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忠俊(烟波渔者)受到深圳警察的持续骚扰

熊忠俊(烟波渔者)受到深圳警察的持续骚扰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原《中国民营》杂志社记者熊忠俊(笔名烟波渔者)在去年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无理关押81天后释放,虽然警方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名撤销了他的案件,但出狱后的他却比一般的人更没有自由,除了要向警察及时告知他的居住地址,电话号码和工作单位外,还必须定期以打电话和写信的形式向负责看管他的警察汇报思想情况。

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他去年9月份一度去了广东中山,在该地工作了短短一个月,当地的警察便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向他的单位领导施压,使得他被迫辞职。据说,他此前的记者工作也是因为警察的阻挠而丢掉。今年4月5日,深圳警察曾以”查暂住证”为名将他带到公安机关,并罚款,之后几天又以威胁的非法手段逼迫房东将他赶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得再次搬家。深圳的秘密警察早已经是无孔不入,在打听到他的新住址后,又以同样的非法手段,让他所在花园的管理处以其它理由将他驱逐出去。

烟波渔者对记者说,2006年5月11日上午九点多钟,他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时候,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急忙下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所住花园管理处的人带着保安去查房,他们先让他出示了身份证。在得知他不是租房人,而是租房人的朋友后,叫他一起去了管理处。管理处的人告诉他:”有人投诉说你的出入不正常”.他说:”这里每天24小时都有人出入,早上有比我起得早的,晚上有比我睡得晚的,不正常在哪里?”.最后,管理处只得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他不是租房人,不能在那里住这么多天而要他马上离开,并吩咐保安再也不要让他进去。

烟波渔者知道又是警察在背后作怪,他们既然铁了心要赶他走,总能找些歪理由,所以没有跟他们继续理论下去。于是让实际租房人——同在深圳的异议作家赵达功再去和该花园管理处协商,在近几天内把东西搬走。烟波渔者告诉记者,深圳警察不会轻易放过他,只要他没有离开深圳,对他的非法无理骚扰就会持续下去,警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断绝他的生路,将他这样的异议人士彻底边缘化。他打算过些天离开深圳,并将他自去年被抓捕后的经历以及他所了解的深圳黑幕进行揭露。

烟波渔者的遭遇并非个案,据悉,此前居住在广州市内的知名网络活动人士野渡和曾在深圳打工的网络作家李剑虹女士都受到了警察类似的骚扰。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除了有因暴力征地所引发的层出不穷的警民冲,在迫害异议人士方面,更是独出心裁,深圳警察对烟波渔者等人的骚扰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变相驱逐,是剥夺他们生存权的一种方式。

烟波渔者个人简历

烟波渔者,原名:熊忠俊,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飞社发起人之一。1980年3月出生于湖北鄂州,现居深圳,之前为《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自幼对文学事业孜孜以求,本世纪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鉴于传统媒体言论自由程度之有限,2004年学会触网,历任《南方文学在线》,《伊人城市》,《第三条道路》等文学网站诗歌版面版主以及论坛管理员和网刊编辑。已在《博讯》等海内外网络媒体开设有个人专栏。各类作品散见于《博讯》、《大纪元》、《新世纪》、《民主论坛》、《议报》、《中国事务》,《中国之春》、《希望之声》、《美国在线中文网》等。

因为在在海外媒体发表批评当局的政论多篇,并最先报道深圳反日游行群众被抓的消息,于2005年5月1日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05年7月21日撤消案件,并在在亲人的担保下释放。

  (来源:博讯)

雅虎将求美政府促中国改善媒体自由状况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道:国际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资料已导致四名网络作者入狱。雅虎公司负责人近日在美国表示,他们将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敦促中国改善媒体自由状况。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雅虎公司是在推卸责任。

中国网络作家王小宁于200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秘密判处10年监禁,此前,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网络作家王小宁的私人信息。这条消息于上个月被媒体曝光。王小宁是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泄露客户电子邮件资料的第四名受害者,此前,在中文的互联网发表文章的师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姜力军被判4年、李智被判处8年。

路透社的消息说,雅虎首席执行总裁特利.塞莫尔于星期四表示,雅虎别无选择,只能按当地法律办事,雅虎也没有改变中国大陆政策的能力。特利. 塞莫尔认为,关闭在中国的雅虎业务,并不现实,也无法帮助中国大陆建立言论自由机制;其它媒体也应该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不要因受到官方限制而放弃争取言论自由之路。塞莫尔表示,雅虎将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共同促使中国大陆官方放宽对网络媒体的限制。 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周世雨评论说,(录音)

总部设在法国的保护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负责互联网事务的朱力安.配恩认为,雅虎公司只是口头上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但没有改变雅虎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方式。朱力安.配恩批评雅虎公司说,(录音)

朱力安.配恩说,跨国公司不仅有在中国赚钱,开拓市场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雅虎公司并不一定要服从中国当地的法律,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雅虎是一家美国公司,相信言论自由。朱力安.配恩说,特别是当中国的法律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雅虎公司应该服从《世界人权宣言》,因为按照法律原则,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杨致远

 

在节目中侮辱华人 纽约一名电台主持人被捕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清晰频道公司”(ClearChannel)调频105.1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史达(Star),因对竞争对手另一音乐节目主持人Envy的有华裔血统妻子及4岁女儿,发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谈话,12日被捕。

纽约警方11日在听取史达(Star)的节目录音后,对他展开仇恨犯罪(hate crime)调查。

警方发言人布朗表示,史达(Star)的本名叫托伦(TroiTorain),警方12日和他联络,要他向纽约警局总局,交出一把9厘米手枪和射靶许可证,当他到达警局时被捕,并转往曼哈坦下城一警局。

纽约市议员刘醇逸和其它民选官员召开记者会公开谴责托伦后,“清晰频道公司”于10日把他开除。该公司说,“完全无法接受”史达的言论。刘醇逸等仍不满意,并要求以仇恨犯罪处理此案。警方立刻以仇恨犯罪办案。

刘醇逸12日指出:“警局仇恨犯罪组快速侦办此案,颇为称职。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市警总局局长凯利 (RaymondKelly)曼哈坦地区检察官摩根索(RobertMorgenthau)的快速行动。托伦被捕的下场对那些可能触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电台主持人是一个警告,就是他们没有豁免权。”

纽约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小瓦隆(PeterVallone,Jr.)则说,“史达被革职还不够,我们要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我们不容忍这种令人厌恶的行为。”

刘醇逸指出:“现在检察官已经开始对托伦展开刑事控告,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到清晰频道公司,该公司利用挑拨仇恨犯罪谋利,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

纽约市议员詹姆斯(LetitiaJames)说:“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性,清晰频道公司利用不堪入耳的言论赚钱的商业模式,让我觉得被冒犯,该公司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刘晓波: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中,受到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开始不断有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出质疑。八九运动的惨烈失败,刺激出国内外反激进主义的思潮,甚至把文革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八九运动串在一起,同作为一脉相承的激进运动加以批判。
   
    这样的反激进主义思潮,自然也被用于谈论毛泽东和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所发动的文革中,他先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煽动起“打砸抢”狂潮,对文物古迹的毁坏达到疯狂的程度;接着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水浒》运动”,掀起了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甚至大批判歌曲的歌词也把林彪与孔子并列,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捣鬼计;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据文革时期的某些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全盘反传统;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传统帝王的典型。事实上,毛是实用主义的权术大师,他对任何传统都采取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反对哪种传统,提倡哪种传统,完全取决于毛的政治需要。
   
    1,把打倒孔老二与全盘反传统划等号,是以臆断来阉割中国的传统,即把儒家仁学作为中国传统全部或主流。而事实上,中国传统远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儒学所能涵盖,因为,儒家传统主要用于规范百姓和读书人,而对帝王和宫廷政治毫无约束力。特别是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则,首先不是儒学的仁政传统而是厉行恐怖政治的法家传统,配以纵横士留下的机会主义和阴谋权术,正如鲁迅所言:从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的只有“吃人”二字。传统帝王们大都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杀戮成性,毛泽东的统治术所继承并发展到极致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满口“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毛帝王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人权灾难最为惨烈的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千万。
   
    2,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中,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异族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篡权,新登基的帝王大都要清算前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更是疯狂地掠夺财产和大开杀戒,可谓一路血火。西楚霸王项羽对秦朝咸阳城的焚毁,黄巢起义军之一路血洗所过之处(民间俗语的夸张说法甚至有“黄巢杀人八百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之大肆劫掠,张献忠之疯狂屠川,太平军之血洗“天京”……,毛泽东象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掌权后便开始对前政权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其财产掠夺之干净、人员镇压之残酷和遗迹毁灭之彻底,不仅与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一脉相承,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皆为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毛把传统的皇权至上发展为他个人权力至上。
   
    3,两千多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既是第一次终结百家争鸣的帝王,也是第一个“尊法灭儒”的暴君,并开创了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毛泽东正是秦始皇传统的集大成者,毛本人也公开承认“历代都行秦政事”,民间第一次针对毛的自发群体反抗——四五运动——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毛的文字狱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他的自然死亡,文革时期的尊法批儒,不过是秦始皇的当代翻版而已。难道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就不是中国文化?而且,毛泽东只想留下他一个人的遗产,所以,他不仅用中国的法家传统来否定儒家传统,而且他几乎敌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文革中毁灭的是“封资修”,就包括中国的、西方的、苏联的。
   
    4,1949年后,毛泽东进行一系列党内清洗,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的毁灭,更是中国帝制传统的当代翻版。翻开中国历史,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杀功臣和屠高官是中国历代帝王惯用伎俩,帮助秦国变法屠强的商鞅被车裂,为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韩信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对重臣的大规模屠戮,不过是帝制时代大杀功臣传统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已。
   
    5,在文化兴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传统的迷恋者。他喜欢书法、京剧、古典诗词,写得一手不错的草书,作诗填词也还算入流。从毛泽东的读书清单也可看出,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经典,却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情有独衷。他的大书房里,他的那张特大号木床周围,摆放的大都是中国古书,毛最热衷古代史书,特别是对中国帝制政治的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
   
    所以,毛泽东在极权统治上的登峰造极,正如他的夫子自道:马克思加秦始皇。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首发

王光泽:美国乐见中国出现基于基督信仰的政治——布什总统与中国家庭教会成员会面解读

美东时间511日上午,美国总统会见了来自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余杰、王怡和李柏光先生。余杰在接受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定是半小时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见非常愉快。宾主双方就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人权、贸易等诸多议题进行交流,其间还就见证、属灵状况、家庭等话题轻松交谈。

511日下午,布什总统和三位基督徒会面甫一结束,余杰和李柏光就收到香港神学院取消访问计划的电子邮件。香港神学院是一间主内的神学训练机构,不可能因为中美两国基督徒的会面而单方面取消客人的访问计划,很显然是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压力;香港是法治之区,也不可能做出此等有违法理和情理的事情,背后伸过来的“黑手”只能是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狡猾之至”。北京在会面前得知消息后,通过驻美使馆向白宫发出照会,声称“此三人不具备代表性且有政治意图”,试图阻止这一历史性会谈。会谈之后,恼怒的北京政府不便直接表达不满,遂通过香港作为借代性管道取消原定的访港计划,特区政府不得不给中央政府做了“替罪羊”。

 

“破冰之约”的本质涵义

 

布什总统的这一会见,在历任总统中史无前例,即使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也是尚属首次。其涵义和价值需要时间沉淀,才能逐步显现。

有国际媒体称这次会面是“破冰之约”。表面上看来,这次会面是在支持中国的宗教自由,但是进行深层剖析可以发现,其释放的信号是多重的。支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和布什总统的一贯立场。去年布什总统访问北京时,特意选择周日去缸瓦寺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并和官方教会的基督徒进行交流。

这次会面和在北京缸瓦寺教堂的礼拜活动还是有相当的不同。这是白宫首次主动敞开大门邀请来自中国的基督徒,更为特殊的是,这三名基督徒是来自中国没有进行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另称家庭教会)的成员,他们三位还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

假如单纯是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法轮功信众自1999年至今遭遇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法轮功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李洪志先生在美国旅居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和白宫之间有公开的往来。其他在美国旅居的中国宗教人士除了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之外,也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的历史。

假如单纯是支持反对运动,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数量庞大、机构众多,很少受到总统的接见。只有中国劳改基金会的主席吴宏达和中国民运的领袖人物魏京生流亡美国后,1998年受到前总统克林顿的接见。而此次受到接见的三君子,都是身在中国自身安危还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三位具有双重身分,既是基督徒,又是政治异议人士。布什接见三位主内的弟兄,不仅仅表达对三人的支持和爱护,更重要的是支持他们三人背后数以千万计家庭教会的兄弟姊妹。这是美国总统公开支持家庭教会成员争取宗教信仰的权利,具有相当的政治内涵:布什总统乐见中国基督教徒展现更多的政治关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美国乐见中国生长出基于基督信仰的政治。所以中共第一时间将此次会面解读为“具有政治意图”,乃是一语中的。

自清政府时代美国和中国打交道以来,大陆的政治反对派层出不穷,国民党、共产党,政党派别一度多如牛毛,意识形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成规模地展示自己的政治关怀,更没有展现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操守。

中共建政之后,政治反对派长时间绝迹。1978年之后,以魏京生、徐文立和任畹町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民运人士开始公开批评中共一党专政,并要求改变政体,投身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运动。19861989两次学潮,更将反对民间的运动公开化。1999年法轮功遭遇惨烈的政治迫害之后,和民运力量形成合力,声势浩大地全面挑战中共一党专制体制。

无论是老一代民运力量,还是法轮功“真善忍”的反抗模式,为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杀开了一条血路。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转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在内的很多精英纷纷皈依基督教,基于基督教信仰而展开的政治活动由此发端。周舵、张前进、任不寐、张伯笠、远志明、熊焱等都是曾经卷入八九民主运动而的知识分子,高智晟、李和平、张星水、范亚峰等都是从普通公民维权走向政治维权的基督徒律师。这些基督徒们的政治操作手法呈现多种新意:他们虽然不会把中共看作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同样将其看作上帝的子民,不再视中共是单纯的敌人,甚至为他们祷告,请求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反对运动,不仅拥有“爱”的基调,并坚持反对手段的非暴力底线。不仅捍卫自己的权利,还爱自己的敌人、捍卫敌人的尊严,是基督政治的典型特征。这种充满爱与尊严的反抗模式,具有化敌于无形的功效,是独裁政权的真正克星。也许最终将是基督徒给中共“温柔一刀”,彻底终结极权体制在中国大陆的存在。

在南非、韩国、印尼、北爱尔兰等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基督教或天主教都曾经起到了化解冲突的显著作用,乃至最终达致宪政和法治的实现。中国出现基于基督信仰操守的政治力量,这才是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美国真正想要的。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在中国大陆刚刚崭露头角,就受到美国的肯定和支持,乃至受到美国总统的亲自召见。布什在会面中表示将继续支持三位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其涵义就是:“年轻人,你们已经对准了航道,起飞吧。”

 

基督信仰的政治逻辑

 

基督信仰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对中国的专制之癌有何种疗效?

基督政治的基础逻辑是厘清世俗政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政治伦理的基础乃是理顺人类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基督信仰就是要斩断人类的两种“妄念”:人不得妄想成为神,更不得妄想建立地上的天国。

中国儒家文明的内核是圣人哲学,一直在推崇和塑造圣人,造就了无数人间的伪神。这一做法在毛泽东时代被推到极致。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曾得意忘形地宣称,“六亿神州尽舜尧”,6亿中国人都成了神。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僭越,把国民和国家推上了绝境。这个六亿“舜尧”的国度,几乎成了人间地狱:1959年以建立共产主义这种“天国”的名义搜刮农民口粮,饿死三四千万人;文革时期,红卫兵文攻武斗,知识精英斯文扫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死于政治逼迫的国民不计其数。这6亿圣贤不仅没有为全人类贡献一份有价值含量的艺术作品,反而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将不国。乃至长期担任国务总理的周恩来也在日记中反思:“这就是人民共和国?这就是社会主义?”

而同时期大样彼岸的美国人,人口只有1个多亿,95%左右都有宗教信仰,其中50%以上都是信奉基督教的新教徒。和中国无神论的“尧舜”们恰恰相反,这些基督徒非常“迷信”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高呼自己有罪,甚至是罪人中的罪魁,宣称自己是无力救赎自己的罪人,呼求上帝的救赎。这群自认为有罪的罪人,却得到了最大的祝福。他们“戴罪立功”,创造了全球最为灿烂的文明,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基督教信仰相信,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有沉重的肉身。基于基督教的政治就认为,人都是有罪的,这个罪性是不可去除的。这种原罪观念,之于个人要求的是道德自律,之于政府要求的是制度限制,这就是宪政的宗教之维。中共的政治逻辑恰恰相反,它虽然也认为人人都会犯错误,但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可以改正。中共执政57年来酿造了无数的社会悲剧,却仍毫不反省地认为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的法律是中共领导人民创造的,这些法律只能是中共自己的侍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最终沦为中国特色的专制。

基督徒的政治抱负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地上世俗的国家,而不是在地上实现天国。因为在上帝看来,每个在世的人都是罪人,在世上生活时不配得到天国,天国在永生中才能得到,肉身是和天国绝缘的。正如《圣经创世纪》章节中描写的那样,宁禄率领子民试图建造巴别塔到达天国,结果上帝就惩罚他们,变乱他们的语言,分离他们的身体。人类必须得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再心存企达天国的妄念。天国异常美好,妄念使人发狂,毛泽东试图建立人间天国——共产主义社会,甚至不择手段竭泽而渔,得到的却是最大的人间地狱。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再次说明,不管心地多么善良、理想多么美好,建立地上的天国的举动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承认自己的罪性,坦白自己的罪行,真正谦卑下来的中国人不仅应恪守人的本份,还应反思中华文明的自身资源和定位。如果中国人民和执政党继续执迷不悟,惩罚还将来临,悲剧仍将继续。

 

基督政治在中国展开的路径

 

“政教分离”的原则一直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官方和家庭教会,不少基督徒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应当远离政治,甚至基督徒不能具有政治关怀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一原则几乎成了中国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内部推卸社会责任和中共当局打压基督徒参与政治的重要借口。政教分离的原则其本质涵义应当是,宗教信仰不能上升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不能将教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混合重叠。上帝掌管一切,自然包括政治,在独裁下争取自由的基督徒,也是在世俗社会中荣耀上帝,拥有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是基督教信仰的应有之义。

布什说,他有一个设想,假如这几千万基督徒都从地下走到地上,主动要求依法登记。那将是一个令政府多么难以应付的尴尬局面,政府会怎么办呢?布什总统乃是鼓励数千万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融入世俗生活,公开自己的身份,承担社会责任,乃至拥有政治关怀,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地上的国。

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基督徒如何展开自己的政治路径,是下一个即将展开的问题。正如王怡先生所言,“地上的众教会虽然组织和宗派各异,但同属基督的身体,互为主内的肢体。教会的好与坏、教义的纯正或异端,不能由政府来评价。”所有的地上的政权都是世俗的权力,地上的人不得管天上的事,不得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得设置登记等行政性的人为障碍。王怡先生还预言说,“家庭教会自请登记的维权运动,才是真正要到来的剧情。”

理顺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扶正中国宪法的根基,破除中国当前政教合一的政治架构。中国的宪法虽然已经“谦卑”地认识到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建立共产主义天国的妄念仍然未作了断,至今仍以科学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作为国教,并强迫成为全民的信仰。在垄断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中共将其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混淆在一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作为基督徒要践行的政治,首先应当纯正中国宪法的根基,必须剔除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降卑为地上的一种学说,更不得动用国家强制力来强迫公民学习和遵从。

解决了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的关系,继而确立中国宪政的良好根基,基于基督信仰的政治之道就可顺势展开。要想走到这一步,将会和中共发生无法回避的冲撞,如何应对这一重大挑战,中国大陆基督徒的政治使命还任重道远。

 

 

2006514日于北京

 

作者为北京独立时政评论员

葛红兵:整个国家都在尊重个人

在普利茅斯英国海军博物馆,看到一件展品,他是一个普通水兵在前线写给母亲的信,信里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看得出来,这封信对于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这通常是我们大多数类似博物馆选择展品的标准,但是,它却在英国海军博物馆展出来,为什么呢?

这位水兵给母亲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Dear mother,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I recovered your loving letters on Monday Moon.I still like Mary all night and in the best health.You need not send insurance Cards more as they might get me into more trouble,as I have had plenty but have them ready I will get home on the……I would have some more photos.

Stoker Albert Fareley

信的下方,博物馆工作人员注着:“1915年该士兵之后死于甲板爆炸。”非常简短。

用中文来说,这封信意思是告诉他母亲,他接到来信了,请母亲不要再寄保单,他爱着Mary,他期待归家,等等。语言非常日常,因为日常,有些话像是“密语”,可能只有他的母亲能读得懂。这是一封真正的“生活信件”,看得出,这位水兵的文化水平不高,所用的英文不够雅丽规整,信里也没有表露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战争英雄的思想境界,他似乎只是在和她的母亲谈一些家常。

但是,我要感谢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的布展者,他们让一个普通士兵出现在这里,他们没有讲什么爱国的大道理,而是讲述一个普通士兵,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突然被战争夺去了生命的故事,母亲再也收不到儿子的来信了,Mary失去了她的爱人。一个博物馆,它以它的布展展示了这个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关心,对普通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心,它没有让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宏大叙事淹没“个体生命至高无上”这个启蒙之后现代人类确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

写到这里,想起在新加坡生活的时候,看过的一篇关于英国的报道,苏格兰西洛锡安区有个叫布雷奇的小火车站,多年来,在这个小站上下车的几乎只有一个人——沃诺克。苏格兰铁路公司算了一下费用:沃诺克每年付给铁路公司的车费大约650镑,但铁路公司维持这个小站的费用却是34000镑。铁路公司很想关闭这个小站,沃诺克为此写信给苏格兰铁路公司进行抗议,经过数年的犹豫,苏格兰铁路公司终于决定保留这个火车站。

苏格兰铁路公司为一名乘客而保留一个车站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家公司能够自觉的考虑自己的社会职责,将普遍服务的社会职能放在首位,却是让我感动的:他们没有利用“大多数乘客”的利益作为托词,而拒绝为沃诺克这一个个体服务,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个个体都极其重要,重要到和“乘客全体”同样的水平。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常常会因为不能代表乘客全体而苦恼,当我要求服务部门给我以认真的服务时,他们常常会说:他们是为全体乘客服务的,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够改一改他们的逻辑:每一个乘客就是乘客全体啊。

危险的信号——中国人不再关心腐败

 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调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在逐年下降,前几年问题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败问题,而今年却几乎快排挤出前十名。翻开报纸电视,你就不难发现老百姓越来越不关心腐败了。老百姓漠视腐败之所以成为现象,其实根子在于人们对政治的漠视。
    
  政治关怀你我他。一个社会不关心政治,在一个落后的独裁国家,或许是正常现象,而在一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民普遍地漠视政治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在独裁统治下,人们开始厌恶政治,权力失去制约,国家机器成了少数人或集团的工具,少数人的好恶完全成了政治的方向。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权力和资源就会为少数人垄断以及社会全面腐败。社会前面腐败,最终导致国家民族全面的灾难。也就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全面坍塌。德国韦伯说:“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高尔基.阿尔巴托夫分析苏联衰亡的原因时说:“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著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慧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趋向分散和剥离状态。驾御多元化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广泛的政治协商。否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凝聚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离心离得。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对话被堵塞,必然导致人们对腐败的漠不关心。漠视腐败不过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个重要表象。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全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暴力引导暴力,协商赋予理性。一个国家如何走出周期性动乱的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调动人民参政的积极性,这个国家的问题也就只能越积越多,越来越不利于问题的良性解决。
    

说说阿城

想起来写阿城,完全是因为在网上淘了一本他的小说,这样,阿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六本书总算凑齐了,很好;书来了一看,竟然全是短小说,多达五十九篇,很好;一读,还是好。何立伟说,阿城已被人反来复去炒糊了,炒不出新鲜意思来,趁早罢手。作为一个爱小说的人,我忍不住还是要饶几句舌。

看阿城自序,这些小说写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他以“三王”横空出世的八十年代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是时间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但现在读来,丝毫没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即无“工农兵腔”,和他的“三王”风格一脉相承,一样成熟。说这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丝毫不逊色。但我知道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时代的年轻,并不代表文学的幼稚。要说不同,那就是,短。这就令人佩服之下,复又拍案惊奇。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杂色”系列,可能是阿城越写越好的缘故。可惜小说后面均无时间标注,这只是我的揣度。阿城说他惯写短东西,这些小说也真短,均在千把字上。难得的是,却不贫瘠干巴,笔笔送到,骨肉停匀。这就印证了他“文章是状态的流露”的观点,彼时阿城也就二十岁多一点吧,年轻气盛,元气淋漓。

阿城语言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反复阅读后我明白,当与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用最经济的句子,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一句是一句。而我们写文章,常常是几十字上百字下来,还找不着思想的骨头。但他决不卖弄生活,寥寥几笔,自是有款有形,含蓄,准确。有人说,这是功力,实是准确。准确,才有力。以此,千把字的作品让人觉得并不短,或者说,短,但并不小。如《抻面》,写的是抻面,却先从和馅儿写起,然后才写和面,省面,省硷,篇幅过半了,方才写到抻面,亦是把小说推向高潮:

铁良不含糊,当当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合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去店里座位上。

能感觉出阿城小说写到此时,他是松驰的。阿城对汪曾祺是推崇的,他说汪的小说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无文艺腔。他自己的小说又何尝不是呢。而阿城说他却是在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

阿城这些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对世俗的关注。他写吃,如《大胃》;写穿,如《裤子》;写性,《春梦》;写贫困,如《火葬》;写排泄,如《厕所》;写嗜好,如《宠物》;写爱情,如《夜路》;等等。现在看来是平常的,可在“文革”期间,就有这种文学上的自觉,那可是非同小可的,这也正是其超迈于同龄作家处。无怪乎,一俟禁锢大开,便能如莫言所说“横空出世”。

哦,对了,阿城的这本小说是《遍地风流》。

沈胜衣:在大海的灰烬上休息

卢岚是与法国有很深渊源的诗人梁宗岱的得意弟子,后来也旅居法国,著有《巴黎读书记》等,介绍文人、胜地、历史事件,文心细腻,笔触生动。今年2月,她又出了一本《文街墨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异域游记的结集,所写主要为法国作家故居的走访(所以有那么漂亮的书名)。

当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两篇甚好,使我对之产生兴趣。其人:“极度傲慢,只瞧得起自己”,“跟天下文人都吵翻”,连拿破仑也敢傲视。其作:“如果你想了解法国的散文,首先要看夏多勃里昂。”其墓:通过一条涨潮时会被淹没的暗礁上的石路,去到一个小岛,那里海边有一个耸立着花岗岩十字架的无字坟,墓后木牌写着:“一位大作家希望在这里安息,只听海声和风声。请路人尊重他最后的心愿。”福楼拜在瞻仰后,曾给友人写了一封很美的信,描述那夏天傍晚的海天光色,缤纷以致凄凉、热烈而又忧郁,“一如初恋”。——书中收录卢岚拍的不少照片,就以夏氏墓这张最是撼人。

有那样一个墓的那样一个人,他的《墓中回忆录》会是怎样的呢?

按《墓中回忆录》是郭宏安的译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1997年4月一版),书名译法另有《墓后回忆录》(程依荣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墓畔回忆录》(程依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一版)。但郭宏安在代译序《墓中人语》中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此书夏多布里昂本意要在死后50年出版,就是为了这样更符合“墓中回忆”之意。他强调自己发出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读正文,也可看到夏氏早就觉得自己的生命精华已经消亡了,他说,像他这样见识过华盛顿和拿破仑等伟人的人,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本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我何以苟活于其后呢?”郭译序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告别了世界。”

夏多布里昂身历波旁王朝末期、法国大革命、第一共和国、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时期,社会不断“转折动乱除旧布新”。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出色的文学事业,和他自认为出色的政治事业,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文字像他的生涯一样绚烂多彩,以致竟掩盖了他身历盛世的光彩。

三联版封面内折上介绍说,此书“描绘了一幅法国自大革命至19世纪上半叶的完整的社会图景”,是过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节译本,但仍可让人感到:社会图景往往仅是夏氏“自我”的布景,他的个人色彩太浓烈,议论抒情太多,冲击割裂了时代史实,要从中读到社会史的人会失望的——它更像夏氏本人的心灵史。夏氏自诩此书是“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然而,它似乎只能算是他自己“生活的史诗”。

当然,以夏氏一贯的高傲,以及个人自传的题中之意,他偏就爱多写自己的感想,我们也不能苛求。问题是他的文风。

郭译序引用了马克思对夏氏的评价:“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等等。读了此书,便会感到这些抨击虽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背景,却也实在有道理。夏氏的文章,华丽磅礴,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只是,读多了会让人腻的。

诚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文风在法国文学史上应占据重要地位。郭译序则说,此书“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卢岚更称夏氏是“浪漫派的宗师”。然而,我已经不像少年时那样,欣赏这种传统法国式的激情浪漫文章了。——同是法国人,我现在更喜欢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那种细碎而朴实的文字。

书中只有记述拿破仑的章节,因两人有独特的关系,而值得一提。卢岚介绍:夏氏备受同时代人指责,“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天下间只有一个,他就是拿破仑”。一个欲做世界霸主,一个要当文坛霸主,两人由敌对到惺惺相惜。拿破仑对夏氏十分重视,礼遇有加;夏氏也终于在回忆录中为拿破仑说了好话:“拿破仑之后,一无所有。”——在郭译本中找不到这个精彩的句子,但有类似的话:“在一个这样的人之后还有何人何事可供一谈?”

且抄两段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的评论,亦可见其文一斑:

“他只管他自己的命运。他好像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过;他赶紧享用甚至滥用他的荣耀,犹如倏忽即逝的青春。如同荷马的诸神,他想四步就走到世界的尽头。”

(拿破仑之死)“如布封所说,热带的鸟‘套在太阳的车上’,从光明之星上匆匆落下;它今日将在何处休息?它在灰烬上休息,这灰烬的重量使地球倾斜了。”

与拿破仑生于海岛、死于海岛相似,夏多布里昂生于海边、葬于海边。——那种伟人盛世烟消火灭之后的落寞厌倦,使他选择那样僻静的墓葬。让我明知马克思的讥评也用夏氏的措辞风格说一句吧:也许在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眼中,大海也不过是一堆灰烬,他们是曾有将海洋烧成灰的巨人之力的。而因为波涛汹涌过、恣肆壮阔过,面对犹如灰烬的寂寥后世,他们还是安静地休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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