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会场
德国总统在开幕式上致祝词
德国总理在总理府欢迎酒会前致词
廖天琪余杰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谈
赠送《为写作自由而战》给默克尔
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简报一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 6月24日消息：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维护言论自由和促进文学发展的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总是备受重视，在柏林举行的第七十二届大会也不例外。联邦德国总统克勒亲自出席了昨天的开幕式致贺词，称赞国际笔会成立八十多年来为维护言论自由和促进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当晚柏林市长也在市政厅举行酒会招待参会代表。今晚，刚结束访华回国的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风尘未定，就在总理府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全体与会代表和来宾，并发表令人动容的讲话，表示德国不应该忘记纳粹时代和东德共产专制时代各国给德国流亡作家提供的帮助，也特别提到国际笔会几十年来为维护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因此她保证德国联邦政府将继续支持德国笔会，为在德国流亡的作家提供各种帮助。演讲之后，在和大会众多代表握手亲切交谈时，默克尔总理接受了西藏笔会敬献的哈达，并接受了独立笔会赠送的介绍笔会活动的光盘。独立笔会理事廖天琪感谢默克尔总理在此次访华时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世界领导人树立了出色的榜样。
德国各大媒体都对柏林大会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特别是因为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格拉斯在昨天的开幕词中对美英的伊拉克政策进行了严厉抨击，引起了更多争议。
国际笔会今天上午十点开始进入全体代表会议阶段，通过 2005年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以及各功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审批相关决议。大会主席格鲁莎在报告中特别到中国的状况。会议的一个议程是为过去一年来去世的各笔会会员起立默哀，宣读的去世会员名单中包括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巴金和独立笔会前会长刘宾雁。
綦彦臣:合法性危机下的政治佛学
由于我是一名基督徒，又有经济学术背景如著有《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一书，受到了主内弟兄北京萧牧师的邀请，去为香港以诺（ENOCH）集团在北京的“老朋友论坛”作学术报告。（该集团董事长吴魁先生也是基督徒，并在全球基督教企业家联盟有职任。）我所讲的主题是《诚实先于敬业：文化视角下的基督教财富观》。该主题一方面是《腿》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我在回应东海一枭关于“卫儒反基（督教）”的文章中，已经将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两脉流关系描述清楚。尽管如此，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大论题仍是产生了“喧宾夺主（题）”的效果。为了不至于偏离主办者的主题，北京社会学者朱红先生提示我中止关于“政治佛学”的讨论。
该次演讲与辩论的地点是北京世纪金源饭店（五星，板井路）的第13会议厅，时间是2006年5月20日［上午主题演讲结束］。与我发生“激烈争论”的是北京的社会活动家杜兆勇先生，杜是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的顾问，也是著名律师、理性维权主张者张星水先生的合作伙伴。杜的主要观点是：要保持中国儒教文明的特点，防止“外来宗教”的冲击，理性地完成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的回应是：在理性地构建新的社会形态的价值追求上，我们并无二致；但是，儒教文明确实已经败亡，现在的政治佛学的兴起肯定地会重复政治儒学之“故事”，中国只有以政治墨学的兴起为在文化合法性项下即传统之边际创新为依托[如我在《自由圣火》2006年第18期《墨学对中国“形隐实彰”的深远影响》一文观点]，全面引进基督教新教文明即其价值核心宽容与创造性，才是文明改造的最优途径。这一观点，受到了与会的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交流时间所限，未能全面地就政治佛学问题作出理论描述。我也答应，事后将撰专文对“5.20观点”展开论述。
中国政治儒学的兴起应以1990年中期以后蒋庆先生的学术主张为标志，其著有《政治儒学》一书。盛洪博士对蒋庆先生政治儒学的定性于“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上，我的看法是“希望政治儒学能为宪法改造提供资源。” [盛綦两人文章，均见于《天则内部论文稿》，1998年第3期]在这种纯学术的状态下，政治儒学的特质并没得到“适当发挥”，尽管它表明了自己关心政治的态度－－政治文化战略性的规划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目标。
但是，随着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事件的发生，另一种政治儒学出现了，即非战略而战术的效用最大化近期选择。在这个“另类”中，又产生两个版本：
（一）是，江泽民先生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到对儒术的确认。
作为“一个故事”，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大体上描述了这个变化：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后，江写信给一位学者称：“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P309）；两年后，江提出了德治思想，“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P362），进而江也就成了“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P362）
（二）是，在江迅速把儒学政治化的三年后，康晓光先生作出了一个“总结性”论断，即仁政理论。
作为著名社会学问题专家的康，直率地指出：“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见《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康晓光对合法性危机的深度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比较冷静”的选项内暂无法摆脱经济效绩合法性的技术性路子，又无法进行基于公民素质理想化的标准选举。于是，搞“仁政”便成了一个次优且成本较小的选择。
不过，康先生的儒学修养似乎浅了一些，因为儒教体系是没有完整的仁政的，只有神化自己的德政系统，即：只要上层集团做好诸般社会事务，就会出现三个“民莫敢”。仁政在本源是道家系统的话语，所谓“老子贵仁”。而老子的“贵仁”之论的前提条件是削弱国家权能，甚至不惜更大、更多元的分裂，所谓“小国寡民”。
最重要的是无论反法轮功的江版政治儒学，还是让统治集团可怜生民的康版政治儒学，终究没解决好社会两极分化即儒家“爱有差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两者在文化合法性方面根本不可能做出改进，一如我在《墨家：一个被国学遗忘的学派》中所论：“1政治家族化，任人唯亲，并造就大量无公义感的利益集团；2模拟血缘化，造成从政者以人格为代价换取高位者认可的习惯，从而使整个社会心理处于不健康状态。”［见《新世纪》，2005年11月17日］。
在政治儒学处于如此尴尬之境地下，和谐社会理论似乎（只是“似乎”）一如当初康版的政治儒学无法解决竞争性选举问题那样，也无法说清自己是否是“仁政”的一个派生体。而在本质上，和谐理论基本构架是由西方思想体系提供的：（一）是，在《共产党宣言》产生之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就提出了和谐经济的理论。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但坚决反对金融寡头式的资本主义，而且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的学生居约特承袭他的思想，写成《社会主义的暴政》一书（1893）。总之，经济制度方面的和谐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反动”。（二）是，19世纪末期，美国著名哲学家鲍恩在人格主义理论中建立了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提出宇宙和世界的人格论，称曰：“整个宇宙和世界具有像人一样的价值趋向：趋向于统一、和谐、完满、终极的善的目标。”
要求一个连合法性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语系统从宗教、哲学层面上给“和谐”以思想训诂，几乎是徒劳无益，因此，理论分析的前提选择是认可这种技术化的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实在令人无法判断出从“找马”（即重建马克思主义）到“二八”（八荣八耻口号）的政治思想逻辑。那么，在政治信号并不清晰的状况下，依照原有的逻辑判断，则可以看到：江版与康版的政治儒学同时失败后，为政治佛学的兴起提供了逻辑支持。
仍以“故事性”方式表述，人们也不难发现江在试图和他最大的政治对手法轮功争夺佛教资源。《江传》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细节（P392），江在与某位高僧谈话时讲到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用佛家打坐办法战胜胃病的个人经历。至于后来的一些情况，也能证明佛教悄然成了中国合法性危机下的一个“自我拯救”选项。如2006年初，北京警方对方舟家庭教会的强行检查时，有警员表明了中国的国家宗教是佛教的说法：“我们国家的国教是佛教，我们都信佛教，我们不能信仰西方的宗教。”［余杰《为信仰自由而战》，见《观察》2006年1月15日。］
与2005年初北京警员的“佛教是国教”说不同，2004年的佛学政治化是出于两岸三地关系稳定考量而行的。《凤凰周刊》的特别报道《中央再送大礼，佛指舍利安抚两岸三地》说：“当局以宗教交流打破政治僵局，汇聚人心，平息躁动，在亲近祥和中促进统一大业，可谓近年中国一道特别的政教风景。”［王永治，郭鉴明，2004年第16期］。
利用宗教力量解决政治分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鉴可据的，如元、明、清及中华民国、中共国家，都有对藏传佛教认可的战略举措，从而使其归顺中央政府。在这些政权利用宗教的操作中，只有中共做得不算好，导致了达赖集团的出走，至今仍是强大的反对势力。现在，为了效法历史，中共国家做出了巨大的意识形态让步。当然这种让步也寄于一种历史相似观或曰历史宿命论而提出的，因为佛指舍利有“盛世现，乱世隐”的神性见证。所以，盛赞佛事的记者自然也就盛赞了国家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入了科技进步，文化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的盛世，佛指舍利应运而出，预示着太平盛世再现，象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不讨论这番表白与现实如何相悖的情况下，人们也不难发现佛教的政治化已经在官方的推动下达到了国教的实际地位，佛教一变而为政治佛学。也就是说，北京警员所云“佛教是国教”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他比正常百姓拥有更大的知情权而已。
佛教的国教化是一项相当不错的技术性选择（仍不能称为合理的战略选择），它既基于中国内陆有约为1亿的信徒（教职人员30万，团体3000个）的事实，又基于台湾、香港两地佛教信众甚多的事实。对于台湾，香港的著名评论人士曹景行说：2002年时的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既使主张“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也无法发出反对声音，结果宗教交流冲破了政治僵局。之于香港，刘长乐先生则认为：香港680万人口中，信佛者居多，佛指舍利到港，对安定民心与教化人心有很大帮助。［王永治《佛指舍利驻香港》，见《凤凰周刊》2004年第16期］尽管刘的这种表述很有中国官僚式的意味（安民与化民的口吻），但它确实表明政治佛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精英共识”。这种“共识”继续由官方进行推动。2006年4月份，杭州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路透社称：这是自1949年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宗教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儒学与政治佛学的交接大会，或者说是政治精英与宗教精英的一次成功的交易，相关报道说：“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掌握政权之后，对内提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理论，‘和谐’观念因此被称认为是其执政的基本理论体系。而这次佛教论坛的主题也提出‘和谐’概念，因此国外媒体普遍将这次论坛解读为，是为中国政府的‘和谐’理论进行服务。”[欧阳斌《大陆佛教政策图变》，见《凤凰周刊》2006年第14期]
中共国家对宗教的制度性规制是明确的，尽管存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改进，但其本质要求仍然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为维护社会稳定做贡献[《江传》，P391]。如果不能为这个目标服务，就被视为“滥用宗教”以及存在被“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力”利用的可能［同上，P391］。
从江1993年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定调，中经重大的法轮功事件，至今已有13年。其间，随着对佛教的本土化的认可，就产生了对其他宗教的甄别以及对某些重点的压制。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所云：“现在的趋势看来，既会更宽松，也会更加收紧。一方面国家可能会给各种被认可的宗教更为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相关条例和管理措施也会因此而收紧。”［同上之欧阳斌《变》文］
这个判断是合乎现实的，2006年初的方舟教会遭骚扰事件便是例证。由于基督教新教是外来宗教，也由于其体系中的家庭教会坚持“非三自化”，结果就导致了中共国家的深度忧虑。在现实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韦伯命题”的影响，中下层的财富人士成了坚定的新教教徒。在温州，有新教徒58万，天主教徒11万，而佛教徒不足7万［同上《变》文］，此结构典型地说明了已被认同为土本文化的佛教在西方文化面前的单薄。与这个单薄之状相对应，大陆的“文化基督徒现象”已经成了知识界尤其体制外精英圈子的一个风向标。在给“文化基督徒现象”下定义时，有学者称：“有不少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他们在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时，非常强调基督教信仰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同上《变》文］
官方努力促进政治佛学的发展，成为对抗“文化基督徒现象”的一个技术性手段。而政治佛学也愿在得到国家力量支持的同时，完成这一使命。对温州宗教结构的调查报告，就是由佛教刊物来公开的。不惟如此，早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之前的4年前即1995年，佛学界就最先开始了反对法轮功的活动；在2001年，中国（官方的）佛学界又以发表公开信的的方式，再度提高批判法轮功的调门［同上《变》文］。
基督教新教中的家庭派系，已经遭遇了收紧。不仅发生了年初的方舟教会事件，而且在5月份又发生河南家庭教会聚会人员被以“非法聚会”违法行为而处劳教的“5.13事件”。也就是说，在中共国家力量主导下，正在为政治佛学对基督教新教的批判，铺垫基础。
公平地说，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中的确存在不少偏差行为，如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而产生的对《圣经》的偏面理解，又如由于一些传道者本土文化激发的领袖欲导致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凡此等等。相反，被提起高度重视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中却没发生以上情况，这些有学者背景的信徒在虔诚信仰的同时，不弃理性，不但让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而且也让信仰与理性高度和谐。在更具学者沙龙意义的聚会中，人们在崇拜仪式之外，更加自由地交流理性思维的成果［綦彦臣《一个上帝，各自表述》，见《动向》2006年5月号］。
政治佛学的兴起，也为民间佛教信仰在放松条件下的扩张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民间的有控制的宗教自由并没导致佛教与基督教新教及其他宗教的冲突，而是“各随其便”地存在。之于此点，试图以政治佛学为利器来镇制新教家庭派的“预谋”显然是不明智的！它只可能为本来突发事件颇生的底层社会带来强力催化剂。
民间的佛教基本上完全庸俗化，并且出现了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如一位小业主或官员的太太，所祭祀的神像是三国时期的关公（被称为“武财神”），配套的祭器的铭文则是佛教用语。这类的民间两教合一及其庸俗化几乎与政治佛学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小业主所祈求的是如何拿下一个商业订单，如建筑工程部分的承包（其中甚至求“武财神”启示去贿赂哪个质检官员更合理）；而官员的太太所祈求的是丈夫如何官升一级，比如说由副职变为正职（其中甚至求“武财神”启示去化解哪个阻拦他升迁的“小人”），凡此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佛教集团一旦走上政治佛学的道路，就必然大大地膨胀它寄生性即完全依赖官方的财政供养。这种财政供养的结果，不但遭到正直官僚的反对，也会遭到严重贫困化的底层社会的反对，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崇佛到唐武宗会昌毁佛，便是历史之鉴。限于本文主题，不再展开讨论此问题。但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是：佛教的本土化过程实际上是借助了道教的价值核心，即“老子贵仁”思想与佛教“普渡”观念的相融合。
依中国历史更多的自相似表现来论，政治佛学不可能成为公众信仰的主流。一方面，它可能挑起宗教冲突，最终背离“和谐”主题；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宗教资源有强劲的派生力，由“老子贵仁”体系派生的孔墨显学之一的墨学，已经具备这种可能性。
作为一个可能的“影子内阁文本”，本文并不主张“逢共必反”式的话语表达，即政治佛学在其依托的国家权力之下发展，只要不伤害其他和平宗教如基督教新教家庭派，就可能按底层社会“各随其便”的方式互为多元承认。与此同时，其他和平宗教以自我修正方式，更加理性地发展。在这个“非官方选择”中，也依托于“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的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墨学相融合。
此类的思路早已由中国文化改造的伟大先驱人物梁启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他们二位既推崇耶稣又尊重墨子，实开国外宗教与中国土本文化自觉融合先河。后来的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墨子的兼爱即“爱无差等”与基督教新教的博爱、宽容相一致；耶稣的和平主义也能在墨子的非攻思想中找到“先期文本”；而两者在职业伦理方面又毫无疑问地为创造性的世俗社会提供了源动力。
当然，融合政治墨学与基督教新教有待于有新教的发展，在“精英文化”背景下去开发中国古典思想家的宗教资源，其中对作为中国“万教之源”的李耳宗教思想的精微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2006年5月21日深夜初稿于北京，5月23日下午改定于泊头
──《观察》首发
余杰: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侧记
(廖天琪、余杰与默克尔总理交谈)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大会在柏林召开，来自全球一百多个笔会的五百多位作家出席此次盛会。德国总统科勒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更让人振奋的是，二十四日下午，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接见了部分与会作家。会见前夕，总理府方面特意强调，独立中文笔会诸位与会作家一定要参加会面。
我们独立中文笔会一行六名作家如期走进德国新总理府。此新总理府如同一间硕大的美术馆，建筑风格前卫清新，完全没有国家最高政府机关通常给人的那种僵硬和单调之感。在总理府宽敞的大厅里，大家谈笑风生地站在台阶上等待总理的到来。一位德国官员介绍说，默克尔总理刚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直接从机场回来后，便会风尘仆仆赶地来与大家见面。话音刚落，默克尔在其他几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大厅。她身穿一身惹眼的绿色套装，虽然比不上乌克兰“美女总理”的容颜，却端庄沉稳，气定神闲，眼神中亦透露出某种左右大局的超然力量。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关于默克尔访华的有关报道，其言行和立场与前任斯罗德有着天渊之别——她直言不讳地表示，与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批评性的对话”，她将人权问题放到一个比贸易问题更重要的高度上。在北京访问期间，默克尔在德国驻华使馆中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和其他两位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以此表达对中国日益恶化的言论自由状况和正在生长中的民间社会的重视；在上海访问期间，她还接见了一位入狱达二十余年的神职人员，以此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的高度关切。默克尔的此次访华之旅，显示了德国甚至欧盟对中国态度的重要转变——人权问题将再不是贸易问题的陪衬，人权将不再是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可有可无的点缀。
默克尔在与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及几位副主席、理事握手致意之后，轻松随意地走到讲台前发表演讲。她的演讲宁静而沉着，真诚而本色。在面对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时，默克尔高屋建瓴地指出：国际笔会自从一九二一年建立以来，便一直在为捍卫言论自由而奋斗，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事业，这项事业仍然在进行当中。言论自由是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缺乏言论自由，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拥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总理的讲话真诚、凝重而简练，既没有故作惊人之语，又毫无戏剧化的措词。她还谈到了此时此刻在全球范围内仍然被剥夺自由、囚禁在狱中的两百多位作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他们的对立面只有将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士关进监狱才感到安全。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正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如不久前丹麦画家的一幅漫画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那样。许多作家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是德国政府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默克尔还提到，在数年之前，德国政府便开始拨出专款，先后接纳了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受难作家，使得他们在德国仍然可以继续从事各自的文学创作活动。她亦回顾了从纳粹时代的“第三帝国”到奉行共产专制制度的东德的历史，从反面强调言论自由之可贵。最后，默克尔以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作结：“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德国笔会会长在回应讲话中专门提及中国问题，显然他对近年来中国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轨迹有所了解。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会长对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期间，持续、坚定地表明德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表示大加赞赏。讲到这里，我和身边的外国朋友们都热情鼓掌，我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在群众场合鼓掌了，因为在中国国内基本上听不到几句值得为之鼓掌的话。德国笔会会长还指出，德国政府拨出巨款来安置了六名来自古巴等国的异议作家，这既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也是对“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所犯下的罪恶的反省和忏悔。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的讲话。格氏说，我来自共产极权主义的东欧（捷克），您也来自同样的东方（东德），所以我们对曾经失去的自由无比热爱。“我本人曾经是共产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之一，我曾经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这段经历使我不会忘记那些仍然处在不自由的状态中的朋友们。”格鲁沙不愧为与哈维尔齐名的异议作家和文学大师，他的演讲是在一番充满诗意的表达之后结束的：“我记得当年在灰色的、共产主义的东德，在政府的普遍的愚民政策之外，有一名小小的女孩，她的眼睛深蓝深蓝的，她看透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黑暗核心。人们都说，她今后一定会像鹰一样飞得很高、很远。今天，她就在我们中间，她就是默克尔总理阁下。”讲到这里，站在人群中的默克尔款款走过来向格鲁沙致意。
酒会期间，我和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廖天琪走过去向默克尔总理致意，她就在离我们几步之遥的地方，像一名普通人一样与大家交谈。有些专制国家的领袖，害怕人民害怕得要命，根本不敢跟普通百姓接近，即便到民间“访寒问哭”，也全都是安排好的“假戏真做”。相比之下，默克尔的平民作风让人深感在民主制度下，政府首脑果然是人民之公仆。在接受了两位西藏流亡作家敬献的哈达之后，默克尔转过头来倾听我们的谈话。廖天琪以流畅的德文告诉总理阁下说：“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对于您在中国访问期间高度关注人权问题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敬意。不知您是否知道，经过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狱中委员会的调查，如今在中国国内仍然有四十多位作家被捕入狱。他们并没有从事任何的违法犯罪活动，只是在尝试真实地、勇敢地表达自己而已。”我还将独立中文笔会刚刚制作完成的记录短片《为写作自由而战》赠送给总理，片中有关于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对笔会会员们追求言论自由的事业的叙述，以及笔会会员师涛因为揭露中共宣传部禁止媒体报道天安门事件而被判处十年徒刑的案件，以及雅虎公司在背后扮演的为虎作伥的角色。但愿这些资料能够让总理阁下结合访问中国的感受，而采取“人权为重”的对话外交政策。在得知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之后，默克尔总理紧紧握作我的手，凝视了我数秒针，那深邃的眼神似乎在这样说：我本人也曾经历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比如作品无法发表、邻居都是线人。但是，我们终于坚持下来了，我们终于亲历了柏林墙的崩溃以及极权主义制度灭亡，也亲历了德国的统一。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事业最终也会取得辉煌的胜利
香港团体开展签名活动 要求释放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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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团体开展签名活动 要求释放程翔 刘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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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5日狱委讯】2006年5月24日下午, 营救程翔联盟 (包括南方民主同盟, 中华民会香港分会, 孙文大成学会,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等团体) 在香港九龙尖沙咀码头做《风雨飘摇念程翔》签名运动。
（博讯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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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央集责主义”——《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研讨会
时间：2006年5月17日下午14：00-17：00
地点：《中国工商时报》多功能厅（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8号3层）
主办：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支持媒体：博客网
直播地址：博客直播室
秦晖：立诚同志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请我题几句话，我题了四句话，“强权有原罪，民企有原功，文章千古事，浩歌唱大风”。我是有感而发的，就是在前两年出现郎咸平的争论。书中有关于郎咸平的论述，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国企改革，的确存在着一小撮人，尤其是一小撮权势者任意处置公共资产的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重要，而且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说是我最早，但是反正是比郎咸平提的早的人是有的是。但是反正肯定是有人比郎咸平提的早的多，也提的尖锐的多。我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不错的，但是他解释这个问题的总的意思是绝对错的。比如他说，通过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就说不要对民营企业给予幻想；第二，他说主张要搞中央集权主义。我说你只要变一个字你这个说法就有道理了，就是中央集责主义。其实从你讲的这个现实中，你只能推出我们要搞中央集权主义，你控制不住，你不是应该负责任吗？怎么反而更加你的权力不受制约才行，你的权力更大了，不受制约了，你更加任意处置共有资产了。老实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右派都在那里讲民企原罪。像前几年我记得有一场讨论，这个讨论好像是不容质疑的，是应该赦免还是不赦免？要对民企原罪进行大赦，还有人说不能大赦，就变成这样一种讨论了。我觉得这个讨论的前提本身就很怪，我就说，假定这个国有资产，或者我们广义的说公共资产，假定我们这个公共资产被有些人侵吞了，假定这个事情是有的，而且我相信确实是有的，这个老实说不需要有太大的学问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假如有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怪谁呢？就是有权的人把公共资产贱卖给另外一些人，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该怪卖方还是应该怪买方呢？郎咸平说，这个事情都怪买方，这个买方没有把国有资产的价格提得很高。他说这个很不应该，世界上哪有一种买卖是靠买方提价的呢？如果郎咸平当买方你也不会抬价的，包括我秦晖在内，如果我买一个企业，我也不会主动去提价的，但是一般的买卖这个问题不存在，为什么呢？一般的买卖，这个价格绝不是买方单方面决定的，这个买方要希望价格低，卖方总是希望价格高的，这样一来，总是会形成一个均衡价格，或者说合理价格的。可是我们国家的公共资产的处置，往往不能形成这样一个价格，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就是卖的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财产，如果卖的是自己的财产那很简单的，他买贵买贱别人根本不需要操心，他自己会操心。
第二，更重要的是，公众又不能对他构成一种制约，构成一种监督，构成一种参与。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就是一个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形成的这样一种现象。因此如果说这里面需要追究责任的话，这里应该追究的不是买方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一般的说法，所有的买方就是私企，或者就是民企，不是买方的责任，而是卖方的责任，如果说要追究卖方的责任，也不是所谓的卖方个人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处置公共资产的、能够说得过去的委托代理机制。这个郎咸平也提到了委托代理机制，但是他把这个委托代理机制，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他说是代理人缺少一种责任心。什么样的一种道德才能建立这样一种责任心呢？根本不普遍的，其实郎咸平自己也说了，他所讲的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英国、美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国家，他们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确是受到公众的委托的，而且公众对他们是有制约的，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机制，严格的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代理，因为这个代理是要委托的。现在我们没有把公共权利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一个机构，然后对这个机构进行委托，这个机构必须行使的权力完全从公众利益着眼，而且公众也可以对它进行监督。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机制。在没有这种机制的情况下，只有看守者没有真正的代理人。而这个看守者不受制约的话，当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能够单方面的通过强化看守者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用这样的渠道，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我称之为，叫做尺蠖效应，我们看到有一种虫，这种虫就是所谓尺蠖。一下子放开，一下子收缩，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一下子“左”，一下子右，但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是有利于一小撮人的，道理很简单，一放开，首先就放开了很多那种有权有势的人，实际上对于老百姓来讲，往往是不放开的，正如刚才各位讲的那样，一直到现在，对于一般平民资本的市场准入，我们国家从来都是控制的很厉害，从来也没有放过。但是对于与权力有关系的那些资本，比如垄断资本，比如说那些官僚资本，比如说那些能够和权力搭得上边的外资，他们的市场准入是无限的。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于是就有人呼吁收一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老百姓紧。一紧起来，就是对老百姓紧，一松起来就是对有权的人松。因此就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有一个老百姓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一“左”了，就把老百姓的财产给没收了，把老百姓的财产给强制共有或者国有化了，但是一右又把国库的资产和公共的资产全部私有化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有资产已经完全异化了，异化成原始积累的流水线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就是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用“左”手把平民的私有资产弄到国库里面，又用右手把国库里面的东西弄到有权力的人，或者有权力人的关系户的手中去，形成了一般这个原始积累的流水线。
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够遏制这个东西，不能够遏制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一种原始积累的流水线，就不可能被打断。那么中国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一下“左”一下右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像北宋末年的新旧两党，司马光号称是主张放的，王安石号称是主张收的。两党一直到最后，在北宋可以说是轮流坐庄大概是一百多年，北宋的状况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政策一紧起来就把老百姓的手脚捆住了，让他们没有活路，但是这个政策一松起来，就出现一大堆的那种权贵资本任意聚敛。右起来老百姓并不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左”起来，那么老百姓首当其冲，就是要被扼杀。王安石曾经有一句话，他说现在，国家搞不好，不是因为当权的人挥霍太多，他说当权的人挥霍是应该的，天下就是你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能吃掉多少呢？他说天下搞不好，原因就在于太自由了，他说有很多自由就很糟糕了。所以他说，这个国家要搞得好，就是要从严管理，要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控制在掌权的人手里，这样国家就搞好了。结果他这样一搞，我们大家就知道，就出现了把民间的那些私有财产收归共有的结果。当然我要说，王安石本人个人道德来讲，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个人还是比较清廉的。可是这个制度造成的结果不是他个人清廉不清廉能够管的了的。只要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只要这个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那么他最后的结果，势必也要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知道北宋末年的灭亡最后就是灭亡在王党的手里面，王安石变法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失败了。当然新旧两党的斗争当中，实际上最后是王安石一派胜利了，最后到了靖康年间，就是宋徽宗的那个时代，王安石要搞的那种国家控制一切的，主张要把所有的私人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搞国营商业，要搞青苗法，也就是国营金融垄断等等，要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最后是获得了胜利的，但是这个国家败在他们手里，当然我这个话一说回来，也不见得另外一派就是完全正确，实际上司马光在元佑党人上台的期间，也搞出一大堆的乌烟瘴气，因为元佑党人也不给天下老百姓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司马光明确的讲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这些权贵聚敛，说这个权贵聚敛是理所当然的，天下人就应该分成三六九等，掌权的人就是应该捞钱的。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当然，主张放任的人上了台，他就拼命地放任贪官污吏。管制的人上了台，他就管死老百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收也不是，放也不是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这样的一种循环，国家就得不到缓解，而且会越来越厉害。因此我觉得，中国改革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在这种局面当中寻找出路。现在中国问题的症结其实很清楚，就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不管是公共的资产，还是公民个人的资产，都得不到保护，实际上这两种现象是并存不悖的。我们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公共资产流失的问题，还不光是指国有资产，就是公共的集体资产，社区资产等等，也都存在着流失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私人资产，民间资产被不公正的剥夺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老实说，不仅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中有这种说法，非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这种说法。前一年郎咸平争论中，两边争得很厉害，但是有一个问题，两边都提出来了，就是国有资产的快速扩张，究竟是一种好现象还是一种坏现象，当时争论的两边都有人说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这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剥夺民营经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来膨胀起来的。杨帆就说，国有资产是通过圈线圈出来的。赵晓也说，国有资产当时的膨胀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这两个人当然是在那一场争论中是分别站在两边的了，号称一个是非主流，一个是主流的。但是他们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问题。
郎咸平现象出来以后，这两年，好像两边都有人说，他们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左派说，你看现在是这两年出现了一种新国有化趋势，尤其是在基础工业和重化工出现了民营企业被挤出去，而且被消灭这样一种倾向，包括石油、化工，包括汽车，包括很多基础行业，出现一种所谓的新国有化趋势，提高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对民营企业实行那种排挤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共资产的流失，在提出郎咸平问题以后，政策收紧以后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变化呢？我认为并没有变化，而且还是变本加厉了。我们这一次非流通股的处理，实际上是比三年以前国有股减持的方案，要更有利于流通股大股东。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有人提出一个说法，说是非流通股的处理，或者说国有股的减持，不能把13亿人的财产让给六千万人，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当初对国有股的减持意见是很大的，杨帆他们表示这个意见很不错，基本上是照顾了流通股股东的主张。照顾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我认为这个原则也不算错，就看你是什么时候，中国往往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主张从理论上讲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实行往往都是实行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机。这个时机如果出来，往往得利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比如说在中国股市这个问题上，前几年杨帆和吴敬琏先生争论的很厉害，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它的出发点就很成问题。就是一个国企要用股市为国企圈钱，因此股市成为一个陷阱，就是成为一个赌场，而且这赌场很不公平，成为为国企圈钱的场所。可是如果当初我们能够听吴老的这个话，不按照国企圈钱的路子去设计股市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可是当初我们已经把国企建成了一个圈钱的机器了，而且把大量老百姓的钱圈进去了，那么圈进去以后，于是杨帆就说了，说如果现在再把这个东西捅出来，那么这个股市的泡沫就要破灭了，一破灭，已经圈进去的这些老百姓，这些小股东就要受到损失了，因此他就非常反对吴老唱衰股市，他认为国家应该给这些股民以补偿，所谓补偿就是在国有股减持的时候，采取不是卖而是送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股送给这些流通股的股东。
那么杨帆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在当时大量的中小股民被股市套住的情况下，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有股的确是国家设的一个局，把老百姓的钱都套在里面了，而且由于本来就是要为国企圈钱的股市的设计机制，使得它的市盈率不正常的高，的确是有意的把大量的中小股东圈在里面。如果在这个时候，国家出台一些比较优惠于流通股股东的，实际上也是中小股东的转让措施，也就是像杨帆讲的那样，不必国家转让，而是采取那种一定程度的对流通股的股东进行补偿的办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在当时大量的中小股东，平民股东还留在股市的时候，我们有关的决策当局，迟迟不采取这样的办法，等到股市跌到900多点的时候，大量的一般的老百姓都已经撑不住了，那个时候一般的中小股东，一般的平民股东，早就已经血本无归地退出了。到了900多点的时候，还呆在股市里面，当时主要就是一些有实力的大股东。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开始赠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些制度，不管是收也好，放也好，总是在恰恰有权有势的人希望收的时候就收了，有权有势的人希望放的时候，它就放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糟糕，像国企改革的时候，我们前几年不讲产权改革，只讲什么呢？只讲减员增效，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你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吗？如果资本家赶你走，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左”派振振有辞地说，资本家对工人如何如何，要跟他们干，现在国家要把你赶走，而且我们国家还说，这是你为国家做牺牲，做贡献这是应该的，就是所谓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国家要把你撵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能跟国家讨价还价吗？岂有此理！想了一个办法，减员增效，按照他们的想法，该撵走的工人都撵走了，撵走完了，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国有企业，某领导看上了这个企业了，这个时候要产权置换了，产权置换，如果按照自由交易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招标的原则，这个企业就会卖得很贵，因为原因很简单，这个企业的效益已经上来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自由交易原则好像就要拿出很多钱来，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方针出来了，叫做就业优先，所谓就业优先，就是企业转让价格你就不要过于计较了，就是这个企业价格低一点也是可以的，只要它不解雇工人就行了。就业优先，以前讲也是可以的，像东欧也是有这种现象，这个企业我白送给你，一马克转让，但是前提是你要对职工的就业提供希望，人家没有先把工人赶走完了，剩下不用赶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就业优先了，就业优先企业你就不要给我讨价还价了，你把企业白给我吧，我不再赶工人了，这就叫就业优先了。所以我说这不是就业优先和减员增效都没有道理，的确我们现在的企业是需要减员的，也的确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需要讲就业优先的，可是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政策是有矛盾的，我们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这就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对这些政策的取舍，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诉求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缺少这种各社会阶层提出自己的诉求进行公平博弈的这样一种机制。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取舍，都是垄断在很少的一部分人那里。他想赶走工人，那么他就想减员增效，他想廉价的获得国有资产，他就搞就业优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呢？为什么不能在前几年讲就业优先呢？为什么不能在企业已经转制了以后，你才讲减员增效呢？你作为老板，你是可以讲减员增效的，你和工人谈判。那个时候你借助权力把工人赶走，你把工人赶走了，你现在讲所谓的就业优先了。所以我讲，这里面不是说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觉得，不管是自由市场理论，还是福利国家理论，在当代中国都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不存在着自由过分的问题，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不但现在不是福利国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不是福利国家，中国的福利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品的供应，从来都是很短缺的，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很短缺的。因此，福利国家理论和自由竞争理论，在中国现在都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些理论的搭配上，在这些理论落实到具体政策的时候，由于我们国家，我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存在着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着一种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没有一个公平博弈的这样一种机会，因此，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政策，不管是收的还是放的政策，都造成了社会不公，都形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导致了改革进退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在于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于是就提出来要制裁民企，要进一步的收紧市场的准入，等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这样干，那么这只能会使中国的尺蠖效应，进入一个更恶性的周期，那么这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民有、民治、民享”：民主共和国的基石
我国大城市，尤其作为首都的北京对没有本地户口的人格外苛刻。北京通过户口管制树起的层层壁垒，带给外地人无穷无尽的麻烦和困扰。有亲历者自述，“没户口的人没有月票，如果存折丢了，虽然可以挂失，却必须由北京居民陪同并出示身份证，才能将里面的钱取出；没户口的人还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孩子户口更是个大问题，上学需要大笔赞助费。”凡此种种，是每个常住北京但入不了京户的人都会经历的。最荒唐的是，一些人即使已经在北京买了房，户口管制壁垒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还得办理暂住证。这一切怪现象，恐怕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所有这些怪现象都源自现行户籍制度既违宪又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两大要害问题。一是对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限制。这种自由或者说权利，应是政府权力止步之处，在我国当代却成了政府权力涉足最深之处。
二是贯穿着“人有差等”的等级原则。由户籍制度划出的等级差别不仅在城乡之间，还广泛存在于“京城”与其他城市、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
对等级关系的强化，即使近年在放开户籍管制中仍然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继续着。北京入户条件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２００１年，北京出台新政策，外地投资者连续３年每年纳税达８０万元人民币，或近３年纳税总额达到３００万元，可办理进京户口。另还有务工数量等引导性条件，比如城区私企安排本地工达到１００人，或者本地工占总职工人数９０％以上，符合条件者可给予办理私营企业法人代表、配偶及子女共计３个进京户口指标。该政策要求的高昂纳税额意味着外地人中只有富豪可以入户北京；而这位富豪要想家庭团聚而不受夫妻子女分离之苦，还得符合诸如解决北京人口就业人数达百人之类其他一揽子附加条件。
说到家庭团聚，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户口在京，另一方要想来京，这位有幸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就不得不跟户口管制的等级原则遭遇上了：双方必须干部编制、在京一方必须中级以上职称。这些附加条件令大多数人不得不断了进京团聚的念头。如果有京户的是一位父亲，虽然有子女户口随父的政策，但要想接未成年子女来京，同样有附加条件使这一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说有名无实，因为，这位有北京户口的父亲必须要能出示房产证，就是说，如果父亲靠租房住，未成年子女就无法获准到父亲身边，得到父亲照顾。
附加在解决这两大基本人道问题上的所有这些条件，无一不体现着赤裸裸的和极端复杂的等级原则：吃皇粮的高于自己创业或就职于私企、外企的；吃皇粮者被纳入所谓干部编制的高于工人；已在干部编制的还得分个职称高下。而一个房产证附加条件则一下就排斥了许多不富裕的人。
然而，夫妻共同生活也好，未成年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也罢，古往今来在任何社会体制下，哪怕等级最森严的制度下，都不分等级、贫富，是属于所有人的天然权利，根本不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内。现时代，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各国儿童的权利更是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至今给这样一些天然权利设置障碍，而且所有发明出来使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横遭阻碍的附加条件无不体现着和强化着“人有差等”的原则，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耻辱。
我不否认，每个城市对人口的容纳都是有限的。但是，解决之道不是设置种种限制，更不是按等级原则决定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取舍。这些做法只会酝酿出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世界上那些建立了健全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对人口有充分的调节能力。这个事实为我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不过，由于使我国城市如今深感压力的农村人口大批涌入，根子在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上的极端不平等，解决问题恐怕得先从这个源头着手。
邹洪复:向殉道者献鲜花
偶听一国外歌曲，是关于外国的老百姓自发向殉道者献鲜花的主题，不禁生出不少感慨。
“殉”的意思是：“因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所以，殉道者是指那些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并且他们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合而为一。无疑，为道而殉者是尊贵的，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对现实不妥协而又想创造心中那理想现实的人。
而现实里有不少国人在奉行着唯上主义、拜官主义、拜权主义、拜钱主义、奴才主义、拍马主义，他们喜欢说谎、吹牛、起哄，喜欢一切行动听指挥，喜欢坐井观天式的任性、狭隘，他们喜欢自私自利，喜欢投机、忌妒、咒骂、毁谤、造谣、中伤，他们喜欢扼杀异见、喜欢窝里斗、喜欢盲从，现实地叫人可怕。他们对文化缺少尊重，对真理和独立思想置若罔闻，只专注于做现实这片叶子上的虫子。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觉醒，首先在于普通大众的觉醒。这觉醒首先包含了对那些殉道者的热爱、尊敬和学习。其实，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是各自独立的，若大众和社会环境都像尊重政治和经济一样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则这社会就会清醒、理性、更有希望，文明程度自然会焕发盎然生机。
殉道者看起来不是现实里的聪明人，却是一个社会的氧气和财富，他们活在时间和历史的精神里，他们是一个社会的魂魄、锐气和希望，是民族的心。比如现在军队中有个叫刘亚洲的将军说：“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仅此一言，即是时代的声音，听来叫人感动佩服和翘首期待。
古往今来，殉道者无数，像一粒粒金子闪烁在历史大道上，给人类文明增添了魂魄、质量的厚重和精彩篇章。他们或者登高振臂呼喊，或者运筹帷幄，或者放浪形骸，或者冲冠一怒，或者低吟浅唱。。。。。。殉道者如商鞅、屈原、陶潜、李贽、王安石，如康有为、陈独秀，如张志新、林昭，可谓不计其数。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字的殉道者，在我们的歌泣中，他们已汇为一股清澈浩荡的河流，奔涌着豪迈，一直抵达到更为美好的未来。
今天是五月十四日，母亲节。我想念着母亲的点点滴滴，在祝福天下所有母亲的同时，写下上面的文字，只是想，在给母亲鲜花祝贺她节日的同时，在心里也给那些殉道者们献上我的鲜花和敬意。
因为只有理解了他们，才能理解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民族的魂魄和脊梁。在想起他们的时候，不能不反思着什么,感怀着什么。
焦国标：抗争电话打进江泽民房
最近法轮功的抗争有点捷报频传的意思。四月二十日王文怡在白宫南草坪面对面朝胡总书记喊话，这事的热劲儿还没过去，五月五日网上又传来法轮功把电话打到了江前总书记巡幸山东所住宾馆房间的消息。
过去法轮功在外国只是在大街上发材料、讲真相，在驻海外使领馆前静坐抗议；在国内则是偷偷摸摸往居民楼里塞「法轮大法好」之类的宣传材料。这都是很周边的抗争，隔靴搔痒。可是从白宫喊话和青岛电话这两件近事看，他们的抗争已经由腠理入膏肓，不只是离中央愈来愈近，而且是离中央领导的身体愈来愈近。据坊间传说，他们与中央领导的身体还有更戏剧性的近身接触，只是现在不便明言。
肆无忌惮进行资讯追踪
这种情形令我联想起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段课文：「风呼呼，雨哗哗，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游击队叔叔，机智又胆大，雨里滚，草里爬。沙沙沙，摸到野外岗楼下。嚓嚓嚓，鬼子脑袋搬了家。」现在法轮功打的，是资讯传媒时代的超限战，而不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常规游击战。所以虽打得神出鬼没，防不胜防，跟当年的民兵、老八路端据点、摸炮楼似的，所幸并未发生「鬼子脑袋搬了家」之类的事。
对王文怡的喊话，中国官方认定，不是偶然，是美方人为。人为就更不得了啦，说明法轮功的资讯部队已经摸到白宫安全体系核心去了，这不比偶然更可怕吗？那么电话打到老江的房间，又是谁的人为呢？这回赖不到美国了吧？
想当年《讨伐中宣部》刚出笼时，我每天接到无数打上门的莫名电话和手机电话，都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务干的。资讯时代，光这骚扰电话都能把人吓疯、迫疯。可这是国家行为，法院都不受理的，我哪里告去呀。江泽民及其随从如今也遭受到电话困扰了，真是现报哇。在中国，国家看哪个公民不顺眼，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资讯追踪，如今法轮功居然也可以资讯锁定江泽民的行踪，这真叫生态平衡。
信仰自由作为普世价值，是直到美国立国才确立下来的。君士但丁前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君士但丁后基督教挟国教之威迫害异端，西方在信仰问题上走了近两千年弯路。中国难道要把西方近两千年内走的弯儿一个不拉地全走完吗？资讯时代，新媒体时代，纵是有人想走完，时代也不会遂其愿。
江在位时加封多位将军
江泽民在位期间，曾经加封一百四五十位将军，可是对法轮功这样的超限战有甚么用呢？一点作用没有，还不比一个青岛电话局长更得济哩。所以去年胡主席刚接任军委主席，就赶忙加封一批将军时，我赶紧告诫说：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像江主席那样大封将军。将军再多，没用的。现在怎么样？我说对了吧？在这一点上，胡主席也堪称是察纳雅言的「有道明君」，这一年多还真没再加封将军。若不是我及时提醒，恐怕现在又封好几茬子了。让那些盼将军衔盼得活眼见的亚将军们恨我去吧，「忠君爱国」第一嘛。有本事你们去游说胡主席，让他继续加封你们为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