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尚有另一译名：“异端的权利”。异端究竟有无权利？这一点，我想在目前一个即便是行专制之实的前现代国家也不得不挂民主之名的时代里，应该已无争论的必要。毕竟，“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不时目睹以言论思想为罪打压异己的惨痛事例。这除了国家制宪时一定程度上的伪善之外，恐怕尚有其他原因。比如，果真就是一切言论皆无罪？
言论观点之间难免互有抵触，争论自然也在所难免。然而论战一旦开始往往就会陷入僵局：彼此皆固执地认定自己手中所持方是真理，故而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演变的方向无非两种，且皆因世俗权力的介入而告终。
一是走向恶俗化，由论战沦为“骂战”。太多曾经喧闹一时的论战往往只是隔靴搔痒，甚至顾左右而言其它，不去讨论真正的是非对错，而只是一味诋毁对方的人格品质。于是常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存有一定的修养问题。殊不知除此之外，世俗权力的虎视眈眈却也常迫人无奈。
二则——为我所喜亦为我所忧——成为毫无顾忌的思想撞击。激扬文字，惊世文章，直至世俗权力破门而入，讨论之门遭至摧毁，论战某方乃至双方被押赴刑场，犹难休止。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论战双方出于对争论所蕴含的政治风险的自觉，在论战愈演愈烈之际不约而同地主动将讨论之门关闭。
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一旦世俗权力涉足思想论争，必然产生现实悲剧。
世俗权力之为“世俗”，就在于它追求现时效益，而邪恶言论大多参习“野狐禅”。走的虽是旁门左道，但毕竟见效极快，自也就常受到世俗权力的“赏识”。世俗权力接上了邪恶言论，自然沦为邪恶势力，成为人民公敌。
然而即便世俗权力接上了正义言论——邪恶言论的现时效益毕竟不可能在人类史的每个阶段都高于正义言论，否则又何谈正义的最终胜出？再者，虽然正义言论出于其自身理论的自足性而无需世俗权力的帮忙，但世俗权力却难免会为博取支持而拉拢正义言论，或干脆谎称正义，伪装自己——为巩固其自身，则势必会以暴力强迫一切人在最短时间内信奉其选定的信仰：正义接上了暴政！而此时在野的批评意见就难免会连孩子带脏水一起倒掉，批评暴政的同时矫枉过正地兼批被暴政强绑在身的真理，虽不致成为邪恶言论，但终究是危险言论。
然而不管是邪恶言论还是危险言论，原本作为针对暴君动辄对持批评意见者治以重罪而提出的主张，“言论自由”与“言论无罪”就反倒会成为其招摇撞骗的幌子或肆无忌惮的护身符。故而我虽不承认统治者有杀人翼教之权力，但也颇能理解：毕竟在没有一个迅速有效的评判标准和裁决机构，却又有危及政权之忧时，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政治与哲学终究是两码子事儿。只是往往所杀皆是正义，常令人失声痛哭。
——最后或许有必要写下两条建议：
一是，说自己认真思考过或自己确实相信的话；
二是，卡尔·波普的故事。卡尔·波普在其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完成了一部反马著作，但他硬是压下而不急于发表，原因是，当时乃纳粹猖獗之时，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纳粹有压制之效。
“在我们心中，仍然不可灭绝的保持着原始幻想：可以找到某一种最终极其公正的赐予人类所有成员，以和平与秩序的宗教的、民族的或社会的制度。”
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隐伏着两种最终幻想，所幻想的则是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事物：一是绝对的自由，一是绝对的秩序。而实质上，对前者的渴望不过是为“免除自己面对现实生活所需的各种努力和思考”，仍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生活层面的绝对自由的渴望。然而不幸的是，对前者的渴望往往造成混乱，对后者的渴望则往往酿成了暴政——人类社会似乎远非如某位哲人所言的那么简单，只是在自由和秩序中徘徊，更多的则实是在混乱与暴政之间摇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性和秩序约束的必要性，于是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也一并转嫁到了对绝对秩序的渴望上：企图找寻一位全知全能的终极领袖或一种无所不能的最终秩序，以“免去自己面对现实生活所需的各种努力和思考”。而事实上并没有人真的希望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是由他人掌控和决策——如前所言，人们对绝对秩序的渴望仍是基于对自由的向往，对自己命运和未来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忐忑心理确实又总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出于对个人能力的不自信以及对复杂和责任的恐惧又使得我们急于寻求一种荫庇，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选取一位自认为值得信任的领袖或一个自认为值得信赖的团体——往往是由于他或它曾带领我们赢取一定的胜利和幸福。但也正是由于我们对其的信任和依赖，使得我们极易放松对其应有的警惕和制约，任由他们经受权力腐蚀的考验，最终酿成独裁与暴政。且一旦存有外部危险，人们则更容易由于后者的逐日加剧而益发忽视前者。民族凝聚力虽是常由此而形成，但更多的独裁暴政却也往往正是借此而产生。
“教规和纪律在出色地实施着，异常为寻常做出了牺牲，富有创造力的自由为毫无反抗精神的奴性做出了牺牲，日内瓦只有在它那个最为独立的市民让雅克。卢梭那里，才会完全摆脱加尔文的束缚。”
但正如你我所知，卢梭的激情或许结束了加尔文，但也正是由于卢梭充满激情的政治理论才使得在其信徒罗伯斯庇尔的践行下酿成了雅各宾专政。一如加尔文结束了天主教专制统治，却诞生了新教神权政治和独裁。每次革命借以摧毁前一制度为目标，成功之后确也必将予人以自由，但若不能迅速建立另一新制度，则难免自由过度，沦为混乱；而即便可以适时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又往往会因贪功而急进，以恐怖治人。“不自由，强迫你自由；不道德，强迫你道德。”——好心而办坏事，令人切齿之外也实在可悲。
这就涉及到暴政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并非如前所述的，人民的盲从和权力的腐蚀，而是统治者或领袖内心的一种伟大理念——暴力压迫下的反抗往往不是出于同一目的，但是最终能够摧毁暴力的形式只有一种：更加暴力。全社会对暴政的普遍不满情绪，如若不能与一种理念相结合，往往就只能流于一种无力的牢骚而无所作为；而即便不与伟大理念相结合也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却又必将因其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而更加危险——而此种伟大理念中最可怕的则莫过于，对自由化和道德化的一种无限愿望，追求所谓的“终极道德”和“终极自由”。
这种理想主义在我眼中实在不过就是“至善论”，总会给我们一个顾准先生所说的“终极目的”。无尽危险便蕴于其中：对某一目标的过度注重必然相应的损害人们对执行手段的注重！
那是否就应该彻底抛弃理想主义？如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个人信仰的虚无主义已为我们做好了回答：不能！万万不能！那我们又究竟该如何放置理想主义?朱学勤先生说：“在野！”让经验主义在朝，理想主义在野。言之有理！但在野的又当是哪一种理想主义？答曰：在野理想主义。以前的理想主义是救世的工具，“缺乏个人意识，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和奋斗”；我们现在需要的则是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作为支撑的理想主义，是拯救自我精神的理想主义，是自救的工具。
然而话又说回来，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他的伟大理念，仍是源于人民对内部权威的过度信任和依赖，赋予其太多权力而不加以必要的约束。
顺便提一下，我倾向于一种观点：“人民需要的是管理者而非统治者，人民需要的是服务者而不是虐待者。”其实，人民需要的也并非管理者——在国人眼里管理者无异于统治者——而只是意见提供者。而且“应该向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
茨威格在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我没敢多想。但仍然觉得很重要，就只有大段摘录了：
“每一个时代都始终在为自己选择一个其他不幸者的群体，以便共同向这个群体发泄积聚起来的仇恨。一个较小的、较弱的群体，每一次都时而因为自己的宗教，时而因为自己的肤色、自己的人种、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社会理想、自己的世界性，被那些较强的群体选取为发泄潜伏于人性中毁灭性能量的对象；口号，时机在发生变换，但诽谤、蔑视和毁灭的方法却一成不变。”
即将完稿时传出了一件事情，使得这篇文章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据说一位来自北京的大一新生在学院学生会招新面试时公然向全学院“挑衅”。接着我就开始听说有人要暗中扣下他填报各社团的报名表，有人则要“封杀”他。看着那一张张几乎和我一样干净的脸，我感到无所适从。加尔文捉弄卡尔特里奥的那一套居然上演在我周围的朋友之间，我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挑衅”究竟有多么的罪不可赦和死有余辜！
“世俗权力一旦涉足思想论争，必然产生现实悲剧。”然而世俗权力必将涉足思想论争，现实悲剧无时不在上演！
一想到辅导员们所辛辛苦苦设计的民主方案就这么被一群学生干部给搅了，竟也有些同情崔永元“上下联合”制约“中间层”的主张了。是啊，每思及至此，我总难免恨恨的想：哪怕再来一场“文革”又有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