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记者无国界主任专稿谈互联网新闻自由

【2006年5月6日狱委讯】德国之声：Julien Pain/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记者无国界自由互联网部主任尤利恩.佩因向德国之声提供专稿谈了互联网的新闻自由问题。全文（原文是英文）译载如下。 互联网革命了世界媒体。个人网站、博客和各种各样的讨论组使人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被动的去接受信息，一些过去的读者和观众成为业余记者。 中国在控制方面的成功 独裁者显然对这些网络上的东西束手无策。让他们怎么监控13亿人中国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审查70000伊朗博客？然而不幸的是，那些互联网的敌人要做的恰恰就是这些。 中国是最先认识到互联网潜在威胁的国家，并且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监控电子邮件以及那些所谓的“颠覆性网站”，这使得互联网能够像传统媒体一样被控制，而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科技手段来对付那些“网络异议人士”。 中国现有的控制模式可以说相当成功，政府正在努力去禁止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公开场合与官方媒体唱反调。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中国的许多省份，一些关于示威游行，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等诸如此类的丑闻依然不断通过互联网被揭露并传播。2005年，异议人士的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鉴于此，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互联网的新闻写作给予了相当严格的限制，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也使得一些国家前来效仿。 “网狱之灾” 那些传统的扼杀新闻自由的国家如白俄罗斯、缅甸、古巴、伊朗、利比亚、马尔代夫、尼泊尔、朝鲜、沙特、叙利亚、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现在也越发注意监管互联网。在2003年，仅仅只有中国、越南和马尔代夫有关押互联网异议人士的纪录，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却越来越普遍。 2004年9月以来，一批伊朗的博客和网络记者因为发表异议言论而入狱，一名叫萨米内贾德的年轻人因为通过网络散发攻击伊斯兰教的材料于2005年2月被监禁；在利比亚，前书商阿尔曼索里因为在网上开领导人卡扎菲的玩笑而被判入狱18个月；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叙利亚，被捕的两人一个是因为其在大马士革于网上发支持库尔德人照片，另一个则仅仅因为是政府认为其发送的新闻短讯是违法的；突尼斯的一名律师在2005年3月因为通过互联网批评政府的腐败行为而入狱…… 网络监控在各大洲蔓延，在古巴，你需要经过政府许可才能买电脑，而所有异议网站都被屏蔽，这种状况在中东和北非更加恶劣。2005年11月，摩洛哥开始监控那些支持西部撒哈拉地区独立的政治网站。伊朗每年公布网站“黑名单”，那些公开宣称妇女权利的网站都没能幸免。中国的互联网管制甚至可以过滤一些敏感的词汇，比如“民主”和“人权”。而一些亚洲国家则积极效法“中国老大哥”，缅甸学到了一套过滤互联网的高招，每5分钟就会自动纪录一些关于异议人士的信息。 西方企业同流合污 这些国家是如何成为“网管强国”的呢？缅甸和突尼斯有他们自己的软件工业？当然没有。他们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公司购买技术。比如说卖给突尼斯的一套监控互联网的系统就能成功的过滤像“记者无疆界”这样的网站。 还有一些美国公司，比如说思科，帮助中国进行互联网建设，同时卖给中国警方一套特别的装置来监控网络。2005年9月，当美国雅虎公司将异议作家师涛的个人电子邮件纪录泄漏给中国警方，而导致师涛被判刑10年的时候，互联网公司的道德标准就已经彻底沦陷了。中国现在正将其互联网的监控技术传输给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古巴，包括近来的白俄罗斯。也许这些国家几年之后根本无需西方国家再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了。 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去为互联网的将来负责，这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努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一些所谓尊重网络自由的国家也逐渐的与“自由”背道而驰了。他们总是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反恐，儿童性犯罪等等来管理网络，但是这种监管实际上也影响了人们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思想。 欧盟近来在布鲁塞尔也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条例，要求互联网接入商保留客户在线活动的原始纪录，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严重的侵犯了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权。即便是号称自由国度的美国，也与人们的期待越走越远：2003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投票决定，允许国会要求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为联网计算机安装色情过滤系统，否则图书馆将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技术补助资金，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批评者称，尽管国会两党对此法都相当支持，但该法律败坏了学校的技术、忽视了社区的控制作用，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购买这些软件。虽然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恐怕还会旷日持久的进行下去。

据来自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的消息，中国大陆自由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先生两本著作在香港出版，并于2006年5月7日在香港各书店出售。这两本书的书名分别为《毛主席纪念堂的黄昏》和《书法是中国一大祸害》，前一本书是政论文集，后一本是杂文集，汇集了作者2000年至2002年发表在杂志、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大部分文章。

 

赵达功先生本名赵世英，1955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曾在政府机关和银行任职，青年时期主要从事行政秘书、宣传、共青团和金融、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和感受到的大量事实，使他认识到中共的专制制度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危害，毅然决然走向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道路。赵达功的文章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尤其是他那辛辣的笔锋和幽默的嘲讽，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文笔风格，颇受广大读者欢迎，2005年荣获香港“第十届人权新闻奖”大奖。

 

《黄昏》和《祸害》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港币定价78元。邮购：电话852－28386386，或香港摩利臣山邮政信箱47360号。

 

附：作者自序

 

《毛主席纪念堂的黄昏》自序

 

自由写作一直是我少年时代开始就梦寐以求的追求。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独立的认识，因而会产生独立的思想，尽管我们无法脱离现实生活的世界，并被这个世界所影响。遗憾的是自己生存的环境不能由自己选择，我们生存于一个专制国家——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专制体制的国家，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权利，不仅包括写作自由，就是思想也一直在禁锢之中。经历血腥的毛泽东时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洗脑，我们这一代的心灵所受到的最多的苦难和伤害，以至留下深深的烙印，可能会伴随一生。当我们有一时喘息的机会，在茫然中突然发现了自己也有思想的翅膀，又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当自由写作和发表成为可能时，克服恐惧感或者说在恐怖环境中写作，也成为快事。

 

自由写作在写作自由的环境里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专制社会压抑的环境中自由写作却是难得可贵的。自由写作的真谛是“在真实中生活“（哈维尔），之所以追求自由写作，是因为要追求真实进而追求真理，脱离真实的写作和追随专制政权制造谎言是我们中国许多所谓作家最悲哀的事情。

 

年轻时虽然也曾写作和发表，但那并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思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共强权统治年代，我们每个人不仅被谎言欺骗，同时自己跟随这种欺骗也会下意识的制造谎言，因为我们是谎言制造出来的产品，谎言的细胞散布在我们躯体的各个部分，它也有着遗传的因素棗或许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恐怖世界里，我们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甚至庆幸成为“坐稳了奴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依附于专制统治集团，甚至是依附于独裁者个人。知识分子作为独裁者的帮凶，作为专制统治的吹鼓手和维护者，这是个延续的历史。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和独立作家，也是清末民初开始后的事情。但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患有软骨病，1957年以后便病入膏肓，到文革直至大独裁大暴君毛泽东死之前，简直是不可救药了。自由思想的萌发和传播还是在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也不过就是十年思想管制稍微宽松的时间，到1989年六四，当权者血洗天安门和长安街，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企盼的天亮又回转到黑暗之中。

 

鲁迅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国的历史已经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好就好在中国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软骨病并非不治之症。这些年来，反抗与斗争从未停止过，沉默的人固然还很多，但不甘沉默的人也越来越多。沉默就是死亡，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谁甘心永远沉默下去？

 

一直想出版自己几本文集，但中国宪法里赋予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当局不仅禁止作家自由写作和出版，而且还不断迫害所有不同政见者作家。目前中国监狱里关押着至少60名以上因言治罪的作家，监狱外的一些作家也经常受到恐吓、跟踪、监视、监听和软禁，甚至还要株连到家人朋友。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都是处在恐怖环境中，恐惧感伴随着写作，但对真理和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造就他们坚强的性格，勇敢顽强，不屈不挠，在他们身上展现了自我牺牲精神。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句名言：“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独立知识分子并没有选择监狱，而是监狱选择了独立知识分子，这就是所有专制国家共有的现象。

 

尽管自由写作是从少年就开始的梦想，如果作为御用文人和专制制度的吹鼓手，我将成为一个撒谎者。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我的写作生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确切真正进入写作生活应该是在2000年上半年。最早对我产生影响的是《多维新闻》和《博讯新闻》，当年我经常光顾的论坛有《大家论坛》、《博讯论坛》和《了解日本》（后改名为“说东道西“），这些网站都在海外，而国内论坛我几乎没有进入。曾经在隶属于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试张贴一篇题为《中国需要新思维》文章，内容不过是从正面劝说江泽民、朱鎔基首先学习赫鲁晓夫，作一个否定毛泽东的秘密报告，从而启动中国政治改革。这篇文章被强国论坛版主审查否定了，张贴没有成功，这使我对国内网站论坛灰心丧气，从此我不再进入国内论坛。但《多维新闻》还是以《江泽民、朱鎔基何不来一个秘密报告？》标题发表，这对我鼓励很大。此后，我不断在论坛和海外新闻网站发表自己的观点，以至到后来国内网友都认为“赵达功“居住在海外，甚至还有具体说我住在美国，这是后话。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网友的鼓励，我不会忘记那些至今还经常浮现在脑海里熟悉的网友名字：晓村、范似栋、魏碑、张三一言、芦笛、马悲鸣、融融、黄叶、张钊、李有才、陆坚南、化外、和合等等，我特别要提出感谢的是张伟国先生（现在是《动向》、《新世纪》和《议报》的主编）、《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先生和《博讯新闻》的韦石先生，他们都很关注我的文章，并在各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2001年之后，我开始成为《大纪元新闻》专栏作家，以短小的时评及时针砭时政，揭露和批判中共专制统治下的种种恶行，且也不断在《北京之春》、《中国之春》、《争鸣》、《动向》、《开放》等杂志以及网刊《民主论坛》、《新世纪》、《议报》、《观察》等发表文章。

 

我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纪念堂的黄昏》是汇集了从2000年正式开始写作到2002年的大部分文章，其许多观点并不代表我现在的观点，文集只是一个真实的写作过程记录。回味过去的文章，自己也觉得很多观点都很幼稚和可笑，不过，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恰恰相反，这些暴露可以使我心灵得到宽慰，对我个人的发展是有益的。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写作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变化和展示的过程。

 

赵达功2005年6月6日于深圳

5月3日，华人女作家李翊云凭借小说集《千年敬祈》（AThousandYears ofGoodPrayers）获得英国女性文学奖橘子奖新人奖提名。

　　李翊云今年33岁，于1996年前往美国求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北京，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1998年，她开始用英文写作，其写作视野主要展现了在美国和中国的华裔其生活景况。

　　《千年敬祈》是李翊云的10篇短篇小说集，2005年9月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该书从熙熙攘攘的北京，荒凉辽阔的内蒙古，一直写到了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曾于2005年获得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弗兰克奥康纳奖，并于今年三月入围了本年度桐山环太平洋图书奖的决选名单。

　　橘子奖创建于1995年，是专门为女性作家建立的文学奖。2005年，为庆祝该奖创立十周年，主办方专门设立了新人奖。去年第一届新人奖被戴安娜·埃文斯的小说《26A》夺得。今年第二届新人奖，除李翊云获得提名外，英国作家内奥米·阿尔德曼和出生于莫斯科的奥尔嘉·格鲁辛，也分别凭《叛逆》、《苏哈诺夫的如梦生活》获得提名。

　　橘子奖新人奖的评委是作家路易丝·道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蒂表示此次入围的三位女作家实力都不可小觑。两部独特的小说还有一部优秀的短篇集，这使得今年新人奖竞争实力非常激励。据悉，6月6日，橘子奖盛典大会上将宣布新人奖的最终得主。

    

著名华裔作家、诗人黄翔4月27日出席了“流亡作家在美国”专题演讲。（大纪元图片）

   波兰人最鲜明的个性，当属他们对人身自由的执着与热爱，深信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每个人。而这份执着热爱，便是我们现在庆祝的 5 月 3 日－起源於波兰在 1791 年 5 月 3 日所创立的首部宪法。
    
     不同於其他所有强而有力的邻国，波兰在十八世纪晚期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民主精神。波兰国王必须历经选举一途，而波兰议会或国会 (Sejm) 则拥有无限制的立法权限。管如此，波兰却无法抵抗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的侵占阴谋，保护自身国家的完整。就在此时，波兰人民彻底领悟到－自由不是可轻松享有的特权，自由是那些愿为其抗争到底之人的奖赏。为保护并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当时的波兰议会於 1791 年 5 月 3 日通过波兰宪法 (即五三宪法)；这部宪法是欧洲第一部，继美国宪法 (创立於 1787 年 9 月 17 日) 後世界第二部宪法。该部宪法包含 11 项条款，其中提出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原则，并执行三权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将权力划分成立法 (legislative)、行政 (utive) 与司法 (judicial) 三个独立的部门。 (博讯 boxun.com)

    
    然而不幸地，波兰对这部宪法所投注的心力仅昙花一现。1795 年，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即迅速占领波兰国土并加以瓜分，波兰自此正式灭亡，却在波兰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而我们为何要如此尊崇 1791 年的波兰宪法？该部宪法运行期间仅短短数年，甚至从未发展成体现政治自由的完整宪法；但是，它却象徵着波兰人民对自由、正义及荣耀的奋斗与努力。波兰宪法由特权阶级 (贵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 撰写，这些宪法创立人将政府视为争取全民共同利益的服务机构；他们体认到，相对於仅为少数人的利益着想，政府更应该牟取整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抱持着这个信念，他们准备好奉献自己的金钱与财力，期能换取自由且独立的国家。1791 年的波兰宪法便是此一理念的具体缩影，描绘出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才是真正的自由根基。
    
    於1791 年 5 月 3 日通过的波兰宪法，反映出独一无二的波兰精神：不管在什麽样艰困的环境，不论有多少阻碍，也要义无反顾地寻求真理与正义。若没有这份精神，波兰可能无法在经历 120 年外国统治後，仍坚持信念地存活下来；而这份精神更支持着波兰熬过长期的共产主义压迫。
    
    甘乃迪总统曾说过：「自由理念无国界。没有海洋可阻隔，没有界线可划分，甚至没有限制可阻挡。」1791 年 5 月 3 日的波兰宪法，代表永恒的理论：享有自由的人民必须向前迈进，肩负起重担，为自由奋战。
    
    波桥协会来稿
    
    －－原载：《右派网》

“寂寞无边激情无限，快来‘性福宽频’寻找属于你的‘性’福！网址：http://eee.g9004.net/momo.htm”、“在校学生妹、成熟少妇、走秀模特、公司白领，你喜欢哪个类型的女孩我们这里都有，网络交友，视屏狂欢，快快登陆ftp://xx51.%6E%65%74/mm.htm”。只要你有中国 QQ号，只要你注册了中国互连网邮箱，只要你进入中国各个网络聊天室，只要你进入休闲网络，这样一些色情网站都会辅天盖地而来；除此之外，就是无所不在的广告与泛滥成灾的游戏。几年来，中国的互连网已在官权的操作下变成一条长长的、散发出腐臭味的脏水沟。

     4月9号，“千龙网”等14家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网发出《文明办网倡议书》，这个倡议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搜狐网”还将“文明办网”的倡议书贴在了各个论坛最显要的位置。截止到4月10日16点30分，这个倡议书的帖子被点击了200多万次，是点击率最高的帖子，始终位于两小时热帖排行榜的第一名。深受其害的网民们，对“文明办网”的呼声之高，令人震惊。   

  　“文明办网”一词是耐人寻味的，本来，互联网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致，“文明办网”是网络时代的基本要素，而现在，网民强烈要求“文明办网”，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那意思是说：近几年来，我们的互连网，还没有达到“文明办网”的程度。换言之，既然“不文明”办网，也可以说是“流氓办网”、“野蛮办网”。  

  　中国目前共有70多万家网站，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文明”办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来说，新闻失真、内容单调贫乏的网络业，是造成色情、暴力业在网上泛滥的第一个原因，最为集中的“123网址之家”搜集了中国官方网络之大成，而这个网络数百家网站里，其“新闻”内容几乎都是发出党妈妈一个声音，说的是党妈妈要求的同一个内容。在这些官方网站论坛及博客里，只要是持异议的观点，都不会被网管发布出来。中国大多数网民对这些网站充满了厌恶与麻木，久而久之，普遍产生“不原意进入”的心态，这就给色情、暴力网站提供了可逞之机。

  　第二个原因，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官权经济充斥网络。网络公司与电信、软件开发商相互勾结，以获取利益为目的而传输色情、暴力的网站无孔不入，几乎每个网站上都有裸体美女、色情电视，靠吸纳电话费用获利。

  　4月9号，千龙网等14家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网届发出《文明办网倡议书》，这14家发出倡议的网站包括新华网，4月15日，笔者打开《新华网》，点击“新华邮”——美女：观看或下载超级电影，显示的内容是：“万部超爽大片，八秒立即享受”，片名是：淫淫魔、极度淫欲、玉女情挑、孽缘等：只要输入手机号，就成了“会员”，可以观看色情电视，1元包一日。黄金会员待遇又有所不同。其网址是：http://www.2008red.com/member_pic_4/files/zhaopian/html/article_119426_1.shtml。嘴里喊着“文明办网”，实际上干着“不文明的事”，可谓是贼喊捉贼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一个处处制造谎言、阻止正常信息流通的强权政治，只能让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领域更加污秽，沉渣泛起。在新浪、网易、搜弧等公开的聊天室，几乎所有敏感字眼都要被网管的过滤软件限制，比如“政治”、“共产党员” 等词组都被限制发送；而传播黄色、暴力的信息畅通无阻。  

  　这些公开的聊天室，是皮条客与卖淫女发布信息最先进的市场，只要登入这些公开的聊天室，一些卖淫女的信息就象苍蝇一样“飞”来了：时间、地点、个人身价、卖淫价格、联络方式写得清清楚楚。大江南北的美女与嫖客在这里汇集，肆无忌惮地在聊天室讨价还价，达成交易。  

  　中国的QQ软件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在中国，拥有三千多万人注册上号，而在这里，同样是传播色情、淫秽信息最佳去处。笔者于近日注册一个 QQ号码，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收到500多条色情信息，这些发送者的网名就极具诱惑：“迷人小妖精”、“完美身材”、“脱的欢欣”、“大奶子小妹”等等，几乎都是邀请“激情视频聊天”、观看色情电影、电视。比如，打开他们发送的网址：www.liao51.com。一下子就会蹦出成千上万半裸的美女，堂而皇之地写着：心爱MM交友网，艳遇就在今夜。但前提是：输入手机号，吸纳话费，对方发送密码，进入秘密通道与裸体美女“激情视频”。  

  　官商的沆瀣一气是显而易见的，从手机里吸纳客户的话费，没有电信部门、银行部门的帮助，话费是如何到制作色情网站经营者手里去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网络警察哪里去了？

　　一个拥有十一万名网络警察的特殊国家，不去管这些黄色网站及黄色信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文明”的信息及内容处处可见，他们充耳不闻，变成了瞎子。但是，对于浏览海外网站、发布与政治相关的文字，就会被及时阻止、及时删除，特别是对国内异议人士、自由作家的电子邮件、网络浏览内容，实行全天候的监视与控制。2006年，美国的《人权报告》曾集中指出了中共当局通过网络控制信息流通、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

  　4月13日，山东的网络作家李建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接受审判，罪名是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他是第15名因发表网上文章而被捕的作者。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因在网上传播黄色信息、发布色情内容的人被逮捕的案例。  

  　一方面，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官商勾结，制作出一个秽污不堪、乌烟瘴气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制作精神毒品腐蚀青少年一代。

　　有数据显示，自2000年之后，网络游戏残害的中国青少年，数目竟然超过了260万人。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暴雪公司推出的《魔兽世界》游戏，其推出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居然诱引了550万人进入由暴雪一手操纵的虚拟世界。

　　在许多国家，进入网吧的网民受到年龄限制及时间限制，未成年人及非节假日不得进入网吧，但是在中国，进入网吧的网民几乎占半数以上是未成年人。即使大部门地区对网吧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从网络警察到网吧经营者都为了既得利益，都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这是造成未成年人陷入网络游戏的直接原因。

   　成瘾不是网络游戏的唯一危害。网络游戏还总试图用邪恶、暴力的游戏精神取代人性。以日本、欧美及韩国开发商为主的网络游戏开发，在本国受到限制，在中国畅通无阻，都瞄准了中国市场，官商勾结大肆进军中国互联网。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年底估计，全国网民每月直接用于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支出约为132.5亿元人民币，而玩这些游戏的“网民”，则主要是青少年。新华社年前公布的一项参考数据称，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正以每月10万至30万的超高速度增长，网络游戏市场直接“带动”的电信、互联网、软件零售商等相关产业的产值已过300亿元人民币。但是，在这些官商相勾结获取巨额暴利的后面，是成千上万家长的血泪控诉。

  　案例一：据《童心网》报道：14岁的少年为了上网，竟改动学校作息时间糊弄父母，被发现后他竟然冲着父母大喊：“卖血也要上网”。南京江宁湖熟镇的一位母亲打进晨报热线，她说，儿子现在湖熟镇中学读初一，前日是礼拜六，儿子按照贴在家中墙壁上的假日补课作息时间表，早早起床赶往学校补课。上午9时左右，她发现儿子忘了带书包。母亲决定将书包送至2里外的学校，可到了学校后，老师告知学校假日从不补课，母亲有了一种被儿子欺骗的感觉，后来再一打听，儿子贴在家中墙壁上的学校作息时间表也是假的。当日上午，这位母亲开始探访湖熟镇上的大小网吧，在一家规模较大的网吧里，她发现了儿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游戏。

　　案例二：课间玩“打架游戏”竟玩出了人命。广东顺德容桂某小学14岁的六年级学生小彭在话别自己的外公两个小时后，在课间嬉戏中竟被自己的同班同学一刀刺中左胸部，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根据现有的资料，小龚行刺同学小彭的行为是在“模仿”网络游戏中“战斗场景 ”的情境中发生的，“网络游戏场景”是他实施犯罪行为的诱因。

  　案例三：2006年4月6日，重庆市赵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哭诉：她在重点中学上初二的儿子自从玩上网络游戏之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不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竟然告诉家长不再上学了。提起儿子迷恋网络游戏的事情，赵女士口未开泪先流。她告诉记者，独生子小华从上小学开始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全家人也为培养出这么聪明的孩子而感到自豪，但自从小华迷上了网络游戏后，一切都改变了。原本喜欢学习的小华放下了书本，埋头研究网络游戏攻略；开始在网吧夜不归宿。

  　赵女士夫妇 和老师虽多次告诫，小华也只是表面答应但是私下里还依然我行我素。小华的成绩开始直线下降，最后甚至排到了班级最后几名。在一次次被父亲从网吧“抓”出之后，小华依然不理解父母的苦心，开始拒绝和父亲谈话。一天早上，小华突然告诉父母：“我要调整一下自己，不去上学了。”

  　在官权的操作下，色情网站、游戏网站，已占领中国互联网主要空间，“不文明”的源头是官权自己给了商人们制造“不文明”的“客户端”，现在提倡“文明办网”，谈何容易？只能是喊在嘴边上的口号而已。  

  2006-4-16

越南共产党十大召开后，中国人从新闻报道上知道了农德孟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至于越共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至于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在官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是绝对不会讲到的，那是不能让老百姓知情的。由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间发生战争的缘故，在中国，有关越南的新闻本来就比较少，可以肯定地说，在越共十大以后，想从中国的官方媒体中了解到越南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也难怪，同志加兄弟（而且还是小老弟）也准备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这正是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知情权，那可怎么得了？

民间广泛认同的说法是：不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最后五分钟除外。也就是说，尽管媒体谎话连篇，但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大致还是真实的。其实不然，近年来，大陆官方的媒体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最善于说谎的主持人似乎都去搞国际新闻了。这一点，无论从中央电视台还是《环球时报》那样的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至于阮次山那样的选择性报道和歪曲性评论的顶尖高手，我们更不必去谈他。于是，接受了真真假假信息的中国人，几乎不可能形成完整准确的国际视野。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民众能看到一些台湾的新闻，因为那时候台湾议员经常在公开场合动粗，这样的新闻播出后，容易给民众一种印象：台湾已经乱作一团。这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很快的，有关台湾的新闻也少了，经历了从威权到民主的社会转变，总体来说，台湾社会能够反证这种优越性的新闻事件还真是很难找了。

那么，就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东欧，引到俄罗斯，你不是民主转型，你不是休克疗法吗？看，你们的社会乱了吧，经济崩溃了吧？同志们，那就拼命报道吧。于是民众从官方新闻媒体中了解到，苏联东欧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回到了水深火热状态。但是，近年来，关于苏联东欧的新闻几乎不见了，如果火星人来到地球，只看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还以为东欧那些国家消失了呢。不仅如此，研究苏联东欧的专家也不吃香了，一位研究东欧经济的教授抱怨说学错了专业，别人问他何故，他说，上面不想让民众知道那里的真实发展情况，文章写出来没地方发，根本没法写出符合主旋律要求的文章，除非完全睁眼说瞎话。

这次越共的十大之后，操纵国际新闻报道的官员办公桌上的世界地图又会被划掉长长的一片。好在还有伊拉克不时响起爆炸声，好在伊朗还有一个强硬的总统，不至于让他们失业。实在不行，还有印度的火车相撞，还有印尼的海啸？？？？？？

官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背后，一般来说，有两个潜在的规则：第一，民主转型国家的新闻要按照新华社的口径报道，一旦转型成功，该国的新闻就基本消失；第二，凡是有利于美国形象和价值观的，就不报道，凡是对美国形象有负面影响的，就连篇累牍，大张旗鼓。

国际新闻的选择性报道，是一种典型的愚民政策，它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文明的真实距离，是贻害中国的可耻行为。但外部世界的变化绝不随着三个代表的节奏起舞，总体而言，民主乃全世界的潮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努力方向，中共宣传机构徒劳地掩耳盗铃并不能阻止这个伟大潮流。我们不禁要问：长此以往，是否有一天，中国媒体干脆就没有国际新闻可播了呢？真替那些一味说谎话的御用新闻从业者担心啊。

    就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制度演变史而言，解放个人的关键制度建设，应该是在经济制度上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就来自贵族向王权争取财产权利，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是也；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也都是从皇家财产的私有化开始的。在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私有产权得到普遍尊重和优先强调，大多数大师级自由主义思想家，无一不把“私人财产”或“私有产权”作为首要的基础性的个人自由权利，洛克、休谟、斯密等人不用说了，即便像康德这样的在道德上强调“绝对律令”的哲学家，在论及私有财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时也明确表示：公有制与奴役制没有区别，对私人财产的强制剥夺与强盗抢劫无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沈叔平译）一书中，他划定了私人权利（私法）和公共权利（公法）之间的各自界限，详尽地列举了现代文明所珍视的诸种人权，所列的第一项就是私有产权，并着重批判了财产公有制。他说：“用强行剥夺个人财产的办法去掠夺人民是不合法的，因为这等于抢劫，……”（P184）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的土地都被拿到政府的手中，所有臣民都将被当作土地的奴隶来对待。这是由于这些所有者所占有的东西，完全是别人的私有财产，那些失去财产的人便可能因此被剥夺一切自由，并被看成是农奴或奴隶。”（P153－157）
    
    然而，在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经济自由主义最为贫困。翻翻中国的近现代启蒙的资料，非但找不到私有产权的突出位置，反而对私产观念的敌视却随处可见。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中国的觉悟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人从独裁下解放出来的核心任务，首先是在财产权上变帝制时代的皇权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个人所有），保障私财权不受侵犯是其他个人权利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而在中国，就连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启蒙先驱，在经济上也倾向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公有制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制传统的现代变种，只不过是把皇权所有变为国家所有。
    
    从百日维新的维新党人到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五四运动的知识人到北洋、抗日、内战时期的各民主党派，中国精英们大都深受传统的“均贫富”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立足于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变革思想一直是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模式上，反对放任主义或自由竞争而主张政府主导的管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轻则主张限制私人资本的扩张，重则主张剥夺私人财产。
    
    洋务运动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但主导权在官权手中，或官办或官督商办，而不是发展私营工商业；孙中山高扬“天下为公”，“三民主义”中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地位，他的民生主义着眼于“平均地权”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他甚至把“民生主义”直接称为“社会主义”；在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之后，在经济上更要求节制私人资本的“集产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章太炎等人更反对立足于私有产权的自由资本主义，并把资本主义作为导致“贫富悬隔”的罪魁。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中，也没有经济自由主义的位置。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很少谈到“私有观念”的问题，反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放弃了私有制的西方而转向了公有制的苏联，甚至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即便是最自由主义的胡适也轻视私有产权。在胡适那里，个人权利与私有产权是分离的，他很少谈到经济自由主义，反而在经济上钟情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胡适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主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所崇拜的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访问过中国，两人在西方都属于批判资本主义的左倾人士，他俩在中国的演讲中自然反对在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杜威认为，中国应当吸取工业化国家劳资对立的教训，采取某种经济政策，以防止将来的社会革命；罗素认为，中国应当参照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由国家控制经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1926 年，胡适赴英国途中在苏联逗留了三天，就是这么三天的走马观花，就让胡适钟情于苏联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他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对苏联的全新社会试验赞赏有加，以至于引友人的疑虑，怀疑胡适已经被“赤化”。胡适虽然对苏联的政治独裁有所保留，但他没有意识到政治独裁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胡适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提出的解困之方有二：“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中国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蒙昧，不仅在理论上变成伪自由主义，在现实上也失去了最根本的所有权依托。而通向奴役之路的经济社会主义却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视为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畸变得到了“中国特色”的辩护，但能说清的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而说不清的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即便在今日中国，尽管自发私有化已经不可逆转的，以政治特权为依托的权贵阶层大都一夜暴富，但官方意识形态仍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在现实改革上仍然以党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官方通过对信贷优惠、股市圈钱、暴利垄断、特许制度和不断调高的税率……等政策工具来确保独裁政权的钱袋；在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激荡，越来越主导着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物权法》的搁置。
    
    旨在进一步清晰产权的《物权法》已经酝酿已久，本来应该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审议，但北大某教授的一封文革式上书，居然就让《物权法》审议搁置。在搁置的背后，是胡温政权全面左转的官方导向，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变成显学，是朗咸平提出用“国进民退”代替“民进国退”刮起“郎旋风”，是王道儒学重提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学复兴，是网络愤青对为富不仁的权贵们和御用经济学家的极端仇恨。于是，广大百姓对跛足改革和贫富不均的强烈不满，不是被引向独裁政权这一真正祸源，而是被引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已经为一场“经济文革”准备了烈火干柴。
    
    所以，除非支撑权贵私有化的模糊产权转变为让国民普遍受益的清晰产权，除非民粹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潮被引向对私产权的争取，也就是说，除非改革的方向由维护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逐渐向旨在扩展国人的自由权利转化，除非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步接受以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的驯化，否则的话，中国未来的远景必然是：继续重复百年伪现代化的个人自由的工具化和国家权力的目的化的本末倒置。
    
    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启蒙留给当代国人的重要教训之一。
    
    2006t54????-    

继2004年10月份大陆宣布上调利率后，一年半后再次宣布上调一年期基准利率，即由目前的5.58%调至5.85％,涨幅为0.27％个百分点。如此微调，对大面积处于投资饥渴症状态的中国经济，几乎产生不了实质影响，所谓杯水车薪是也！

首先，大陆金融市场是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利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价格的有效性是依赖于充分竞争主市场的。后者是“常识的常识”。

目前，大陆信贷市场仍是国有银行占大头，其信贷价格即利率的基础形成是强管制型的，而不是靠信贷与证券两大市场交叉作用形成的。对多少懂点经济的人，常听说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如何了，但很少听说中国沪交指数、深交指数乃至“深沪指数”如何了。

仍如我在2004年作出的分析那样，上调利率不过是一个政治举措，在更大意义上是给美国人看的。美国人按经济学的一般道理认为，提高利率会增加出口成本，并且造成本币坚挺。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美联储，前者隶属于政府，后者永远不会受政府控制。

其次，也是核心问题，中国大陆企业有80％以上者处于投资饥渴症状态，而这80％中中小企业又占了80％，也就是说对于业界来说，有六成多的企业根本不会把融资价格当首要目标考虑。

中国的中小企业大都处于贷款难的融资窘境：1,银行所谓的“谨慎考察”，加大了信贷合同前运作期的长度；2,中小企业财务不规范，很容易被银行拒贷；3,寻租价格波动不定，但早已超过了利息支出－－简单说，贿赂成本是大于利息支出。

由于“贷款难”，民间“黑市”价格一直在1分5至2分之间（即借一块钱收取利息的月价），换算成“一年期基准利率”，则为18％到24％之间。依纯经济分析手法计，取其中值，那么年利率21％是可承受价位。这与官方的挂牌利率相差甚殊。若再以纯利率理论推算，中国利率调整的弹性空间仍有15.15％的幅度，其粘性空间（即时间变量）则为:已知变频1.5年×预计空间（15.15÷5.85）=3.75年（约）。

简单地说，要让中国利率接近充分竞争市场化水平，那么今后45个月内，应该在5.85％的基础上陆续调整到21％。

再有，有经济学家预计利率调整会影响房地产市场，但是这个“常识的常识”在中国是失效的。

这里面的动因是文化心理的作用，即中国人都想“有个自己的窝”的观念，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效用最大化超过了利润最大化”。这也就有了非常奇怪的现象：房屋空闲量已经突破了1亿套，而房地产市场仍然偏热。

另一个同质问题也与利率有关，那就是银行的存款利率这么低了，为什么人们还是蜂涌着去国家银行存钱呢？仍是个文化心理问题，人们追求安全的效用最大化超过预期（利息）收入的要求。

中国金融市场畸型状态，不惟由以上的利率调整不起作用来表现，而且整个的市场已经处于“病梅状况”。积30来年之改革，金融未有实质之变，甚至残酷到“以病梅为美”的状况，为了塞责于公议，只好拿几个金融界巨头的经济案件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即导致金融整体崩盘的因素一点也没减弱,以下三点可能是导致金融崩溃的原因：

1、国内金融自由化政策方向，仍然十分模糊。在政治理性（即不放松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的原教旨主义）与经济理性（即金融充分民营化并带来巨额税收）之间，要更多地向前者靠拢，尤其一届新的权力核心在未真正稳定之前，必然如此。

金融充分民营化固然有风险，但其战略风险远远小于国家垄断性经营。

2、保险业的疯狂扩张暨破坏性竞争，使中国民营保险业几乎无利可图。为什么高达30％的高成本运营，无人过问？可以断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保险企业的会计资料是真实的。

这本身与上一个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国有保险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其内部舞弊行为一直没纳入公众视野。民营保险“照猫画虎”等于复制了一个“二国有”经营模式，中国的保险业已经成了“最不保险”（安全）的行业。

3、“合作金融”的不伦不类的政策设计，也等于复制一套“二国有”模式，随着其市场份额的扩大，必然带来越多的风险积聚。

可以如此判断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点：

A、保险业40％；B、合作金融概率30％，C、国有银行20％，D、民间“黑市”借贷5％；E、其他非预见因素5％。

──《观察》首发

　这是几年来，我在学术上持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立场的一些研究。权利优先于善，自由高于民主，是自由主义进路的一个起点。但宪政主义超验之维的凸现，使得在受到法治主义道路约束的前提下，一种对于道德价值和一个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盼望与保守重新被呼唤出来。这既与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观有差异，更与一些人在非自由主义与非法治主义路径下对于政治德性的大言澹澹迥异。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所沉淀的普世的价值约束和制度约束，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现实关怀的一个发生点。
　　
　　我还深刻的记得，1996年初读刘军宁先生在《公共论丛》第2辑上的《共和·民主·宪政》一文，内心的欣喜若狂。对国内学界的恢复元气的感慨万千，对终于在当下发现与我的肉身世界有关联的汉语学术言说的一种盼望，开始从大学生涯的虚无感中挣脱出来。使这一阅读体验在我个人的思想史上留下篇章。2001年，我因互联网上的言论得以与先生相识，蒙其抬爱合作“宪政论衡”网站，进入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数年来学术思想上屡得其教训，促使我的宪政之道从法学立场扩展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立场。这倒在其次。值此时代学人何为，于此大节上反而受益最多，毋忘在莒。
　　
　　此书上编的内容，在我2003年写作的《宪政主义》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是与范亚峰和秋风等人筹划的“公民宪政读本”系列的一册，重在观念的梳理。后未能顺利出版。下编收录了我近年来几篇论文，涉及赋税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乡村选举、清末立宪、大学自治等制度变迁的几个侧面。全书由超验而经验，由观念而技术，大致呈现出我在宪政研究上的整体思路。只是近来的两个路向，一是在观念上对基督教传统和《圣经》中的政治哲学的关注，由此引出政治神学的进路。二是普通法和英国经验主义的道路，对宪政技术的影响。没能单独成篇，只好留待他日。不过秋风兄的《立宪的技艺》一书已对后者作了精彩的阐发，也使我自愧不如，甘心留阙。
　　
　　向下列在思想上相互撞击、令吾道不至于孤单的师友表示感激：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先生、范亚峰兄和高全喜兄，北京大学的贺卫方先生，人民大学的刘海波兄和新闻周刊的秋风兄，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兄、滕彪兄，及祖桦兄、陈永苗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杨支柱兄、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周伟老师和谢维雁兄，及惶恐中未曾提及的更多的朋友。感谢他们于我思想上的助益和道义上的负担。
　　
　　谢谢自费阅读此书的每位读者，和绝大部分公款阅读者。谢谢我曾有过的每一位宝贵的读者，对他们的视力下降表示歉意。谢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德先生，感谢他的耐心和仔细的催促。以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要特别向刘霞夫妇和刘敏夫妇表示感激和敬意。
　　
　　《旧约·箴言》第31章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最后我将一生的感激完整的献给我的妻子，好妻子不是我努力赢得的，乃是出自白白的恩典。从十八岁开始，没有我的妻子恒久忍耐并永不止息的爱；没有她因着这种爱与我分担彼此的命运，我这辈子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除了错别字。
　　
　　
　　
　　
　　
　　
　　 王怡
　　
　　 2006年2月于成都大学
　　
　　《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王怡著，山东人民出版社“法理文库”
　　
　　200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