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们所说的”底线”，是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公共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应当永远作为教材，来昭示人们，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突破底线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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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失守：一种更深刻的危机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着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里的规定；”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像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过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更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将其称之为道德滑坡，而应对的措施也更多是软弱的道德呼吁。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的。一般地说，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也往往依然故我。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公共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应当永远作为教材，来昭示人们，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突破底线的耻辱。

一件是12年前的事情。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组织”专场文艺演出”，中间发生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先走”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结果796名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学生。

另一件是2004年的事情。12名桑植县矿工在山西省盂县南娄镇大贤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按照山西省政府2004年出台的遇难矿工死亡补偿最低标准，煤矿补偿给每位遇难矿工的家属20万元。桑植县五道水镇政府出面为矿工家属协调善后处理，统一领回了这笔补偿金。不料，当家属们向镇政府索要这笔补偿金时，却被强行扣留总计20余万元。其名目是所谓维权费。但实际上，当地政府有文件硬性规定，矿工死亡补偿金是每人20万元，并不存在什么谈判和维权的问题。更让人惊异的是，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桑植县纪委信访办主任竟表示，几个镇干部在此事中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只是收费高了。

应当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渎职犯罪的问题了，在传统社会叫做天理不容，在今天可以叫”突破底线”。

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在一次演讲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罪恶活动的本身也是有规则的，即人们常说的”盗亦有道”。正当的社会活动更是如此。在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对于制度的失败，我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特定制度本身。比如，当反腐败制度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是不是反腐败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当我们的国企效率很低，甚至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国有产权的安排存在问题？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为例。人们曾比喻我国国有企业的处境是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论证改制的必要性的。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样的企业就是白送给人，也比慢慢流失掉好。上述的比喻大体是不错的，但问题远不是人们对比喻的解释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成为不吃即化的冰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占的份额还不小呢？即使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有哪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处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程度？关键的问题就是”大热天”──腐败的大环境的存在。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在国企经营的环节上，还是在转让的环节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的环节上，几乎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理论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财产，在实践中成了”无主”的财产；本来可以公平进行的国资转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郎咸平提倡的信托责任问题一到实践中照样走样变形。因此可以说，国企的”失败”当然有产权的因素，但国企在实践中处于如此的”狼狈困境”，绝非仅仅在于国企产权制度本身。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企存在和运转所处的”大热天”，也恰恰是国企改制所处的”大热天”，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的不规范，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就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顽症。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不断对国企进行改革，有时甚至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效率问题，而在我国，国企改革却成为一个与亿万人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差别的关键，就是国企运行或改革的基础秩序不同。

在改革中，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可见，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就是因为这种基础秩序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不仅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赶下台的时候，曾有媒体评论说，腐败之风对于菲律宾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可能需要这个民族用上百年的时间来支付代价。可以说，腐败对社会生活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的侵蚀和毒害，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

底线失守与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

吴思先生曾提出一个”潜规则”概念，是指”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应当说，这个潜规则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特别是渗透在官场当中。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却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潜规则的支配作用已经形成。

潜规则的系统化，就是我在分析官煤勾结时提出的”另一种秩序”的形成。在官煤勾结中，官煤政治决非是简单的权钱勾结，而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体制”。对于这样的一种”体制”，内部人有相当高的共识，局外人也不得不无奈地认同，甚至官煤政治的整治者也不得不对之退让三分，所谓官员在指定时间前退股既往不咎的规定，就是这种退让和默认的表现。

这种”另一种秩序”如果失去控制，则会演变为一种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现象，可以保证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强者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特别注意并警惕近年社会暴力现象蔓延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问题，比如定州事件。据新华社报道，河北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纠纷，遭二三百名男子袭击，导致6名村民死亡、多人受伤。对这样的事情，当然需要在道义上加以谴责，但这种现象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强者一般不太愿意向弱者使用暴力。这是因为，强者在经济、权力、法律甚至话语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再者，强者是”穿鞋”的，顾忌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更大。那么，最近几年为何频频出现此类事件？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强者的蛮横与霸道。在一些强者那里，利益受损的弱者不配成为利益谈判的对手，强者不耐烦使用哪怕对自己有利的合法手段，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第二，强者有避害的手段。从几个事件来看，真正的主使者并不出面，事后也有”替罪羊”代为顶罪。第三，使用暴力形成了一种习惯，”暴力拆迁”能够成为一个流行词，表明了拆迁中使用暴力的普遍性。

从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深层的失序，即完全不顾规则和合法秩序的强力与暴力的原则，开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手段。

底线何以频频被突破？

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底线被突破的原因？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在过去20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其在行动的层面就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实际上，目前许多现象，都与这种结构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无极”与”馒头”之争。

第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有人感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痛苦是很难找到说理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被强行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如果你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会知道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如何不易。这表明公平和正义的缺失。而道德伦理恰恰是要以公平和正义为支撑的。当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这是我们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必须要明白和记住的。

第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改革的论证中。在旧体制弊端丛生、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对效率给予特殊的强调无疑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效率有时成了惟一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价值观：为了效率，什么都是可以牺牲的，被牺牲的公平和正义是不用计算在成本之内的。更学术化一点的表达，就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在这种短浅的视野之下，许多为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义，就被当作”交易成本”节省掉了。结果是，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解体，要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载”中国改革论坛”，原标题为《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前言：历史星空下的政治“巫师”与“财神”

    对中国历代统治者进行历史回顾和考察，我逐渐发现从远古延伸至今的王权古道上，站着大大小小黄袍加身、仰天长望的“政治巫师”。他们“奉天乘运”，以“天命”论证掌权的合法性；“替天行道”，自封“天子”以令子民，成功的将“巫术政治”维持到上个世纪末。
    上世纪末以前，中国“政治巫师”的“巫术政治”从未遭遇到真正的不服从者，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实质上也是“巫师”领导的造反。
辛亥革命第一次真正震撼了“巫术政治”传统。
但国运不佳，历史和生命之神没有给予孙中山等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最终推行“宪政”，在“训政”和“军政”的阶段里，孙中山推行“一切政务悉由本党负责”的一党独裁政令，确立了国民党威权政体和党国体制，文明政治领袖未有良好的生成环境。
“大巫师”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于1949年夺取了国民党的政权后，以其高超的政治巫术使数以亿计的信众匍伏于自己的脚下，六十年代天安门前狂热的人潮是垂死前中国“巫术政治”的一次灿烂的回光返照。毛泽东是众多“政治巫师”之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有万千信众将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和出租车内。
物极必反，遍野饿孵的大饥荒，无法无天的大动乱，终使中国“巫术政治”式微。
随着落难于江西工厂的邓小平重上权力政坛巅峰，“财神政治”开启了新篇章。毛泽东遭邓小平所克，长期遭压、命运多舛的“财神”们开始“舒筋活络”、“精神抖擞”。
“财神政治”以“发展”的“硬道理”杜绝一切关于真理及政权合法性争论。从以“萝卜”利诱精英，以“大棒”维持稳定，到公开私分公产，默许新权贵“闷声发财”，再到赤裸裸以金钱“跑官”买人命。“财神政治”似乎一路看好，行情看涨。
然而，在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大潮声中，硬币发出的美妙的声响并不能掩盖和吞噬自由的呼声。抢来本钱、官商勾结而腰缠万贯的大小财神们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安全感，“财大气壮”、“我有金钱我怕谁”只是财神们虚弱内心的外表，提心吊胆得过且过的日子绝不好过。“财神政治”没有公平竟争的起点，更不具有化解由贫富悬殊必然引发激烈矛盾的机制。这种情形下，要让多数普通人“在我们看到其它人比我们更富时，我们不能生气”是“财神”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财神”取代“巫师”是中国政治的一次历史转折，无论财神们乐意与否，“财神政治”正在迅速为取代自己的文明政治的产生创造条件。
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何时登场，端看浸淫“巫文化”的现代国人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今天能否尽快更新知识产生出真正能管治国家的大智慧。
叙述从“巫师”到“财神”的政治传统，主要是要彰显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的缺位，而要叙述和论证好这一课题确需足够的史料和时间。
本文只提出初步的思路纲要，以就教于来自四方的精英学者。
 
一、中国的“巫国”国家形态

（一）、“天命”、“天意”和“天人合一”的另类解读
任剑涛在《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 – 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 皇权 ”与“ 天命 ” 的对应结构。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 – 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实际上，把任文中的“文化民族”换成“巫化民族”似乎更为妥当。
维系着这个古典国家建制的“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基本上就是“巫文化”。
这个民族是“巫术政治”治下的民族，是习惯受控于“巫文化”的民族。因而，是一个“巫化民族”。
“巫文化”的内核是“天命”。巫王们都声称是受“天命”而执掌权柄，是“天子”，王朝也是“天朝”。“天子”皇帝下诏、宦官奴才宣和领的圣旨开头总是“奉天乘运皇帝”。巫王们对王权不稳的恐惧，首先是来自“上天”如“日蚀”、“星变”、“灾象”等，其次才是来自“民间”的“犯上”、“覆舟”。巫王们最怕的是“大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王权如果说有制约的话，也是不能“违天命”，要“守君道”。
同样，巫国民间最敬畏的是 “天地国亲师”，这牌位至今仍在“寻常百姓家”供祭着。巫国的子民们既问苍天又问鬼神，“天那”是他们绝望时自然的呼叫。
如余世存所说：“中国人的精神理性是以巫性的方式表现的，他把一切当作如知如祭（可把握或他将要把握的事物）而做天人合一的好梦，他不关心如知是否为真知，从而他的心智和权利意识难以进化成熟……自周公、孔子、秦始皇等人的反复奠基，全体人民接受了这种命运。中国人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社会人伦，他对已知的事物进行信仰、猜想，他对未知抒情或存而不论。他的探索局限在已知事物之内，于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以欺骗，他对已知事物进行加冕神化，已知者如天一样巍乎高哉。” 
“巫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虽有春秋时期孔、孟少问“巫”，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应“敬鬼神而远之”；也用“立言、立功、立德”的“三不朽”的理念，来注重“此岸”的现实和解决知识精英关于生命的问题。但汉之后董仲舒提出“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上下不和，则阴阳繆戾而妖孽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知；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一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等“天人合一”说，将儒学“巫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汉之后其实是独尊巫学。汉之后的“王”就是巫王，“巫”与“王”一体，如影随形。董仲舒“天人感应”的“人”，“实质所指即是统治世间的天子。”  因为能够同天直接联系的人只能是皇帝一人，因为只有他才是受天之命来代天执行覆养万民的。
来自印度的佛教没有对“巫文化”构成挑战，写《谏迎佛骨》的韩愈被贬，成为皇室高堂座上客的佛教也没能削弱隋唐盛世的“巫文化”；基督教在中国一直难以扩张，对“巫文化”也未有足够的威胁。
国家朝政的合法性来自神的天国，国家制度不是安顿在世俗之上，而是来自上天的安排。“天朝上国”一说，贴切、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巫国”国家形态。

（二）、“巫国”的“巫师”们
在巫术中，“国家巫术”是最高级别的大巫术。国家巫术是用以控制国民（子民）灵魂和身体的巫术。精于这种巫术的巫师可以让亿万人的灵魂和身体在他的控制下跳舞。
我们通常将“法术”并用，其实“法”与“术”是两个分开的概念，而且术在上，法在下，术统法，“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这里，“术”即是权术，也是巫术， “术”用来解决上层权力问题， “法”则用于对付下层百姓。“国无法则不足以安百姓，君无术则不足以驶群臣。”
为保住政权江山，当权的“巫师”们使出的一个“术”是：将“天命”“天道”神秘化，再将自己神圣化，或者说把自己与神圣同化。神圣既不可知，与神圣同化的圣人的权力合法性也就不可追问。也就是说：天不变巫道也不变，只有“天地闭”，才会“圣人消”。
历代的那些开国君主，包括割据一方的统治者，莫不编造奇征异貌的古怪神话，来张扬自己据说是来自上天的威力。经典的巫说有：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物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刘邦父）往视之，则见蛟龙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精诚通于神明，流泽驾驭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尉健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不信天命者，“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东汉的光武帝生来“大口、隆准、日角”。早在西汉将亡时，就有刘秀为天子、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
晋宣帝（司马懿）有狼顾之相。魏武帝于验之，乃召使前行，今反颈，面蒸向后，而身不动。
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桌曜，顾改为眄炜如也．
隋文帝“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始生之夜，紫气充廷，他母亲抱着她，忽见头上角起，遍体生鳞。
唐太宗生日，“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宋太祖降生在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他未发达时，到开封府高辛庙求卦，卜自己的前程。“俗以一俯一仰为圣济茭”（《石林燕语》卷一）
成吉思汗出自感神光所生的尼伦部，出生时“手握凝血如赤石”。
爱新觉罗氏的远祖母佛库仑，相传感朱果而孕。
洪秀全梦见无数天使从天而降，将他接到了天上，帮他“剖换了衷肠”，并在天河中洗净了身子，然后被引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只见那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住腹”。上帝在他面前怒斥了人间的一切“妖魔”，赐给他一把宝剑，命其下凡作“太平天子”，斩妖除害。于是乎，他在梦中口吐金言，作“吟剑诗”。一梦醒来，他不再是一位平凡的村野青年，而是自称为奉命到人间传播上帝福音并与一切妖魔决战的“上帝次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这个“巨无霸”巫师在天安门前令无数红卫兵如痴如醉。
他“竟然只凭一个遥远得难以辨认的身影，就引发出千万人最狂热的欢呼、流泪、雀跃、以及波澜壮阔的崇拜激情和幸福的体验。毛说，要打倒，他们就打倒；毛说，要上山，他们就上山；毛说，要下乡，他们就下乡。深红色的巨大门楼，是永恒的祭坛，为迷狂的巫众而热烈环绕；草绿色的巫服（军装）和红色的巫幡一望无际，象帆在海上浮动；由最简洁的语汇构成的表达忠诚的巫舞、震耳欲聋的‘万岁’巫咒、以及庄严浩大的巫乐《东方红》……在所有这些要素的顶部，是图腾、神灵和大巫师三位一体的事物－－毛泽东其人，从高处挥动手臂，为他所征集到的巫众的无限忠诚而有力地签名。”
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真是一个举世独有的奇观！
 我想改用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结尾处一句话来作为此段落的结尾：“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你是谁？我是巫！”（原文是“我是人”）

二、 “财神政治”的崛起

（一） 威权政治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
提出“财神政治”的概念，是换个角度来观照描述当前社会的一次尝试。当代中国社会在76年前属极权社会，89年前属后极权社会，似乎已没有太大争议。89年后是后极权社会、“次法西斯”社会、还是“新极权主义”社会尚有争议。我斗胆认为，用“财神政治”来概括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可能更为贴近准确。尽管“财神政治”严格来说不是政治，因为它超出政治的正常规范，是一种得过且过、不得探讨的不是政治的“政治”。
“巫术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失灵破产，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它让中国人在大量荒诞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开始怀疑和摒弃“政治巫术”；另一方面，拜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所赐，中国人从西人那里获得了观照反思“巫术政治”的大参照系。
“巫术政治”在民国时期开始瓦解，有两位功臣值得一说。一是胡适不遗余力传播西域的自由主义思想价值，让中国政治巫术的荒谬性渐渐凸现；另一功臣是写过《踢鬼》小说的鲁迅，应该说，巫这个“鬼”是被鲁迅狠狠地踢了一脚。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确立起来的威权政体和党国体制的败北，终使政治巫术在当代中国失灵破产。
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大巫师为主导的系列政治巫术上演了幕幕惨剧，客观上为中国人开始厌恶和告别巫术政治创造了条件。只是中国人为这一觉醒付出了沉重的血与命的代价。

（二）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潮流
     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大潮流促使中国巫术政治的衰败和“财神政治”的崛起，道理不言自明，本节从略。

三、 “财神政治”的特征

（一）利益算计、不问是非
后极权社会权力执掌者也即政治财神们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它无法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经得起辩驳的和有说服力的措辞。现有那些理不直气不壮的勉强说辞都很难为广大民众认可，更谈不上让民众通过这些表述与执政党产生共识。“不争论”、“闷声发大财”与各个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各行其是就成了这一时期“财神政治”的时代特征。
“财神政治”下，理想之火熄灭，乌托邦激情不见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代替了原先那个崇尚“高尚信仰”的社会，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吴思的两本书对此有很到位的描述。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多少有点难为了吴思。
余世存写《你何时才愿政治？》题目本身就意味十足，文中对试图循法律路径解决问题而“找不到北”的人们的普遍焦虑和困惑的描述更令人扼腕。
“财神政治”下，每个人都是蒙着黑布走钢丝的人，个个担心掉入莫名的深谷。失地农民焦虑于如何得到“补偿”，民工到处寻找谋生落脚点，病患者再不敢奢想在医院里有一个床位，父母为子女愁学费，大学生未雨绸缪担心毕业则失业，官员深愁“调查调查就是罪犯”（对应的是“总结总结就是模范”）……

（二）对经济能提供政权合法性的过度迷信
只要西方国家的“肥马经济”（trickle down economics里根经济学的“肥马经济”意思是富人的财富将浸润穷人，合中国古语：马有夜草则肥，马肥对吃马粪的鸟儿有好处），不要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是政治财神们的如意盘算。“财神政治”不愿正视和承认，正是后者建立了公平竞争机制和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甚至于只顾利益集团的算计而罔顾“浸润穷人”。
“财神政治”将“交易”当成“市场”，无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原则，也无愿通过民主宪政来确立和保护这种原则。
邓大“财神”相比毛大“巫师”少了些“巫气”，但仍然延续着毛的“霸气”。这种“霸气”正在引发和积聚“怨气”、“涙气”。“财神”们正忙于四处“扑火”，但“财神”不是“千手佛”，无法压下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令人忧虑的是，尽管社会失序的危机正在迫近，因缺乏公平竞争机制导致的贫富矛盾正在激化，对经济能提供政权合法性执迷不悟的政治财神们仍无意（至少未有迹象）要通过在政治体制上这一节骨眼上的改革来避免危机的爆发。

四、“财神政治”的治术

（一）利诱精英
政治巫术失灵后，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借口。蒋庆和康晓光应此一需要各捧出方案。但蒋的读经倡导如果不是“迂”了点，至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想想要等到读经儿童长大听话，至少也要等个十至二十年。相比之下，康的“仁政”、“精英散盟”的主意就“现实”得多。
实际上，康氏是当代“财神政治”最大的“王者师”，他的“学说”在维护和推动“财神政治”的成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萝卜”（蔬菜）和“大棒”的搭配是康晓光们为政治财神们出的管治治术。
以卢雪松被“停课”事件为例，卢雪松不与大多数大学里好好吃着甜“萝卜”（蔬菜）的教师一样教课，却偏要在课堂上放映胡杰导演制作的“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那么，“思想逾界者” 卢雪松就该受到“大棒”的处罚──离职、离岗、停职反省、不准外出所居住城市，尽管这种处罚是“悄悄的”。卢雪松由此几乎失去生活所需的“萝卜”，正闭门“反省”。
   为太石村村民维权请命的郭飞雄的情况更糟，在牢里饿剩近100斤体重。

（二）以钱买命换“稳定”
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一文指出：观察2005年这几次涉及重大利益关系，并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利益博弈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系列以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曾存在过的利益博弈手段在开始使用。比如，在房地产博弈中，要挟、挟持、绑架，这样几个过去很少用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名词，不止一次被提及。这些名词不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这种利益博弈的程度之激烈……
不愿好好吃着甜“萝卜”的维权者以及演化到流血的维权事件日多，既然是“哄”和“利诱”也不灵光了，政治财神们也就开始花钱买打手看他们的权力（特权）这个“场”。“打手”打出人命来，他们也用钱来买命消灾。这种案例近期大增，也是早前余世存提出 “次法西斯社会”和近期徐贲提出“新极权主义”概念的原因。
余世存说：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以“汕尾事件”为例，广东当局给汕尾东洲坑村血案中的每位遇难者家属20万元人民币，几乎是用强迫的办法让难属签字画押。在官方公布的三位死者中，两户难属接受了这笔钱，一户难属拒绝接受。遇难者妻子袁秀丽对记者说：这笔钱，官方不叫“补偿”或“赔偿”，而叫“救济”。 n.com)
显然，20万“救济”是为了购买难属们的沉默。
刘晓波对此的评论是：这笔“封口费”，是更冷酷更卑鄙的谋杀。这对于冤死的年轻生命来说，是多么可怜的补偿！政府有责，官权开枪杀人的罪错，绝非单凭金钱就能摆平，只要政府依然不肯公开承认罪错，即便再多的金钱也摆不平民怨民怒。这20万元的“封口费”，是强制性买断冤魂和难属的沉默，也想买来官方处置血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如果说，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权为“走资派”们、“地富反坏右”们的平反，是一次杀人者对被杀者、加害者对被害者的单方面政治定价，是用平反冤假错案来购买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戴德，也为摇摇欲坠的政权购买道义合法性，那么，中共现政权给予大小人祸中的冤魂们以可怜的经济补偿，就是杀人者对被杀者、加害者对被害者的单方面经济定价，是用金钱来购买冤魂和难属的沉默，进而向全社会购买政权的稳定，也就是“花钱买稳定”。
由中国目前加剧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见，“财神政治”很可能是短命的。

结语：中国呼唤文明政治领袖

勾勒了从“巫师”到“财神”的中国政治传统粗线条之后，无论中国局部地区的外部形态如何“现代”，GDP如何增长，大楼如何拔高，中国国家政治的“古典”形态、文明政治领袖在中国的缺位就彰显出来。
中国有的是不露声色、深谙官场之道、慷纳税人和国库钱财之慨的“好官”，少的是不愿被缚、敢作敢为的勇官；有的是照字念经、四平八稳的庸官，缺的是直抒胸臆、活出真情性的真官，原因皆在于“财神政治”在中国的“得道”和宪政民主在中国的“缺位”。
    政治转型和文明领袖的出现将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造就一代贵族需要几代人的换血”，不难理解“筷子文化圈”内初生民主时期官员推推搡搡，揪胸踢脚的闹剧一幕幕上演，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开党禁后，原先大小“毛泽东”们争权夺利到耳红面赤甚至于弓张剑拔。这也正是现政权乐于强调并“蒙”了为数不少人的一个方面原因。而且，中国的危险还在于，“巫术政治”虽受到现代民主政治的挑战和重创却仍未完全过气，以某种“术”数来借尸还魂令信众起舞的现代古典“大观”仍是一种令人困惑和有理由忧虑的实在。
    但国内外大环境确已天翻地覆，借助于全球化潮流和网络技术，自由主义思想价值的声音正在中国迅速增长放大。中共党内原先共同拒斥自由主义思想价值的群体早已分化，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开始拥抱自由主义思想价值，冥顽不化“政治财神”们“风光”的时间确已无多。
我辈担忧的是，代之而起的是否是确已明了文明政治内涵，已经开阔了包容心胸并具有高超妥协艺术和化解争执危机的智慧的现代智者。

2006-1-25

本文是作者提交2006年2月6-7日在悉尼科技大学举行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原刊载于《悉尼时报》， 《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网络首发

近几天浙江的媒体在轮番播报一件令人怒发冲冠却又司空见惯的腐败
丑闻：本省青田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简称运管所）通过“钓鱼”法，
诬陷一辆富阳车“非法营运”，并处以三万元的罚款。被罚的车主是
位首饰商，虽然她不缺钱，但受到如此莫须有的栽赃诬陷，她不肯罢
体。好在浙江省有“阳光行动”这样的媒体还敢于揭露小地方的腐
败，这位周女士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此外，还“拔出萝卜带出
泥”，听众诉说了一个又一个的类似的遭遇，舆论哗然。目前浙江省
纠风办公室正在“严厉督促”有关部门查处此类案件。

今2月13日，周女士和司机陈辰龙从杭州去青田县，在经过丽水市的
一个三岔路口问路的时候，有三个男子没有经过同意就上了她的小
车，说是顺路搭个车。因为是小车，周女士连忙说带不了那么多人，
请上车的人下车，但这些人不肯下车。周女士当时心里想可能是碰到
坏人了，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不敢多说了。开了一段路，车内两
个人下车，扔下35元钱，当时周女士还说捎个路不要钱，但那两个人
顾自己走了。大约开了五分钟，出现了青田县运管所的执法人员，他
们说周女士非法营运，要扣车。周为自己申辩，但车上还有一个人证
实周已收了35元钱。周有口难辩，小车被拉到了运管所，执法人员开
出了三万元的罚单，还说这是轻的，按照法规要罚三至十万，请周女
士“配合”。

周女士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不肯善罢甘休，带了记者去青田调查。
也算是老天有眼，有个搭车人正和运管所的“同志”一起勾肩搭背，
一副十分亲昵的样子，马上就被认了出来。据调查，此人叫王友旺，
曾经因为贩卖妇女被判过刑。他手下有一帮“钓哥”，专门干此营
生。

运管所“钓鱼”绝不止青田一家。我有个朋友，是个河南人。去年上
半年他买了辆“松花江”牌面包车，有一次和几个老乡去萧山，回来
时被杭州的运管扣了。他来找我帮忙。我建议说，这类事，只有黑社
会能摆平。你们河南人在杭州有好几个黑社会老大，你快去找他们。
后来，他花了3,000元请客，象征性地罚了2,000元。我不知道他是不
是被“钓”的，但那钱肯定冤枉花的。

据《新华网．湖北频道》3月20日报道，今年2月8日，鄂州下岗职工
张某将年前买回的轻型自卸货车开往武汉办理营运证等手续，途中被
鄂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华容运管所执法人员拦下。见该车驾驶室内放
有十公斤蔬菜，执法人员以无证营运为由将该车扣留。两天后，张某
将营运证等手续备齐来到华容运管所取车，经办人员却给他开出了
10.2万元的大额罚款单。张某十分惊讶和不解：买车只花了六万多
元，可领回它却要十万多元。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经批评说，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预算外
收费高达5,000亿，统计外的预算外收入至少3,000亿元，两项相加超
过8,000亿元，而这些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周天勇
认为，有关部门总是说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体户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其实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源。当然，周天勇
这样的说法是客气的。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材料，广东有个县，罚款收
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与这个县（具体哪个县我忘了）
相比，“钓鱼”式执法算是文明的，因它毕竟还要找个借口，说对方
“违法”。而广东那个县，是“每车必拦，每拦必罚”。

除交通运输部门外，公安、城管等有执法权的行政机关，都会自觉不
自觉地运用这一“钓鱼”手段。

公安机关“钓鱼”的主要方式是抓嫖和抓赌。以前媒体曾披露过，安
徽省凤阳县西泉镇派出所通过卖淫女的“通力合作”，罚没嫖客的现
金约70余万元。更有甚者，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公安局为了开拓
“财源”，干脆为妓女租房，养妓抓嫖，甚至滥罚无辜。

城管又叫“城市执法队”，是专门对付小商小贩特别是无证摊贩和流
浪乞讨人员的。这个部门，应该说没有什么“鱼”可钓的。但八仙过
海，各有神通，城管自有城管的办法：先“养鱼”，后“钓鱼”。以
前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摆摊的时侯，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晚，
都有无证摊贩到夜市来卖盗版光碟。按照权限，查处盗版光碟是文化
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城管的职责是把无证摊贩从市场上赶走。但城
管却越权，专抓卖光碟的，抓了后罚200元，然后把光碟还给他们下
次再卖。再卖再抓，再抓再放。但要是老是抓，抓怕了人家就不敢来
了，所以城管又欲擒故纵，养着他们：隔几天不抓，碟片成本少于
1,000元以下的不抓（成本少于1,000元，没有人会交罚款）；如果文
化局执法人员来了，他们就提前把摊贩赶走，以免碟片被文化局的人
没收（没收后，摊贩就没有了成本，城管也没有款可罚了）。所以，
杭州的盗版光碟越打击越多。不光杭州，广州、北京等城市也是如
此。

“钓鱼”式执法是哪个政府部门发明的，无从考证，但它肯定是中国
政府的专利因而也就具有中国特色。

一、终于等到了官方消息

3月28日，中国外交部做出了一个中共执政以来少有的举措──邀请
国外记者实地考察──到法轮功指证的辽宁苏家屯焚尸现场调查。对
于政府方面，这是一个进步哪怕是被迫的进步；对于国际社会，可以
大体上给出法轮功与政府之间的“本案分歧”一个判断。

细细思考多方话语，那么，就不难发现整个事件已经成了“苏家屯悬
案”：

１、对于法轮功一方，尚不能提供多达4,000个受害者（失踪者）的
　　名单，即证明屠杀（摘取活体器官）的规模。
２、对于政府一方，也只能说到“苏家屯（医院）这么小地方不可能
　　容纳6,000人”，但由于中国人体器官交易的非法性，无法否认
　　“绝无一例”发生在苏家屯。

二、此前的网上敏感度

“苏家屯事件”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我
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尽管我看到法轮功张贴的迫害实例资料会掉
泪，我仍希望政府一方做出相应的回答。在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
人）做出正式回答之前，我通过国内途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或者说
正好利用政府对我的网络系统的监控，故意“说给他听”。

3月27日下午，《网易新闻》报道：“中国立法规范器官移植，保护
患者健康禁器官买卖。”我立即以游客身分发帖：“贼顾左右而言
他，请解释苏家屯问题。”该帖被卡去“苏家屯问题”五个字，我随
即再帖“请解释苏家屯问题”（17:35:49）。

随后，在一个网友发了一大串（20几个）问号，并说，“怎么出了这
么个东东。”

我跟帖解释说：“关于‘东东’：据外电报道，中国辽宁省苏家屯劳
教基地有计划地摘除ＦＬＧ人员活体器官，中央高层已经派员调查
……”发完这个帖子后，《网易》也恢复了我的第一条帖子全貌，时
间给定是17:24:50。

3月28日，在《网易》关于人体器官买卖的深度报道中复检原来文章
下我的评论发帖，已经被删除。

看来，《网易》也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它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十分
不容易了。所以，我也就原谅了它无端退信的行为（广告？监
视？）：我从未发给过摇篮网邮件，它却退来一个相关邮件……

三、为恶行而羞耻

在苏家屯事件网上报道的同时，我的居住小区的墙上出现了法轮功张
贴的宣传资料，但没涉及苏家屯事件。这本身就异乎寻常：这个地方
虽然地处小城市最繁华地段，但是有个横折胡同使它显得十分清静，
既便商业招贴也很少出现，也就是说，此前法轮功的张贴资料没出
过。细看资料，令人羞愧，资料说：一个女警员在夏天用高跟皮凉鞋
踩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的脚尖，以致人家三、四个月无法正常行走；另
一个“女犯”则被打得无法蹲下小便，立着小解才行，等等

这种羞愧是因为“那个穿皮凉鞋”的女警员是我的高中同学，他丈夫
是我不错的朋友，并且我们共同的朋友为我出狱而请客时，他们夫妇
都应邀到了场。尽管他们夫妇是警员，但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没任何芥
蒂，同学之间有婚丧嫁娶的事情还互相通知。

我知道这个女同学脾气大，但是我不敢想象她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我掉下了泪，但我仍坚持理性，不至于自己激情地偏袒法轮功一方，
但是，很快我得到了更为让人灵魂震颤的调查结果（──并不是特意
指我的女同学），被调查人员说：被抓后，有的人被打死了，尸体被
强行火化；比较轻的刑讯方法，也就是往嘴里灌屎汤子……

让人羞耻！这还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所为吗？泪水变成了唉声叹气。

马英九访美，海外的中文媒体十分捧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分析家认为这是华府为了表示对陈水扁总统近期的“废统论”，表示强烈不满，借机抬马“踩扁”。然而，这里所谓的“高规格”说来怪可怜见，十分寒碜，充其量不过是同美国的一些政务官，包括副国务卿们、几个大城市的市长们会谈，并在几所名校（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和智库演讲等。以他的台北市长和在野的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以及可能成为未来台湾的强势总统候选人的态势来看，一个政治色彩鲜明的台湾政治家到美国来，竟能轻松走一遭，而没有被北京超强的抗议声淹没，东道主的美国政府不尴尬、不遮掩，亲切兴致地接待他，这倒确实跟以前历次台湾政治家过境美国——要么不能落地，要么不能出界——那种狼狈的情景大有区别。

至于北京为何如此温和收敛，那也并不难理解。自从连战、宋楚瑜这种过气政客和下三烂的政痞李敖被邀到大陆去“认祖归宗”，甘当家奴之后，中共的统治者信心大增，统战策略更上层楼，国民党对他们来说，已经有点自己人的味道了。不过，北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天下人都可以收买，殊不知马英九是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人，他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坚定，不会轻易受民族主义的蛊惑，这从他对六四的说法上就可看出来。中共有一个幻觉，认为跟国民党打交道比较容易，不像民进党那些人“数典忘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跟前者的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跟后者则是“敌我矛盾”。

然而，北京方面得有心理准备，如果外省籍的马英九两年后真的当上了民选总统，那么台湾的省籍情结就更进一步化解，民主化的进程更加成熟，民族主义那张符咒再也不能往台湾人身上贴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锦涛要补上被卡崔娜一风吹的去年那次泡汤的美国行，正正规规地踏上他的“国是访问”。（礼炮21响乎？红地毯加晚宴胡乎？缺一不可，“祖国”面子的事儿不可糊糊。）胡大人可不想在自己行前跟美方呕气，否则人家在礼数上一扣刻，那可是失节的大事吶。

台湾的二二八就像大陆的六四，都是执政党向人民犯下的血案。今年二二八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受难者纪念碑前深深地鞠躬谢罪，令人印象深刻。陈水扁总统也在这一天终止了十四年前国民党时代立下的“国统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把这个近些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的废纸和废物在二二八这天废弃掉，很有意义，也需要勇气。陈水扁在中英文字上耍了一个滑头，把他使用的“废除”（abandon, abolish）二字在翻成英文时，掉包成为“终止运作”(cease to function)，听上去十分滑稽，好似黄包车、水肥车在摩登城市里停止营业一样。

但是此举掀起的风浪依旧不小，不仅台湾的蓝营反对、北京跳脚、连美国都有些儿震撼。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3月2日对阿扁的动作作了解释说：“台湾方面已明确表示这个机构（国统会）目前没有被废除，他们重申了不采取单边行动改变现状的承诺，并表示将遵守[陈水扁]就职演辞中的各项保证。”“陈水扁在2000年和2004年发表的就职演辞中承诺不改变北京政府与台北政府之间的现状。”这番话显见是为了安抚北京那根绷紧的神经的，而阿扁在这之后，弃“废除”、用“终止”，依然毫发无损。

众人皆云马英九这次访美，独获青睐，跟美国的“踩扁”有关。其实这整个“废（终）统”的情事上，阿扁通吃，他把台湾人的心愿明白表露了，选择了二二八这个日子，堵住国民党的嘴，并顺手给彼岸一巴掌。 将近一甲子之前的这一天，国民党军警屠杀了欢迎他们从日本人手中前来接收台湾的本省百姓。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把台湾人的精英阶层一网打尽，他们或下狱、或流亡、或噤声。被日本人殖民了半世纪的台湾人，接着又当了外省籍国民党治下几十年的顺民，终于在二十一世纪能有自己的民选总统了，难道他们还愿意重新当中共治下的二等公民吗？台湾人的百年隐忍超过香港人，比中国任何少数民族（也许西藏除外），都要承受更多的屈辱。阿扁试着着踩过历史的地雷，何过之有？相反地，大陆的当权者可以向阿扁学学历史，像他那样利用历史上的特殊日子，移花接木，兵不刃血，一举造成既成事实，真堪称武林高手。奉劝北京政府翻翻月历，共产党作恶半世纪， 一年到头人民几乎每天都有灾难，每天都可算作国殇祭日，只要有心，不必等六四，随时可以向人民下跪请罪，放下屠刀。

马英九三月和胡锦涛四月的访美一前一后，两人的身份背景殊异、国内的政治格局不同，华盛顿东道主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和会谈内容自然也回异。不过有一点倒是非常现实和真确的， 即美国政府、舆论和社会对他们所表现的热络程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国内的声望和地位。马英九来美被称为“选前暖身”，而胡锦涛卯着劲儿要争取“高规格”，其目的并不是为国家争面子，而是想为个人镀镀金，好回去压惊，镇住那些他有点儿罩不住的军、政敌对势力和社会上不断涌现的民愤暗流。

只是要讨好布什政府，不是带着几亿合同就能宾主尽欢的。不说这两个国家的基本体制，一个民主，一个专制，在理念上有着南辕北辙的对立，美国对极权的共产国家有着本能的疑虑和反感，即便在实际的利益对等上，如能源争夺、智慧产权的保护、贸易严重失衡、军购和中共军力提升等问题上，将有很多棘手的谈判，加上台湾、西藏、北韩等问题，要达到共识谈何容易。台湾问题是大陆统治者是否稳坐权力交椅的风向标，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时，一祭出统一台湾这面 “民族大义”的旗子，就能压倒杂音。胡锦涛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纠缠，倒也不是说他党内的那帮人马都铁板一块，只是当前社会的问题太多太积重难返，陷阱处处，稍不留神，就万劫不复。何况他还要继续对外打出“和平崛起”，对内“和谐社会”的招牌，虽然现实正好相反。

民主国家的可爱处在于国会可以跟政府分唱白脸和红脸，舆论和民意可以自由表达和流露，哪怕是极伤人脸面的。布什政府定然会按着礼仪给予中国的国家元首（虽然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应有的高规格接待，但是国会两大党的一些议员们已经在筹划着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迎接”关押网络作家和记者、打杀宗教人士和法轮功、枪击和平争抗的村民的中国头号人物了。媒体在静观、民间组织在酝酿，胡大人的访美可不会是马英九那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场面了。

因接受日文《大纪元》之邀做《日本应帮助中国推进民主人权事业》的演讲，一衣带水
两边的朋友苦口婆心加以劝阻，有朋友甚至不惜发来绝交书。自日返国后，研读诸友的
来信，可归纳出四个劝阻的理由：一，作为基督徒，不该进异教的圈子；二，作为笔会
的访问项目，应该为笔会的安全考虑；三，《大纪元》随意剪裁采访对象，法轮功跟共
产党差不多；四，将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这四个理由背后的一个总理由是：法轮
功、《大纪元》是中共最敏感的敌人，我们得自律着点儿，千万别沾。
这些理由在我皆不成立。第一，基督教最初只有耶稣一个人，睁眼所见，皆为异教之人
，举足所往，无非异教之区；保罗去罗马，利玛窦到中国，也都是进异教圈子，不进异
教圈子就没有今日的基督教世界。第二，笔会安全不安全，与你做什么无关，与官方的
心情有关，而它的心情像龙颜一样莫测高深，凡事我们只能按自己的心情做，没法按它
的心情做。
第三，世界上不存在对采访对象照单全发的媒体。《人民日报》乃至大陆所有媒体上连
我们的名字都不能出现一下，为什么在《大纪元》上我们就要牛得金口玉言、一字不许
动？《大纪元》比《人民日报》好欺负？有朋友甚至发誓不再接受任何法轮功媒体的采
访，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本事不看《大纪元》，不用法轮功人士发明的软件上海外的网
站？
第四，在日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日本主流社会已经沦陷为政治中国的精神殖民地，该
失去的理应大胆地失去，就像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失去中国官方社会的“疼爱”一样，
不必感到可惜。事后证明，此举并未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日本一家大媒体的记者
告诉我：“日本人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并不认为它是邪教。我们之所以与
他们保持距离，只是怕你们的政府不高兴罢了。你这次演讲，对我们日本人和日本媒体
也是一个突破。”
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更明确表示，愿意为我提供为期一年的访日项目。不是由于我向他们
透露了江泽民要辞去军委主席之类的所谓国家机密，也不是由于我与他们秘密签订了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或者马关条约，乃是由于我的独立不依、人道至上。
当我们书架上的一本书找不到的时候，我们没法通过喊它的名字而让它从群书中自动出
列，因为它是死物，我们是活物，死物与活物之间没有这种沟通渠道；当我们希望与我
们养的阿狗阿猫交谈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是人，它们是动物，人与动物之间
不存在这种沟通的管道；当我们渴望与死去的亲人相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
分别在阴阳两界，阴阳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沟通管道，可是活人与活人之间本是存在这种
沟通的管道的，为什么也要人为地加以隔绝？
把地主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右派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异议人士孤立隔绝起来，把法
轮功孤立隔绝起来，把上访者孤立隔绝起来，把高智晟律师孤立隔绝起来，把冰点事件
孤立隔绝起来，把中国人民用互联网上的防火墙孤立隔绝起来。孤立隔绝是他们的治国
御民术，我们没有义务像他们肚子里的蛔虫那样揣摩他们的圣意，从而自觉做出正中他
们邪恶下怀的选择。
关于这四个理由背后的总理由，我的想法是：如果官方的敌人，我们也得当成敌人；官
方敏感的，我们就得跟着敏感，那我们拿我们自己怎么办？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被官方所
敏感的，甚至被当成敌人的，莫非我们自己也得敏感着自己，敌人着自己吗？
理由尽管不成立，可毕竟是朋友们的劝告，演讲去还是不去，那两天熬煎得我满嘴起了
热之花。日本人称上火起的水泡为热之花。现在熬煎已经过去，在女共产党与女法轮功
之间，我宁愿讨个真善忍的法轮功女子做太太，做个男性王昭君，倒插门到法轮功世界
来和亲。
2006年3月24日 北京

    当胡戈被指“恶搞”陈凯歌，风头慢慢小下去的时候，又一匹“恶搞”黑马横空出世，只是他搞的不是陈凯歌这样的名人，而是总理，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国家资源的掌权者。
    
     据东北网转载俄罗斯新闻网的报道称，3月下旬，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一段录像带，画面清晰地拍摄下一个长相、衣着酷似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男子，在欧洲议会大厦车库处猥亵一名比利时女警察，在警花背后做出臀交的猥亵动作。不过，这个“胡戈”没有留下姓名，却有着比胡戈更加非凡的勇气。这胡戈搞陈凯歌，让《无极》变“无耻”；那“胡戈”恶搞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让这位总理说不清楚短片上到底是谁，而且更难摆脱传闻中的“总理调戏警花”的难堪。
    
    
     其实，我只是身处中国的背景评论这位“胡戈”有非凡的勇气，是因为他针对的意大利总理，估计他是意大利人。而在民主的意大利，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胡戈”。
    
     据3月30日《环球时报》报道，这段短片在网上公布后大受追捧，几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3月24日、25日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期间忙里偷闲观看了这段短片，结果使这个短片成为欧盟峰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有人认为，意大利议会将在4月9日举行大选，这盘涉嫌蓄意伪造的“性骚扰”短片可能出自反动派之手，据称企图利用录像损害现任总理的形象。此前，据称互联网上曾一度流行另外一段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丑闻录像带，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个长相、衣着与他酷似的男子在会议期间用手指挖鼻孔，之后搅拌咖啡，喝了几口。
    
     民主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不但可以用选票更替政权，更换领导人，还可以用选票保卫政权和领导人的当选和履行职责。意大利总理在网上遭遇 “恶搞”，并不妨碍他在任职内履行职责的安全，同样他掌握的政权也是安全的，因为民主政治是理性的，既保护多数人的权利，也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既不让多数人发展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也不让少数人有获得暴力的特权。“恶搞”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国家对于这样的恶搞应该说是感兴趣的，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换句话说，就是意大利的“胡戈”可以任意“恶搞”意大利总理，意大利总理被“搞”却无可奈何，他手里的权力不能伸向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个权利神圣不能侵犯。
    
     不过，这个总理虽然被言论“恶搞”，但他却不甘心，最近他大放厥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些禁忌开始说三道四了，似乎要“恶搞”一下中国。报道称，4月份，这位总理将为大选助选前夕，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场造势大会上说，在1949-1976年之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曾把婴儿煮了做肥料。贝卢斯科尼说，“去读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你会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不吃小孩，而是将他们煮了，当成肥料来灌溉田地。”法语书《共产主义黑皮书》，是一本政治内容的书，最早于1997年在法国出版。据称“该书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贝卢斯科尼本人所拥有的出版社也在意大利发行了这本书，在其竞选运动中，贝卢斯科尼曾多次使用书上的言论，以达到妖魔化意大利共产党派的目的。
    
     贝卢斯科尼被视为是拥护“共产党威胁论”的意大利领袖。在冷战时期，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柏林围墙倒下、苏联瓦解后，大部分的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就转投左翼民主党，该党目前是意大利主要的反对党。中间左翼的反对党联盟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该联盟成员包括三个共产党。一般相信，贝卢斯科尼这个时候发表上述言论是为了打击反对党。他在2001年的选举活动中说过：“我可以举办一个讲座，证明共产党确实吃过婴孩，他们还干下更恐怖的事。”
    
     3月29日《联合早报》刊登新闻称，中国谴责意总理“煮婴论”，中国外交部28日在传真给路透社的文告中说，“我们对这种无稽之谈表示不满。”文告还说，意大利领袖的言行应该顾及到中意友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才对。2006年是“中国意大利年”，中意两国将开展一系的文化交流活动。不过，这个“插曲”似乎更让中国的共产党人觉得不能容忍。3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意大利总理诬蔑中国煮婴儿作肥料遭谴责”，称总理贝卢斯科尼27日在那不勒斯竞选演说中捏造谎言，恶毒攻击我国曾经“把小孩子们煮了作肥料”。这种肆意侮辱别国、破坏两国关系的行经，不仅遭到中方谴责，也受到意大利许多政党和各界人士的普遍痛斥。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中左联盟领袖普罗迪发表谈话说:“贝卢斯科尼的言论是对13亿人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的谴责。他的言论再次损害了意大利的国际威望。”重建共产党、民主共产党、意大利价值党等各党领袖一致指出，贝氏为了竞选而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故事去伤害一个伟大民族，显示了他的“狂妄自大”，“他根本不配领导国家”，同时也表明现政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一些学者纷纷发表谈话，指出贝氏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意识形态作祟，完全出于其“反共情结”，应当受到谴责。历史学家萨尔维亚蒂说:中国确曾发生过自然灾害，但绝未发生过贝卢斯科尼所讲的荒唐故事。另一位著名汉学家说:“贝卢斯科尼称其言论是引自一本书，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意大利也出版了许多批评他本人的书，检察院也就其贪污、行贿、甚至与黑手党有关联等问题多次调查和起诉，他为什么就将这些都斥为‘编造’和‘诬陷’了呢?”
    
     3月30日中国日报网站还报道，贝卢斯科尼3月29日承认，他上周做出的关于“中国煮婴儿做肥料”的言论非常不好听，但拒绝为此进行道歉。他同时认为中意关系不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政治就是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国家利益。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批评，都是符合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意大利总理被“恶搞”，和他“恶搞”中国，同样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因为意大利保证了反对派的权利，以及公民对总理的批评和抨击。不过，作为中国公民，倒是希望阅读、分析和批判一下《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一个大国，打造阳光政权，应该以开放的气度“透明”党和国家领导人，让中国自己人完全掌握世界和中国的真实历史，以及国际舆论的真实评价，才能使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About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is a non-politi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writers that f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ublication, and works toward ensur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 prerequisite for a truly open society.

Founded in 2001 by a group of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and in China, ICPC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s of Chinese language wri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CPC is an official affiliate of International PEN,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writers dedicate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defense of writers suffering governmental repression. Through the world-wide PEN network and its own membership base in China and abroad, ICPC is able to mobiliz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writers and editors within China attempting to write and publish with a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views, ideological standpoint or religious beliefs.

In April 2002, ICPC established a website  www.penchinese.net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members. Since August 2002, ICPC has posted the works of more than 60 members to its website that otherwise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due to political suppression.

To fulfill its mission in defending freedom of writing and expression, and to help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ICPC documents the cases of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reports their cases to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writes petition letters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mprisoned writers to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nd others, and solicits donations for imprisoned writers. ICPC recently has advocated for the cyberdissident Du Daobin and raised funds for his family. ICPC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imprisoned writer’s family.

With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in-Exile Committee, ICPC will assist Chinese writers-in-exile to find safe haven in a new country and thus resume their careers. Specifically, ICPC will help them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s Hellman Hammett Prize and have their works translated into local languages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enter local literary circles.

Literary activities are ICPC’s primary focus. ICPC will organize literary seminars, poetry readings, and conferenc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ublication of a literary journal is also under planning with the hope of soliciting manuscripts and distributing it in China,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rrier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CPC established a Freedom to Write Priz in 2002 to honor writers who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ry wri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e award is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freedom among Chinese writers. The first award was given in June 2002 in Boston and and the second award was given in October 2004 in Beijing. It will be given every year.

施用勤　译

一、什么是群众激进化？

现在在共产国际中，群众“激进化”不是对过程的鉴定，而是赤裸裸的信念符号。《人道报》教导说，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激进化。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每个党员来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不可

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有可能消化不良，因为整天都在咀嚼垃圾食品；他有可能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是批评家还是表扬家；他还会身心憔悴，像华威先生一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但是，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他和文学女青年眉来眼去，谁也搞不清究竟是精神恋爱还是肉体恋爱；他跟作家称兄道弟，把四溅的口水编成高深的对话录；他还可以充当公众的导师，大声感慨精神家园变成了精神沙漠。

　　批评家的门槛

　　吊诡的是，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像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许多掌声。

　　不过，批评家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他们的特技是“无米之炊”和“点石成金”。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无中生有”和“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不妨开出下面一个问卷，请批评家回答：你参加作品研讨会之前，是否会拜读那些自己即将高谈阔论的大作？你的评论，有多少是应作家朋友的邀请而写？你会为一个没有知名度也没有打过任何交道的作家写评论吗？据我所知，对作品说“不”、对作家（当然是成名作家）说“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批评家的普遍态度。对作品说“不”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指批评家根本不会去认真阅读作品，但巧夫擅做“无米之炊”，没有阅读过作品，一点也不妨碍批评家们煞有介事地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第二种指批评家读过作品，并且颇有非议，但他们会在作家面前掩饰自己的不满，将作品夸得天花乱坠。

　　批评家究竟需要有哪些品质呢？有人说是正义和良知，有人说是胆量和勇气。事实上，批评家不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正如见义勇为的英雄大都不是批评家。

　　还有人说是写作才能，当批评家对某部作品稍微表示不满时，经常遭到作家的反唇相讥：你也写一部让我们服气的作品看看啊！我同意批评家需要有写作经验的说法，但并不因此认定批评家一定要在写作上超过作家，才能发言。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堪称批评家的模范。她本人手无缚鸡之力，却对各种江湖门派了如指掌。虽然她的朋友个个都比她武艺高强，在对阵的时候却经常靠她的点拨才能出奇制胜。哪怕是已经在江湖消失多年的武林中人，王语嫣也可以凭借招数判断出他们的门派。

　　这种“慧眼”恐怕如今的批评家难以想像，如果遮去作者姓氏，他们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很有可能迥然不同。

　　被“包养”的批评家

　　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可望王语嫣项背，却高度疑似韦小宝。小说里的韦小宝被七个美眉围绕，现实中的批评家则至少被七种力量支配。

　　首先，批评家被作家“包养”。一个批评家有自己感兴趣的作家，这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他不加辨别地称赞该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几乎可以列出一份当代文学的人物关系表，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就猜得出哪些“代理人”将为之摇旗呐喊。其次，批评家还被学院“包养”。如果盘点批评家的名片，多半写着博士、教授或者博士生导师之类的头衔。事实上，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并不统一，一个毕生研究某位作家生平年月或某个文学事件前后过程的学者，很有可能是文学的外行。再次，批评家还被读者“包养”。

　　在发行量高于一切的今天，批评家可以放弃所有底线，在圈内“臭名昭著”在圈外“众星捧月”，然后又利用圈外的影响力在圈内获得承认（文学圈本来就是势利眼）。

　　批评界是个江湖

　　除了被作家、学院和读者“包养”，批评家还“寄生”在社交之中，部分权威几乎常年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颁奖典礼上，扮演着“文学司仪”的角色。其次，批评家也“寄生”在门派之中，文学江湖的错综复杂并不亚于武侠江湖，“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的门徒比比皆是。文学向来需要流派，但流派主要是观念共同体，而门派则主要是利益共同体。

　　再次，批评家还“寄生”在出版之中，有些干脆兼具书商的角色。只是他们往往隐藏商人的身份，露出文化的面孔。最后，也是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寄生”在批评家之中。也就是说，批评家不仅形成了各自的门派，而且整个批评家群体成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平时有可能“兄弟阋于墙”，但面临批评时却共同“外御其侮”。

　　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是一个强大的“主体”，七个美眉都成了等待宠幸的客体。如今的文学批评家则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等待着作家、学院、读者、社交、门派、出版、批评家的宠幸。

　　不过，批评家不能把这种境遇归咎于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营造了这种环境，又如何“骑驴找驴”地指责别人呢？

　　□王晓渔（青年学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