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得了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今年3 月12 日，哈罗德·品特又在意大利都灵接受了欧洲戏剧奖。 欧洲戏剧奖由欧盟执行委员会创办于1986 年，每两年举行一次，用于表彰那些“对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剧院。品特获奖次日，《卫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文/ 迈克尔·比林顿 编译/ 庄清湄
我的生活起起落落出人意料
《卫报》: 我们先谈谈刚刚过去的特殊一年吧。你赢得了威尔弗雷德·欧文奖、弗朗茨·卡夫卡奖、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又是欧洲戏剧奖。你所获得的这些公众认可是否支撑着你克服身体上的种种不适？
品特: 是的，我有过好多次身体极其虚弱的经历，有些非常恐怖。去年十月是我75 岁生日，我参加了一个由都柏林大剧院专门为我搞的庆祝活动。第二天离开都柏林，我到达机场准备出车门的时候， 脚下一滑，头撞到混凝土路面的石板上， 划开一个很深的口子。我妻子转过身来看见我躺在血泊中。当晚我在极为吓人的状况下在医院躺了四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才回英国，两天后身体渐渐恢复终于能起床了，我突然听说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真的，我过去的生活确实是起起落落出人意料。
《卫报》: 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品特: 起先，这是个极大的惊喜，非常出乎意料。一个家伙十二点差二十分的时候从斯德哥尔摩给我打来电话说：“早上好，是哈罗德·品特吗？”我说：“是的。”他说：“很高兴告诉你，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我说：“谢谢。”
接下来他们就叫我写获奖演说并传给他们，但是我发现我又进了医院。我得了只有在巴西丛林里才会发的皮肤病。我必须解释我从未踏足过巴西丛林，但是我的症状和那些巴西印第安人一模一样。总之，我没有太在意，还是继续写我的获奖演说，但是医生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他已经看过我的验血单，他说：“你必须立即住院。”我问：“‘立即’是什么意思？” 他说：“从现在起的五分钟以内。”
我正好差不多写完了，花了大概十分钟到达医院。一会儿工夫我就被送进了重症病房，呼吸困难，我的妻子和一大堆医生围在周围。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真正处于死亡边缘，不能呼吸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以前从没经历过类似的绝望。但是我没有死，医生救活了我，我今天才能站在这里。
《卫报》: 谢天谢地(大呼)。我不想像发了疯一样紧追着这个问题不放，但是， 当意识到死神来临的一瞬间，你的大脑里闪过什么念头吗？
品特: 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任何想法，只是经历了而已。如果你像我一样置身于那种情况下，你只是挣扎着活下来。你硬撑着坚持呼吸，你硬撑着不能失去呼吸的能力，我勉强活了下来。
《卫报》: 写完了演讲稿，你还要演说， 那很难吗？
品特: 我坐在轮椅里被人从医院接到演讲现场，演讲结束以后又直接回到医院，但是那很好，我非常习惯自言自语..我主要担心的是在我演讲，甚至是写演讲稿的时候没有激情。
不只是谋杀行为，而是战争犯罪
《卫报》: 谈谈演讲内容本身吧。在我看来它的意思是，既然艺术没有明确的真理，那我们就有义务去检验生命和社会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拉克是一个转折点吗？因为所有的纪录资料，包括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让全世界的人们意识到现实。
品特: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应当为发动的战争负责: 这意味着真正的毁灭和严刑拷打有多严重。机缘巧合，我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丑闻都不是第一次，在它们之前早有先例。
正如我在演讲中指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过去50 年来到现在一直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利益在哪里？”..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像我一样为此感到厌恶、羞耻和愤怒。发表完演讲以后，我收到无数从美国各地写来的信，很多流露出绝望的情绪。
但是，回到你说的问题，我发现过去我在抨击美国滥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用嘲讽的态度。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是绝望)，我相信我们已经面对绝望过了很久很久。
《卫报》: 但那是关键。因为在演讲中你重复说道，美国边干涉他国事务时， 边想把它从人们的大脑中抹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你不能说伊拉克也一样，不是吗？证据每天都伴随着我们。那是谎言和欺骗的升级。
品特: 确实如此。当然，现在不能忽视的是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比如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绝对不是偶然事件，并不是像人们所见的只有一只烂苹果。他们来自高层，我们盯着白宫，盯着五角大楼， 顺便盯着唐宁街10 号。
我们应该怀疑谁，现在我还不确定， 但是我欣喜地感到听众中的一小部分人想对此说些什么。这是你生活的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我们政府的行为深感羞耻。
对于英国政府我也想说， 布莱尔对布什政府发挥的作用极不体面也令人厌恶。厌恶还不仅如此，当你把炸弹丢到独立国家土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堆里时——无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就不只是谋杀行为，而是战争犯罪。
《卫报》: 在英国，你的诺贝尔演讲由卫星频道直播，《卫报》也全文刊登，但是据我所知，BBC 电视台删减了很多，对此你感到意外吗？
品特:BBC 不是删减，而是完全忽视了。有些人争辩说BBC 和政府合谋故意删减了演讲，但是我不信。我不同意共谋理论。
《卫报》: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品特: 我不知道，你得问BBC。
《卫报》: 考虑到你对英国政治以及对布莱尔和布什二人关系的看法，我很想知道英国政界有没有什么让你敬重的人物。
品特: 工党的鲁宾·库克是我极为敬重的人。他有大声呼吁从伊拉克撤军的勇气，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但是自动辞职在这个社会并不流行。(鲁宾·库克因为对伊拉克战争不满而自动辞职。)
让笔下的人物过自己的生活
《卫报》: 说说你演讲的另外半部分， 关于写作过程。你说戏剧是由一句诗、一个词或者一个形象引起的，也提到剧
中的人物形象不服你的管教而是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难道你就没有有意识地组织剧中的某些行动和人物吗？
品特: 创作初期我并没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意识在工作，当到达某个临界点， 我明显地意识到工作得非常痛苦。换句话说，我并不是一直处于无意识中的， 我的一只眼睛始终睁着。但是作为作家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发现笔下的人物你根本就不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让他们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作为作家的你和作为人物形象的他们会发生矛盾冲突，该谁负责？没有简单的答案，
我想，最终该负责的还是作者自己。因为， 不管人物形象喜欢不喜欢，我不得不拿出钢笔划掉一行( 作涂抹手势)。这可能是他最喜欢的一行对话(笑)。但是我手里握着笔。
《卫报》: 举一个切实的例子。《回家》中的鲁斯有着自己的意志和她自己的生活，但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将走向哪里， 那就是朝着一条战胜世俗的家庭威权的方向。
品特: 我真的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她在哪里，或者剧本将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第二幕中哥哥泰迪把他的妻子从美国带回伦敦见自己的家人。当我看见这两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渐渐的，随着戏剧的发展，鲁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了故事的发展: 鲁斯的性感力量和权威沿着一条奇异的道路增强。这可能听起来像废话，但是我简直无法从她的道路上解脱出来。她开始决定了剧本的发展，然而我毫无方向。她无可争议地成为我最喜欢的人物。
《卫报》: 这个过程在《把酒送行》、《山的语言》、《聚会时间》这样的政治戏剧中也有吗？
品特: 不完全一样。很难定义，但是在《聚会时间》里有一大群喜欢时髦和香槟酒晚会的衣冠楚楚的人，而门外就是路障和直升机。我一早就知道宴会上的人—或者说至少一部分人—是必须对门外发生的事负责的。所以我清楚地知
道我没有用《回家》那样的写法。写剧本是一项依次进、循序渐进的工作，决不会发生两次同样的经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戏剧
《卫报》: 政治戏剧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你想知道其他作家采取了什么和你不同的写作方式吗？比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
品特: 布莱希特的作品我经常阅读， 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但是今天，我非常崇敬戴维·黑尔创作的以伊拉克战争为
题材的《偶然的资料》、《永恒的道路》等等。他的剧本清晰而尖锐，分析有条不紊。我敬佩他的严格、真诚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卫报》: 目前的英国对“呈词戏剧” (政治戏剧中常用的逐字记录证人证词作为剧本内容的戏剧形式) 有着狂热的渴求，你也支持这一运动吗？
品特: 绝对的。三轮车剧院和皇家剧院确实创作了很多好作品，但是我也对在纽约上演的《我的名字是雷切尔·克劳》很重视。这部剧本中的雷切尔·克劳是一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形势研究者， 一辆铲除巴勒斯坦住房的推土机开过来， 撞翻了她.. 但是这部剧本最近被纽约的制作剧院撤销了，我想主要是出于在美国和英国同样猖獗的对真理的镇压和抵制。我举一个英国国会大厦外不远处施行的禁令为例: 一个女人走进国会大厦地带，读出大约80 个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英国士兵的名字，居然被罚款而且有了一项犯罪记录。她干什么了？读出阵亡的士兵的名字，提醒国会大厦里的人他们终将承担责任，然后她就立刻被封杀了。
《卫报》: 当时你的立场是什么？是不是渴望用钢笔在纸上写下来？
品特: 是的。这只是形式问题..我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写诗，而且我肯定自己会写到死。我曾经说过，我现在还要这样说: 我已经写了29 部该死的剧本，还不够吗？
《卫报》: 最后，祝贺你获得欧洲戏剧奖。在这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电子社会， 你还对戏剧的效力保持坚定的信念吗？
品特: 观众和演员及时分享特殊时刻的简单事实、发生在舞台和观众席间的生活强度—这些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