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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生关于“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对话（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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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
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
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只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只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前锋吗？如果造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只不过是为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
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
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只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
──《观察》首发
杨天水：我之爱（诗)
我之爱（诗)
◎ 杨天水
引子
那冷漠麻木的高墙
那昼夜横空的电网
将青柳、江河、绿禾隔断于春野
又隔断自由鸿雁之翱翔
然而明月拒绝操纵与垄断
给举世人以同样之爱光
正是它温柔慈和之面目
牵引着数不清的相思与梦想
正文
是什么明光隐现于柳林之下？
原来是尚未休眠之野塘
我爱人在塘边起舞？
原来是丛花迎清风倜傥
那天边最后一抹彩云
是夕阳留给夜月的淡妆
当星月拥抱了整个苍穹
白昼之身影便自永恒中消亡
青野与太空神秘而安祥
默默容寻找爱人的目光
那无名山上久久伫立的黛影
与望月之爱人多么相象
星星在微笑
还有那不甘寂寞之娇黄
夜色挡不住它们的乐观
如同爱人苦难中也末绝望
夜晚送走了白昼
烟树青山喜迎明媚之天堂
虫鸣替睡鸟催眠
杂树于微风中私语在丘上
永恒赐给夜以无限媚力
莫过于那蛙声之低吟浅唱
其间必有对爱人的思慕
也必有智者对永恒话沧桑
丘树翠叶间飘起几丝淡烟
犹如我爱人发带在风中惆怅
时光怎能消灭明月下的相思
相思必延续到地老天荒
树枝林叶间的天籁
是夜原天然竖琴的妙响
更象我爱人娓婉低声的倾诉
夜色拥抱了多少情侣之衷肠
昼与夜交替迎送
永恒中何时何处缺少阴阳
虫鸣与鸟眠结成动静
夜幕总少不了星月之光
在永恒中消逝的
必在永恒中以它种形式重新生长
夕阳何曾西去
明朝不又是耀眼于东方
我谛听，远处传来了爱人的叹息
我遥望，夜幕中处处有爱人倩影摇晃
我将心交给了月夜山野
永恒收留了我自由的想象
跨越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
月夜是多么称职的红娘
它收留过无数孟姜女式的眼泪
它勾起过无数征夫囚子的柔肠
凝视那柳林下的明光
呵，微风拂动了夜塘的面庞
吹雏了绿水吹乱了春野之宁静
那隐隐花丛似我爱人于月光下乘凉
永恒既爱怜夕阳也爱怜月亮
昼夜，在永恒的怀抱中象夫妻一样
它们相互恋恋不舍
酝酿了多少离愁别绪和相思情肠
片片黄花是青野华服
青风殷勤替青野梳妆
虫鸣蛙鸣以及枝叶间的天籁
是永恒的使者颂月之吟唱
有没有白昼有何妨碍
月夜春野送来了浓郁之馨香
那是天地间灵气的散发
如同爱情是人性之灵光
第二章
遥问野塘可曾见到过我爱人
野塘只向苍空眨眼
遥问柳林可曾听到我爱人的叹息
柳林只迎风享受安娴
曾有尾生在桥下久盼
野塘与柳林你何曾给过他答案
夜生之潮水也不能使他退缩
他心中装满了思念之狂澜
夜色浓厚期盼更加浓厚
没顶之潮水也未能使他初衷改变
曾有人拣到宫沟流出的红叶
题诗者便成了思慕中之红颜
他必也反复徘徊于月下
龙池柳色浸染了他多少伤感
天意有时也成全期盼者
某天他的恋人正在遣返者中间
张生踏春光偶遇佳人
芳草林花见证过他们的誓言
多少月夜临风浩叹
多少花间徘徊难眠
思念最终跨越了自然与社会的藩篱
人性的力量总能超越万水千山
战火连绵烧焦了北宋的中原
多少范鳅儿妻离子散
逃亡之路浸满了百姓的血泪
江南柳月见证了无数哀叹
他乡传来的乡音悦耳
重逢补偿了他们离乱的苦难
是谁咏叹于汉北
他梦中的佳人远在汉南
他埋怨汉水的宽广
上帝应给他翅膀飞到南岸
多少次他漫步于江堤
泪洗得临水岸花斑斓
最初谁第一个会恋人于月下花间
倾吐心底深久之思念
最初谁第一个隔江遥望
托飞鸿将相思带到江南
天地演生出人性深处的挚爱
也演生出阻碍人性的栏关
第三章
我将爱悄送给明月
我将爱悄送给星星
又不忍冷落了青野
于是又将爱送给了夜林
现在谁在泰山顶上谈情说爱
谁家婚礼的酒香阵阵飘来
西南傣家多情的火把
必光耀诸多山寨
化妆舞会中谁最美丽
当然是孔雀公主之光彩
召树屯将爱与生命化为一体
除了爱，人生还有什么能永在
我将爱悄送给明月
我将爱悄送给星星
可我又难忘九州他处
夜月下何处没有真情
唐古拉坡毡包灯火点点
照映多少牧羊女对情郎的思念
神情严肃的獒犬
忠实地守卫在毡包前
它怕别人干扰女主人的美梦
又准备替真情郎牵线
朗空、雪山、夜林充满神秘
阵阵忧伤之情歌飘流于草原
我将爱悄送给明月
我将爱悄送给星星
我也难忘天生雪莲的仙姿
又怎能忘金山月下之仙境
谁在雪莲旁吹响了玉笛
那是维郎向嫦娥求爱
嫦娥羞得躲进云后
维郎的吹奏毫不懈怠
金山树下也有人呼唤嫦娥
清溪边有人向明月表白
冰峰肃立于远处，花伫立于枝头
悄悄分享维郎的情怀
我将爱悄送给明月
我将爱悄送给星星
蔡文姬也曾爱过这个明月
王昭君也曾披星星挥泪出关
屈原对明月倾吐过忧愤
谢庄对明月感人间之伤残
李白常举酒相邀
张若虚曾希望月华将朋友照瞰
有人为“星辰早没”而唏嘘
有人为“昨夜星辰”而伤感
大自然赐予诗人多少永恒的爱人
杜甫也曾设想过异地星月惟有夫人独看
我将爱悄送给明月
我将爱悄送给星星
我将爱送给春野
我将爱送给笼盖春塘之夜林
谁在西班牙月下拨动琴弦
谁在楼上静静谛听
俄罗斯芬芳之春野
月林中夜莺之歌喉轻盈
亚马逊河常将明月拥抱
又照映过多少情侣的身影
月华黄花两相辉映
青柳对夜塘迎风细吟
春夜青野中到处都是我的爱人
永恒中有一张昼夜鸣响的古琴
爱是人类的天性
爱是宇宙的魂灵
为了爱大地养育了万物
为了爱苍穹才收留明月收留星星
（完）
杨天水于江苏龙潭监狱
一九九九年春
（选自《杨天水文集》）
杨天水狱中作品目录选（1990年—2000年）
杨天水狱中作品目录选
（1990年—2000年）
日记
日记选(一)
日记部分选(二)
日记部分选(三)
狱中诗选
心游中华大地
我之爱
爱之夜光
民主吟——兼悼孙中山先生
短篇小说集
《农家子女集》
1.红头巾
2.米饭
3.糖果
4.学费
5.打工
6.看病
7.鞋
《教授集》
1.锦囊妙计
2.会海因缘
3.完成任务
4.电脑征婚
5. 燕赵悲歌
6.俭能养德
7.终南山下
8.梦断海南
《公务集》
1.修祖坟
2.老朋友
3.反走私
4.新局长
5.抓嫖客
6.筑马路
7.买官记
8.盖楼房
9.增值税
狱中文选
为民服务与为邻服务
高贵的品格
和平万岁
张良革命生涯的启示
成功与失败
宋学以来的坏学风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
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观念
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先秦儒家义利观和理欲观简析
杂记
历史的真相
人类的需要与民主的社会
论中国的启蒙运动
论人类的幸福
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知行一体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主体的使命
中国人的真相
也谈市场经济
读书散记1992年-1998年
《史记货殖列传》读书笔记
异端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权
新伦理与新道德
梦中的西伯利亚
《大学》心得
《大学》心得（二）
《孟子》读书心得（节选）
人性短论
中国古代的国耻军耻
中国传统文化读书散记
伟大的中庸之道–对适中主义的简要思考
译文 第十章 耶稣人格的终极意义
译文 耶稣基督与现代文明
几封家书
谈妇女解放
译文
耶稣基督与现代文明 第四章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
耶稣基督与现代文明 第十章 耶稣人格的终极意义
杨天水简介：生于1961年4月12日
井蛙：哭泣的安妮妹妹 (诗)
哭泣的安妮妹妹 (诗)
——献给杨天水
◎ 井 蛙
你一个人，今天就在牢房里度过
我捧着
田野上所有盛开的花朵
呆站一处发楞
我的兄弟，我不是想念你的安妮
可是，我的手抖动得利害
我许下的诺言没能实现
我献给你的梦
是一片片凋谢的安妮的脸
高墙缝隙里
越狱的一枝象征爱情的雏菊黄了
而你，没来得及奔跑过来
我满是露水的手掌有杂草的刺
疼极了，真的很疼
那是昨夜被风吹裂的嘴唇
流血了。
虽然，我不是你日夜爱恋的安妮
可是，我为安妮哭泣
她不懂
监狱狭小的窗户是否还有凉透的月亮
为一个英雄的归途吟唱
或者被一阵狂风追赶
我说的是我们相遇的那个闷热夏天
你就能找到一间可以躲避的茅屋
你就可以在时间的倒叙中回到故乡
云南的水边
一本未完成的书
是你和安妮年老的悠闲
可是，安妮离开得那么早
她来得又那么迟
我的兄弟，尽管我不是那个被你遗忘的安妮
我是站在家门口哭泣的
安妮的妹妹
监狱外面一棵风吹不动的树
我悔恨没去拥抱南京那场大雪
在平安夜
我们预约好去听树梢上的钟声
我丢下两个人，流浪了
你仍然被黑暗的四壁包围
诅咒梦
她是日夜不灭的牢房里的灯火
我把苦难丢下给你
诅咒吧，我流浪的天边不会有飞鸟的行迹
我是一座孤独的监狱
而你，要在监狱里等十二年。
2006－5－17
SAND BEACH
《自由写作》首发
王一梁：杨天水印象(散文)
杨天水印象(散文)
◎ 王一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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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见过杨天水一面，那是前年夏天，上海。 电话里，杨天水感叹道，十几天前他来上海就想见我，但联系不上。我说，现在联系上了，那就来吧。 |
当时，我和井蛙住在浦东西渡。这年的春天，我们从路边的中介公司找到了这套房子。没想到还不到一星期，当地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还带上一个门口的保安做跑腿的。我是上海人，住在这里当然无懈可击。不过，从中我得出了两个结论：一，警察窃听了我的电话；二，带新村的保安来是为了方便以后监视我。
这给我们的新居生活多多少少投下了一层阴影。
“六四”前夕，我和井蛙曾从这间房间里“逃”了出来，在浙江作了一次“消遥游”。但总的说来，西渡生活充满着欢乐。西渡就在黄浦江畔，就在我和井蛙刚刚完成了三本童话翻译的时候，杨天水说他要来了。
以前我并不知道杨天水，不久前，他被警方拘捕，我参与了呼吁释放杨天水的网上签名。我想，他急于找我，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签名，将我引为同道吧。
从照片上看，杨天水长得肥头耷耳，像个富商，不是我心目中的战士形象。
差不多已是午后一点钟。街上毒太阳高悬，白茫茫的晃眼。远远地，就见一个旅行者模样的人，正站在商店的屋檐下向我大幅度地招手。看到他吃力地拖着一个大行李，我一愣，因为电话里杨天水告诉我，他乘今晚十一点的火车回南京。
“哎呀呀，你怎么不把行李寄存？”我说。
“没关系。”杨天水说，用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树上的知了在叫个不停。
“你不知道车站有小件行李寄存处吗？很便宜的。”
“知道。”
看他说话时的表情，突然使我想到，与其说他是一个旅行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亡命天涯的高级难民。西渡是上海的乡下，听上去从地铁站到这里只要换一辆汽车，其实得乘一个多小时。那天的气温高达37度，我忘了关照，结果来时杨天水乘的是非空调车。
家里也没有空调，杨天水身上的咖啡色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喝酒时，我建议他像我一样赤膊。杨天水笑了，说：“有个电风扇吹吹就够了。”
我不停地往他的杯里加酒，每次给他啤酒，他都说不要，但很快就又见底了。杨天水喜欢刨根问底，我不喜欢说话像记者的人，但眼前的这人却是个谦谦君子。杨天水的笑有一种亲和力，使人忍不住地想和他倾诉。我和他谈到了哲学、历史、甚至美学，他好像什么都懂，我们什么话题都能深入地谈。他特别推崇辜鸿铭，我喜欢辜鸿铭的怪癖以及他对西方的傲慢，在我的心目中，辜鸿铭其实就是一堆奇闻逸事。杨天水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发现了辜鸿铭，把他的文集读了又读，认为辜鸿铭是唯一彻底理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人。只要读通了他的书，就能成功地解决中国的文化困境。
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认为在思想学术的领域里，存在着如武侠书中的“武功秘笈”，不禁使我侧目。
杨天水说，要送一套辜鸿铭文集给我，一个月后，他果然从杭州给我寄来了。但我却一字未读就把它留在了上海，也把天水留在了中国，并眼睁睁地看着他入狱，被重判12年。
我说把天水留在中国，是因为我和井蛙来美国后，曾尝试让天水离开中国，至少是去香港，并为他张罗介绍了香港女朋友。
当然，这是后话，却一直是我心中的一种疼，如今更疼。
那天，杨天水还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写了一百多万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曾当过图书管理员。出狱后，就是凭着这些文字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他有个双肢瘫痪的姐姐，杨天水非常想照顾她。我们当时住的房子，98平方米，二房二厅，楠木地板、全新装修。当他听说房租才每月550元后，流露出羡慕的表情。我说，你也可以在这里找一间房子呀。
西渡其实就是上海的“左岸”，这里住着一群作家、画家、音乐家。多的是。
但我不知道是否要告诉他，自我们来这里后就被警察盯上了，前两天，还从我的一个画家邻居那里探听我和井蛙的事。但我能住，我想，杨天水就能住。
井蛙看我们一付诡秘的样子，好奇地问道：“在谈什么呀？”
我说：“天水也想在这里租房。”
井蛙雀跳道：“好啊，住下后，我们这里就更热闹了。”
杨天水自称是商人，曾有个台湾亲戚给他一大笔钱做生意，但不久就被人骗走了，以前，他和他的前妻也曾被人骗过。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杨天水根本不会和人谈生意。找了几家租房中介公司后，杨天水很快就看中了一套房子，出手就像一个阔佬似的，二话没说便爽气地预付了100元的定金。
而这时候，我们的手中，每人还拿着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呢！
当天边出现一抹晚霞的时候，我们正开始吃晚饭，杨天水突然急急地说，他要走了。我向他保证，八点准时从这里出发不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杨天水已经拖着大行李走到了门口。这时，他看上去完全像一个不近情理、不懂礼貌的小孩。我和井蛙只好扔下碗筷去送他。
那真是西渡的一个美丽黄昏。
每当乘上从西渡去闵行的轮渡，我的脑海里常会闪现出王道乾翻译的杜拉名篇《情人》的开场：“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对杜拉说来，湄公河意味着一道新旧生活的界线，对西渡人来说，渡轮意味着从乡下到城里的开始。但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不重要，对我说来，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这段文字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在我的心中，杨天水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更不用说是一个商人了。在我看来，杨天水甚至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文人。
读杨天水的文学作品，常让我想起三十年代的蒋光慈，那正是一个意识形态与文学联姻狂欢的年代。读者从作家的每一个字眼里似乎都能找到现实政治的含义，作家也自觉地把这种追求视为文学的最高圭臬。
在杨天水尚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极权政权凶残地投进了监狱。1990年到2000年，在杨天水入狱的十年里，也正是中国文学经历着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巨大裂变的十年。然而，杨天水却被迫与世隔绝，犹如孤魂野鬼似地从辜鸿铭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寄托与支点。在杨天水的字典里，除了萨特之外并无福柯，在这样的一本字典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荒诞”也是有意义的。
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荒诞就是荒诞，垃圾就是垃圾；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这是任何哲学都无法混淆的事实。
不幸与荒诞的是，我们却正生活在一个界限模糊的时代，“指鹿为马”既成为了一种美学，更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项政治暴行与丑闻。
轮渡过了黄浦江也就到了和杨天水分手的地方了。
我想念杨天水，非常想念。
2006年5月17日
附录：
上海行轶事
——忠厚善良的作家夫妇
◎ 杨天水
八月上旬的上海是炎热的。我和李国涛多次联系作家王一梁和井蛙夫妇，都没有成功。大概他们休假去了。
后来我一个人再次到了上海，找到了他们。他们夫妇住在浦东的西渡，离奉贤区只有几公里。这里的房子便宜，他们便租住了一个套房，一起写作。
王一梁上海人，大约六十年代初出生。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年代，是上海有名的年轻的小说家之一。二千年代开始，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被官方劳教了三年（二年，编者按），劳教中，他被分在蔬菜队劳动，整天干类似于菜农干的农活。
劳教生涯结束以后，遇到了文学人井蛙，他们大概早已有了神交，便结为夫妇。
这是一对和睦的、好客的，拥有共同理念的，也从事同样工作的夫妇。一梁身材高大，端庄憨厚，井蛙身材娇小，善良随和，为人皆热情待人，禀性仁义诚实。
他们做了好多美味菜肴。饭前饭后，我们一直谈到晚上。他们夫妇还一直将我送过黄浦江，直到我上了公车，他们才放心离去。
我们谈话的范围很广。以下是一梁的言谈摘要
“自由民主已经是世界大势，任何守旧的力量，也不能阻挡得了。但是我们处在举世追求和平理性的时代，因此中国的民运主流上必须是和平的理性的。”
“由于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我们就不能急躁，只能渐进。而目前尽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谋求进展，尤其必要。”
“文学是我们夫妇目前的追求，我们尽力翻译有利于开启儿童智慧和民智的文学读物。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稿费是低廉的，我们必须为生存而奋斗。”
我谈到辜鸿铭的一些观点时，一梁非常赞同。辜鸿铭大致这样说过，真正的文明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汽车洋房，而是文明的男女老少。高楼大厦汽车洋房等等，只是文明的物质层面，而只有一个社会的人群，普遍地拥有教养，赋有仁义礼智之后，这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才能称作为文明。
一梁的悟性，品德，都是一流的。
他说：“上海的民运，杨勤恒是可歌可泣者。他受到的迫害深重，但是从来没有气馁，仍然在继续思考、参与、领导。其他如李国涛、戴学武戴学忠兄弟等，都是坚强的斗士。”
我本来很想拜访上海的民运先行者杨勤恒。但是时间限制了我的构想，迫使我不得不匆匆告别了一梁夫妇，离开表面上显得庞大而杂乱的上海。
于云南昆明
2004年十月十日
《自由写作》首发
郭小林：父亲郭小川的死(散文)
父亲郭小川的死(散文)
——纪念郭小川不幸辞世三十周年
◎ 郭小林
197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诗人郭小川意外地死于旅次。
此时，“四人帮”被逮捕刚刚12天，郭小川57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半月。
据当时由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所作的结论，郭小川死于临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导致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被褥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是一次意外事故。
但多年来，我们家属中有些人和一些老朋友一直对他的死因有所怀疑。应该说，他们有所怀疑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一、郭小川的死在时间上太巧了一点：刚好是在“四人帮”倒台后仅十天左右，而中央已经内定要他出任文化部门领导职务的时候；二、因为他在文革中后期和“四人帮”及其把持的文化部门的爪牙进行了斗争，“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三、他正好处在返回北京的旅途上，孤身一人，痼疾缠身，要想下手是容易的；四、何况，当时的中组部和公安部还被“四人帮”的爪牙控制着，人们对他们派出的人员所作结论不大信任。
郭小川的老上级、当时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就曾悲愤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是被害死的呀！”郭小川的老朋友、作家黄秋耘直到前几年，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郭小川的死因有疑点。
我虽然曾于1978年初在给胡耀邦的信中提到我们对死因的怀疑，耀邦同志也对我有所批评，并表示相信中组部和公安部所作结论。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冷静下来想想，越来越觉得郭小川被害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首先，郭小川只是偶尔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并没有深入到高层，不可能掌握什么核心的要害的机密，以至“四人帮”非要杀他灭口；其次，“四人帮”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被捕的，恐怕还没来得及下手杀他们想杀的人；再次，像郭小川这样挺身和“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不掌稳了国家机器杀得过来吗？文艺界就有白桦、张天民、王昆等，他们都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时郭小川的生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从“四人帮”的角度看用不着杀他。
我和妻子当时虽然已来到林县照顾他，但对他实在缺乏了解，所以也无法真正很好地照顾他、体贴他。他去安阳，我本应当跟随在身边，却被他以孙女小需要照顾为由劝回林县，是有所失职的。
我所谓的对他缺乏了解，一个是在思想上无法与他沟通，没有共同语言，我那时既幼稚而且中极左之毒甚深。因此不能帮助他把内心深处的痛苦有所排遣，有时反而使他增加痛苦。
另一点，就是对他已经十分严重的病情缺乏了解。
今天，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他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
早在文革前的1959年，由于长期过于辛劳和“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缺乏，他就患了肝炎。从此这个病魔就缠上了他，从来没有根治过。1964年10月他参加人民日报社的“社教”工作队下乡搞“四清”，去了一个月，肝炎就急性发作，不得不回京治病。
1967年初他先是被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揪斗、殴打，罚他在报社打扫了八个月卫生，9月被作家协会造反派揪回作协，关进“牛棚”，挨批斗、殴打，肝炎再度复发，病情一度十分严重，造反派不得不把他单独关到一间小屋，派专人照料他。多亏那位工人心肠好，经常自己动手给他包饺子，身体才慢慢有所恢复。
但郭小川好强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他积极努力学习、劳动的表相，看不到病魔正悄悄蚕食他的健康。1970年1月他在武汉匆匆拔掉满口牙齿，然后赶赴干校劳动第一线。他这“拔掉满口牙齿”正是因为肝脏长期患病，已不能很好地过滤毒素，使他的牙周炎越来越厉害。
在干校，艰苦恶劣的环境和超强的体力劳动，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疾病。到1973年，他除了老毛病肝炎、长期失眠之外，又查出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症。而就在这种身体条件下，他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亲人照顾，更要承受因为他积极写作而招致“四人帮”的迫害——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被江青看到后，江竟然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并指斥郭小川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遂被以极其荒唐的“罪名”受到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长达一年，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以至于1975年团泊洼干校附近的一个老医生就告诉别人说“这个老同志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
另一方面，他在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同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在持续损害着他的身体：他由于多年在白天工作之余坚持夜间写作，从三十多岁起就患上了长期失眠的毛病，要依赖安眠药。长此以往，他服用安眠药的剂量是常人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药物的毒素在他体内慢慢积累，导致他后来常常出现幻觉、神智迷糊、步态不稳等情况。
他的另一个不良嗜好就是抽烟，每天要抽一两包香烟，而且不分时候，刚起床就抽，晚上睡觉前还抽，吃了安眠药仍然要抽。1970年到干校之初，人们就多次发现他因为抽着烟睡着了导致烟头掉落床上，烧坏衣物、蚊帐等现象。
1975年底他到林县之后，在招待所就发生过烟头烧着被子的情况。后来因为病重住进县医院，1976年夏又因为烟头烧着被子，医务人员发现他住的病室冒烟，呼唤他不醒，推门不开，只好撞开门把他抬出来。这时他仍在沉睡，而胸前已被阴燃的棉被烫得发红了一大块。
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而没有这“文化大革命”，加诸郭小川一身的所有磨难都不会发生。由此可以说，正是文革十年夺去了他的健康和本来应该安享的晚年，更剥夺了他写出更优秀作品的机会。
说文革才是导致郭小川发生意外的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成立的吧！
已故诗人公刘曾著文沉痛地悼念郭小川，他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江湖多风雨，舟楫恐失利。”是啊，在那哀鸿遍野、风雨飘摇的岁月，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谁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谁又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亲人、失去健康乃至丧失生命！郭小川之死，虽然于我们这些亲属是万分悲痛的事情，但放到文革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人的大背景中去看，不过是千万分之一而已。一千万人的尸身如果堆放在一起，恐怕会比北京的景山还要高吧？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人似乎已经完全忘掉了中国曾经发生过文革这样的亘古惨祸，甚至认为“老人家”发动文革的本意是为了中国好！呜呼，真正是夏虫不可以语冰！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2006年5月1日——10日
《自由写作》首发
井蛙：郭小川的书房 (散文)
郭小川的书房 (散文)
◎ 井 蛙
我到北京的那一天，雪晴。老太太安排我住在书房里。一间只有10平米左右，摆放了几大橱柜书本的地方，她还为我放置了一张写字台，供我写作之用。白天，我就坐在沙发上写作，晚上，沙发摊开了，就是我的床了。我有个怪僻，正儿八经要我睡在高床软枕上，总是失眠。这张沙发床，治好了这毛病。我就躺在沙发床上阅读郭小川生前留下的藏书，那些陈旧得发黄的纸张，每个晚上，翻阅到凌晨两点。当翻到诗人生前在书上写下的字儿，我会小心翼翼地翻过，并来回看了几遍。他的字体很是清秀，像是女诗人的字迹。当窗外，一阵初春的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此时此刻，我就不自觉地想起藏书的主人来，像想念一个离开自己的朋友一样悲切。夜晚，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那棵瘦瘦的香春树在风中摇摆的影子，我实在太喜欢这棵可以看又可以吃的树了。
没几天就动了要写《郭小川传》的念头。老太太当然感到高兴，我就从书柜里搬下《郭小川全集》，放在书桌上，以便阅读。她也给我讲了很多她和诗人年轻时谈情说爱的一些往事，正中下怀，我正想从她身上挖掘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希望有助于写传记。
可是，我还是激情于郭小川的日记。还有诗人和老太太之间的通信。从他每天的日常记录中，我细心地注意到，年轻的郭小川是一个总是没睡好觉的诗情澎湃的人。只有偶然一两篇日记或者一两封信里才没提到“昨晚没睡好”或者“昨晚失眠”的文字。我算了算，他的那些失眠的日子一直没间断过，甚至直到他被别人整，直到他到林县最后的那些日子。
我把书放在胸口上，面向窗外，那摇晃的树影没有一次不使我想和诗人谈心的冲动。当年轻诗人遇到老诗人，会是怎样的呢？当他在天堂上看见我现在就睡在他的书房里，又会是怎样的呢？
老太太，在我们眼里，她根本不像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她喜欢照顾屋里的每一个晚辈。我的书房门晚上不关，睡意朦胧时，她会推门进来看我盖被子没有，看我是否在熬夜，或者在和谁讲电话。白天外出，她就罗嗦我不要穿短裙，怕冷着。总之，她除了一头白发外，身上没有一处像个老人。皮肤白皙、细嫩没有皱纹，脸上永远挂着笑。而且，屋里屋外，只要她在家，我就能听倒她爽朗的笑声。
白天，她不要我帮忙做饭，我只负责拖地板和洗碗。餐后她会给我一大兜水果，一大包牛奶和一大叠党报。接着看一大段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国家新闻。我倒很乐意接受这些我一个人生活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却使大舅郭小林想不通，像我这么反动的人，也能接受这样的“改造”。
说实在，上个世纪红色年代，甚少诗人的诗歌是我喜爱的。但是，郭小川的一小部分诗歌却使我找不到不喜欢的理由。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比如《望星空》这样的诗。所以，从一大叠党报和每天一大段党闻中，我渐渐地感到我的《郭小川传》比冰还冷。因为，老太太说，文稿一定要经过她的审核才能通过。
我点头。我理解中宣部。
不过，我还是很乐意每晚翻开郭小川的书信日记。累了就读他的诗，或者读书架上普希金等俄国诗人的作品。一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诗人的藏书绝大部分都是外国著作而少国学？想想也不奇怪，红色年代，就是崇尚马列的年代，马列是外国人。自然，这个在红色政权下活跃的诗人，会积极地接受那些在当时倍受推崇的书了。据老太太说，这仅存的不上千册的藏书，是特意留下的。最好的书也许都在博物馆里了。包括诗人的手稿。
在一个无雪，阳光灿烂的下午，不去北大听课。我就趴在沙发上看鲁迅编辑的《版画》，我第一次接触到珂勒惠支的版画，那种狂喜该如何形容呢？像喝醉了一样，忘记了时间和地点。德国，一个汇集了犹太人和大屠杀，哲学和政治的国度，这就是我对德国的认识。但是，珂勒惠支是陌生的，版画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是鲁迅编辑的。画册第一页就有郭小川自己的亲笔签名，蓝色水笔，繁体字。我爱不释手，我深情地闭上眼睛，把画册捧在心口上，久久醒不来。珂勒惠支那深沉有力的刻画，那黑白的底层穷苦劳动人民形象就那样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就在当天，我写下《孩子张开口》，一首我最喜欢的儿童诗。这时候，我就感到诗人是一个深沉的诗人，不是那个只允许喊口号和向上级写报告的时代的诗人。我肯定，郭小川的内心珍藏着一种跨越时代，属于诗人自己的激情。那就是对艺术的向往，对心灵自由的捍卫。我感动得几乎落泪。我要和老诗人拥抱，和鲁迅、珂勒惠支、香春树一一拥抱。
我只能用这些简单的文字来表达我对那几册版画的狂热。
我没把我的激动告诉老太太，她一星期一次准时带我到中南海附近那家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才能去的澡堂游泳。我拿了涓的游泳证就进去了，看着她十三岁那年拍下的照片就忍不住笑。反正涓像个疯子，和我没多大区别。老太太说，当年老毛就在这里游泳的。她一说，我就不想下水了。再看远处，泳池里有一栏写着“首长”。
游泳对于我是玩水。
我不想离开我一个人的流放地，我眷恋这书房，一个被那么多古哲先贤包围的空间，我一点儿也不寂寞。更不愧疚。哪怕我说过，我要写《郭小川传》，可是，那些将被围剿的文字，能与我现在每时每刻幸福的时光相比吗？就算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算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诗歌，我起码，还能回忆，我在书房里，一个人独自享乐，香春树，郭小川，发黄的纸张之间都能投射出我的朝气蓬勃的岁月。
所以，大舅也来得勤快了。我们，除了谈论时弊，还谈诗歌和关于爱情的话题。我虽然在他身上，没能找到老诗人郭小川的影子。大舅是个热情而开朗的人，但是，他的父亲郭小川却是忧郁、敏感的。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总会被一两件事情弄得不开心，或失眠或借诗歌抒发情感。但是，我在大舅身边，我们除了开怀大笑就是对时政的愤怒。
忧郁，距离诗歌很近，与政治却很远。我们都不是玩政治那块料。所以，只配呆在书房里独自寻乐。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郭小川纪念馆馆长来了。我替老太太斟茶招待客人。他们是来看望老太太的。他叫我小诗人，我很高兴。他到书房里巡视了一下，我也很高兴。
周而复来的那一次，老太太本来要我帮忙替周老做笔记的，他口述。但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周老比老太太年轻好几岁，但是，他已经耳朵手脚不灵了，后来，老太太自己帮了这个大忙。替周老先生记录了近两三万子的文稿。我除了佩服，就说不出什么了。
这个老诗人的妻子，一个老记者，每天都坚持记录日记。什么琐碎的事情都有，精力充沛，不厌其烦。
我也是个好动的人，但是，仅仅体现在我喜欢动脑筋。我呆在书房的时间渐渐多了，看书、写诗、睡觉、听音乐、看香春树。那餐后的一大兜水果，一大袋牛奶（老太太的四川口音读成liu lai）和一大叠党报，一大串的党闻渐渐少了。我和老太太的话因此也少了。她也不催问我写不写《郭小川传》的事儿了。
但是，她依然晚上会来房里看看，我是否在看书，是否盖了被子。只是，那段时间，出入书房最多的人还是涓，直到有一个夜晚，老太太那敏锐的嗅觉，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灾难之外，书房还是最宁静的书房。
我和涓正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漫谈中，老太太微笑着推开门说：“怎么我闻到了酒味？！”
2006－5－16
凌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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