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个以无产者挣脱锁链，获得解放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却如哈耶克所言，成为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在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权的国度，人民反而失去了自由。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牺牲最大的中国农民，遭遇最为悲惨，他们长时间地被束缚在集体农业中，不仅普遍陷入贫困，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九年到六零年的大饥荒，更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大陆农民最满意的不仅是吃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重获人身自由。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跪著的自由，农民依然没有政治权力，依然是二等公民。令世人震惊的是，这有限的自由，竟然给了大陆经济如此巨大的推动力。

跪著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后果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在一个跪在政治强权面前的自由经济中，弱者的权利必然普遍遭到忽视。六四以来，大陆各种弱势群体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伤害，农民在这个大变局中又一次成为最大的输家。不错，传统意义的农民是一个必然消亡的阶级，但大陆农民的遭遇在于，太多的人找不到转换身份的机会。传统农民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城市却只为他们打开了仆役的侧门：他们只能以所谓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却很难跨越成为市民的高门槛。农民日益成为流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忙于瓜分和享受财富的大陆当权派无心关注农民的遭遇，大陆的知识和文化精英也专注于享受跪著的自由带来的种种好处，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开始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在农民问题上，胡温显然比江朱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江朱不负责任的农村政策后果最直接的承受者，江朱造成的很多后果他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要由他们来买单。

2006年两会的准备过程与进行过程，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之关注，问计求贤的态度之诚恳，为多年所罕见。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扩大政协参政发了一个5号文件。我想，许多人都与我持相同的看法，那就是这一次共产党并不是做做样子。靠农民打天下的共产党真正感到了农民问题对自己的威胁。共产党当权者从越来越多的太石村，东洲村事件中看到，不少农民已经不愿继续跪下去了，更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带领他们一同站起来。

农民问题正在成为促使共产党放宽民主议政尺度最有力的杠杆。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虽有认识，但并没有什么有信心的办法。放宽议政的尺度，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政策失败后的政治风险。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陆所谓的民意机构中，最缺的恰恰是农民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农民代表的议政体制中，议论农民问题，比较容易形成的基本的共识，就是不要让农民问题颠覆现存的秩序。

跪著的自由引发的问题正在催生跪著的民主。跪著的民主能否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呢？我注意到民建中央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建议。据《新京报》报道，民建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政协委员熊大方说，他们调研发现，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们特别建议优先使他们迈过市民化的”门槛”。但这一建议马上就遭到公安部某官员的反驳。他认为，”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无法招架。”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间”。

看来，跪著的民主如果找到什么办法的话，恐怕也必须是让农民继续跪著的办法。问题是，农民会答应继续跪下去吗？中国人会愿意继续跪下去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能够回答的，也不是今天当权的任何精英能够回答的，而恐怕正是要由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来回答的。

评魏承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产生过特殊的影响。尤其是上个世纪四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专政之下，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体制改革，其生存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的地位等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又有其独特性。因此，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就是以当代中国上海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考察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上海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包括共产党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工具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透过这些考察以了解在中共实行全能主义政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些什么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

上海，是现今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中地。而上海原本就地处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西方文明的输入，更是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景观。上海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为近代中国各种思想主义、文学流派，艺术风格的表演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大舞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上海的知识分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从一开始就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发生关系。有许多涉及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重大事件，都牵涉到上海。由此可见，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至于本书作者魏承思，生长在上海，曾经任职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参与主持制定上海文化发展规划。该书经过十多年来的检阅档案材料和人物深入访谈，从社会学角度，对上海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态度和行为，进行考察研究：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中国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闻名于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党基层干部俯首帖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运用当代历史社会学理论，作者在书中分析指出：“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规范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并内化为知识分子的意识结构。虽然存在知识分子对社会控制所作的知性反抗，但在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这种反抗收效甚微，甚至是完全无效的。只有当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质变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和意识以及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作者认为，“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个别知识分子可能超越周围所处的环境，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则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嬗变起著决定性的作用。”作者也以此阐释了一九八九年“六四” 民运，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去工具化的一次尝试。总的来说，该书可以作为探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的一项研究成果来看，也是其阅读价值所在。

捷克老朋友米洛斯寄来新年贺片和两款捷克藏书票，说是去年全年他都住伦敦不回布拉格了：「年纪大受不了那边天气冷，冷得沮丧极了。哈维尔下台，山河好像也退隐，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静静过看书听曲的日子。我过不惯这样的修行生涯，真的。」米洛斯嫌这两款藏书票太新派，远远不如当年我们集藏的老书票雅丽：「这些年轻版画家太受欧美新潮影响，不读旧书，没有旧学根基！」我发现哈维尔的文人品味深深感化了他那一代的捷克人。

贝岭说John Kenny划分哈维尔的一生为六幕政治悲剧：史太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布拉格之春捍人道社会主义时期；异见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牢狱生涯时期；一九八九年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十三年的总统时期。贝岭相信哈维尔的第七个时期是「后总统生涯」的世界公民时期。贝岭与哈维尔是朋友，去年十一月哈维尔夫妇去台湾他写了不少文章。我在电话说起哈维尔健康听说很差，在台北晶华饭店还了一交要坐轮椅，米洛斯说：「那第七个悲剧恐怕只能半躺看看书了！」

　看书，好像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的闲差了；年轻人只顾看电脑看信息。米洛斯那样的书虫早年在英国满街都是，个个渊博，个个怪癖，轻易可以写出Nancy Pearl的《Book Lust》和《More Book Lust》。旧书店老板几乎都是老朋友老同道，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顺口说得出一段书海奇缘，各派作家的风格闭眼睛总结几句胜出学院教授讲三堂课。说我们生逢儒雅盛世固然不错，追猎越深下笔的信心其实越浅：谁还敢售卖半生不熟的学问？

Nancy Pearl是西雅图图书馆馆长，前两天美国报上写她在国会图书馆得全国妇女书会颁授荣誉奖状，说她对书籍世界有过非凡的贡献。她一生与书有缘，卖书，管书，写书，今年六十还清清甜甜的，难怪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告示板模特儿，拍出食指贴嘴「嘘」人的大照片劝人不要吵闹。她说她入行三十年了，从来不敢随便「嘘」人，从来忘不了《Breakfastat Tiffany’s》奥德莉．夏萍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遭人狠「嘘」的一幕：”Imagine shushing Audrey Hepburn!”

米洛斯那样的书虫不会学Nancy Pearl写书教人看书。她的书叫《Book Lust》，叫《书欲》，很好；加个副题”Recommended Reading for Every Mood,Moment,and Reason”加坏了。米洛斯那天在电话说：「文人总统哈维尔，多好；经济总统克劳斯，多市侩！」我说我最希望哈维尔暮年写一部谈读书谈写作的回忆录：他过去写的书都飘太多政治悲剧的幽灵，该回头做一次书斋的老文人了。

《Book Lust》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的人用一百减掉年龄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嗜书上瘾者是readaholic，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龄老人还气，连封面都懒得看，乾脆要哪位作家写哪一种书！

在21世纪互联网使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今天，仍然用禁书的方法来规范公众的思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时髦的礼物

有媒体报道，现在海外华人回中国探亲最时髦的礼物，就是在海外或者香港买的大陆的禁书。

最早在亚洲周刊上看到，今年初，阎连科的九万字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删成五万字后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发表，尽管按阎连科的话说“已经根本就不象一个作品了”，却还是立即被北京的中宣部查禁，“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道”，已经发出去的那期《花城》全部收回。《为人民服务》因此成为2005年中国大陆第一禁书。

九月初去香港做节目，友人送我一本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为人民服务》全本，带回伦敦的办公室传着看，看过的同事居然个个赞不绝口，有的还冒着被老婆抗议的危险，看到凌晨不撒手。

故事简介

现在看我这篇文章的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想还是再简单介绍几句。

书中描写解放军某部师长的年轻妻子由于丈夫的性无能，因此和公务员兼炊事员由性爱发展为情爱的故事。

背景是文革时代。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是他们俩恋情开始的见证物和此后的定情物。因此中宣部的禁书令称之为：诋毁毛泽东主席，诋毁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诋毁人民解放军，诋毁革命和政治，以及滥性的描写。

何为滥性描写

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网上读物和出版读物中滥性描写的东西数不胜数，按照普通的文学标准，我认为《为人民服务》尽管有相当大部分对性爱所作的详尽描写，但似乎很难称之为“滥性”。

只有在为性而写性的时候才叫“滥性”，为主题服务的描写就不应该被贬为“滥性”。相反，它的性爱部分的真实和幽默的描写，很少有其它的当代中国文学能与之相比。

那一节关于使用“反革命行为”来激发性刺激的描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夸张，但是谁都知道，生活中的真实，有时比小说更荒唐。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荒唐年代，扭曲和压抑的人性导致反常的举止，我想这应该是阎连科式的真实。

不管怎样，我和我的同事们并不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性描写而赞赏这本书，而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如此严厉的查禁，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读完之后才觉得这是一本真正的好书。

禁书效应

同样，去年中国大陆三大禁书中大陆出版的删节本《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的全本《最后的贵族》，也是先听说被禁了，然后才找来看，结果不仅对反右的内幕有更深的了解，而且被章怡和平静从容地对让人断肠的伤心往事的描述深深感动。

这就是人的逆反心理或者好奇心理所致的“禁书效应”，越禁越热。甚至那些并不值得让人大感兴趣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上海宝贝》，还有章怡和的另一本回忆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等，也因为它们的被禁，或者仅仅只是禁书作者的新作，而成为热门书。

从历史经验看，禁书不禁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再动用禁书的措施呢？希望能听到各位对这个问题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