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林达写过三本有关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患》、《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个梦想》。这些书深入浅出，不是专业著作，却比专业著作更能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制度。我把这三本书列为研究生入学以后的首选书目。现在林达推出了第四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她以一个经历过美国生活磨炼的中国人眼光看法国，看出了很多门道。我恰好这个学期开设一门新课，牵涉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对比，于是再把这本书列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我看重这些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接触了不少赴美留学的同代人，多数让我失望，只有林达选择的这条写作道路令我惊异，由惊异而生敬佩。
　　
　　我与林达五年前偶然相识。我见过他们夫妇生活的美国农家环境，实地体验过他们的生活。林达回过一次上海，我请她来学校与我的几个研究生见过一面。她只要求与学生随便聊聊，不要有一本正经的学术礼仪，她受不了这个。
　　
　　林达初去美国，即打定主意，离华人而行，扎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到远离城市的农业地区，第二次“插队落户”。我到那里的时候，曾惊讶他们的生活勇气：南方农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是一个百年前的老屋。没有院墙，却有一个将近五十亩的老树林。我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树林，可惜华人、留学生集中在大城市，都不愿意屈尊居住这样带树林的老屋，尽管这里的房价只相当于城市里的十分之一。我在那个树林里散步，能看到野鹿出没，也能看到北美小狼的踪迹。听林达说，在他们放洗衣机的那个陈年小谷仓，有一次把手伸进洗衣机，还碰到过一个冰凉的身体在蠕动，估计是响尾蛇。离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好几里路之外，而且没有一个华人，却有像“汤姆叔叔”那样的黑人，还有六十年代参加过“三K党”的美国农民。就是这些邻居告诉他们的美国往事，使他们突破了聚居城市的留学生们的狭隘眼界，也发现了教科书里天天在教导人的荒谬成见。他们最早萌发冲动，以书信体写作那三本有关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林达原来的专业就与艺术相关，能写，也能画。前三本书里没有插图，此次《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一次出现她自己手绘的插图——巴黎市景和建筑，也很耐看。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她的劳作并不是我们在美国经常见到那种艺术家在地铁车站给人画肖像或卖画，而是彻底的体力劳动与自食其力。她开着一辆运货车，外形有点像中国常见的“依维柯”，里面装满各种小艺术品，走府过县，赶集出售，多与美国的乡下人打交道。有时候长途跋涉，要越过好几个州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圣诞来临，有两个小贩从南方开车来波士顿看望”。他们为“小贩”二字笑弯了腰，却喜欢这样的称呼，觉得很贴近“劳动人民”身份，他们害怕被看成是专业学者、专业作家或艺术家。夏天我去南方，也曾经跟车到一个地图上查不到地名的小地方，“赶”过一次“集”。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一点波西米亚气息。和所有去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梦”。这个“梦”很简单，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他们没有精神负担，一定要挣出一个脸面带给中国老家看，也因为生活在底层，比那些挤在城市里的留学生更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社会。他们只是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只是一个低调、平实的眼见为实，民间而自由地写作，倒反而写得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我在那里的时候，不免与那些在美国校园里跟随美国教授突然拔高音调的留学生辩论，也有过与从前的落难挚友后来成美国老板的成功人士意见不合，拂袖而去。但是到了南方，到了那个乡间小屋，在那个老树林里走一走，就算见到北美小狼的脚印，心态却反而平静，用他们的话来说，改正了我的中国病：“刚忿”。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小屋了，却怀念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我因此而要求学生要重视这些并不是用来评教职，而是在自家火炉边用自家劈柴取暖而写成的通俗读物。这样的书，在知识界很难出现。我甚至认为，在南方农舍，比在哈佛的日子能教给我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书，更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达·芬奇密码》被诉侵权以来，丹·布朗一直保持沉默。日前他在伦敦高等法院为自己及其出版商进行辩护时，竟然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奋斗史。
    穿着深色外套、蓝衬衫的丹·布朗看起来并不像美国最富有的作家，而更像一个数学教师———这恰恰是他父亲的职业。自称从小在一个“弥漫着数学、音乐和语言”的新英格兰教师家庭中长大，丹·布朗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新英格兰口音，只有当《圣血与圣杯》作者的代理人向他提出一些令全场都费解的问题时，才表现出他的愤怒。
    原告一系列提问纠缠于丹·布朗是在何时阅读包括《圣血与圣杯》在内的300份相关研究文献和40本书的。而丹·布朗长达69页的证词则在暗示，自己如何成为一个以惊悚为题材的成功“密码小说”作家。
    “你得有一个以算术方式进行思维的父亲，不是像别的父亲那样，把你孩提时代的圣诞礼物放在树下，而是给你一张布满密码和线路的藏宝图，让你在解开难题和字谜后才在屋子的某个角落找到它们。你还得有一个非常热衷探索研究的妻子，会把她的研究成果进行详细注释，并输入你的电脑。然后你需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场景。”丹·布朗说，自己曾经考虑将一部惊悚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加拿大，但新斯科舍省还不够神秘。而一次在罗马梵蒂冈的度假旅行却使他越来越有创作热情。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出口，据说曾有一位主教从那里逃脱了敌人的追捕。这个秘密激发了他创作《天使与魔鬼》的灵感。“场景就是一种性格。在那次旅行之后，我相信梵蒂冈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场景。当然，在那之后，你还得有出色的创意。”
    丹·布朗称，在《达·芬奇密码》中，这个创意就是神圣的女性或女神崇拜。他最早是在一本名为《带雪花膏瓶的女人》，而不是《圣血与圣杯》中偶遇这一观念并开始构架小说的情节。“想法是很容易冒出来的，它无处不在。困难的是把想法变成小说。”他宣布已将一个写作大纲交给代理人，并将创作另两部建立在该主题上的小说，暂时命名为《波提切利的密码》和《占卜者的密码》。
    在大谈成功经验后，丹·布朗也勉强提到了自己的作品有多少借鉴成分。他说，人们很容易把一位作者与前作者扯上关系，但很多时候，同样的材料浮现之后，情节却可以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起初，我并不打算在《达·芬奇密码》中引入关于耶稣血统的观点，因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但是我妻子说服我采用这个我曾在《圣血与圣杯》之前的许多作品中发现的主题。事实上，直到《达·芬奇密码》创作的最后阶段，我和我的妻子才读到《圣血与圣杯》。” 

    作家简介

　　谭恩美（Amy Tan），美国华裔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曾就读医学院，后取得语言学硕士学位。她因处女作《喜福会》而一举成名，成为当代美国的畅销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为儿童创作的《月亮夫人》、《中国暹罗猫》等，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奥一网讯 好的小说家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唤云呼雾，酝酿出朦朦胧胧的弥天气场。即使是无意进入者，路过此地时也会被这个气场吸纳，身不由己陶醉其中，痴痴迷迷地读他（她）讲述的故事。

 　　扶乩、占卜、生肖相克、阴曹地府，“龙骨”乃至书法，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将这些在西方人眼里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招聚拢来。一番嫁接、拼合、组装，它们即如同被施过魔法的精灵，来回穿梭于字里行间，翩翩起舞，成为一部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铺陈一方气场，在灵异氤氲的气氛里，讲述了上世纪移民美国的数个中国女子的传奇故事——《接骨师之女》。

　　与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一样，《接骨师之女》的笔墨仍细致入微地探触母女情感纠葛的丝丝缕缕。女性情愫如水，滋润了历史的陈年尘埃，唤醒了被覆盖的往事，追踪女儿、母亲、外婆三代人的生活岁月，任凭情节游走在北京、香港、旧金山不同的地域空间。爱、恨、怨、嗔，喜、怒、哀、乐，纠缠着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撩拨着读者，特别是美国人对东方民族文化神秘兮兮的好奇心和窥探欲。难怪《接骨师之女》面世后，会立即被美国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关注。

　　文学探究的是人性。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倘若形象阐释“宿命”的复杂意蕴，又驱使神秘色彩与日常生活的细琐同步行进，小说的可读性就与市场卖点“一荣俱荣”。谭恩美似乎深得其中三味。《接骨师之女》又成功地借得历史事件做背景，于是，虚构的人物和场景真实得似乎可以触摸，情节就这样流畅如水，蔓延开去。

《接骨师之女》，谭恩美著，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30.00元

　　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子露丝衣食无忧。她与同居男子亚特的情感正不尴不尬地原地踏步。她对步入老年的母亲茹灵亦放心不下。夹缠在露丝与茹灵之间，阻碍母女交流的，不只是茹灵的老年痴呆，更是茹灵早年在中国的往事、与她先后有过两个丈夫的经历。走出这个迷宫的线索，是茹灵用中文写的一部回忆文札。可笑的是有个中国名字“如意”的露丝，要借助汉英词典，才能一个个读解回忆文札的词组，尽管露丝的英语写作水平，已能为人“捉刀”，写出一本又一本有销路的励志生活读物。亚特将露丝的这个职业称为“书本大夫”。一般人却称其为“鬼写手”。茹灵却说“鬼写手”这个词的中文涵义，有可以与鬼魂写信沟通的意味。瞧，小说有意无意就用“神秘”色彩，忽悠着读者的想像力。

　　高龄的茹灵生活中举止乖张异常。为了纠正这类举止，露丝常抬出一个人的名字“宝姨”，逼茹灵就范。“宝姨”原先是茹灵在回忆往事时，多次提及的一个女性。她似乎是个生前不守规矩，死后又被打入阴间，无家可归的幽魂，茹灵却对宝姨负有愧疚而敬畏有加。在美国的茹灵多次让露丝用扶乩的方式，请宝姨显灵，连股票投资都按沙盘中宝姨的指点下单……露丝请人将茹灵写的回忆文札翻译成英文后，读完才明白，原来“宝姨”的真实身份是茹灵的亲生母亲、自己的外婆。她天生丽质，是个接骨师的女儿，由于遭奸人暗算，在出嫁那天，父亡夫丧，在这个大喜日里成为孤儿寡妇，并由此被认为不吉之人。在无奈和痛苦中她自尽未成，却毁了容……至此，小说的华彩乐章才开始奏鸣，漫长又悠远的节拍，将读者从神秘色彩的氛围中，引渡到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一个制墨世家的兴衰，“龙骨”即古人类和动物化石的发掘，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华战争和抗战胜利等等历史背景，相继衬托出“宝姨”、茹灵和露丝等三代女性的命运变幻。母女情感和寻根意识，是《接骨师之女》中两个强烈的旋律，三代人的遭际、时光的延伸，正是在这两个旋律时而你隐我显，时而齐驾并驱中，抽丝剥茧地逐渐显露。东方神秘主义却伴随着故事情节，如同一个阴影，不时探个头露个脸的，挑逗着读者的猎奇心理，设下一个个情节悬念，许诺人们只有读完小说，才能破释谜底。

　　中国人移民美国，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可能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华裔女子在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如何认同自己的华夏血统成份，了解自己家世的缘由，同样是挥之不去的疑问。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文学无法回避这类作品，而出色地描摹小说中人物如何在两种文化互搏和争夺中生活和思考的文艺作品，理所当然地会被评论界所重视。好小说不应该止步于人物性格、命运的描述上，而通过故事情节，拷问文化的冲突，方能显现作品的思索和挖掘生活的深度。

　　名厨师的出色，在于调料使用的独特和烹制火候的适当。名作家的艺术造诣亦同此理。据说谭恩美写作《接骨师之女》，有较重的个人色彩。该书美国版封面用的，正是谭恩美外婆本人的一张照片，似乎与书中“宝姨”的故事相呼应。或许某些好探究作家身世者会由此而作种种猜度，可《接骨师之女》充分运用、调动东方文化的神秘气氛，命令虚幻伴随现实起舞，这一番手法却是拿捏得分寸适度，足以显露出谭恩美在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大家风范。

       我最敬畏的物事有一种，便是闲书。是那种真正的闲书。

　　什么才算得是真正的闲书呢？我有我的标准。这里头的讲究便是：作者一定是那种三闲一不闲的人物。三闲当是：身闲、心闲、岁月闲。一不闲则是：生平笔头从不闲。说得更简单一点，这种人是笔痴。笔痴好写，眼见了心到了，就要信手写来，不写便一日三餐皆无味。笔痴可以是成名了的作家，更多的却是民间神仙。

　　去哪里得到他们的书？全凭嗅觉会得。这嗅觉一是来自于笔头生涯，二是来自于心灵感应。你得由衷喜欢，你得有职业经验。近年来，书店里是书山书海，迎面就给你压迫感与胀满感。所有书籍的广告词都豪华得惊人，都有名人推荐、专家吆喝、媒体狂炒，好像不把你撑得恶心透顶，不把你脑袋彻底搅昏，决不罢休。而真正的闲书，只能期待偶遇。或邂逅，或巧合，或口口相传埋下了好感，以后某一天的不期而遇如同撞见多年不见的老友。

　　拿到真正的闲书，翻翻，心里豁然爽快通透，便不知不觉手把了书，一页二页，太阳西沉了也不知觉，入夜深了也不知觉，有时候竟然也无多的话，却似有点点滴滴的露珠，凉凉爽爽地滴在了心里，浸润开来，往血液里渗透，慢慢化作了自己个人的脾气与性状。这实在是阅读的好感觉，好比从前的穷孩子喝了一碗老母鸡汤。阅读闲书，自己也松散娴静，常常只是欣赏文章，连作者姓甚名谁也不会刻意去记住，日后时而冒出来，时而又忘记得干净了，连卖弄的想头都不要存有了。真正的闲书居然就有这样的好法子！

　　我想我若是真正有出息，将来就该写得这样的闲书，遇得这样的读者，也不枉我一条性命，出生就只喜爱文字。

“中国小说排行榜”近日在济南揭晓。一些文学评论家及学者齐聚济南，对当下文坛出现的“泡沫式繁荣”提出了批评质疑，在当今喧嚣、浮躁的文坛传递出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

“多产并不意味着繁荣”

据中国作协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长篇小说的产量都在1000部以上。2005年，加上网络作品，长篇小说更是达到3000部左右。然而绝大多数属过眼烟云，还没有击荡出涟漪，就已沉到了水底。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汤吉夫说：“多产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繁荣，其中有很多是面向需求它的读者产生的庸俗甚至低俗之作。一些读者对文学的需要并不是文学本身，不是精神的、价值的、审美的营养，而是刺激、惊险、凶杀等东西，这些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的敌人和对手。”

“一年出1000多部小说，我看的也就几十部，真正好看的小说太少了。”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现在一些作家写得比较多，生怕写少了被遗忘，但是产量一多，质地就不那么扎实，积累就不那么丰厚，人物、细节就不那么精致，耐不起长久阅读，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骏涛说，一些潜心文学创作的严肃作家在市场大潮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浮躁心态或浮躁之作。让人困惑的是，有的作家本来不是很高调，但也赤膊上阵，站出来对自己“让人失望”的作品鼓吹、炒作。

“很多作家陷入焦虑之中”

据了解，在文学创作圈，一年创作3部长篇小说的不乏其人，小说进入了一个批量制作的时代。“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足够的份额，没有相当多的产品出现，就很可能被别人遗忘，这种焦虑感压迫着作家，所以只有拼命地写”。

雷达说，造成这种现象也不能全怪作家。现在是大众传媒时代，书本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书是“十年磨一剑”，力求打造成经典，现在的书成了商品，而商品的一个特性就是喜新厌旧，要追逐时髦，吸引眼球，所以书的更换率和淘汰率急速加快，作家如再像原来一样10年、20年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书刊业的步伐。

雷达认为，文坛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的矛盾，一是出产的压力和“库存”不足的矛盾。很多作家“库存”早就空虚了，不但生活积累，连知识的积累也越来越匮乏，没有时间充电、读书，也不能沉到生活底层，只能闭门造车。另一个就是市场要求出手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规律发生了极为剧烈的矛盾。市场不断地推陈出新，文学作品新陈代谢的周期越来越短，而创作有一个不变的规律：不下功夫苦心经营、深刻体会，不可能出精品力作。很多作家身陷这两大矛盾中，精神焦虑，以致“虚脱”甚至“休克”。

中国文学缺什么？雷达说：“缺钙，缺思想，缺精神资源。”

雷达说：“我真想对有些处于虚脱、休克状态的作家坦诚、同情地说，你以为你写得多是对社会的贡献？其实你写得少甚至是暂时不写，才是对社会的贡献。不要再拼命写作了，该停一停了！”

“文学成了消费对象”

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网络的一切特性也开始渗透进文学，使得文学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广东商学院文学教授江冰说，互联网之于文学是“双刃剑”：一方面使文学回归平民，消解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文学由道德训诫者变成抚慰者，成为人们的消费读物；另一方面，与市场化相伴生的就是文学精神滑坡、价值游移、传统消解。

当下的文学形成了两大消费群体，一是白领小资，二是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他们是文学消费的主体。以利润为追逐目标的出版商也瞄准这两个群体，不断推出适合他们阅读趣味的作品，大肆宣传炒作，制造书市“热点”，使一些人少年得名，他们的作品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册，使得作品发行量一般为两三万甚至几千册的严肃作家自叹弗如。可以说，出版商的“造星工程”助推了文学的娱乐化、消费化进程。

江冰说：“当对作品优劣的判断简化成了码洋、点击率、出版量，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时，短期行为、泡沫行为就不可避免。”

浮躁之风已经侵害到文学的肌体。正如陈骏涛所说，作家不能只盯着市场，总处在浮躁中是永远不能产生精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