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正在上映中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于著名作家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苏童一度是电影导演的“宠儿”，他的众多小说都曾经被改编成影视片，是影视圈最抢手的作家。《茉莉花开》上映，苏童趁着节日长假在南京看了《茉莉花开》。不是第一次看自己心里的故事“活”在银幕，一向谦虚的苏童说，每一次都要看的。看了《茉莉花开》，他很爽快地就这部影片的观感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每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想法？
　　苏童：就是在单纯看一部电影，然后会想一想和原作的出入，不过这些并不重要，我尊重别人再改编创作的权利。
　　记者：《妇女生活》当时侯咏买下其改编版权后，你们做过改编方向的沟通吗？
　　苏童：没有。我的小说被买去影视改编版权后，我基本不和编导做什么沟通，因为他们是专家，我完全放心他们去做。我到现在都没有和侯咏见过面。五一前，我正好去电影院看《茉莉花开》，侯咏从上海打来电话。我平时手机是不开的，这些年手机也换了好几个，估计侯咏想联系我也联系不上，那天很巧。
　　记者：你看完《茉莉花开》满意吗？对侯咏对后两部分的改动怎么看？
　　苏童：侯咏对《妇女生活》后两部分改得非常好，很电影化。特别是第三部分，原小说中第三代的女人是肉食店卖肉的，拍起来不好看。侯咏完全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把三个跨度很大的不同的时代给做在整部电影中，他的胆子很大，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拍。
　　记者：你觉得侯咏对《茉莉花开》的改编是表现主义的？
　　苏童：是。高度浓缩。抽离时代的具体事件，完全集中写人，都是点到为止。这和现在很多中国电影导演的自然主义的纪实方法不一样。我是一个专业的电影观众，我看的电影很多。侯咏对《茉莉花开》的处理，很少有导演这样做。这种高度浓缩的表现主义方法，对导演、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你可以用非专业演员去演《小武》，但绝对演不了《茉莉花开》。因为侯咏给演员塑造角色的空间不大，每场戏都要求演员做到精确，所以《茉莉花开》这样的电影很考验演员。
　　记者：你对章子怡在《茉莉花开》的表演满意吗？
　　苏童：我认为《茉莉花开》是章子怡从影以来演得最爽的电影，因为全是她的戏，给足了她的表现空间。三年前，章子怡能演到这个水平，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就目前而言，章子怡还不是演技派演员，她的演技还需要磨练，但我相信5年以后、甚至10年以后，她会是中国很会演戏的电影演员。就《茉莉花开》而言，章子怡的表演有的地方很精彩，比如最后雨中生子，她完成得很好，因为她毕竟没有生育的经历。但有的地方就欠缺。可是，你看《茉莉花开》，你不会觉得章子怡的演技有问题，因为影片给她的空间大，那部分有缺点，但另一部分又很快给补回来了，所以观众会因为这部影片重新认识章子怡。
　　记者：《茉莉花开》中你最满意的演员是谁？
　　苏童：陈冲。她演得太好。很准确。但惟一遗憾的是，影片开始时，陈冲扮演的母亲太年轻，我个人觉得应该再老些。我觉得姜文也很好，演得很牛。我刚才说过，侯咏这样拍《茉莉花开》，必须要用演技很好的专业演员，所以陈冲、姜文用得特别对。现在导演特别是新导演，对演员的表现力还是有些忽视。内地也缺少以演员表演为主的电影。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一般来说，作家都不愿自己的作品被拍成影视剧后有较大改动，你介意这些吗？
　　苏童：我的那些被买断影视改编权的作品，我都不会过问导演如何处理。因为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我相信每一个买我作品改编权的导演。《妇女生活》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有着当时时代的特点，比如章子怡扮演的第三个女性，曾经想杀死熟睡的背叛的丈夫，但最后孩子的分娩逆转了她的举动，丈夫也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但电影却把第三部分做了大改动，让章子怡过起了单身妈妈的独立的妇女生活。我觉得电影里这个改编很不错，更加符合剧情片电影化的表现。
　　记者：在你所有被改编作品中，哪部电影作品与你想象中冲突最大？
　　苏童：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就觉得和感觉中偏差太大，这些年我出国访问，很多次都放这部电影，外国观众也会拿这部电影向我提问。我也看了不少遍，现在就逐步觉得改编还是很成功的，也是很下工夫的。
　　记者：听说你的又一部新作被贾樟柯买了改编版权，现在进展得怎样？
　　苏童：那是去年的事，贾樟柯来南京谈了很多次，今年他在忙别的影片，还没有做具体沟通工作。我现在大多时间还是写作，看电影。

现在有些人称我国学大师，但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昨天，在冯其庸书画展的发布会上，已经年逾八旬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拜托”媒体不要再称自己国学大师，并幽默地说，要是“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自己倒很符合。

　　将于本月2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冯其庸书画展，是这位红学家自2001年在美术馆举办画展后又一次展现自己书画方面的成绩，主要展出的是他2001年以后的新作100余幅。

　　除了不敢称“国学大师”，冯其庸昨天还深情怀念了启功先生。“可惜的是我和启功先生认识得很晚，接触的时间比较短。我经常画了画拿去给启功先生，他也不客气，每次都给我提意见。”冯其庸回忆。

（大纪元记者古清儿/唐宇采访报导）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力图让人们遗忘这场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和空前浩劫的政治运动，当局严禁举办各类纪念及反思文革活动，也禁止媒体做任何相关报导。虽然中共禁止，但是民间反思活动照搞不误及海外办了多场研讨会，提醒中共官方“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大纪元采访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

文革的阴影

中共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没有真正的清算过。今天中共跟当年文革一样，它没有真正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否定，而是继续用文革那一套，统治国家，掌握人民。

孙文广说:“中共它现在也承认是一场浩劫，动员很多人，教育停顿了十年，给广大名众在心里上留下阴影，那就是一种对政治的恐惧，比如，现在有很多人自己权利受侵害的时，维权意识就相对比较差；又比如，农民土地被征用，钱被官员占有，很多人就害怕，那么这种惧怕的心里，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怕被抓、被打、被整。”

孙文广表示，像毛泽东它是不顾及历史的，我行我素，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评价他，邓小平跟毛的做法是相逞的，如六.四镇压学生，就很明显。文革造成大家对历史，对社会的评价可以不负责任，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只管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达到目地，对后果完全不管，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文化叫共产党文化。

据《九评共产党》所诉，中共执政以来，它发起的各种运动中，将近有六千万至八千万的人失去生命，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文革结束后，它还在一直杀人，如开枪射死失地农民、屠杀法轮功学员等等。

自相残杀 人人为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

孙文广说:“共产党擅于搞运动，从49年以后是不断的运动，它在社会上不管哪一个时期，它都要明确一些敌人，现在叫敌对势力，过去叫阶级敌人，要压着他们，不准他们讲话，不准他们有所行动，而且采取很多残忍的办法，有的杀掉，剥夺他们的资产，侮辱、欺凌他们的子女，给他们镇压，让他们发出痛苦的声音，这样给社会造成恐惧的心情，那么这个专政的思想是一直延续的。”

文化大革命、六.四后，如今中共又再找出法轮功，把法轮功做为敌对势力来压制，像法轮功，遭到很多的虐待，酷刑、无缘无故的抓起来，那么你有地方告吗?没有地方告，法院是不受理的。

孙文广跟记者举了个例子，山东济南律师刘如平，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要求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结果被判劳教一年三个月，关进山东王村劳教所。他的妻子就找律师要申诉，没有地方受理，一听是法轮功就不愿受理，这个作法跟文革当年是一样的，就是它可以任意的凌辱，任意的把你抓起来、关起来，你没有地方去诉苦告状。

孙文广说:“在大陆，看到或听到的，全是它的光荣伟大正确，四年前开十六大时，还挂了一个横幅，‘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万岁’。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你怎么能自己说自己是正确的光荣的?它本身就违背了中国的传统美德、谦虚；而且它的历史有很多是不正确的东西，有很多是不光荣的东西。”

进退自由

自2004年11月大纪元推出《九评共产党》之后，掀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潮，目前三退人数已超出一千万。“九评”、“三退”通过网络、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广播等渠道，快速在中国大陆传播。

孙文广认为，有人要退党，那是他的自由，这也是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不满的一种表示方式，中国没有民意的表现渠道；有人愿意退党，我觉得无可非议，我赞成采取这种方式。

孙文广说:“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九评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觉，从另外一面来看共产党，就不是歌颂它，而是看这个党的错误，甚至它犯的严重错误，从这个角度看，《九评共产党》起到了很大作用，它对共产党的描述，的确给人开拓了眼界。”

个人遭遇

孙文广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他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受到迫害。他在“反右倾”、“社教”运动中，多次受批判；文革被批斗、隔离、关进监狱六个月，“清队”运动中，遭抄家、批斗、游街、拷问，关进牛棚七个月；“清查 5．16”运动中，再关21个月；1974年12月，坐牢三年半；1976年11月，上书中共，被判处七年徒刑；82年平反，回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至退休。

孙文广说:“我当年在文革，被抓入看守所，关在牛棚，半夜就被打、审讯，打得你遍体鳞伤，那么你可以去告状起诉吗?没有，法院一听你是反革命，谁也不理，就是把你打死，就白打死。”

出书写作 为民主自由奋斗

孙文广1985年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发表经济论文数十篇，主要是批判极左经济思想理论。他在网路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对中共的腐败及敏感问题，敢于发表不同政见。

孙文广说:“我的文章是给国内的人看的，但现在必须出口转内销，要把稿子投到国外，再通过网路，才能看到我的东西。”

大陆没有出版自由，特别是写一些敏感的问题。孙的著作《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也是在香港出版的。在这本书中，有一部分是评论江泽民的内容。他认为江泽民在政治上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完全继续了毛泽东的一套，如封杀不同声音，搜捕民主人士，反对政治改革，压制信仰自由，使用权术等等。他和毛泽东都是祸国者。

孙文广的坎坷人生，可以说见证和经历了中共的整个暴政。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在书的前言中说出了他的心路:“我走的这条路很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我愿以我的晚年，为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献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支撑，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添砖加瓦。”(

敌人、罪犯、坏人和仇人，是全然不同的概念，多年来共产党却把它们混淆起来。

敌人是社会集团和群体之间在争权夺利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两个以上的人在争夺某一目标（财产、地位、食物、异性）的斗争中也会形成敌对的关系。

对敌斗争的原则，孙子兵法首推“不战而屈人之兵”，视攻城为最下等策略。高尔基迎合斯大林需要，提出了“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的口号，为斯大林30年代的大镇压助纣为虐。因为斯大林消灭的对象，并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斯大林需要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消灭。

“敌”“我”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相互依存，不含褒贬之意。一旦争夺的对象消失了，或者敌我一方放弃了、投降了、解体或者消灭了，原来的敌我关系随之消失。“敌我关系”尽管存在于势不两立的斗争过程中，却具有暂时的相对的性质，可以转化，并非固定不变。耶稣教导门徒要爱敌人，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得自上帝的神性，可以化恨为爱；共产党提倡“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是因为骨子里对自己的理论、目标缺乏信心。两者相较，别如云泥。共产党1950年代初制定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其实质不仅是杀俘虏，而且是对昔日的敌人，当作“仇人”、“罪犯”进行报复、清算。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管辖的范围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结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小撮恨世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当时乃至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敌我矛盾。这一谬论邪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反右运动”、“四清”、“文革”这些人为地制造“敌人”的悲剧和罪恶。

夺取了政权的势力或集团，治理社会靠制度和法律，而不会愚蠢地把对敌斗争的路线和方法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古人所谓“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讲的就是这浅显的道理。违法犯罪分子，包括缉拿归案的武装反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是罪犯而非敌人。“敌我关系”只适用于维持着敌对关系的地区和期间；犯罪与否则适用于法律实施的地区和期间。敌我斗争是超越法律的，法律则要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犯罪者只能以罪量刑。因此，敌人未必就是罪犯，罪犯也未必就是敌人。法律的处理要求公正无私而且铁面无情；敌对双方的斗争，理论上虽然是无情的，却不排除灵活的策略而且总有妥协的余地和转化的可能；正义则最多只属于敌对的一方，或者两方均属不义。对敌斗争的原则是“缴枪不杀”，而对于持枪杀人犯，“缴枪”之后的杀或不杀，须根据犯罪情节依法做出判决。古人认为征伐和刑杀都是“凶事”，“不得已而为之”。应有悲天悯人之心，鄙视矜功伐能之态。中国古代的军事哲学和最杰出的军事家乐毅、赵充国之属的军事实践，追求“全国为上”、“全军为上”，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之上”。北约在科索沃，美英联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也都追求双方损失的最小化。即使古代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也不以刑杀为目的，而视“刑措不用”为至治境界。与此相反，共产党历次运动无不规定打击对象的“指标”、“一打三反”运动公开扬言“杀一小批”，以及“从重从快”、“严打”等做法，无不气势汹汹，仇恨满腔，以树敌有功，以多杀为能，都是公然违背和践踏法律的蠢举恶行。

“坏人”是专门损人以利己甚至不利己也要损人，那种处心积虑地“盼人穷”，幸灾乐祸，惟恐天下不乱的家伙，总是面目可憎地显现出卑劣的心术和邪恶的行为。这一品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获得了空前的鼓励和孳生繁衍。然而只要善钻法律的空子，不越“有罪”的界限，虽系十足的坏蛋，仍难入罪犯的缧绁。而过失犯罪者却未必就是坏人。敌对的营垒中，都可能有坏人，同时又都不乏安分守己和品德高尚之人。洪承畴、吴三桂抗清时是满清之“敌”，降清后转化为满清之“我”。史可法则是满清“死敌”。但清朝修《明史》，却贬洪、吴于《二臣传》，铁案如山地定他们为“坏人”；褒史可法于《忠烈传》，盖棺论定他是一个“好人”。不以当时之“敌我”判分青史之“好坏”，大概是满清能以30万人入关之少数民族，而竟统治中国268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罢。独有共产党把敌人、仇人、罪犯甚至自己在经济上的剥夺对象，都处心积虑地抹黑为“坏人”，在一切场合煽动对这些人的蔑视和仇恨。

“仇人”乃是个人、家族或某一社会集团进行报复的对象，其原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这种复仇的对象未必就是坏人，而其中“以武犯禁”的行为也不为法律认可。有些复仇目的之执着，常非权力和利益的转移所能轻易了结。一般说来，仇人多为私仇。也有公仇，但凡公仇，又都是“公敌”，为投降不能化解，岁月不能销蚀，必欲报之而后快。此种深仇大恨，如德国纳粹之于犹太民族然。轻易原谅仇敌的民族，是怯懦或浮躁的民族；把昔日的敌人当作永久的仇人，则促狭不足取；但对于死不认错、不知忏悔的犯罪作恶分子，则不存在“宽容”问题。好人不必仇视坏人；真正的坏人却一定仇视所有的好人。共产党的宣传，始终以煽动对真、善、美的仇恨为主旋律，必有坏人操纵。能以自身的强大缔造辉煌的现实，又能不失历史公正地化解内外仇敌，感化罪犯和坏人的国家、民族、团体、信仰、主义，庶几才会有未来和希望。

2006-5-3

如果问世界上谎言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当然就是中国了。从数量上来说，如果中国每个人说上一句谎言，那就有13亿之多，远远超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谎言数量。从实际上来说，中国人说谎是信口而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前段时间中国公安部举行《通报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表示，农民和警察的冲突不存在。不存在这个性质的问题。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没有警察和农民的冲突？那去年的广东汕尾事件又是怎么回事？还有据香港和台湾传媒前年11月6日报导说，四川省数万农民抗议政府建水电站，前往沟通、协调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甚至一度被数万抗议群包围，直至11月6日才得以脱身。这不是警民冲突又是什么？还有中国遍地的因拆迁征地引起的各种矛盾，不是警民冲突又是什么呢？
十多年前，江泽民在国际社会上公开说，中国没有政治犯。一语惊破世界。当时监狱里关了许多“6．4”的教师、学生、市民等，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反革命犯，这不是政治犯又是什么？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主席，则不是简单的不知情，实在是无耻之尤！

谎言是中国的特色，无论是大到中共的各级领导，还是小到平民百姓，都习惯了说谎话。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你只可信其半，否则便会陷入这种不负责任的唇舌之祸中。中国的谎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的发言胡说八道。每当国际社会指责中国的人权及其他什么恶劣事件时，中共先是沉默一阵，然后反唇相讥矢口否认，比如苏家屯换器官事件、警民冲突事件、人权事件等等，中共都是一口否认，不顾事实，死不承认。面对记者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询问时，外交部长唐家璇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道：“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贼无赃，硬似钢”，但中共即使面对确凿证据时，也硬得梆梆的──“说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面对这样的家伙，你还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每当人家提出意见时，中共不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振振有词，甚至搞出几份又臭又长的文件报告之类的东西，强词夺理，用谎言针锋相对，这哪里是面对批评的正确态度，分明是一种无赖行为！

二是统计资料弄虚作假。大到国民生产总值，小到每家每户的收入，中国的统计资料都要弄虚作假。江泽民退下来的那年，当时在《新华网》上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中国每户的资产已经达到了20万元，够得上小康生活水平。我和许多同事哭笑不得，以我们这样的中等收入，离20万元的资产似乎还遥遥无期，何况大部分的农村呢？这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又是谁搞出来的？真他妈的，为了舔江泽民的沟子，不惜搞出这么个让全国人民恶心的资料，中国怎么净出这些货？

三是官员假话成风。中共官员说假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大到中央领导，小到村级领导，在开会时，你只要随便那么一听，无不是假话、套话、官话、废话。官员说出的话常常是反话，比如一个市长表态：“为了老百姓，我连觉都没睡！”其实，昨晚他早就钻到情妇的被窝里去了。象那些贪官──陈希同、慕绥新、刘方臣等，哪一个不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成天靠着假话混日子呢？

四是政策谎话陷阱连连。中共的政策朝令夕改，陷阱连连。邓小平说，50年不变，其实许多地方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为了长远利益，大家可以牺牲眼前利益”等等，哪一个不是谎话加骗话。还有那个国企改革──“破三铁”、“减人增效”、“抓大卖小”等等，每隔几年就折腾一番，国企并没有因此起死复生，社会上反而涌现了许多被谎言诓骗的牺牲者。所以对中共的政策，你要作反向思维，它说，“50年不变”，就是说有些家伙已经提出变了。它说，“人民公仆”，其实在讲，许多官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了……

五是学术谎言车载斗量。这几年中国的专家学者存在一种集体堕落的趋向，他们信口雌黄，谎言可谓车载斗量，比如杨振宁前一段时间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比美国的好。如果这不是老得发昏的话，那就是有意的谎话。

六是商界谎言你骗我我骗你。“质量第一”“服了我们的药，包治百病”……中国的商界弥漫着一股谎言的风气，谁的谎说得越大，谁就飞得越高，大家都在骗，骗来骗去，就只剩下老百姓遭殃了。

七是个人谎言成了习性。谎言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社会的风气，更是中共的拿手把戏，没有谎言就没有中国，没有谎言，中共就无法生存，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都有说谎话的习惯。电视采访时，一个农民会脱口而出：“还是共产党好，还是政府亲！”鬼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小学生会讲：“连爷爷，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瞧，多么肉麻！毛孩子知道连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可见我们从小就受到谎言的教育。再看一个所谓作家的自我介绍：发表各种文字2,000万字，其实他才32岁。2,000万字，他每天要写多少啊！还有……

谎言遍地，谁之罪？生活在这个谎言的国度里，要保持诚实是不可能的，让我也来上一句：“中共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党，它至少还能统治中国一万年！”

　　时间：2004年7月30日

　　地点：纽约，曼哈顿，Union Square附近

　　查：回顾八十年代，我希望你能谈得个人化一些，我觉得你的角度会比较独特：你比这个系列里其他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