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世间不必再有《中央日报》

5月31日,见证国民党79年历史的全球最资深中文报纸、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宣布“暂时停刊”,社论标题是“期待再相会”,头版照片是前晚值班全报人员的最后合影,悲情跃然于纸面。

虽说“暂时停刊”,可是台湾真的没什么人相信这份已经走到尽头的报纸还会有什么复活的意义。因此,即便同属泛蓝派系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也纷纷用“走完79年”、“黯然熄灯”、“走入历史”这样的完成句简单悼念这张曾经呼风唤雨的党报了。至于其他报纸和电子媒体,不是以社会花边新闻的角度猎奇报道,就是干脆以“死就死吧,不要烦我”的态度不闻不问。TVBS的一个画面可以真实反映台湾民众对该报停刊的看法:即便是最后一期有收藏价值的《中央日报》,放在报摊上,也根本无人问津。

为什么这张代表国民党言论的报纸会沦落到今天?如果说这是因为党报、派系报纸注定失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流媒体本来就有两种办报理念,一种是客观平衡之新闻公器,一种是旗帜鲜明之言论平台,目前在各国,这两种办报理念各有拥趸,太多媒体成为党派平台而依然成功,如美国为保守派代言的《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为自由派代言的《卫报》,都是值得尊重的大报。

甚至台湾《自由时报》的成功,也是其一贯坚持“自由第一、台湾优先”的绿色方针的结果,无论从新闻还是言论上,都向民进党倾斜,达到了能让泛蓝读者看了气疯的程度。更不要说那个《台湾日报》了,竟然在陈水扁如今弊案连连、女婿锒铛入狱的时候,依然挺扁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什么倒的是这个有悠久历史的《中央日报》?

中共老报人、也是南京时期《中央日报》老报人陆铿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出了该报的宿命。他回忆到,《中央日报》在抗战后恢复南京出报之后,曾经一度采取“先日报、再中央”的办报方针,一度有所起色,甚至1947年还大胆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贪污大案,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永远转为“先中央、再日报”,成为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的报纸。

这样“中央”的日报,在“中华民国宪法”先后被内战、“动员戡乱”搁置的情况下,自然成为两蒋传递旨令的不二选择,一切关心政治的民众,只能从《中央日报》才能得到最正确的两蒋旨意,其版面的变化,准确反映两蒋的政治心情。《中央日报》的权威地位,其实是两蒋稳固权力地位的折射。

但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蒋经国不得不开放党禁报禁以维系统治。很快,《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后来的《自由时报》因为尊重读者市场,虽然继续各有鲜明政治立场,但依然完全淹没了《中央日报》的影响。《中央日报》也启动过改革,一度版面也很活。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有句媒体俗语很好地反映台湾报纸的政治变化:“联合很中国,中国很联合,自由很中央,中央很自由”(《联合报》很亲大陆,《中国时报》平衡各派观点,《自由时报》代表政府观点,《中央日报》却越来越自由活泼。)

不过,这种报纸并没有成功崛起。因为,最致命的问题出现了,两蒋之后,所谓“中央”一直在不停地变,从蒋系、李系、连系到今天的马系,让这张“先中央、后日报”的报纸不知所从,立场不连贯,读起来有精神分裂之嫌。编辑为了不得罪国民党中央并存的派系,因此只能在开放报禁的18年把《中央日报》办成了一份什么派系都不得罪、只得罪读者的垃圾报纸。特别当连战和马英九权力交接之后,《中央日报》还继续挺连,那就注定走向了被马英九放弃的境地。

媒体为读者而生,在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党派媒体、团体言论平台,都必然要受到读者需求的考验,而且随着读者在资讯自由环境中的训练,其操作成本越来越大,一定会在派系观点和新闻平衡上做出妥协。近期《自由时报》跟着《中国时报》《联合报》批扁,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因此,《中央日报》的顺时而终,只是历史必然,世间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报纸了。

孟浪:我,一个人度过的“六四”十七周年忌日

我,一个人度过的“六四”十七周年忌日
—— 从哥本哈根国家议会广场到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群

孟浪
 
过去两年的”六四”纪念日,我在香港度过。连续两年的这一日、这一晚,我都在港岛维园球场——这凝聚十七年来香港民众集体记忆、引爆香港民众良知力量的著名地标所在,与数万名高举烛光的男女老少一起,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唯一可公开彰现表达自由与公民人权的最大规模集会行动;这是”六四”事件十七年以来世界各地一年一度的众多纪念集会中唯一每次与会人数均以数万人计的城市。维园球场明明灭灭、闪闪烁烁发出的人性光芒烛照长夜,高悬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上空,温暖着海内外千千万万正直的良心人士遥相扶持与砥励的心灵。

今年,是例外;五月底六月初的这一段日子,不巧我正好在欧洲旅行,让我失去了继续在香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参加世界上最大规模纪念”六四”集会的机会。我将度过我一个人的”六四”纪念日。

六月三日,北欧的冷夏,哥本哈根时间下午二时,我于凄凄细雨中来到丹麦国家议会广场,那里也是丹麦全国唯一一处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均由一批名为”和平守望 “(Peace Watch )的人道主义与人权活动人士天天接力示威,向政府和人民公开宣示表达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人权广场”。

十七年前的此时此刻,北京时间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数万名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和平集会,更多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纷纷涌向京城主要街道各处正欲继续和平劝阻和挡退前来镇压的中共军队坦克与运兵车,风暴正在聚集,悲剧正在酿成。十七年来,世界为在北京终于未被制止的人间又一幕惨剧年复一年痛悼和追思,我和千百万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样,每年的这个日子也无法置身于外——当我走到”和平守望” 者们的集会点前停步时,雨势愈来愈大,仿佛那是悲悼的眼泪打天上倾泻而出。我内心缅怀与追思”六四”死难学生和市民的默念,也似在刹那间化作了雨声在哥本哈根上空渗开,溢满整个冷冽的初夏。

六月四日 ,我已自哥本哈根回到此次欧洲之行的返程地柏林。据了解,今日在柏林并无组织性的纪念”六四”活动。我决定前往这次柏林旅次尚未拜谒过的”大屠杀”纪念碑群(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

由美国建筑师彼德· 艾森曼(Peter Eisenman )设计的此纪念碑群于去年刚刚落成,因二〇〇六年世界杯足球赛五天后将在以柏林为决赛地的德国十二座城市陆续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的观众已络绎不绝地来到柏林;在开幕前夕的宁静时刻,众多的观众也在这个星期日前往凭吊。整个纪念碑群堪称一组杰出的艺术品,其面积大约一万九千平方米,碑群由二千七百一十一个高质地水泥碑组成。放眼望去,两千多个纪念碑既像是绵延的沉默的墓群,又像是为一位位死难者立下的高耸的墓志铭——然而它们无字,没有一个字。置身于其中的我此刻无言。我在想,什么时候,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也能像德国民族为纳粹集权主义的受害者建碑志念一样,为所有在共产集权主义制度下受难的人们筑起供幸存者和后人永远缅怀、追思的历史纪念碑。那会是在北京吗?那会是在天安门广场吗?我已远离那里十年,我还将等待下一个十年吗?我想,不会的。今夜发自维园、响彻香港的呼声,也将响彻整个中国。

身穿香港同胞为今年”六四”十七周年特别制作的纪念衫,我在”大屠杀”纪念碑群中展示出上面黑底白字八个中英文大字”平反六四、支持维权”(Rehabilitate the June Fourth Movement, Defend the Citizenship.) 。我在柏林低首默哀,是同悲,也是共悼。此时,是下午两点钟,正是香港时间六月四日夜晚八点,正是香港维园球场成千上万可敬的同胞开始”六四”十七周年烛光纪念晚会的时刻。我很幸运,在这颗星球上,我不是孤独的。

六月四日,今夜无诗。

六月四日 ,今夜有思。

旧金山集会呼吁勿忘六四 告别中共暴政

 

【2006年6月5日狱委讯】

6月3日献花仪式和集会前,六四学生周锋锁(左起),矽谷民主促进会代表马良骏,独立笔会作家井蛙、王一梁,六四学生韩少华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大纪元图片)

 

大纪元记者李文静旧金山报导/6月3日,旧金山湾区纪念六四委员会等多个团体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举办图片展、献花仪式和集会,纪念17年前在中国北京发生的屠杀惨案。包括六四学生周锋锁和韩少华、北加州退党中心马有志等在会上发言,美国国会总议员蓝托斯(Tom Lantos)为今年的纪念活动发来了声明,独立笔会作家井娃朗读了诗作。

六四学生周锋锁在6月3日集会上发言。(大纪元图片)

周锋锁:六四是他一年中最难过的一天

曾经参与六四的周锋锁说,六四是他一年中最难过的一天,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梦里都有六四的画面。时间已经过去17年了,但是,用生命和鲜血凝固的真相是无法抹去的;17年了,屠杀凶手还在编织谎言、还在逍遥法外、甚至疯狂地搜刮钱财。

周锋锁说,中共一直在极力抹去人们心里的记忆。而国内舆论被操纵、国外许多舆论被收买,屈服在中共的淫威下。每年他们要纪念六四,因为历史的真相必需要维护,89年的理想要承传下去。

周锋锁说,六四以后,由中共迫害所引发的民众维权运动,与89年的六四运动极其类似。人们在不反对中共、要求得到中共所承诺的法制和信仰自由时,一定会直接挑战到中共的统治,从而暴露出中共的不合法性。

周锋锁说,当年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黑暗中枪声四起,中共的坦克把学生们赶出了天安门广场。当时他们发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矽谷民主促进会代表马良骏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举办图片展上。(大纪元图片)

马良骏:期望中共的改良和改变是一厢情愿

集会主持人、矽谷民主促进会代表马良骏表示,六四像一个火花,让他从原来的不确定的忽明忽暗中,真正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中共基本上是烂到骨子里的政权,是杀人成性的,期望中共的改良和改变是一厢情愿的事。


6月3日集会场面。(大纪元图片)

马有志:退党大潮是中国人民觉醒的象征

北加州退党中心马有志说,17年前的六四,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共用机枪和坦克屠杀了我们的同胞,也让人们深刻地了解了中共屠杀和欺骗的两手。

马有志说,六四由于国际媒体的在场,让世界见识了中共的本性。其实,在中共当政的短短50多年中,有8000万中国同胞被中共迫害致死。六四后,中共又发动了迫害法轮功运动、镇压民众维权等,它对法轮功的虐杀、对失去工厂的工人的镇压、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镇压、和对失去房子的百姓的镇压,同出一辄。

马有志说,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让人们明白,中共是一个西来邪灵,它毒害中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六四后,曾经有一部分人退出中共;如今,已经有1100万人退出中共,退党大潮,是中国人民觉醒的象征,也是5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总爆发。中国人再也不要这个西来邪灵。

马有志说,纪念六四死难同胞最好的方法是“退出中共邪党”“结束中共暴政”。

王一梁:六四是中华民族可耻的一页

独立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王一梁表示,六四是中华民族可耻的一页,就像端午节一样,六四是必需永远铭记的中华历史的一部分。血债血还,一个政府向无辜的学生和民众开枪,这是永远都不可以饶恕的。

6月4日下午,旧金山湾区纪念六四委员会还将在旧金山南湾举办“八九民运与中国公民维权”的公众论坛 。


献花仪式场面。(大纪元图片)


独立笔会作家井蛙朗读了诗作。(大纪元图片)



矽谷民主促进会易志喜朗读美国国会总议员蓝托斯(Tom Lantos)为今年的纪念活动发来了声明。(大纪元图片)


部分与会者和唱为六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大纪元图片)

 

六月四日,我该如何是好?

六月四日,我该如何是好?

井蛙 

 

(诗人井蛙在朗诵)

我该如何是好
在这冰凉透骨的夏天,我又回来
空无一人的广场 

你们热闹着先走了
我与许多落荒而逃的独行者
升起了空白的国旗
为了17年前你们高挺过的身躯 

其实,我拒绝听他们谈起
一辆辆坦克向你们开过来了 

我如此畏惧目睹鲜血
可是,一个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沾满了
你们伟人一般挥别自己
黑暗的牢狱,住在中南海里的每一位神
都成了天安门的罪人 

他们,永远微笑着撒谎
他们的微笑代表一面国旗
上面雕刻着镰刀、铁锤
和17年前被杀死的一捆稻草
我啊
如此恐惧看人们列出你们的名字
抵挡坦克的瘦小身体 

你们在黎明的北京城倒下了
六月四日
连空中的飞鸟也听见了
“誓死保卫中南海” 士兵的吼叫 

街道上遍地的血迹从此
腾出神圣的位置,为一个虚弱的国度 

我们眼里的忧愁被军人枪杀了
无论多少个阴郁的雨天
他们还是用谎言歌颂你们的死
他们企图清洗你们 

今天,我独自一人心疼
我不想呼唤英雄
我也不是被吓倒的孩子
六四是上帝忙碌的日子
他没让你们重新选择生命 


应该开着坦克载着我的诗歌回到广场吗 

我应该和他们
你流落异乡的兄弟 

回到广场吗 

你们的灵魂,和我们
共同跨过了冬天
跨过苦难中国的肩膀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给空白的国家上色 

给人民这个词语添上翅膀
像当年见证了死亡的飞鸟有哀鸣的权利 

有祭奠的仪式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今天,就在今天
带来一束雪白的菊花
和一张泣不成声的面孔 

2006-6-2 (SAND BEACH) 

 

孙文广教授谈被扣押与传讯过程

 

【2006年6月5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6月4日凌晨2:00从济南市山大路派出所回家的孙文广教授,在6月4日早晨10:00又被警察从家中带到该派出所传讯,下午15:30左右回到家中。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曾向外界宣布,在6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用行动来纪念“6.4”17周年。他于3日早晨登上了从济南发往北京的火车,随后遭到扣押,到北京后被山大路派出所王所长和历城公安局警察从北京开车押回山大路派出所。 

据孙夫人讲述:孙文广教授是6月4日凌晨2:00被山大路派出所的警察送回家的,因为年世已高,72岁了,人显得有点疲惫,但是精神还好。 

4日早晨,孙教授出去买点心和牛奶,10:00左右在楼下看到从北京押他回来的警察,后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问讯。 

记者拨通山大派出所王所长的电话,问及此事时,他否认扣押孙文广教授。 

下午已回到家的孙文广教授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孙文广教授说:“这一次绑架时间是从6月3日上午11:00到6月4日凌晨2:00,又从6月4日的早晨10:00到下午的15:30左右。” 

孙文广教授透露:这次绑架他,警方出示的传唤证上的内容是:“利用邪教,宣传迷信,扰乱社会秩序”; 

在6月3日晚上24:00,他们从北京回到山大路派出所,他们问孙教授为什么去北京,并拿出几份关于我对法轮功评论的一些文章,比如说,其中的一篇题为《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他们问是不是我写的。 

“6月4日的早晨10:00到下午15:30左右,在这期间传讯时,他们又拿出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孙文广:赞王文怡呼唤人性—-兼论法轮功》、《孙文广致胡温公开信:火速调查苏家屯》等文章问是不是我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 

孙教授说到:“这次我被他们从北京押回济南,他们说是法轮功问题了。” 

孙文广教授表示:实际上这些文章都是他在几个月前写的,“却在6月3日这一天拿出来传讯。”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不让我到天安门广场去造成影响,但是他们又不好明说,整个的谈话的过程中他们根本不提六四和天安门广场,其实,最近我连续写了好几篇关于六四的文章,比如说《六四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朝圣》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藉此来传讯我是为了阻止我去天安门广场。” 

孙教授透露:在这两天,他不断地收到各地发来的手机短讯,其中有一位桂林退休的教师,发了一首诗给他,其内容是: 

闻孙教授六四广场朝圣受阻,即刻即就小诗已表示慰问、敬意。 

好事多磨古今同,
广场朝圣又成空,
文坛一派稀疏景,
孙公独自傲苍穹。 

孙教授认为,今年在六四期间,中共对纪念六四非常的敏感,用各种方法去打压纪念六四的人。甚至全国的报纸刊物和国内的网站局对禁止讨论这件事。 

但是,孙教授分析:在大陆的民间,即使观点有一点差别的,也都认为六四对学生开枪镇压是不对的。中共今年用各种方法打压软禁甚至绑架这些公开表示悼念的人。但是,“我想纪念六四的人,在明年,后年去天安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一是六四镇压将近20周年了;另一个原因是2008年就要在北京召开奥运会,那么中共迫于世界各国的压力,也许他们不敢过分的打压前去悼念的人们。” 

胡佳对此表示,去年六四时,他从5月23日就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只是想在6月3日晚上在自己家中的阳台上点一根常明的小蜡烛,都不被允许,“被认为是扰乱社会秩序”。 

“像孙教授这样一位大学的教授,专程从外地赶赴天安门悼念六四,中共会担心明年效仿孙教授去天安门的人会更多。由于孙教授他本人是高校系统的,特别是对于高校的学生,高校的教职员工都是一个示范,那么中共绝对不会让他的的行动付诸实现的。” 

孙文广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网络作家,5月26日山大派出所以“检查”为名抄走了他的两台电脑,至今未还。

中国将审赵岩人权观察呼吁公正

 

【2006年6月5日狱委讯】VOA/对前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研究员赵岩的审判预期6月8号开始。赵岩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以及较轻的诈欺罪。人权观察星期五表示,中国政府必须确保对赵岩的审判是公开和公正的。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开庭时间,但是莫少平说,确实的开庭时间还要以法院正式通知律师的时间为准。

赵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准确预测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放弃军方领导人的职务后,于2004年9月17号被中国当局逮捕,理由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并被指控犯有诈欺行为,赵岩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在赵岩被关押的将近21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得到任何出庭的机会。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美前,中国政府于3月17号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是后来又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重新起诉赵岩。

美国政府呼吁释放赵岩

赵岩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政府曾经游说中国释放赵岩,人权观察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展开了让赵岩获释的努力。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副主任罗伯逊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重新起诉赵岩的指控有充份信心就应该让审判公开进行。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赵岩的家属以及纽约时报非常不希望外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赵岩的辩护律师小组名单上。莫少平说,这样会模糊审判的焦点,因为整个案件的重心还是在于赵岩是有罪还是无罪。莫少平表示,辩护律师小组将要求对政府提出的证据进行核查,而且还会要求传唤证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出庭作证。

刘水:我没有敌人–写在六四民运十七周年

   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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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2006年6月3日 离开广东前夜

东海一枭:眼前有血,心底有痛!—-“六.四”十七周年祭

我是被“6.4”唤醒的。在此这前,我只对庄子和诗歌感兴趣。
“6.4”枪声轰然响起,政治的污浊黑暗和中共面目的狰狞直逼到我
的眼前来,让我再也无法逃避,无法视而不见。在和平年代出动军队
对和平抗议大学生和平民进行血腥镇压并造成如此大规模伤亡,这种
空前的暴行,民国段琪瑞和东汉桓、灵帝地下有知,一定自叹弗如!

我是被“6.4”唤醒的。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让我在县团委度日如年,
本来就不合我脾性的那种炒炒报刊剩饭、写写八股文章的生涯,而今
显得特别丑陋卑贱。不久,共青团县委少了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干部,
海南海府大道上多了一个彷徨无依、忧伤莫名的流浪汉。我相信
“6.4”唤醒了许许多多的心灵,只不过,在强权暴力的恐吓和利益
的诱买之下,多数人选择了无奈的隐忍乃至主动的配合。(当然,对
于依然留在体制内为中共做事的大多数,我非常理解,人要吃饭家要
维持,可供选择的道路太少了。)

“6.4”参加者都是时代的先锋人物。“6.4”之后坚持各种形式的
抗争者,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这就是胡平、杨建利、刘晓波、
袁红冰、高寒、任不寐、张伟国、薛伟、茉莉、王丹、郑义、徐水
良、徐文立、王希哲、王有才、费良勇、彭小明、刘国凯们深受我敬
仰的原因。有消息说勇挡坦克的王维林还健在,如果属实,太值得庆
贺了。期待着有关媒体进一步的核实和报道。

年年“6.4”,今又“6.4”。17年的忧伤太沉重,17年的沉重压在
中华民族的胸口!《希望之声》夏语冰来电希望我写一首“6.4”的
祭诗,我说,“6.4”这个题材,须自由长诗才有容纳和表达的可
能,小诗和旧体诗很难胜任,那要有纳须弥于芥子的手段呀。夜深
沉,眼前有血,心底有痛,笔下无诗。且将““6.4””13周年时写
的两首旧作附录于此,诗不好,聊以抒愤耳。诗曰:

  其一

  万愤与谁论?风高白日昏。
  填波精卫梦,啼国杜鹃魂。
  正气逊邪气,泪痕杂血痕。
  闭门开烈酒,旧事且重温!

  其二

  长安不见日,奋起少年雄。
  反暴情怀激,驱迷泪血红。
  苍天降大罪,青史记奇功。
  草莽星星火,遥祈万里风。

井蛙:六月四日,我该如何是好?

         我该如何是好
         在这冰凉透骨的夏天,我又回来
         空无一人的广场

         你们热闹着先走了
         我与许多落荒而逃的独行者
         升起了空白的国旗
         为了17年前你们高挺过的身躯

         其实,我拒绝听他们谈起
         一辆辆坦克向你们开过来了

         我如此畏惧目睹鲜血
         可是,一个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沾满了
         你们伟人一般挥别自己
         黑暗的牢狱,住在中南海里的每一位神
         都成了天安门的罪人

         他们,永远微笑着撒谎
         他们的微笑代表一面国旗
         上面雕刻着镰刀、铁锤
         和17年前被杀死的一捆稻草
         我啊
         如此恐惧看人们列出你们的名字
         抵挡坦克的瘦小身体

         你们在黎明的北京城倒下了
         六月四日
         连空中的飞鸟也听见了
         “誓死保卫中南海”士兵的吼叫

         街道上遍地的血迹从此
         腾出神圣的位置,为一个虚弱的国度

         我们眼里的忧愁被军人枪杀了
         无论多少个阴郁的雨天
         他们还是用谎言歌颂你们的死
         他们企图清洗你们

         今天,我独自一人心疼
         我不想呼唤英雄
         我也不是被吓倒的孩子
         六四是上帝忙碌的日子
         他没让你们重新选择生命

         我
         应该开着坦克载着我的诗歌回到广场吗

         我应该和他们
         你流落异乡的兄弟
         回到广场吗

         你们的灵魂,和我们
         共同跨过了冬天
         跨过苦难中国的肩膀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给空白的国家上色
         给人民这个词语添上翅膀
         象当年见证了死亡的飞鸟有哀鸣的权利
         有祭奠的仪式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今天,就在今天
         带来一束雪白的菊花
         和一张泣不成声的面孔

         (2006-06-02 Sand Beach)

方励之: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Opus Dei)对锡安隐修会(Priory of Sion)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1983-85年间。我亲历。

背景

1983年9月9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Astr.&Astrophys.140,77,1984)在致谢中写道:Fang and Li would like to thank Drs.G.Coyne and B.Stoeger for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Specola Vaticana.。这里Specola Vaticana 即梵蒂冈天文台。Dr.G.Coyne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Dr.B.Stoeger是梵蒂冈天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Ron Howard怕G.Coyne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过客当中的CCP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子是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已数百年了,比所有CPs的历史都长。所以,CCP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90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Coyne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Coyne神父一听我的建议,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即伽利略于1609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1614年,就由耶稣会士J.Terrentius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一次经验。

1982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大会。当时PRC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PRC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极紧张。以Steven Weinberg(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作为第三方。ICTP主任Abdus Salam (也在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T.Piran 和G.Horowitz,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ICTP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ICTP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王国”的第三方。

1985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后来,ICRA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Hubble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ICRA,再由ICRA送给中国科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Ruberti教授,梵蒂冈天文台Coyne神父,斯坦福大学Everitt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Giaconni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6月19日 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导了ICRA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IAU)的会员国(地区)。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提这件小事。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Marcel Grossmann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ICRA 是个学术机构,同IAU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说明有人为ICRA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ICTP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1982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CCP中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7月1日,在合肥,举行CCP成立第64周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Trieste,对国内的消息全然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7月2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1985年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Trieste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7月3日)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里之外的Trieste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的以色列航空check-in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7月10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及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1614年明代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ICRA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是以ICRA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ICRA规模更大了。Coyne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两年(2004,2005)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ICRA的新总部Pescara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2006)照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2005年4月2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email.大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John Paul II:O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0)。所以,“异教”如CP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D.C.,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APPLE.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2006年5月24日,从罗马飞回Tucson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