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昝爱宗:“二二八”历史记忆对比：元凶必须承担责任

       2006年2月18日高智晟发表《关于绝食维权抗暴的紧急声明》，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广泛的响应，笔者从媒体上看到的数字，短短十几天内，全球签名支持者达4000余人，声明参加绝食者达800余人，香港立法委员、律师和台湾前民进党魁等公众人物的加入，更是给这场绝食运动推波助澜。如此大规模的绝食，为六四以来所仅见。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执政当局，神经立即紧张起来，上海等地相继传出绝食遭警方干涉的消息，随后，严正学，欧阳小戎，温海波，赵昕，胡佳，小乔先后失踪，其中严正学失踪近 20天。运动带来的高风险，让国内知识界人士产生忧虑，秦耕、温克坚联名在小范围内提出了《建议高智晟适时宣布暂停第一阶段接力绝食活动》，接着，网上传出丁子霖致高智晟的公开信: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围绕应不应该继续绝食，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国内自由知识界和以袁红冰为代表的海外民运人士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方，展开了激烈争论。据笔者搜寻，初步找到了二十一篇与论争有关的文章：

其中专论十七篇：

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袁红冰：《为高智晟辩》

高智晟：《关于丁子霖女士公开信的回应》

郭國汀：《今天我絕食——英雄多多益善！》

唐柏橋：《高智晟激進嗎？》

伍凡：《做“勇士“还是做“犬儒“？人各有志，——坚挺高智晟律师》

蒋品超：《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

卫子游：《对丁子霖老师给高智晟公开信的六点不同意见》（未公开发表）

刘路：《高智晟事件：法治精神的双重缺失》

刘路：《中国式维权的法律品格 ——漫谈维权路径》

刘路：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漫谈维权路径之二》

刘路：《一个岸观火者的勇气与霸气 ——读袁红冰〈为高智晟辩〉》

刘路：《一个英雄贬值时代的“胡言乱语“——兼答郭国汀兄》

燕园故人：《为袁红冰辩―评刘路“隔岸煽火者的凌云霸气“》

孙成志：《少一些英雄，多一份成功 ——我看刘路袁红冰之争》

东海一枭：《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丁子霖：《愿国内的维权活动健康地推进下去》

访谈录三篇：

丁子霖对绝食表示异议 高智晟再次陈述己见

绝食是否可取：采访当事双方丁子霖和高智晟

刘路就绝食事件访谈录

以及翻出来的廖亦武的一篇旧文：《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

以丁子霖、刘路、孙成志为一方，以袁红冰、高智晟、郭国汀、唐柏桥、伍凡、蒋品超、燕园故人为另一方，短短时间内，论争文章相关文章达到二十一篇，影响可说是极大了，然而这种影响给人的映象却相当不好，因为争论的结果是一团乱麻，谁也没说服谁，很难说达到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由于两方在陈述观点时夹杂着成见和对立情绪，有些文章里充斥谩骂和人身攻击，感觉反而加深了鸿沟。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撇开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说，仅从学理这一个单纯的维度观察，是因为参与者在各说各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双方在争论同一个问题，实际上既没有确定对话的基础，也没有限定对话的范围。综合二十一篇文章内容，可以看到，争论所波及的面，牵涉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的持伦理学之针来与持法学之剑者对决，有的则力图用社会学原理来解决政治学领域的问题，有的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陈述，有的则试图用应然来反驳实然，相互缠夹，岂有不乱之理？

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不在对应该不应该继续绝食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只在于把纠缠在一起的乱麻给理出个头绪出来，意在解套，让双方的对话条归条，路归路。在陈述一孔之见时，只是提个人意见，我这样讲，自然相信它是有道理的，但到底是对是错，大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并不打算强加于任何人。此外，笔者希望撇开个人恩怨，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

属于法学领域的观点分歧

争论首先在法学领域展开。笔者注意到，争论双方涉及到的法学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律师是不是只应当通过行使法定职责来维权？二，维权是不是仅限于法律行为？或者说非法律行为还算不算维权？三，维权是不是仅限于在现行的中共法律框架之内？

对第一个问题，以高律师和袁红冰（以下简称袁方）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律师不必局限于在个案中为当事人维权，也可以——特别是在当律师职责遭剥夺或受限制时 ——通过政治途径来维权。对此，丁子霖教授持反对意见，在公开信中说：“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以丁子霖为代表的一方（以下简称丁方，尽管这样称并不确切，下面有些观点与丁老师无关），特别是刘路认为，律师就应该扮好律师这个角色，在中国当前，当好律师的价值重于做其他，一个律师不应该放弃律师这个岗位，律师搞政治是好钢没用到刀刃上，律师只应该通过为弱势群体代理来体现自身价值。但刘路在这个问题上有自相矛盾之处，当他说“中国式维权本来已经超出了原来的文本意义，带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时，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前者的观点。

对第二个问题，维权是不是仅限于法律行为，双方基本上持相同的意见。袁方认为，中国维权可不必限于法律。丁方虽然反对律师搞政治，但并不否定通过政治途径维权的必要性。

对第三个问题，维权是不是仅限于在现行的中共法律框架之内，袁方的观点非常明确：毫无必要！原因是中共的事实上的法律基本上都是维系一党专制的恶法，把维权限制在中共法律框架之内，等于承认恶法是法。丁方则反对把中国的法律统统斥之为“恶法“，反对“反对在现行法范围内从事维权活动的人“，认为，维权维的是“权“，有“权“才有“维” ，没有无“权“的“维权“，“权“的有无则由“法“定，同时，考虑到国内维权人士的个人安全，遵守现行法律是应该的。在此，笔者有必要指出，袁方的观点从法理上讲是正确的，但照此办理，很可能危及国内人士的个人安全，丁方观点的实质是实证主义法律观，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其顾及国内维权人士的安危又有某种合理性。

可归类到政治学领域的观点分歧

在政治学领域，双方截然对立的观点可归纳为三对：一，维权行动可不可以政治化？二，政治能不能回避？应不应当回避？三，应不应该激进？或者说激进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权？

对第一个问题，“刘路、丁字霖跟高智晟、袁红冰们在维护人权、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这个基本理念上没有任何分歧，有分歧的是策略问题。刘路们认为，维权和搞民运、政治异议各有其价值，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是不能由同一个群体来搞，山羊和绵羊必须分开。搞民运的和搞政治异议的人士打着维权的旗号搞政治活动，就会使维权这个词汇跟民运、台独一样危险，就会最终葬送维权运动。“（孙成志）丁子霖明确地说：“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而您则会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 丁方，特别是刘路担心把“维权“与“民运政治“搅合在一起会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

袁方则认为，“如果从泛政治的角度审视，由于中共极权专制是中国人权灾难的终极原因，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维护普通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动，都必定同时是对极权专制的反抗，所以，很少有彻底脱离政治性的维权活动――维权活动就是人民抗争暴政的基本方式之一。指责高智晟律师把‘维权活动和政治活动搅到一块儿去了‘的言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立的。这种指责除了表现出‘劝责‘者怪诞的‘非政治化‘洁癖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维权行动可不可以政治化？笔者认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应该允许各方抱持各方的观点。如果认为维权行动派生于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那么，甘地、路德金和曼德拉们，确实是通过政治行动来维护族群和个人的法权，这三位都曾经是律师，但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维护人权的途径局限在通过个案维权上，而是主动介入政治，发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借助于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来解决法律问题是现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重要特征，从这种历史渊源上讲，完全排斥政治化的观点与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精神是不合拍的。

第二个问题，政治能不能回避？应不应当回避？能不能回避是实然陈述，应不应当回避是应然陈述。丁方观点，回避了能不能回避政治这个实然陈述，只在应不应当回避的问题上，丁子霖先生通过下面两句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不能再搞什么群众运动了，即使像1989年那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不能再搞第二次。 “”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这两句话在推崇法律行动的同时，基本上否定了政治行动的价值。然而，与观点形成悖论的是，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行为，却不是（事实上是不能）通过法定程序以行政诉讼或刑事自诉案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的做法也许很可笑，那只是每年向人大、政协两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写一次或两次信，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要求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向最高当局申诉和寻求对话而非诉讼途径，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行动。只不过，是一种不像绝食那么激烈的仅限于言论的温和的政治行动。丁老师推崇法治却不得不走政治路线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她根本回避不了政治。

袁方对此的观点非常干脆，政治既不能回避，也不应当回避。袁红冰说，“很少有彻底脱离政治性的维权活动“，其文中要意，回避政治，轻一点说，是当逃兵，重一点说，则是自甘奴役。

那么，维权行动应当不应当政治化呢？滕彪博士的一段话是相当好的回答：“担心‘维权‘和‘民运政治‘搅合在一起而使当局有镇压的口实，出发点很好。不过，去年9月甚至更早，中央就明确把‘维权分子‘和‘法轮功‘、‘民运分子”藏独分子‘ 并列在一起，作为重点打击之列。“你不政治化他也给你来政治，你怎么办？再说了，政治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肯定的基本权利。维权所维之权，很多就是政治权利。

第三个问题，激进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权？这是个策略问题，因此也是个政治问题。丁方观点，维权应该并且只能采取温和的方式。袁方观点与此尖锐对立，认为激进并无不可，高律师发起的在家里绝食抗争行动并不特别激进，只有像高律师等人那样采取影响巨大的然而实质上并不特别激烈的行动才有价值，不采取，不支持这种行动者，就是软体动物，是可悲。

维权的方式、策略，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然而，笔者认为，在这里，双方观点严重对立，却又都希望把对方所不接受的观点强加于人。高智晟等人（主要是袁红冰）因对方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跟进绝食而愤懑，丁子霖等则一面苦口婆心地规劝对方放弃在自己看来过于激进的绝食，另一面，也希望促使对方按自己所认为的最优途径行事。把上述争论双方的观点代入康德的“假言律令“，很容易看清分歧所在。康德的“假言律令“是这样的：假如你要取得X，那么做 Y。一方说，要取得维权效果，那么就得速度快一点力度大一点，另一方说，要取得维权效果，那么就应该稳一点，急不得，必须并且只能一点一滴的来。笔者看来，在未得到事实映证之前，哪一方声称自己策略最好，都是在自说自话，虽然我也肯定点滴积累的价值，但并不认为适当快一点就肯定有害无益，比较好的办法是互不强制，在主动作为的方式方法上保持独立性，当陷入困境时，则相互支持，在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急于强迫对方采取相同的步调。如本文题目所示，“我相信通往天国的真正道路  就是学会逃离地狱的方式“（注），逃离地狱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特别是身在海外的人们，要注意不从自身需要出发来要求国内维权人士采取可能导致人身安全的行动，应该体谅身在国内的维权人士的切身困难，除非本人主动愿意，否则，不可强求，少搞点遥控和道义指责。

笔者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一点上丁子霖这一方已经有所行动，2月28日，“天安门母亲“透过“中国人权组织“发出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 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民间维权行动中发生的冲突“。不计前嫌，以维权大局为重。

除去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歧，在政治哲学方面，具体说来也即是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问题上，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丁方观念的核心是把是否参与绝食、乃至如何维权的选择权交还个人，袁红冰的思维范式则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层面上，当他振振有辞地指责国内知识界是“软体动物” 时，毫无疑义，他是以国家利益的发言人自任的。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孰是孰是，孰优孰劣，波普尔和哈耶克等哲人已经作过非常充分的论证，没有必要赘述。

伦理学领域的分歧

争论的口水部分基本上都在伦理学领域。口水的部分在于谁才是英雄，丁子霖，高智晟，还是袁红冰？由于对生活着的具体人的价值评估，通常都受到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在利益、感情、立场、观念诸方面相通或相背的影响，很容易流于情绪化的、双方各持一词的争论，当严重对立时，互揭其短，互损其长，可能永远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正有分歧的观点，可归纳为三点：一，现在还是否需要英雄，英雄有没有价值？二，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才配称为英雄？三，屈服过的人，还能不能视为英雄？

第一个问题，丁方的刘路认为，现在不需要英雄，或者说英雄价值不大，由此推论出高智晟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不重要。袁方则认为，要从相当高的高度上肯定民运英雄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才配称为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又在两点上存在分歧，其一是对待公益的态度，只有为公益作出特殊贡献才为英雄，还是自我奋斗不息者是英雄？前一种英雄符合传统，在开放社会也不排斥，后一种英雄则仅能存在于开放社会之中。其二是个性品德上存在某些缺陷的人，能不能成为英雄，丁方的刘路和孙成志持否定态度。他们在文中隐而未彰然而骨子里却是在认为，口碑不佳的人，不配被称作英雄。

第三个问题，屈服过的人，还能不能视为英雄？刘路和孙成志的观念，虽然没有明言，然而从他们对袁红冰历史的追究可看出，在他们看来，屈服过一次就应该受到指责，屈服是人生永远洗不干净的污点，屈服过一次，也就永远丧失了作英雄的资格。袁方观念，则把情非得已的屈服视为忍辱负重，认为这正是大英雄的条件。在这个方面，袁红冰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悖论：一方面主张大陆自由人士应该站出来做英雄，此时此刻龟缩不动就是狗熊，另一方面，又认为英雄也可以选择屈服，适当的忍辱负重更英雄。自己十年青灯黄卷两耳不闻窗外事是英雄，别人如此却不能容忍，这是最为对手诟病的地方。

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分歧

双方争论中关涉到社会学的方面，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组织内部的问题，维权人士之间应该团结，出现争议时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只要同归，何妨殊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基本一致，说基本一致，因为在对争议作有害还是有益的价值判断问题上，丁子霖教授与对方乃至同一方并不完全相同，丁教授认为争议只要在正常的讨论范围内，有益无害，另一方，则把提出不同意见视为相互之间从背后捅刀子。其二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以丁子霖为代表的自由维权人士现在并非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只是一个意气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法轮功却是个组织，在国内维权人士眼中，高智晟，袁红冰代表着法轮功，因此，与此组织相对的也隐隐约约成了一个“准组织“——这只是以论战中双方壁垒分明作出的判断，并非实有一个“准组织“。自由维权人士与法轮功之间，是应该团结合作，还是分道扬镳？丁子霖教授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此次论战中丁方也没有哪一个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丁教授公开信以善意的劝告作立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丁方并不认可分裂，袁红冰认为丁子霖教授的公开信“亲者痛，仇者快“、“暴政喜，志士哀“，说明他也希望双方友善合作，双方分歧在如何合作，具体说来是在绝食这个问题上应该不应该统一步调。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这次争论还涉及到社会心理学方面。涉及到对高智晟实行社会动员资格的心理接受，在涉及到精英竞争和卡位，意见领袖地位认可等问题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某些隐藏在字面之后互不服输的竞争心理。在争论中教育背景被错位地纳入话语权判断，被双方作为衡量发言权大小优劣的依据，就是竞争心理的表现。丁子霖信中暗指高智晟擅长耍枪弄棒，给人以对高智晟受教育背景不信任的强烈暗示，刘路虽无讥讽之意却不忘指出高智晟曾“在新疆卖菜“的经历，燕园故人特意抬出袁红冰“教授，法学院院长，贵州法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资历压人，说明他们的思维范式也遵循着以受教育背景为据来掂量发言质量和权威大小的理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争论的中心虽然聚焦在绝食应当不应当继续，但由于争论的参与者专业不同，受教育背景不同，价值观念各自有别，结果导致战火在非常广阔的地带漫延开来，超出了双方的知识范围，不仅在双方观点对立的方面，在双方根本不可能取得共识的领域，在只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才能有所结论的领域，双方也各自为是，结果就只能是混战不休，唾沫横飞，让我们这些作壁上观的人感到既好笑，又可惜。

    那么，如何给这些纠缠在一起的争论解套呢？笔者认为，要讨论问题，先要划定题域，然后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才有可能使得有分歧的问题得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厘清，知道自己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对方哪些意见可取，哪些只能各以自是为是，从而弥合分歧，取得共识，这样的讨论才是良性的。这种良性的讨论借用张裕博士的话来说就是：“争论只要不太过火，无论怎么说都是利大于弊，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争议，那怕持完全相反的意见，都是扩大民间声音的影响范围。”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有关“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定义含混，纵有王权正史和民间文本中连篇累牍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体的个人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所谓顺民刁民、乃至暴民……这种随机性应“时势”而随意褒贬定性，完全基于体制维权的“务实”需要而任意命名的羞辱性称谓，一方面显示出权力意志对人本价值的蔑视态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制度文化中由于 “个人的意义”长期缺席，使得一般人很难辨识出个人伦理见之于公共权力构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看不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这一事实，因而总是自愿放弃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和干预，以此规避个人权利表达所应承担的政治风险，让强势的个人或组织一路坐大并成为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掌控主体，从而导致民间社会长期受制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最终只能将人的社会生活诉求压缩在仅仅“为活着而活着”的低度生存区间。

众所周知，摧毁人就是从摧毁他的个性和自发性开始的，当个人作为群体中不可更动、不可替代的独立意义长期被省略、被贬损，乃至被逐出公共领域并内化为常设的制度逻辑和普遍的文化观念时，缺乏个体张扬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变失血，必然失去鲜活的个性神采，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创生机能严重萎缩。这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忽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和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因为既然不能从自己置身其间的共同体中经验到温情的历史记忆，领略到家国宗谱中亲切的慰藉并由此滋生出痴心眷恋的“乡愁”，就无所谓爱国的“主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担当，所以也就难于合成出个人之于社会、以及民族同向共生的荣辱感，就无法演化出体恤庶民、求诉公正的建设性政治动议和制度安排。正是根源于这种畸变的文化与制度合力浸染，才导致中国人对生存无常产生出神经质的焦虑症与恐惧感，最终使得信仰文化应付阙如并完全让位于庸俗化投机主义式的务实理性。因为经验了太多的苦难和生死挣扎的命运劫数，所以人们总是要么自足于一夜为王、一朝得势的奢靡和骄狂，要么忍辱负重、听天由命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有敢于“放胆”参与权利争锋和问鼎“公家事务”的各路“英雄豪杰”，则大多不是基于解民济世的理想承当，而是权力“边际效应”引发的行为冒险，所以，他们要么是奉行机关算尽的韬晦之术“相时而动”，要么总是迷恋于“武器的批判”重复败家子式的秩序颠覆，让历练了数千年的权力体制始终荷载并不断繁殖出无法承受的反抗力，造成中国社会虽然历尽了权灾兵祸的轮回折腾，却始终无法反躬自省与“普适文明”接轨。

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只求低度地活着的社会中，直面同胞共剪、苍生死灭，都可以无所用心而且习以为常，他们又何以能够超越简单的生存逻辑和事物常态为个人确立有意味的社会生活形式呢？因为有如此“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除了圈地自为以防范各种不可逆料的灾变之外，委实不能将个人的良知选择和道义承担延伸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念。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迷恋暴力和仰望强势，总是任由君临众生之上的各路得胜者长期挟持，并一路对其恣意的侵犯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这就迫使人们出于生存的常识理性，而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强大势能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教化，日久之后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责任担当意识便随之淡出，这种民意整体性的不作为和权力系统的“乱作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对称社会格局，使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从而沦为挟暴力与“天命”自重的王道专制任意驱策的物化工具。如此一来，除了极少数人能窥探到“王权本无道”所以才伪托 “天授神谕”的玄机，从而发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路冒险杀戮，演出抢班夺权的惨剧闹剧“主旋律”以苟延破绽百出的老迈历史之外，对于匍匐而活的普罗大众而言，能在离乱无常的权利屠场中求得全身以终老天年已属不易！又何以能够越出贱民的本份妄想“当家作主”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呢？

综观中国社会的历史流变，由于权力伦理中没有为个人预留出自由意志的伸展空间，个人的主体意愿很难延伸成为公权决策中有当量的挚肘力，使得个人自觉与社会公共生态的关联性严重分离。所以，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器”不仅无需付诸公论，甚至也不在乎为人所建构的社会道统、法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一系列对话机制是否内涵有对人的关切和生命伦理的尊重，是否符合人性的本质然后公平、公正、地“待人处事”。所以，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人始终缺乏“负罪感”，缺乏对人的本质缺陷葆有足够的警惕，因而在其个人生命的经验和文化传承中始终无法内生成理性的反省机制，所以很难从经验到事实中演绎出思辩的认知为真理立法，为人的处境改善作出超验的、应然的理想期待，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相应的法理与制度设置，最终把人从弱肉强食的罪性迷误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自愿抽身于公共事务之外，总是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态如道德伦理、制度正义和一切与人相关的公共建设作壁上观，仅仅依靠本能的感觉和现成的经验，既无对当下法理秩序和权力话语的批判性质疑，也不对个人之于社会的共生关系作原理性的思考，因为无所用心，所以也就无所谓社会性的责任承担，即使偶或有结盟抗辩的意愿也大多是基于自利的打算。这种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阶级认同，原子化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态，使得人们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便只能让无法承受的“原欲之重”将生命锁定在现世利碌的追逐之中，如此一来，即便是有基于生命创造的欲求和向外扩张的本能骚动，也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坏性渲泄和 “不相信主义”支撑下的胡作非为。

正是因为有如此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心态，公共话语中才有如此凶狠刻毒而且泛滥于整个社会的，专属针对人的种种污蔑和酷刑恶语，什么小人奸人佞人贱人……，什么挖心剥皮、剔筋剜骨、斩草锄根、诛连九族……！如此则庙堂公卿村妇野老一旦利害相抵时，都无一例外地把与自己同向共生的对手视为侵犯者和挡道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基于这种恶象丛生的现实处境，中国人基于生存的本能自觉，往往很难把与自己同处一隅的他者当作休戚与共的生命活体而给予深度的关照，即使是基于利己而后利他的道德表达和不伤害的正义伦理，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延伸于血缘亲朋和特定的乡土熟人之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激励功能的整全性社会理念。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尽精微、致穷理的分析逻辑，所以几乎极少有人能秉持“精神的客观性”（叔本华语）对生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终极发问，使得人们由于无所知、所以无所畏然而又常常人神不辨，总是容易被一切外在的利欲和强势力量所蛊惑然后迷失在一种模糊含混、似是而非的语境之中，既无需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作思辩性的探究，也不会醉心于返求诸己质疑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高更语），从形而上高度生发 “认识你自己”的内在焦虑，即使有流布民间的所谓因果附会之说与人性善恶之辩，也仅仅囿于祖制的礼乐道统遭遇现实错位之后无可奈何的精神自慰，其在本质上既不能化解人在现实处境中的焦虑感并给予人心向善的引导和救赎，也不能提供建设性的理论为形而下的社会进步文明出谋献策。

由此理路构制的国家社会，要么是个人或家族意志的放大和延伸，要么是强人政团的私欲合成体，所谓公心和公义的法理与制度诉求，则基本不在中国人的公共权力意识和执政理念之中。置身于如此相互排斥的社会生态之中，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大多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是源于私性的欲望和“务实不必求真”的利害比较，是权力威风支撑下的“暴利分红”引发的政治冒险。除此之外，由于权力系统中一以贯之的反程序运作和“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长期盛行，使得人们一方面不惜作贱自己，将“货与帝王家”作为获取现世闻达的“终南捷径”，另方面又将“衙门”贬斥为藏垢纳污和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因此才有剪除不尽的民间语文对官府极尽腹诽垢病之能事，才有秉持洁癖的“内圣”而不能外于王者为保名节宁愿挂冠而去处江湖之远，终至发醇出一班要么在人格尊严上自宫自残以捐身官场的蝇营狗苟之徒，要么让本来就稀缺的知行合一者齿冷心寒，无奈之下宁可偏居一隅佯装“难得糊涂”以置身事外的犬儒式“清流”进行自我放逐。如是长期不良循环并累积为制度性、文化性的败血因子，造成心智德行与权力组合的严重分离，在助长了专权者骄横跋扈的暴戾性格的同时，也使民间将这种歧视性不把人当人的专制主义“人权观”泛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公共视野中一切关于人的判定与阐释都只注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使用价值，看不到个人作为社会物质与文化创生主体不可替代的神性价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论关注和社会实践自至终都必须实现的正向目标。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麻园

      计有功《唐诗纪事》说，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要作一首八句四韵的律诗，祖咏却只作了四句。这四句诗就是他的成名作《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考官来收卷子，便问他：“啷个只写四句喃？”

　　他回说：“意尽。”

　　考官又说：“要求写八句，你只写四句，只能得鸭蛋。这盘你就没搞了。我看你这四句写得有点意思，何不再敷衍四句，及第可望。”

　　他回说：“宁舍功名。”   

　　果然，他落榜了。而他的毛根好友王维，此次却以第一名（状元）进士及第。并很快被朝廷擢为太乐丞，从此踏入了仕途。然而廿一岁春风得意的王维却逢人便说：“吾虽及第，但不及兄也。”他所谓的“兄”，指的就是凭了廿个字的《终南望余雪》如今已名满京城的祖咏。

　　传说祖咏家贫，居洛阳，与新迁来的官宦王家为邻。因与王维同庚同学，且既聪明好学又本份老实，故受王家资助颇多，基本上等于是王维的“伴读”。两人天资都高，才学相当，情趣相投，自然关系极好。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两人毕竟贫富悬殊，其心理应该说还是有差异的。尤其对待功名，经济尚未独立的祖咏理当比王维更为急迫。然而他竟为了一首诗，为了艺术，而“宁舍功名”！    

　　当然，我们相信，这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事，只能发生唐朝。唐朝不仅有崇尚诗歌的世风民俗，有以诗选士的政治制度，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崭新的以诗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当了官的诗人都必然地将提携赞助关怀接纳举荐尚在落魄中、尚在贫困中、尚在奋斗中的诗人视为己任，视为品德，视为风尚，视为一种鉴赏境界。所以，像杜甫那样不稼不商也能安家生子、喝酒吃肉的落魄诗人，才终身都有赞助者。并且，落魄诗人以诗投靠官员，展示自我，以蒙提携赞助关怀接纳举荐，也是一代风气，不必以此为耻的。所以，才有李白《上韩荆公书》那类肉麻的吹捧文字；才有陈子昂“千金买琴，聚众而毁，借以布诗”的商业化炒作；才有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哀鸣；……

　　从这个角度看，祖咏又是幸运的。他用不着象李白那样猴急，也用不着象杜甫那样下贱，因为他有以他为荣又忠于友谊且已然成功的王维。王维命中注定是他的终身赞助者。   

　　他这次虽落榜了，可名气反而比中了状元当了京官的王维更大，比王维更受京城上流社会各种圈子的欢迎。（这就是唐风啊！）所以他俩频繁出入于这种场后，互相增辉，那感觉之良好，也就不摆了。   

　　说来，他俩现而今的荣耀其实还是来之不易的。他俩十五岁就离家出走，到了长安来闯荡。开元七年，他俩十九岁，首应府试，便双双落榜。王维是音乐天才，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琵琶。靠了这一手，结识岐王範，经常出入王府。当时王维号称“京城第一帅哥”，再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自然深受岐王的赏识。这样到了第二年科考前，岐王让他扮成乐工，带他到安乐公主府中去替公主演奏音乐。奏毕，公主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他。他于是乘机将所写之诗献上，并坦白自己的秀才身份，伪装乐工，实出对公主的仰慕。岐王又在旁边敲边鼓吹喇叭，公主见他才貌双全，人又如此机灵，于是心花为之怒放，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帮他一把。所以后来他以状元及第，端赖公主之青睐也。所以，他当的第一个官，是执掌宫廷乐队的太乐丞。   

　　可惜这一对“唐风新宠”风光了还不到一年，岐王範因事被贬，王维是他的红人，受到连累，也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很快离开了长安。失去生活保障的祖咏这下惨了，只好卷起铺盖，跑到汝坟山中，隐居起来。有诗为证：

            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

            乌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

 　　被贬在济州当仓库管理员的王维，薪俸有限，加之又无朋友，前途也渺茫，正郁闷得紧呢，也就对在数千里之外当知青的祖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另外，传说他到任不久，就被街上一个开药铺的少女的美貌所迷住，成天在药铺周围闲逛。买了凉药一会儿又要买热药，买了补药一会儿又要买泄药。终于有一天准备了一箩筐药名诗谜对伊挑而逗之，试而探之。谁知被她一一轻松解破，几乎吓了王帅哥一个坐读。这种才女少见！不仅美丽又大方，还能超越俗见，颇有文君之风。于是一来二往，两情相悦，不久就拜了天地。王维在生活的蜜中泡着，差不多也就认为此生只能变成一味蜜制中药了。   

　　转折又是起于祖咏。在山中当知青的祖咏，生活实在太苦，精神实在寂寞。他毕竟也才二十多点嘛，理想还是有的。所以苦熬了四年，终于出山应试，以一首《望蓟门》而进士及第。此诗写得大气磅薄，直追初唐四杰，放在诸“边塞诗”中，也是上品。然而他从未到过蓟门，其诗全凭对意境的把握营造，可见其诗才非同一般。

　　王维得知这一好消息后，连忙写诗一首寄向长安。诗云： 

       结交二十载，

　　　 不得一日废。

贫病子既深，

契阔余不浅。

　　诗写得虽臭，却非客套，既有对友的愧疚，更有对友谊的展望。鉴于《诗经·邶风·终风》有“生死契阔”一句，表生死之交，兼表友朋离别太久，思念得巴心巴肝。祖咏得诗后，就决定借湖南赴任之机，绕道济州，看望这位毛根朋友。

    史书上将他俩的这次会面记得极为简略平淡，不外如贯例酒醉饭饱各写诗述怀“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番而己。可事实上，经这次会面，两人的人生都来了个180度大转折。祖咏并未到湖南上任，而是转回山中，继续“安贫乐道”去了。王维则于第二年离岗退职，赋闲在家，当起了药铺二老板。生意之余，迷上禅宗，从此烧起了香，拜起了佛。他俩分别时，王维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送别》诗（此诗在《万首唐诗》中题为《济州送祖三》）。以后，在他为数众多的诗文中，就再也没有言及过祖咏了。其诗云：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此诗写得平白如话、平淡似水，然蕴有深情焉。诗尾巧用“白云”思友典，等于说“我思念你将永无终结”。而且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观之，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别说了，你放心去罢！白银我会源源不断地给你寄来的。谁教我们是义结金兰的生死之交呢？”

　　在此诗产生之前，可以说他的诗歌才华较之祖咏“差了去了”。然此诗过后，却渐入佳境，越写越好。相反，祖咏似乎从此退出了诗坛，彻底隐姓埋名了。后人收集到除“两望”外不多几首，极为一般。几令人怀疑他俩这次会面，在友好的气氛中，互换了诗脑。难道真如传说所臆想，祖咏为了友谊“宁舍诗”？而王维则为了朋友“宁舍脸皮”？   

　　事实如此：三年过后，王维二十九岁，回到了长安。生意之余，广泛社交，又写诗又作曲又弹琴又画画又书法又谈禅，忙得一塌糊涂，充实得很；艺术长进神速，名气也大了起来。又是三年过后，爱妻亡故，药铺关门，迁回洛阳。时丞相张九龄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住在洛阳。王维作《献始兴公》诗，献给张九龄。其中竟有“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等无耻且露骨的话。要不是为了饥寒交迫的朋友，谁愿如此掉价？何况一个有庄禅思想并不穷的高干子弟艺术家？   

　　不久，王维被张九龄荐于朝廷，封为右拾遗。时年三十五岁。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路做将了下去，而且全是京官，从未离开过京城。当然除为母守墓两年，实实在在住在辋川而外。他的官越做越大，直到晚年。虽然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差一点就罹祸了，总算老天爷保佑好人，终于逢凶化吉，遇难呈了祥。

    这事是这样的：   

　　天宝十四年秋，安禄山造反，兵逼长安。玄宗带领一班朝臣宫妃奔蜀。王维错过随驾机会，只得滞留长安。结果当了安贼的俘虏，并逼他当了贰臣。他也曾服药取痢，谎称喉疾不能应命，但因其名气太大，安贼说“要么当官，要么死！”八月，安禄山自封为帝，宴群臣于凝碧池，命乐工奏乐。诸工哭成一片，连仪仗队中的马象也不肯舞蹈，整死不前。一名普通至极的乐工雷海青，抱着琵琶骂贼，被拖出去乱棒打死。于是王维悄悄写下了血泪控诉的《凝碧池》诗。第二年唐军收复了两京，凡当了贰臣的都跑不脱，王维也被关了起来。多亏他写了《凝碧池》一诗，加之其弟王缙愿削己职赎兄之罪，刚坐上龙椅的肃宗也就原谅了他。第二年，他又官复原职了。三年后，他死了，朝野为之共悲。

    他是艺术天才，艺术的各个领域造旨都相当高。尤其诗歌，与孟浩然齐名，人称“王清孟淡 ”。他语言朴素，以善于经营平常文字而建构高远意境著称。禅理哲理，飘渺于字里行间，决非纯粹之隐逸或田园诗可比。他尤其还是一个道德完人，是著名的孝子。一踏上仕途，就将母亲接来早晚侍奉。其母终身信佛，他捐出修了五年的辋川别业，改建为佛寺；就将母亲葬于寺旁，守墓两年。他对爱情也异常忠贞。他的夫人乃一开药铺的平常市井女人，而他是官宦子弟，政府官员。他则能以感情为重，不计门第俗规。他夫人死时，他才三十二岁，应该还算青年。可他却从此不娶，独身至死。这于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对朋友的忠义，苍天可鉴，同时代人，几乎有口皆碑。他是佛教徒、素食者、独身主义者，挣那么多钱拿来干啥？一是修了辋川别业，二是帮助了朋友。譬如祖咏一家几兄弟，差不多是他包养了起来。祖咏的小兄弟夭折了，他写了首著名的悼诗《哭祖六》，简直感天动地义薄云天呀！他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具有佛教徒的慈悲心怀。因此，对他来说，身外物只配拿来做好事、积善德。他的物欲很低，加之主观压抑，谈不上什么享乐，离苦行僧并不远。他之享受，全在精神层面，道德、艺术、宗教、哲学。   

　　当然，具怀疑嗜好的后人对这个完人仍有不少质疑。譬如一，史书上说他父亲一直在当官，死在他之前，他为何不守孝？他的诗文中为何对父亲只字不提？譬如二，自从《送别》祖咏后，祖咏一直隐居在终南山，直到四十七岁死去。时王维官居库部郎中兼吏部郎中，相当于物资部长兼组织部长，为何不提携祖咏？不将其邀至辋川别业？甚至至死都不再见面？死了也没有一篇悼文？……这一切并不符合王维的一贯为人呀，更不符合跟祖咏的“生死之交”不是？要么他们之间有一场“宁舍诗”的交易，祖咏信守诺言，一辈子甘当幕后的“枪手”？要么祖咏得了“不可接触”必须逃离人群的怪病，如严重抑郁症转精神分裂、麻疯或吸毒？他只能接受王维的赞助与恩赐？而王维摊上了这个花钱的主，在没有选择余地时，违心地“宁舍脸面”，违心地再入官场？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某方面而言，王维其实还是相当善于炒作自己的。譬如那个著名的《按乐图》故事：有人拿了一幅图画请王维他们高雅人士鉴赏。此画无题，也不知作者是谁，出于何代，但画得很好。画的是一群乐工正在奏乐；个个神态生动，诩诩如生。王维说：“画的是《霓裳》第三叠第一拍。”大家不信，以为这不可思议。就请来乐队真正演奏《霓裳舞衣曲》，至第三叠第一拍叫停；按画中乐工之指法一一对照，果然无一差错。于是众人对王维之超人水平五体投地，愈传愈神。——面对一张小提琴家或钢琴家的演奏彩照，我们难道能看出他演奏的作品？音乐是“时间艺术”，绘画是“平面艺术 ”，只能表现事物的“一瞬间”。既是一瞬间，此时乐队只能在发一个音。因此，我还可以说他们在演奏贝多芬的《英雄》呢，因为任何音乐作品中，都有这个单音，所以王维基本在扯蛋。

　　有鉴于此，许多年前，我还在深山中当饿农时，就勾起我对王维生平疑团尤其是艺术疑团的探索兴趣。这自然出于我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嫉妒。须知他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 “朝野通吃”的大赢家。正因为有了他，唐以后才出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为“通吃”张目，颠覆“隐逸——不合作精神”的掠美主义理论。这对于一个象祖咏一样隐于蛮荒之地，贫穷潦例，前途一片灰暗的我来说，通吃者的辉煌，是我永远的痛！

　　读了廖亦武的网文《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居然有了也想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倒他妈一瓶敌敌畏的冲动。——足见我的嫉妒病，几十年来，依然如故。不过我以为廖兄通吃的赢家看走了眼。袁红冰蓄谋巳久，孤注一掷，背叛朝廷。朝廷的通缉御犯叫他如何朝野通吃？他确在炒作，而且成功了：四本书出版商争着出版，翻译家争着翻译；预付稿费都快百万了，中外文坛哪个有这种本事？不过这本领只能划归“聪明”，他炒作之种种言论，自恋太过，迷恋宏伟叙事，好用正面大词，以“大我”姿态发言等，不仅引人反感厌恶，且预示他之美学等级，尚未开窍，离“智慧”还远着呢，赢的也怕只是市俗口袋里的钱，他不配我们嫉妒的。何况他之叛逃本身，他书中那些血淋淋的内容及其反共理念，总给了朝廷脸上一猛拳，我们是应该为之鼓掌喝采的。难怪海外圈圈功写手徐沛先生写了一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网文，善意地劝说廖兄，希望他“凡是朝廷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先分清敌友再说。我以为他说得在理。

　　当今文化人，妄想朝野通吃的自然不在少数。王蒙贾平凹苏童余华之流就不说了，朝廷桂冠戴着，民间掌声响着，这样不也有些年月了么？话又说回来，你没得鲁迅的时代，没得巴金的狡诈，没得钱钟书的学问，没得金庸的天份，没得王朔的脸皮，要想“朝野通吃”，谈何容易！尤其现在有了网络，野仙们除了自己还服谁？况他们口没遮栏，且以此为荣乎！所以，纵然御用金冠戴得十分牢靠，余秋雨还要借赞美嵇康来讨好民间；余华还是要冒充“异端”，仿学“反动”，同自由主义套近乎，来拉动“民间份额”。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钱理群之流，却转而迎合朝廷好恶，大淡什么反美及民族主义；而宪政主义之流却一厢情愿地梦想“南书房行走”……这些“大家”的可笑行为本身，不就证明“通吃的汤锅”其实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么好吃的。既是朝廷的宠儿，又是野物们的精神领袖，这可能么？既然嵇康的代价是被朝廷砍头，那么钟会的代价就必然是受到嵇康们的鄙视与奚落。没得哪个能做得象王维那么完美，——如果你不幸并未生活在唐朝开元盛世的话。何况他于千年以后，毕竟也受到了质疑。

    “大家 ”们不明白，受宠于朝廷，纵然可以进官方文学史，甚至所占比例极大，但这种“辉煌 ”终归是要改写的。只不过比我们活得精彩一点富贵一点亢奋一点而已，不值得羡慕；因为“名利双收”并不等于“朝野通吃”。譬如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新南非的库切，都是诺奖得主，无疑都是名利双收者，但他们都因得罪他们的“朝廷”而不得不流亡海外。高行健也是诺奖得主，也是流亡者。不过他的作品既跟“朝野”无关，也跟“通吃 ”无关，只跟中国人的精神及其人性有关。故朝廷羞羞答答不敢表态，而野物们也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现在袁红冰也是流亡者，也是写小说的，不过他的作品还是个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跟朝廷的苛政有关，跟中国人的血和泪有关。他能否获得文学的最高荣誉，那只是他自己的事，或者只是评委们的事，基本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的文字仅为“心安理得”，象病中的祖咏一样，文字只是他赖以维持生命的药啊！只要服药的是我本人，至于那药的荣誉归谁，那还管得了么？

    文学，仅此而已。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时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就读的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他起草的发刊词指出要“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这是他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3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他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译意、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一起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残杀，他特地赶写了活报剧《春的中国》(发表在《文学周报》)，愤怒地谴责杀害青年学生的军阀政府。他借剧中一青年之口说：

　　“这种的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

　　1927年4月12日，他目睹 “四一二”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上海宝山路上尸横遍地、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寄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他们抗议以主义、信仰、党派不同的名义杀人，他们谴责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

　　在那样白色恐怖、黑云弥漫，到处是杀戮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一抗议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几个职业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因此他们不愿再苟安、沉默。

　　郑振铎由于姓氏笔划最多而列名第一，因此首当其冲面临着捕杀的危险，随后他就流亡到了欧洲。

　　一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新社会”，在他看来，“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一个编辑、一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很轻微”，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对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1928年秋天，郑振铎回国之后继续编辑《小说月报》，并在多所大学教文学。

　　1931年6月15日，他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出到第5期就停刊了。9月，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北上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编辑兼教授”而“教授兼编辑”，他在繁重的教学、学术研究之外，参与主编或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学刊物。他常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不是做编辑就是教书。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新社会”之梦，在《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说——

　　“我并没有什么梦想，……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这并不是什么‘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

　　他的“努力”、他“和一切恶魔苦斗”都贯穿在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才能“创造一种新文化与推促社会的前进”，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才有可能。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书店的徐百昕邀请郑振铎办一本类似《生活》的周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就在上海诞生了，宗旨为“阐扬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

　　此后他一再强调——“本刊是纯粹的民间刊物，绝对的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和关系。纯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人民们应该说，必须说的话。”

　　和他1919年写的《新社会》发刊词一样充满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脚踏实地，目标也更加具体了。这本小小的周刊倾注着他的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长期的蛰居生涯之后，他的热情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几乎每期他都亲自写稿，仅据不完全统计，一年间他在《民主》、《周报》等报刊发表的各类评论就有四十多篇。他为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大声呼喊，——写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人权保障在哪里？》、《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争取民权·保卫民权》等大量文章。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 “一二一惨案”，十多个学生伤亡，他写下了《由昆明学潮说起》；1946年3月下旬，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惨遭谋杀、数十人被捕，他连续写下《南通血案抗议》、《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为南通血案写》两文。孙正平，一个普通记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踪，被割鼻、挖眼，缚上石头，沉入江中。面对他的惨死以及无数老师、学生的被捕，尽管《大公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但整个南通、整个江苏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他看来最有义务这样做的“绅士们”和“京官们”，不见一个人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郑振铎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对他人生命的任意杀戮，如同对每个人自己的“谋害”和“屠杀”。这是世间最值得珍视的人道、人性的价值，是做一个人的底线。他的悲愤、哭泣、呼号，他的激动和伤感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法容忍野蛮的制度力量对生命底线的摧残，因此他要在一个没有人道和正义的时代呼喊人道和正义。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及民间报《大公报》、《新民报》记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殴打而受伤，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下了《我的疑问》，发表在《文汇报》。26日他又写下《悲愤的抗议》（发表在29日的《民主》37期）。他猛烈抨击上海推行侵犯人权的“警员警管区制”；他密切关注战后大学教育问题和教授的待遇问题；他抨击官僚资本，呼吁惩办汉奸，他知道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根绝贪污现象；他为物价飞涨忧心如焚——连续写下《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人为的涨价与人为的抑价》、《对于物价的紧急措置》 ……当年10月31日，也即《民主》度过一周年之后半个月终于“被生生的扼死了”。 如果说1919年他办《新社会》时，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还是一个朦胧的梦，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论新中国的建设》则提出了“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从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军事、社会事业等九个方面规划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新中国”，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之梦。其中不少细致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仍不无独到之处，如：“银行存户必须用真实姓名，不得再用‘堂’‘记’等户名，以便稽核贪污官吏及逃避资金之流”等。这个梦，不仅是郑振铎的，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人类的追求代代相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誉、地位和荣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梦想的精神。

【2006年3月4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报道：狱中作家蔡陆军刑满释放，已于3月3日回到家中。 蔡陆军现年38岁，曾用笔名“盼民主”、“争民主”。因在互联网上发表异见文章(22篇)，成立网络组织”自由民主同盟会”并任主席，于2003年4月8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2003年9月10日，经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法院秘密一审,2004年8月9日公开重审，被以上述罪名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详情见“狱委网”： http://www.penchinese.com/wipc/01wipl0/029clj.htm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蔡陆军的获释表示欢迎，同时，对已失踪20多天的本笔会会员严正学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 由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黄河清了解到的严正学失踪情况如下： 2月11日晚8、9点钟，北京昌平国保大队事先电话约好严正学在北京地铁回龙观站口见面。当时，严正学和太太朱春柳正要回家，回龙观离他们家只有一站路。朱春柳亲眼看到严正学被昌平国保的车子带走。 12日凌晨4点半左右，严正学回家，说昌平国保要送他回台州，就开始整理一些物件。上午9时左右，严正学出门，说昌平国保车来接他走。朱春柳没跟着出去。从此，严正学杳无音讯。  事后，朱春柳与昌平公安局国保支队办公室电话联系，回答是：我们没有送严正学走。严正学在哪儿，你们家属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 昌平国保支队的电话是：86－10－69746804，接电话的人姓甚叫啥不知道，可能是支队长。  以后，朱春柳没再与台州公安局联系。因为台州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黄林军等二人，曾于2月12日晚八时左右来严正学的北京住处。当听说严正学已被昌平国保送走，黄林军说不可能吧。  此外，黄等二人表示：如果绝食，就要抓的。 据春柳朱说，黄林军是前任大队长，另人可能是继任大队长。朱春柳说，严正学不会在台州，如在台州，会与她联系的。  现名列狱委会“狱中作家”的名单共有67名，蔡陆军编号为第29，严正学为59，最新被列为“狱中作家”是李元龙。“李元龙案”法院将于下月开庭审判。

　

 

对于任何领域的学者而言，谦逊都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从学问的类型和内在特质而言，历史学家应当是最谦逊的。因为历史写作所要处理的都是过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学家本人完全没有经历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来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时过境迁，事件或者人的行为去今往往已经上百上千年，许多证据已经灭失，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博学严谨如兰克，也不敢宣称他所撰者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只能将尽可能复原历史事实悬为目标而已。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是人所创造的，而今天那些已经尸骨成灰、变为蜡像或铜像的那些盖世英雄或帝王将相当年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心理究竟如何，当时的人——甚至他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更不必说隔着时间的长河的历史学家们。史家陈寅恪先生说治史者要有一些想象力，能够在史料的空白处想象过去的事实与人心。这当然是必需的，不过当治史者用自己复杂的心理揣度另一个早已作古、同样复杂的人的心灵，诚可谓“梦中说梦两重虚”，其间的得失真的是只有付诸“寸心”了。

但是，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史学家，他号称得到了真经，由于有了某一派理论作为指导，就可以“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斥别人“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把鸦片战争以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行进得更加坚实。”如此毫不谦逊，狂妄傲慢，哪里还有一点点历史学家的风范和风纪？他对于同行不惜用大词诋毁，口口声声说别人的研究“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可是，难道不正是这种宣称自己就是历史和真理化身的所谓历史学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误导青年么？

好在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那么容易误导，也不需要别人代替他们去思想了。这样的作者也只能借助权势而出来吓唬一下人罢了。建议他顺便读一下该报第一版，那里有一个标题仿佛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

肩题：胡锦涛会见瑞士国防部长时就台当局终止“国统会”指出

大标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失败命运

2006-3-1

   安田，西安交通大学90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研究院任职科研工
程师，屡次荣获公司年度先进工程师称号。2000年赴美国，到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攻
读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Degree. 2001年转赴加拿大，就职于AGL Manufacturing Co.，
职业：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2005年，来到洛杉矶，任职 Global OEM
Furniture Co. 的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 同时，任职 ACM Manufacturing Inc.
美国地区主管。2004年发表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这是目前唯一一部直接描写“六四”
民主运动的长篇小说。

    王丹：我们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同学，在美国的不多。记得九一一事件发生的时候，同学
中分成两派在我们自己的班级网页上争论，对美国持同情立场的恰恰都是在美国的同学，而
国内的同学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我的同学都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事件洗礼的，应当
说他们受到政府蛊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是真实而强烈的。这让我想到，
未来在八九一代这个年龄层中，对民主的追求可能会是最大的共识，但是最大的分歧可能就
是如何面对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最大的对象就是日本和美国。日本的问题今
天我们不谈，想请教你的是对中美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安田：从中国到美国，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了许多人，确实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
义的情绪。在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提高的今天，如何因势利导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处理国
与国的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为中国的未来争取最有利的地位，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
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当思考的问题。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
的重点，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最熟练的运用，也表现在中美关系上。但是中国的外交
政策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好成了矛盾的两极。中国外交，表现出来的是对于美国的依顺，
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是对于美国的仇视。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力量对比
的必然，一方面是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王丹：历史上讲的话，中国对美国，尤其是中共对美国的情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毛
泽东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心里却是很向往美国的，最后选择与尼克松见面不是偶
然的，他的很多谈话也可以看出对美国的向往。美国对中国呢？

    安田：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于中国的表现出来的一直是一种友善的态度。即使同
是共产党政权，美国对于苏联和中共采用的也是不一样的政策。美国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
是“门户开放”。从清末至今，美国的政策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完全走向了国际，
成了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且不管是不是好的资本主义）。但出乎美国的预料，中国
的民间，并不领情，反而充满对美国的仇视。这种仇视背负的其实是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如
果没有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美日同盟，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否还是这样的状况呢？即使
有中国政府的故意引导（在中国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中共维护政权的不可多得的牌），
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吧。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却不应该被民间的民族主义所蒙蔽（更不要说
故意引导到一个极端的方向），而应该审时度势，把握住方向。从这个方面看，现在中国政
府提出的“和平崛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对美外交方面，应该更低调、合作。为了能
够崛起，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美国的盟友，而不是对立面。祇有这样，才有机会争取
中国的最大利益：北向发展。

    王丹：向北发展？向北不是面对俄国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很少有面向俄国的成
分，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你的意思说说，美国可以作为盟友，但是俄国却是真正的对手吗？

    安田：没错。从历史上看，给中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敌人不是美国，恰恰相反，每到历史
的关键时期，都是美国给与中国最大的支援。也不是日本。即使有八年抗战，日本也没有捞
到中国的一寸土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俄国！其实，如果不是“日俄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
结束，那么中国的东北早已经成了第二个外蒙。俄国人对于土地极端贪婪。这次俄罗斯铺设
西伯利亚的输油管线，中国和日本竞相抬价。我们都忘了，那片土地曾经就是我们先人的国
土。今天，我们的民族主义的怒火可以焚烧日本国旗，可以为了一个钓鱼岛以死相争，为什
么我们想不到库页岛？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历史上侵占我们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俄国？

    王丹：你提到输油管线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现在国际关系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民族
主义思考的核心。如果说能源是未来国家实力的支柱的话，围绕能源产生的冲突才应当是我
们制定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从这点来看，我与你有不同看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受到本国能源
资源的匮乏的压力，其外交趋向一定是扩张性的，与中国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我们
今天不谈日本。而说道美国，我倒是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我们与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现
在来看还没有那么强烈。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合作的可能还要大于竞争。

    安田：记得《河殇》里有很详细的解说，是关于海洋文明的优势。我不否认作者的看法，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大陆文明的国家，到底应不应南向出海？是很值得商讨的。
搞经济的都会核算成本。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南向发展的成本大，还是北向的成本高？这是
一目了然的。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资源的匮乏将是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越过中国的
北疆，就是广袤无人儿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够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开采西伯利亚的资
源，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所需要研究的课题。从这一点上说，几年前中国与俄国的
订立的边界勘探条约，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耻辱。这不是说我们不定这个条约就可以要会被沙
俄侵占的土地，而是说中国政府的愚蠢让后代失去了一张可资利用的牌。无论从何种角度而
言，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需要重新作出修订。为了台湾问题而一味讨好俄国，无疑引
狼入室。而从长远看，对于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攸关生死的利益所在。
既然近期以内，我们没有取代美国做国际老大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搞好和美国的关系，而
谋求自己切身利益呢？二战后的内战，让我们失去了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盟友的机会。
中共早期错误投入的两场对美战争，更让我们饱尝孤立的痛苦。痛定思痛，在中国社会已经
变革成为资本主义的今天，如果再不携手美国，而是为了统治的一是便利，一味误导民族主
义最终造成和美国的对抗，实在不是明智的施政方针。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这也祇
是手段。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然后通过清晰的外交政策达成的。在我看来，谋取对北边土地资源的开发权益，应该成为中国今后外交的重点。国内的民族主
义，也应该改弦更张，认真思考：谁是我们正真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