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诗是改写中获得的东西”

李笠在诗坛是个独特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将哈里·马丁松等当代瑞典诗人的作品引入中国,1989年起开始用瑞典语创作诗歌。近日,李笠将其瑞典语诗歌中的五分之一翻译成中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昨日,李笠在来沪召开诗歌朗诵会之际,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

  与

中文诗作相比,李笠的瑞典语作品更加硬朗、枯瘦,具有线条感。“诗是内在精神的再现,肯定要受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欧气候寒冷,宽叶木很少,几乎没有肥硕的果实,人也很沉默,好像一切都已被事先削减。”他说,作为移民诗人的寂寞和漂泊感,也是这种“枯瘦”感产生的原因。

  李笠在瑞典并不“边缘”。作为瑞典作家协会成员,他在瑞典出版了五本文集,诗歌《李白》被收入《瑞典现代圣经》,《水的移动》等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李笠表示,将中国现代诗歌之风与北欧语言相结合,在瑞典文学界也显得很独特,他们期望通过他的诗歌发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或是瑞典社会的另一面。“其实我用瑞典文写诗就像小孩写汉字,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要花力气,写得很慢,有时甚至会发生词不达意的尴尬,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

  此次出版的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中的作品是由李笠将自己的瑞典语诗歌翻译而成。“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有人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但因为译者既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结果就有可能变成了‘诗,是改写中获得的东西’。”李笠说,目前呈现的中文诗经过了几层过滤,翻译的过程中,因音阶不同,很多词语都经过了改动,甚至意象也进行了更换。

  在李笠看来,这样的过滤只有益处。用中文写作肯定会很流畅、漂亮、一气呵成。但反复过滤的过程给了他质疑每一个文字的机会,将不必要的文字去掉,变得简练、干净,意象精准,这与我国古典诗歌也是统一的。他同时透露,经过这次翻译改写,使他尝试着开始恢复中文诗歌写作的能力,停止了十年的中文诗歌创作,将在浓重的北欧风影响下重新开始。

中外“诗迷”四川吟诗祭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观众们听不懂以色列著名诗人巴西娃用希伯来语吟诵的《静夜思》,但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10日,来自美国、日本、以色列、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李白“诗迷”会聚四川江油李白故居,吟诵李白的诗词,以李白故里经典诗歌朗诵会形式,共同怀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

    巴西娃说:“以色列和中国都是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民族心灵相通。我去年才接触到李白的诗,但却感觉一见如故。”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把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推进到顶峰的杰出诗人,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赢得世界声誉的代表性文化名人。据专家考证,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在四川省江油市生活了25年。此后,他仗剑远游,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留下了上千首传世之诗,直至公元762年病逝。

    李白的诗歌大约在公元16世纪传入欧洲,18世纪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我‘必须’喜欢李白的诗。他的诗中有很多月亮和月光的描写,而月光在希伯来文化中是美好的象征,引领着犹太人走出黑暗。”巴西娃接着说。“李白是一个深邃、忧郁、真正的诗人,他开启了通向诗歌的大门。”

    与巴西娃的“单打独斗”相比,来自日本广岛的李白“诗迷”们表演起了“双簧”:一个人在后面深情朗诵,另一个则拿着扇子在前面表演,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李白在日本非常著名,我们同行6人都非常喜欢李白的诗。”来自广岛的横山女士一边说一边用中文写下《峨眉山月歌》,“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李白的诗充满活力,绚丽多姿。”

    另一位日本游客米久富美子则告诉记者,《春夜洛城闻笛》是她的最爱。她说,“李白的诗深深吸引着我,每次想起这首都会觉得心潮澎湃。”

    “李白的诗生机盎然,非常有趣。”汤姆斯·布赖斯林说。“美国的高中课本里就有李白的《静夜思》,同学们都很喜欢。”

    同样对《静夜思》情有独钟的还有美国华盛顿州塔可玛市长比尔·巴司马,他说:“美国高中和大学中的《世界文学》这门课中有李白的诗。我觉得李白的诗有着很强的震撼力,能够穿入到人的内心深处。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自己国家的影响无人能及,美国历史上就没有拥有如此影响力的诗人。”

    韩国人也非常熟悉李白,多称他为“李太白”。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朴铜先说:“韩国人都知道李白是喜欢酒的诗仙,韩国人喜欢酒和诗,因此喜欢李白。”    “小时候在首尔上学,离家很远,每次想家的时候就是吟诵《静夜思》。在韩国,长辈经常会提到李白,李白也出现在很多韩国的儿歌和民谣里。”

    朴铜先说:“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非常喜欢自然,尤其是星星和月亮。他的诗像美酒一样,能够缓解城市和现代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伯迪也夫对共产主义的批判

  在对20世纪共产集权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时,西方思想界的许多人物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如波普尔、阿伦特、海耶克等等。然而在共产极权
主义的故乡俄国,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敏锐地察觉了
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和危险。尼可拉.伯迪也夫就是这样一个先知,他在
1906年写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准确地预言了一旦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在俄国掌权,所建立起来的将是怎样一个制度。

  伯迪也夫187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基辅,父亲是思想开明的军官。伯迪
也夫和列宁属于同一辈人,年青时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基辅大学读
法律时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为此被流放两年。後来他通过长期的观
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俄国变种布尔什维主义从幻灭走向批判和否
定。十月革命後,1922年他被迫离开俄国,晚年是在法国渡过的。

  伯迪也夫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1906年发表在《哲学和心理学问
题》杂志上。在这篇长文中,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社会主义。他称第一种社
会主义为“中立?的社会主义,其活动范围仅仅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它没
有一套严格的教义,并不想取代宗教。第二种社会主义,他称为“作为宗
教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重新组织社会经济秩序,缩短工
作时间或者提高工资福利,如第一种社会主义那样。这种社会主义有一整
套教义,其目的是要解决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要为历史设定一个目的。
它有一整套关於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科学和社会主义
艺术的理论。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分开的,而这
种社会主义在否定传统意义上的天堂的同时,号召建立人间天堂,在这个
人间天堂中,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而作的努力具有了精神意义,物质和精
神被结合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这种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一种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是人
类历史的真正开端,有关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先于这个制度而存在,而具
备了这种意识并按照这种意识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人。因
此,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理论,而是宗教。

  伯迪也夫说,马克思主义关於社会主义将如何建立的说法听上去也完
全象是宗教启示录和末世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
将在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中结束,在这场大灾难中旧的一切被烧毁和崩溃
,人间天堂就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这个人间天堂中没有剥
削和阶级。在这场大灾难之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
,只有在这个人间天堂里人才第一次真正地诞生,无产阶级成了新人类。
这种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和自然的新人类和超人在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中
代替了上帝成为崇拜的对象。

  伯迪也夫说,特别使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
主义的力量来自仇恨、憎恶和否定,而不是爱,宽容和尊敬。同样使他感
到恐惧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超越性的精
神存在上,而是依附在一些物质性的制度上,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顶
礼膜拜为善和美德的源泉。伯迪也夫说,他不能想象一种物质制度如何能
满足人的心灵需求。因此,这种宗教说到底是空虚和没有内容的。从长远
来看,除了制造精神危机,这样的宗教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伯迪也夫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信仰自由和任何形式的个人自由都不
感兴趣,如果必要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人
民的幸福和人间天堂等等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

哈维尔:共产主义留下的教训

                       哈维尔:共产主义留下的教训
                                2004-11-17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四十一年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治画上了句号。今年是革命十五周年,是思考道德行为和自由行动的意义的契机。今天,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但是许多人──不仅仅在捷克共和国内,仍然不相信自己能主宰命运。他们已失去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影响文明演进的方向。

在共产主义时期,大部份人认为个人求变的努力没有作用。共产主义领导人坚称这制度是历史客观规律的产物,不可动摇,任何不接受这个逻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以防万一。

很不幸,这种支持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消失。某些政客和学究还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同样属于历史的「客观规律」。个人责任和个人行为再次被低估。我们听到的说法是,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死胡同之一;因此,只需要坐等其消亡即可。

这批人还相信必然性的其他表现方式,如各种假想中的市场规律和其他指挥生活的「隐形的手」。或许这就是为甚么在共产主义垮台十五年后,我们再次见到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之一。民主愈来愈被看作仅仅是一种仪式。总的说来,西方社会似乎正经历某种民主思潮和活跃公民的危机。

也许我们看到的现象只是一种由新科技引起的范式转变,没有甚么好担心。但问题也许比这要深刻:全球化的公司、媒体卡特尔,以及强势的官僚制度正将政党转化为企业,其主要任务不再是服务大众,而是保护特定客户群和利益。政治正在变成说客的战场;媒体把严肃的问题大事化小;民主看起来总像是消费者的虚拟游戏,而不是公民面对的严肃问题。

今天我们很清楚,当初在梦想民主的未来时,持不同政见的我们肯定有某些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当我们宣称共产主义并非仅仅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死胡同时,我们没有错。官僚主义、匿名操纵,以及要求群众绝对顺从,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发挥「极致」;然而,同样的威胁,有一部份今天仍然存在。

当时我们就明白,如果把民主降格成「保证」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样的民主其实相当不民主。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花如此大的力气,强调政治的道德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以此平衡政党和国家制度。

我们还梦想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两极世界的结束,是使国际秩序更加人性化的重大机遇。不过,我们却看到绕过政治操控的经济全球化取而代之,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造成了经济浩劫和生态灾难。

共产主义垮台,是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全球政治制度的机会;是遏止当前具自毁趋势的工业化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想被无名的力量践踏,那么,西方民主稳定繁荣的基础:自由、平等和团结,就必须在全球推展。

但是,如同在共产主义时期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丧失对另一种思维核心和公民行为的意义的信心。我们决不能允许自己在别人的操纵下,相信改变「既定」秩序和「客观」规律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让我们尝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民社会,让我们坚持政治不仅是舞弄权力,而更需要有道德层面。

同时,民主国家的政客应思考国际制度的改革,因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真正覆盖全球的制度。比如,我们可以从联合国开始,当今的联合国已沦为二战结束时的遗物,并不能反映某些新兴地区强国的影响力,同时又不道德地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的国家,和那些代表只为自己或充其量为其小圈子代言的国家等同起来。

我们欧洲人有特殊的任务。如今横跨全球的工业文明源自欧洲,工业文明带来的所有奇迹,连同那些可怕的副作用,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社会思想的产物。因此,一体化的欧洲应该给世界上其他地区,树立如何应对充斥在现今世界的各种危险和恐怖的榜样。

这样一个与欧洲一体化成功与否有关系的任务,将实现欧洲人的全球责任感。而且比起草率地斥责美国造成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这个策略将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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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郭庆海:岂能为余振东的轻判强辩?

3月31日下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做出一审判决。余获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至此,震惊中国金融界数载、涉及金额4.82亿美元之开平大案的余振东部分,以当事人全部认罪并在美方“辩诉交易”下被遣返回国从轻判决告一段落。(4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新闻链接:《中行贪官余振东案幕后:12年刑期的法律依据》http://news.sina.com.cn/c/2006-04-04/01299520150.shtml)

余振东的获刑,中国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称,余振东在美国因“辩诉交易”获刑144个月,是有积极的法律意义的;而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慕亚平说:“各国的司法体制不同,各国的主权都应当受到尊重。余振东跨出国门那一刻,余振东案件就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事情了。国际问题需要双方谈判,需要相互妥协,不妥协只能是‘一厢情愿’,要想余振东归国受审必须妥协。事实上,我们的妥协依然实现了惩治犯罪的目的。”

犯下了数额达4.82亿美元之震惊中外的大案,按中国现有的法律,余振东死十次都不止了!何况,即使以我们普通人的眼光看来,余的罪孽何止贪污和挪用公款,难道他的潜逃出国不是罪?然而,他只被判刑12年,不知那法律意义上的积极体现在哪里?不知那依然实现了惩治犯罪的目的又体现在了哪里?

透过余案,我只看到一个恶劣的先例,它仿佛就是告诉那些贪官们:逃吧,逃吧,逃到美国去。死罪可免,重罪可减!

当然,它也同时给了那些一直在嚷着要免除贪污贿赂罪中死刑条款的人们以最有利的依据:既然人跑出去后反倒不能再判死刑,我们又何必给那些还未跑的人以死刑的威胁呢?这不是逼着他们外逃吗?

而同时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涉及金额4.82亿美元之巨的大案,最后只以没收余振东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为结果,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4.82亿美元如何可以是一个可以和100万元人民币相提并论的数字,而余案经济上的损失如此,其遣返不遣返,判刑不判刑,还有什么意义?

或者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没收余振东的人民币100万元,恐怕连该案的办案经费都不够吧,那我们真地更要质疑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了!

此外,即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专家所说之“国际问题需要双方谈判,需要相互妥协,不妥协只能是‘一厢情愿’,要想余振东归国受审必须妥协”是现实,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回避它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司法权威的实质性伤害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总是讲他的司法是独立的,而所谓独立,应该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体现于国内司法机构的独立审判,不受其它任何组织的干扰;二是体现于国际方面,它更不应该受到他国势力的干涉。但是,在余案中,这两点应该是都被侵犯了。先是体现于国内方面。我们知道,余振东之所以获刑只有12年,根本上讲是得益于中国有关部门对美做出的“免除对余的死刑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之承诺,然而,法院还未进行审判,谁有权力宣布“免除对余的死刑处置”?谁有权力决定“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这不是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公然侵犯吗?其后则是表现于国际方面,余振东是中国公民,又是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一个罪犯,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力要求无条件遣返,根据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他做出应有的制裁。但是,中国政府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为了余振东的被遣返,不得不向美方做出“免除对余的死刑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的保证。而于是当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司法独立在国内被侵犯的同时,也受到了他国势力的侵犯。

所以,归根结底,余振东案当然不是当局“反腐”的一个理想结局!所以,专家学者们也就无需为他的被轻判而强辩!

陆文:阴曹保肾大会综述

    月光朗照,花好月圆,在雄壮的《保肾进行曲》中,今天阴曹丰都城在野鬼广场召开了“声援夜郎肾脏受害者大会”。
    会场上空,飘浮十只黄白相间的彩色气球。气球下方悬挂各色标语,计有:尽管阴阳相隔,咫尺天涯,可我们都有一对肾脏!同是肾脏失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将卑鄙的夺肾扼杀于萌芽之中!没有肾脏,生命何来稳定!天赋人权,娘赋肾权!保肾无罪!守肾有责!保肾,是人生重中之重!肾脏不是猪腰子,请善待肾脏!热烈欢迎添晶羊贵青荣归地府!热烈欢迎地藏王、行者悟空首长们光临丰都!
    主席台前放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两旁挂有标语:以听天由命,珍惜肾脏为荣!以偷盗窃取,抢劫肾脏为耻!
    会场气氛活跃,许多听众的脸上绽开了含泪的笑。来自陕北米脂的死魂,他们扎起了羊肚巾、打起了腰鼓、吹起了琐呐,扭起了秧歌舞,还唱起了著名的信天游:“天上一个月亮,地上一对肾脏。”我们的耳朵也不时听到阵阵的鞭炮声与和平鸽的扑翅声。喷水池旁,一群美少年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稚嫩的歌声唱到“钻进妈妈的怀抱里,肾脏保得了”时,黎莲、钟海源、李九莲的眼里满是晶莹的泪花。当调皮的孩子们,扒开刚从奈何桥上走过来的羊贵青先生的肚皮时,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五脏殿荡然无存,像给东洋人实施了三光政策,只见一团带血的肠脏摇摇晃晃的挂在裤裆的中间,个个瞪出了惊讶的双眼。在场的孤魂野鬼,跟着黎莲、钟海源、李九莲,也哭得泣不成声。
    今天大会主席台就座的有:地藏王菩萨、行者悟空、阎罗特使、兼法律顾问章士钊、地府科学院院长兼肾脏研究所所长华佗先生、著名歌唱家邓丽君小姐,就座的还有:肾脏受害者黎莲、钟海源、李九莲三位小姐,以及刚进入阴界的添晶羊贵青先生。大会特邀嘉宾有五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刘宾雁、杨春光。会议主持者:阎罗首席判官、兼地府安全顾问王冬瓜博士。
    会议开始,王冬瓜博士宣布向肾脏被他人觊觎而提前离开阳间的死鬼默哀!默哀三分钟!然后大牌歌皇邓丽君唱了一曲《奈何桥上无奈何,一片黄心献阎罗》。那感情充沛的一唱三叹,充分体现了地府社会的和谐,连在场巡逻维持秩序的、冷酷的牛头马面,听了都动了容。
    王冬瓜博士传达了阎罗指示。阎罗认为,夜郎破坏了宇宙原生态,以权力、金钱、暴力为手段,利用科学技术,随意夺取百姓的肾脏,人为颠倒生死轮回的运行,无异于肆意涂改阴曹地府的生死簿。阎罗指名道姓举例,夜郎有个叫斧彪的,贪生怕死,仗着有几个铜钿,运用种种渠道,在最短时间内,用斧头连劈了两个人的肝脏,占为己有,自以为得计,只得请他来这里。阎罗认为,这种越权行为,是自行者悟空采取暴力手段,撕扯生死簿之后,又一起严重事件。而且此类事件旷日持久没有终止,其后果远远超过悟空的一次性破坏。作为地府的统治者不能等闲视之。阎罗说,照这么胡来,如果刚巧一个无辜平民的肾脏,与某位身患绝症的当朝大臣相配,难道也要用非常手段?钟海源的一条性命,就是坏在一位高干子弟手里。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达成阴阳两界的共识:以听天由命,珍惜肾脏为荣!以偷盗窃取,抢劫肾脏为耻!阎罗还强调说,生死各安天命,生死簿神圣不可侵犯!
    上级精神传达之后,已皈依佛教修成正果的行者悟空即兴发言。他满脸羞愧的说:早年迷途无知,破坏社会秩序,充当了恐怖分子的角色。尽管没用肉弹,但一根金箍棒抵得上无数个肉弹。在此,再一次向阎罗及众鬼魂表示歉意。如果由于他的胡行,而耽误了全体干群的轮回,使有的鬼不能上天堂,希望大家看在释迦牟尼的面上,对他原谅。说完,他翘起猢狲屁股,向全体与会者鞠了个躬!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添晶羊贵青先生上前发言。他很腼腆的说,他无奈才被迫杀人。镇计生办利用他生二胎的过错,下手罚款,先罚五千,给人罚了款事情就了结的感觉。待我下水,再罚二万。我上有老下有小,叫一个种田的哪儿去搞二万?我东挪西借缴了一万,他们仍不罢休,而且还因我的伸诉拘留我,让我欲哭无泪,动了杀人念头……杀人那天中午,听说镇计生办在饭店吃酒,我才误闯进吃饭间。被食客镇长训斥后,我恼羞成怒,又觉得他们反正是一路货,才动手的。跑的最慢的财政所长,也被我一刀砍中。其他人早跑得不见人影,甚至有女的连鞋子丢了都顾不及。结果,他们枪击我的大腿,挖光肚里的五脏,还因此叫全县80万人每人缴了8块钱。在此,我向阎罗请求,请求查明真相,至少我要晓得,我肚里的那些东西给谁拿去了。
    羊贵青先生发言完毕,阎罗特使、兼法律顾问章士钊上台讲话。他说:羊贵青先生所有的抗争,说明以暴抗暴不适用于夜郎。本来只要支付二万五,结果由于不能忍受,而支付了一条性命和所有的内脏,还连累了全县人民一起放了一次血,让衙门因祸得福。羊贵青先生的悲剧在于,忍耐则变成牛马,而暴力对抗又没有出路。我不是指路明灯,想不出什么良策,真不知道夜郎的草民如何对付衙门的穷凶极恶。章士钊认为,夜郎盗肾手段在升级,脸面也撕破了,过去隔着衣服打麻醉,比如对待钟海源,后来动刀硬剜,比如对待黎莲,现在干脆一塌刮子将肚皮清仓,既要心又要肝,当然更要一对肾脏。他个人看法,不代表阎罗意见,如果一方同意,本身又身患绝症,另一方付钱买只肾脏,还情有可原。他建议在座者托梦与夜郎国亲人,在住院开刀时,哪怕开盲肠炎,也要写好合同,证明肚内有什么什么,以免有的人出了院还不晓得身上少了只腰子。发言结束时,他说,希望阎罗给予羊贵青先生大额补偿,让受害者体会头顶三尺有神明,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章士钊走回座位,主持人王冬瓜博士上台。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说阎罗来短消息,待羊贵青先生满五七,让他重投人世,投入富贵人家。假如不图富贵,只图权力,也同意他投入权力世家。
    王冬瓜博士说到这儿,全场一片雷鸣般的的掌声。
    可谁知道羊贵青先生不领情,他跳上讲台,大声呼喊:死也不愿投胎,死也不愿投入尘世,投入那个可恶的夜郎。他愿意跟在座的兄弟姐妹们永远生活在一起,哪怕永远堕入漫漫黑夜、万劫不复之中。
   
   江苏/陆文
   阎罗三仟陆佰年肆月一拾肆日
   
   地府说明:
   本文授权陆文于阳间发布,具体范围亚洲一带,包括夜郎国及婆罗洲,网络范围全球华人圈;最终解释权归阴曹地府安全部;未尽事宜,由阎罗法律顾问章士钊负责。他的电话:YSDF00004444。如电话不方便,可亲往丰都城。阴曹地府安全部也愿意接待。之后,保证安全返回人间。不过,如人品不及格,有可能请你留下一只肾脏作为卖路钱。

颜敏如:一位高雄市民对未来市长的期许

卢雪松:谁赋予他们发怒的权力

据《城市晚报》报道,4月10日下午,吉林市昌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来到56岁的服装店店主雷学明面前,要求其将门口的模特收回屋内。因雷学明稍有延迟,招致城管人员的辱骂和拳头,几分钟后倒地猝死。http://www.cswb.cn/news/xwl/snxw/szxw/2006-04-11/cswb11446938322428.html

近年来,各地城市管理部门的“暴力执法”事件屡有发生,吉林市昌邑区城管执法人员的作为无疑又为这种可怕的“暴力执法”增添了一个新的受害者。这一次,城管人员表现出了那令人熟悉的执法姿态:怒气冲冲、狂躁、强横、野蛮。在一个活泼泼的生命的消逝面前,我们对那种“执法素质低下”的单调概括,实在无法心安。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执法者为什么偏偏就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他们为什么在执法中总是那么习以为常地情感冲动、火冒三丈?是谁赋予了他们发怒的权力?

发怒,俨然已成为一些执法者的职业形象。在雷学明事件中,据说执法者的发怒是因为雷学明店中的模特衣架摆放位置失当(估且这么说),并且对收回模特的命令的反应不够快。也就是说,执法人员很清楚,他的发怒并不是出于两个人的个人恩怨,而是出于职业身份,他的愤怒是执法者对市民的愤怒。合理的解释是:这位发怒的执法者认为,“发怒”是一种职业行为。执法者是代表法律的,而法律是管人的,法律赋予了他对市民发怒的权力,这发怒甚至几乎没有限制。对方哪怕是稍有怠慢,便可以肆意辱骂甚至大打出手。

可悲的是,这些执法者对执法权力的这种荒谬理解只能是在不知宪法和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作出的。执法者对市民发怒的权力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法外权力。准确地说,宪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透过限制政府公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法律的精神在于以程序的方式为政府公权力的运用设置严格的界限。在现代文明社会,执法者的所有权力都是公民赋予的,他的执法行为是代表政府为公民服务,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这已经与明清时代的县衙里那些挥舞大棒的衙役风马牛不相及了。不过,权力若不能置于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之下,必然存在滥用和扩张的可能,在握有权力的愤怒的执法者面前,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又该如何运用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与安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对待公民的态度,在那种令人厌恶的愤怒普遍被文明、善意、自我克制的执法姿态所取代时,我们就真正有理由确信自己生活于和谐社会之中了。

遏制某些执法者的法外权力,必须依赖司法机关对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的维护。我们期待雷学明事件能得到公正处理,更期待执法者能真正从内心确立对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的绝对权威和完全信仰。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执法者的法外权力的滥用可能来自他们自身独特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语云: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假如执法者也愿意生活在一个温暖和善、尊重生命的社会当中,这种自我心灵压力的化解就更需要透过自身回报社会的不懈努力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