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不才求学于八十年代初期，于中期曾疯狂抵制日\货——其实作为学生又哪里买得起日\货，只不过表达一点愤怒而已——后读书稍多，始知自己行为的蠢笨。我深知，对日本的态度，于稍有思考的中国人来说，是道世界难题。就是在今天，对时常关注日本的我来说，也很难说清对他的看法，爱恨交集到使你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消费者固有权利选择自己喜爱的产品，不因爱国与否，而遭打压，因为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哪里没有真正的自由，哪里就没有真正的祖国。
　　消费的自由是一种不可剥夺的选择自由，任何经由强制来决定你消费与否——如把用日\货者视为汉奸者，必欲除之而后快——都应视为自由的敌人，不管他来自何方。即便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我们也只能劝导别人不买日\货，但绝无强制别人个体选择的权利。没有个人的自由，国家那样的空壳——国家即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自由的个人，这个国家拿来当鸟用——只会徒增对你的高压，使我作为人丧失基本的尊严。现在雅虎香港公司来到我们面前，公然违背世界公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向拥用巨大施暴能力的极权者提供记者师\涛的通信信息，使敢于披露真相的师\涛遭受十年的牢狱之灾，令我十分愤慨。任何对个人自由的伤害，都是不可容忍的，何况还是极权者的政治迫害。
　　有鉴于雅虎与极权者的合谋，开创了打压个人自由空间的恶劣先例，因此我个人承诺，此后不再使用雅虎邮箱，除非有足够理由证明他们已经改正。我出于个人认识，也向朋友们提议，哪怕为了个人的自由与安全，也不再使用雅虎邮箱。否则哪一天你一条不经意的消息，也会使视任何自由声音和公布真相为洪水猛兽的极权政府，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因此而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请朋友们互相转告，不要再发往我的雅虎邮箱，否则不便联络。此前我在雅虎邮箱里的个人信息，以及朋友们的邮件地址及作品，会在近期整理后全部删除。对于由此给朋友们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我的工作邮箱已更换，详见我的博客或文集页眉。
　　今日起，我的雅虎邮箱停止使用。为了争取我该获得的自由，向不义雅虎告别。

最近漫游书店，于最醒目处见余秋雨先生之新作《借我一生》，随手翻阅，首印居然高达40万册。噫，当今之世，还有谁的散文能卖上如此印数？此为余秋雨先生之独享也。据说《借我一生》一书是余秋雨先生最后一次的封笔之作，我辈幸矣，能在有生之年目睹其封笔大作。又据说此书被余秋雨先生命名为“记忆文学“，据说其内容“全部可信“。然“全部可信“本身就不可信，历史本身已经无法完整重现，记忆更是个人的情绪发作。遥想当年余秋雨先生以《文化苦旅》而暴得大名，从此一纸风行海内外，创下“文化大散文“之美名，声势至今不衰。而且带动了坊间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之创作热潮，此又是余秋雨先生之功也。
　　　　
　　然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余秋雨先生成为“文化明星“以后，非议蜂起。先是寻章摘句者指责《文化苦旅》有诸多硬伤，后有少壮派的新锐学者余杰痛骂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忏悔“一说成为知识分子的争论焦点。纵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并不畏惧，而是沉着应战，先是说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站在盗版集团一边，给批评他的“一小撮人“以致命一击。然后与余杰握手对话，澄清自己在“文革“中的笔墨生涯，此招化敌为友，有四两拨千斤之妙。接下来几次宣称“封笔“，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了极其不利的局面，可谓是“任凭它枪林弹雨，我自屹然不动“。谁说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炒作，余秋雨先生可谓深谙此道也。
　　　　
　　许多论者对余秋雨先生的“不忏悔“非常愤怒，但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不忏悔“事实上是一种常态的反应。读读现在的小说，看看现在的影视，关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题材作品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渲染“青春无悔“，化苦难为轻松一笑，化悲剧为言情说爱，化历史为传奇搞笑，这是一种怎样的遗忘呵。曾经在文革中打过人、吃过人的人，高喊着“忘掉过去，面向未来“而神态自若。于是巴金老人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却迟迟没有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不忏悔“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态反应，我们就不能单单指责余秋雨先生个人“不忏悔“的姿态。整体人格的缺陷与专制下的恐惧，我们自身也不能避免。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戏剧方面的专著只是小圈子里的影响）。余秋雨非常聪明，在一个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以《文化苦旅》的写作在文化（历史）的市场推销方面，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按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话就是：“《文化苦旅》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然而仅仅着眼于文化（历史）的散文写作，在余秋雨之前早有人练习过，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余秋雨那种极端的走红。余秋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善于“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与“苦难和甜蜜之间的杂糅“以及“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的包装，正是这几种创作手法的互融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大散文“成功出土的标志，突破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的副刊风格。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余秋雨一方面成就了散文，一方面也降低了散文的可能性与先锋性。
　　　　
　　当代汉语的写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散文的辉煌有赖于写作者自身人格、人性、艺术的全面提升。散文是最开放的写作文体，它的容纳量非常之大，一切打破常规的写作都可以在散文的大旗下生存。在节奏迅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容不迫的慢思，在慢思中达到散文的大美。当小说家将散文写成休闲小品、谈文论艺时，如投枪如匕首般的锋芒渐渐隐去，可能投枪、匕首般的锋芒不合时宜，但真正的写作便是不合时宜的写作，散文应体现出人性的亮度与人心的光泽。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一文里对散文有这样的定义：“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确实如此，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所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从当代散文的整体发展及其走向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并未提供太多的贡献，尽管他比当下任何一位散文作家都要走红。细观余秋雨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

中国有个特点，当主要领导人“重视”某项工作，或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地位走高时，承担这项工作的各级机构及其领导的级别也会“水涨船高”。可能正是上述缘故，从去年开始，公安局长进常委成为一项“工作”，这一做法，看似加强了公安工作，但“事实”又一次“走向了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

本来，公安、检察、法院这所谓的“政法三家”，历来有政法委协调。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历来就是常委。当公安局长也成为常委后，“两常委”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

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同为常委，本为是管理和监督公安部门的政法委，其职能必然被弱化。在中国，官大一级才能“压死人”， 彼此“一般大”后，对政法委书记而言，对公安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然成为理性的选择。去年，我县公安局长进常委后，在年底“群众评部门”中，公安局位列全县各单位倒数第一，想必不会是“个案”。

在中国，常委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管人”，通俗一点就是“管干部”。公安局长进常委后，一方面，对公安系统内的人事权有了更大的“法力”，对公安部门而言，当然是大好，不是小好。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常委，公安局长对检察院、法院的“人事调整”也有了非常重要一票“发言权”。这种状况，必然“压迫”检察院、法院在与公安工作出现矛盾时，采取“妥协”，甚至“投其所好”，从而让本来就不平衡的三者之间关系出现新的“裂缝”。

在当前司法不能“独立”的中国特色国情下，保持公安、检察、法院三者之间权力的制衡，某种程度上，也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当三者之中有一个部门“独大”时，一旦民众遭遇这个部门的不合理侵权，失去制度保护的民众，将只能在漫漫的“上访”途中，去找寻他们的先民千百年来同样找寻的“青天”。

   黑夜给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

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DC段大约是西北─东南流向的，东北岸铺向远方的是华盛顿市区，西南岸展向天际的是连绵起伏的一面大坡。这面坡与丛林茂密的周边大为不同，覆盖它的不是树林被子（植被），而是碑林被子。石碑一般不高，半米左右吧，纵横成行，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便是华盛顿地区著名景点之一，美国国家公墓。

中国没有国家公墓

任何公墓都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公”，公墓不像乱葬岗谁想埋谁埋。那么这片公墓埋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殉国的军人，普通士兵是一块同型号的石碑，将军的墓碑则款式各异，且有些雕饰。据我的一知半解，那里仅有一个例外，就是甘乃迪总统。甘氏墓最与众不同的，是那里有一株不怕风不怕雨、长燃不熄的天然气火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据说是李敖的文章，题曰“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副题为“李敖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开头写道：“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我不敢肯定这是李的文字，其所发的牢骚我也不尽苟同，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确的事实，即中国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国家公墓。八宝山不是。八宝山不屑于国家公墓的身份，长期以来它的大号是“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省去烈士二字，径称革命公墓。革命高于国家，就等于党高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公墓名不副实

早前出地铁八宝山站，发现八宝山又改名了，不叫革命公墓，改称人民公墓了。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司局级以上中共干部的葬所，叫人民公墓不是一种辱没，便是在开玩笑，就像《人民日报》的名与实一直在开玩笑一样。无论八宝山的“性别”怎样变，公也好，母也好，烈士也好，革命也好，人民也好，总之都不是国家，总之中国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墓。

有人可能说：“天安门广场不就是国家公墓吗？那里有毛主席纪念堂，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俨然一个国家公墓嘛。”毛主席纪念堂只不过是一座追随当年苏联时尚的皇帝陵，而纪念碑与墓碑的差别可能跟蜡人与死人的差别一样远。旧时代皇帝们知道自己生前遭人恨，死后索性把自己埋得远远的，省得后人看着心烦。毛的继任者们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毛千秋万代都招人待见，所以哪儿碍眼，哪儿堵心，就放哪儿。

纪念碑糊弄人和鬼

有人会说：“中国军人死得太多，根本不可能个个有下落，并弄来埋掉、立碑。”是的，哀荣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有成本的，谁顾得那么多。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石碑上，仅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吁“遇难者三十万”这几个字，而日本冲绳大战遗址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笔一划吁二十二万战死者的名字，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北韩人、台湾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什么大屠杀纪念碑，简直是糊弄人和鬼。

其实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国家公墓不仅是一个困难的操作，更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公墓？进入国家公墓的资格怎样确定？谁能进谁不能进？这些问题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都很难解决。每年十．一都有不少官方媒体称之为“祖国的生日”，包括中央电视台，意味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根本还没有出生！如此荒谬绝伦的概念，中宣部从未指出过其不适当。这是一个割断历史、只有它最好、一切都是从它开始、共产党是盘古、毛泽东是亚当、贪天之功、恬不知耻、吹牛撒谎、嘴尖皮厚的意识形态。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去年他在福建宁德有一次讲话，讲稿发在互联网上，引起不少争论。

我必须说，温铁军这篇讲话很精彩，好就好在坦率。毕竟，温铁军是学者，学者就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哪怕他是在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他也必须讲出为什么要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的一番道理。换言之，他必须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

众所周知，中共一直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改革。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呢？对此，官方有它的一套说词。只是这套说词纯粹是八股调，空洞无物，别说说服不了民众，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说服不了。这就需要像温铁军这样的学者出来讲话了。我并不是说温铁军的这次讲话是当局安排指派的。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我甚至怀疑温铁军的讲话是否能得到当局的欢迎，说不定还引起当局的某种不满或不安。因为你要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亮出底牌，你就是讲出了当局的难言之隐，你就使当局陷入某种尴尬难堪的境地。只不过事到如今，当局也深知，有些话不讲清楚也不行；自己不好讲，让别人讲出来也行。

在温铁军这篇讲话里，有一段讲得最坦率。他说：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温铁军明白地告诉大家，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

温铁军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所谓加强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腐败，维护腐败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

注意，当温铁军说中国缺乏健康力量，无法搞出良性政治，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腐败的精英集团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温铁军如此坦率，这无疑是值得称许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腐败的精英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吗？不是，都不是。他们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是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腐败）。这就是说，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进民主化改革，由于那时还没有强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国会比较容易地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自由民主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实行自由民主，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当然就更困难得多了。温铁军不是所谓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但是他对当今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我们却相当一致。这真叫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温铁军和我们的一致也仅此而已。他的结论和我们正好相反。温铁军最后的结论是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先前共产党就是因为拒绝自由民主，坚持在所谓一元化领导即一党专政之下进行经济改革，这才导致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产生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面积深度腐败的精英集团，使得今日中国缺乏健康力量而很难走上良性政治，那么，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岂不是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一错到底，一条道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我很难相信温铁军会愿意维护这样一种政权；但是从他这篇讲话里，我实在又引不出另外的结论。

   从20岁时发表第一篇以“反专制”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到40岁的20年间，我一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主义者,包括对波澜壮阔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的评价，不管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我始终认为这次运动的第一要义就是广泛、公开、彻底的全民启蒙，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结局的民主运动，与其说是民主运动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民主运动的开始。但40岁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仅仅启蒙是不够的。简单说，启蒙就是要唤醒人的意识，对人的权利开始自觉，认识到专制的丑恶与不公。包含在这种“启蒙论”中的一个想当然的命题就是：人一旦从臣民觉悟为公民，就一定会以人的姿态反抗强加于自身的专制。自1989以来17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想当然的命题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权利意识可以觉醒，但觉醒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对专制的自动反抗。人还可以继续选择对专制臣服，继续选择对专制顺从，可以继续忍耐专制强加的羞辱和人格摧残。区别在于启蒙之前认为专制的存在是当然的，是必须接受的，因为国家是皇帝的，自己作为臣民，也是皇帝的子民，因而不会觉得被专制是一种羞耻；启蒙之后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被专制，也知道被专制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但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怯懦，不敢以身反抗，争取自己做人的天赋权利，于是把万般羞耻埋藏心底，选择了和启蒙以前同样的生活方式，顶多暗地里大骂几声专制，发泄一下内心的痛苦，平时装出一副并未发蒙的样子。人性是有缺陷的，怯弱就是缺点之一。
    为了说明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十分恶俗的例子，又因为实在太恶俗，发表前我予以删除。现在我又想到这个例子：一个贪婪美色的大骗子对美女说：和我上床吧，我将会给你别墅和汽车。因为骗子总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所以美女就信以为真欣然和他上床，日复一日心甘情愿的接受骗子的百般玩弄，美女每每受不了糟蹋，甚至发现骗子只沉迷美色不谈别墅汽车时，也时有怀疑，但骗子就一会儿整风一会儿反腐一会儿搞先进性教育一会儿换穿一身新衣服，并发誓赌咒说反正他一定会给她别墅和汽车，并说和她上床就是实现别墅汽车的初级阶段，为了别墅汽车这个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理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骗子与美女的游戏，其结果是骗子在未来永远不可能兑现别墅和汽车的伟大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每时每刻实现了对美女肉体的全面占有。皇帝的专制很简单，不用编排一套美丽谎言，直接派太监把美女扛进皇宫就行了，因为天下美女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对皇帝臣民的启蒙，是要告诉她你是独立的个人，与皇帝地位平等，不是他可以随时占有的私产；针对乌托邦专制的的启蒙，无非告诉她：那个家伙是江洋巨骗，他撒下弥天大谎，根本没有能力为你购买汽车别墅，甚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别墅汽车那种玩意儿。
    现在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说。假设我们给这个上当受害的美女启蒙，可能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一是美女觉悟，痛斥骗子嘴脸，奋起反抗，离弃了他，从此不受他的侮辱；二是美女觉悟了，但慑于骗子的淫威不敢反抗，或者害怕失去骗子已经给她的一点现实利益，不想反抗，甘心继续接受骗子的侮辱；三是美女振振有词，认为你别有用心，成心搅和，或者认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误以为人家是骗子，其实人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别墅汽车，因为人家每次说买别墅汽车时，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只是暂时遇到经济困难无法立即兑现而已……
    第一种情形就不用说了，第三种情形其实没什么话可说了，我有话想说的，应该是第二种。对于第二种情形，重要的已经不是启蒙了。我相信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再需要启蒙。因为认识到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同样丑恶、凶残、罪恶的本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20多年之前，我以弱冠之年就能够透过专制机器动用一切手段——从歪曲历史教科书到动用所有媒体为自己化装美容，从体制安排上的滴水不漏到利益安排上的分层诱惑、从不遗余力的谎言欺骗到野蛮无耻的暴力恐吓——所编织的面纱和铁幕，清晰认识到乌托邦专制的本质。时移事易，20多年过去，期间又经历1989全民运动的广泛启蒙，我不再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需要启蒙，我甚至不再相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也需要启蒙。
    我想质问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犬儒化，或堕落为乌托邦专制的合作者，或被利益收买成为乌托邦专制的顺从者，或者被乌托邦专制的高压恐惧所震慑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的作用、目的和意义何在？已经觉悟的知识群体可以犬儒化，难道经过启蒙的民众就不能步其后尘也犬儒化？知识阶层在专制面前可以丧失反抗的勇气，难道觉悟的民众就一定会勇敢面对？知识阶层可以日复一日忍耐专制强加的种种屈辱，甘愿道德沦丧，难道在觉悟后的民众身上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道德的贫困？监狱的高墙、电网、黑暗囚室、十八般戒具让知识分子两股战战恐惧莫名，难道觉悟后的民众就不会感到同样的恐惧？或者，我想发出更加极端甚至恶意的质问：难道启蒙民众的目的就在于让民众代替知识分子走在反抗专制的前线，为知识分子抵挡子弹？代替知识分子在菜市口慷慨赴死引刀成快？如果这确实是启蒙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卑鄙的启蒙？我们为什么在接受了专制强加的羞辱之后还要再接受自身卑鄙所带来的再次羞辱？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勇气，不是从知识上获得觉悟而是从道德上得到救赎，如果需要启蒙，那也应该是道德启蒙而不是知识启蒙，是对自身启蒙而不是去启蒙民众。其实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道德担当和反抗勇气，才是对民众最好、也最有效的的启蒙方式。
    例如专制机器把持所有媒体、钳制言论自由不是从《冰点周刊》勒令停刊开始，也不是从整肃《公益时报》开始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强力压制、扼杀、摧残着一切有言论自由倾向的媒体和行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冰点周刊》事件、《公益时报》事件在不停的、连续的上演着。但这一次，《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和《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在挨打之后叫疼，公开对打人者表示不满，以哭闹的方式进行适度反抗，才将事情闹大，摊到了桌面上，最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强烈、持续的抗议声浪。李大同和陈杰人两位先生是勇敢的，至少他们在1990年代以来，首开了媒体人公开反抗的先例，捍卫了媒体人的尊严，他们不肯沉默，以挨打喊疼的特殊方式表示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朋友任不寐有言：“专制是对一个内心怯弱的民族的惩罚”。一个不敢公开反抗专制的民族，只得接受被专制的命运。但愿李大同和陈杰人身上的反抗精神能够给人们这样的启示：知识分子对专制的忍耐如果不比专制更可耻，至少是与专制同样可耻的！

以下是英国和美国主要报刊杂志的中英文名称翻译对照以及他们的简单介绍。对提高大家的阅读能力会很有帮助的，经过