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孙文被奉为共和之“国父”。在台海两边长期以来都受到政治和舆论上的拥戴。尤其是在大陆，中共一党专制主导下所书写的一百年近代史，也将孙文捧得很高。这一点有非常微妙的意义。1925年孙文如愿所
颜敏如:受伤的伊斯兰
丹麦漫画所引爆的风波，就像个玩火柴的孩子被突然点燃的火焰吓着了，而伊斯兰世界正以数公斤黄金做为取他性命的悬赏。
惹祸漫画的其中一幅是，几个狼狈不堪的自杀炸弹客正陆续走向天堂，站在云端、包头巾着长袍的先知摊开双臂说：「停、停，我们已经没处女了！」画作的主题来源是，一般自杀炸弹的唆使者通常以天堂与处女的预许做为报偿。漫画若是以批判伊斯兰激进份子为目的，其结果是失败的，因在风暴事件中，真正获利的正是这些人，漫画等于免费为他们做了成功的公关，让他们借力使力，训练更多沮丧而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年轻人成为恐怖份子。而伊斯兰世界以暴力做为响应的方式，也并没达到趋使哥本哈根做出「有效力公开书面道歉」的目的。
值得探讨的是，为何在古巴Guantanamo可兰经被冲入马桶，伊朗Abu Ghraib出现虐囚事件时，穆斯林的反应相形之下缓和许多？是因为当时欧盟也与他们在同一阵线上对美国施压？
漫画是在2005年9月30日刊出，直到2006年2月才爆发冲突，风雨前的宁静有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其中意味着什么？从地域上看，一开始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家地区最激烈，阿富汗、印尼次之。在中东火爆场面转弱时，中亚继之而起，非洲与生活在西欧的穆斯林则始终一片沉寂。很明显地，这是伊斯兰世界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串联，而背后或许有某些不为人知的政治考量；例如，正当叙利亚总统涉嫌参与谋杀黎巴嫩前总理Hariri的丑闻时，群众攻击大马士革丹麦使馆的镜头，是否成为转移国际注意力的妙方？
一般对漫画冲突的分析趋向于，伊斯兰无法了解西方以漫画讽刺政治社会议题或人物的传统，与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西方则明知故犯地把伊斯兰先知具象化，而让这愚蠢的挑衅加深两边的裂痕。笔者咸认，事件的症结是–伊斯兰受伤了！穆斯林觉得不被尊重，情感被亵渎。特别是宗教情感无法以理性分析、谈论、解读。伤害虔诚教徒的信仰象征，如同刺戳其自尊。自尊被践踏了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再设限！
Guantanamo与Abu Ghraib对伊斯兰的羞辱早已使他们愤恨填膺，当漫画超越讽刺的界限，让取笑更显得低级时，伊斯兰便复制西方发动示威的方法，加上暴民必定失控的定律，才让西欧惊吓恼怒，国际媒体连日奔忙。
西方强调言论自由与伊斯兰严禁描绘真主与先知，其实都有着令人深思的背景：
自由意味着自律，行为的约束除了法令之外，道德更是重要的前提；维护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同意说者、作者，此一共识可追溯至伏尔泰的「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伊斯兰禁止将阿拉与先知具象化，是为了避免崇拜偶像的诱惑！崇敬一个抽象的神祗不至于因必须讨好贿赂一个具有肉身的「天子」而造成类似中国诡谲狡诈宫廷内斗的景况，是一种智能。
西方与伊斯兰的对话或许应该先舍文化而就哲学（虽然两者有其相互影响的必然关系）。文化深受地域条件与历史背景的牵制，哲学则是形上问题的探讨。由双方学术界以各自所属团体所能了解的表达方式直接无误地传达对方的思想脉络，应是最能够避免政治力操控而达成相互倾听（却不必要同意）的有效办法。
如果西方只把重点置于「一大群在清真寺里的男人为一位先知之死而掩面哭泣」并认为不可思议（为毛泽东之死而号啕的大陆人与为蒋介石之死而披麻带孝的台湾人，较能了解此一属于闭塞社会容易出现的景况），而伊斯兰只注意西方换夫、换妻俱乐部的社会现象，并认为不可以是人类的行为，其结果只会引发两边的极端份子相互叫骂，彼此粗鄙对待而已。
刘晓波:喝足狼奶的中宣部
《冰点》被停刊，借口是发表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1月24日团中央的停刊决定指责所：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我以为，除了这些欲加之罪，中宣部还有一个不愿明言的理由，也是该文中最刺耳的声音：中国之所以遭受多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引申开来，可以理解为中共教育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是“狼”，受教育的孩子们喝的也就是“狼奶”。
尽管中宣部不愿意听袁教授的“吃狼奶”的批判之声，但不幸的是，整肃《冰点》的行为却为中宣部仍然在“吃狼奶”提供了最新例证。因为，伪造历史和灌输狼奶是中共的传统，甚至从1940年代的延安开始，就以歪曲和伪造历史来确立意识形态独裁，来塑造中共及其各代领袖的“伟光正”形象。比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授意并主持重写中共的历史，意在把自己塑造成惟一正确的领袖。
1949年中共掌权后，胡风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时间开始了》，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没有时间，自然也没有历史。然而，这样的开始，事实上是中共独裁的时间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全面窜改和伪造也开始了。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的重编，完全是党权甚至党魁个人的权力意识的脚注：毛泽东及其中共一贯伟光正，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中共的名下，甚至敢于把中共还未诞生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算作中共的丰功伟绩之一。同时，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仇恨灌输和暴力煽动，对国民党、对西方列强、对阶级敌人、对美帝和苏修。
毛泽东时代结束和改革开时代到来，随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国史学界也开始逐渐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给一些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和著名人物“翻案”，主要有两大事件和三大人物。事件是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人物是给清末封疆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进入九十年代，翻案风几乎刮进了所有人文领域，有两部书影响最大，一为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在1990－1992年间持续热销，可以说风靡海峡两岸；一为著名学者袁伟时的史学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该书不仅重新评价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改革者，而且重新评价了赫德、便威妥玛、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洋人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后，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以这些人物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纷纷出现。
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即便中共的正统教育仍然占据大学课堂的主流，但民间自发的思想探索、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与外来思想价值大量涌进的合力，逐渐瓦解了毛时代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暴力性教育已经开始瓦解，相对开放的观念市场有力地冲击着大学校园，多样性、开放性和人道性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所以，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得以再次幸运地接受到多元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滋养，但中学教育的“狼性”却很少改变。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才意识到了反思中国教科书的重要性，翻案文章由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历史教学领域。最初，反思的焦点集中在语文课本所选课文的内容上，对几十年一贯制的内容陈旧、谎话连篇和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与此同时，民间知识界开始了“大学新语文”的编写工作。到21世纪初，专业杂志《历史教学》也曾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2003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该剧吸收大量史学界的翻案成果，对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有了比较正面的描写和评价。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李鸿章、袁世凯、左宗棠等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而进入大众领域。比如，在中共主导的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是“昏庸无能、贪污腐败、卖国求荣”的卖国贼，而在《走向共和》中却变成了才干卓越、高瞻远瞩、忍辱负重的爱国政治家。正是这部首播之后就被封杀的历史剧，引发出一场中国近代史及其人物的公共讨论。
甚至，被视为中共对美政策高级智囊的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王缉思先生也加入到对历史教科书的反思之中。王缉思先生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进行了一场关于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对话。在谈到中国的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的原因时，王缉思谈到了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他说：“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环球时报》2004年1月16日）
毫无疑问，在中国知识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反思中，袁伟时先生对翻案史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所著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重塑了一批著名历史人物的群像。所以，袁伟时发表在《冰点》上的文章，绝非一时的意气之作或草率之论，而是出自他作为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负责精神。而袁伟时的文章引起中宣部震怒，就在于该文触到了中共现行寡头们的价值观的最痛处。
袁伟时所言，显然是再次对今日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提出警告：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阶级灭绝已经不再的今天，中共的宣传部和教育部主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价值观上仍然没有根本变化，小康时代的孩子们，在肉体上被添得过于饱胀，以至于普遍地患有儿童肥胖症，但在精神上照样患有健康营养饥渴症，在人文价值的教育中，孩子们喝下去的主要食粮仍然是“狼奶！”
换言之，在中共执政史上，只有在朱厚泽先生出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提出过“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新闻界创造过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在其他时期，中宣部的惟一职能就是充当独裁政权的舆论杀手，它管制媒体、操控舆论、压制思想、扼杀学术，独裁制度犯下的所有罪错都有中宣部的参与：阉割社会的舌头，扼杀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囚禁那些新闻界的良心。
在此意义上，中宣部是灵魂的杀手，是媒体的监狱，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它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有良知的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现在，为了配合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左转，以刘云山为首的中宣部
全神贯注于反和平演变和防止颜色革命，投入巨资大搞马克思主义工程和网络长城；大幅度提高外国网络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治门槛，实质上是就是变相的经济讹诈，致使雅虎、微软、古狗等美国大公司俯首称臣，民间网站和个人博客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电视、报刊和网络实施空前严厉的控制，把正在走上市场化、民间化和独立化的媒体市场化重新逼入喉舌牢笼，使刚刚有点起色的时政新闻和舆论监督再次衰落；对自由知识界、开明媒体和政治异见的打击更是决不手软，许多曾经活跃在时政评论界的自由知识人失去了发言平台，更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身陷文字狱，所有开明媒体皆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甚至不惜对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党报痛下狠手。
然而，中青报同仁李大同、卢跃刚等人的公开反抗，国内外舆论对《冰点》同仁的广泛支持，既有老中青各层次的体制内开明派，也有各个年龄层的民间反对派；既有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有多位港台香港新闻人；其中，龙应台直接叫板胡锦涛的公开信影响最大，因为她由《冰点》被停刊联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结论是一个自由台湾决不会与一个独裁大陆谈统一！
凡此种种，再次凸现了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中国特征，权力是官权的阻塞自由的堤坝，道义是民间的冲决堤坝的浪潮。而在自由民主已经变成世界主流的大势下，阻塞者只能是自掘坟墓，冲决者却拥有汇入文明主流的希望！
或者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自由制度的问题，而只有以何种方式、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独裁向自由的和平转型的问题。
2006年2月1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
王中陵:补天、啄木、投枪—悼念刘宾雁
从电脑那一端传过来宾雁先生垂危的消息，没隔几个小时，他就离开
了这个充满了苦难却又令他魂牵梦绕的尘世。得到噩耗，我悲愤难
名，“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
害怕一位年过80、身患重病的老人？”我相信，这个问题令先生痛苦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这个问题，除了无人道、无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答案。尽管从
1957至1978年当了20多年右派，1987年又被钦定为“自由化代表人
物”开除出党。但他仍然以《第二种忠诚》、“补天”、“啄木”，
挥如椽之笔，不知朝夕。这样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的老人，竟然
客死他乡不能落叶归根，除了“人妖”，还有谁能对“中国的良心”
怀恨如此之深？！一个王守信倒下去，千万个“王守信”入党来。只
是，宾雁先生未料到“王守信”们会爬多高，也未料到人妖集团会坐
大到何等气候。不然，先生怎会提这种书生气十足的问题？
《寻找共产党》，是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颇可用来概括先生的一
生。对已成经典的《第二种忠诚》如何解读？是投江的屈原？鞭尸的
伍子胥？牧羊的苏武？死谏的海瑞？殉“文化”的王国维？还是出埃
及的摩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说法：“他从来就不是一个
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
员’”，是耶非耶？从《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至客死海
外，能否仅仅用“补天”和“啄木”来概括？一度困惑迷惑的我，沿
着先生“寻找共产党”的血泪路程，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先生在“寻
找共产党”开头一段说：
8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下
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一个特例：已经有十几年党龄了，还要
“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挡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
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精神已
经不正常了，但这四个字内心独白却并不错乱。她对于那个党的
怀疑，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现在她成了反革命，就因
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她找
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从“怀疑”、“认清”到被割喉处以极刑，张志新九死不悔要找的共
产党，是现实中可以触摸得到的具体物质？还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
楼？在自己的“寻找共产党”之旅中，宾雁先生是否也受过如此困
扰？先生说，他看到有两种共产党员真正在乎党籍：大量的，进了牢
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
“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分的共产党员，他们想
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这是先生的自我表白吧，他正是另
一个极端上的“异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正是几代物质共产党
实体的“异议分子”。只不过，他所珍惜的，与其说是“政治身
分”，不如说是从青年时代便立誓献身的政治理想更确切。
宾雁先生在《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中断言：“可以断言，中共领
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
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即使仅仅从宾雁先生对中共这个断
言来看，用“补天”和“啄木”来形容先生的“寻找共产党”之旅，
显然己是不够了。
读了《刘宾雁自传后记》中这几行话，可能就清楚了：
显然，由于这伙靠枪杆子起家的武夫长期迷信武力，蔑视人民而
又惧怕人民，他们已然丧失了理解中国人的能力。他们一定以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仍然象二、三○年代那样可以听任军阀的
宰割，或象五、六○年代那样盲目信从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
出的任何指令、说教、或欺骗。……
然而我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国人民更加接近了100余年来梦
寐以求的自由。40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叛亲
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
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他们的罪行远远超出毛泽东在文
革期间所作所为，……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
了”。“补天”、“啄木”、敲钟、投枪，我想，这恐怕才是“第二
种忠诚”展示到生命末端，最后、最明白无误的注脚。
宾雁先生终其一生“寻找共产党”，从被划右、被定为“自由化代表
人物”、再次被开除出党、驱逐、流亡，直至客死他乡孤魂难归。
“补天”、“啄木”、敲钟，一路行来，九死无悔：
……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
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
……
算帐！与反人性反人伦的冷血制度算帐，奋勇于前，不避矢石。先生
说：“我只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
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补天”、“啄木”、投枪，回首先生的流亡三步曲，他说了他自己
应该说的话，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先生无愧于天地。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回首一生时，唯其如此，他才能合目安息。
（2005-12-05～2006-02-19第三稿）
唯色：雪域的白
雪域的白
◎ 唯 色
雪域的白
白色的花蕊中，她看见金刚亥母①在舞蹈！
那不是白色的花蕊，而是高山之巅。
白色的火焰中，她看见班丹拉姆②在奔跑！
那不是白色的火焰，而是群山之间。
尽管连绵起伏的山峦，环绕着菩萨的坛城③；
尽管星罗棋布的湖泊，呈现着朱古④的转世；
可是白色的花蕊顷刻凋落，可是白色的火焰当即熄灭。
她饮泣着，要把怎样的消息，告诉远去他乡的坚热斯⑤？
消息啊，人间的消息，传递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
在空行与护法骤然隐遁之时，化为乌有。
2005年11月13日，从结塘飞往拉萨的空中
①金刚亥母：在藏语中是“多吉帕姆”，佛教中众空行之首。
②班丹拉姆：藏语，被译为“吉祥天女”，是西藏的护法女神。
③坛城：象征佛界净土。
④朱古：藏语，转世活佛。
[1]⑤坚热斯：藏语，观世音菩萨，在西藏是达赖喇嘛的象征。
班禅喇嘛
如果时间可以抹煞谎言，
十年是否足够？
一个儿童长成聪颖少年，
却像一只鹦鹉，喃喃学舌，
那是乞求主子欢心的说辞！
另一个儿童，他在哪里？
他手腕上与生俱来的伤痕，
是他的前世，在更早的十年
在北京某个暗无天日的牢房，
被一付手铐，紧紧地捆缚。
而今，渺无音讯的儿童，
是否已经遍体鳞伤？！
如果黑暗有九重，
他和他，身陷的是第几重？
如果光明有九重，
他和他，神往的是第几重？
也许就在黑暗与光明的每一重
他在身陷着，他在神往着……
贡觉松①！如此颠倒的人世间，
怎样的无常之苦，
竟在班禅喇嘛的身上轮回示现！
2005年10月12日于北京
[1] 贡觉松：藏语，佛法僧三宝。
化身
黄昏的孜廓①路上，
一个膝盖弯曲的嬷啦②走得太慢。
我快步赶上，却莫名地喜悦。
回头一瞥，暗暗心惊，
因为她的脸上有慈悲之美，
谁说她不是哪位菩萨的化身？
但我记得，另一个黄昏，
为了更清晰地看见岗仁布钦③，
我匆匆奔向山下的村庄，
却被一个膝盖弯曲的嬷啦一把抓住，
她的双手格外有力，
她的面相酷似兀鹰，
我仔细一看，暗暗心惊，
谁说她不是哪位魔怪的化身？
2006年1月27日于拉萨
①孜廓：藏语，拉萨环绕布达拉宫的转经路。
②嬷啦，藏语，老太太。
③岗仁布钦：西藏最神圣的雪山。
《自由写作》首发
余杰：爱的影子（散文）
爱的
张桂华：激情的自由与禁忌（文论）
激情的自由与禁忌（文论）
张裕：“明天”俱乐部
“明天”俱乐部
如何将神话还原为鬼话？
2006年元旦的傍晚，妻子拿来2张赠票，要我陪她去看《无极》。坐在五星级的紫荆电影院里，猛然想起，我有2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堆砌于传媒的《无极》宣传，其实早让我心存反感：又是夫妻喋喋不休地二重唱、又是陈大导“这电影是为未来观众拍摄”的言论、又是欲将电影剧本改编为小说，遍选全国码字高手、不准媒体报道剧情，等等等等。噱头本就是多刃剑，固然可以成为吸引眼球的因素，但噱头之锋却在不经意之间割破了陈大导的手指，流出了他偏好的极端感情成色：《霸王别姬》讲述了男同性恋的故事；《无极》中量身定做了鬼狼，昆仑还是个“同志”，甘心让“奴隶主”光明睡成了双重坐骑，其余的角色都是神兮兮，基本是变态的行尸走肉；而在《风月》和《荆轲刺秦王》中同样有着或多或少的同性恋情节。如果说同性恋是个潮流，那么，从前几年“哈日”的新新人类时尚，发展到陈大导的“媚日”视觉美学，均在满神那高高勃起的头发上，得到了旗帜一般的诠释。
是什么让陈红伪装的“满神”（萨满教之神？）充满了宿命的黄牙？就在我看电影的前2天，一个叫胡戈的网络音乐人，仅用了5天时间和两台电脑，就向世界宣布了他的精彩解读结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主题立意、画面剪辑、背景音乐、不同身份的话语拟身，甚至插入的广告，均体现了日益形成的网络传播品质正在生根开花。关键词是馒头，成为了胡戈在陈大导炮制的超级利维坦身上，寻找到的阿基米德之点。他用20分钟的“法制新闻话语”，点到了“神话”的死穴。这就意味着，一个靠天才创意武装起来的挑战者，就足以摧毁3.4亿元人民币打造的风车。
在中国的传媒当中，恐怕再没有比“法制新闻”更能引发观众的注意力了。喜欢搜索奇闻的人，通过回顾案件知道了匪夷所思之事；在股评师一般的专家演绎下，还知道了“罪与罚”的因果。正义被一种“零度叙事”的声音予以高扬，它充斥在大街小巷，成为观众继续回味离奇情节的画外音。《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选择了这种貌似严正的话语方式，伴随法制故事的演绎过程，也一层层揭开了糊在超级利维坦身上的结痂之壳，使其露出了商业主义的下半身红潮，而且还使陈大导的“神话”创意，出现了严重的临床贫血症状。
毫无疑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所使用的消解主义策略，为国人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影视批评模式。它之所以在网络上迅速激发起超过《无极》本身的热度，说明了人们对这种批评模式的热望。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事实：正因为观众对第五代导演的普遍性绝望，由此带来了一种群体的愤怒焦躁症，此种情绪，惟有最阳痿的男子足球可以相比。而这一批评模式所提供的发泄管道，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与观众愤怒情绪的对接。这就是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过是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它在影视领域引发的风暴，必将搅动为拜金主义、滥情主义和国家主义所占领的中国影视领域，我们姑且称这一链动模式为“胡戈效应”或“馒头效应”，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很快，会在网络上克隆出对各种大片的解构版，绝大多数观众皆大欢喜，少量电影人将开始沉重地反思——我们的电影为什么继续在“高（高成本）大（大场面）全（企图取悦各种胃口）”的金光大道上一路狂奔？这也许是短期效应，而对处于长期弱智的国产大片来讲，所谓大片模式，是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东施效颦的荒谬境地？
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构“元话语”和“元叙事”。它用反讽和玩笑来揭示所有既成的对世界的解释的人为性和虚假性，但它却并不想用新的阐释系统来取而代之。公允地讲，《无极》是属于后现代模式的电影，商业与艺术已经“打成一片”，票房成为了它的“最高指示”。而作为感官美学的典范，《无极》强化了视听的直接，并具有强制色彩。也就是说，《无极》在企图消解历史霸权的同时，它也使用了“专制”的手段。它企图消解历史掩盖在伪善下的谎言，揭开各种人物的遮羞布，打碎历史僵定的迷信，突显“宿命也可以被打破”的主题。因此，它必须提供另一个历史的寓言，但由于立意不清和逻辑混乱，尽管寄托了陈大导对人类现存困境和未来的忧虑，但电影提供的华丽影像却与贫乏的内容构成了尖锐悖论，画面作为对当下生活的部分呈现，又进一步加重了后现代生活与虚拟、历史的混淆，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后果：“神话”剧是用现代高科技段制造出的又一个新谎言。
而最有意味的恰恰在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使用的同样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方式，符合古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本义。真正意义的解构，就是要把解构进行到底。把一切能够解构的都消解掉，那么，反倒把不可解构、不可动摇、颠扑不破的真理呈露出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没有仅仅停留在“妖魔化”原作的平面，而是以当下语境里特有的边缘话语来消解中心话语，电影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方式无所遁迹，各种伪饰出来的理念以及“崇高感情”，都将露出皮袍下的马脚。让“事情回到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初衷和结果。因此，即使是要冒“被起诉”以及触犯国家美学“规则”危险，也务必从陈大导设置的历史语境和圈套中成功突围，这样，电影美学得到全社会真正的重视和研究，方才是可能的事。
这就让我联想到，从木子美、芙蓉姐姐诞生于网络的神话，到《大话西游》、超级女生、《武林外传》在网络上掀起的风暴，网络正在成为掌握娱乐话语权的主导力量，网民们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现象视为新型的“娱乐民主”。而消解主义的策略，反讽式的笔调，正是民间立场对抗宏大叙事的利器。朱大可认为，被胡戈津津乐道的“大话”，正是网络文化批判的常规武器。所谓“大话”，就是对母本话语进行反讽性解读，从而消解其初始语义，并制造出滑稽、荒谬或相反的语效。这就是互联网风格的解构性叙事，它闹剧式地摧毁着主流话语的权威。
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机器，它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表达则不得不更加隐晦，更加具有某种策略性：它必须意识到它对深度的拆解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和一定的限制中进行；而对它传达的某些律令不能不予以“形象化”包装。人们从《英雄》里很容易看到对“杀人有理”的狡辩以及不惜矮化“英雄”突出帝王意志、以体现对国家暴力的潮湿颂扬。而《无极》则是一脑壳扎进了“雪国”的裤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并没有使视线局限于“神话”，它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以现实的价值向度，来衡量《无极》的美学版图。它没有出现蹈空的迹象。因为它的批评性消解，本身就意味着：只有首先尊重历史逻辑，才能评判事件；只有尊重美学，才能评定美。因此它所消解的，就只可能是那些伪价值和伪美学。解构不仅仅是对电影的解读策略，解构者实际上所忧心的，是究竟什么样的
文明遗产，才能为当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性。
什么是“无极”？是否就是“无稽”？我估计，《无极》就是“没有极端”的意思。光明和无欢就代表了两个极端，昆仑与鬼狼又代表了两个极端，而张柏芝导演的四角恋爱则代表了四个极端，互相不信任，为了一己的利欲，可能用尽各种手段。他们均在一个血馒头带领下，围绕一个女人跳起了莫名其妙的招魂舞。还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结尾来得更符合现实主义的策略：张昆仑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真田小队长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他没有管好自己的助手，犯有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而张倾城由于在公共场合多次脱衣，有上伤风化，被判劳教一年。另外为了表彰谢无欢的举报行为，法庭决定由谢无欢来行刑。
我还想说的是，当解放了的奴隶昆仑继承鬼狼遗志穿上了“能穿越历史的黑羽衫”——这件必须终身为奴的衣服时，他竟然没有选择鲜花铠甲，他还将成为什么人的奴隶？是爱情之奴？还是光明来世的虎伥？所以，《无极》原本不想要笑声，却赢得了无数的笑声。虽然陈凯歌事后不得不表白“要的就是‘笑果’”。看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超强的震撼，干净的画面，跌宕的叙事，作梦般的打斗……用这样优美的批评方式将“神话”还原为鬼话，这，就是真正的艺术。
王怡: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
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这很不一般。我国《教育法》规定，在教育中贯彻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但常见的集体主义教育，主要是培养我们对他人荣耀的分享。譬如刘翔跑出世界记录，凡在电视机前傻乎乎开心甚至流泪的人都是中国人，是心有所属的爱国者。我们固执的、天经地义的把另外一个人的荣耀当作是自己的。分享就像分赃，见面都有一份。就因为我们自认和刘翔属于一个共同体。
但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才让我们生出民吾同胞之心。这是一种低调但更真实的集体主义。不仅做自己，还要做一个中国人。需要的只是一种羞耻心。根据生活经验，当你的某位叔叔一次在公众场合借酒发疯，当着你的面脱掉最后一条裤子。大概就是你一生中最深刻感受到他是你叔叔的时候吧。因为分担羞耻，的确比分享荣誉更让一个人牢牢记起自己的群体身份。因此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对其他中国人的行为，尤其对代表人民名义的公共权力的行为，有种天然的羞耻心。既然人家跑出世界纪录就像自己跑的一样。那么人家犯下罪错也要像自己犯下罪错一样坐立不安才对。不然不是白白让你拣个便宜？
一切集体主义假如是真实的，它的实质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就是认同这种责任。这是一种有风险、有担待的民族情感。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成本较高，能够把我们对连带关系的需求维持在一个均衡的量上。不至于隔段时间假如没发生什么大事，就要把爱国激情像牛奶一样倒进大海。但分享式的民族主义，却最廉价。打赢了载歌载舞，打输了掉头就走，不管我事。这显得很市侩。根据经济学原理，越廉价的东西需求越是最大化。因此这种民族主义，也很容易滑向非理性的、虚妄的狂欢状态。
分享式的爱国激情，本质上是一种血统论。所有使人们具有相似性的特征中，血缘最直观。最利于产生和夸大一种群体主义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在政治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上。就像某些维顾子女的母亲或维顾哥们的朋友，不讲原则。遇见自己人吃亏，有理由要上，没理由创造理由也要上。从这种群体主义的血缘相似性扩展开去的民族主义，第一特别容易宽容自己人的罪过，就像鲁迅说，“觉得做外人的奴隶，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隶”。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义下，贪得无厌地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
这种分享模式也是嫌贫爱富的，而且带着一种无产者打家劫舍的性质。譬如大家为刘翔、郭晶晶激动，说白了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吃大户”。这种所谓的爱国眼光永远是向上瞧的，它天然的不关心失败和落伍者。这种氛围下做一个中国人就很累了，因为“荣耀是荣耀者的通行证，受侮辱是受侮辱者的墓志铭”。
而且据我观察，多数在公共空间乐意标榜“反美抗日”姿态的人们，基本上同时也主张反传统、反儒家。康德曾说，个人不是“自由漂浮的主体”，就像我们爱母亲，我们爱自己归属其中的那个祖国。这种爱原本是自由的体现，因为“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赫尔德）。但在一种反传统的虚无主义中，大部分人的民族情感却逐步变得与民族的价值传承和历史文化无关。这种爱的自由与高贵也就被抽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从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找到“温情和敬意”，他就只好到自己的血管深处去找荷尔蒙。
其实民族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历史情境。承认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承认对政治的一种历史约束，承认先人对于后来者的部分的统治力。做一个中国人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来处，承认我们祖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这种看法等于否定了任何主权者至高无上、一个人或多数人的意志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理论。显然这更接近宪政民主，而不是更接近专制主义和全能国家。事实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爱国，因为他们敢于分担政治的命运，他们耻于接受一种不自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