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乱象·免于恐惧的自由 (之一)
严正学
【2006年3月15日狱委讯】
亡命天涯
2006年2月11日晚6时，我在北京亚运村第一次会见了高智晟律师。当夜8时,北京昌平国保支队警官在回龙观城铁站拦截了我，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警官深夜赶到,审问我达8个小时,在我被带至霍营派出所门口等待警方留滞时,一个电话让押送的警车转换了方向。
2006年2月12日,我被送回“流星花园”住处已是清晨4时。回家后躺倒就睡。7时多，又被电话警醒，又是公安来电，又是警方试探的电话，大约证实我是否仍在家中。警察无话找话对我说：“国保两位大队长已‘登机’，上午‘专程’赶到北京‘接’你，10时会派车‘送你’上路……”
窗外天色已明，巡逻和值守的保安会聚在我家门前呵着手、跺着脚，泊在路边的数辆黑色轿车内，微红的烟火闪耀着，保安们在蹲坑监视，我已是插翅难飞…… “登机” “专程” “接” “送”…… 还有“丁林超”、“缪信权”、“杨东睿”、“葛佩玉”、“谭阳”、“李小国”……都挤进我的思绪，“控告”、“台州绿壳”、“犯官祸”、“穷途末路”……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一跃而起，急忙忙翻出帐蓬、拉出睡袋、画毡，塞进了登山包……9时40分，电话玲声又聚响，又是警方电话，国保警官说：“‘接送’你的警车已到北门……”背起登山包我昂首上路。
出了门，两名值守的保安立即将我堵住，一辆轿车从东边拐角开过来，我招着手高喊着：“×大队……”大步流星向东跑去。到了轿车跟前佯装点点头，卸下登山包佯装要把它放入后车箱……突然，我蹲了下来，猫着腰，拖起登山包向南隐去……瑟瑟寒风中，是前排业主的轿车把这帮保安弄糊涂了，放松了警惕，使蹲坑值守整整一霄的“目标”从眼皮底下消失……
没有思辩，没有目标和方向，一种被本能驱使的生命冲动……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在前堵后追中突围。闪过树丛，把登山包扔出东边的围墙，我知道小区墙上的“红外线监控”是件摆式—-长年是坏的，一纵身就跳过了铁围墙。趴倒在东墙外一堆堆建筑垃圾和野草丛后，我抑制着砰砰的心跳，喘息中窥视着警方的轿车开过来……
两辆车过去又返回，还吼着我的名字，后边还跟着面包车，有人下来了……一位、二位、三位……顺南而去的车原路回来了……过去了……突然，我的手机尖声响起，一看，是警方的号码，赶紧关机，窜出草丛，夺路向南而奔！
拦住一辆摩的（残疾人车改装的载客黑车），坐上车，心跳得比发动机还响。摩的司机问去哪里？“……”司机再三追问，“噢，去城铁站。”警车在嚎叫，向后窥看，一辆响着警笛的警车正疾驰而来。追捕我的应是“轿车”，我肯定这警车不为我而来……但还是惊魂未定，对司机说：“不，去西三旗！”司机急转弯向龙华园方向开去……到风雅园站时，一辆“919客车”刚好进站，我突然叫停，塞给司机10元钱，提起登山包窜上车厢。匍匐着向后窥视，“警车” 又是“警车” 还是“警车”，我知道我已经“草木皆兵” ！直到“919”开上高速公路时才舒出一口浊气来……
到了德胜门，拦的士坐上车，司机问：“去哪里？”“西直门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站已拆迁六里轿……”“那就去六里轿”。走了半站才到新街口，我就改变了主意；我要求下车，随人流钻入地铁。到了复兴门我又变换方向，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我决定去北京站。坐到和平门，又变更了主意，走上地铁挤进20路公交车，还是先到永定门的“上访村”，那边住宿每晚5元，体验一下访民的疾苦，先找到访民朋友躲几天再说。
到了“上访村”，昔日的拥挤和杂乱不再，到处是断墙残垣，中央政府为了驱赶访民，已经拆毁了全国访民进京上访的大本营—-“上访村”。
踏过虚废，往东疾行，经过一个地下通道，潮湿的墙面下躺着一排衣衫褴褛的上访冤民。走出地下通道，在马路边一个修自行车铺上用公共电话和几个刚认识的访民联络，不是忙音就是停机。害怕北京火车南站有警方追捕值守，不敢冒然而去，怏怏然沿马路向南走去……漫无目的地徒步向前。前面走着一位穿绿色棉大衣的妇女，我加快步伐上前问路，请教了到木樨园去的方问后，就大踏步向前赶去。没走几步，身后“啪”的一声又“嘎……”的一个尖啸…… 一辆大型公交车在离我仅半米的地方急刹车停下，只见穿绿色棉大衣的妇人被撞倒在路边的条石旁，血溅满地，脸色惨白，血桨染红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挣扎着，抽搐着，后来就再也没有动弹了。
“死了！”“死了！！”我用拳头捶打着车门。车门开了，黑着脸的男司机下了车，司机连身都没有俯下看一眼被撞倒的妇人，就叽哩咕罗用手机喊着：“……死了，撞了闯上马路的访民！”我冲着他们抗议：“怎么开的车，紧靠在马路边走，也被撞倒了！”“……超车”女售票解围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眼前的“血光之灾”使我相信我的前途充满厄运。突然，我感到车轮下挣扎的是我的躯体，倘不是我赶上这么几步，今天肝脑涂地的一定是我！
谋命！这是谋命！！我丢下登山包摸出手机。开机就按下北京公安国保总队打进来的电话，猛一想，他们正在追寻我，就立即取消呼叫。转“110”，打通后，我歇斯底里地喊叫着：“‘826’公交车撞人啦……请回答，能右侧超车吗？能冲着路边的人撞吗？……谋害！是故意杀人！”“110”答非所问：“请告诉我你在什么位置？”猛一惊……我清醒了许多……可我又是现场的目击证人，此时此刻，我真有些气馁。我看了一下时间和汔车牌照，就在一张纸上写下：“2006年2月12日11时40分时，北京‘826’巴士，车号：《京G12830》，在永定门南侧的公路上，右边超车撞倒紧靠路边行走的妇女。我是目击证人：严正学，地址：（××× ×××××××）”我交给围观的一个大妈，嘱其交处理事故者或妇女的家人，背起登山包，挤出围堵的人群，我走出了险象环生的血腥现场。
十三年前（1993年），我状告北京公安局施暴侵犯人权立案后，在不断遭电话恐吓“要撞死我！”时；11月29日，肩负全家经济重担，身为台州市现代广告公司经理的儿子严溯宇，在黑夜中被一辆末开车灯的汽车撞倒，暴死街头！当时《浙江日报》向中央发的“内参”称此为非常事件。儿子的鲜血染红了我“民告官行为艺术”的第一页！也从此切断了我和女儿颖鸿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搞艺术创作的经济来源。在我追究“交通事件”真凶时，北京海淀法院一纸开庭传票把我骗回北京。第二天（开庭当日）法院又当众突然宣布：“无限期延期！”，激起义愤。在场的北大法律系袁红冰教授满腔愤怒地对我说：“老严，申请游行！我俩戴一付手铐，举起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家骐、王仲秋、王丹、吴祖光、张显扬、刘念春、周国强、曹思源、张小平、宋书源……等聚首京城的350位知识分子联署签名的抗议声援，被美国之音播为：“6.4后大陆知识分子第一次的联名抗议”后，94年3月，中共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袁红冰、王家骐、刘念春、周国强、王慧于同一夜被抓捕，袁红冰被流放贵州。4月18日，我被诱捕入狱、押送北大荒强劳。接着王丹、魏京生被收监，高洪明在天安门遭逮捕， 刘晓波抓捕后羁狱大连……这就是白色的1994！
严溯宇之死我负疚终生，因为我坚信儿子是因我受害，做了我的“替死鬼”，是我永远的痛！
炮轰谬信权
“谬信权”为法院院长，并非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法院独有，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状。“谬信权们”执法犯法、枉法弄权的腐败司法，逼出了几百万上访北京的访民！谬信权之“谬”是“谬信权力”，以为持权就能鱼肉百姓。笔者自2000年开始控告椒江法院法官葛佩玉“私自会见当事人、接受吃请、枉法判案”，同时指出椒江法院违法多收诉讼费，抨击谭阳领导的执行庭集体贪渎，使我成为官黑、官恶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2005年3月8日，作为当事人的我，独自一人去法庭接判决书时。椒江法院的“谬信权们”为了报复我，由谭阳率近十名法警，两次把我打倒在法庭上，打得我遍体鳞伤，铐上手铐、铁笼囚禁、迢遥过市；投入监狱15天不给治伤、医病、不给放风……葛佩玉、杨东睿、缪信权就这样构陷罪名欲置我于死地。
此后，因为我起诉椒江区党委办、610办公室主任叶开华， 6月13日，警长谭阳率众围堵，抢夺证据； 6月14日谭阳又召法警十多名围殴我致骨折。椒江区党委包疵下，椒江法院院长缪信权竟给查办此案的派出所下公函说：“谭阳是公务打人！”。
更离奇的“公务”还在后边。《将法院告上法院》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正式立案后的当天，即2005年10月12日，我从椒江法院院长接待日的“接待室”往外走时, 险遭车祸……肇事车是椒江法院的警车，开车追我的司机（干警）当院长的面说：“撞死你大不了两年！”
事后，椒江法院迫于舆论遣责，退还我（自2000年至今）行政诉讼多收的诉讼费2000多元，拒退民事官司多收的诉讼费，而对椒江老百姓至今照收不退。椒江法院仍在巧立名目，违法多收诉讼费。“以一斑见全豹！”全国有多少个类似的椒江法院？有多少个如此的“谬信权”？在明目张胆践踏法律、鱼肉百姓！
免于恐惧的自由
离开血腥的肇事现场，我漫无目的地住前走着，真是“鬼打墙”我又回到了北京南站。我下定主意，决定乘任何一辆最早发出的火车先离开北京。想到排队买票有危险，得找个人代办。闪进一家杂货店，我给圈内的×××打电话。我想老×家离永定门不远，老×平日的豪言壮语一定会仗义帮我脱险，就挂通电话：“老×，我因中华门绝食，现正被公安追捕，求你立即来南站帮我买一张离京的车票，十万火急求助……” “……” “老×，北京、昌平、台州的公安正在追捕我，我是逃出来的，必须立即离京”“哎……”“听明白了吗？情况万分危急……”“我得换件衣服……骑单车……来，”“……能立即来吗？” “绝什么食！我得吃了饭……再来……”希望跌入低谷，见他踌躇，我想：他怕事，情理之中，我也不能连累他。我后悔已暴露了位置，于是就说：“老×，我去木樨园乘长途汔车走了，不劳驾您啦。”“好！好！”。
只好回到成为断墙残垣的上访村，步下地下通道，挨着访民席地而坐，混在这里先息一息。访民问我告的是谁？“我告肖扬，不，我是找肖扬告司法腐败的”一说肖扬，访民就骂骂咧咧不休。我又说：“因为昨天晚上，见了高智晟律师，我被……”
“高律师回来了！”访民们立即围着我蹲成了一圈，他们说：“你见高大律师，把我的诉状带去，高律师可是好人，了不起的英雄”“高律师帮助上访人维权……”听我说高智晟律师回来了，访民们喊访民，不断地有人过来，我面前立即堆起了一叠叠上访材料。不一会又跑来许多访民，说是住在东庄和幸福里，还有几位住在四路通那一带……他们请求我带他们去见见高律师……
“昨天晚上，我见高律师了，公安现在正在抓捕我……高律师被便衣24小时跟踪、监视，你们也敢去……”“我们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怕了！”“回去是死、告状是死、上访是死死死，死路一条走到黑”。“认识那个残了一只手的大胡子访民吗？”我翻出他给的材料，是2004年9月15日《新京报》标题为“男子验伤据‘女性乳房’标准”的复印件，“认识，认识八字胡大爷，叫王学鑫，告了五、六年的法院，法院造假用‘女性乳房’的标准为他鉴定，法官渎职不作为，老王告到最高法院，但告到了底还是一样，访民是吃不尽的苦呀！”一个叫何天的访民回答我并说：“听说大胡子，还有李爱燕、丽丽、桂芳、张鸣彬、老关，凡会见了高智晟律师的，都要抓去马家楼……你找大胡子有事吗？”“我也是被追捕逃脱的，想找大胡子帮我买一张立即离京的火车票，因为公安还在追捕我。”“小事一桩，斌子去南站帮这位大胡子的朋友买张车票。”
又来了几位访民其中一位坐着轮椅，那个叫“安伯”老头伸出流着血的臂膀在喊叫：“三轮车又被城管砸了！” 安伯是东上访村卖红薯谋生的老访民，他靠着墙叹息：“怎么活呀！老天爷，给条活路吧！”坐轮椅的叫“华子”，八年前被市长轿车撞倒，从此，就坐着这辆轮椅维权索赔至今。官官相护，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就是得不到赔付。上访到北京，十几次被截访扣留抓捕遣送回家。他说：这一次他要在两会时，到天安门发上访材料。他从轮椅后拿出一叠复印的传单，递到我的手上。这是一份官方报纸的复印件，上边写着：
“2006年1月6日，甘肃省民乐县农民钱文昭，抗议法院法官腐败、不公，身藏炸药冲到法院院长室引爆怀中的炸药，炸死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和法院办公室主任共5人，炸伤22人。”
“华子”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官场最最黑暗龌龊，法院没有公正、正义和真理，只有罪恶、无耻和暴行……”“华子”指着身旁一伙手拿着宪法、法律和《信访条例》的访民，对我说这些访民是来自上海的拆迁户，他们拿的法有用吗？他高声对他们喊道：“共产党的法律专治老佰姓，逼出钱文昭就是傍样。”“华子”把《刊登钱文昭炸死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的报纸复印件》散发给他们，喊着：“同归于尽，不能最忍受了！”。
据凤凰网报道，2005年2月，湖南省永兴县法院家属楼发生一起爆炸案，执行局副局长兼执行二庭庭长曹华被当场炸死，法院院长李开清，法院办公室主任曹兴虎被炸伤。司法腐败激化频频发生的法院爆炸事件，“华子”要在两会散发《钱文昭爆炸案》复印件，是警告当官的：“欺人太甚，钱文昭是‘榜样’水可覆舟吗！”。
法院本应该是解决纠纷的地方，却变成制造纠纷的地方；法院应该是消解民怨的机关，却变成了积累民怨的机关。独裁统治下，司法腐败，法官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已经成了民怨沸腾的导火线。 在每年例行的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期间，全国各地有数十万访民到北京上访，抗议司法黑暗，下岗失业、征地拆迁不公、官商勾接、贪亏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爱滋病、医疗事故及其它官黑、官恶制造的社会问题,但受到警察和截访的驱赶抓捕和毒打。
斌子帮我买到了车票，是15时去新乡的。我还真不知道新乡在哪里？斌子说离郑州不远，在河南省。背起登山包由斌子和何天护送，走出地下通道，就碰到十几个截访官员正拉着四个访民往截访车上推。看到我们从地道上来，就瞪着眼，盛气凌人地盘查，同时恶狠狠地问：“钱丽丽在哪里？”最后撂下一句话是：“谁在《公开信》上签字，就抓捕关到马家楼送劳动教养！”。被抓的三位是妇女都扛着被褥，其中一位扶着位老大爷，大爷穿状衣还牵着两个四、五岁的男孩。两个孩子拍着手天真地唱着顺口溜：“大官不嫖娼，对不起共产党，小宋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截访的官员被惹火了国骂不断，突然又大笑不已。
何天告诉我：“钱丽丽是山东访民，正和刘杰等起草并发起千名访民签名联署的《中国访民致“中共”两会代表公开信》，声援高智晟律师的接力绝食维权活动。
当“谬信权”们枉法卖权，将法院、法规、法律变成了压迫、凌辱人民的工具，将宪法变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的时候，请别忘记：种下的仇恨要发芽！
2006年2月12日，2163次由北京南到新乡的普通快车15时17分正点开出。列车启动，我才放下了悬挂的心。想到北京、昌平、台州的警察正大海捞针地追捕我，就打开手机，按下手机短信息留言上的号码分别回电。我告诉三地警方，我巳逃离北京，正在列车上。你们就别再在北京搜捕、值守。警方不信，我就移步到车厢的交接处让他们听隆隆的声响。警方说：“下了车，给我挂个公共电话。”我说：“我还没那么傻，但我可以在离开城市时，给你们挂电话，免得你们还在北京对我蹲坑值守。”
新乡离郑州很近，到新乡正是午夜，支起帐篷打开睡袋在广场一偶睡到了天明。我准备下午就转成都、重庆、贵州等地。一则见见西南朋友，同时也准备筹办《北大荒画展》的场地。到四川、重庆、贵州得从郑州转车。就和郑州的刘真通了电话，因有北京民运老×的教训，刘属体制内又住省府大院，不能给她徒添麻烦。我就向她说明，我是公安正追捕而出逃的人，路过郑州，问敢不敢见面。她说见我，我才打的去了她的家。
告别时还好没让刘真去送站，因为再次回到郑州火车站时，我就被不明身份的人零距离地跟踪了。原来是我的疏忽，没有关闭手机，早上还曾接过一个陌生的电话，接听时没有声音，当时就觉得蹊巧。到现在我就明白了，我使用的“全球通”手机是漫游的，警方通过电信的系统，立即测出了我所在城市的位置。我180cm的身材及背着登山包明显的体貌特征，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认出了我，此后就再也无法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