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答友人问
　　
　　　
　　
　　问：你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答：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现在很多人谈到知识分子，都普遍侧重于前者，侧重于道义关怀这一面，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路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独立的人格，这都没错，因为这一个传统在中国确实比较缺乏。谁都知道，从古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是士人传统），一直跟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普遍渴望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样一来，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肯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点，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想像关系，而作为个体，他自身的灵魂建设却被忽略了。为此，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官员，伟大的成功者，但是很少有像美国学者贾克比所说的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这个背景里，重提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社会历次的人为灾难，无一不是跟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大有关系，假如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异议的声音，整个社会势必会落入一种灾难的境地，这些，都是我所赞同的。但我也担心，如果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并把是否具有独立性看作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尺度的话，它同样会陷入另一个误区。因此，我更愿意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要体现在他对文明的创造能力的大小上。我记得王小波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话说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潮流，只要一讲到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指的就是遇罗克、李昭、李九莲这些人——这些在思想和尊严的问题上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妥协的义士。对他们，我也是充满崇敬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只有勇气和硬气，而没有人在具体地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没有人为人类文明拿出令世界侧目的成果，她就依然是一个空洞的民族，她在人类文明的序列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多少中国人有这种危机意识。就我而言，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在敬佩义士之余，也高度尊重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没有坚强的颈项，没有惊天动地的勇气，没有在黑暗的时刻站在斗争的前台，但他们却一直很实在地在进行一种文明的创造，他们在处世方式上也许是偏于明哲保身的，但对文明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在自己的专业上具有开拓精神，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比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我觉得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应该被重新认识，他们也理应获得足够的尊重。
　　
　　问：你觉得独立性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
　　
　　答：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一切有思想、人格的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人，这难道不是常识？但是，当大多数的人都成了一个盲从者的时候，恐怕确实需要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承担一个独立灵魂该有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可我坚持认为，独立性不是人与人之间生存质量高低的本质区别，它只能是一个常识和底线，真正区别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质量的，是他的创造性，是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具体贡献了什么。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提升，都离不开文明的创造和攀登。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尊严，价值，人格，独立，等等，有时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的，但不能忘记，有另一些东西，比如人类文明的成果，它在许多时候同样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开创和争取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穷其一生的精力在进行创造性的劳作，有的甚至还英年早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种知识分子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把真正的知识分子等同于那些不怕杀头的义士是偏颇的，这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很重要的一类，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民族，真正基础性的东西，还应该是那些无穷无尽的创造者；没有这些创造者，而只剩下一些不怕死的义士供我们传唱的话，那是决不能成就一个民族真正的辉煌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光有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创造才最重要。很多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受审判时不也不怕死么，但你为何不能对他们心生敬意？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这一点很重要。要想改变人类整体的精神环境，惟有依靠文明的创造，依靠知识和理性的健全。我甚至想，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和悲剧，许多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道德的悲剧，而恰恰是无知的悲剧——我坚信，无知也会使一个人变得毫无道德。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举“文革”为例子，当时有那么多人失节，有那么多人去打人害人，今天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清理，指出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问题是必要的。但反过来假想一下，如果“文革”时期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信息社会，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取信息，可以私下传播各种消息，可以上网，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法国人在干什么，英国人在干什么，俄罗斯人在干什么，我想“文革”的悲剧将会少得多，蠢事也会少得多。因为闭塞，因为无知，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导致很多人对人性、对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准确判断，而轻易地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指令所左右。应该说，“文革”中那种大规模的道德溃败，无知在其中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我不排除很多“文革”悲剧是出于私利或阴暗心理所致，但无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无知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无知导致了许多的罪恶，无知造就了许多的灾难。假如每个人都有健全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对知识、价值有着天然的渴望，我想，他内在的灵魂肯定会因着这种知识的塑造而变得坚定、独立、健康得多；没有这种知识的塑造，所谓的灵魂独立性是非常可疑的。
　　
　　问：可许多时候，对知识的迷信，也会导致无知。
　　
　　答：对，这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无知在历次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道德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一个人是否主动接受文明的塑造，这一点也很重要。忽视这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好的空气，会对那些没有跳出来振臂一呼，而只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进行文明创造的人失去起码的尊重。我看过很多文章，比如，随意指责一个人，说他在“文革”时做了缩头乌龟呀，明哲保身呀，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呀，批判的锋芒非常严厉。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里都有点发怵，也暗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宽容，要理解，不能离开每个人生存的现场而随意谴责别人。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觉得在一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真正尊重人性的社会，是应该允许人软弱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人
都成为斗士，成为革命者，成为视死如归的人。一些人，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面对这么多现实的顾虑，他缩起头来，保护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都用一种非常强硬的“革命”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过残酷了一点。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无法像老舍那样，也不能像遇罗克那样，直接与当时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思想压制对抗，他躲起来了，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进行了古代服饰文明的研究，留下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理论著作，这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今天的人，不能轻易地用一种单一的道德立场来论断别人的生存价值，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极其偏激的思想风气，那是很危险的。
　　
　　问：可无知者远远比创造者要多得多。
　　
　　答：所以我要强调知识的创造，文明的贡献，这太重要了。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早已经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受制于任何的权势力量，关键是看每个人是否有那个勇气来实践这个常识，是否真的坚守自己。很多缺乏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不等于他们就不知道独立性之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但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他们不坚守而已。因此，这问题今天早已解决，再讨论实属多余。创造性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它至今还是被人忽视的，也还没获得它当有的地位。我们国家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上会感到贫乏，致命的症结就在于创造性不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够，假如当代中国也像历史上曾有的辉煌时期一样，不断地向世界贡献老子、庄子、孟子，不断地贡献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话，我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没必要刻意去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了，完全不用这样表述，只要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作一块块文明的石头，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没人敢再轻视我们，也没人敢藐视中国的存在了。任何时候，文明的创造都是惟一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和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力量。
　　
　　问：创造里也包含着独立性？
　　
　　答：的确，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够加强他的独立性。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当他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正是他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如果他还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就肯定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比如，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希望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些人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没能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坚持下去，反而轻易地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轻易地封闭了自己身上那种创造的智慧，应该说，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创造性是一起失去的。那么多的作家，在五四前后，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极其优秀的作品，可建国后却几乎一事无成，我想，他们的悲剧不仅是独立性丧失之后奴性增加的悲剧，更是创造力衰竭、大脑闲置的悲剧。一个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丧失之后，他的独立性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问：可很多时候毕竟不能没有斗争者呀。
　　
　　答：长期以来，文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以为面对思想压迫，精神强制，只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与它进行殊死斗争，要么就成为权势的奴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看起来不斗争，但也不应和，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从一个严厉的标准看，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懦弱，可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来说，他会不会觉得你的反抗和你的奴性也同样可笑呢？我一直在猜测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也许有懦弱的一面，但只要有健康理性的人，便会发现，那些荒谬的事实，那些无知的论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争辩，去计较的。时间自会给一切以公正的结论。那些沉默者也许仅仅是为了等待时间来作出裁决，因为那些常识性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之花费心力。我相信有这样一种人。你想，在“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说一种话，都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都认为领袖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前进的明灯，这里面的荒谬性，值得一个有理性的人去辩驳吗？“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等无知言论，值得你冒着性命危险站出来拆穿它吗？与其用人渺小的力量去对抗它，还不如静等时间将它抛弃，它迟早将被抛弃。沉默，有时是为了保住自己有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沉默者，而是说，要对沉默者也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只要他确实没有放弃创造。惟有创造性成果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像陈寅恪，其实他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决，并没有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确实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在他的研究所拒绝学习马列，可很多人都忘记了，陈寅恪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刚解放不久，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宽容、温和的。很难想像，“文革”时期的陈寅恪还会写这样一封信。可即便写了又怎样呢？说到底，写不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寅恪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在不丧失人格底线的基础上，继续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完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著作。又比如知识分子很喜欢谈论的顾准，他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也是在于他留下的一些重要的文字，没有这些，顾准的所谓政治立场将变得非常空洞，因为他当年所坚持的那个政治立场，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去争论了。只有文明的成果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并留在时间里。可惜的是，一些人总喜欢武断地面对历史的暗角，而失去对创造者的宽容；只要我们多一点点的宽容，文明的中断在中国恐怕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巨大和可怕了。
　　
　　问：难道政治立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真的不重要？
　　
　　答：应该看到，政治立场具有相对性，它不是绝对的。我也想过，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到底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但它的表达方式与政治家不一样。如果有人问我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就回答说，凡是有利于人更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我都是赞成的；凡是不利于人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哪怕是所有人都在说它好，我依然表示反对。这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因此，就具体情形而言，政治不应该是一个被全面首肯的东西，它需要监督，不是连党派内部都还有监督部门么。要监督就说明它是需要警惕的，会变化的。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创造的激情。只有这个不变，才能够应政治的万变。假若一个知识分子随着外面的政治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造方向，这种知识分子是非常可疑的。一个坚定、独立、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灵魂，应该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批判的品格，怀疑的精神，保持一种在野的、边缘的身份。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清醒的立场，而免于被一时的政治局势冲昏了头脑。记得刚刚建国的时候，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为光明的时代来了，伟大的时代来了，梦想中的美好时代来了，包括老舍这些原本在国外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回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他们所热爱的时代很快就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响亮的
耳光，那个梦想中的伟大时代并没有尊重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热爱，而是用写检讨、戴纸帽、扫大街、洗厕所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激情，那个时候，你说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政治变了，他该怎么办？如果他又转而想讨好新的政治变化，那恐怕是永远都讨好不了的，因为政治永远都在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哪怕只要有一线可能，也决不将创造的空间拱手相让。今天，那个噩梦般的社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很多问题依然遗留了下来，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事还有不少。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创造派，每个人都有自觉的创造渴望，未来必定是辉煌的。中国人的创造智慧是非凡的，只要不把它消耗在人际斗争中，必定会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尤其需要提倡这种创造精神，创新能力。现在不是喜欢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但伟大复兴不是靠人口众多，也不是靠资源丰富，甚至不是靠经济增长率，而主要是靠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了哪些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贡献。
　　
　　问：为何要如此强调创造的重要？
　　
　　答：强调创造，就是怕知识分子落入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遗忘了自身的专业精神，专业贡献；强调创造，就是要反抗那种把简单的政治立场和道义立场当成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责的言论。我希望在道义立场和个人勇气之外，引进另外一个维度——对知识、文明的具体贡献。这是不可或缺的。塞义德有一本名著，叫《知识分子论》，它里面专门谈了一个叫范农的人。范农分析了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情况，时间大概是在1954年到1962年期间，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同声附和政党与领袖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是不够的，尽管反殖民，恢复民族自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政治，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应该仅仅是附和这种声音，这是不够的。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大概看到了这一点，就坚持另外一种思索：难道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如果是那样，当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后来范农就有一个说法，他说，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来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创造新灵魂。确实，你仅仅把白人赶走，这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是没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虽然完成了民族独立，但还得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新灵魂，不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就不是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为此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福柯想到的可能是像萨特这样的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他总是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的专业。假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成为一个发挥特长的个人，创造的个人，这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甚至是任何的专制政治、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不能摧毁的，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种错误的政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但错误过后，生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力量，因为那个基础还在，那个创造的渴望还在，就还有希望。但是说到这里，也得警惕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过分地强调创造，强调专业，我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技术主义者，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刻板的人。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既有创造的智慧，又有面对公共事务发言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如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所说的：“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思想。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

为给自己新近出版的哲学著作《人类的当务之急》造势，剧作家张广天日前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有奖求骂启事，此举立即招来“骂声一片”。昨天，张广天在解释自己的这一行为时说，他此举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阅读新书，并由此带动新书的销量。“此外，我也能在骂声中汲取读者意见，以提高写作水平。”

据了解，《人类的当务之急》中没有贯穿文本始终的情节，从头至尾充满了“张氏哲学”。在张广天发布的“骂张有奖”启事上，他明确表示，所有开骂的人参骂的人只可围绕该书展开，只要“骂得狠，骂得准，骂得多，骂得哥哥我坐不住”便可获奖，奖励天然和田羊脂玉籽料、琥珀或蜜蜡手串等，活动到4月19日截止。该启事一经发布，便有骂其“变态”“白痴”“作秀”，以及更多不堪入耳的脏话。

对于这些骂声，张广天颇为不满，“我要求读者提出有理有据的反驳，上述浅薄、无理、蛮横的骂声实在不是我所要的。”说起“招骂”的初衷，张广天说：“我试图吸引更多人认真读我的书，因为它是我的心血之作。更重要的是，我是‘体制外’的人，出本书不容易，不把它吆喝出去，我怎么吃饭，又如何对得起出版方呢？”张广天透露，他的“招骂”活动果真带动了新书的销售，不少书店要求加货。

 

魏明伦“越没文化越装文化”，孔庆东与余杰“互相吹捧”……韩石山“专骂名人”的批评文集《谁红跟谁急》近日出版，王朔、王蒙、余秋雨、贾平凹、刘心武、魏明伦等众多文化名人都挨了骂。      批评刘心武下流魏明伦吹牛     据悉，《谁红跟谁急》涉及的人物有王朔、王蒙、余秋雨、刘心武、谢冕、魏明伦等。该书中，韩石山这样批评刘心武：“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下流，也就不会写了。可他偏要写，还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理直气壮，真让人疑心那一忽儿脑子是不是灌了水。”     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韩石山指出：“他犯了散文写作的大忌，把散文当小说写了，误导读者，欺哄读者。”韩石山对巴蜀鬼才魏明伦自贡灯会上联征等批评也收录书中，措辞严厉。 “‘举火初迎二十一世纪，挑灯重阅二十五史书’，也就是都看过一遍了，瞎掰活，我敢说你一史都没看完过，看完一史都不会说这样轻狂的谰言。” 反响网友热捧挨骂者不接招     据介绍，《谁红跟谁急》不少文章在发表之初，即引起文坛相当的震动，在文化界和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该书出版前后在网上连载，也引起了众多网友跟帖议论。网友“Sunny”发帖称：“文学界没有不同的声音反而成了怪事，我觉得韩老师的《谁红跟谁急》还属于慢功出细活的东西呢！这样的声音应该不止一个，而应该有一小撮。”     然而，不少被批评者却颇有异议。昨日，魏明伦听到该书出版的消息后，称自己不接招：“没有必要理会。韩石山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他没有确定的文学观，不像一般文学批评家。”另外一个被批评者孔庆东表示自己不会去关心这种事情：“他那些显然不是文学批评。” 回应韩石山：我狠是故意的     韩石山透露，书名“谁红跟谁急”正是采用别人对他的批评：“在中国文学界，我要算个恶人了———不必加引号，我能承受得了。”他表示，自己把多年来的“恶行”编成一本书，就是希望能坐实“恶人”的指责。韩石山的批评文章用语颇狠，甚至被指责为“人身攻击”。对此，他辩称自己为了指明方向，会故意“说得狠一点”。“只要能指导文人走正路，就是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现在是新文学的成熟期，我所做的乃是删殳，就是除去杂草。”至于《谁红跟谁急》的借红人炒作嫌疑，他高声反击起来：“我并不觉得他们都是红人。我肯定比不少人红，依我的年龄和地位，需要借他们炒作吗？”彭骥      【链接】     韩石山：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长期从事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门类的写作及现代文学研究。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等20余部。

当文学被无数次宣布死亡之后，再讨论文学经典的终结，似乎就不再危言耸听。事实的确如此，在通俗文化成为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其围困和渗透的时候，这一文化形式似乎也就成了提供意义与快乐的源泉或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文学在内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日益淡化，相互兼容或相互妥协的趋势形成了无言的默契，从相互敌对、戒备到相互模仿和借鉴已人所共知。特别是一些高雅文化的创作者，也因各种能够理解的因素投身参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他们的双重身份以极端和典型的方式证实了两种文化兼容和妥协的存在。文化精英决绝的面孔正为谦和所替代；而一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在民间聚敛了文化资本之后，也转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塑造。身份的转换和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文化、文学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当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对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是否也应该做出调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化场景，是当下大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我们可以批判这种文化的肤浅、流俗乃至短命，可以冷眼旁观不为所动，但那确是平民文化的节日，而且正在将每一天都变成节日。文艺功能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正在为消费的意识形态所置换。如果以为这种消费功能只存在于大众文化形式中是错误的。事实上，“经典”写作或严肃写作的文本里，已经渗透了大量的消费文化的因素。小说创作在方向上急转直下，正在向“小说”的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些聪明的大众文化制作者，早已将眼光投向正统或主流小说家，他们发现了正是在那里蕴涵了消费文化最丰富、最有商业价值或最值得改造的作品，而且屡屡得手。“先锋文学”的衰落和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先锋小说家重新回到“故事”等趋向，也都证实了精英意识的收缩和通俗、高雅界限的淡化。

这是一个不能改写的文化背景，文学经典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期而遇。因此，文学经典的终结并不是发生在文学内部。或者说，就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它恰恰达到了百年白话文学最成熟的时期。这种成熟不止是说它在技巧、技法的层面更为圆熟和得心应手，同时更在于文学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自梁启超时代开始，小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也赋予了小说不能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宏大的叙事形态不仅是小说自身的选择，同时它也处在被历史选择的位置。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建构的历史哲学和本土文学的“史传传统”，也在内部规定了小说的话语方式。国族关怀成为小说主要或基本的关怀对象，应该在历史的范畴内来讨论。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小说的关怀对象或叙事对象也理所当然地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终极原因也是历史的选择和被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后来的研究者或批评家“解构”或“颠覆”的结果。当然，对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或构成对应关系的文学批评来说，它起到了推波助澜或加快实现的作用也是事实。但与经济生活和社会接受心理比较起来，批评家的话语力量实在是有限的。小说完成了历史的期待和过高的自我想像并不堪重负之后，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不再是“大说”。这是小说真正的成熟。

因此，“小叙事”、私人经验或个人关怀是当下小说创作最常见的叙事方式。我们谈论的这种小说，虽然回到了“小说”的起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来形成的文学传统仍然在潜隐地承传。在注重艺术“意味”的同时，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的关怀，仍然是区别于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2005年的很多优秀中篇小说，几乎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每个作家的经验不同，题材或叙述对象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试图揭示出隐含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表象不仅仅是一种只可感知或可见的存在，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事件和现象，它是有“意味”的。这种动机和努力，使2005年的中篇小说不仅气象万千，而且坚持或强化了它的艺术力量。在这一点上，通过中篇小说似乎又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经典遗产的继承者还大有人在，经典的时代终结了，但经典的写作方式并没有、也不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它们是个人的经验，同时也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

这一年有许多作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无论对2005年的文坛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对文坛来说，这部小说所涉及的领域鲜为人知。一墙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等，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或了解，那是一个神秘和令人难以想像的所在。但韩少功所书写的监狱景观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对韩少功个人而言，自“寻根文学”开始，他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深怀迷恋，但略有夸张的“先锋”和前卫姿态曲高和寡。《报告政府》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从“正面”挑战小说的创作。在这个把握难度极大的小说中，在对分寸、火候和节奏的掌控中，韩少功再次证实了他锋芒锐利的小说天才。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虚构了一个魔术师意外死亡的故事，死亡就是止步。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令人恐惧和不可接受的了，但死亡又是不可拒绝的。迟子建没有渲染死亡的神秘及其细节，死亡对死去的人已经没有意义，所有的伤痛和压力是需要向死而生的人面对的。女主人公———魔术师的妻子的哀痛可想而知，但暗夜并不只笼罩在女主人公一个人的心头。于是，死亡幻化为一个凄美的想像，坚韧而决绝。葛水平异军突起，她的作品大都是中篇小说。她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生存或心灵苦难的体察感同身受。《浮生》即“活人”，现代或后现代的时间远没有流淌到西白兔村。“天下原本是一片太平”的呼喊，却不能改变一个青年被炸得天女散花般的命运。杨少衡的《该你的时候》的魅力，不仅是作家对官场生活、规则的熟悉，重要的是他提供的新的写作经验。官场奇观曾被反复书写，新的模式化人所共知。但杨少衡却在表象背后波澜不惊地发现了官场更为复杂的矛盾和机制，它更令人惊心动魄。

刁斗的《哥俩好》、晓航的《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徐则臣的《西夏》、钟晶晶的《我的左手》、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等作品，虽然对当下生活切入的角度和感受方式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却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当下国人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展示了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这的确是一个文学成熟的时代。

作者孟繁华，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出版学术著作《1978：激情岁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众神狂欢》(中文、韩文版)等十余部，与人共同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共和国文学50年》等。近年来，他对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当代前沿文化的关注，更增加了其批评的有效性。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研究。

 

“现代艺术之父”家乡组织展览、音乐会等多项活动

 

^{塞尚自画像。}

　　本报综合报道   今年是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PaulCezanne）逝世100周年，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向这位出生在普罗旺斯的现代艺术先驱致敬。

　　“塞尚在普罗旺斯”展启幕今年6月至9月，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的格拉那博物馆将举办“塞尚在普罗旺斯”作品展。该展览已在华盛顿美国国立美术馆开幕，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纪念塞尚的活动拉开了序幕。

　　展览展出了塞尚在普罗旺斯创作的117幅油画和水彩画，除描绘普罗旺斯的风景画外，还有各种肖像画。画作依照画家生前足迹排序，先是塞尚家族祖传的老房子，塞尚在那里持续不断地创作了40多年；然后是马赛附近的小渔村埃斯塔克，当年塞尚曾在这里捕捉过地中海千变万化的光线与色彩；接下来是加尔达纳村，塞尚在那里描绘过著名的圣维克多山和山坡上形状独特的建筑。

　　柏林爱乐演奏“马勒”助兴与此同时，普罗旺斯每一个塞尚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都将举办纪念活动。今年4月，塞尚家族的祖屋将首度向公众开放。7月5日，柏林爱乐乐团将在圣维克多山脚下演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画家，预期现场听众将有1.2万人。普罗旺斯还将组织“塞尚灵感之路”的专线旅游，让游客沿着塞尚的足迹，探寻画家灵感的“出处”。

　　塞尚一生经常往返于巴黎和普罗旺斯之间，但他始终眷恋着故乡。他曾说过：“普罗旺斯的土地里埋藏着财富和珍宝，只要你有妙手将它们挖掘出来。”似乎与塞尚的这句话遥相呼应，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市市长冉阿森·马斯尼日前表示：“是普罗旺斯给了塞尚灵感。在纪念塞尚逝世百年的活动中，塞尚将令普罗旺斯充满生机。”

　　■人物

　　“现代艺术之父”

　　塞尚生于1839年1月19日，逝于1906年10月23日。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绘画风格令当时的保守批评家反感。如今，西方艺术界将塞尚、高更、凡高并成为“后印象派三杰”，而尤以塞尚对后来西方艺术发展影响最大，堪称“现代艺术之父”。毕加索曾说过：“塞尚是我惟一的老师，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加拿大渥太华市约克区学校委员会日前宣布，禁止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一本主角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儿童因而备受争议的童书，但多伦多区学校委员会将继续让小学生阅读该书。
据报道，这本书叫作《三个愿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儿童发声》(Three Wishes: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Children Speak)，曾获得加拿大银桦奖(The Silver Birch Awards)，作者为反战作家黛伯拉‧艾里斯(Deborah Ellis)，内容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儿童的证辞，包括他们对每日生活和中东冲突的看法。加拿大《犹太新闻报》透露，渥太华图书馆协会(OLA)已对《三个愿望》进行审查，最近将该书列为银桦奖得奖书籍阅读计划的童书之一，这项计划是为了鼓励四、五和六年级小学生利用闲余时间主动阅读，渥太华市的各所小学图书馆会陈列银桦奖得奖书籍，学生可以借回家自行阅读，但不列在学校阅读课程的一环。在学期结束后，小学生将会票选最喜欢的文学和非文学类书籍。渥太华图书馆协会认为，《三个愿望》让各地的小学生明白，身处冲突中的孩子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但这些孩子的生活为更为艰困和危险，而且该书并未偏坦任何一方，忠实地呈现被永无止境的冲突围绕的孩子之面貌。但部分人士批评，这本书片面呈现以色列的负面形象，鲜少读者提供冲突的背景，多半的读者对此也不明所以，该书也呈现出巴勒斯坦孩子渴望担任自杀炸弹客，杀害以色列人。约克区学校委员会显然同意了批评者的意见，委员会教学董事罗伯‧邓恩(Robert Dunn)表示：“我们不再将《三个愿望》列为银桦奖阅读计划的阅读书目，我们已经审查过该书内容，该书不符合我们的政策，也不适合四到六年级学生阅读。”

以《侏罗纪公园》等蜚声文坛的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赖顿，近日在其个人文学生涯中又添一尊奖座。然而，这次他以近作《恐怖状态》换来的荣誉却与文学无关——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将年度新闻奖授予这部题材敏感的小说，随即引来众说纷纭。     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发言人称：“《恐怖状态》虽然情节虚构，但其中包含着不容置疑的真相。”显然，这番话是就小说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而言的：在克赖顿笔下，所谓“全球变暖”的说法，不仅有危言耸听之嫌，而且究其始作俑者，乃是某些心怀叵测的科学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手炮制的。     这种石破天惊的言论当然引来气象学家的强烈不满——早在本书刚刚出版的2004年，他们就愤而指斥小说中的观点完全脱离实际。他们认定，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矿物对于大气层化学成分的破坏确凿无疑，岂是一本小说能轻易推翻的？对于此次《恐怖状态》的戏剧性获奖，气象学家们再度奋力反击，尖锐地指出：“石油地质学家们喜欢这本书，不过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的产品——石油休戚相关罢了。”     卷入这场争论的不乏政界人士。参议员因霍弗赞扬克赖顿将这个问题推上前台，实在是件好事。在他看来，从这本书里，读者至少能“得到翔实信息”，而这些信息“不仅与科学有关，而且有时候与‘科学’如何被炮制出来有关。”          迈克尔·克赖顿

  《西湖》2006年第1期组织了“文学写作被‘遮蔽’现象十一人谈”。针对文学写作的“被遮蔽”现象，吴玄认为从外部看是被市场和意识形态遮蔽，从内部看，则是被伪名家和伪批评所遮蔽。但那些被遮蔽的写作是否就是真正的文学，这个也很难说。艾伟在发言中说道：“就目前的文学体制——主要是指期刊体制，总体上来说是合理的。我基本上不想这个机制会埋没所谓的‘天才’，也就是说一个写作者，只要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总会被这个机制所认可。在资讯及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认可的作品会在几百年后走红。”

    针对当下的文学期刊，吴玄认为：“但从文学期刊看，似乎除了现实主义，就没有别的文学样式了，但潜在的写作也许比现实主义远为纷繁复杂。现在，任何一个新的写作者身上，都可能流淌着两种文学传统，一种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种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传统，这两种传统不再是对抗性的了，它们完全可以融合，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21世纪的文学。”

邓海南
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