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者手记：自共产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之后，公有制、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就变成了罪恶之源。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各国，共产极权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权力经济，国有资产就是极权政治的经济支柱，也是独裁者控制社会的钱袋。所以，与其说是国有经济，毋宁说是官有经济或党有经济更为准确；独裁国家的国有资产，不过是被独裁党据为己有的私人财产，也就是“党有资产”。所以，本文在谈到通行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时，统统用“党有企业”或“党企”，“党有资产”或“党产”。

由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掀起的“郎旋风”对改革的反思，集中于对私营富豪侵吞党有资产的攻击，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私营老板和主流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

勿庸置疑，中国的富豪确实厚黑，他们的不择手段有目共睹；御用经济学家也确实无耻，已经沦为跛足改革和权贵利益的辩护士。然而，在独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发财吗？私营老板再厚黑，还能比中共权贵更厚黑吗？在我看来，私营老板的厚黑与中共权贵的厚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从民间崛起的私人老板与那些来自中共权贵阶层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财主”；在“为富不仁”的性质上，二者的差异是本质性的：私人老板至多是无权者的陪笑脸和大手笔行贿，或在制度歧视下的偷漏税和欺诈伪劣，而中共权贵们则是依靠对权力和资源的双重垄断，是高高在上的受贿，是强权者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抢劫和瓜分，甚至就是“无本万利”的坐享其成。

比如，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上，私人业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而且借壳上市的私人企业被权贵们设套蒙骗的不在少数；而权贵们想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通过权力之间的裙带关系，一纸组织上的任命书即可。比如，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刚一从美国读书归来，不仅当上了副部级的中科院副院长，而且在瞬间成为最具暴利的电信业中的“电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党有资产的重组拆分的进程。大陆民间对国家高度垄断电信行业的不满由来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后的朱镕基不满，他一直在推动通过拆分来打破其高度垄断，但中国电信行业拆分的真正实现，形成南北竞争的当下格局，却是从江绵恒进入这一行业开始的。

所以，朗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就业于香港的学者，他对私营老板及其跛足改革的抨击，也象御用经济学家一样不敢面对真问题。在“朗顾之争”的讨论中，朗咸平指出党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事实，但他只说出事实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营老板侵吞党有资产；而全部事实应该是：无论党有企业以何种方式完成转制或流失，党有资产流失都是官员与老板的分赃。更主要的事实是，握有拍板权的决策者，不是私营老板而是各级的党政官员。所以，党有资产流失的最大祸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导党企改革的独裁权力及其官员。而朗咸平那看似锋利的矛头所向，仅仅是“捡软柿子捏”，只敢抨击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而不敢抨击逼出了“坏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及其贪婪的官权，不敢抨击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至于朗咸平开出的药方：变“民进国退”为“国进民退”，也就等于回到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在我看来，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痛。事实上，外来经济学家朗咸平挑战本土私人富豪顾雏军，是一次毫无个人风险的机会主义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信息不对称，把信息匮乏的大陆百姓对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的强烈不满，先引向私人富豪、进而引向民进国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导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祸魁却变成他所呼唤的救世主——利用独裁的行政权力进行再次的“国有化”和“劫富济贫”。

所以，在独裁政府主导的权力化市场中，想做诚实而干净的生意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别说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历西方自由市场的外商，一到中国，也无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蚀。特别是那些精通大陆游戏规则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买一顶人大或政协的红帽子，买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安全的经营环境，本土成长的资本家就更不用说了。商场上流行的经商箴言：“合法的生意不挣钱，挣钱的生意不合法”，极为准确地描述了大陆生意人们难以摆脱的制度性原罪。

同时，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财产安全感的极度匮乏，所以，凡是在中国做大生意和发大财的人，无论是国营法人还是私营老板，大都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干净的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而做生意尽量用国有银行的钱，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钱来投资。用富人们的一句行话说，就是“扎着钱就做，扎不着钱就不做。用自己的钱投资，岂不是脑子里进水！”富人们之间达成的“稳定共识”，不过是现存秩序中最大获利阶层之间的利益同盟。在这点上，御用精英为权贵私有化的辩护倒是说出了事实：在中国制度瓶颈的约束下，私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依靠“用钱买权的腐败”，这是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毕竟使私营经济有了影响政治权力的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私有化，有利于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

正因为权钱交易是权力化市场的必然，独裁者才最喜欢产权模糊，因为模糊状态有利于政权对富人们的控制，更有利于权贵们对民间资产的榨取。换言之，执政党喜欢的就是模糊，因为最终的裁判权在它手中，一句产权不清，就能致任何私营企业于死地。

在大陆，凡生意人皆有一双不干净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斩断或砍成残疾的权力，全在执政党手中，想收拾谁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要说行贿、非法交易、诈骗和偷漏税等罪名可以让你人财两空，即便一句产权不清或党有资产流失，也能致任何私营老板于死地，不由你不温驯。对私营老板来说，没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财产已经极不安全了，不干净的财产就更不安全。已经由太多的私营老板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财两空，也有太多的私营老板作为中共缓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断头台，而且下手之凶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轰动国内外的亿万富豪“袁宝璟案”，他的雇凶杀人确实是“十恶不赦”之罪，被判死刑是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决却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缓：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袁宝福死缓。无怪乎网络民意对如此凶狠的判决表示质疑：一个汪兴被杀，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呗！干嘛那么狠，用袁氏三条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把私营经济只当作财政来源和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既要在经济允许其发展，又不让其在政治权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许成立自治的民间组织，让私营业主处在分散的原子化状态，乃是中共防止有产者成长为独立社会力量的绝技。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官方的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三个代表之后，中共又要把他们拉入党内，让他们在政治上与政权融为一体。在此意义上，私营业主不论有多少个人财富，其产业规模做到多大，但在社会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权的附庸，是永远没出息的个体户。政治上弱小的社会个体户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钱”且使其不断增值，也就只能攀权附贵，在经济上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在政治上进入执政党的统战花名册。所以，对于大陆的有钱人来说，无论是个人资本的积累还是社会的地位之提高，都无法摆脱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独裁制度下发财，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游戏规则，不能不出卖商业诚信，不能不靠裙带关系和权力关系。这是另一种逼良为娼，如同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御用文人，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样。但是，上等奴隶做久了，自有想坐稳的利益和乐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赏识和恩宠，那幺最好的投资就是不断地博得主人的欢心，侍侯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私人财产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启动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板逐渐摆脱对权力的依赖，逐步遏制权力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遏制市场上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的盛行，才有望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国，中共继续靠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靠收买加谎言的策略来维持独裁制度。所以，中国不可能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德，即便少数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众有了温饱了，得不到政治权利的各阶层仍然无法免于恐惧。

这样说，似乎对私营老板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对待。比如，几乎所有高赢利的领域都在官权的垄断之下，或根本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或设置非常高的准入门槛，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党营企业欠私营企业的账，就是正常债务关系，可以一拖再拖；而私营企业欠党营企业的钱，就是党有资产流失，托着不还就要通过法律强制执行；党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无偿还能力；而私营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诈骗罪，多少著名私营企业家的锒铛入狱，其罪名就是金融诈骗。企业上市本来应该由市场来选择，但中国的企业上市的选择权完全操控在各级政府手中，股市成了执政党收刮民间资本供养效益低下的党产（党企）大金库，也变成权贵们掠夺民间资产的抽水机。正如执政党垄断的银行是党企的坚强资金后盾一样。反正股民的钱和银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钱。

导致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恶劣的制度，在于中共衙门及其官员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权，在于作为中国最大利益集团的中共权贵阶层。他们是为了挽救独裁政权，更是为了自己的一夜暴富，才允许民间企业家跟在他们后面分到些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又把私营经济置于政府垄断和准入限制的歧视下，把私人老板置于官权的操控之下，既要保留又不让坐大，更不允许私营业主通过成立不受执政党操控的民间组织而成长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稍有社会影响的私营老板就被统战到工商联中，成为党的花瓶兼诤友。所以，在中国体制下，私营业主不论有多少个人财富，在社会角色上也只能是永远没出息的个体户。弱小的个体户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钱”，并且使其增值，只能攀权附贵，在经济上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在政治上进入执政党的统战花名册。

产权私有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正相关关系，早已被西方历史的制度演进所证实，而在大陆的市场改革中却被证伪；在大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之所以没有带来政治民主，绝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罪过，而是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坏资本主义”的罪过，市场被权力干预所扭曲，私有化被权贵特权所扭曲。于是，现政权及其权贵对民间财富进行公开的权力抢劫。

正因为私人老板的不干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恶劣的制度环境，所以指望不改变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干净的资本家，无异于痴人说梦。恰恰相反，中共权贵主导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是靠商业智能、吃苦节俭、发明创造和公平竞争，而是靠特权掠夺全民资源；他们轻易到手巨额财富也不会用于造福民间和回馈社会，而是转移国外和尽情挥霍。正是他们牟利方式使寻租式的腐败变成一种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全民资产的疯狂掠夺造成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的积累，使社会成为遍布干柴的危机之地。这一切负面作用，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

如果一任权贵们按照现在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方式来推动社会转型，那幺未来的大陆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与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只有进行政治改革，让宪政民主逐步取代一党独裁之时，被行政权力主宰的充满歧视的不公平市场才会被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所取代，每个进入市场的人，既不用看权贵们的脸色行事，也不用为自己的财富战战兢兢，一双干净的手可以理直气壮地创造、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财富。

2006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争鸣》2006年5月号）

五月三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去年的五月三日，我在华盛顿应邀参加国际记者组织举办的纪念活动，并为中国的新闻不自由作证。今年的五月三日，我想写几行文字，以感谢法轮功群体在推动中国新闻自由方面立下的汗马功劳。

前不久与一位在中、美、港、台四地都堪称资深的新闻人在北京大学吃饭。她说最近很苦恼，不想在中国呆了。我忙问为甚么，她以很抱怨的口？说：“上不去海外网！中国疯了，这也封，那也不让看，简直把人憋死。”她以境外记者的身份驻北京多年，今年则辞掉记者工作，接受北京大学的一份教职。我很奇怪：“怎么……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无界网或自由门吗？”“一直用，可是最近不知怎么不灵了。”我笑道：“嗨！您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想在中国呆呀，我给您拷贝一份新的不就完了吗？”

依靠无界网和自由门

无界网和自由门是两个计算机软件，通过它们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突破中国大陆的网络封锁，进入真正的国际互联网中去。现在大陆，中国人凡上海外网，必走无界网或自由门；外国人门路多一些，但是最经济、最简单的办法也是通过无界网和自由门。在各种媒体里，网络最简便自由。可是在中国，如果没有无界网和自由门，网络的自由天性就根本无从体现。可以说，如果不使用无界网和自由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就跟“前互联网时代”一样毫无新闻自由可言；如果使用了无界网和自由门，起码在网络世界里，中国人就跟美国人一样自由。

无界网和自由门是如此重要，而如此重要的无界网和自由门却是修炼法轮功的技术人士发明的。中国官方设置的互联网防火墙得以突破，中国大陆的时事讯息生态得以改观。

国际互联网上的讯息虽然海量，可是对于一般中国人而言，也只能猎取中文讯息。因而所可浏览的讯息，特别是新闻时政讯息，又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有限的新闻时政讯息中，又以法轮功的《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三家网站发布的讯息为最多。海外中文新闻讯息网分两类，一是侧重于言论，一是侧重于讯息。大陆中国人所谓上海外网站，上甚么？看甚么？主要就是上《大纪元》等法轮功的网站，看与大陆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内容、观点和立场都完全不同的信息。

新闻平衡原则难达到

法轮功媒体发布的新闻讯息和时政言论，绝大部份来自中国大陆，因而这等于是为大陆人的新闻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提供的这些讯息和言论，在大陆网站上是根本不可能发表。有人责备法轮功的媒体只说共产党的坏话，不懂新闻的平衡原则。实际上平衡起码有三个层次：一篇稿件里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有，是为微观层次的平衡；一家媒体长期坚持正反两面都报道，是为中观层次的平衡；一个国家里各种立场、观点、背景的媒体都可以合法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为宏观层次的平衡。

中国大陆新闻界，这三个层次的平衡都不存在。因而，即便是法轮功的媒体“专说共产党的坏话”，仍然平衡不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大陆媒体专说共产党的好话。因而所谓平衡原则被破坏，不是由于法轮功媒体只说共产党坏话，而是由于大陆所有媒体只说共产党好话。

大陆人民缺负面讯息

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告诉我，华盛顿的新闻圈看不起他们，说他们不是记者，因为他们的媒体不遵循平衡原则。我说：这说明华盛顿的记者圈子是教条主义。他们是西方经典新闻学的迂夫子，既不懂中国，也不懂平衡。平衡的终端是受众，中国受众缺的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负面讯息，你们以提供大陆看不到的负面讯息为使命 ，遵循的正是平衡原则。平衡不是媒体都像上帝一样平衡，而是媒体都可以把自己的平衡自由、平等、合法地摆在一起，平衡是大家都可以不平衡的结果。

昨天看到一条新闻，说法德两国要合编历史教科书，用法德两种文字在法德两国同时出版，两国的学生今后可以使用内容完全一致的历史课本，共同面对两国之间的历史。看完新闻，我十分感慨，因为我马上联想到在中国，海峡两岸能否合编一套内容完全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呢？虽然海峡把大陆和台湾分隔开来，但两边的学生在各自的教室里阅读一本内容完全相同的历史教科书，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近年来，台湾岛内独立的呼声很高，一些主张“去中国化”的人也企图在台湾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上做文章，把历史课本分为所谓“中国历史”和“台湾历史”，以至于闹出自己的国父孙中山是“外国人”的历史笑话，当然遭到台湾岛内反对独立的人士的猛烈批判。大陆对此也十分愤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除了隔海叫骂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叫骂之余，为了遏止台湾分裂的步伐，或者高调制定《反分裂法》，或者用红地毯邀请无足轻重的人士接踵来访，或者单方接受台湾农产品零关税进入大陆，或者以全民运动的方式炒作大熊猫免费赠送……凡此种种，看似热闹，其实都是背靠背的独角戏，对两岸统一没什么实际作用。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德两国在100年内曾经数度兵戎相见，死伤无数，在法德两个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不知比台湾海峡还要深多少倍的伤痕！他们之间的历史积怨如果可以作比，那只有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聚集的深仇大恨来相比了。但他们没有停留在历史伤痕的“海峡两岸”，而是以理性的姿态，共同跨越“海峡”，走向未来。他们之间尚且可以共同面对历史的是与非，编写一本内容统一的历史课本，让两个民族的学生同时阅读，以形成两个民族统一的历史认识，德国人的“是”也是法国人的“是”，法国人的“非”也是德国人的“非”。而海峡两岸同文同种，仅仅在60年前发生了一场为期三年的不幸内战，内战虽然在公元1949年就结束了，但海峡两岸却由此造成了长达57多年的隔绝，使数百万个家庭之间上演了数百万个骨肉分离的人间惨剧！这数百万个惨剧的情节也许各不相同，但那种撕裂心肺的痛却完全一样。
   
   如果两岸联合成立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历史教科书编写组，共同编写一套历史课本，由两岸的教育部门审定通过，再由两岸学生共同使用，这对增进两岸民众的历史认同，对捍卫、承接、延续两岸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一定大有益处，甚至对两岸的最终统一，也有切实而且重大的实际意义。往远的说，大陆的学生今后不至于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时，只以陈胜吴广、黄巢李闯等人为历史主线，误以为一部中国文明史就是几个绿林赤眉打家劫舍的历史，形成可怕的“土匪史观”；往近的说，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历史，现在两岸使用的课本里各说各话，甚至在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内容上完全对立，使学生无所适从，无法了解近在眼前的历史真相。这种内容自相矛盾的历史课本，说轻了是误人子弟，欺骗无辜，说重了是在推动两岸分裂，为两岸分裂种下祸根，让海峡两岸民众的心灵越走越远！
   
   与其把大熊猫送到台湾由两岸共同养护，还不如把内容相同的历史课本送到两岸的学生手中，让他们在共同的阅读中长大成人。这才是两岸有识之士应该抓紧进行的要紧工作。如果真的编写一套这样的历史课本，也可以让人们看清楚到底是谁在真正反对两岸的统一。
   
   2006-5-8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那个年代什么都新鲜，什么也都不新鲜。儿女喊砸烂父母的狗头，在什么时候都是新鲜的事，在那个时代就不新鲜。我与胡乔木的女儿一起喊过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且听道来。

1966年的12月，我从新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乘大串联的余风，跑到北京学习文化革命的真经。某日，见马路上张贴的海报说北京钢铁学院今天批斗胡乔木和反动电影《清宫秘史》。当时的报纸上说：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刘少奇却硬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为刘少奇帮腔，也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便跑到北京钢铁学院参加批斗胡乔木。

我对胡乔木感兴趣，除了他是毛的秘书却说他反毛帮刘外，还因为我读过他的词。那词，写得棒极了，有豪迈气，至今我还能背出一些。

彼时还有一个赵朴初，写散曲《某公三哭》，脍炙人口。我后来还仿效写了《某妇三哭》、《某君三秀》。此是另话，打住。

北京钢铁学院大操场上人山人海，都是来批斗胡乔木的。我在离批斗台20来米处就挤不过去了。台上的胡乔木是隔了40余年后我记忆犹新的人物，还站了那些牛鬼蛇神，现在全都记不得了。胡乔木戴尖顶高帽，上书什么字则忘了，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似乎是“刘少奇的吹鼓手”之类的字，胡手里还举着一根长竹竿，上面系着长长的白纸条，类招魂幡，为卖国主义、清王朝招魂的意思。一溜戴白纸高帽穿深色衣服的人手举招魂幡，白幡纸时而迎风飘舞，时而垂挂脑袋脸庞肩身，要不是青天白日、太阳底下，人头攒动，还真有点阴间的味儿。上台发言批斗的人很多，具体的都记不得了，还有印象的是两个场景：

一是主持人与胡乔木的一问一答。主持人问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说了什么话，胡乔木就回答。那时批斗的通例，是问了，绝对要回答，哪怕问得毫无道理不着边际，也得回答。如：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答：我反动。再问：你为什么反动？这就不大好回答了。但必须回答，不然就是态度不好对抗运动。所以，胡乔木是有问必答。问答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毫无记忆，但总的印象是问的没有水平，胡乔木答的模糊，不得要领，不是报纸上披露的那样明确无误。好在一旁总有一领喊口号者不时高叫口号，操场上几万人齐声呼应，山摇地动。这叫造声势，是彼时任何地方、任何大小的批斗会比法定还严格遵守的节目。胆小的牛鬼蛇神会被这群众的革命威力吓得屁滚尿流。这就让胡乔木的模糊得以蒙混过关。那口号除了万岁、打倒之类外，还有一个口号是“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凡喊口号，台上的牛鬼蛇神一定要一起喊。喊口号时人人握拳伸臂，以助气势。这是人性本能，似乎全世界皆然。不过，这在中国的彼时已属于条件反射的行为，无论贵为二号人物林彪，贱为乞丐，一喊口号，一定握拳伸臂高举过头。连当今皇上毛泽东其实也例外不了。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自然会有点不好意思，不跟着喊，但他会接着喊“同志们好！”“人民万岁！”这个时候，他也会伸臂向前那么一拢过来，大约是“统统的”意思。胡乔木彼时当然得跟着喊口号，只见他一手举竹竿招魂幡、一手握拳伸臂过头，嘴里念念有词：“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我彼时认为是正常的，砸烂自己的狗头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如此作践自己。我气愤不起来，只感到有些滑稽。

另一个场景是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胡女是一个很文静的大姑娘，长得很秀气，据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胡乔木被拉到北钢批斗，是得惠于其女在北钢读书。彼时，这是一种风气时尚。胡女发言最后也喊口号，口号中也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女儿要砸父亲的狗头，这在彼时的我更难接受。彼时的口号是一组一组的，毛万岁、毛思想万岁、毛路线万岁……这叫基本口号，就有五、六句，再加上具体的打倒人事，总有十几句。胡女尽可多喊几句“坚决打倒胡乔木！”之类，免了这句砸烂狗头，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为什么就不呢？我不感到滑稽了，说不出味儿来。

胡乔木外形给我的印象与写词的豪迈气迥然不同。他是一个小老头，大约才1.6米高，没戴帽子，穿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脸色阴沉，抿着嘴巴。我没有恶感。批斗结束，游斗时，他举着招魂幡经过群众夹道，到了我面前。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有人领呼“砸烂胡乔木的狗头！”时，我也握拳伸臂过头，跟着嘶喊。恰好胡乔木走到了我的跟前，我的拳头几乎伸到了胡乔木的鼻子底下。胡乔木双手举幡，目不斜视低头看路前行。彼时的场景气氛，是由不得你不喊，或者说，你必须喊，你自然会喊。没法子的。是人性吧！

回想这一切，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胡女彼时领喊“砸烂胡乔木的狗头！”不由自主的缘由.

转眼之间，文革竟过去40年了。

这个大脑被切断电源，嘴被贴上封条的民族，对那场政治大动乱的理解和评价，仍然是文革结束后统治者钦定的那些教条。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社会（包括民间社会）的主流思想。文革中被“造反”运动一度打倒的共产党权贵们，不仅对起来反抗他们的民众采取了即刻的血腥的报复，而且利用从党决议到报刊宣传的一切机会和手段，“彻底否定”文革。文革结束后这30多年的历史，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研究领域“全面专政”的历史。少数民间思想者提出，文革不能彻底否定，要从这个浩劫中分离、抢救出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始终受到官方的敌视。因为文革中有价值的部分，正好是官方最仇恨的部分——人民趁机造反。

我是一位文革的亲历者，从身受迫害到参加造反，直到亲临武斗现场，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经历告诉我，文革那种席卷全国各个阶层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并非一种不可思议的麻醉与疯狂。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人性的普遍堕落已是不需要如何争论的事实。文革发生于中共建政后第17年，那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较为人性的文化、思想、道德还没有被共产社会扫除干净。那个时期的人，要比今天的中国人更正直、温和、诚实、勇敢。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像，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文革之暴烈，自有其深刻原因。

毛泽东死后，“个人崇拜”轻而易举地被说成文革的动因。也就是说，文革变成一场宗教痴迷者的“造神运动”和现代十字军。

中国人不是笃信宗教的民族。

一言以蔽之：民众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主要还是因为毛号召、支持人民反抗暴政。

文革的最重要标志，是合法“聚众造反”。中国素有聚众造反之传统，但在皇上支持下聚众造反的，这还是第一次。中共夺取政权后，各种小型的动乱、抗议和农民造反就此起彼落，不曾中断，不过是始终被严密封锁，不为社会所知。“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苦难，特别是那场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的人造大饥馑，在民众心中积压了极大的仇恨。现在好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打倒党内走资派”了，何不揭竿而起？

有人说文革是“奉旨造反”，有一定道理，符合相当多青年的状态。但对于已经感觉到剥削压迫的人们，应该说是“趁机造反”才更为贴切。这里我想举一个工人造反的例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以1966年10月为标志，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文革的斗争矛头从共产党的传统敌人转向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官员。文革开始显示出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特点。在这种气氛之下，一群工人成立了“全红总”。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官办“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接管了原属于官方总工会的全部权力。江青等毛派代表人物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毛的政敌。很快，发现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其中有“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这简直就是对共产专制的直接挑战。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最后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团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惧怕。自成立算起，不过3个多月就被当成全国第一号“反动组织”加以镇压。在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

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从与官方相反的方向否定文革。他们说民众只知道巴黎公社，而不具三权分立等现代民主思想，并以此来否定其反抗专制的意义。这是很遗憾的。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还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进行，只能说“维权运动”，尚不敢称之为“民主”运动，更不敢挑战极权制度，提出诸如“三权分立”的口号。如此，怎么能苛求40年前的先行者？由於歷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產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

把文革简化为“个人崇拜”、“造神运动”，也使我们看不清“红海洋”底下人民的反抗。倘若今天中共最高领袖照搬当年毛泽东那些口号，指出圈地抢钱的那些共产党高官，就是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的特权阶级，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如果是这样，试想民众会作何反应？

还会造反吗？——为什么不？当然要趁机造反！

还会搞大字报大批判吗？——不会了，抓住贪官污吏当场处决！

还会“誓死保卫某主席”吗？——当然，如果他支持人民并遭到党政军既得利益者的围攻和威胁！

如果是这样，难道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吗？

拨开“个人崇拜”、“奉旨造反”的表面现象，激动过千百万民众的文革，存在著自己真实而深刻的动因。其实也很简单，文革中的造反，是毛和人民的一种互相利用。毛有意识地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仇恨，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人民无意识地利用毛的崇高威望，一举推翻了共产党大小官吏。然后，毛再利用军队镇压了人民，重建了一个清除了政敌的共产党。毛当然是胜利者，但人民也可以从失败中看到自己争取自由的伟大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

有时候，简单化有利于暴露本质。

2006年春

──《观察》首发

_{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因为一场开除学生的风波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

_{故事发生的地点：北大红楼。}

_{胡适用一生实践了自己题写过的这两句话。今天谈论胡适也应该有如此的精神。}

　　被开除的北大学生张厚载

　　上海学者吴洪森先生在“真名网”上有过两篇文章都涉及到张厚载。一次是读《京剧丛谈百年录》，说：“读了《京剧丛谈百年录》，我才知道，五四时期，有位北大学生名叫张厚载的，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除了。这时离张厚载毕业只差两个月。”

　　另一篇是吴洪森先生的《五四领袖们为自由做了什么？》。文曰：“胡适也有污点。胡适乱骂中国京剧，说是腐朽文化的代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胡适他们居然将张厚载开除，这时离张厚载毕业还有一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大校园立块碑，记载这件事情。警戒后来者以此为耻。”

　　张厚载的确被北大开除，但开除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是谁开除了他，吴文不但误导，而且还把目标引向了胡适。我特地找来《京剧丛谈百年录》，其中有关于张厚载的注释，抄录如下：“张厚载即张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一八九五年，江苏青浦（今上海）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一九一九年，他在上海《新申报》介绍林纾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的小说《荆生》、《妖梦》，被北大校方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开除学籍。”

　　周作人晚年回忆北大生活时，有一则也涉及到张厚载，不妨参看：“北大法科一个学生叫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孓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地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

　　胡适与开除学生有关？

　　根据以上两条，我们知道，张的被开除，与他在《新青年》发表反对文章无关，更与胡适无关。吴文所谓“胡适他们”，至少是对胡适不负责任。我这里不妨是为胡适“辩诬”。如果我们读过胡适和钱玄同有关张厚载的通信，如果我们再对胡适的生平哪怕有个大概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

　　就张的开除而言，《京剧丛谈百年录》和周作人的解释依然不够周备，而且避重就轻。张不但为林氏寄稿《新申报》，并连续在《神州日报》以“半谷通信”为名发布信息，声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独秀辞职，人在天津，态度消极。而胡适等三人因校长以去就争，始得保留等。这无异制造谣言，扰乱北大。“蔡元培和北大评议会不得不于1919年3月31日将恶意损坏学校名誉、屡劝不改的学生张厚载开除学籍”。

　　开除的背后

　　张厚载自称林纾是自己的中学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胡适对张厚载是邀其上《新青年》写反对文章。那么，对张的老师呢，这个新文化运动最顽固的反对派，胡适会是什么态度？

　　提起林纾，就不难想起他的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它们早已经被钉上新文学运动的耻辱柱。但，不要忘了，就文言白话之争，不是林纾骂人在先，而是新文化运动中人骂以叫阵。一个简单的事实，“桐城妖孽”出笼于1917年，而“荆生”“妖梦”已经是1919年了。其间，林纾对新文化中人的回答是很缓和的，他的意思不过是白话和文言两存并宜，西方拉丁文不可废，东方的文言文亦不可废。待至新文化人自感寂寞（连反对者都没有），便自导自演“王敬轩VS刘半农”（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的双簧，其实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再反过来变本加厉地回击。林纾一步步被“逼上梁山”。你投之以“妖孽”，我报之以“妖梦”，林纾开始出格了。

　　《荆生》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则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当然还攻击文言文。于是荆生破墙而出，将三人痛打一顿，让他们滚下山去。小说这样描写胡适等的丑态：“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胼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裂。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而《妖梦》状写的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隐指胡适。

　　对此三鬼，小说让“罗睺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并让他们化为臭气熏天的粪便。并声称，这些“无五伦之禽兽不可放，化之为粪，宜矣”。

　　这样的小说作法实在为人不齿。但，不为今人所知的是，林氏毕竟还有出人意料之举。

　　当他的小说受到批评后，“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这是陈独秀的话，这位“老革命党”也不得不称赞林纾，“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这话没错。

　　胡适的宽容

　　胡林之间，林纾是骂者，胡适是被骂，他不需要反躬。

　　他的姿态，可以圈点的主要是这两点：一，当林纾1924年去世时，胡适主动在《晨报》发文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给林琴南一个公平，胡适特地抄录了他的五首白话诗，以证明“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口婆心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比照是现成的，当刘半农得知林的死讯，从法国来信，犹愤愤言“他要借助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

　　钱玄同接过话头，更是峻急有加：“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来了一声“呸”！

　　二，1928年春，在上海的胡适写信给《京报》，提及报纸副刊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燃犀》。其中引了胡适的诗句，胡适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写的是自己、林琴南和蔡鹤卿（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阑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卿）。这篇小说本是当年林琴南用谐音指称人物并贬低人物那一路，属寓言体。林琴南在小说中便是一个被贬损的对象，而其手法也就是当年林琴南对付胡适他们的那一套。可是，胡适对林琴南糟踏自己的作法从未置过一词，但这次这个叫“园丁”的作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胡适却特地写信给《京报》并请转达作者。

　　从事实角度，胡适指出：“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去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贬损，胡适说：“林琴南并不曾有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为骂过自己的人辩诬，这又是一种什么人格呢？

　　林琴南地下有知，不知将作何想？

　　◇历史文档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链接

　　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中旬，陈独秀也公开批驳张厚载。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每次走过天桥，碰到卖旧小人书的，我总会驻足良久，有时也会掏钱买下一套来。不过，不会再去翻看它。最多是在找其他书的时候，眼角扫过它们，怕再滋生出矫情的喟叹，便急急将眼光移到能创造剩余价值的书上。媒体爆炸的时代，怀旧是一种奢侈。

　　再次见到《虾球传》时，我又有了类似的感觉。《虾球传》是一本怎样的小说？相信看过它的同龄人，无需我再介绍。当年，我们都曾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过；而没看过的年轻一代，估计我说得越啰嗦，他们越没有阅读的兴趣，哪怕它现在又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列为“小说老店”系列重新出版。

　　《虾球传》原来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连载体小说”:1947年开始在夏衍主持的香港《华商报》副刊上连载，原计划写四部，但写了三部后，因作者黄谷柳先生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加入“革命队伍”而停笔。1985年，花城出版社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虾球传》，小说同时被改编为话剧和八集电视连续剧(当年，由成方圆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游子吟》曾唱遍街头巷尾)。从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红色经典”，因为它讲述了香港草根少年虾球从一个“马仔”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传奇性经历:从“黑”到“红”，这倒有点像后来的郭靖，他也是先混黑社会，后再“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侠之大者”的。

　　虾球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在于通过虾球的视角，详尽地展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香港特有的殖民地景观，无论是对黑社会组织结构、入门行规、黑话手势的介绍，还是对水上人家和下层工人生活的展示，都较为真实可信。

　　但阅尽武侠，再看虾球，他的英雄故事，除了令人触发一点童年的记忆，实在再也掀不起内心的一丝波澜。而作者所采用的那种凉白开般的通俗性叙述，在今天，已造成了新的“阅读障碍”。也许有人会把这一切都推到“时代局限”和连载体小说的“体裁局限”上，但别忘了，早在《虾球传》之前26年，鲁迅的《阿Q正传》也是“连载小说”，而中国的白话小说发展到《虾球传》时代，沈从文、张爱玲等大师早已奠定了文学史上的地位；即使就通俗小说而论，张恨水的艺术成就，也远在黄谷柳之上。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六十年前一部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既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也有失厚道。作者黄谷柳先生也因为他的艺术创作被划为右派，一生历尽坎坷。但既然现在有人不止一次地要把《虾球传》列为经典，那就有必要让读者明白，它属于哪方面的经典，它的经典之处在哪里。这样，才真正有利于我们对“经典”的客观认识。就像当年，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完《虾球传》时，总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老牌的“反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他们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进步小说在报纸上连载？

　　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问题，但有时，不成问题的问题，往往又是更大的问题。

　　《虾球传》，黄谷柳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24.00元。

　　思想在思想家足下

　　只有结合萧公权一生的游历，才能看出这位著名政治思想家的学术脉络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为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讲毕“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课，即兴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据《论语》，“从心所欲”之年在七十岁以后，这一年，萧公权七十二岁。他虽自谦“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然步趋古圣的心愿终未落空，老怀可慰，实无遗憾。又过了十二年，萧公权才真的“悠然而逝”，去赴那十二万余年的“约定”。苏轼尝云:“逝者如斯，而未曾往也”；然则不妨说，斯人虽逝，犹有“未曾往”者存乎天壤间。此所谓“未曾往”者，其人之行迹与著作也；走过必有痕迹，著述或寿于金石，俱有不能磨灭之义。
　　
　　万里寄踪之迹

　　萧公权，本名笃平，字恭甫，号迹园。江西泰和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卒于1981年。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不久，转入哲学系。1922年，本科毕业。1923年6月，获硕士学位；9月，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肄业。1926年，获博士学位；8月，归国。明年，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发行。据萧氏弟子汪荣祖转述其师的“夫子自道”，则谓，作为不群不党的学者，萧公权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其博士论文“高于时贤”的出版规格大有关系。

　　1932年，接受清华大学聘书，入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因萧公权系从哲学转入政治学，同事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不免有些轻视。张奚若就在课堂上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萧某讲中国政治思想，不过是“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此后，相处既久，嫌猜渐泯。但是，1940年，张奚若上书清华大学校长，谓萧公权“出于计较个人小利”，于1937年“休假逾期不归”，敦请校方追究萧公权的违约责任，并应索还其在休假期间领取的薪金和经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萧公权转受四川大学之聘；自此，直至1946年，在川先后执教于四所大学(除了川大，还有华西大学及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与光华大学)。1949年9月，赴美，出任华盛顿大学教授。自是，在华大任教十九年，直至退休。1957年，撰成《中国乡村》。1960年，此书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1972年，出版自传《问学谏往录》与诗集《迹园诗稿》。1975年，《康有为思想研究》(英文)出版。1979年，弟子牟复礼(Frederik　Mote，美国史学家)英译《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出版。1981年，逝世。
　　
　　教学相长之书

　　萧公权总结生平，尝谓，读书二十四年(1902－1926)，教书四十二年(1926－1968)，“教学相长”，“心得其乐”；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教学相长”一语最妥帖的注脚。

　　萧公权能入南开大学，乃因原任教授徐谟辞职，经其堂兄萧蘧推荐，方为校方聘请。徐谟走后，留下一门“中国政治思想”的课，由萧公权继续讲授，此课并无现成讲义，只能“草鞋无样，边打边象”。新编教材也不能一蹴而就，只得一边备课，一边上课；其时，每周课时不过九点钟，备课却要花上五倍的时间。两年中，就这么“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编出了初稿。

　　萧公权虽出身于哲学系，然博士论文与政治哲学有关，对西方“政治学观点”自有领会。他虽未正式受过史学训练，但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902－1914)，依“六经皆史”之义，可说对中国史料的掌握与解读具有根柢；而所谓“历史学方法”，本就是舶来品，若对在美所学之“科学方法”加以变通运用，信能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萧公权从未以“思想家”自命，虽然他做的工作是研究“思想史”；而史家的工作态度恰应是“规范与冷静”，又何取于“尖刻”耶？况且，此书“定位”本是教材，自应多提供知识，少灌输判断；否则，写成一部政工版两千年儒法斗争史，或五四版传统思想黑暗史，那又有什么益处？当然，若论者所谓“尖刻”，并不指观点的一味“尖”新及非黑即白的“刻”板，而是用以形容识见的“尖”锐与深“刻”，则此书之“尖刻”程度，又非一般泛泛之作可望项背也。即以名史家缪凤林对此书的赞语，稍作申说，以为例证。
　　
　　石破天惊之论

　　缪氏称此书“谓法家思想与近世法治如两极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按，萧书第一编述先秦政治思想，于儒、法两家之异同，剖析入微，立论至当。如“尊君”一事，儒家虽持民本观念，不承认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其对君主之态度则视君主本身有否“道德”而定。贤如尧、舜，当然要尊他；恶如桀、纣，不仅不尊他，还可以造反推翻他。听起来不错，但这是将道德、政治混为一谈，“不脱古代思想之色彩”。法家则不然，其视君主本身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惟一之标准”，不论尧、舜、桀、纣，贤与不肖，只要他依法做了皇帝，便要尊重他的“势”，别说推翻他，就是妄议治法也是不当。

　　粗一看，法家思想纯为君主专制张目，毫无现代气息；其实，法家之意，乃谓圣人与暴君都是不世出的“怪胎”，与其“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反不如“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可见，法家之“尊君”，实则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是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当较儒家“尊君”为优。但是，法家作为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思想，在秦、汉以后，终被儒家遮蔽，未能主导中国的“现代转型”，原因何在？

　　萧公权认为，这是法家政治哲学不够彻底所致。他举柏拉图为例。柏拉图曾以“哲人王”(略当于吾国传说之尧、舜)治国为理想制度，后来发现，人类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想人物，于是，改弦易辙，“更立法治之政体，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由此，才发展出近代欧洲的宪政理论。法家则止步于“君本位的法治思想”，不仅未能订立“制君之法”(今谓宪法)，商鞅、韩非之徒犹欲“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当然，此种论调的产生，不得不受制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及国君与贵族争夺权力的历史潮流。而且，法家因反对儒家的“革命”说，一旦遭遇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局面，便束手无策；反观先秦儒家，保持有限“尊君”的灵活立场，一旦“天怒人怨”，则不妨以暴易暴，另起炉灶，转较“立法自毙”之法家为优也。因此，萧公权才说，法家思想虽具“法治”成分，但最大功用却是催熟了君主专制理论，“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

　　法家思想之前卫性不及柏拉图，灵活性则逊于儒家，因此，秦、汉以来，法家思想对吾国政治之影响渐趋微弱，其间虽有王安石、张居正之徒，奇峰崛起，与世相抗，终不过昙花一见，不足以改天换地。数十年前，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参与辩论之学者实繁有徒，政治意味虽浓，学术含量或曰学术热情其实也不小。盖自上世纪初以来，此类政学合一的大辩论已不少见，有心读者若忽略运动背后的政争意味，仅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检讨，亦非毫无收益。惟所见“评法批儒”各方立论，未有如萧公权所论之深切著明者，大皆貌似“尖刻”，实则“中和”矣。再，近年所见国人述论法家政治思想者，似亦未有超出萧氏昔日范围者。
　　
　　图:

　　《康有为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00元。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版，58.00元。

美国畅销小说作家丹·布朗继《达芬奇密码》之后的下一部作品再度推迟了出版日期，其出版商兰登书屋上周证实，该书在今年内肯定不会上市。

　　BBC援引兰登书屋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原计划今年10月或11月出版的这本新作，可能要迟至明年。而按照最初的计划，它可能早在去年便出版了。

　　这将是布朗的第五部小说，但该书书名和内容目前仍然是高度机密。

　　它本来有一个代号式的“工作书名”——《所罗门钥匙》(The Solomon Key)，据报已被放弃。布朗曾暗示，新作将以共济会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