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旅英作家张戎女士与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国出版，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热烈追捧，一些学者和政客也紧随其后。经过连续炒作，一时好评如潮，该书连续高踞于各种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现了，中国学者金小丁写了《〈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17个问题》（后整理为《评张戎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书中的多处“硬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作家安替认为“此书基本上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作品，纯粹是想证明毛泽东从生到死，时时刻刻都是恶魔。我特别看了注，张戎的确看了很多资料，但她对资料的引用基本上没有多少交叉论证，只是主题先行，选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资料”。

 

出于政治、经济、情感乃至无知等多种复杂因素，这类批评不为多数海外媒体所重视。直到2005年11月，形势才开始改观，美国汉学界重量级人物、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发表评论，认为“书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但往往没有求证确实”；“本书作者令其说法所可能发挥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试图彰显毛一开始即是个恶人，而后一辈子为非作歹，但这么做却否定了人会改变的现实，不论是成长或堕落”。

 

多年前，张女士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轰动，当年我读此书时，也深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动。后来方知故事只是故事，那位在女儿书中受尽“文革”迫害的高干父亲，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

 

如今张戎又开始讲故事，我当然有兴趣。她的书中确有一些抢眼的内容，例如：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蒋介石以放红军一条生路为条件，向斯大林换取儿子蒋经国的回归，等等；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揭发中共打入国民党内的“四大间谍”——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而宋庆龄则被指为“苏联间谍”。张女士俨然成为一个“抓间谍的人”，却并未公示这些指控的确凿档案证据。读了这些，已大致可判断出作品属于“小说家言”。

 

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蒋介石戎马一生的不少战例上，军事指挥的失当曾使他屡受讥评，但这不能成为有意放走敌人的证据（胡宗南、卫立煌的战绩也是如此）。况且，他的老对头毛泽东，是一位从来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弈高手；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是蒋指挥失灵的原因之一。

 

张女士只提及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儿子蒋经国归国的事实，却没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红军为交易的档案证据。这样的交易也不符合蒋的性格，任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须分我一杯羹”的掌故，“为天下者不顾家”是政治超人的逻辑。固然，张戎身为一名母亲，也许会在子女被劫持时对绑匪作出妥协；如果按照她的“亲情逻辑”，小蒋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老蒋1927年发动反共政变纯属多此一举，何须等上八年再唱“捉放曹”？看来，张女士确实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

 

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曾为此书对其父身后名誉造成的影响，向张女士提出过交涉，牛津大学的华裔史学家曾锐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质疑，《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曾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综述。张戎之弟张朴（同时也是此书译者）立即撰文反驳，并公布了该书第29章的中译本节选作为佐证，指责傅先生是想赶在中文版问世之前，“‘抵消’这本书的杀伤力”。

 

无知者往往无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仅给人以捍卫商业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杀伤”了姐姐。中国读者会很快从他披露的内容中发现，张戎犯了常识性错误：在缺乏档案证据的情况下，穿凿附会一些公知的历史情节，按自己的臆测作出结论，暴露出作者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对此，旅美学人侯一岳发表了《治史应有的态度：同张朴张戎商榷——对张戎“毛书”中关于胡宗南是“共谍”问题之我见》，也从史实和研究方法上对张氏姐弟的论据提出辩驳。

 

历史研究要凭证据说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风险课题，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在缺乏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妄作结论，至于访谈、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一般也只能作为旁证。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别乌”倒是有各种捕风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将大批党国军政要人打成“间谍”。

 

张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与读者见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读者拜读的机会不大，以往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问世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大陆官方曾组织出版了《历史的真实》一书，对李大夫发起反击，但因李的回忆录无法与大陆读者见面，以致于这种反击变成了反宣传，令读者对看不到的东西大感兴趣。

 

由于大陆没有开放与毛泽东有关的秘密档案，令张女士有机会造成这样一种声势：她说自己曾与丈夫查阅了前苏联、东欧以及英美等国的档案，搜集毛泽东的资料，并访问了大量当事人，以十多年的时间写成此书。这种说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视，使她俨然成为一个国外学界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面对张戎的挑战，大陆官方是继续保持以往的习惯，还是采取开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张女士也同大陆当局一样，没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档案，这些文献也许比她的故事更有价值。

 

从海外汉学的研究环境来看，以英文发表的著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痒的成分，也容易先声夺人。张女士的长项或许是能以英文写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里，华人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位缺乏学术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以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肤浅偏好。虽然获得了海外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捧场，但在BBC中文网的论坛上，中外网民对她的支持率似乎并不高，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喜欢毛泽东。

 

史景迁的结论性点评十分到位：“在我看来，即便毛泽东真是个病态怪物，历史学家也应对他持平而论。”笔者以两代人的痛苦经历，对此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仅就毛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将神还原为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凭政治口味或个人恩怨戏弄学术。以毛泽东之道还治毛泽东之身，无异于以暴易暴。

 

本书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为书名，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或许有些须可读性。但Story毕竟不是History，《三国演义》也无法等同于《三国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法可以用于文学创作，在学术上却是容不得任何哗众取宠的，如今虽常有侥幸风光者，但最终难脱不良纪录。对于一位想要自我提升为学者的作家而言，发表这类习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张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

                                《明报月刊》2006年三月号

　　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陈应松认为：“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生活状态使自己丧失了书写的目标，也就是作家们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认识很多作家他们整日衣食无忧，所谓创作就是穿着睡衣，叼着香烟在自家客厅里踱步，唯一接触社会的途径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所谓应酬，在觥筹交错中了解‘人间烟火’。

　　这样的生活状态使作家的创作资源极度贫乏，以至于有人告诉我不愿意和现在的作家交朋友，因为今天晚上酒桌上的谈资，明天就会出现在作家的小说里，作家‘反映现实’的速度比新闻记者都灵敏，但可悲的是反映的视野却是极端狭小。

　　当代中国作家多半都处在一种虚脱之中，身为职业作家，却没有东西可写。我之所以选择离开城市去充满原始色彩的神农架就是去寻找真实可写的东西，不想在虚脱中窒息死亡。”

纽约公共图书馆近日购得数万件“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威廉·伯罗斯的私人档案，其中包括作家本人的日记和手稿。

与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相比，同为“垮掉的一代”旗手之一的威廉·伯罗斯在文学界至今仍是一个谜，对他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垮掉的一代”兴盛的1950年代。

此次购得的伯罗斯档案从未公开过，其中包括11000多页珍贵写作手稿和许多未发表作品的草稿。作家本人在每一部草稿上均详细标上作品名字和写作日期，并用文件夹妥善装订。档案中还包含了一批私人文件，包括近3000页的私人信件、日记、做梦记录、涂鸦画作、记事本、几百张个人照片以及超过50小时的未公开录音。

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伯格图书室馆长伊萨克·盖瓦茨接受采访时表示，“能够收藏到数万页文学家私人档案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情况。”专家、学者们相信这批档案将是研究“垮掉的一代”的百科全书，有助于厘清伯罗斯与“垮掉的一代”其他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其中当然包括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

全部伯罗斯档案将被保存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伯格图书室，该图书室目前收藏着凯鲁亚克的大量文学手稿和档案，伯罗斯档案的到来将使纽约公共图书馆成为研究“垮掉的一代”最权威的机构。据悉，伯罗斯档案将于明年早些时候正式对外供研究者使用。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发展更呈多元的面貌。然而，人们发现，在文学的多音共鸣中，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曾风光一时的“先锋文学”似乎已难觅踪迹。“先锋文学为何衰落了？”成为近期一些文学评论家的焦点话题。 　　“先锋文学”在８０年代兴起的原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２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８０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为何风光不再？ 　　进入９０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１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９０年代将８０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反思“先锋文学”有现实意义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经过３０余位专家的推荐，《散文选刊》评选出２００５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净土上的狼毒花》（李存葆）、《美丽》（张贤亮）、《恒河残稿》（余秋雨）、《夜车穿越武汉》（张守仁）、《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史铁生）、《他这一辈子》（王充闾）、《读树》（李国文）、《简朴生活回忆录》（迟子建）、《本能》（马莉）、《菊花里的刀光》（雒青之）、《不是遗言的遗言》（梅洁）、《在苍凉》（刘烨园）、《读莫扎特与忆乡村》（耿翔）、《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鄢烈山）、《泰山赋》（李木生）、《今生无悔》（朱金平）、《战后日本社会考》（胡平）、《他们的歌德》（虎头）、《怀念红狐》（刘志成）、《子王》（吕政达）。

短短几十年的时光就蕴藏了足够力量，让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无情地从后人的记忆中彻底地消逝。面对这样的事实，寻常百姓少不了感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那些一心渴望名声的年轻人则会产生瞬间的无力感。因此，我们对历史负责的惟一办法就是重写历史，把每一个人都从严酷的政治史中拯救出来，从斗争的工具还原为鲜活的生命。学者谢泳的新书《储安平与〈观察〉》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谢泳近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和风格就是从点到面，先从储安平开始，到《观察》杂志，再到西南联大，再到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都散见于以前的各种文集，如今以储安平的生平为核心把它们收录在一起，形成了国内第一本相对完整的储安平评传。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谢泳近年来储安平研究的一个小结。
按理说，从谢泳的经历来看，是不大适宜做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他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情结”源于他早年受到的刺激，他的父亲，一位不知名的现代知识分子遭遇了不测的命运。有着如此经历的人研究这样的领域，很难不被人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偏颇。谢泳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在尽力控制自己写作中的情感，让作品保持在适当的温度水平。作者在书的后记里面提到，这本书在《逝去的年代》原稿基础上删除了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作品更接近客观的史学研究。
储安平生于1909年，1946年开始创办《观察》，1957年成为十大右派之一，1966年开始失踪，死因不明。这是对储安平最粗糙的描述，特别像历史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简介。然而这样的简介也是奢侈的，在流行的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几乎没有关于储安平的只言片语。这也难怪当我对同龄人提起储安平时，他们一脸的漠然了。距离我们这么近的人却让人感觉那么遥远，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实在值得深思。
事实上，这个叫储安平的人不仅存在过，而且还曾主办过一本影响很大的《观察》杂志。
关系他一生荣辱的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呢？这是一本大型知识分子政论周刊，创办于1946年9月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25日，共出版5卷113期。从书中提供的《观察》撰稿人名单来看，它几乎网络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那样的气派阵容是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的。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一本严肃杂志的发行量，订数竟然能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被查封时的10万来份。
这样的两个细节，多少都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精神面貌的改变。
在谢泳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些改变时，你能感觉到他文字背后有着深刻的沉痛，只不过他在努力克制并隐藏。当然他无意让别人感受并承担这种痛苦，也许他写这本书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储安平，有过一本秉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杂志《观察》。

人物
　　唐晓渡 江苏仪征人，1954年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译有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

　　难忘人间蒸发的陈青铜
　　我是在1982年初到《诗刊》做编辑，成为职业诗歌工作者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很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在读得没有了感觉的时候，好诗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漂亮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有个很可惜的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他的诗也“打”到了我。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难道这个陈青铜从人间蒸发了吗？很长时间内这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谜，假如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他能与我联系。
　　用鲜血表示对诗歌的热爱
　　在整个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虽然朦胧诗从来没有在《诗刊》占据过主流地位。刊物的变化是和整个大气候完全同步的，大批的诗人会去适应《诗刊》的风格，或者写那种讨巧的诗歌，但优秀的、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只是在他们与刊物相容时进入，一旦刊物发生变化，他们马上离开。
　　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在座的不少老诗人也潸然泪下，他们的泪水肯定更加复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诗刊》作者的更替造成的结果是新人不断涌现，因为只有当前辈成名的诗人不能发表作品时，后来者才能进入。朦胧诗人对于第三代诗人的压力是精神层面的。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至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就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
　　经历世界上最“静”的诗歌朗诵会
　　我们的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林莽、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等。不过骆一禾拒绝加入，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有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刊物。沙龙前后聚会了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其中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一位批评者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批评者对海子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幸存者”举办过两场朗诵会。一场是1988年7月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第二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人，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除了诗歌朗诵，还有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他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
　　我想他说的不仅是朗诵的质量和舞台风格，也包括会场的气氛。这种气氛的亮点决不是闹，而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我是一个天天和诗歌打交道的人，但在那个瞬间，头一次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竟会有如此的力量。
　　“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最好的年代。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
　　80年代诗人的核心问题是诗歌本体。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不是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想，那要看相对什么。
　　回到诗与生命个体关系的诗人还包括一部分“归来派”的前辈诗人。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一本集合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说要编这样一本书了。
　　口述：唐晓渡
　　采写： 刘晋锋

　　■记者手记
　　唐晓渡的书房里挂有一幅他的油画肖像，是现在旅居海外的画家薛明德在90年代初为他所作。如果不是经他提醒，谁也无法将这幅肖像和唐晓渡本人联系起来。眼前分明是一个面容过度温和、行为举止有节有礼、声音非常之沉缓瓷实的中年人，肖像中的人却是斜睨着眉眼、嘴唇皱起，神气或可曰为幽愤？总之是满脸不平之气，非性格火爆外放之人所不能呈现，做出此表情的难度系数极高。
　　唐晓渡告知，画这幅肖像画家从始至终只花了40多分钟，唐晓渡当完模特之后还赞许地表示，薛明德画出来的面孔与他极像，但这位画家先生随即在余下的时间里挥动大笔，把原本那张照片一样的肖像改成了眼前
这副模样。
　　看到成品之后，唐晓渡自己也瞠目结舌：“这不像我啊！”薛明德说：“这是我心目中你的形象。”唐晓渡只好对画家戏谑着承诺：“那我以后就照这副模样长吧。”这幅画就这样一直挂在了他的书房里。
　　不知道当年的唐晓渡长得什么模样，但现今的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近乎于悲悯的气质，不喜不怨不急不躁，惟有在谈及诗歌与知识的关系时，非常坚持地论述学校教育对诗歌一点用都没有，对于创作甚至只有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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