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封诉苦信19日拍出近1.8万美元。这封信只有薄薄2页，用打字机写成。写信时间在1943年8月，收信人是福克纳的经纪人。福克纳在信中抱怨说，他的前任经纪人忽悠他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签订了7年合同，而且还威胁要起诉他。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博纳姆－巴特菲尔德拍卖公司为这封诉苦信设定的起拍价为3500美元。最终成交价高达17925美元。福克纳（1897－1962）是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为《喧哗与骚动》。

　 贝塔斯曼是一间像德国古堡一样森严的公司，但却是叱咤风云的全球六大传媒集团之一。而这个古堡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色彩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稳重却也显得有些沉闷。

\　与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在财经新闻里的频频亮相不同，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贝塔斯曼只是一家经营邮购业务的图书公司，丝毫不能把它和世界500强的身份联系起来。但是这家低调、古板的“德国古堡”业务范围广及图书、工业、报刊杂志、娱乐、电台、电视和多媒体等领域。直到今天，贝塔斯曼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色彩的非上市股份制公司，所以它的故事并不广为人知。

　　最初的古堡基因：宗教神学

　　“古堡”并非一日砌成，贝塔斯曼经历了170多年的风雨兼程。翻开最初的日历，可以看到其原始基因的形成:宗教与神学。

　　创始人卡尔·贝塔斯曼也许并不会想到贝塔斯曼可以发展成今天这样一艘庞大而雄厚的“ 航空母舰”。在1835年7月1日，他不过在德国小镇居特斯洛创建了一个小作坊，将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C. Bertelsmann Verlag。卡尔·贝塔斯曼身为居特斯洛教会会长和市政委员在社会活动中非常活跃，C. Bertelsmann Verlag从成立一开始便理所当然地非常关注社会参与，也因此这家小作坊的主要业务是出版《圣经》和圣歌集。那时的卡尔·贝塔斯曼已经懂得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社会影响力以及经济基础进行捆绑结合。卡尔·贝塔斯曼以出版公司为武器，支持Minden-Ravensberg的新教徒觉醒运动。

　　此后卡尔·贝塔斯曼的儿子海因里希·贝塔斯曼追随父亲在企业和宗教/政治方面的理想，但是其将公司业务从单一的神学开始扩展到了小说、哲学和教育学，公司的出版项目也稳步壮大。和父亲卡尔一样，海因里希·贝塔斯曼也投身于许多城市的宗教事业和社会组织。此后海因里希·贝塔斯曼的女婿乔汉纳·摩恩在岳父死后接管了出版业务，他将出版社的方向重新拉回到宗教领域，同时对政治和宗教事务保持浓厚兴趣。乔汉纳·摩恩还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也是许多组织的会员：在其众多社会身份中，他还是市议员、首席长老、高级宗教中学校董、多个传教协会的主席，以及新教徒书商协会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但在他接管公司后，公司业务出现了负增长。乔汉纳的儿子海因里希·摩恩是家族企业的第四代掌门人，他为公司注入了出版娱乐文学作品这一新鲜血液，并在20年代末在扩大读者群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前四代掌门人奠定了贝塔斯曼的相对稳定而明确的业务根基，并完成企业发展最初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贝塔斯曼的发展历史中，1933年至二战结束，这一段公司历史一直受到社会质疑，也成为贝塔斯曼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原因在于海因里希·摩恩在任期间，向希特勒捐助了1.5万帝国马克，鼎力帮助当时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的发迹能给他的公司带来新的机遇，贝塔斯曼因此成为纳粹宣传品最大的印刷者，甚至比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出版方印刷的宣传品还要多。1945年，公司设备大部分在英国空军的空袭中被毁，仅部分印刷机械躲过此难。

　　尽管看上去造成这段到目前还受质疑的不光彩历史，表面上是因海因里希·摩恩造成的，但是从贝塔斯曼的基因性质上看，拥有这段不光彩历史并非偶然，从贝塔斯曼创立一开始，卡尔就在政治与宗教之间寻找机会、把握机会，这是一家对政治敏感且善于寻找政治空隙、抓住政治机会为己所用的公司，当然也难免会留下污点。

　　古堡构架：贝塔斯曼模式

　　1947年，年仅26岁的第五代接班人—海因里希·摩恩的儿子莱恩哈德·摩恩重组了出版公司。他为积累资本，在公司内部实行了“利润分享”的新举措，公司将盈利分给员工，员工再将这笔资金投入公司以求发展。他倡导的“分权管理，权责分明，自由创新，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的理念被誉为“贝塔斯曼模式”，一直沿用至今。“贝塔斯曼模式”为贝塔斯曼公司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印刷和出版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立体、多元的传媒公司。贝塔斯曼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新的机遇。

　　20世纪50年代，贝塔斯曼公司从战后第一次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得到启发，开始建立以书友会为主要形式的图书直销模式。莱恩哈德于1950年创立了书友会(Bertelsmann Lesering)，书友会的理念打破传统的销售模式，以往读者都是去书店买书，而现在图书送到读者手中，直销的模式取得极大成功，仅仅6个月，书友会的会员便达到52000人。目前书友会在全世界有4000万会员，它的创立是贝塔斯曼成为现代媒体企业的重要里程碑。后来莱恩哈德引入了“去中心化公司结构”，使公司具有独立的利润中心，并逐渐将这些做法形成了“贝塔斯曼原则和公司结构”，此后又进一步演变成“公司宪章”、“管理指导原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公司要义”(Bertelsmann Essentials)，要义的内容始终如一，即去中心化、社会责任和企业内部的团队合作。

　　与此同时，莱恩哈德继续稳步开拓业务领域：出版学术词典、建立印刷公司、成立唱片公司、创立音乐公司。分析贝塔斯曼集团的发展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莱恩哈德执掌阶段是贝塔斯曼重要的转折期，他成功奠定了企业运营基础，也成功地开拓了媒体产业经营模式，为贝塔斯曼后来走上快速的并购之路奠定了基础。

　　1971年，莱恩哈德将公司变成了一个财团。作为一个大股东，他仍然出任CEO，这对于公司转制后的管理至关重要。这一转变使贝塔斯曼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转变为由董事会管理的大型现代企业。

　　古堡战车：产业并购征程

　　1972年，以卡尔·贝塔斯曼公司为核心的出版公司迁到德国出版中心慕尼黑。贝塔斯曼集团敏锐地捕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机遇，迅猛地开始一系列大收购。 1977年公司收购哥德曼出版公司，在后来的20年里，它成为德国最大的图书出版社。

　　贝塔斯曼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传媒集团，不打入并占领美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美国市场的变化，终于抓住了几个难得的机遇，展开一系列的收购。1979年并购美国阿里斯塔唱片公司；1980年在纽约收购世界最大的平装书出版公司矮脚鸡图书公司后，接着又将巴塞罗那的西班牙Plaze＆Jane＇s吃掉。此时的贝塔斯曼迈出跨越大西洋的第一步。

　　1984年贝塔斯曼参股40%进入第一家德国电视台RTL，并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广告收入最好的电视频道。1995年贝塔斯曼进入多媒体时代，与美国在线合作，成立了欧洲在线AOL，并收购了德国多媒体的领头羊皮克斯尔帕克公司。1996年它参与成立了德国第二大网络供应商MediaWays公司，标志着贝塔斯曼完成进入互联网技术服务领域的目标。

　　1997年贝塔斯曼将UFA电影公司与卢森堡电视制片公司合并，从而诞生了欧洲最大的电视集团CLT-UFA，向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瑞典和捷克等国播送广播和电视节目。

　　1998年7月，贝塔斯曼收购美国最大的图书公司—蓝登书屋，控制了50%以上的英文出版物市场。2002年集团又确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将多媒体产业和娱乐业，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和音乐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让科技与经济，产业和文化更好地结合。

　　贝塔斯曼集团能获得今日的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机遇，及时采取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对策。

　　谨慎的古堡未来之路

　　到目前为止，贝塔斯曼依然是一家未上市的股份制公司，贝塔斯曼认为进入资本市场有利有弊，贝塔斯曼没有上市，就不需要太顾及资本市场的短期效益，而更能够做长远的战略规划。不知是否因为此，虽然贝塔斯曼在接下来的业务开拓中，看好东欧和亚洲，却并不像对手们那样张扬和迫不及待。

　　郑橙，上海一高校的学生，周末兴冲冲地在书店买了韩寒最新的新书《一座城池》，打开书页，里面夹着一张印有韩寒酷毙造型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的上方用醒目的字体写着“与韩寒进行零距离接触，贝塔斯曼书友会”，下方是一个简洁的“入会信息”待填写。与所有1980年代的年青人一样，尤日炜知道并关注着韩寒、郭敬明的新书以及韩寒、郭敬明的本身，与此同时他们从认识到熟悉了贝塔斯曼书友会，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贝塔斯曼只是一家经营邮购业务的图书公司，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无意间发现不知不觉中贝塔斯曼原来无处不在。

       我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以表明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对中国杂志普遍的不忍卒读。我希望能藉此自责并提醒我的同行们对中文杂志阅读市场现状的觉悟——发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中国人，现在他们阅读的中国自己的杂志依然如此低劣，而且似乎还能一直这样忍受下去。
　　
　　退一步说，如果沿用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酱缸文化论”，中国的杂志产业只不过是同样地染上了中国文化的大酱缸色彩——我们是如何踏入一个“铅字大染缸”，自觉让自己套入一套所谓的“模板式谋生”的浮夸策略、人云亦云的操作方式和毫无独创性的杂志操作体系中去的？
　　
　　千人一面，简单复制——在进入21世纪后一窝蜂出现的复制潮，先是有财经类杂志潮，然后接踵有明星潮、画报潮、男人潮和人物类杂志潮等，接着的可能是“新闻类”。这是一个奇怪的复制场，看不见摸不着，只要你进入杂志媒体这个场，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其牵引。人人都说，水往低处流，而中国杂志往一处涌：资本横流处。
　　
　　“为何我们如此热爱看人家的杂志？因为它们美丽。”一个热爱购买国外杂志的朋友如此表达他宁愿花100元买本《Wallpaper》，也不愿意买5本只卖20元的中国的家居杂志的理由。美学标准已在中文杂志中失效多年，这并不惊讶，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美学教育的现实联系起来，也可以与大多数的杂志主编的知识背景相连接。但他们急功近利，把杂志当作暴利投资的想法才是中国杂志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的根源：外观难看尚是腐烂之皮，血液不纯才是更恐怖的事。
　　
　　由于步随贪图消费社会的表层享受，缺乏深刻之感染力是当前中国杂志最为丑陋的地方。如今中国所谓时髦的杂志基本可以定义为没有头脑，只是由光亮纸张拼成的空心人，它由整容塑形而成，留下空白的位置专为广告商提供位置。今年是《新青年》杂志90周年纪念，如果说现在非战之时，那么出现本《新月》让如今风花雪月如何？
　　
　　有人认为，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风云一时的“老牌杂志”之所以现在变得丑陋了，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背上了自我包袱。但何必呢，想想1892年创刊的《Vogue》其间经历了多少次刊标改革和封面设计才能让自己的主编仍然能跻身于T台的前排？
　　
　　但更多时候，我们的丑陋问题还不在与包袱，而在于容易膨胀，小有成绩便自命“天下第一”。某地理类杂志是其中的典型——尤其是它那些由自己的编辑记者提笔写给读者看的自恋文字难以让人相信这是本成熟的杂志。而它那种对华夏各地的煞有介事的比喻式小花样、徒有其表的沙龙式风光图和不忍细读的文字，比照起美国《国家地理》与德国《GEO》，不仅无视自己的毫无技术含量，更毫无升级自己之志气。
　　
　　早前，王序先生的《土地》一书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评为2005年度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相信能让同行获取启发，中国人也可以对书籍很有创想：王先生选用了“土地”在展览中获得的参观者留言作为编辑主体，各种的声音与这个展览的主题融为一体，书便变得立体了。而在2004年，《中国摄影》的印刷公司雅昌在被称为世界印刷业“奥斯卡”的“美国印制大奖”中夺奖，更说明我们已经可以拥有生产的硬件。可见我们从不缺这些机器，我们缺少的是鉴赏家，而且是大量的鉴赏家。
　　
　　因为，做杂志是我目前能发现的最美丽的工作之一——试想一下，当我们摸着杂志纸张上残留着的印刷邮墨香味，上面的文字和图片可以让我们遐想，在它们被送上印刷机前，各自经历了怎样的悉心创作，期间曾经有着怎样的故事，而这些又怎样对应着现实的生活。当你拿起一本老杂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给这本杂志工作的人，或许已经经历了多少的人世沧桑。每一期每一页每一个文字在每一天都有着它独特的滋味，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大家用心对待，那才是杂志真正美丽的地方。
　　
　　已绝然于人世间的《笨拙》（《Punch》）有着杂志最为自我讽刺的“丑陋”名字，但却是最让人怀念的漫画杂志。想起有一期杂志上刊登了王尔德的漫画像，把这位俊美的坎普作家的头部植入一棵向日葵上，如此丑陋的漫画旁白为：“噢！我快乐得就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学会认知丑陋，也许是第一步。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感恩我所属民族的繁衍
沧海桑田的人类变迁
古老文明历经多少磨难
伟大而不屈地执着向前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不平劳苦阶级的冤屈苦难
主人与奴隶的漫长分野
何时能打破奴役与压迫
人人做主人平等享人权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憎恶阔人们的欺诈贪婪
他们制造着家园的灾难
摧毁流民的茅庐建华堂
以民众做人质炫耀奢靡的荆冠

祖国，请饿我一天
以表达左翼文人的良知奉献
作为母亲的忠孝又无能之子
槟郎仅能以此方式和歌吟
守护着梦中祖国的纯洁与尊严
2006-02-21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赵达功：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中共成了惊弓之鸟！ 赵达功

【2006年2月21日狱委讯】如果仅仅是海外民运，如果仅仅是法轮功，如果仅仅是政治异议人士的时政抨击，中共当局似乎还踌躇满志，应付自如，但是如果面对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如果面对群起的如火如荼的农民、工人的反抗斗争，如果面对知识分子与维权运动和农民、工人结合，中共当局就开始失去耐心，就开始暴露出其狰狞面目，疯狂打压展示了政权的脆弱和内心的胆怯。用“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形容中共当局就很恰当，它们成了惊弓之鸟之后，开始了疯狗乱咬。 中共的“两会”算什么狗屁！“两会”期间成了“政治敏感”日子，成了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等定期镇压的日子，不过今年“两会”敏感期来得比往年早。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博士体会很深，他说往年北京警察只是提前两天在他家楼下“站岗”，但今年早早就开始了警戒。与此同时，几乎全国各地所有异议人士都被警察约去“谈话”，或被“软禁”，或被关押，几乎是同一目标——阻止进京。 高智晟律师发起了全国维权绝食接力运动气势如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时也恰临“两会”，中共当局底气不足，万分恐慌，部署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行动，他们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绑架、恐吓、关押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手段。 本人历来小心翼翼，自以为掌握一定分寸，让当局难以找借口下手，以便能长期保持“相对自由”，谁知这“第一次”还是要来。广东和深圳警方阻止我去北京，公开说是“大环境”，就是因为“两会”期间，因此我能“享受”在山清水秀之地“休息”。虽然才两天半，但如果我不答应“两会”期间不去北京，恐怕要失去自由一个多月。谁知道是否与我参加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土耳其会议有关，但当局已经明确又告诉我，不仅不能进京，也不可参加此次会议。 从此之后，我将麻烦多多。过去当局对我只是跟踪、窃听，我离开深圳到外地，他们也会通知外地公安，对我行踪了如指掌。如今他们公开要求我离开深圳要电话告知他们，其中包括出国和去港澳。相信，以后约去“谈话”也将是家常便饭，实际上我是被“软禁”，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不过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坦然面对“红色恐怖”。反而我觉得中共当局成了惊弓之鸟，他们被我们“吓死了”，我们坦荡荡，他们常戚戚，他们应该知道专制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只不过是在“恐惧”中尽量延长统治的时间而已。 2006年2月21日 (原载大纪元 )

　

  

德国民族以良知反省罪恶，战后新一代在道德迷阵中成长 《朗读者》：触碰世纪之痛

不动声色叙述震人心魄故事

    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推出的外国小说精品系列中包括施林克的《朗读者》。它在25个国家畅销，它没有作为生日礼物从桌子上移到书架上而从没人去翻阅，这通常是获奖文学作品的命运。在初版后的四年内一周周、一天天、一个个钟头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它成了独特的畅销书，不是声势浩大、大张旗鼓，没有宣传广告战，没有媒体炒作，而像极了深层地质构造的推移：它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每一个读过《朗读者》的人都会说：“我是一夜读完的。”

    这是一篇冷峻残酷而意乱情迷的爱情故事，让人窒息得胸闷气结。小说从艺术上表现了德国人民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将良知袒露在大家面前。翻译此书的学者钱定平说，这部小说篇幅不大，但译起来并不轻松。因为这是一本糅合着情欲、悲剧、恐惧和希望的书。这几桩事情有那么一桩，就够一名作家折腾的，很少有一本如此篇幅的小说，能把这四桩事情都融于一炉。而作者德国法学教授施林克（B．Schlink）却做到了，因此名满全球。

    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二次大战后十几年的德国，15岁的男主角、中学生米夏埃尔·伯格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少年对盛年妇女的欲念，使两人在一起时并非卿卿我我，而是他给她朗读文学作品。不久，汉娜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信。小说的上部，一直讲到急于成长的伯格，也试图从这种愈陷愈深的关系中抽离。伯格与汉娜在泳池不期而遇，在公众场合与她相认还是不相认？伯格的“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忽不见了。”汉娜忽然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

    小说在意料之外，带来了历史的沉重与罪孽。多年后，伯格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法庭又遇见了汉娜，她却已是要受审判的纳粹罪犯。在法庭上汉娜认下了一件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她服刑期间他仍旧给她朗读，录了音给她寄去。她在狱中潜心阅读关于集中营的书籍，似有所悟。关押了18年后，她被赦免，他开始给她筹划以后的生活。在释放的前一夜，她毫无形迹地自杀殒命。其实，那桩罪行本与汉娜无关，她承认是她干的，只不过是为了隐瞒她原是个不会读写的文盲……

    有人说，如果在书架上找个地方放《朗读者》，那么很有可能会把它和其他写疯狂的爱的书放在一起：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都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分别的场面，并成为整部书隐秘的中心。

    历史寓言般的迷阵拷问世纪之痛

    小说像极了一个历史寓言。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书中巧妙揭示了小说主角最黑暗、最深沉、最个人的秘密，而不露斧凿雕痕。但是，究竟什么事让我们必须秘不示人的呢？常人的一般看法在这里遭到了严峻挑战，这就构成了小说既迷人又现实的地方。这里有一桩集体无意识的奥秘：凡是社会公认恐惧可怕的隐秘，反而是众人不担心是否要隐藏的；凡是一个社会认为习以为常的秘密，这才是大家觉得必须要藏匿的。战后德国几代人都在殚精竭虑，思索为什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居然会发生？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普通人允许它发生？

    译者钱定平这样说：“自己亲身体会，在德国任教的岁月里，所碰到过的德国人都表示不认同纳粹；而特别令我起敬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论长幼都有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全民族的问题’，这一点认识，也是我答应译林出版社重译这本小说的原因。作者的意图没有明说，我的想法却非常强烈。翻译这本小说，就是请广大读者艺术性地读一读，德国人是怎样反省自己的”。

    评论家克利斯托夫·施扎纳茨这样阐释：战后德国人之间不可救药的关系象征实际上继续隐藏的纳粹时代。

    15岁的学生爱上了大他20多岁的隐瞒了双重秘密的有轨电车售票员。学生象征了无辜的新的一代，他们与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离，用海涅的话说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们也许知道这些故事，却并不愿知道这些故事，与其回忆它们不如忘了它们”。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恋人神秘失踪和他自己成年后，成了反叛的大学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诉纳粹一代的罪责。可当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她成了集中营审判中的被告，米夏理论支撑的道德标准顿时化为乌有。他明白了，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施林克没有指出男主人公这么做对与不对，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成长小说能否追问道德底线

    作家肖复兴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一个在为了不能够忘却的记忆中，战后新一代人如何成长的寓言。

    在这里，女主人公作为上一辈出现，男主人公的爱成了下一代对上一代爱的一种极端的象征。在调节记忆与现实以及两代人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出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代沟，而是突然发现上一代人的罪恶，又如何处理对他们的爱，面对这种交错的纠缠、刺痛，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态成长，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影子。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肖复兴确实读出了一部成长小说的味道来。他说，德国人从来都是成长小说的高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故事曾让年轻的郭沫若为之震撼，也使得维特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而多年以后德国人给我们上了一次青春觉醒与成长的一课。“而我们把‘文革’轰轰烈烈的记忆彻底遗忘，而且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了。《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后面是什么？”

    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大多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但他和其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在德国国内引起了轰动，并马上产生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国家里就卖了近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后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同《香水》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爱情故事，但也同《香水》一样，它在爱情和罪恶的表皮下，讲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

    

　                                                                           《紫罗兰》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星灿译

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世界美如斯》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杨乐云、
杨学新、陈韫宁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

４２．００元

　　 在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诗集《紫罗兰》的中译本中，收进了两篇捷克官方的讣告摘录：“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创作站在劳动者为争取和平、进步与社会正义的一边。”讣告仅仅是表个态而已，就在一年多以前，赛弗尔特的子女还被警告说，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将要“承担一切发生在布拉格的后果”（赛弗尔特１９８６年去世，１９８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

　　１９８１年，也就是《世界美如斯》发表的那一年，诗人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大寿。书中记述的那些文化人，不论是比他大一辈的托曼、斯·科·诺伊曼，还是和他同一代的泰格、奈兹瓦尔、哈拉斯均已作古，他那位比他小９岁的好友赫鲁宾不幸早早走在了前面，只在书中留下了一篇两人的谈话。他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基谢克·霍朗更是刚刚去世。能给予诗人温暖的，除了家人，恐怕只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封贺信、祝辞，其中还包括胡萨克总统的一封。《世界美如斯》回报给人们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老人的形象，他确实为失去众多青年时代的朋友而惋惜：他怀念可敬的文艺理论家、缔造了“诗歌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的泰格（“我们是受泰格影响的一代”），想念因抵抗纳粹而牺牲的万楚拉（“他高尚、勇敢。他勇敢，因为他高尚而且善良。”）。但他还没有忘记爱，看到年轻可爱的女子还是要坦诚地邀以一吻；还没有忘记给过他以感情寄托的女性；他还念念不忘老家日什科夫的美丽景色，还记得在佩特馨山上的一条小路的弯曲处，有个地方，春天盛开着蓝莹莹的紫罗兰。
　　
　　在东欧的几位现代名诗人中，米沃什早享学者之名，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作品不多，越往后越精于哲理与讽刺；喜欢紫罗兰的赛弗尔特却是位纯粹的抒情诗人，长于歌咏而非思想，他顶礼膜拜的偶像是捷克１９世纪的扬·聂鲁达，“布拉格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散发着这座城市的气息”；赛弗尔特关心故乡、人民、祖国和母爱，他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不是什么题材宏大的长诗，却是一些真情盎然的小作品，比如《妈妈的镜子》，比如《在窗
旁》：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路旁的小树在春日的照射下发芽、开花。／妈妈她静如止水，默不作声／轻轻地转向窗子哭泣。／——你为何哭呢，有什么痛楚难言，／告诉我，什么使你忧伤不安？／——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待到树木永不再开花的那一天……”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他的诗歌却是最难译的，因为语际的跨越最容易扼杀韵律。我们只能想像赛弗尔特其人：生活在师徒之爱、战友之爱、夫妻之爱、祖国之爱的交叠之中，他敏感而多情。为了挽留如水年华，他不断地对周围的年轻女子发生好感，哪怕本性羞涩，仍欣然迎接青春活力的冲击。为了寻找一部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赛弗尔特强要了一位新婚少女的吻，还并沾沾自喜道：“她没有想到这是她的第一次不忠。”在另一次与少女吻礼过后，他说，“我吻
的是自己的青年时代。”
　　
　　赛弗尔特有过许多朋友。２０年代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捷克结出了一颗名叫“诗歌主义”的果实，得风气之先的诗人们很快走到一起：斯·科·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朗、约瑟夫·霍拉、赫鲁宾、伊希·沃尔克，等等，并由无政府主义者诺伊曼率领，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集体加入左翼阵营。也许是因为写书的时候霍朗仍健在，赛弗尔特并没有回忆很多他的事迹，但他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２９年，当斯大林决心把捷共变成他的卫星党的时候，和他坚决站在一条战
壕里的人，只剩下了霍朗。两人随即双双被革出教门——一群资产阶级左翼或客厅革命者甘愿接受改造，惟一一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家境贫寒的赛弗尔特却决然退出了。

一个保持清醒的诗人

　　作为一代文学领袖，斯·科·诺伊曼为那个他尚未踏访过的新政权引吭高歌，同时强烈抨击安德烈·纪德的纪实作品《访苏归来》，称之为不实之作。年轻的赛弗尔特头脑要清醒得多。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完成了莫斯科之旅，几年之后又去了一趟，确保眼见为实。赛弗尔特在《一小块匈牙利熏肠》一篇中，回忆起诺伊曼约请他写一首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诗，他想在诗中写出无产阶级对食物的渴望：

　　“就我记忆所及，那几年我国生活相当困苦，尤其是我们家。战后有很长一段时期父亲找不到工作，我们碟子里的食物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那样不知羞耻地唱出了唯物主义最低级的调门：
　　
　　我们也要吃猪肉白菜卷，
　　晚餐有瓤牛肉或者辣子肉丁。……”
　　
　　这样的“无产阶级诗歌”早已没了读者。但是当年，泰格却对这首诗作大加赞誉，令诺伊曼都感到过分。赛弗尔特并没有因尊敬泰格而讳言他的失误，也没有因后来与诺伊曼的立场相左而对故人有所不敬：“他（诺伊曼）为人和善，依我看对我还相当偏爱。他见我这个日什科夫的男孩子肌容消瘦，有时便带我上英德利什卡街宫殿饭店的小餐厅去……”他或许没想到，和那一代诗人长年的良好关系，对他后来的个人安全是个客观保障。
　　
　　《世界美如斯》恬淡、伤感、散漫，散漫到真的会让读者忘记作者的真实处境。赛弗尔特让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早先读《日瓦戈医生》和《人与事》，我总为帕氏晚年固执地留守国内感到迷惑：诗人理应特立独行，何以在最后关头屈从于威权政府的一纸驱逐令，甘愿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也要留在国内苦熬？《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代表了前苏联争议作家的两种抉择，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留在国内恰恰是最有力的反击，是表明自己独立而清白、决非
冷战工具的惟一方式。是的，我们也可以设想，赛弗尔特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４８年的血腥，一定不会忘记二月政变之后，断送于哥特瓦尔德之手的百来条人命，正如他没有忘记三年前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血腥场面——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零距离面对死亡；他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６８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情状，健康状况已经不佳的老诗人拄着双拐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领导作家们奋起抗争；他以作协主席的身份在国家电台通过电波大声呼吁：“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
９年之后，他又成了《七七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是的，赛弗尔特这一辈子，从未企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目的，从未跟欧美政府眉来眼去过，然而，他心中朴实的原则也从未发生过动摇，他从未背叛１９２９年做出的抉择。

一位真正的流亡者
　　
　　如果说《世界美如斯》有何保留的话，它隐去了一个人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创伤记忆，它在呈现人间众美的时候，隐去了一位八旬老人独自咀嚼创痛的声音。这种隐藏是被迫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分量随着忍辱时日的推移而增长，显露出一位真正的流亡者磐石般的本色，１９８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在他安睡之时钉上床榻的一块小小铭牌。
　　
　　在《托燕小姐》一文结尾，赛弗尔特猛一沉笔写道：“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这是全书中最孤愤的一句，好像平地皲出的一道深壑，睹之令人心惊。他何尝对黑暗失去过领悟力？为了答复来自全国的几百封生日贺信，赛弗尔特想在日报上的文化专栏里公开致谢，但当时这类专栏居然一个都没有；他又想在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里刊发，争取了几次之后，秘密警察带来了胡萨克的慰问及一个附条件的准允：在向全
体人民致谢的同时，必须专门发一个感谢总统厚爱的声明。警察把现成的声明文本放在他面前，一支签字笔塞进了他的手里。
　　
　　诗人的性情毕竟是柔弱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沉默中的赛弗尔特违心地签字，随即一病不起。在他昏迷的岁月里，多少人默念着他的心语：“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那么现在，又一个新世纪的春天到了，赛弗尔特，你的紫罗兰过上了好日子吗？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拥有还算诚恳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在电视节目中像刘备那样流得恰到好处的眼泪、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共产之心、坚决反对国际资本的爱国之情。正因为如此，他只能扮演坑农、害农、误农的“三农”专家，而不能充当赵本山式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喜剧演员。

温铁军们的大米秀

2003年，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们，申请到由他深恶痛绝的外国资本支持的项目基金，在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圈占近百亩的良田，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两年过去，大片良田里的庄稼没有种好，反而增添了遍地的杂草。当我把这个问题当面向邱姓负责人提出的时候，小邱很诚实也很有理地回答说：人家农民种了多少代地了，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呢？！

据报载，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在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同时，还在更广泛的地区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的主导下，该县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其中的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还申请到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从事无公害大米项目的开发试验。其结果，这10万元专项资金并没有生产出等值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连运到北京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都没有找不到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何慧丽副教授兼副县长于2006年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颇为诚实地说出了心里话：“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

居高临下的教育秀

比起何慧丽来，号称“三农”专家的温铁军另有表示：“我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推动他们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只有农民有出路，才能保证市民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不是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物。”他还强调说：“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针对温铁军的表态，著名作家童大焕在《祝贺“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卖不动大米》一文中批评说：“需要教育的不是消费者，而是温铁军先生们自己，温先生那种居高临下的‘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的想法，注定要接受现实的‘再教育’，就像其今日卖不动大米一样。”

而在实际上，由何慧丽主导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并不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和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来的适销对路的订单产品，也不是按照申请项目的惯例先行设计出预期效果的成熟项目，而是她本人所说的专门套取政府专项资金的高度理想化的盲动行为：尽管“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也要“先干起来再说”。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空想出来之后再强加在农民及市民头上的所谓“创新”。

在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的头脑之中，不仅所谓的“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可以“先干起来再说”，甚至于连“消费者”的需要，都可以由他们“教育”出来。然而，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教育别人的温铁军们，却偏偏忽略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残酷事实：中国最大的人为“公害”，是公共强权只重视对本国公民实施掠夺和监管，而从来不肯为本国公民提供人人平等的公共服务。仅就自然“公害”而言，最大的公害也不是化肥农药对于粮食蔬菜的污染，而是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生产，对于包括大气、水土、森林、湿地、沙漠、草原在内的大环境造成的全方位的严重污染。比起这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公害，使用化肥农药种植出来的大米所产生的“公害”，实在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即使河南兰考的无公害大米确实优质优价，也应该由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充分发挥其自主组织、自主经营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扩大种植规模、打造品牌形象、开拓销售渠道。而不是像何慧丽们那样，不经过市场调查就鼓动农民把10吨大米盲目运到北京，营销失败后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所谓的“不讲良心”的市场和需要教育的“消费者”。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能够说出这种怪异话语，充分证明他们的智商，只相当于摔倒在地后哭喊着诅咒绊倒自己的小石块的两岁顽童。

从大米秀到政治秀

2006年1月15日，何慧丽在一家小书店召开第二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当场发布“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

这个“领导小组”共有10名成员，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据说是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维权网站负责人、热心市民，还有来自兰考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就这样，一场大米秀又演变成为大打官腔的政治秀。

据何慧丽介绍说，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全部销售，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然而，她不但不感谢多家报刊公开报道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反而指责说：“有些人说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按照何慧丽的理解，“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然而，共有10名成员的“领导小组”，除了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勉强称得上是“农民自己”之外，其余9个人都是农民的“领导”。

另据何慧丽介绍：“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活，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本人倒想问一问何慧丽：只知道让农民种植无公害大米却不知道让农民提前寻找市场的农业大学副教授，到底是不是农业研究专家？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难道也要挂职当一个副县长、享受副处长或正处级的“领导”待遇吗？你何慧丽能够像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那样一直坚持“和农民一起做农活”吗？！

应该说，在日益冷漠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心系“三农”确实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假如像温铁军们这样把心系“三农”，扭曲成为自以为是的教育秀和哗众取宠的政治秀，其结果只能是把“三农”改写成为坑农、害农、误农。

2005年10月26日的《新京报》，刊登有温铁军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访谈录。其中不仅把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给农民400多亿元补贴，即8亿农民人均50元的所谓“补贴”，美化为“经费的问题已经被比较有改革意识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决了”；而且再一次宣扬他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强权话语：“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的赤贫农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

且不说温铁军对于“好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偏概全的强词夺理，仅就中国本土来说，目前的越来越不稳定，难道不正是“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吗？中国农民的失地之争，难道不正是原本属于农民的私有土地，被人为抽象化为所谓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所造成的吗？在当下中国，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是把每一寸土地的使用权都落实到农民个人，而是要把每一寸土地的财产权，明确量化到土地所有者自己的名下，然后由所有者自己按照法定程序选择是保留还是出卖、是农耕还是开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并不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而中国社会的是否稳定，也不以公然与本国公民为敌的中国政府连同温铁军之流的“三农”专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