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共领导胡锦涛首次正式访美，向美国作出了一系列姿态：为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中共送上162亿美元的大订单；为安抚美国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胡锦涛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家做客，在访问微软公司时高调重申保护知识产权；胡锦涛在美国一系列演讲中均表示：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

然而，胡锦涛首站西雅图经贸之旅的热闹与白宫“布胡会”的冷清，再次凸现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热政治冷和不信任。

大独裁

在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已经崛起为备受瞩目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解体又使中共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政权。

然而在与自由世界的博弈中，今日的中共独裁政权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而采取了在经济上改革同时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的手段。

所以，中共的改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进步，反而是腐蚀了世界文明。中共现政权真有钱，金钱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残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残喘，也使自由国家降低文明标准来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

大障碍

可以说，作为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独裁政权，中共已经构成了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巨大阻碍之一。

首先，中共政权已经取代前苏联而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中共也开始用大手笔投资开始左转的拉美各国；中共更用能源合作来吸引极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国家。

其次，中共用金钱外交和多极政治来换取欧洲自由大国的政治让步。首先，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内部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与法、德、俄一起反对倒萨之战，孤立美国。

而在中共大订单和中国大市场的利诱下，欧洲大国法国、德国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政权，两国政客以与中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荣，而完全不顾及人权等普世价值。可以说，中共已经变成打入西方阵营的一个楔子，使自由联盟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

最后，中共用国内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则不管什么普世价值和公平贸易。所以，西方各国的大资本必然要对本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大事业

比如，美国的波音公司只想多卖飞机，必然游说美国政府对中共作出某种政治上的让步；美国的雅虎、微软、谷歌等顶级网络公司，只想在飞速成长的中国网络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而根本不在乎背弃普世价值和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它们屈从于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和利益要挟，成为限制言论自由和制造文字狱的帮凶。

要消除独裁中共的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伟大事业来说，中国是整个布局上的关键一环，盘活中国，满盘皆活。

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法轮功声明不参加政治，可事实上法轮功群体呈现的力量不折不扣是中国第二大党。特别是王文怡女士，白宫草坪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有共产党管内政、法轮功管外交之势。天灵灵，地灵灵，出国门三尺有神灵，那神灵就是法轮功人士围追堵截的抗议声浪。

有人说海外法轮功的抗争有点儿过，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抗争手段难道比中国政府对待他们的手段还过吗？真正过的是政府加给他们的遭遇。几年来他们海外抗争，绝对的和平、坚忍、非暴力，不屈不挠讲真相，除了讲真相，没做别的事。比如他们没有围殴过中国驻外使馆官员，更没有暗杀过他们，没砸过使馆的汽车玻璃，没拔过使馆汽车的气门芯，没扎过使馆的汽车胎，没往使馆大门上投鸡蛋、摸狗屎。我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和纽约中领馆门口见过他们，打坐抗争，风雨无阻，真的是够克制，可歌可泣。

三月份在日本碰到一位华侨，他很佩服法轮功的抗争行为，说法轮功给中国人争得了尊严。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过去共产党无论收拾谁，都是一收拾一个准儿，没有任何反犟的浪花，可是法轮功改写了共产党的纪录。看来共产党不仅拿不下法轮功，反倒可能把自己老命赔进去。不是吗？设想一下，如果不镇压法轮功，现在共产党哪有什么天敌呀？六四一页几乎让他们给全翻过去了。这下好了，誓言消灭法轮功，共产党从此天下多事矣！

五月五日《大纪元》网站“今日头版”栏目有三条消息耐人寻味。第一条，五日上午，有五十多位访民，约定分五批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孙中山像前散发传单，在到达预定地点之前悉数被抓。第二条，三日上午，四十五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聚集到北京，举行”维权万里行”活动。行至长城八达岭，遇到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开始撒传单、喊口号。八达岭派出所迅速出动，将他们全部拿获。

第三条消息的标题是“追查国际拨通江泽民电话告之罪行”。正文内容大体是， 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获悉江泽民五一将游泰山，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定位在青岛八大关宾馆。两名调查员于北京时间2006年5月4日约21时25分至50分之间分别直接拨通了江泽民房间的电话。部分通话记录如下：

“你是江主席吗？ “

“是的。你是谁？

“”我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代表。你迫害法轮功犯了’群体灭绝罪’！”

江挂断电话。再打，江接起一听找他，立即挂断。再打不接。北京时间22时多，青岛专线局的人被连夜找去，为他换了房间的电话号码。

我们无从知道八十多岁的江泽民听到这个电话之后的生理反应如何。是像当年听说法轮功围坐中南海时那样警觉，那样雄心万丈——“要亡党亡国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还是两股战战，心跳如捣？

这条消息最后说：“追查国际承诺，誓将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者，特别是策划和执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恶者追查到底、绳之以法。追查国际再次表示，无论作恶者逃到哪里，也有决心、有能力将之绳之以法。”

访民是行政不公正和司法不公正的产物。共产党从建国起就一直在制造访民。江泽民执政十多年，访民的数量达到顶峰。历代访民用尽心机，希望他们的身体和声音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心，等待他们的却都是被抓被关的命运。可是法轮功人士技高一筹，他们誓言追查迫害者，并且居然能把电话打倒江泽民的房间，居然能在白宫草坪对胡锦涛喊话。这在访民看来，简直是比登天还难。难怪有中国人说王文怡为他们出了口气。

五月二日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采访，主持人杨宪宏先生提及蒋经国的一件往事。台湾开禁前，蒋访美曾遭枪击。此次暗杀未遂，但对蒋经国内心震动非小。后来台湾政治开禁，与这场有惊无险的经历不无关系。原先蒋或以为他有世界上最严密、最安全的保密、保镖保障，而实际上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最安全的保障可能就是自己的行藏。极权政治家的狗命经不得百密中的一疏。

节目中谈起王文怡对胡锦涛喊话的“后遗症”。胡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像蒋经国那样由内心震动导致政治开放，还是变本加厉，把江主席开创的迫害法轮功的事业继长增高地进行到底呢？我们拭目以待。我说：我相信，并希望，胡主席能选择前者。世上本不存在绝对安全的洞穴，哪怕是白宫总统府那样的禁地也可能遭受蓄意的攻击，哪怕是江主席临时暂住的宾馆房间号码，也可能泄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最安全的策略是不要制造太多被逼急了的兔子和太多惦记你行踪的贼子。

2006 t5 5? ” ?

这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美国，引起各方关注。大陆的媒体虽然也有一点报道，但是太简略，很多重要内容都被删掉。在访美期间，马英九对两岸关系、对所谓台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值得大陆人民详加瞭解和认真思考。

台独的成因

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台独的成因相当複杂。台湾人民经历了三个大的伤痛。第一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当时签约大臣李鸿章又对台湾有“鸟不语、花不香”的不当批评，台湾人感到被祖国所抛弃；第二是“二。二八”事件，国军一上岸就搞砸了，大批台湾人被杀被关，所以不少台湾人不把中华民国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第三是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成了国际孤儿。因此才产生了台湾意识，台湾认同，因此也才有部分台湾人产生和中国大陆永久分离的意识。

马英九说，现在，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台湾光复，解决了马关条约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化解决了二。二八的问题，国民党为二。二八事件平反道歉赔偿，台湾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可以自己选自己的国会和总统，於是，许多原来把中华民国视为外来政权的台湾人转而认同中华民国。现在祇有国际地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台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但是由於中共的封杀，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处处受到排挤，所以有不少台湾人要主张独立。

马英九批评陈水扁的“终统”，然而他批评的理由幷不是说台湾人民祇可以选择统一不可以选择独立，因为他先前也讲过台独也是台湾人民的选项。马英九说，“终统”议题丢出来，若真的能把台湾国际空间撑大，或者凝聚更多共识，未尝没有价值，但事实幷非如此；是压缩台湾原本就严重受限的国际空间，反而更降低台独的可能性。马英九认为，就算台湾宣布独立也不一定能解决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有时反而会更糟糕，毕竟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不接受一个中国的。

所以，马英九向国际社会喊话，呼籲国际社会应瞭解台湾意识背后的痛苦历史经验，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值得享有应有的国际空间及尊严。马英九也向中共喊话：台湾需要在国际外交上获得更多认同，如果中共连这个空间都不给，是把所有台湾人逼反，不一定是台独人士，“我们这些人都会反，这和独不独没关系，你没有给我生存空间嘛！”

不是独不独的问题，是台湾需要国际空间的问题

马英九的这些讲话在台湾岛内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不少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不待言。我这里祇提两点。

马英九说，台独的第二个成因是二。二八，而台湾的民主化已经消除了这个成因。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早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时，民进党领导机构内就有人提议取消台独党纲。理由是，如今的中华民国，已经充分实现了台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理想，再改国号已无必要。更有二十几位建国党元老宣布退党幷提议解散建国党，理由是建国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建国党属於台独原教旨派，其党名便宣示其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己任。由此可见，在相当一批主张台独的人那里，他们的意图与其说是要自外於中国，不如说首先地和主要地是要求在台湾本土彻底民主化。这个目的达到了，台独的理想就差不多算实现了。

第二、马英九说，造成台独的三个原因现在已经解决了两个，如今祇有国际空间这一个问题还没解决，由於中共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才逼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倾向於所谓台独。其实这不是独不独的问题，台湾需要国际空间嘛。我认为这话讲得不错。试想，假如台湾能在保持原有宪法和国号的情况下获得国际承认，那么还有多少台湾人非要坚持改国号改宪法不可呢？正因为中共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许多台湾人就会想，祇有改宪法甚至改国号，台湾才能在国际社会争取到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而台湾人的这种想法就被中共视为搞台独，就要以战争相威胁。台湾人怕打不过而不敢有什么动作，但是心里必定是不服气的，是要产生逆反心理的。这祇能使更多的台湾人倾向於所谓台独。

据报道，就在马英九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台湾民进党主席游锡坤表示，祇要北京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立场，民进党愿意讨论放弃长久坚持的台湾独立党纲。这话恐怕让很多大陆朋友看不明白：你们民进党要求中共放弃一个中国立场，那不等於是让中共承认你们搞台独吗？怎么你们又说你们愿意讨论放弃台独呢？其实，游锡坤的意思是，祇要中共放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接受中华民国的存在，容许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进入国际社会，那么民进党就愿意讨论放弃台独党纲。换言之，民进党之所以主张改宪法改国号，主要是为了使台湾获得国际承认。如果台湾在不改宪法不改国号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国际承认，那么他们也就不一定非改宪法改国号不可了。    马英九对中共说：如果你们继续封杀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那连我马英九也要被逼得赞成改国号了。游锡坤对中共说：如果你们不再封杀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那我们民进党也可以不要求改国号了。你看，两人的说法不是很相似吗？

我们的主张

不错，国民党主张“一个中国”，共产党也主张“一个中国”，看上去国共两党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是国共两党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却是相反的，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国民党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非我们祇承认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否则，我们就祇能说现在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甚至是“两个中国”）。虽然两方大小悬殊，但地位是平等的，因为事实上谁也管不着谁。照这样说，大陆政府就应该承认台湾政府的对等地位，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马英九幷不指望中共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因为那就成了两个中国，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相矛盾）。他无非是希望中共方面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已。这就象海外有的侨团闹双胞胎，彼此都说自己才是真的，双方互不承认。社区要举办活动，两方都要求参加。主办单位弄不清谁真谁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纠纷，乾脆两边都邀请，而双方都参加，也都默认对方以社团的名义的出席，幷不摆出有他无我的架式。这就叫不承认而接受，这就叫彼此尊重。

但问题是，一党专制的大陆政府拒绝采取这种彼此尊重的开明立场，它总是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大陆政府坚称两岸关系是内战的延续，台湾祇是一个“叛乱的省份”，它要求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招安，否则就用武力解决问题。都说要维持现状，但维持现状总是以尊重现状或承认现状为前提的。可见，大陆专制政府才是两岸关系不稳定的根源。可见，大陆专制政府就是对台湾的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也是对台湾正当存在的最大威胁。

记得在1994年11月，海外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署名者有于大海、王若望、王炳章、杜智富、吴方城、汪岷、岳武、胡平、马大维、徐邦泰、倪育贤、盛雪、张伯笠、项小吉、万润南、杨巍、薛伟）曾发表共同声明，讲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主张两岸政府共同承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幷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现实。我们反对幷谴责中共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为地方政府和排斥中华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横蛮行径，中共统治大陆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这个政权虽然在国内缺乏经由人民选举的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承认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中国民主运动幷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我们否定的祇是中共一党专制的政府在国内政治范围内的程序合法性。同样，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地位，我们坚决反对中共政权用武力来幷吞台湾的企图和行为，我们认为，在统一问题上，两岸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该说，上述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适用的。

附录：

2005年4月8日，国内人民网发表一篇《解读国民党参访团的大陆之行》，记录了4月1日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王建民在强国论坛与网友的对话。其中两处是：

网友黄河飞流：王建民嘉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能否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一个中国？

王建民：这个问题提的有水平，有观察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老灰猫：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

王建民：你的观察力不错，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祇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可见，大陆的台湾问题专家里也有不少明白人，他们知道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是合理的。祇是中共当局冥顽不灵，拒不接受一中两府的合理方案，反而给别人扣上“台独”帽子，所以才导致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

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日子，北京的春夜寒意依然，没有什么月白风清，北京大学发生的 一件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事，却对以后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那一夜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后世的人早已不曾了了，即使在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第二天（3 月27日）的日记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 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相隔近十六年，另一位当夜在场的胡适读到这篇日记后，重提旧事，他于1935年12月23 日写信给汤尔和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 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 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 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 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 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读到这里，虽然我们还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大凡有点历史感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信中涉及的人物，我们也并不陌生，“独秀”就是《新青年》创办人、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孟和”是陶孟和，他们和胡适都是安徽人。“尹默” 是沈尹默，“夷初”是马叙伦，“蔡鹤公”、“孑民”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们和汤 尔和都是浙江人。 胡适接着说：“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汤尔和4月11日的日记最后有这样的记载：“五时后回寓，……途中遇陈 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口西已。”

陈独秀为何要对汤尔和怒目相向？3月26日夜的真相到底如何？胡适在五天后（12月28 日）写给汤的信中说得比较清楚：

“八年{指1919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 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 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 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 思之，岂值一口虞？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 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 的‘发言人’了。”

其时，陈独秀已被国民党当局判刑8年，正在南京狱中，前尘往事都如云烟过眼，他本 人也从未提起当年的那些事。可是认真的胡适忘不了这一切。1936年1月2日，他再次写信给汤尔和，再一次谈及此事：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 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 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 ，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 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 ，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胡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3月26日夜里发生的事，陈独秀会不会亲自到 “大世界”去撒传单，恐怕还是未知数。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 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历史是不会有“如果”的。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 ，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等到他痛定思痛，回到 “德先生”那已是二十年后。

陈独秀的思想演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时至1919年11月，他还公开发表文章说： “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然而，不到一 年的时间，他就掉转了方向，猛烈抨击“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 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 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 ”。他要从此告别 “德先生”，否定心爱的“德”先生，并迅速迈向组建共产党的不 归路。历史就是历史。

──《观察》首发

    菲丽丝，你最近对我情感的榨取太过分了，你不仅要我讲那么多的甜言蜜语，还要我做那么多淫荡下贱的动作，并且反对程式化，要求我玩出新意来，以保证你的肉体，还有心灵到达高潮。为了这高潮，我真是砸锅卖铁不惜血本呵！每次裸聊下线，我都筋疲力尽，看见女人打恶心，觉得自己不像作家，而像你精神上的面首和应召的牛郎。不瞒你讲，有几次说流出来了，跟你一样到达高潮，其实是避过摄像头，将牛奶洒了点那儿。
    即使灵肉心满意足，你仍不放过我，还要我谈许多我没能力回答的问题。比如柿油民猪、宪政法治。老实说，这些非我所长，我亦一知半解。甚至“柿油民猪”，还是“自由民主”，我也不晓得。我的学识仅止于东西方的小说领域和粗线条的夜郎历史，还有一些社会的底层体验，以支撑我的文本。我的骄傲之处，叫我谈《金瓶梅》，尤其西门庆玩了多少女人，如何玩的，还有应伯爵如何打秋丰的，我倒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关于柿油民猪、宪政法治的学识，我是通过阅读刘晓波先生等几十位学者的著作，以获得个大致了解。
    这次你跟我谈绿肆，真是谈错了对象，我毕竟是个局外人。何况，你不知道绿肆是个敏感话题，在夜郎根本不允许公开谈论，我们都是贼似的偷偷说几句，就像婚外恋那样鬼鬼祟祟。再说绿肆有什么可谈呢？在我眼里，不管它是暴乱还是动乱还是风波，都是盾小瓶临走之前的撒烂污，将官民关系捣得如同水火，将好端端的夜郎官兵，和当内元老抹得一团漆黑，害得继任者束手无策焦头烂额。它不过是当内斗争，或者说当内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谁叫他们腐败官倒过于结棍呢。假使是民猪运动的话，或者说有敌对势力参与的话，怎么可能一开始官方媒体，包括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一边倒的站在书生一边呢？据说当内，尤其朝廷各部门也有不少人参与了此运动。在我记忆里官办的全国总攻会好像也捐献了十万元。如果真的是民猪运动的话，谁在乎老人家肖像吃几只装有颜料的鸡蛋呢？
    那些绿肆受压的当事人，还有受害者家属，为了这问题，唠唠叨叨，罗哩罗嗦，嚼了十七年，一点都不嘴酸。言论变成文本的话，估计相当于十多部《金瓶梅》，流的泪水，恐怕一个游泳池装不下，而香江还推波助澜见义勇为，年年搞什么绿肆烛光晚会，搞得我泪水涟涟。我上次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有点像“做人命”，所谓“做人命”，就是无故打死了人，不赔偿，受害者到凶手家拆屋砸床、杀猪宰羊，迫使对方道歉赔偿。我认为与其没完没了的做人命，影响社会和谐，破坏镰刀斧头形象，还不如赔偿。
    我算了一笔账。赔偿的话，数目并不大。假如死了二千人，每人平均赔偿50万，合计不过十个亿。残疾一千人，每人赔偿25万，合计二个半亿。如果负伤五千人，平均五万一人，总计不过二个半亿。因此事吃官司的，一年牢狱赔五万（超过十年的最多陪五十万，个别案例最高八十万），假设这些人共吃了五千年官司，合计也不过二个半亿。以上总账算下来，共十七亿五千万。假如对胡南俞冬岳三人，还有对黄丹、吾而凯希、柴铃、封从得、刘晓波、候德健、江祺生等君子多赔偿一点，还有对“看枪毙带豁耳朵”的齐志雄多赔偿一点，再加上夜郎各地因此事受害需要赔偿的费用，至多二十五个亿。付这些钱，完全在朝廷的承受范围之内。况且肆川已有小额赔偿的先例，顺水推舟赔下去，也不显得突兀。上次连想巴结微软，一次就买了十多亿美元软件，折算夜郎钱币100亿，就像铜钿扔进水里，连水花都不冒一个。更不用说跟洋人购买价值一百几十亿美元的客机了。花二十五个亿平息百姓、尤其知识分子的愤恨，这笔账与其相比是划算的。
    当然有人说，拿了钱，人家继续闹事，我承认有这可能。但一般来说，拿了钱再闹事，总有理亏心虚的阴影，也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付了二十五亿，我认为很有可能产生将仇恨釜底抽薪的效果。至少我看见这类话题，就像看见祥林嫂在胡言乱语。
    拿我的例子来说，前几年因小赌赌被联防队私闯民宅非法捉赌，扣留并准备罚没四千元，后据理力争，上面息事宁人全部退还。因此我对他们没有愤恨报复情绪，达到了官民和解。否则派出所那个穷凶极恶叫我们每人付十元拍照钱的联防队员，后来盗窃出事，家里的赃物多如超市，我肯定要大书特书他的光辉业绩。
    菲丽丝，我这么说，担心两头不讨好，双方都不满意，认为我是个蹩脚娘舅、没有原则的和事佬、骑墙派。因为受害者有可能还想平反昭雪，而朝廷也有可能死要面子不想认错。其实平反昭雪是抽象概念，而银子才是实在的。朝廷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则永远疲于奔命，在错误心病中打转。
    我还有个想法：现任元首靠盾小瓶上台，帮他处理善后，等于报答知遇之恩，估计盾黄泉之下也会感激，因为这对他子孙的繁衍有好处。另外，这亲民的壮举，也体现与时俱进，对坐稳宝座也有帮助。
   
    江苏／陆文
    2006、5、5
   
   作者写作宗旨：
   书生提出创意，供朝廷选择批判；
   秀才设计笑料，以娱乐官吏草民。

对大陆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沪上沙叶新先生写过《“表态”文
化》、《“检讨”文化》和《“宣传”文化》，一时间洛阳纸贵。听
说沙先生还要续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
斗”文化》，同好者翘首盼读。受沙先生启发，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写《“特色”文化》、《“姓社”文化》、《“代表”文
化》、《“先进性”文化》、《“荣耻”文化》……等等。如果说有
什么词儿可以高度概括这些“文化”，“整人”二字差可胜之。“整
人”文化中最可畏、最可恨的当属与“棍子”文化配套的“帽子”文
化。数不胜数的“帽子”为什么能在几十年间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
的中国人收拾得俯首贴耳？值得研究。

考查“帽子”的分类，有须拼了身家性命去抢的，如“皇帝”、“真
命天子”、“军委主席”……。有自己给自己戴的，如“ＸＸＸ万
岁”、“大救星”、“英明领袖”，如“伟大、光荣、正确”……。
有用作钓饵笼络人心的，如“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唯我
彭大将军”……。有的帽子如霍桑笔下的“红字”，那是专为异己
“黥面”设计的，如“右派”、“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
“现行反革命”、“阶级敌人”……，此类帽子至今回想起来犹令人
股战不止。

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整人者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整人，
总是挖空心思，先给待整目标扣个“屎”盆子。满清入关第三代领导
人雍正赐其八弟名为“阿其那”（猪），赐其九弟名为“塞黑思”
（狗）。为了“名正言顺”，竟完全不顾自己与“猪、狗”一脉同
源。真乃“从我做起”、大义灭亲的楷模。

毛泽东一边念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边就“炮打司令
部”，给“亲密战友”送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顶“桂冠”。1968年11月24日，正值刘少
奇70岁生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给刘少奇送来了贺“寿”词儿：
“叛徒、内奸、工贼”！躺在囚室病榻上听着六字判决，想到自已不
遗余力炮制的“毛泽东思想”如此了得，心中、口中翻来覆去不断喃
喃自语的，恐怕只有“自作孽，不可活”这六个字。

兔死狗烹，彭、贺等一大批开国元勋惨死于谁手，国人已不屑再提。
至于死在“右派分子”、“阶级敌人”、“异己分子”、“现行反革
命”、“法轮功邪教”等形形色色“莫须有”帽子下的无辜者，那实
在是一个无法计算骇人听闻的数字。

随便翻翻中共党史，充斥其中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刀光剑
影，阴谋诡计，鲜血淋漓。冠冕堂皇的词句后面，掩不住整人者内心
的龌龊和手段的残酷。要说感受，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握权者的心胸
狭窄、嗜血和丝毫不宽容。但凡有一点点隔阂，就非拼个你死我活不
可。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会不会是中共的最后二场，殊难逆料。

隋炀帝杨广自称是“诗人皇帝”，却容不得臣子写出好诗句：“薛道
衡才气益显，一时无比，炀帝即位，深忌之。拜司隶大夫，寻令自
尽，缢杀之。”缢杀之，杨广意犹未足，还要加以嘲弄：“汝还能咏
‘空梁落燕泥’否？”与后世相比，杨广的心胸就不见得窄了。法轮
功初起，舆论还是比较赞赏朱镕基的处理方法的。杨广只缢杀了一个
能咏“空梁落燕泥”的薛道衡。而嫉贤妒能的江泽民，竟不惜给几千
万练法轮功的普通老百姓扣上“邪教”的帽子，开动所有国家机器，
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专政。制造了人间至惨一幕，罄竹难书、擢发难
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帽子定“性”，铲除异
己。流毒所及，在“台独”这个伪问题上尤为拙劣。顾名思义，“独
立”者，摆脱老主人管辖之谓也。“中华民国”既从未受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管辖，“独立”云云却从何说起？更何况，“青天白日”
比“五星红旗”早37年。按“独立”本义和历史真面目，“苏维埃”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是成功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现
实。即使按照现在给民进党所扣的“台独”帽子，也是极其荒谬的。
民进党的“台独”，首先是国民党“2．28”血案的反作用力所致，
又因邓小平的“6．4”而强化，继而又因江泽民的导弹“促进”而加
速，不过是台胞为避秦而呼唤的桃花源。国人习惯于随大流，批“台
独”，本意或不差，结果却不免正如江泽民的导弹，反而只能起到为
渊驱鱼、为林驱雀的作用。陶渊明先生九泉有知，也必长叹人心之不
古。

美利坚立国200余年，为什么没有人闹“分裂”？夏威夷远离美国本
土，为什么没人闹“独立”？美式民主也许有许许多多不如人意的弊
病，但它能保证国家决不会成为“纸老虎”──一只连让人说真话也
不敢的“纸老虎”、一只草木皆兵张开眼睛尽是敌人的纸老虎。西方
民主犹如一面阳光下的筛子，它能筛掉鸡肠狗肚言行不一的无耻之
徒，也从不给鸡鸣狗盗之鼠辈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机会。所以，吾土
至今犹有畏惧“西方民主”、强调“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
的“爱国人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6．4’不翻案，统一不能谈”。陈水扁最
近表示：“我们绝对不反对中国人民，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是中国共产
党的一党极权、独裁统治。因此，中国本身不是问题，中共才是问
题。”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今后
仍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持续进行政治改革，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进程，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让公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的权利。”这些许诺不知能否看作是对马
英九、陈水扁讲话的回应。

自秦始皇以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群雄逐鹿”抢
“皇帝”帽子的历史。是历朝历代皇帝为了“稳定”自己“帽子”，
而给不同政见者大扣“屎”盆子再予诛杀的历史。这种恶行，在台湾
终于被台胞的选票终止了。

前不久，读钱钢先生《我所看到的台湾──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地
方选举》，有一段文字印象颇深：“电视屏幕上是沙哑着嗓子奋力演
说的陈水扁。忽然，他笑了。有个农夫摸样的人，挑着担子走上舞
台。陈水扁接过担子，挑在肩上。这是满担青蒜。‘蒜’，是闽南语
‘选’的谐音。在台湾常有‘冻蒜！’‘冻蒜！’的呐喊。‘冻
蒜’，就是‘当选’”。

“冻蒜”，这个词使我想到北大一著名学者在“西山会议”上的发
言：“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
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它行使的权力是什么权力？是法
外权力。这是严重的违法。”在与论一律的语境中，千夫之唯唯，不
如一士之谔谔。

天津诗人江婴在题为《闻台湾拟将统一问题付诸全民公决感赋》的一 首七绝中写道：

　　一小撮人何足忧，全民公决乃良谋。
　　台湾举手森森日，统一岂须鲜血流？

诗人在注中说，常闻台独分子为“一小撮”，全民公决岂非自取失
败？当举双手赞成才是。与“冻蒜”异曲同工。唯有“冻蒜”，才能
使“装蒜”失“算”。唯有“冻蒜”，才能使执政者得到合法的授
权。唯有“冻蒜”，才能使“帽子”文化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