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年来，刘晓波先生的作品频频见稿于众多海外媒体与网站，不少时候一天之内竟有数篇之多，有如井喷一般。很早便想采访他，这天下午终于得偿所愿。
    刘晓波先生非常健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能引起他的鸿篇大论，上穷碧落下黄泉，以致原以为时间尚有富余的采访没能按时完成，只得以电话采访加以补充。十分遗憾。
    转向
    刘晓波先生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家中有众多藏书，加之居住于高等院校，学习环境非常优越，少年时便阅读了大量书籍。然而由于当局恐惧真理，在思想上实施极端严密的控制，当时中国合法的思想资源除去马列主义著作外，只有一些左倾俄罗斯文学作品。因而说来十分有趣，今天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刘晓波，当年曾无比热情地一头扎入马列主义的怀抱。
    他说，自己十四、五岁时便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当时曾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至今仍然记得部分内容。在笔者看来，尽管与很多青少年一样，当时他萌生的是文学梦，但已经为以后学习方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他表示，大学时研究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少年时形成的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展开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莫大讽刺的是，少年时即开始文学梦想的刘晓波，二十多岁时不仅没有进入文学圈，却不得不去做一名五大三粗的建筑工人。好在这段极其邪恶的历史很快便终结了。一年后他成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圆了少年时的文学梦。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思想、哲学领域的知识有更大的兴趣。于是未来的刘博士便经常逃课，独自躲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因而一般人会遇到的，文学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于他而言并不存在。他由文学向美学的转向自然而然，十分顺利。
    刘晓波表示，今天回过头去看，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正是在卡夫卡那里，他才知道痛苦居然能够用那么平静冷峻的文字描述，而且更为有力。哲学思想他服膺康德。他认为，康德是现代众多哲学流派的共同源头，他对人的理性局限性的研究十分重要。
    厚积薄发
    1984年，刘晓波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获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说到这两年的执教生涯，尽管已过去了近二十年，他仍然恋恋不忘。他说，他喜欢给学生上课，十分留恋课堂上的那种感觉。
    直到1986年，刘晓波并没有写出有影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写作。一切在这一年完全改变了。他先后在《中国》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美学泰斗李泽厚，引得众人侧目，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众口一词：哪里冒出来一匹黑马？
    短短两年间，他出版了多部专著，如《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等。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并经常到北京及周边多所大学甚至区县文化馆演讲。如此旺盛的精力，如此巨大的成绩，很可以套用一句古话：厚积薄发，或者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刘晓波认为，自己与李泽厚的本质分歧在于，李泽厚是将康德融入马克思的体系，但他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资格融入康德。从某种角度讲，李泽厚的作为仿佛拆毁一座巍峨的殿堂，将珍贵的楠木材料搬入破烂的茅草棚。李泽厚的思想强调社会本位，而自己强调个人本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7年，李泽厚的博士生向他下战书，双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饭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果，李泽厚的四名博士生大败，遭到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研究生痛斥。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程映虹，当时是台下观战的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近期还撰文提及此事。
    出国讲学
    80年代中期，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黑马”的影响日见隆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8月，风头正健的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三个月后，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并进行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1989年3 月，刘晓波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转赴海外前，刘晓波曾在香港短暂停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殖民100年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以中国幅员之广大，殖民300年也许能解决问题。此论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卖国贼的咒骂犹如海啸般，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可以想象，其中虽不乏纯粹由爱国激情主导者，但圈中如此激烈者到底有多少人那么单纯、丝毫不夹杂嫉妒与仇视情绪呢？
    笔者问刘晓波，当初他说这话是出于文人一时的义愤，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表示，他是认真的。因为殖民是落后国家进步的捷径，而且最坏的殖民者也有法治观念，也比本民族的独裁政权对人民宽容、和善。他说，自己当时还表示，中国已经失去了被殖民的机会，十分遗憾。一是因为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二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太多，没有一个宗主国能够背负得起。该观点记者没有报道，否则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唾沫星子。
    转折点
    到美国不久，“八九”民运便爆发了。作为一名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士，刘晓波自然不愿意成为这一波澜壮阔民主运动的缺席者。他安排好相关事宜，4月26日毅然决然返回北京。
    一回到学校，他便倡导开展校园民主活动，并与陈小平等人组织教师自治联合会。5月12号，他参加了由中共改革派高官、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组织的座谈会，从此深入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会后，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们撤离，但非常遗憾，没有人响应他的理性呼吁。于是他转而办了一份刊物，希望循序渐进地影响同学们。
    但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所有阻止学生们激进行动的努力都告失败。刘晓波认识到，如果不能与学生们站到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影响他们。于是他约请另外三位知识分子与自己一起绝食，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6月2号下午四点，他们四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宣布绝食72小时，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刘晓波说，第一次面对数十万人的支持与信任，人一下子就懵了，不由得自我膨胀，真以为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知识分子的绝食重新聚积起广场上的人气。王军涛等人立刻认识到此举的重大意义，马上安排了三人一组的接力绝食计划。然而大屠杀旋踵即至，刘晓波他们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保留民主运动的火种，刘晓波等人反复劝说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但学生们坚持不撤。于是他们决定一面与戒严部队谈判，一面继续劝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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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正当他们准备按照谈判协议安排学生们撤退时，军队却突然发动了进攻。在军人的野蛮攻击下，大部分学生在他们的带领下冲出了重围，但刘晓波与数百名学生却被堵截在包围圈内。他于是带领学生们来到广场北京市红十字会所在地。天亮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出广场。
    刘晓波等人先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宿舍休息。没想到那样紧张的气氛中他居然一觉睡到下午，可见他已疲惫到了怎样的程度。醒来后他去到朋友处。在朋友的安排下，他来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在使馆大门口，他问使馆官员，另外两名大陆绝食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与自己一起申请政治避难。对方很为难。刘晓波不可能抛下朋友，独自逃生。他毅然走下了车。
    刘晓波深知，自己走出汽车的那一瞬间，深陷罗网的命运便注定了。为了让自己在那一刻更踏实更勇敢一些，他决定回家迎接厄运。
    6 月6日晚上11点，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正往家赶，后面突然冲出一台白色面包车，将他别倒在人行道上。七、八个彪形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给他戴上眼罩、塞上口衔，将他架入车中。他说，当时大脑非常清醒。首先想到的是，深更半夜，这帮家伙要是把自己拉到荒郊野外一枪干掉怎么办？那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呐！而且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止，直到近一刻钟后才完全停止下来。
    1991年1月，经历了近二十个月的牢狱生活后，刘晓波重获自由。
    评说与反思
    对于“八九”民运，刘晓波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说，“八九”民运的巨大悲剧导致执政集团中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终止了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是很大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八九”民运对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邓小平所以在高层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形下力排众议，以南巡的方式启动远较八十年代深刻的经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九”民运使当局彻底丧失了道义合法性。面对极其巨大的政治压力，当局只能通过厉行改革，以政绩合法性维持独裁统治。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之后的经济改革就不会那么全面深刻的在全国展开；“八九”民运唤醒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中国人的人权意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极其淡薄。“八九”民运之后，尽管当局始终保持着残酷强大的压力，但以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集结和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社会底层的维权活动为代表，中国人权意识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必将对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产生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鲜血换来的人权意识的觉醒，远较此对官方道义合法性的摧毁重要得多。
    说到教训，刘晓波表示，当局改革派与精英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和合作是最大的问题。
    屡败屡战
    出狱后，刘晓波继续进行写作和民运工作。1995年5月，当局又展开了一波大镇压。刘晓波因为呼吁为“六四”平反、保障人权，被关入北京西郊香山一个四合院内，直到1996年1月才获得释放，无理无法软禁长达八个月之久。获释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拿起如橼巨笔，向专制主义发起新的冲击。当局对他极其仇视，九个月后再度抓捕了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入劳动教养院，三年后才重获自由。
    尽管多次遭受当局的严酷打击，虽然走出监狱只不过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囚笼，刘晓波早已完成了从精英到囚徒的角色转换，但他从不气馁。他说，虽然自己认识到生命有很多痛苦，但一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因而失去自由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旦重见天日，立刻再度起而战斗。
    希望在民间
    刘晓波颇有信心地表示，中国自由的希望在民间。他认为，由于当局的长期剥夺与压制，“民间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参与饥渴”，只要民众能够持之以恒地开展真话运动，就能解构当局的独裁统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2005年11月12日星期六于北京香山（原发《争鸣》）

   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由此触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在4月4日清明节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悼念活动很快地就转变为抗议活动，其矛头直指“四人帮”乃至毛泽东本人。像这样一种民间自发的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四五运动实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端。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这是在四五运动期间涌现出的千千万万首悼念周恩来诗歌中流传较广的一首。但讽刺的是，没过两三年，国人就把一月八给淡忘了。这证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祇是借题发挥。如果说在当初确有不少人对周怀有极强的感情，那也是因为在看上去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对比于“四人帮”和毛，他们祇能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随着毛死，江囚，华下，邓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没有人比毛泽东本人更理解四五运动的意义了。据说，在四五期间和之后，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明白地讲：“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还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这就是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现代独裁暴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压迫人民，蔑视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和维护其深受万民拥戴的神话。四五运动无情地撕下这张画皮，还原其独夫本相。这不能不使毛深感凄凉。原先毛祇担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样死后被否定，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虽然他可以赢得眼前，但是他已经输掉了历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

    也多亏有个四五。正如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所说：“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多亏有个四五，我们终于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说”不“，从而向世界、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证明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揭示出民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被抓，其间祇有六个月。历史的报应来得太快，那就极大地鼓舞起人们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信念。从此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是历史没有重复。在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努力。应该说，中共专制统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抗争，坐等历史必然性的自动实现，而历史却从来不是命定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经开始逆转。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世人在惊讶之余又深感困惑。他们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给出准确的定义——原有的政治学概念似乎都不适用；更难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出预测。

    不过有两点认识越来越清晰：1、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归路，2、未来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有赖于中国的选择。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也更加感觉到它的重要。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有新的通盘思考，我们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战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动中国民运的再出发。

   继2005年岁末遭遇政治寒流之后，一直以大胆敢言而着称的首都大报《新京报》再一次因为报道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状告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涉嫌剽窃一事而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肃处理。《新京报》秉承新闻道德，进行客观报道理所当然，然而，极其不幸的是，它却一再被扣上一顶顶令它窒息的大帽子，这是号称“和谐社会”和美其名曰“胡温新政”统治下的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道奇怪风景。一个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新闻良知的知名媒体在一次次触及当局权力火线之后，仍然显示出了它作为社会公器应有的一面，这种表现，在新闻舆论和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据说，之前的中青报《冰点》周刊遭遇停刊就是因为准备报道北大教授贺卫方披露周叶中剽窃他人作品的文章，虽然最终撤稿，但仍然不免被叫停的命运。表面上导致《冰点》停刊的原因虽然是因为其登载了袁伟时教授有关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但从袁伟时教授在事后的安然无恙来看，那极有可能只是一个为了收拾它的借口，更何况该文在刊发于《冰点》之前，早已见诸其它媒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是当局不择手段地钳制新闻自由的真实写照。谁敢不以中共“舆论导向”的马首是瞻，谁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入时代的另册。《冰点》有幸在李大同、卢跃刚的奋力抗争以及国际舆论和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声援下得以复刊，再一次体现出了后极权社会统治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并让人们看到了争取权利，持续抗争的效果和意义。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催生了层出不穷的腐败官僚，官场的腐败因子更是难以遏制地向着社会其它领域疯狂蔓延，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其中还不乏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格遵守社会公德是从事教师职业以及学术研究者的必备品质。毫无疑问，教师的堕落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学术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作为名牌大学资深教授的周叶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由“博导”到“博盗”，我想，更能凸显这一社会问题之严重性。
   
    周叶中虽然没能位至三公，权倾朝野，但却有着为“帝王”师的幸运，正是因为他这一非同寻常的经历，所以，他才拥有了令其他同行们不敢望其项背的通天本领，可以在媒体的面前横刀立马。《新京报》虽然屡遭浩劫，而且深谙《冰点》停刊背后的玄机，但其新闻良知仍然不愿意就这样在权力的面前卑躬屈膝，于是便一如既往地涉足当局舆论的禁区。不管被无端整肃多少回，报人们内心的那份良知仍然无法泯灭殆尽，除了要在权力的要挟下违心地为当局涂脂抹粉之外，他们又要把握一切机会打舆论监督的擦边球，争取挽回媒体在公众心目中那濒临崩溃的信任。面对强大的舆论钳制力量，《新京报》的报人们只能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做一个知“错”就改的“顺民”。
   
    新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境界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升华，周叶中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官员腐败与学者腐败的良好互动，官场腐败与学术及教育界腐败的盘根错节。周叶中挂着“博导”的光辉头衔却和自己的女弟子干着令人嗤之以鼻的“博盗”之事，实在太有损他们自己以及学术界的形象。王天成之所以将此事诉诸法律，除了意欲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之外，更有着挽救学术和为学术界清理门户的良苦用心。在高喊“依法治国”的今天，王天成的正义行动可以说是对这一理想的践行，同时也是对“胡温新政”的另一种支持。不过，难以让人乐观的是，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即使法院能够在现在依法受理此案，但将来的结果是否能归于众望，实在值得担忧。
   
    周叶中的剽窃虽说在明眼人的心目中已成既定事实，但一切企图揭露他不光彩行为的言论在国内的媒体（包括互联网上）几乎都遭到了严厉的封杀。《冰点》事件之后，有人把周叶中比做“老虎的屁股”确实很为贴切形象，这回，《新京报》可以说是尝到了摸“老虎屁股”的滋味。周叶中能有如此令人惊叹的能量来使一些大媒体为之折服，我看，仅仅用他的那种特殊经历来做解释还显得有些不够，与其说是周叶中欲盖弥彰，倒不如说是听过他讲课的中央大员们想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因为他们自己同样会觉得听过这样的老师讲课是一种耻辱。否则的话，谁会舍得动用自上而下庞大的权力资源来为一个大学教授服务？此事这回险些没有被诉诸法律，更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
   
    当然，刻意的掩饰在中国这种极其封闭的舆论环境中还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就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的“六四”以及赵紫阳一样，这和当局对“六四”话题的讳莫如深不能不说没有关系。《新京报》在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文之后，有关人员虽然受到了上级的处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他们都是口服而心不服，因为刊发那篇报道既不是“疏忽”，也不是“错误”，而是几个媒体工作者职业道德和新闻良知的不谋而合。不过，即使这样，仍然能为其他学者揭露周叶中等人的丑行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3月21日的那份处理决定，有头脑的人决不会作肤浅的解读。
   
    中国有句熟语叫做“纸包不住火”，随着资讯渠道的日益增加，突破封锁的人们完全能够对周叶中事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当局对他的庇护不但不能维护他污秽的学术形象以及受过其“师恩”的大员们的声誉，反而会断送中国的学术未来，使合法性危机日趋严重的专制统治江河日下。依法对周叶中事件进行处理和报道将是挽救中国学术以及提升当局公信力的明智选择，即使能在权力的斡旋下封杀有关信息，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但时间却迟早会给此事一个公正的决断。因此，我奉劝当局不要把自己和周叶中捆绑在一起！
   
    2006年4月1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消息：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知名言论自由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上周宣布，2006年的言论自由奖（The Index on Censorship Award for Whistleblowing）颁发给包括中国前中共官员黄金高在内的数位人士。除黄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伊朗电影制作者、一位突尼斯记者和一位津巴布韦律师。此奖是奖励过去一年中在推动言论自由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士。获得提名的人士和组织中，最后入围的有二十五人。

    该机构的颁奖说明中提到，前中共官员黄金高利用互联网揭露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结果在2005年十一月被判处重刑。伊朗电影工作者戈巴迪（Bahman Ghobadi）获奖是因为他在其制作影片《乌龟会飞》中揭露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掌权时的种种暴行。突尼斯记者本瑟德利纳（Sihem Bensedrine）获得该机构的“青年记者奖”，因为她的报道引起国际社会对该国际践踏人权事件的注意。她因此也受到突尼斯当局的监禁和迫害。津巴布韦女律师姆特瓦（Beatrice Mtetwa）因为不畏强权敢于为该国受迫害记者辩护而赢得同业的广泛尊敬。

    该机构新设立的一个奖项“富维尔图书奖”（ T.R. Fyvel Book Award）授予了法国记者让·哈兹费尔德（Jean Hatzfield），表彰他的两本新书《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让死者说》（Into The Quick of Life: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Survivors Speak）以及《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让屠杀者说》（A Time for Machetes: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Killers Speak）。

有关此项颁奖的更详细信息可参考该国际机构网站：

http://www.indexonline.org/en/news/articles/2006/1/index-on-censorship-free-expression-awards-2.shtml

 

　　3月31日，被誉为“最贴近爱尔兰”的作家约翰·麦克葛汉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1岁。

　　约翰·麦克葛汉（John McGahern）以对乡村生活的半自传描述著称，被誉为从《等待戈多》作者贝克特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作家，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

　　爱尔兰各界对麦克葛汉的创作都给予了极高评价。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表示，“约翰是爱尔兰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在讲述自己经历故事时对语言的娴熟运用，是他天赋的最好证明。

　　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则表示，麦克葛汉对爱尔兰民族的自我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最贴近爱尔兰的灵魂，“麦克葛汉作品的招牌魅力在于其对乡村生活的细致描述。”对此，爱尔兰另一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也深有同感，他赞赏麦克葛汉充满了才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班维尔同时也对麦克葛汉的作品并未取得国外的极大认同而惋惜。

　　“如果评选时更公正些，《女人之间》将赢得布克奖，并将为他赢得国际知名度，因为现在的文学世界是浮华的，而他的小说却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恬静之美。”麦克葛汉一生出过六部小说，四本短篇故事集。

　　这些作品展现的都是爱尔兰农庄的面貌。生前，他深居简出，在上世纪70、80年代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在小说作品中，作者所拥有的最强大武器便是启示。“我认为所有好的作品都是一种启示，而那些糟糕的作品仅仅是一种现象的呈现，但这种对现象的描述却会扼杀读者的想像力。”

　　■人物

　　麦克葛汉1934年出生于都柏林，八岁即失去了母亲，而身为警察的父亲经常虐待他及五个姐妹。这些成为他童年的主要经历。

　　1965年，麦克葛汉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黑暗》曾遭爱尔兰政府以“猥亵、淫秽”之名查禁。麦克葛汉被迫放弃在教会学校的教师职位，并离开爱尔兰。五年以后，他回家乡定居，并写出了他最为人称道的两部著作：进入1990年布克奖决选名单的《女人之间》及《面对初升的太阳》。

_{《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8.00元}

_{《施尼兹勒的世纪》彼得·盖伊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2.00元}

       关于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英国曾经有一代国王，叫理查三世，他的名声不大好，而后人普遍认为，理查的性情之所以会那么恶毒，主要是由于他丑陋不堪的驼背所造成的———这与史实不符，可是人们为什么生长出如此错讹的印象呢？答案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在刻画这位历史人物的时候，无疑多少扭曲了历史真实，由于他的写作手法活泼生动，竟然让我们读来误以为他所写的就是真正的历史，他把虚构变成了‘事实’。”小说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盖伊讲述这个故事的意图，正是为了探察小说与历史、与作家的日常生活———乃至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潮流与历史书写———相互缠绕而编织的迷离图景。2000年10月，他受邀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诺顿讲座，先后发表数次讲演，为我们留下《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一书———这个通俗的书名应该是台湾译者刘森尧所加，其英文正题为“SavageReprisals”，可以直译为“野蛮的报复”。

　　因为在盖伊看来，他所讲授的三部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呈现出作家对他所属的社会的报复心理：“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狄更斯的抨击对象是英国的司法体制，他指出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患有恐惧症的解剖师”福楼拜凭借“令人目眩神移的独特风格”，剖析了法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叛逆的贵族”

　　托马斯·曼，曾经在1906年坦言《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动机：“为了抒发作者个人经验的细腻报复”，他的敌人亦是中产阶级文化，不过在福楼拜的作品之中，这一阶级正是如日中天，到了托马斯·曼的笔下，它却开始走向式微……这种报复式的写作，可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而盖伊对狄更斯等三人代表的文学潮流，一律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命名。我不知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异，难道前者潜藏着更浓重的批判力度？可无论是哪一种“主义”，只要与现实挂钩，就必须直面以下的冲突———如美国学者安敏成分析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时所言：小说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产生于作家积极的创造力实践；但现实主义宣称，在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对应性，这正意味着对作家的“创造者身份”的抹杀。置身于如此逼仄的空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如何施展他的手艺呢？而盖伊关心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从才艺双绝的狄更斯们的作品宝库之中，我们能否寻找到小说的真理？它又是什么样子？

　　先说第一个问题。福楼拜的回答很是简单：“达到理想的方法，就是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但符合写实主义的风格则必须透过选择和夸张才能达到。小说世界必然歧异于现实世界———当《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并遭遇来自家乡的批评者的“对号入座”时，托马斯·曼尤其强调这一常识。现实主义不是照本宣科，盖伊嘀咕道，其实他是多么希望一种照本宣科式的写作的诞生，那样他的本行，历史学的负累就可以减轻许多。

　　而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强调，他所指的“历史学家”相当广义，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等———他则力图在小说中发掘作家的生活留影和所属时代的社会留影。司汤达将小说定义为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盖伊补充说，这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他的任务，就是通过这面扭曲之镜，映照出端正的“历史”图像。

　　这里的历史特意加上引号，因为我不太明白盖伊使用的“历史”的确切含义。

　　特别是他的结论：“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据说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在我看来，第一种意味着真挚的赞誉，它应该献给伟大的莎士比亚、罗贯中，还有盖伊举证的写作《独裁者的秋天》的马尔克斯等人，他们用文学的想象手法做到了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写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小说。至于第二种，是不是隐含着盖伊对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的批评？依照我对《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的断章取义，盖伊一心想撕开蒙在现实主义头上的光辉假面，他的终极立场是：让虚构的归虚构，真实的归真实；让历史的归历史，小说的归小说———尽管做到这一步难于登天。

　诗的黄金年代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19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这么说和诗歌在其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关系不大，更 配得上“黄金”意象的是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厉行自身变革所焕发出的那种勃勃生机，所呈现的那种发展势头，所贡献出的一大批重要作品和诗人。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19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我同意他的看法。

　　在我自己，我把完整地亲历1980年代的诗歌变革，和诸如完整地经历“文革”、完整地目击苏东剧变和全球范围内的“冷战”结束一样，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1980年代诗歌的核心是回归和伸张诗歌本体，探索新的可能性，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期，诗完全落入了功能化、工具化的窠臼，必须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却忘了自己是什么。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否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说当时出现那种“异口同声”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回到生命，回到语言，回到诗本身”正是那一代诗人不约而同选择的突破口。至于是否当年的强势话语，那要看相对什么；如果是相对当时的主流话语，倒不如说它们更多体现了“边缘”的声音。

　　然而，正是这些边缘的声音，或来自边缘的冲击，使诗歌在整个1980年代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发生内部裂变，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对既往诗歌秩序的颠覆和变革。所谓“朦胧诗”的崛起，包括与此有关的论争，实际上是当代文艺复兴的先声；而“第三代诗”的狂飙突进，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绝后”不敢说，但肯定“空前”。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这既是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大爆发，也是诗歌自身活力和能量的大展示。

　　说到“内部裂变”，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属于“归来派”的前辈诗人。他们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大叫大嚷固然是出于更持重，但恐怕也是因为更沉重。像牛汉先生那样，即便在最困厄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住本真的诗心和语言，毕竟是不多的特例，更多的则要在曾经的脱胎换骨之后，再来一次化蛹为蝶。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集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说到要编撰这样一本书了，记得初拟的书名是《一个抒情诗人的死亡》。二十年后读到，反思已成纪念，但意义却并未为之稍减——这是有关一个诗人的命运之书，也是有关一代诗人的命运之书。

　　如今“诗迷”已近于“珍稀物种”，1980年代那会儿可是遍地成堆，其人数或许不如后来的流行歌迷那么多，但狂热的程度却毫不逊色，以至更甚。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者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北岛则不得不躲到了后台。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说实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类似的场面，如果有谁斥之为“有病”，我会马上附议；但我仍要隔着冷漠的逝川，再次向那些已成故事的诗迷们致敬。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他们，所谓“诗的黄金年代”就会变得残缺不全，还因为随着年齿渐长，知道无“迷”不“病”，此乃人之本性和环境互动的产物，普遍存在，与时俱化，枢机巧妙各不相同而已。相较之下，遍地诗迷虽未必比遍地“钱迷”、“权迷”更值得赞美，却也未必更值得嘲弄，两相抵消，前者尚余下一份无用的审美激情，不值得致敬一下吗？

　　好诗打人

　　诗是什么？似乎越说越说不清。但任何一个迷上诗并与之交道的人，脑子里都始终会有一个关于诗的概念。这概念最初既与阅读经验有关，也与有意无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关，再往后，就取决于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炼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诗歌概念大多来自《革命烈士诗钞》、《红旗歌谣》和艾青、闻一多、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当然也读一些唐诗宋词和不多的外国诗，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等，底线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动笔习作则多从学填旧体诗词开始，这大概不全是文化遗传的缘故，也和毛泽东有关。写新诗则多为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音节大致整齐的半格律体，有时也用“楼梯式”。食指在精神上被称为“当代诗歌第一人”，但写法上基本未跳出界外。北岛1981年第一个公开指出当代诗歌面临着“形式危机”。

　　我早在1970年代初当工人时就开始胡涂乱抹些自以为是的“诗”，但直到1979年初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北岛和芒克的诗，才似乎找到了北。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不仅是自由的心灵写作，也包括形式上的革命。从前的写法开始显得单调乏味，而一些过去遵奉的“经典”也突然褪色，以至变得可疑。

　　1982年初到《诗刊》，成了一个职业的诗歌工作者。最初几年在作品组看自然来稿，后来又到评论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之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读得一点感觉也没有了的时候，好诗就会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当然不会仅仅因为这两个句子，但确实是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打眼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可惜了的一个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也被他的诗“打”过，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取材很宽。印象中陈的诗以远取譬见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彼此之间很少直接关联，只保持遥相呼应之势，几乎不用过渡句，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显得非常孤立，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那时我们做编辑要求挺严，来稿不用基本都及时退还，质量差的用制式退稿信，看好或认为有苗头的就手写。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并保持经常联系，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照说陈有那么好的语言天赋，不可能在当地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多年来我一直足够留心，却只有一次在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上发现过相同的名字。读了读作品，确认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陈青铜，便扔到了一边。难道那个陈青铜被从人间蒸发了吗？他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或者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信？很长时间内这对我成了一个小小的谜，最终我不得不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假如幻影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请立刻说话，最好再“打”我一次。

　　真正的快乐时光

　　以1980年代为标志，“现代化”在中国开始真正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垂直支配的大一统格局也随之慢慢解体。但目标明确并非意味着可以按图施工，人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比喻，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之所以贴切，是因为它突出了整个过程具有生机和危机并存的性质，并且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周期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与八面来风相对称的是气候多变。

　　作为官方刊物，《诗刊》当然会更直接地受制于大气候的变化，以至呈现出基本同步的曲线。对此我也有一比：它就好比是一首半格律体的新诗，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还得跳出韵味来。这固然无可厚非，但终究有点可悲。好在当时社里人脉挺旺，领导德高望重，同事通情达理，因此就个人而言，多的是为诗工作的平常心，并不特别感到被迫扮演角色的压抑。

　　不过，我真正的快乐时光还是在另一个空间。直到今天，我仍会不时回味当年与各路朋友无以计数的彻夜聚谈。那时大家都足够穷，绝大多数情况下，酒是廉价酒，烟是劣质烟，菜是就市菜，最奢侈的是音乐，而更奢侈的是那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一次语言的盛宴，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还有什么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信赖？它们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

　　这也往往是我孤灯一盏，漏夜阅读时的心情。那是另一种交谈，其对象大多是所谓“诗歌江湖”上已然成名或正崭露头角的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美国文学史家考利有句话，1980年代常被用来指称先锋诗歌，说是“诗人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可见一时风气，亦可知阅读的难度。如果要开列一份那些年曾大耗我精气心血的作品名单，会是长长的一串，这里只好略过；我真正想说的是，正是这种出入于锐利的词锋，在沉入黑暗的郁闷和被照亮的喜悦之间转换不定，充满质疑、困惑、盘诘、推敲的阅读和交流，一点点粉碎着我的诗歌成见和制式教育残留的美学桎梏，不断更新着我的视野，锻炼着我的眼光。

　　由于成长背景和精神血缘的近似，在整个19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致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差不多同时，原本曾共同倾心过宏大抒情或史诗风格的江河和杨炼也分道扬镳了。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朦胧诗的几个代表人物后来很快被经典化有道理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写作范式。

　　“幸存者”之静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筹备则要更早些。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诗人间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多多、江河、林莽、一平、王家新、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后来又补充邀请了一些，共有十几个吧。

　　当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事实上江河和骆一禾也确实拒绝了。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取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民刊《幸存者》。《幸存者》连同艺术节特辑只来得及出了三期，其中第一期还是油印的。大伏天我和杨炼打着赤膊，撅着屁股，趴在地板上，利用“文革”中学到的手艺，使喷枪一个个制作手工封面，忙得那叫不亦乐乎，完了两人的鼻孔里外全是黄漆。

　　沙龙聚会前后大概有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话赶话间，多多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最后多多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还举办了两场朗诵会。一场在1988年7月底，地点是当时尚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那次除了诗人，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场面相当热烈；不过，比起第二年4月2日的“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那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真可谓名流荟萃，美人如云啊，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和两条胡同里。

　　艺术节的内容不仅有诗歌朗诵，还有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我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他是外交官，但我知道他没有玩儿外交辞令，只是不能确认他所谓“最好”的具体所指：是朗诵的质量呢，还是舞台风格？也许说的是整体气氛吧。而对我来说，这“最好”的意指很明确，一个字足矣，那就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比一根针落到地上也能听见还静。那是我在致辞念到一半时突然感受到的，只是当时没有，或还来不及想到，这种静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孤悬的记忆。因为正是在那仿佛从天而降的瞬间里，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真的会有如此的力量！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

有史以来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德语书《朗读者》。这是一本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在美国，《朗读者》入选著名的欧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今年初，这本书的纪念版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受到许多中国读者的欢迎，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亦著文推荐。 ——编者

《朗读者》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识字”。可以这样说，就小说的外部结构而言，女主人公汉娜的不识字支撑并推动了整部小说。施林克到底是写侦探小说的高手，在推动作品的进程方面，他真的是一个行家。

现在，我要说的不只是这些。如果说，《朗读者》仅仅是故事推进得漂亮，它充其量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读物，永远也上升不到伟大小说的高度。事实上，围绕着“识字”和“不识字”，小说的另一个核心出现了，那就是尊严。我愿意把《朗读者》理解成一部关于尊严的书。伴随着尊严，我们看到了暴戾、残忍、无奈、软弱、忏悔与宽容。

小说其实是简单的。必须承认，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以为我读到了一部德国版的《洛丽塔》。整整一章，充斥着狂乱和铺张的性，性的侵略与反侵略，性的渴望与更渴望。第一章是妖荡的、撩人的，一开头就不同凡响。一个15岁的病中男孩在路上呕吐了，意外得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女主人公汉娜——的照顾。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年妇女是怎么照顾男孩的，她旋开水龙头，“窝着两只手掌掬着清水，泼在我脸上算是给我洗脸”，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女主人公汉娜曾经是一个“不识字”的纳粹。她拙劣和粗暴的关怀说明了一点，即使表达的是最为天然的母性，她的举动也伴随着纳粹党性。我要说的是，我喜欢施林克在第一章中的性描写，施林克的性描写具有罕见的宽度，这个宽度成就了汉娜的复杂性。汉娜是情人，是恶煞，是蛋白质女人，是刹那的天使，是灵光一现的母亲，是患有洁癖的行为艺术家，是床上的饕餮，是导师，是幼稚的求知者。是的，她最终还是枕头边上的纳粹。她的身上洋溢着矛盾百出的复杂气质，也就是小说中她身上复杂的“气味”。这气味让15岁的小男人不能自拔，萦绕了他的终生——汉娜的复杂性其实也正是人性的可能性。

正如我读第一章的时候以为《朗读者》是德国版的《洛丽塔》一样，到了第二章，我把《朗读者》看成了德国版的《局外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从第二章开始，小说不再妖荡，不再撩人，它滑过了你的眼角膜，揪住了你的心。严格地说，到了第二章，虽然小说依然围绕着汉娜，但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是她，甚至也不是“我”—米夏·伯格，早已长大成人的病中男孩，是“我”的内心的艰难处境。我说过，《朗读者》的核心是“识字”，现在，核心的意义展现出来了，在审判纳粹的法庭上展现出来了。真正的问题不是汉娜识不识字，真正的拷问在于，“我”有没有勇气在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对法庭说出真相。我为什么说读《朗读者》联想起《局外人》呢，是《朗读者》的“我”和《局外人》的“我”一样，最终选择了麻木——虽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我”就是想麻木，一个是“我”只能麻木。但是，“只能麻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为麻木预备好借口，“我”的借口是为了汉娜的尊严。我以为，这部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就在这里。它紧张，刺激，却又表现得波澜不惊。在保存汉娜“尊严”的借口下面，“我”保存了自己的“尊严”。这个“尊严”是局外人的“尊严”。为了这个“尊严”，“我”参与了对罪人的谋杀，是用“原罪”去审判“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说，《朗读者》是我读到的关于第三帝国“第二代”最为深刻的反思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特别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中国文学关于一些事件的书写不仅不应当草率地结束，而应当重新开始。有些事你是不可以推给商人和民工去做的，它必须由作家来做，起码，作家应当参与来做。经历和参与绝对不是一码事，它们的区别和左手与右手的区别一样大。

正因为如此，我在阅读《朗读者》第三章的时候没有了任何错觉。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不是，它是《朗读者》，只能是《朗读者》。它是庄严的，却又是柔弱的。因为柔弱，显得抒情了。其实第三章并不抒情，但是，我是那样地被打动。在第三章里，“我”这个“朗读者”开始了他的再一次的朗读，他把一捆又一捆的磁带邮寄进了监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让我动容的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就在第一节，施林克写道：

这是一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沉默寡言的交流。当交流进行到第4年时，从监狱来了一纸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文盲汉娜会写字了，如果小说就在这里结束，我想，合上书之后我会流泪。事实上，我的泪并没有流出来，因为小说并没有结束。我相信了莫言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最好的小说一定是叫人欲哭无泪的。”是。反思是了不起的，忏悔是了不起的，然而，如果这一切都离开了日常性，或者说，只局限于精神而不能构成日常行为，这种“了不起”只能是“理论上”的。《朗读者》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就在于，当监狱把汉娜要出狱的消息告诉了“我”之后，换句话说，当出狱后的汉娜有可能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麻烦的时候，“我”畏惧了。作者对“我”在这个时候的内心描绘显示出了一个好作家的残酷。汉娜还是在出狱的当天早上自杀了，我想，她真的是为了尊严而死的。

好作家常常是不道德的。即使泪水已经到了读者的眼眶了，他也不愿意让你痛痛快快地流下来。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职业道德，除非你愿意违背你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愿意违背你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好作家的手不可以抖。你一定要抖，可以，你把笔先放下来。等抖完了，再把你的笔拿起来。

《朗读者》，一本没有让我流泪的书。毕飞宇

《朗读者》 施林克 著

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

　　当余华《兄弟(上)》以50万册销量夺得纯文学年度排行榜冠军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文学评论界的集体沉默。

　　当《兄弟(下)》上市两天就紧急加印6万册的时候，在新出炉的“第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提名名单上，无论是“年度杰出作家”还是“年度小说家”，都没有出现余华的名字。 　　

　　日前，记者就此反常现象独家采访了余华和评论家、“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秘书长谢有顺。正在各大书店热卖的《兄弟弟》，真像余华说的那样无可挑剔，还是像谢有顺批评的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在争议纷起的文坛上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热辣话话题。

　　序曲

　　余华:还没发现什么缺憾

　　记者(下简称“记”):《兄弟(上)》销量50万册，《兄弟(下)》首印就30万册。你对此感觉怎样？

　　余华:(下简称“余”):实际上，《兄弟(上)》是卖了45万册，下部出来后，又紧急加印了5万册；《兄弟(下)》3月20日上市，第3天就加印了6万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6万册。

　　记:你自己认为《兄弟(下)》更好读。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刻意制造阅读快感？

　　余:我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有快感，不激动就写不下来。为读者写作？不可能。当然，也可以说是为读者，这个读者就是我自己。

　　记:你曾说写完《兄弟》，你终于会写爱情了？但其实你并不是第一次写爱情，《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许玉兰、《活着》里福贵和子珍、凤霞和二喜的爱情都很动人。

　　余:哈哈，我忘了写过凤霞的爱情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第一次写初恋。不过，许三观、福贵、凤霞的爱情跟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回事，其中还有很多关于生存、亲情这样的附加成分。我一直认为，写了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小说。

　　记:你说这是你最厚重的一本小说，这个“厚重”除了篇幅之外，还有什么含义？

　　余:信息量、叙述手法的多重性。我写了51万字，就是提供了51万字的信息和阅读感受。我的前3部长篇小说基本是用一种语调叙述的，而在这一部里，优美的地方用优美语调，粗俗的地方用粗俗语调。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两种主要叙述语调，比如写李光头的暴富、刘镇的选美比赛，我是开放式的叙述，情绪非常饱满；而在叙述3个人之间情感的时候，又是一种收回来的、细腻的叙述。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调整自己的情绪，把握住合适的语调。

　　记:看来你对这部作品非常满意，那么，目前你有没有看到遗憾之处？

　　余:我还没有发现遗憾。上部出版的时候，我感觉有几个地方可以写得更好，但根据我以前3部长篇小说的经验，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心态、记忆、感觉都已不在写作时的状态。

　　谢有顺:这部小说不值一提

　　记:余华的《兄弟(上)》销量达50万册，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这次为什么没入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谢有顺(下简称“谢”):我说过，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兄弟》确实写得不好，这点专家们是有共识的。30张专家推选票中，余华只得了2票。少得出乎人的意料。

　　记:《兄弟(上)》怎么个不好法？

　　谢:在余华的写作中，它根本不值一提。余华是我的好朋友，我20岁的时候就和他有交往了。但他写出《兄弟(上)》这样的作品，我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举两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粗糙了。一个是情节上的，在第43页，男主人公宋凡平在上千人面前，完成了一个扣篮动作(这是否真实尚可忽略不计)，紧接着，这个腼腆善良的人居然跑到球场外，“意犹未尽一把抱起了李兰”，“一千多个人看着呢，他竟然把李兰举了起来”，你相信吗？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乡镇，在一个连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有“道德洁癖”的年代，一个腼腆老实的男人，不仅会扣篮，而且还会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是寡妇！)“抱起来”、“举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吗？不是，这只能说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另一个是语言上的，在第13页，余华写李光头小小年纪就知道用屁股的故事来换别人的三鲜面，“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相信这是出自曾以语言简洁精确见长的余华之手吗？这样违背写作常识的例子，在一部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小说里，假如在情节上失真，在语言上粗糙，它所写的那些残酷的现实就很难有说服力。

　　发展

　　余华:找出一千个例子我就服

　　记:谢有顺举的情节上的例子，你怎么看？

　　余:从总体时代背景的角度，我同意他的观点。确实，那个特定的时代对人性的压抑，使常人很难做出这种举动。我写作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但大环境是一方面，具体环境又是一方面。在他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千人围观，烟头烫到了旁边的人……整个环境下，人的意识已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这时候，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是说他们在菜市场就随随便便搂抱起来，那才是问题。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柔弱的人，可以杀死强大的人。

　　记:语言上的问题呢？

　　余:我想这可能是我疏忽了。我太太看这本书看了好几遍，她也给我指出了一些细节上的疏忽，一些衔接上的生硬等等。但这不应是评论家指责的地方，就算让一个语言学家来写小说，也可以挑出错别字来。现在电脑这么先进，还是有病毒，还是会死机，何况人脑呢？如果他能找出1000个这样的例子，那我就服气地说，我的小说不行。一两个构不成问题。

　　谢有顺:那就再随便举几个吧

　　记:余华认为，他已为你说的那个情节做了足够的铺垫。

　　谢:这个解释无法令我信服。我也不是光看那一个情节，而是整本书顺着看下来的。就像余华曾经说过的，这是一本现实小说，而不是一本怪诞小说，一个人的行为，不能越过他特定的时代。而且，小说里宋凡平的性格是老实的谨慎的，再怎么铺垫，他也不可能爆发到去扣篮、去抱寡妇。

　　记:至于你所说的语言问题，余华承认可能是自己疏忽了。

　　谢:我也相信他可能是疏忽，但我上面引的3个词是同一页同一段，并不是到处翻来的。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语言漏洞。这种漏洞，也许余华不会认为有多严重，但我们知道，余华征服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精确精练的语言。我曾写过关于他的散文的评论，里面说到，“他曾用一个字征服了我。”我记得是说一个女人让丈夫抱抱刚出生的孩子，丈夫说:“我不敢抱，她太小了，我怕把他抱坏了。”一个“坏”字，就把丈夫那种兴奋、紧张、疼爱的心情完整地传达了出来。前后对比，高下立判。

　　记:余华认为几个细节的疏忽并不能代表小说的失败。

　　谢:如果像他说的那样，要找出1000个例子来，那还有谁看他的小说，也用不着我们来评判了。余华这样的作家，蛰伏了10年，出来的作品理当精益求精，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在《兄弟(上)》里，我看到他许多情节和语言不符合时代现实，缺少性格依据。这样的例子我随手就可以举出几十个。比如他让父子两人都因为看女人屁股淹死在厕所里，这种情节不牵强吗？比如他让一个小孩说，我性欲来了，我阳痿了，这可能吗？

　　高潮

　　余华:再伟大的作品也有缺陷

　　记:评论家认为你离生活太远，所以情节不真实。你的写作素材都是如何得来的呢？ 　　

　　余:我一直在生活啊。虽然没有有意搜集素材，但我的记忆力很好，基本什么事都能记下来。当我写作的时候，记忆就被调动，集中涌现，挡都挡不住。在下部里，这种叙述的推力更是完全控制了我。

　　记:下部里那么多的流行语，也是凭记忆吗？

　　余:都是生活中得来的。

　　记:那么你是否依然认为《兄弟》是你最出色的小说？

　　余:目前我很满意。

　　记:《活着》这部小说被很多人认为是你的经典之作，你不会像忘了你写过爱情一样忘了你以前的小说有多好吧。

　　余:呵呵，也许人都有喜欢新作的习惯吧，就像父母总是宠爱最小的孩子一样。以前《许三观卖血记》出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是我最好的了，超越不了，但我现在认为我又进步了。

　　记:总体来说，您并不认同批评家的意见？

　　余: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谢有顺:这个回答太像娱乐明星

　　记:余华并不认同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谢:意见不同，这很正常。但我认为，余华现在是过于自信了。我之前曾经说过，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那么多的媒体议论，几乎都是余华自己一个人在说，他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可作家、评论家中，对这部作品进行肯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除了《兄弟(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文学畅销书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自身推广的。

　　记:你怎么看他“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这个说法？

　　谢:这个说法太聪明，回避了问题。

　　记:很像娱乐明星？

　　谢:是。

　　尾声

　　余华:写作别听批评家的

　　记:你曾透露说，你计划写一部“四个家庭三个时代”的作品，但因故搁浅，接下来会继续吗？

　　余:这要到秋天才有时间考虑，因为《兄弟》，很多琐事都堆到了一起，我得集中解决一下。不过，假如不写大的小说，我还是会写当代题材。因为我关于这个时代的记忆正处在十分活跃的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记:你曾说，虽然有些批评是无理取闹，但也有很多批评意见是中肯的。在新长篇的写作中，你会吸取这些批评意见，还是继续我行我素？

　　余:呵呵，我说那意见中肯，并不是我同意他的观点，只表示我认可他的态度。第一个给我写评论的是张新颖，当时他还在读大学本科，我看了无数遍。现在，无数人在写我的评论，但我已经一遍也不看了。

　　依我的经验，写作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断地写，不要怕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我写下《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品时，只有《收获》、《北京文学》和《钟山》愿意发表，其他文学刊物的编辑都认为我写的不是小说，不是文学。后来终于被承认为小说时，我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习惯了我先锋小说叙述的人开始批评我向传统妥协，向世俗低头。现在《兄弟》出版了，批评的声音再次起来，让我感到自己仍然在前进。

　　谢有顺:对他的批评会越来越多

　　记:去年也有很多成名作家出了新作，比如阿来的《空山》，为什么特别批评余华？

　　谢:之所以特别指出余华，是因为阿来、莫言的作品可能不及他们的代表作，但基本水准还在那里，而余华的水准落差太大。

　　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而且，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之后，作家们都太迷信国外汉学家的意见了。迷信汉学家，而不是相信生活，就变得不及物，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抽象。在我看来，汉学家不在现场，是不了解中国文学的。像“扣篮”这种情节，在美国是浪漫，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笑话。我估计，对余华的批评会越来越多。

　　外围战场

　　北大教授、著名评论家张颐武:

　　《兄弟》是无意义的重复

　　余华《兄弟》是一个有趣的作品，但对于专业读者意味的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

　　早年，余华在《在细雨中呐喊》中写到的狗舔主人脚而主人开怀大笑的那种爆炸性的想象力已经丧失。在《现实一种》、《许三观卖血记》里你们还可以感到，余华的才华是“涌”出来的。而到了《兄弟》变成了“硬”往上走，缺少了创造力的奔涌和喷薄而出。此外，余华在《兄弟》里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

　　对于《兄弟》的热卖，我认为这是一部煽情的小说，很会调动人的情感。而它也是余华10多年来在纯文学领域的名气转移到大众读者市场的产物，是跟随前卫作家转化成商业流行风向标的一种变动。但《兄弟》也是不幸的，余华积累了太多熟悉他的专业读者，之前的一致良好口碑以及一段时间的停笔后，使得大家对他下的赌注太大，一旦没有展示出开阔的新境界，就使得很多专业读者感觉失望。

　　《收获》主编程永新:余华是很聪明的作家

　　中国人活20年就经历了“文革”和当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在西方一个人活400岁才可能看到这样两个极端的时代。所以，余华调动一切手段、运用狂欢式的写法去描绘荒诞、泡沫化的现实，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兄弟》站在一种对时代特征的高度临摹之上，这与以往余华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尽管他运用的一些夸张手法颇受争议，但我觉得这种夸张是文学所允许的。更何况，现实里的很多东西远比余华《兄弟》里的情节更荒诞、更古怪。因此，我跟复旦大学的严锋交流过，从总体上看，我们是认同《兄弟》的。

　　《兄弟》内容简介

　　讲述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文革”至今的跌宕人生。《兄弟(上)》讲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过两兄弟的家庭在劫难中的崩溃，缩写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显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兄弟(下)》通过两兄弟的“裂变”展示了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现代生活。两兄弟的命运与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他们最终走向了命运的两端，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小公告

　　余华说，4月上旬，他将前来深圳签名售书，可能顺便来广州。随后他将去欧洲5个国家做主题演讲《我为何写作》。 

  “白韩之争”偃旗息鼓，“高韩之争”强弩之末，硝烟弥漫的博客骂战终于谢幕了。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论战：白烨一篇著述引火烧身被追究学术腐败问题；陆天明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想到却被网民乱箭穿身；陆川为维护父亲尊严以毒攻毒急火攻心；最后高晓松把整个事件由热闹推向了荒唐……

    批评家、作家、导演、歌手，在现实中，这些都是受人尊敬和崇拜的身份，却因为一场网上混战，头上的光环黯淡消散。参战的诸位，在整个3月可能都承受了一生中最多的骂声。就连看似大获全胜的韩寒，其实也是受害者，因为没有选择关闭评论和留言功能，他在博客上遭到的污言秽语不比任何一位少。

    作为事件起源地，新浪博客频道为“战士们”提供了战场，没有预料到的是，本想把点击率和影响力当成战利品收获，结果却苦涩地发现，各路豪杰撤出之后除了一地鸡毛外啥也没有，再继续下去新浪博客将面临刻意炒作的窘境。刚刚放到嘴边的蜜糖转眼变成了毒药。不知道是受客观原因影响还是为了阻止博客大战再次爆发，新浪博客频道壮士断腕，毅然决然地将“高晓松起诉韩寒”的专题从头条的位置撤了下来。没有博客频道的引导，论战的热度不会如此之高。

    同样，没有博客频道及时地泼出这盆冷水，事件也不会轻易地这样结束。不结束怎么办？继续眼睁睁地看韩寒如斗兽场中的困兽一样被围攻？眼睁睁地看骑虎难下的高晓松不得不打一场闲得无聊的官司？眼睁睁地看博客频道这块中国博客娱乐中心变成是非之地？不表态全国博民都不答应的徐老大发话了，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息事宁人。博客新浪频道也及时地收了手。不过，事闹得这么大，如果结束得太简单，总会给人带来一点儿上当的感觉。再后来，高晓松发表了三封信告别博客，一场骂战的结果居然匪夷所思地有了些伤感悲壮的味道。

    在这场论战中，无辜的博客成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武器，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激，可以扬。博客主人就是古代的大将军，站在自家城堡墙头指挥“粉丝”们向敌方进军。而各自的“粉丝”就是一位位久经沙场的精壮劳力，不知疲倦地去踏对方的场子。后来，各位大佬玩够了，高晓松在午夜12点更改了博客首页，“全文显示”变成了“部分显示”，惹眼的《律师函》被隐匿起来了；韩寒三改博客标题，风格由激烈转为平和，由明嘲变暗讽；陆川也在博客上承认粗口，并删去了脏话。三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也许是觉得再没完没了下去，自己不烦观众也烦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骂战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们终于看清了博客真实的一面。什么“自由、分享、交流、沟通”？在这场骂战中如果说有自由的话，那也是“自由地匿名骂人”，有分享的话也是“分享对手的污点”，交流与沟通，更是影子也看不到一点。骂战不仅伤害了各方当事人，也给一些参与评论者带来了不少困惑，网人和菜头因为支持韩寒，遭到匿名博友连续的怒骂，最后发表博文“骊歌”欲告别新浪博客，不过这篇博文没在网上放多久就删除了。

    骂战为娱乐版提供了无数个新闻头条，文学圈、影视圈、音乐圈联袂为读者作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单凭这，我们就值得为之鼓一掌。然后，忘了这场骂战给相关人等、给博客这个概念带来的伤害，就当这是一场娱乐事件———虽然有些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相信这不会耽误博客世界里马照跑、舞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