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之一、投票箱的妙用
之二、宪法的命运
&
亚洲民主和中国宪政
进入21世纪，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地区，莫过于亚洲。从西亚和南亚的反恐战争，到中亚和东南亚民主化，再到东亚的复杂变局，形成了一个亚洲整合变化的链条。但是用“国际化”来概括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准确，这些变化对增进国家间自由交往的作用，并不突出。象伊拉克，不仅没有导致国际交流的增进，该国反而成为了国际人员进入的恐慌地带。这些变化，也没有弱化各国的民族国家色彩，强势文明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精神世界基本上保持原样，不同的传统宗教继续在各国发挥引导人民生活的作用。但是，亚洲的确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可以归纳为“亚洲民主化整合”。
亚洲民主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1世纪出现亚洲民主化整合，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民主化过程的延续。如果忽视亚洲的此种变化趋势，被动变化的国家，可能比主动变化的国家，经历更大的变化冲击――一种他人主导的变化，一定会倾向保护外部主导者的利益，而不总是从被动变化国家的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在促进被动变化者变化的情况下，当民主成为至上价值的条件下，传统国家的统一的价值就必然会被贬低、忽略，变为次要。这种可能在21世纪形成的格局，对于国际化时代的世界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但是会损害特定的传统国家的文化整合梦想。
虽然民族国家的独立具有历史正当性，具备先占者的正义，但是自由交往的国际化潮流，形成了主导性的交往者的正义。这种交往者的正义，突破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控制，成为了更高认同度的正义。单纯张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旗帜，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黯然失色――时代正义观的确立，导致民族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缺乏对交往正义的有效抵御。在人类确认人的基本和普遍价值的环境下，以损坏此种普遍价值为代价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自身的危险道路。
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方式，在未确立交往正义的前提下，导致内部社会的分裂，促进非理性的社会行为的规模扩张，并不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最终会导致社会动员机制的失效――因为，民族主义并不能提供出完整的社会利益保护方案，而交往正义的目的，在于确认每一个交往者的社会和法律权利。由于交往正义具有的社会方案优势，它势必会动摇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 会发生突破文化条件的集体转移。
这个前景描画，是思考平衡民族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问题的前提。国际化引发的新一波亚洲民主化浪潮，给变化中的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考机会和发展选择。严肃对待 亚洲情势，是民族国家的重大课题――将传统国家的文化梦想和交往正义的世界整合有机结合，是21世纪初期民族国家的重大课题。
这就涉及到中国宪政。中国宪政是世界中的后发宪政，通常是为了克服民族主义和交往正义的冲突与危机，发生的调适性宪政。宪政运动的启动，它的合理目的，在于建立民族国家自身社会的组织和大同世界交往正义的平衡；它的次合理目的，在于保障民族国家的先占正义和先占形成的交往利益；它的非合理目的，在于保持传统社会组织，抗御交往正义。
中国宪政目的的选择，在于建立宪政的合理目的，容纳次合理目的，而不宜确立非合理目的――以史为镜，大清帝国对宪政非合理目的的选择，既导致宪政努力的功夫白费，也终结了自身的社会权力――这种结局，不是宪政激进分子个人原因所致，而是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选择后果。在当今实际已经发生的新一波亚洲民主化现象的过程中，吸纳历史教训，保护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合理建立宪政目的，十分必要。但是，基于一些的民族思维定势，往往导致他们的历史处境惊人相似－－相似得令中立的观察家们窒息。
中国宪政不应当成为后发民主的被动过程，而应在确认交往正义的基础上，主动和自信地建设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是与传统民族国家有别的一种国家，它是确保交往正义的和平文化国家，它具有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但是消除了文化的自傲，确认了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平等性。这种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是用合理宪政的规范效用保证的，是交往正义得以实现、而交往非正义被有效抵御的国家。在这种基础上，先占正义确保了新的民族文化国家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交往正义确保了它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在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器物文明、习惯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构造，与和平世界的利益不矛盾，不冲突。
中国宪政的目的，在于组织一个适应亚洲民主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因应时代变化，是本代国人的命运，考验本代人集体的能力。宪政纵然是为保障个体权利，但超越个人主义的眼光，融会亚洲变局，体味国际趋势，这实在是事关集体前途的大事。亚洲民主化的变化浪潮，已经从蒙古、日韩、印尼、菲律宾、印度、伊拉克、吉尔吉斯，向创造了伟大历史文化的中国，展露了强劲的潮头。 它又象一股股的热浪，迅速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气候，最终会融解掉僵硬社会的坚冰。
德国土豆与中国宪政
在欧洲，德国人吃土豆之多，是出了名的。很多德国菜中都有土豆，而做法也五花八门。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人有一个绰号就是土豆。然而，一位德国“土豆”告诉笔者，在历史上，土豆并不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传统食物。土豆原产于南美洲，一百多年前，德国人才引进并且大力推广土豆种植。当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对此非常重视。关于此事，还有一个传说：一开始农民不了解土豆，不愿意放弃传统的谷类农作物。弗里德里希大帝下令在一个皇家园林里种土豆，并且派士兵看守，同时命令这些士兵，如果有人偷挖土豆，他们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这一招果然奏效：老百姓看到皇家园林里种植了新的作物，而且有士兵看守。他们由此推断这肯定是很有价值的作物。因此有人去偷了回去自己去种。由于土豆种植容易，而且热量比谷物高，所以其好处很快就显示出来。一传十，十传百，土豆的种植慢慢得到普及。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德国菜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土豆，原来还曾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
民以食为天，饮食习惯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特别难改变的习惯之一。很多华人旅居德国多年，始终觉得德国的黑面包难以下咽，对其敬而远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德国推广土豆的历史表明，即使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也不是不能够改变的。
宪政对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和一百多年前土豆在德国的地位有某种相似之处。不容否认，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孕育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对中国人而言，宪政是一个舶来品，中国人接触宪政思想，也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是否可以因为宪政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就否认宪政在中国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呢？后现代思潮以及新老左派都对宪政制度持怀疑态度，认为西方的这一套不（一定）适合中国，甚至宣扬回归儒家的治国传统，预言儒家的复兴，接受并且宣传“亚洲价值（Asian values）”的概念。如果笔者对他们没有误解的话，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国情与宪政很少相同之处。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非常具体地体现《秋菊打官司》的这一电影情节中：秋菊只是要“讨个说法”，并不要求国家按照法律的方式处理踢她丈夫“那个地方”的村长，而最后依法处理的结局，对秋菊而言完全是不能够理解的陌生事物。
传统习惯固然是支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任何传统和习惯，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传统是永恒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新的传统习惯产生，同时很多旧的传统和习惯则退出历史舞台。和德意志民族一百多年前开始种植土豆一样，西服在中国的遭遇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服在西方并不叫西服，而是称为“套服”（suit）、“正式服装”（Anzug）等。这一“西”字表明，西服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然而，除了在西服的故乡生活过的海龟（以及海带），包括农民工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穿西服。西服的普及和流行程度，远远超过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山装。外国人往往非常惊讶地发现，很多中国人在非正式场合也穿西服。言规正传，就传统文化对于宪政的影响而言，固然传统文化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甚至在一定期间仍然是较大的阻碍因素，但是因此夸大其影响，低估国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从而预言宪政不适合中国，难免显得武断。
事实上，与传统习惯相比，人们的行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利益的影响。在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只要一个手段合法并且符合道德，那么人们就会倾向于采用这一手段。就宪政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尝到宪政的甜头，自然也就会支持宪政；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如果尝到宪法的“甜滋味”（王磊先生语） ，自然也就会拥护宪法。这个道理，和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尝到土豆的好处之后大规模种植土豆是相通的。
宪政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限制国家的权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宪政体制之下，他们将得到更多自由和权利，失去的只是种种不必要的束缚以及不安全感，因此公众并不会反对实施宪政。鉴于宪法是宪政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首要的任务是树立公众对宪法的信仰，而这也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中国宪法虽然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但是规定了更多的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民众对于宪法并没有排斥心理，相反，他们还倾向于利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实践中，已经有被拆迁户手持宪法，以拆迁不是为了宪法第13条规定的“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的个人利益为由反对拆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推土机，通过这种方式保卫自己的牺身之所。而这些被拆迁户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利用宪法维权的事例，其中成都身高歧视案件和安徽乙肝歧视案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并没有通过宪法维权的习惯，因此，这种维权行为和社会上盛行的传统习惯格格不入。事实上，由于在实践中很少有通过宪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成功先例，这些维权者应当知道，开发商之类的侵权者具有巨大的“能量”，有钱有关系，在他们引用宪法条款，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但是，宪法的出场，无疑给了自己理直气壮为合法权利抗争的理由。而这些维权者尽管知道宪法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帮助，他们仍然引用宪法，这正说明公民宪法意识的加强，与宪政相一致的现代传统和习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
总之，中国的传统和习惯即使与宪政的精神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但在当下的中国，传统习惯并不构成宪政的障碍。恰恰相反，不符合宪政精神的传统，往往在时代潮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日益成为历史。
阿克曼: 世界宪政的兴起
立宪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崛起
布鲁斯·阿克曼*
陆符嘉 译**
布鲁斯·阿克曼是耶鲁大学斯特令法学与政治科学荣誉教授。
我以本
中国的民权话语
一
有缺陷的方法论
民权概念是中国宪政文化中的核心元素，这是无大疑义的。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运用民权概念的？民权的话语所表达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民族意义诉求
CHINA: Writer Li Jianping tried for online pro-democracy articles
|
CHINA: Writer Li Jianping tried for online pro-democracy articles |
|
李建平一审开庭赵常青狱中受虐
|
李建平一审开庭赵常青狱中受虐 |
|
【2006年4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山东异议人士李建平星期三一审开庭，两星期内判决。另外陕西监狱当局虐待狱中异议人士赵常青，人权组织发稿呼吁关注。 山东自由网络撰稿人李建平于2005年5月被拘捕，今年3月被山东淄博市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指罪行是他近年在互联网络上发表的三十多篇文章，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以及某些中共领导人提出批评。该案星期三一审开庭。 当晚他的妻子续晖向本台讲述开庭的情况：“九点到１１点半，还顺利，我们八个人，１１ 个月第一次见到他，还好。张律师的辩词还是比较精彩。我也不想多说了，说多可能影响判决。说实话我也有数，不能说是乐观。” 按法律规定该案要与２周内宣判，续晖表示无论判决如何，她认为丈夫无罪：“就算的确写了这些文章，也是自己的个人言论，非要说他煽动颠覆国家太夸张了吧！”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仅被当局用于起诉在网上撰文批评执政党的人，也被用来对付以公开形式向当局提意见的人。陕西的赵常青就因为02年发起发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公活动，于2003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五年。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披露狱中的赵常青近期再遭虐待，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当局施压，改善赵长青狱中待遇。 新闻稿说赵长青因拒绝参加狱中军训和接触法轮功人员，被罚从2月18日起被严管?-单独监禁3个月。 据了解，这已是赵常青入狱三年多中第五次被严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上次是因为拒绝唱国歌和社会主义好，及缺席升旗仪式，被单独关了40天，今年1月10号才放回集体牢房，才隔了一个多月，就又被严管了。 他的哥哥曹长海2月11号探望过他，表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看他的前面又严管了一个月，瘦了很多， 身体状况不太好，他吃不饱。我当时也很难过。” 同时他对弟弟接连遭到单独关押表示愤怒：“很生气，我说他的素质比你们谁都好，不骂人不打架，你们监狱方面严管他是错误的。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负责么么？ ” 陕西异议人士马晓明认为，当局单独关押赵常青不但是出于对本人的惩罚，也是顾虑他对其他人的影响力：“严管就是说这人不适合关在大号子里，可能是斗殴啊，继续散布一些言论呀，一些个人所谓异端邪说啊。” 中国人权的文章还引述赵常青的妹妹曹雪梅说：“狱中干部说被严管的理由是他对监狱的现行政策不满，还与狱中法轮功分子搞在一起，与他接触的法轮功分子也被严管了。” |
纪红：迟到的悼念——记刘宾雁的一次谈话
迟到的悼念——记刘宾雁的一次谈话
纪红
刘宾雁已经作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他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了下自己深深的足迹。今天，当我们这些晚辈步他后尘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他披荆斩棘的艰辛和大无畏。
刘宾雁的逝世，我深感悲痛。虽然我见过他几次，还有两次是面对面的谈话，但我与刘宾雁却没有一点私交。我对他的敬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正直、勇敢和无私的记者的敬重，对他一生所受到的不公而感到莫名的悲愤。
钱锺书先生曾引《论语》，称赞刘宾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赠给他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1987年初“反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人提起这件事，钱先生还说：“这副对联，我是不收回的。”
我几次见到刘宾雁，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前后。可惜我只保留着1986年下半年一次与他谈话的笔记，成为我今天纪念他的依据。
1986年8月7日，由陈子明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工人出版社）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首发式。当时我作为《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前去采访。首发式没有什么台上台下之分，大家随意走动交谈，气氛宽松自在。我在刘宾雁的身边坐下，拿着笔记本，边问边记，他好像完全不在意我的记录。后来发现，他也有一个笔记本，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随手记下来。这就是我对刘宾雁的第一印象，即使是他被采访时，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
我问他：“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会呢？”
他说：“这套书的发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建国以来，我们对于外国思想家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只批判而从不介绍，你只要接受他的结论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和研究问题，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人类的思想资源是丰富多采的，我们再也不能承袭国民党的做法：一个国家一个党， 一个党一个思想了。事实上，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当年就深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在这套丛书中，就有一本《尼采》（勃兰兑斯著，安延明译）。
1986年夏天，《中国文化报》还是一家创刊不久的新报纸。我于是请教刘宾雁如何办好文化报。
刘宾雁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要局限在文化领域。要多登一些有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问题的文章。也可以用转载、文摘的形式让文化领域的同志眼光开阔一点，看得远一点。当然同是文摘，你们也要有自己的角度和选择。还有一点，多登一些有争议的文章，多登有不同的观点的文章，让读者去思考、去选择。这就是思想的民主。民主就是自由选择，对人的选择，对政策的选择，对制度的选择。”
刘宾雁又说：“记者不能变成一个没有头脑的宣传干事。可惜中国的记者有头脑、有抱负的太少了，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其余都太功利了。一些领导同志认为新闻单位就是党委的一个部门，记者就是宣传干事，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叫你说你就要一声不吭。所以，我们的报纸就像政府公报一样，社论就像文件一样。什么公开什么不公开，就是领导一句话，这叫什么新闻呢？我们记者队伍中，有的是呆头呆脑的，有的是滑头滑脑的。他不需要出去跑，也不需要思考，他也听不到什么信息，他只需要有个灵敏的耳朵，听上边的声音就行了。当然，我挖苦的不是记者本身。西方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咱们不要求做无冕之王，咱们不做三孙子行不行？”
我说：“有时很难把握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尺度。一有批评，有人就说只关注阴暗面，现在不是流传这么一句话吗？叫做：拿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刘宾雁严肃地说：“ 人毕竟不是动物，他要求的不仅仅是碗里有肉就可以了。”他还说：“希望青年记者张开眼睛，多看看痛苦的现实而不是沉浸于生活的快乐的一面。中国的希望在青年和政治改革以后的新生力量。虽然改革很艰难，但对于中国的前途，我今天也是乐观的。”
刘宾雁还谈了谈他本人的现状。他说：“现在关于我的各种谣言就不断，什么我已经被隔离审查啦，开除党籍啦，赶出《人民日报》啦，还有就是我被放逐到美国去了。有的年轻人说：那不是挺好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个“谣言”的时候，刘宾雁真的安息在美国一个公墓了。他给自己拟定的墓志铭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此刻，我再也笑不出来，眼泪流了下来。
2006年4月5日清明节，于温哥华
刘水: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河殇》出台内情及其大辩论
有关1980年代，有太多的记忆从心头溢出。我一直对“苦难是最大的财富”抱有怀疑。没有人可以选择命运，没有人能够抹去时代所施加的烙印。不经意的过往的些许波澜，都能
批倒批臭偏执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七
【内容提要】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姚监复摘编
（7）批倒批臭偏执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伟大最流行的口号是“批倒”、“批臭”，知识分子中仍能免于“批倒、批臭”的只有鲁迅，其他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能苟活下去的作家都表达过，恨不能早早地把自己的书统统焚毁殆尽，免得被从里到外“批倒、批臭”，即使象老舍这样奉命写作配合运动的人民艺术家也一点不太平地被批倒后自己投身到太平湖中，永远离开了罪恶的人间永享太平、安宁，永远听不到要“批倒、批臭”他的口号声，看不到那些批倒批臭偏执症写的又臭又长又偏执的大字报了。在那个令人难忘也令人难受的悲剧时代，只要一“定性”某人为什么分子，无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东方红公社定性还是红卫兵小将定性为“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小爬虫”、“残渣余孽”等性质明确或不明确的分子，就成了敌我矛盾的定性结论，就必须“批倒、批臭”，即使是落水狗也得痛打，而且一个也不能饶恕，“打倒”就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者说不清多少只的脚，永世不得翻身，“批臭”是在批倒的基础上还要从人格上、品质上…各方面把被打倒者批得臭不可闻、臭得没人理睬，不愿也不敢接近，臭得没有人知道批的是什么臭思想、臭观点。这样，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培育出“批倒批臭偏执症”，只要一声令下一定能把某一个批判对象批倒批臭，批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证明批判对象从胎里就坏、坏得不得了、坏透了。而且，使广大群众偏执地相信：“真是坏透了”。黑帮、黑书、黑修养、黑心…黑透了。
在批倒批臭偏执症传染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之后，人们相信被批判对象的思想观点确实是错误的，定性为敌我矛盾确实是正确的，确实“罪该万死”，象刘少奇是“叛徒、工贼、最大的走资派”、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贺龙是“大土匪”等。同时批倒批臭了这些人以及其他分子的思想与观点，文章和讲话。这种批倒批臭的方式，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批判胡风、胡适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来，不仅是批判胡风思想，30万言上书，更令人难忘的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还引发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不仅是批臭了，而且批判得令人恐惧，千万别和胡风的书、诗与观点沾边。至于胡适，人们已经不注意胡适的思想、文章与诗了。我们从批判中知道胡适当过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蒋介石还想要胡适当“总统候选人”等等反动面目，这样就批倒批臭了，谁还敢看胡适大使兼总统候选人的诗文？批臭比批倒更厉害、更彻底，也更有长效机制，使人噤若寒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大家也都向前看，政治上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了反，胡风也平了几次反，一次平一点。至于胡适，出了胡适文集，不算平反的平反，说明胡适认为“黑暗的时代开始了”的黑暗时代也结束了，或者告一段落了。但是批臭的那些思想是不是有正确的部分？批臭的人格中有没有可取之处的闪光点？由于批臭的影响太深远，人们还没来得及更全面的反思与回忆。例如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思考，需要寻找答案。
刘少奇平反了。但是，对于建国初期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农业合作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是需要在批倒批臭以后平反呢？
彭德怀平反了。但是，对于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万言书的错误批判，同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过究竟有什么相关关系？他的百团大战思想和民主、自由的讲话批臭了，现在是臭的还是香的？
胡风平反了。但是，胡风“三十万言书”被批倒批臭了的“五把刀子”之说，是否有其道理？
张志新平反了。但是，至今没有出版《张志新文集》。人们不知道张志新说了什么话，以至于被批倒批臭、被割喉枪毙。今天成了革命烈士的张志新，她在文革中被封杀的言论为什么至今还被封锁？
顾准平反了。但是，两次被打成右派、被批倒批臭的顾准的言论，民间的好评如潮，为什么在主流媒体、官方报刊上没有公开评价顾准的文字？
……
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在海外，不少学者建议我多读读胡适的书，走近胡适。我借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一些有关胡适的书，读了后，对这位被大陆几十年来批倒批臭的学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胡适写给雷震和蒋介石的两封信，使我对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的人格有了新的看法。
胡适敢于向正在狱中服刑的雷震写信祝贺生日。他明明知道雷震被捕是由于《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即使这个杂志积极反共，也遭到封杀，发行人被监禁，他还敢于向“共谍嫌疑”的犯人雷震祝寿。胡适还公开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为雷震而引经据典向蒋介石父子曲折地劝谏。他引述了康乃尔大学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后指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他认为容忍“异己”是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最后，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雅量。”他敢于向蒋介石要雅量，要言论自由的权利。
胡适不仅敢于向狱中的思想犯、政治犯雷震写信祝寿，写文章呼吁容忍，反对对异端、异己的摧残迫害，要求思想言论自由，胡适他还敢于当面向蒋介石要求言论自由、推行民主政治，指出“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敢批评彭孟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总统必须有诤臣100人，最好开放言论自由。”（1953年9月16日日记）胡适还以诤臣自居，上书蒋介石。1952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写长信给蒋总统，共八叶。大旨说，十月十日召集的国民大会是一个难得 的机会，应有明白的表示：
“1、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
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2、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3、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4、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今日宪法的种种弊端，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忍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
5、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的“罪己”的表示。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胡适日记》卷八，250页，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合肥，2001年10月第一版。）
读了胡适为狱中服刑的雷震辩护的文章，胡适敢于向为民主、自由而坐牢的思想犯写信录诗祝寿的勇气、良心和友情，使我对被“批倒批臭”的胡适的印象有了新的看法。再读了胡适直接向专制、独裁、残暴的领导人蒋介石，要求民主，敢于要独裁者发罪己诏，真佩服胡适这位自由主义者的勇敢、信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使我对原来“批倒批臭”的胡适有了更新的认识：胡适的人格中有高尚而勇敢的闪光点。反思大陆的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偏执症患者，一直在以不同形式根据红卫兵和红司令的定性，批倒批臭了那么多好人，批死了多少无辜者，而且良心永远平静。本人孤陋寡闻见识少，不知道有多少位大陆的有权有势有名的知识分子写过多少封胜过胡适致雷震的信，给文革中和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犯人？我更不知道有几位大陆著名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专家和技术官僚，写过劝领导人发罪己诏的信？批倒批臭的偏执症就是不治之症吗？有深远影响的长效机制吗？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智慧、勇气、良心、责任感，难道比不上我们批倒批臭了的胡适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2005年11月5日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