,在国王和政党间争斗中渔利,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支持七党联盟的民主运动。

当然,尼泊尔全国人民在七党联盟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尼泊尔民主革命成功的启示尼泊尔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很少得到中国人的关注,中国人向来以穷富评判一个国家,对已经享有五十多年民主的印度尚且满不在乎,更何况比印度还穷的小国尼泊尔,尼泊尔民主化了又怎么样?

然而,尼泊尔民主革命的成功,却给中国以很大启示。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难以实现民主是因为教育水平太低。尽管二百年前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印度早已给出了否定的例子,这次尼泊尔的情况又添一个反证:尼泊尔目前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儿童没有上学,初级教育的普及率远低于中国,但尼泊尔照样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六四民运失败后,有人又认为,只要中国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国的民主化就能够水到渠成。如今中国中产阶级增加不少。与一九八九年相比,离民主化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而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尼泊尔却成功了。

从这次成功的民主运动中,可以看到尼泊尔人的素质。

首先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判断力,无论是比兰德拉还是贾南德拉,都是一七六九年统一尼泊尔的沙阿王朝的继承者。尼泊尔人有着尊敬和爱戴国王的传统,但是,当尼泊尔人民明白君主制阻碍了尼泊尔发展时,就毫不犹豫向国王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尤其是贾南德拉国王以存在「毛派」为借口,倒行逆施搞专制独裁时,在野党和民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定解决国王的独裁是关键,只要实现了民主,就可以通过议会政治,用和平的手段处理「毛派」问题。

其次,就是前面强调的团结协作精神。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尼泊尔七个政党组成联盟,制定民主运动的行动规划及目标,统一组织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当运动遭到警察的镇压出现困难时,他们共同商讨相应的对策,运动取得进展时又一起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最令人感慨的是,四月二十一日晚,贾南德拉被迫作出退让,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允许七党联盟推举新的首相组建临时政府,美欧等世界各国对国王的讲话表示欢迎,但七党联盟领导人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国王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恢复议会重新制宪,因为选举议会和首相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不是国王的恩赐。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尼泊尔人民的表现更值得大书特书,许多人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远的地方赶到首都加德满都参加游行,如果国王再不妥协,全国将举行二百万人的大游行,几乎占了尼泊尔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由于近二十天的罢工罢市,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没有抱怨参加游行的人,而是加倍对国王的不满,激起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

面对国王的格杀勿论,他们愈挫愈勇,不顾近千人拘留、几百人受伤、十几人死亡,游行示威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尼泊尔人民还铿锵有力的说:「国王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累赘,很多人为赶国王下台已经付出了生命,我们不会回头。我们不怕国王的子弹,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七党联盟得到在印度的六百万侨民的支持,我的尼泊尔邻人也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声援国内民主运动,所以这次是全世界尼泊尔人民的胜利。可叹的是,尼泊尔侨民支持国内民主运动时,中共党魁胡锦涛正在访问美国,欢迎胡锦涛的中国侨民是抗议者的几倍,不少人不过是为了拿几块钱的津贴。对照尼泊尔人的精神和素质,这些为几块钱而出卖自己的中国人多么丑陋卑琐。

我为这种人感到羞愧。

刘晓波:校园自由杀手:教育部长周济

中国新闻自由的敌人之一周济紧跟胡总,扼杀大学校园的言论新闻自由,在校园建立网络警管部门,雇用大学生当网络警察,把坚持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教师赶出讲堂。

● 教育部長周濟對大學校園的網絡論壇大開殺戒,並設立校園網絡嚴管,由學生當警察。

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是海归派高官的典型。他早在一九八○年就留学美国,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留美的经历是他「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科技厅厅长、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并于一九九九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上调北京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二○○三年三月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胡温政权在政治上全面收紧,对自由知识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进行更严厉的打压,责令各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既要严管书、报、刊、台、网、手机短信,又要对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动进行「属地化」的监管。在此政治严冬中,寒风也必然吹进高校。二○○五年一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党魁胡锦涛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共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党魁亲临并发表讲话,确实为近年来所罕见。

对校园网络BBS大开杀戒
周济既有院士的学术之尊又有部长的官场之位,自然要紧跟「胡总」,超额落实党魁讲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他发表讲话《全面深入创造性地推进大学生思政工作》。在行动上,周济对大学校园的BBS大开杀戒,关闭北大的「一塌糊涂」论坛,整肃了十多所高校的著名BBS,如,南大小百合、水木清华、北大未名、西安交大兵马俑、浙大海纳百川、我爱南开、上海交大饮水思源、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北邮真情流露、吉林大学牡丹园、武汉大学珞珈山水 …… 等,实行ID实名制,威慑校内网民,使他们在发言时因恐惧而自律;禁止校外网民进入校内网站,试图把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让大学校园变成只接受官方灌输的「纯洁」阵地。

为了有效地严控网络,中共花钜资打造「金盾工程」,雇用几万网络警察,还招聘了审读员和评论员。但令人很难相信的是,周济领导的教育部居然向秘密警察政治学习,为了严控校园网络而建立校园网络审查工程,还雇佣大学生来充当网管。像中共其它部门的严控媒体和打压异见的秘密方式一样,校园内的网络监管也是秘密进行的。那些参与网管的大学生,已经成了中国巨大网管系统中的一部份,他们所作的一切,绝大多数大学生完全不知。

比如,教育部以上海师范大学为试点来组建校园网络监控系统,名为「有害信息防御系统」。上海师大宣传部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网络审查队伍,五百个觉悟高的大学生参与网管。他们负责审查、删贴、告密、引导论题、仲裁争议。上海师大还组织了有教育部和几十所高校的官员参加的研讨会,专门研究如何控制校园网络。

纽约时报报导上海师大网警故事
为此,《纽约时报》二○○六年五月九日发表 HOWARD W. FRENCH 的文章《你的小姐妹正在监视你》,讲述了上海师大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名叫胡莹莹(音译),这位二年级女大学生自愿充当秘密网管。她每周都要在校园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堆满计算机的办公室中花上数个小时。在那里,她监控论坛,清除「不健康」信息,制造「政治正确」的话题,引导网络舆论,裁决网上争论。她的同学从来不知道她是监控者。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胡莹莹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她对记者表示:她为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深感自豪。她还解释说:「我们不进行控制,但我们真的不想让那些不好的和错误的东西出现在网站上。而且作为一个学生干部,我应该在其它学生中间起到带头作用,我应当表达我的观点,来坚定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另一位校园网管是旅游专业的二十二岁纪程程(音译),她也告诉记者说:「我们的工作包含指导而非控制。 …… 我们的BBS具有官方网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代表了学校。所以,有关政治的议题不应该出现。」她的同学唐国潮(音译)补充说:「BBS就像一个家,在家里,我希望自己的房间干净、明亮,没有垃圾或者危险的东西在里面。」

曾几何时,普遍贫困和恐怖政治是所有共产国家的特征,那里是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的天堂。经过近三十年改革的今日中国,尽管告别了共产制度下的贫困,但恐怖政治却延续至今。现在,校园也变成训练「秘密警察」的预备校,变成培养监视者和告密者的隐秘课堂。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文整肃教师
周济整肃校园的另一措施是清理教师队伍。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第一次明确把大学课堂列入宣传的范围,要求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部还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师德建设,把好高等院校教师的「入口关」:在教师资格认定和新教师聘用上,要建立师德考评制度,把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作为必备条件和重要考察内容,对师德表现不佳的教师要及时劝诫,经劝诫仍不改正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凡是不按教科书观点进行授课的教师,要调离教学岗位;犯有严重失德行为、影响恶劣者一律撤销教师资格并予以解聘。北大校长闵维(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誓赌咒地向教育部保证: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一旦发现散布反动言论的老师,就立刻将之清出课堂!

也就是用「砸饭碗」的方式来惩处「不听话」者,进而恐吓其它教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被开除,吉林艺术学院的年轻女教师卢雪松被剥夺讲课权,不过是教育部整肃自由知识分子的冰山一角而已。

把大学变成坟场以升官
就周济个人的仕途而言,他如此紧跟胡锦涛,极可能踏着校园BBS的尸骸继续高升;但就中国的教育事业而言,他已经沦为校园自由的杀手,正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自由的坟墓」;正在毒化校园和年轻一代,也就是毒化中国的未来!

在中国古时,媚上欺下的为官者最为人所不齿,有「血染红顶子」典故为证。在我理解,周济这位事业顺利和仕途风光的成功人士,他扼杀校园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行为,就是用青年学子的心血来向当今「皇帝」邀功请赏,是二十一世纪的「血染红顶子」。故而,周济的名字,必然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