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很多西方思想家的眼里，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很强道德色彩的角色，按照葛兰西和赛义德先生的见解，知识分子是一种永远对权力说“不”的角色，是一群永远的反对派和批评者。这些在普通人看来自以为是的人，总喜欢在人家权力者盛世狂欢对酒当歌的时候，稀洋怪气地跳出来往人家头上泼冷水，说怪话，让人家卡拉OK唱不成，烛光晚餐也吃不成，实在晦气得很。想当年，人家曹操先生就是在唱卡拉OK《短歌行》的时候，当着那么多臣僚和迎宾小姐的面，那个不知深浅的刘馥老夫子不好好享用自己的汉堡和威士忌，居然要跳出来说什么：“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让人家阿瞒着实没有面子，趁着酒意，不槊死你还槊死谁！因此，在古今中外的统治者眼里，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群喜欢哗众取宠的不安定分子，本来这个世界好端端地没有事体，莺歌燕舞，其乐融融的，他们却硬要捣蛋，硬要弄出乌鸦的声音来，破坏这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因此，翻开历史，知识分子总是运命多舛的，有些人甚至毕生奔竞，颠沛流离，至死不能返乡，最后将一把老骨头也葬身异邦了。

当然，刘馥算不算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倘若大而化之，倒算得上一个吧。揆诸历史，勾稽掌故，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定义中，知识分子和权力总是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的，他们是一群永远的批评者，有些在体制内，有些在体制外，平时读读书，喝喝酒，食色性也，这些倒也罢了。但是统治者倘若做了什么不地道的事，他们就要呜呼一声，起兴发作，叉起腰来开始骂人了。倘若实在不听，就一头撞在大殿的柱子或者台阶上，血流成河，脑震荡甚至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反正下一朝写史的人，也是咱知识分子，你皇帝老儿肯定逃不过这一笔了。因此，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们着实在各种史籍记录上拉风的很。这些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儒家纯种的血，精通经典，还会写诗，更擅弄风月。更有甚者，甚至模仿起中世纪的两把剑理论来，好像也象模像样地握了一把剑，代表着正义与道德，批评起君主的得失来，一点面子也不给。但是殊不知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人家皇帝先生掌握了所有的铁制品，心情好的时候还跟你玩玩，尊称你什么老，纳了你几回谏，和了你几回诗，甚至延邀你到御书房讲了几趟课，这很正常。但是倘若你却把客气当做福气，很自信很膨胀很发起高烧来，这就不对了。因为等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保管你们兼你们九族都玩完，这种结局，毋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概莫能外，都是一条线上的蚱蜢矣。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倒也不提了。新的时代已经是走向宪政的时代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从此有了宪法的制度保障，学术与言论从此自由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融合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千年未有之局面，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倘若我们深究下去，不难发现。当前国家官僚体制的遴选机制，必然导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即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已经日益转化成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正是这些具体的权力行使者在无微不至地实施着管理。但是，与古代国家不同，现代国家掌握权力者绝非行伍出身或者身份继承产生的，而是通过严格的官员遴选机制产生的，这些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并非浪得虚名，大率都是如假包换的名牌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著作等身，身怀绝技，乃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旦进入体制，就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了，就要进行政策研究以及对策研究了，就要注重经世致用了，就要提倡建设性研究反对发牢骚了。真个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什么书籍不能出版啊，什么文字应该删除啊，什么课题没有意义啊，什么演讲必须取消啊，什么报纸必须停顿整改啊。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为他们都是打知识分子堆里出身的，因此一旦办起事来，比起古代的那些大老粗来，着实又高明了许多，都是行家里手，深谙门道，熟悉知识分子的心肝脾肺肾，一旦出手，招招击中要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们只能服气。

当然，这种体制外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分野也不一定科学。记得以前看到过一本书（很早以前的事了，书名暂时想不起），里面介绍了澳大利亚一个学者，名字叫托尼?本尼特，这位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模式。按照本尼特的观点，我们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理论，如葛兰西或者赛义德之类，都是一种把知识分子和政府看作二元对立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过时了。譬如按照赛义德的理论，知识分子被视作一个在社会内部表达反抗之声、指引反抗之路、提供反抗方向的人，一个被别人视作同时也被他们自己视作站在压迫者立场上对权力说不的人。正是这种说“不”的角色，让知识分子头上闪烁着道德光环（赛义德：《知识分子论》）。本尼特认为这种模式已经不足以说明当代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并不赋予他们完全超越于政府的独立空间和批评舞台。这就意味着，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种地织布啃玉米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骂人的资格的话，现代国家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理解，都或多或少介入了政府的领域。在有些国家里，知识分子通过在国立大学上课养家活口，通过国家置办的报纸来发表文章获得稿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明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或者一只脚踏在体制内的，要想真正独立起来，实在是一个梦想。

按照本尼特的观点，当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命题不是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而是政府内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群知识分子和另一群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一群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知识分子统治另一群知识分子的问题：制作小鞋的是知识分子，穿小鞋的也是知识分子，写文章的是知识分子，删文章的也是知识分子，要演讲的是知识分子，禁止演讲的也是知识分子，凡此种种，实在让人看了伤心。因此，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认识，实在是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这种认识虽然不一定是科学的客观的，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满地解释当前发生的很多奇怪的现象，于是很值得每一个人深以为戒并念兹在兹了。

2006年3月11日晨随想

关于“婚内强奸”立法搁浅，在媒体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不过，我更关心的是 “婚内强奸”能否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的问题。

　　所谓婚姻，是财产与人身的结合，这里面的人身结合最主要的就是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源于夫妻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就等于成立一份性爱的契约，从义务角度上讲，夫妻双方在性爱上有互相忠实的义务，婚姻法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那么，有义务也就有权利，即双方都享有向另一方要求性爱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取得是在于其放弃对于第三方请求性爱的权利。并且，显然夫妻双方享有的这种要求性爱的权利，不需要在每次性爱时得到特别的授权。

　　所以，“婚内强奸”本身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在正常夫妻关系下不能成立。但是，法律也不可能保护夫妻一方使用暴力与另一方进行性交，或者以性交为手段伤害对方的身体，这正如法律要禁止家庭暴力一样，不在于其是“强奸”而在于是“暴力”。

　　“婚内强奸”不可能认定为是犯罪，还在于夫妻之间的事情也是个感情问题，涉及非常琐碎的事情，他们之间是否愿意性爱，性爱用何种方式，性爱进行多少次数，是夫妻之间博弈的事情，国家永远无法了解清楚。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性爱不妥当，自然会进行协商，另一方为维持长远关系也会作出妥协；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一方可以寻求解除契约。国家的手伸进夫妻床上永远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公权力无法安排夫妻的性爱。国家要做的事情是，让性爱不和谐的夫妻可以顺利解除契约。

　　唯一可以看作“婚内强奸”的，只能发生在夫妻关系特殊时期，比如一方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那么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强行性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强奸”。这种情形下，一方正式提出了解除契约，不愿意再履行婚姻义务及性的契约，那么其性权利就开始有所保留，进行强行性行为就可以理解为违背妇女的意志，不仅违背在实施当时对方的意志而且违背了基于性契约总括的同意，进行性行为就没有任何依据了。

　　看到的性权利的神圣，当然是很明智的，但是看不到性权利背后的性契约产生权利的放弃，以及由此带来婚姻和家庭的建立却不是很明智；让国家权力进入家庭来保护妇女当然让人激动，但国家权力介入后可能产生的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与破裂却是让人忧心的。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美）弗吉尼亚·斯潘
塞·卡尔著，冯晓明译，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１月版

５８．００元。

　　 把《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读完，且是一页挨着一页地读完，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它太厚了，因为本身的篇幅（５７万字）。读完这样的一本书，对于一个看到厚书，强迫症立马发作的读者来说，的确是很满足的；当然，前提是此书是我感兴趣的题材。

　　一篇书评以这样的叙述来开头，太个人了，也有失公允。其实，我想说的是，究竟是什么支撑我一页一页读完了这本“巨作”？是卡森·麦卡勒斯其人？当然，这是核心。对于这个我迷恋了许多年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我肯定有极大的兴趣想了解她的经历她的个性她的生活方式；而在此之前，在中文简体字版出版物中，有关她的传记是一个空白。还有，她是一个女作家，这是我关注的一个写作主题，我想以我的角度去研究她。
　　
　　其实，让我兴趣盎然地读完这５７万字的真正原因是这本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女士给我们呈现了一部相当有意思且可读性很强的文本。在阅读中，你可以感受到传记作者那些辛苦卓绝的采访和研究，那些明晰冷静的判断和阐释，以及将这些工作成果呈现出来的那些个好文字。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些元素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元素在这本麦卡勒斯传里相当饱满。这本书获得了麦卡勒斯生前众多交游对象的充分肯定，麦卡勒斯的弟弟拉马尔甚至激动得向卡尔女士求婚，他觉得卡尔女士写出了他姐姐的灵魂。麦卡勒斯的挚友、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素来挑剔，但对这本传记他大加赞赏。
　　
　　这样说来，没有读过这本传记的读者会以为卡尔女士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光辉灿烂的偶像吧？一个与她的作品一样冷静的、有力的、奇妙的、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的、充满了美国南方的幽微魅力和某种特别的优雅气息的卡森·麦卡勒斯？
　　
　　恰恰相反，我们在这本传记里看到了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迷乱的卡森，一个脆弱的、时常发作歇斯底里症的、极度自私的、在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相当难缠的、具攻击性的、酗酒的、自我摧残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清醒的执着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她还是一个天真善良羞涩可爱的人，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极具洞察力和表现力的伟大的作家——这就是一本出色传记的贡献：将传主的内心、生活以及这些东西外化出来的作品打通一条隧道，让读者窥见人性深处的那些光芒和那些黑暗——我们很难概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我们既没有看到榜样，也不会得到教训，我们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无法模仿的空前绝后的天才，她“甜如泡菜净如猪”（这是卡森·麦卡勒斯一本童谣集的书名），很古怪很奇幻很简单很深刻很棒很牛！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日）村上龙著，李重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１３．００元。

　  比起在中国相当走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另一位日本作家在中国读者圈里的命运就像他小说惯常的主题那样，边缘。村上龙，与村上春树同时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在日本成为备受读者喜欢的当代作家，并被合称为“Ｗ村上”，村上春树于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在中国迅速蹿红，而村上龙的小说也由漓江出版社在１９９９年出版过一本小说集，以他的代表作作为书名，叫《近似无限透明的蓝》，弥漫着ＬＳＤ（迷幻药）气息的“无限蓝”来得过于猛烈，那时候，大概对文字的接受程度还限定在看“喜欢在父亲照片前裸着身体的绿子”（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同时期，地摊翻版文学一窝蜂地热卖来自“上海的宝贝”，却忽略了悄悄入境的“东京猛男”。

　　村上春树与村上龙的小说都以青春为背景板，比较而言，村上春树的小说含蓄阴郁，而村上龙则直接激进，这样说实在过于简陋，不及之前看过的一本书《ＡＶ现场》（汤祯兆著）中的一段文字精彩——

　　“冰岛小夜（１９９０年代在日本红极一时的ＡＶ女郎）本是出版社的ＯＬ，负责编辑上的事物，而自己一向是立志写作的。而她对日本文坛的动向也一直十分关心，自己心仪的作家为村上龙及山田咏美，最讨厌的竟是村上春树。她认为后者对人际间的性关系及表现，从心底里有一种污秽的看法，所以反而故意把性写得很美妙漂亮。明白了村上春树的写作策略后，她便认为再不可看他的书，因为对性的诠释，彼此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内。”

　　不再看村上春树的冰岛小夜，因偶然际遇成为ＡＶ女郎，成为一个边缘人，这样的她，或许正是村上龙所说的“可爱的女人”，在村上龙的散文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里，“可爱的女人”即“新式女人”，不依靠小聪明招摇过市，还有单纯朴实的“笨”，以此标准去看冰岛小夜，竟然非常合拍，这位红极一时的女优，也是性解放的牺牲品，遭遇众叛亲离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选择引退。

　　这种嫁接式的阅读比较或许牵强了些，但“预见性”却是村上龙这本散文的特质与优点（在散文写作上，村上春树的文字游戏的痕迹过浓），因为透着一种决然的“预见性”，村上龙更是一位艺术家，而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这样鉴定身份，并非因为村上龙还是一位电影导演，而确实是因为他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芥川奖这样的东西，我在２０岁的时候就轻而易举地摘入囊中，资金投资以亿为单位的电影说拍就拍了，潜潜水，打打网球……没有这些玩乐，就写不出好小说。”　

　　比起这种年轻特有的桀骜（《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１９８７年就在日本出版），要定下“男人是消耗品”这样的论调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男性会觉得这种说法让男性永远要树立的“尊严”扫地；女性则会认定这不过是一个男人得了便宜卖乖的虚情假意；虽然这个世界的“墙头草”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但真正不受这种论调影响的中性人其实按人口比例看，其实是少之又少，按理说，这又是一个边缘化的写作选择，事实上，因为读者爱看，村上龙的“消耗”散文在２００３年已经写到第七部，眼看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除了“预见性”，“有趣”则是让这一系列写作得以延长的方法，那些恣意的调侃终究没有变成他小说里那些泛滥的ＬＳＤ，而仅仅是充当写作与阅读的润滑剂，有趣的写作必然让作品变得易读，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的易读性，并没有使得那一篇篇短小的文章变得肤浅（当然，它肯定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深刻），例如，像冰岛小夜那样的女读者，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比一个文学评论家显得可爱吧！

　　这恐怕就是隐藏在表皮之下的所谓“下流人生”，而诗人则爱说“君子好逑”。

       史铁生是非常罕见的一类作家，“罕见”也可换作“稀罕”，物以稀为贵的那个稀。他的写作固执地与其他的写作者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思索的距离，是在一个亘古长存的寻常命题里以文字为马，纵情驰骋、上穷碧落的距离。优美明净的文字是他的强项，在当代文坛，以“美文”自矜的人太多了，高举“古典惟美”大旗、向“文学的粗鄙化”开战的北大教授曹文轩就是一个，但要论文字所承载的思考深广度，史铁生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史铁生的写作，在文体上大致就是散文和小说，而从题材上，不外回忆和思考。尤其是后期，他渐渐进入了哲理性写作的状态。对生活的全部体验、每一个细节都回味殆尽，对于身体受到疾病禁锢的人来说，幸好，他还有冥想的自由和能力。从十年前的《务虚笔记》开始，史铁生离开了现实的“清平湾”和“地坛”，进入了与灵魂对话的空间，也就是他所说的，从过去转向未来。

　　“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做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病隙碎笔》）

　　他的思绪从哲理上升到宗教，在寻找活着与写作的理由中，直逼生命与灵魂的深处，从生存体验出发，探问存在的意义，以超脱“沉重的肉身”的拘缚，于是有了《务虚笔记》。

　　“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病中闲谈》）

　　离开了肉体的灵魂，仍然离不开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即存在的意义，一切的思考，皆以此为核心。如斯，爱情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于是有了《我的丁一之旅》。他是史铁生对这一古已有之的问题的解答。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性爱合一”——如此简单，毫无新意，但是“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做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

　　已经甩掉了“沉重肉身”的史铁生，解决了灵与肉的纠缠，在探讨爱情主题的时候更加的自由，于是，在这部新小说里，主人公这具“皮囊”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符号“丁一”来指代足矣。他是史铁生又不是史铁生，他是丁一又不是丁一。丁一也好，史铁生也好，都不过是万古行魂的暂时寓所，都不过是“人形之器”，所以文中不时出现“丁一那处”。于是，自由的行魂与这人形之器若即若离，肉身沉迷于形而下的性、欲望，在物质世界里垂死；而灵魂则寻求千古不易的爱情，企盼灵肉合一、性爱同在的至高境界。在这简单的命题里，作者却做了最为纷繁复杂的思考，爱与欺骗，爱与信任，爱与欲望……。矛盾的是，至高境界只能存在于理想中，性爱合一终于被对“正常生活”的依赖所摧毁。

　　史铁生独特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小说毋宁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哲理散文。每一章拆开来，就是一篇散文短章，有的从主题到结构都是完全独立，自成一体。他并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不注重各个人物的完整的形象与历史，而注重与生命同时拓展的不同的心魂起点与去向。”（《务虚笔记》）

　　他的思考是艰苦的，他的写作是自由的。作为散文，他的写作是完美的；作为小说，却并不好读。我暗自揣度，究竟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来读完这部长篇？并且领悟他的思考？尽管如此，对一个将全部生命投入写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我们无疑应当抱持最大程度的尊敬——至少，这样的写作对于写作者个人是有意义的。

 

成名作《母猪女郎》惊世骇俗反讽现代社会，中译本近日将再版

_{《母猪女郎》已经流行了近十年，玛丽看上去还是那么叛逆。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十年前以寓言式幻想小说《母猪女郎》风靡法国的作家玛丽·达利耶塞克（Marie Darrieussecq），日前来访北京，3月8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法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讲演。其成名作《母猪女郎》近日也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公司再版。

　　《母猪女郎》是玛丽的处女作，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漂亮姑娘变成母猪的故事，充满了荒诞与反讽的意味。作者将现代社会的隔离与异化以童话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该书在1996年出版后风靡欧美，35个国家购买了版权，在法国创下了销量25万册的纪录，成了当年的第一畅销书，并曾打入龚古尔奖最终入围名单。

　　1998年该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引进出版，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玛丽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作品包括了三部：《母猪女郎》、《晕海》和《幽灵》。其最近的作品《家乡》则于去年年底出版。前日，玛丽在法国文化中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家对话

达利耶塞克：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我不是畅销书作家

　　新京报：你曾写过一篇论文“自我幻想小说———非严肃的文体”。幻想小说《母猪女郎》算不算是一本严肃的作品？

　　玛丽：《母猪女郎》不是自我幻想小说，是纯粹的小说。

　　我认为这是本严肃小说，因为里面涉及了严肃的话题，我曾把这书称为是“给别人看的小人书”，这是一本寓言。

　　新京报：当你在幻想中写作时，更关心的是自己还是社会？

　　玛丽：我写的论文跟我写的小说很不一样，就像我分裂成两个人，一个给学术研究，一个给想像和小说，两者截然分开，没有相似之处。

　　尤其在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女性的身体在社会中的形象。

　　新京报：《母猪女郎》获得了旋风式的成功，但在这以后你写的一系列小说，像《晕海》、《幽灵》，都反响平平。去年年底出的新作《家乡》似乎少了隐喻心理状况的笔法，而有回归到起点的迹象。

　　玛丽：《母猪女郎》的成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当时我还小，只是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识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又没有钱。但在这本书的销量在全世界达到100万以后，我意识到在写作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清醒的人都知道，这种一鸣惊人的成功只可能有一次，因此在《母猪女郎》之后我并没有着意去寻找另一次“一鸣惊人”。

　　新京报：可是因为《母猪女郎》，大家都把你看成是畅销书作家。

　　玛丽：我不是畅销书作家，这是大家的误解。

　　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既然成功在意料之外，然而在《母猪女郎》出版十年以来，还不断有法国读者、批评家、社会学家分析这本书。你想过为什么书会这么热吗？是不是因为够惊世骇俗，刚好迎合了喜欢惊世骇俗的法国读者的口味？

　　玛丽：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本书里触及了社会中的某种焦虑，是关于女性的角色的。当时法国老百姓正举行大罢工，反对政府取消医疗免费的社会福利，罢工举行了三个月，整个法国的上空弥漫着愤怒与兴奋———游行之余，大家不断开狂欢派对。而我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像一块海绵，无意中接收到这种来自社会的震荡，并迅速记录下来，再散播出去，然后拿到书的大众，就像一直等着书出来般如饥似渴。

　　新京报：你也愤怒吗？

　　玛丽：我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很多社会问题只是在观察。不像很多作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萨特，自己会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期望对改变社会有所作用。我没有介入，我想作为一介文人即使终究能改变社会，也需要太长时间。

　　在某些方面我也会积极参与，像呼吁女权主义和堕胎合法化，后者在法国没有问题，但在欧洲很多国家，像波兰、葡萄牙、爱尔兰，女性都还没有这个自由。我虽然是法国人，但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也就是你倾向于欧洲一统了？你的家乡北昂（Bayonne）有“火腿之城”之誉，你也说过这个小城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新出的小说《家乡》跟北昂、跟你称为“家”的欧洲是不是有联系？

　　玛丽：《家乡》说的是一个人背井离乡、后来又回到了家乡的故事，这个家正是我的家乡———既属于法国也属于西班牙。在小说里我用了孕妇做比喻：还没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个“家乡”。这是部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北昂很小，我十几岁的时候老梦想到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去；我也喜欢给我“世界尽头”感觉的地方，这些地方适合冥想。我倾向于欧洲统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二战后我们家就被拆散了，欧洲各国之间有很深隔阂；二来如果欧洲统一了，我去探望伦敦的朋友买票就会很便宜，到处旅行都会很方便。

　　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新京报：你刚提到女权主义。从什么意义上你是女权主义者？

　　玛丽：比如说在家里，我跟丈夫的分工一半一半，他一样要洗衣服、做饭、给孩子换尿布。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家庭都像我们这样的。争取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希望我女儿将来跟我的儿子在社会上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我的写作中当然也渗入了女权主义的思考，但女权主义不是全部。

　　新京报：《母猪女郎》容易令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

　　玛丽：《母猪女郎》引起读者对《变形记》的联想很自然。我很喜爱卡夫卡，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可比之处：首先我不敢拿自己跟卡夫卡比；另外单从书的主题看，我想说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也不懂女人的身体。我们的主题完全不同。还有，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受到的启发来自传统文学：像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欧洲的神话都有人变形成为动物的故事，几千年来不同国家的传说里都有类似的“变形”。而选择“猪”，因为我认为对女性最极端的侮辱就是将其形容为“猪”，其猥琐、肮脏的特性，跟女性的特质彻底相反。这样一来讽刺与荒诞的效果更明显。

　　新京报：荒诞派的写作手法在当今法国文坛已不在热门之流，正如音乐界当年的先锋勋伯格今天已快要过时，今天的法国作家喜欢怎么写？

　　玛丽：今天的法国文坛依然有很多流派，自我幻想小说曾是一大主流，作者用幻想的形式重写自己的经历。现在女作家差不多够得上男性作家的数量了，这是一个新现象。自从我跟另一位女作家维尔吉尼·德庞特（VirginieDespentes）在1995年各出了自己的小说以后，一下子涌出了很多年轻的女作家，写幻想小说成了一种潮流。现在比较热门的是很多人写鬼故事，也有一些喜欢写自传，一些喜欢用讽刺手法写现代侦探小说。

    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谴责自己的手稿未经他许可被非法出售，称他的许多手稿正在被网站和一些二手书店标高价进行交易。

    村上春树在日本10日出版的一家文学刊物上撰文说，他翻译的《冰雪宫殿》手稿在一家二手书店被标价8490美元出售。他说出售他的手稿没有获得他

本人以及与他长期合作的一名编辑的允许，这名编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村上春树众多文学作品的责任编辑，3年前死于癌症。

    村上春树认为，“手稿属于私人信息，像私人信件一样，有些内容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手稿就开始被非法交易，当时他用自来水钢笔写作。后来他转用电脑写作，1988年出版的小说《跳舞、跳舞、跳舞》就是他在电脑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